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殷弘，徐进  来源：《紫光阁》

　　南海争议早已有之，但南海问题大凸显，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很大的问题，有其近年来复杂的国际背景。第一是美国在广义的东亚(大致为东北亚、东南亚和相关的主要的海洋地区即东海、黄海、南海和西太平洋，甚至再延展到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对华战略和外交方向，第二是个别东南亚国家与之相关的躁动。

　　美国钳制挤压中国的用意

　　从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主要从2010年初到现在，在狭义的战略意义上，即首先与军事有关的意义上，美国对华基本战略方向已经历史性地落定，那就是钳制和“锁闭”一个中远程军力很可能强劲崛起的中国。同一个时期里，在本区域地缘政治意义上，美国主要围绕中国的基本外交方向，或者说它的东亚太平洋外交方向，也已经历史性地落定，根本内涵是与一个在东亚可能获得经久的外交影响优势的中国加紧竞争，并且减小其影响。换句话说，美国认为面对中国在东亚很可能获得总的外交优势的形势，立意加紧竞争，力图缩小中国在区域外交影响方面的阵地。战略上总的来说，是在美国力所能及的历史时期内，只允许中国有沿中国海岸外的很狭窄的海区战略空间，并尽一切可能施行“锁闭”，同时稳步施加压力，间或时局紧张的时候通过各种方式行使或明示或隐含的威慑，一般的时候则“温文尔雅”但坚定持续地作战略挤压。外交方面，奥巴马政府非常积极、很有干劲和大为灵巧地在广义的东亚作对华外交竞争，既在双边领域中，也在多边框架内。

　　2010年在河内，趁着越南——海权意识在东南亚半岛诸国中间特别敏锐和就南海问题的对华争端特别广泛的国家——先与中国闹腾的局势，美国政府由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猛然抛出一项前所未有的新的大政策，即针对中国，要求南海争端当事国通过由美国参与的多边框架处理争端，并且经过多边谈判解决争端;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动了对南海问题的战略性的密集关注，不仅一直到现在，还会继续到较远的未来。这个是很重大的事件和动态。在个别东南亚国家看来，这等于是有了一项重大的“背书”，只要就南海岛屿和相关水域与中国吵闹、对立和争夺，就很有可能获得美国的同情、相当程度的外交声援和种种形式的战略奖赏，甚或有可能获得美国的间接军事支持。反过来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不时躁动和对南海岛屿及相关水域的蚕食侵占，给美国提供了争取挤压和“锁闭”中国、增加中国对外关系困难、缩减中国东亚影响的一个“历史性机会”。这机会并非由美国创造，而是当地国家客观上提供的，美国可加以战略性地大肆利用。

　　个别国家躁动的原因

　　除美国因素外，若干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所以躁动，主要出自一系列多样和复杂的背景：如防范中国背景、资源追求背景、国内政治背景、国际海洋法背景、战略评估或揣测背景。

　　大众政治发展是本区域普遍现象，政治领导人处理对外关系越来越眼盯着国内民望。菲律宾的阿基诺三世所以敢于挑战黄岩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的国内民望和选票，出自国内政治背景。他在这一轮对华较量中显然已经输了，但菲律宾公众大概大多仍认为他们的总统还是条“汉子”。菲律宾本来就大大弱于中国，但是仍然敢与中国缠闹，制造严重事端，因而阿基诺三世即使这轮输了大概也不会在国内政治中净失分。

　　还有海洋法背景。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因而要遵守这项国际法;然而，当事国经常拿经他们一己解释的海洋法说事，而且已经将此当作与中国争辩和争取国际同情的主要基点和论据。

　　此外，还有战略评估或揣测方面的背景。评估或揣测也许中国好对付，也许中国无论如何不会动武，因为中国多年来不断重申和平发展，不断主张搁置争议。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忧中国日益强大，现在不趁着中国暂时出现的外交困难喧闹一阵，则很可能以后机会渐消。同时，也揣摩让中国“得寸进尺”或许后患无穷。

