作者：冯昭奎  来源：《当代世界》2016年02期

　　从战略高度审视中日间不断发生的具体问题时，既要立足于原则立场一一加以应对，同时也要把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看作一个大系统，深入思考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这个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和紊乱。

　　正如一位罹患胃炎的患者，多年服用胃药总不见好，后经一位高明大夫诊断，被告知胃病虽发生在胃，但其实是身体系统出了问题。

　　病因主要在于系统问题，药物却仅仅作用于系统的一个部位，因此完全靠吃胃药既不能纠正系统紊乱，也无法治好胃病。根据大夫诊断，是长期睡眠不好才导致患者整个身体系统发生了紊乱。在大夫建议下，患者在服用胃药时，想方设法解决睡眠问题，结果慢性胃炎也随之治愈了。

　　笔者以为，在一一应对中日关系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时，是否也需要着眼于世界大局，思考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和紊乱;是否也需要改变习惯性的行动模式，探讨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探索能够应对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的外交创新呢?

　　1中日美关系的系统扭曲与紊乱

　　那么，当今中日乃至中日美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呢?根据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世界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世界领导者脱颖于全球性战争，海权是世界领导者的必备条件。

　　自15世纪以来，世界体系中反复出现过三种主要角色：领导者、挑战者、支持者国家群。在此，可以暂且将领导者称之为A，将挑战者称之为B，将支持者国家群称之为C。

　　所谓的历史性规律就是，B挑战A，A和B两败俱伤，其结果是最终取代领导者A(或虽未能取代领导者但也获利颇丰和借机崛起)的并非挑战者B，而是支持者国家群C当中的领头羊。

　　这一历史性规律为大家所熟知。那么，它与当今中日关系究竟存在什么联系?这需要回顾中日复交以来大国关系的历史演进。

　　20世纪70-90年代初，大国关系的系统脉络比较清楚：美国是领导者，苏联是挑战者，日、英等西方国家构成支持者国家群，中国为了集中力量应对苏联的威胁，推行“一条线”外交战略，实际上也同日本等美国的“支持者国家群”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形成了美国是A、苏联是B、中国加入C行列的、比较清晰的大国关系形态。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联解体大大削弱了自身实力，导致B不再具有挑战A的力量。而随着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逐渐取代苏联被美国视为挑战者，即中国被动地成了挑战者B。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并无意取代苏联成为对领导者A的新挑战

　　不过，由于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战略重点转向中东，致使中国被视为挑战者的时间推迟了。直到十年后，恰逢中国GDP超过日本的2010年，一个取代“旧ABC三角”的“新ABC三角”日益明确成形，这就是美国是A，中国是B，日本及美国的其他西方盟国乃至少数东南亚国家是C。

　　显然，这种国际关系形态存在严重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因为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图，中国无意成为新的挑战者B。

　　然而，在美国看来，不管中国有无挑战它的意图，只要有挑战它的能力，就要把中国定格在B的位置。即便中国在南海扩建岛屿这样的正当行为，也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战略的底线–海洋霸权的“挑战”。

　　因此，在中、美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对美支持者国家群之间形成的“新ABC三角”，就成了一个扭曲和紊乱的系统。因为中国是被动地被视为挑战者B的。

　　在这个新的ABC三角中，日本墨守数百年大国兴衰的历史教条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领导者、挑战者和支持者国家群这样的三角关系，挑战者最吃亏，支持者最得利。通过吸取这种“历史经验”，日本积极充当对现今世界“领导者”即美国的“支持者”角色，与美国一起遏制被视作“挑战者”的中国的崛起。

　　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发生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长期推动中日友好的社会党越来越失去支持者并在选举中连连败北，其在政党政治中的版图不断萎缩，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后，现已成为日本国会中最小政党之一。

　　而保守右倾的自民党经过一个时期的分崩离析后又重整旗鼓，再度成为日本国会中的最大政党。这表明国际关系的系统性变化也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系统性变化：左降右升，左右失衡，政治右倾化日趋严重。

　　比较旧ABC三角与新ABC三角下的中日关系，可以发现，在旧ABC三角下，尽管中日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争端，但这些问题都没有激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历史问题来看，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此后他没有再去参拜，1986年中方依然按计划邀请中曾根访华;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的一些大臣只要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就会被轰下台;1995年村山首相发表了真诚反省历史的“村山谈话”。从领土问题上看，钓鱼岛争端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被搁置的，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故。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先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到2010年9月又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

　　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安倍的“带头作用”下，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成为一股强大逆流，不断挑战东亚邻国民众的历史情感。由于现实利益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交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达到了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危险境地。

　　确实，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是日本政府挑起的，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前十年，除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外，同样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没有导致中日关系出现高度紧张甚至对抗的局面，而在2010年以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却迅速升温，在国际社会中甚至出现了“中日两国即使明天开战也不奇怪”的言论?