　　美国“灵巧权势”与中国如何应对

　　与此同时还要强调一点，美国有“灵巧权势”(smart power)。灵巧权势，关键是灵巧，即发现机会和积极利用机会;利用机会但不过分，是有节制地利用。美国既积极又有节制地鼓励和支持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大肆争执和对立的个别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美国的有关乐章由两部分组成，是“两面协奏曲”;先奏前一部分即鼓励和支持，接着奏后一部分即施加节制，如此周而复始。什么是节制?保持令中国处于大的但低烈度的困难和麻烦之中，不允许紧张被升级为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和半盟国)之间的重大军事冲突，因为那有将美国卷入与中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或者可能增强中国的区域军事权势或影响，并且损害美国在所有国家那里的战略可信性。如果把中国弄得大为上火，真要动武，而美国去干涉的话，那么对美国很重要的中美关系将大受伤害，且将严重冲击“奥巴马主义”——决不为非核心利益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时候派美国兵去海外打仗——所表述的美国的一项“战略底线”。然而，如果美国不去干涉，那么美国在其盟国和战略伙伴那里的可信性将大受损伤。假如考验到来的时候就溜号，那么连日本都会变心。所以，在华盛顿看来，制造在当前和可预见的一段东亚某些国家与中国缠闹的未来，但决不能因南海问题而爆发大面积高烈度的军事冲突，因而要有节制。这样一来，美国确实对东南亚国家有积极的鼓励和支持，但同时它们也确实是有节制的。这如同美国演协奏曲，协奏曲有部分是弹高调的乐曲，在另一段时间，就会转弹另外一部分低沉的乐曲。

　　南海争议大凸显还有另外一些近年来复杂的国际背景，那就是美国有“软招”，中国有“刚性”。美国的“软招”是指美国政府要软硬兼施，以便“搞定”一个强劲崛起的中国，这是美国对华基本战略和基本策略的总体。这里的“硬”指的是上面说的钳制、“锁闭”、挤压、威慑和竞争，“软”则是协调、局部退步、口惠、吹捧、哄骗等等，争取在硬措施的配合下借以时日将中国“搞定”，图谋使中国逐渐地在大方面、大问题和大方向上大体而言跟着美国，总的来说就是要服从美国的领导和根本意愿。

　　要清醒地认识到曾经在中国国内出现的一种不理智倾向，即期望华盛顿包容中国的第二大国地位，甚至为之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包括对中国的利益和荣誉来说的一切预期裨益)，同时希望从中国自身大大增强了的力量导致的实力地位出发，也从与美国之间显赫的、首席两大国的关系出发，能够较严厉和更容易地处置周边的一批麻烦制造者。简言之，希望或幻想北京和华盛顿“共治”或“共同管理”东亚。那么，至少中国给予东亚邻国和与他们关系的注意力减损，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被给予压倒性优先的时候，当它占去忙于国内事务的中国领导可用于对外政策的大部分有限时间的时候。这可以说多少正中了美国的下怀。此外，美国的“软招”还包括对中国部分公众之不满政府对东亚邻国的温和态势“坐享其成”。

　　南海争议至关重要，只争朝夕地争取和增进中国在南海实际的主权存在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有比南海问题更大得多的总体战略环境和战略任务。南海问题本身很重要，同时它又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南海问题，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之中去考虑，去处理。中美关系状况这几年的风波和负面动荡很大部分出于周边的半岛问题、日本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等。争取将中国家门口的事情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搞得好些，即使假如世界上没有美国存在也该如此。立足中国战略大局，妥善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最终迫使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亚洲地位和作为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

　　因此，需要国内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大局，是同样重要的。要增进国内共识，增进国内团结，增进人民群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同时要防止我们周边环境和对外环境过度不良。仅仅为了激励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地谋求科学发展，国家也须在适当的时候坚决和有节制地反击外国放肆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同时，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必须坚持对外政策的独立的主导权并慎重处理对外关系问题。

　　就中国与邻国的海权争端，多年来中国政府主张搁置争议。从大道理说，搁置争议是必需的。但是让我们把精力老是集中在解决不了的争端上去对抗和冲突也是不可取的。然而，那时也难以料到争端会发展得那么广泛、频繁和尖锐，给中国造成这么大的困难。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将太久地承受这太烦、太频甚或太重的负担，是不可行的。因而，在南海问题上要进行坚决斗争、增进主权存在和努力控制紧张的同时，需要开始有一个思想准备或战略想象准备，即不管条件多困难，具体措施多复杂，仍要在可能情况下争取较早地解决，即最后签署一些双边条约解决。这很难很复杂，但是如果想想中国现在多大麻烦，南海问题不时闹、不时发作又不能“想出手时就出手”，20年、30年乃至50年下去也很不合算，因而要争取加速解决。

　　无论如何，就此有一条基本原则应该非常明确，而且必须持久坚持，那就是领土谈判历来总是当事国的双边谈判，未来也须是双边谈判。世界史上，至少现代史上，只有一种关于解决领土问题的多边谈判，就是在正式结束重大的联盟战争的战后和会上解决战败国的有关领土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就南海问题有重要的对话，讨论和再讨论酝酿和拟订南海行为准则。但是，这不是旨在解决领土争端的谈判，领土谈判只能是双边的。多边对话为最终双边谈判领土争端准备某些条件，但是最后阶段解决领土争端的还是双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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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南方都市报》