　　这不能不令人思考在中日间这些具体问题背后大国关系的系统变异，即在旧ABC三角下，中日间固有矛盾表现得比较缓和;而在新ABC三角下，中日间固有矛盾却表现得异常尖锐。

　　当然，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是领土问题，这些具体问题都各有自身逻辑。但我们不能低估国际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对具体问题造成的深刻影响

　　其中特别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的严重失衡–从“近似正三角形”转向“不等边三角形”又转向“极不等边三角形”(从日本方面看，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极不平衡，“傍美”与“疏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国际关系的系统性扭曲与紊乱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具体问题的应对，必须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努力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以便促使中日间的固有矛盾趋向缓和;通过推动中日在政党层面、民间层面、地方层面等的接触和交往，改善两国间的外交氛围，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

　　通过管控分歧、缓解中日关系紧张，削弱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历史、领土等)对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阻碍作用。

　　2匡正中日美关系系统扭曲与紊乱的战略导向

　　如何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这当然是一项中日美等国的“共同工作”，问题是如何促使日美等国有意愿与中国“共同工作”。

　　在此可引用刘亚洲同志在《当代世界》杂志2015年第10期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笔者认为，刘亚洲同志这段话讲得很深刻，不仅适用于中日关系，也适用于中美关系。

　　换句话说，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中日关系是具有“中日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是具有“中美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

　　中日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

　　对外，是竞争各方为实现各自大战略目标而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争取可能达到的最于己有利的战略地位的竞争;对内，是竞争各方通过深化改革、克服自身发展瓶颈、短板和难题，增强各自软硬实力的竞赛。

　　既然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我们就必须对战略层面的竞争与战术层面的竞争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战略层面竞争高于战术层面竞争的态势。

　　2016年上半年，在对日外交方面，需要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部门加强协调，使所有对日行动尽量围绕如何不让安倍在7月份参议院选举中得分这个题目做文章。

　　与此同时，必须对紧急性问题与长期性问题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不要因为长期性问题而影响紧急性问题解决的警醒，例如中日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很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防止中日擦枪走火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我们不要因为历史认知分歧而影响危机管控问题的解决。

　　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或可能变得更加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首先中国自己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要走得更稳，同时在面对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特别要注意稳住日本，促使其少添乱，防止其干扰甚至再次打断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换句话说，中日、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双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的竞赛。

　　中国只有在与美日等国的战略竞争中“走得更稳”，“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既加强硬实力也加强软实力，言行一致地通过坚持“和平崛起”实际行动的不断积累，在“非常容易令人动气”的国际关系领域防止因为“动气”和“发怒”而仓促出牌(这样做往往会吃亏)，防止因为动气、愤怒和仇恨而诱发战略误判。

　　对“核心利益”需要分级别，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区分“最高或一级核心利益”和“二级核心利益”，并且需要谨慎防止后者因前者而被牺牲或忽视。

　　与此同时，要竭力防止我国对外政策被部分民众的情绪化倾向所裹挟，将网上相关言论引领到符合我国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向上来;注意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防止“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

　　中国要坚持推行真正立足于国家利益、立足于习主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外交政策，同美日等国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竞争”，与美国共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本文的语境中，就是要促使真正确认和坐实“中国不当B、美国不把中国当作B”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共识和互信的基础。把真正确立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百年目标、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中国还要兼顾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同美日在应对朝核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通过中美、中日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增强两国的相互联系和纽带。这种稳健的战略努力过程本身即是促使日美等国加入到不断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系统扭曲和紊乱的“共同工作”中来的“中国功课”。

　　美国有一份战略报告曾经指出，所谓美日同盟的实质就是不让日本为中国所用而为美国所用。这说明日本这个国家无论在国民精神和素质方面还是在战略位置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用处”。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就非常注意要防止日本靠拢中国并为中国所用。因此，早在1951年美国就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以保证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防波堤”、不为中国所用而为美国专用。

　　然而，中国领导人通过高超的外交艺术，促使日本领导人勇敢地越过美国设下的不准接近中国的“雷区”，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但是美国已在中日间埋下了如今看来对破坏中日关系十分奏效的钓鱼岛问题这颗“地雷”，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用”了日本很多东西，包括吸取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教训、导入日本的日元贷款等政府开发援助、吸收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等。

　　可以说，当年中国“用”日本用得很成功，人们只要深入科研与生产第一线，就会切实感受到“利用”日本的实际意义。这也表明，日本问题研究者不能只是坐在书斋里作文，或聚在会场中议论，而应该也要深入到生产、贸易与科技革命的第一线，使自己的认识和研究能更好地切合实际。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利用”主要是在“旧ABC三角”下才得以实现的。随着“旧ABC三角”被“新ABC三角”所取代，中国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收缩，美国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扩大。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日本对中国已经“没有用处”了。这些研究者似乎不甚了解为什么科技比中国先进的美国还在加紧利用日本，也不甚了解为什么2014年日本的技术出口为368.3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的技术出口只有6.76亿美元，居世界第21位，日本的技术出口相当于中国的54.4倍。

　　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源泉，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即使在扭曲的“新ABC三角”下，也仍然要坚持“旧ABC三角”下成功地推行牵制加利用的对日方针。

　　与此同时，日本问题研究者也应该立足于国家发展的实际，深刻认识国家利益之所在，真正为中国的对日方略和政策开展建设性的、“知己知彼”的献计献策。

来源时间：2016/2/22   发布时间：2016/2/21

旧文章ID：9199

作者：刘江永  来源：人民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1期发表《论美国在钓鱼岛争议中偏袒日本的背景和原因》(全文约2.9万字)。刘江永认为，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认知争议，是目前中日关系改善的一大障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对日本具有较大影响。迄今美国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但又把钓鱼岛管辖权说成属于日本。2010年以来美国多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这使安倍内阁更加有恃无恐，局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美国在钓鱼岛争议中偏袒日本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甲午战争中曾偏袒日本;二战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往往无视史实，重要决策大多建立在知识性错误基础之上;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主要从地缘政治与权力均衡角度考虑本国战略利益;美国至今仍把黄尾屿和赤尾屿作为射击靶场而不肯撒手;日美之间的相互利用也不容忽视。美国与其在钓鱼岛问题偏袒日本，导致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不如加强中美对话，促进中日对话。中国也应更加重视钓鱼岛问题的研究与宣介。

　　刘江永在文章中指出，钓鱼岛问题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窃占中国领土造成的，本应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归还中国。但因二战后美国介入，特别是1971年美国擅自把钓鱼岛管辖权划归日本，钓鱼岛主权归属成为中日两国之间争执不下的一道难题。

　　2010年以来，美国虽然没有改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原有立场，但实际上更加偏袒日本。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在2014年4月首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这使得安倍晋三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更为有恃无恐。同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在与那国岛建立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设施。2015年4月奥巴马总统再度做出同样表态后，11月日本防卫省又决定在距钓鱼岛最近的石垣岛部署500名陆上自卫队员。这分明是针对中国，实现冲绳西南岛屿的要塞化和东海的军事化。2016年日本实施“新安保法”后，很可能派遣海上自卫队军舰进入钓鱼岛领海，并牵动美国介入。这些将对中日关系、中美日关系及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历史上帝国主义的偏见与现实中实用主义的错乱

　　尽管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相互厮杀，但美国政府对日本窃占中国钓鱼岛的历史批判却从未有所闻。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在近代，美国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曾经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通过与西班牙的战争殖民统治菲律宾。造成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1874年日本首次入侵台湾及吞并琉球国。本文仅从美国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到二战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偏听偏信日方不实之词，论大是大非并以史为鉴。

　　1.美国对甲午战争的态度，是其偏袒日本的历史根源之一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议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产物，而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的历史根源又可追溯到其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2.美决策者被错误情报误导，擅自把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交给日本

　　美国冷战时期占领琉球，1971年擅自把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交给日本，内部虽有不同主张，但决策者系被错误情报误导。正确的情报是正确决策的第一个纽扣，第一个纽扣如果扣错再不加以纠正，决策就可能一错到底。

　　3.美国会调查机构对钓鱼岛纷争提出的研究报告违反史实和法理

　　直到1996年中日钓鱼岛纷争再起时，美国国会调查机构专门就钓鱼岛问题提出的研究报告仍严重违反史实和法理，必定产生不良影响。该报告题为《尖阁(钓鱼)列岛争端：美国的法律关系与责任》，作者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外交与防务资料室亚太事务专家拉里·尼克斯。报告对某些关键事实的描述出现极其严重的错误，也会对当时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策选择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地缘政治学与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左右美国决策