　　中菲在黄岩岛以及附近水域将近四十天的对峙，在两国军事、外交、舆论轮番喊话之后。5月14日中国农业部一纸例行休渔令，争端有所缓和。南海问题再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喧闹声中，南海问题非但没有明晰，反而更为模糊。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未来的发展注定是要更多地走向海洋，南海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备受关注，都因于此。那么南海问题是怎么来的?黄岩岛海域到底属于哪种争端，中国究竟应该如何确保自己的海洋权利，保证渔民利益，获取海洋油气收益?本报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举办蓟门决策论坛，就南海问题进行了相关研讨。

　　从广义东亚看南海问题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南海问题早就有，但从2010年开始不断凸显。历史大背景我们都清楚，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两年南海如此多事?这就要考察一下这两年东亚地区变化，我这里讲的东亚是广义东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东北亚和东南亚部分区域，主要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特定区域，还包括西太平洋。从广义东亚看南海问题，首先就要看美国在这一区域对华的外交战略。

　　要谈美国对华战略方向，涉及军事，外交，地缘战略多个方面。但是毫无疑问，美国的基本战略方向的确定是有历史性的。美国在广义东亚，也就是整个亚太的外交，就是在区域能争取朋友，争取比美国更接近狭义东亚核心区域的朋友。特别从2009开始，美国这一外交攻势非常明显，就是在亚太赢得更大的外交影响，减少中国外交在亚太的影响。

　　通常的说法，美国战略上遏制中国，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有夸大嫌疑，但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看，美国又不仅仅是遏制。美国很重视我们的关系，往往美国在战略上跟中国有退让，有互相妥协，总的来说是文雅的、慢条斯理的，但是它的战略目的是非常明确和坚定，且毫不退让的。

　　美国在亚太区域外交的活跃，在奥巴马上台以后，推行东亚多边主义之后非常明显。国务卿希拉里穿梭往来，凸显一种积极有为、灵巧的外交竞争，或则说是Sm artdiplom itic的运用。2010年希拉里在河内发表了突破性的演讲，说南海问题需要中国和多边国家共同协议解决，美国是其中的一方，这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大战略。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是双边，美国和南海其他国家再和北京，构成了多边。这就掀起了南海最近一轮的躁动不安。周边国家年最近持续反复地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闹事，背后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这是为什么近几年南海多事的具体原因。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美国可以这么做。美国推行Smart diplomitic，推行巧外交，确实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美国能这么做，也是因为中国给了美国这样的机会。首先中国崛起，海军力量在不断加强，周边各国开始外交上防范中国。同时资源问题凸显，过去南海有问题，但是从来没有这么激烈，因为中国和周边国家谁都不是所谓的能源动物，当时对南海谁都没有那么强的主权意识，中国刚成立不久，南海权利的获得，主要是历史权利的延续，以及二战之后的权利继承，我们自己也比较模糊。当时东南亚各国还没有独立，同时国内政治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国内政治问题。现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出现了很多我们过去都没见过的东西，比如“大众政治”，东南亚国家普遍民主化，连新加坡都搞选举了。菲律宾这么闹，总统也想在台上显示出对强权不低头，争取国家权利的形象，能在大众政治上得分。还有国际法因素，《国际海洋法公约》很晚才出现，主要是77国集团在操作推动，才使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国家接受，这个公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声音并不大，所以目前各国都可以在这个公约中找到理由，加以解释，和中国争论南海主权的归属。越南、菲律宾等国在战略上有算计，他们估计闹一闹能赢得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如果在战略目标竞争的局面中能够多有作用，对他们将来可能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为将来权益还是所谓安全需求，总共一句话，是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美国很早、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些机会，而且积极地利用机会。美国通过军事演习，军事和战略合作条约的订立，比如菲美共同条约，甚至是军舰过境等手段积极的鼓励这些国家闹事，挑起争端。但是这种鼓励是有限制的，怎么争议都可以，但不可以有军事冲突，不可以有战争。因为这样会使美国必须在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被迫打一仗。所以总的来看美国是积极的、有节制地鼓励支持周边国家对中国保持低烈度的制约，同时确保自己不要有大麻烦。

　　最近一年以来南海的争端可以大致划分几个阶段：2011年6月以前，中国跟周边个别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和越南争端越闹越大，美国插手越来越多。2011年6月巴厘岛会议上，中国前所未有地清楚说明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四个月后，越南总书记来北京，达成了非常重要的协议，越南开始退让，并且一直到现在也在退让。当然越南还闹，但闹的程度跟过去不一样。一直到今年2012年3月，菲律宾跳出来了。中菲对峙已经有一个月了，这和之前中越对峙很相似，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趋势还将长期继续。