　　从1971年尼克松政府到2015年奥巴马政府，地缘政治学与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这一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一直是美国外交战略决策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点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美国决策者对需要“平衡”的地缘战略对手的判断。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与政策也是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延长线上的产物。这不仅制造了战后的中日钓鱼岛之争，而且必然加剧当前和未来局势的紧张。

　　1.尼克松政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特定立场，却把管辖权擅自交给日本

　　这一现象看似矛盾，但从美国的权力均衡政策看则未必。因为权力均衡就是要造成所有对手相互制约而对己最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基辛格指出，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中苏可能爆发战争时的战略抉择，优先考虑的是地缘政治问题。尼克松表示，如果中国在中苏战争中“崩溃”，将违反美国国家利益。当时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尼克松从地缘政治学和权力均衡角度考虑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尼克松总统一上任就认为，中国对苏联的不安对美国来说是极大的机会。

　　2.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中美日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需求消失，美国便开始调整对华战略，制裁 “人权外交”的攻势不断。美国同时认定日本是经济方面的最大威胁，美日贸易摩擦也搅得日本心烦。这些因素同时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微妙影响。

　　3.日本民主党在美国压力和推动下领导层易人，在钓鱼岛问题上越发蛮干

　　2009年日本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鸠山由纪夫内阁为兑现竞选承诺而要求美国重新谈判冲绳基地搬迁问题。鸠山首相的政治盟友小泽一郎2009年12月率大型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令美国开始担心中日越走越近，排挤美国在东亚的主宰地位。于是，美国一方面利用日本国内政治矛盾，对鸠山内阁施加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开始着力在钓鱼岛问题上利用中日矛盾，怂恿日本挑战中国。

　　4.日美对中国崛起产生战略不安，钓鱼岛被纳入《日美安全条约》适用范围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战略不安感。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1971年擅自决定把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已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如今，美国又向日本承诺协防钓鱼岛，不能不说是错上加错。美国把自己认为“主权未定”的这些岛屿等同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定义的“日本管辖下的领土”并提供军事保护，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更加严重的侵犯。但这既不可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和法律地位，也不可能改变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决心。

　　美国在黄尾屿、赤尾屿非法设立靶场及中日立场

　　迄今，一般认为，钓鱼岛是中日之间的领土争议问题，这没有错，但实际上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不是纯粹的所谓“局外人”。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黄尾屿、赤尾屿非法设立军演靶场，至今并未宣布放弃，但又不得不谨慎行事，事实上终止使用。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不彻底放下这个有损中美关系的历史性错误的包袱，今后恐怕难免使美国驻军成为日本右翼冒险政客对抗中国的“人质”。

　　1.海峡两岸都认为黄尾屿和赤尾屿属于中国领土，但在美设立靶场问题上立场不同

　　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最忌讳中日两国走得太近，而钓鱼岛问题恰恰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日接近过程中埋下的一个隐患。当然，美国处于同样的利益权衡，也不愿被中日两国的领土矛盾卷入战争冲突。说穿了，美国偏袒日本并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统治者认定的美国的东亚及全球战略利益。

　　2.日本政府“购岛”未含黄尾屿和赤尾屿，以“现实利益”拴住美国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曾讨论，如何针对登上黄尾屿的人根据禁止擅闯美军管理场所的《伴随日美地位协定附属刑事特别法》及禁止非法入侵的轻微犯罪法处理问题。日方认为，“为防止登陆，维持在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的安定管理，需要标识”，并私下向美方试探可否在黄尾屿设置美军管理之下的标识，即进行射击训练的靶标。

　　3.中国一贯反对日美损害钓鱼岛主权的任何言行

　　钓鱼岛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窃占而必须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归还中国的一些无人岛，根本不是日本的领土，连美国至今都没有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因此，日本假设中国会武力夺取钓鱼岛而要求美国与日本共同针对中国作战，完全没有任何法理依据。

　　美国与其在钓鱼岛问题偏袒日本，不如促进深入对话

　　中国无意也无须对本国的无人岛发动武力攻击，因而日本拉拢美国在军事上干预钓鱼岛根本不具备任何前提。即便美国企图与日本相互利用，形成威慑中国的战略态势，但是根据《美日安全条约》本身，美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针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抗不如对话。

　　这种对话应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关于钓鱼岛归属真相的深入对话，彻底澄清是非;二是关于建立钓鱼岛相关海域的危机防控机制的对话;三是关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对话，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取代地缘政治与权利均衡的小算盘，从根本上探讨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新思路，避免更大危机和战略风险。

　　1.美国为主宰东亚秩序而把钓鱼岛问题作为牵制中日接近的战略支点须承担风险

　　二战后，美国为主宰东亚国际秩序而把钓鱼岛问题作为牵制中日两国过于接近的一个战略支点。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偏偏在2009年以后开始就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逐步提高表态的层级。美国的立场使日本政府内的强硬派受到鼓舞，更加有恃无恐，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日本一些人似乎觉得时机已到，企图利用和借助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联手对中国施压。

　　2.美国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动用钓鱼岛支点的背景发生变化

　　从战略全局看，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继续拉美国对抗中国，制造紧张局势，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以及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在北京举行APEC会议期间，中美首脑会谈进一步确认双方将继续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下半年以来，安倍晋三首相也把对华政策的短期目标设定为在APEC会议期间实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晤，并积极配合美国与“伊斯兰国”较量，对俄罗斯进行制裁。2014年末日本大选结果显示，右翼反华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已开始受到日本选民的唾弃。2010年以来煽动日本国民捐款“购岛”的石原慎太郎、组织右翼团体擅自闯岛的田母神俊雄等人在选举中纷纷落选。2015年反对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的民众运动声势浩大，不容小视。这反映出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开始受到日本国民的抵制。

　　3.中日领导人在北京APEC会议实现会晤，有意愿通过对话防止局势恶化

　　2014年11月10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实现了会晤，尽管中日双方解释不同，但双方都有意愿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2015年1月12日，中日两国防务部门在东京举行了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双方达成了四个方面的共识。1月22日，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进行第三轮磋商。这是中日之间涉及东海防务、执法、油气、科考、渔业等各部门的综合性政策磋商沟通机制。同年12月7日在中国厦门市举行的第四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又达成七项共识。虽然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日本政府仍不愿把钓鱼岛及相关海域纳入中日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的范围之内，尽管如此，中日两国政府上述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应得到鼓励。

　　通向未来出路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的原因，除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计算以外，很重要的是美国在相关问题的历史事实与法理认知方面存在严重的知识性错误，并且长期没有得到纠正。

　　二战后，特别是中国海峡两岸分裂后，中美之间就钓鱼岛归属问题的沟通不足也是其原因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以来，尽管在中美、中日之间人文交流项目、政策对话交流频繁，但迄今无论是中日之间或中美之间，都缺乏有关钓鱼岛归属问题高质量的、充分展开的专家对话。这很容易导致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误判，并直接影响中美日三国关系，甚至可能最终要为此而付出难以估量的巨大代价。

　　导致正确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严重不足，而一旦某一方作出错误决策，都可能制造新的矛盾，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因此，要克服这一问题，关键之一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与是非曲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卸任后比较重视同中方交往。2013年他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议上，曾就钓鱼岛问题询问笔者，日本人登岛开发是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这说明，美国一些重要的政策智囊过去对钓鱼岛归属的真相和细节未必了解，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解事实真相与关键细节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各方涉外人员及相关学者、媒体工作者，对钓鱼岛列岛的历史与法理依据有真正详细的了解，切实提高交流水平。

　　在交流中，笔者感到，尽管日方有许多误解和偏见，但通过有针对性地摆事实讲道理，可以产生较好的沟通效果，而美国人更倾向于重视事实。因此，中美之间就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事实进行必要的人文交流，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决策的关键一环。作为中国学者，应责无旁贷地加倍努力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促成这方面的高质量交流。

　　在涉及钓鱼岛问题的对美外交方面，中国政府针对美国有损于中国领土主权的言行作出及时而明确的表态是极其重要的。尽管中国真诚地希望同美国、日本保持良好和稳定的关系，但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任何模糊或迟疑，都可能在客观上给对方发出错误信息，反而会不利于中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尽管领土争议未必能马上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但外交声明表态本身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法律意义不容低估。

　　为实现和维护中日两国及东亚的可持续安全，今后即使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难以解决，中日两国至少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首先确认任何一方不得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问题，美日应同时宣布不再将钓鱼岛作为任何国家的射击靶场或安全条约的适用对象。遗憾的是，美日现在还未出现有勇气的政治家。今后，中美两国元首可以就此进行磋商，中日两国也可积极努力。中美日三国若能达成这样的“一揽子协议”，便可避免钓鱼岛争议成为中美日之间战争与冲突的诱因。这对于21世纪中美日新型三角关系的建立，以及东亚乃至世界和平，都将是一个积极的重要贡献。

来源时间：2016/2/22   发布时间：201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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