　　前几年，中国和周边各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趋向缓和，为什么这几年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与中国对美政策是有关系的，过去大部分时间，外交政策上要搞优先关注，就是要在特别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有所选择发展关系，中美关系无疑就是重中之重。虽然说中美关系还比较稳定，但是过去三年以来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为什么?有一个原因，一半以上中美关系的波动都是和跟周边有关，简单说搞不好周边关系就搞不好中美关系。但反过来是否可以说搞不好中美关系就搞不好周边关系呢?这不能讲，搞不好中美关系还是有可能改善周边关系。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搞好周边，努力营造这样两个战略大局：首先争取在更长努力中，尽管有波动，要争取搞好周边外交，经营好亚洲，同时逐渐、温和地最终使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亚洲地位和战略地位。增进国内共识和团结，增进人民对政策及其对外政策的支持，防止对外环境过份恶化和战略失败危险动摇和削弱这至关紧要的支持;抑制甚而反击个别东南亚国家的大躁动和大蚕食的战略性需要。

　　具体到争端的处理，我以为要坚持搁置争议的总原则。中央去年也提出搁置争议，搁置争议最简单，是最老实最求实的做法。什么是解决争议?定一个双边条约，菲律宾、越南承认这些海域是我们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开战，我们打赢了，他们就会承认是中国的主权了?那就更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搁置争议，这是很英明务实的决定。当然过去提搁置争议的时候，也没有料到南海这个盘这么大，你要搁置，他不搁置怎么办?那就针锋相对，迫使他搁置争议，这就成功的实现了搁置争议。

　　2011年巴厘岛会议上中国对南海问题表明立场之后，东南亚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这一立场。菲律宾是个特例，过去两个月到今天为止针锋相对，整体上而言，处理得还是不错的。同时要维持中越关系和中日关系现状，做好东盟其余国家工作，尽可能在东南亚孤立菲律宾的挑衅政策。长远来讲要正告美国，利用美国抑制菲律宾。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为未来南海问题的解决谋求一个解决的途径。

　　用策略变化冷冻搁置争端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时老师提到了《国际海洋公约》，而且做了解释。现在有争论说法律意义上黄岩岛是谁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国际法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各国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其自身制造的问题比处理的问题还要多。黄岩岛及其海域的所有权，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说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因为不可能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国际法庭去解决，这个要提交法律解决必须是双方愿意，只要一方不愿意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从政治角度国际法意义上的归属权没有意义，双方援引国际法也是为了自己方便，所以只能作为其它方式的解决。那么怎么办，我个人有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解决思路。我看了很多文章说南海问题要什么样的解决思路，我认为南海问题解决不了，刚才时老师说的。第一，能否让对方承认这是中国的，争议可以搁置，主权给我。这显然是做不到的。第二，能否跟对方签一个协议，把这个地方分割了，五五开、三七开可以谈，这也做不到。第三，打下来，打下来的话，人家能承认吗?这些都解决不了。虽然部分地方可能会解决，在小的地方，比如中国和印尼在专属经济区之间有个很小的区域有争议，谈判解决了。但是涉及到黄岩岛这样一大片水域，显然是不行的。解决不了怎么办?我有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双方把这个问题冷冻起来，你不要前进，我也不前进。不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可能状态是对峙长期化，对峙和和谈交替进行，对峙将会长期化。世界上很多国家长期对峙，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诸多阿拉伯国家，而且以色列在对峙中实现现代化，成为中东最强的国家，不要以为对峙有什么问题。我非常赞同罗援将军的说法，首要的问题是要加强我们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包括好几种存在，比如法律存在、政治存在、军事存在、经济存在，更重要的执法存在。比如封渔令，你如何去执行，菲律宾的渔船去捕捞你能不能制止?

　　第二，菲律宾的做法特别狡黠，很多媒体都说菲律宾是个问题多多的国家，很烂的国家，但这次在外交上做得很讨巧，抓住了跟中国闹的时机，中国国内政治将要进行权力移交。抓住了美国要重返亚太的时机，让美国证明一下重返中亚是否真心实意。抓住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问题，我们的外交策略略显单一，最后一仗是1988年赤瓜礁海战，已经有24年，此后各种冲突，都先做出和平姿态。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大人和小孩的关系，小孩闹，大人就用糖果哄他，那小孩闹得会越来越厉害。大人要是能凸显威严，小孩猜不透爸爸的想法，就会谨慎一些。以后对峙中，要有策略变化。

　　第三，时老师说的美国这次做的灵巧外交，确实如此。美国现在重返东亚遇到一点麻烦，国内经济不行，这是奥巴马面临的经济问题。二是其它地方还撤不出来，比如中东，重返东亚面临着无法全力投入，所以就用巧外交，先默许盟友来闹。这样做一是成本低，二是避免和中国直接对抗。

　　前一段时间都在争论美国重返东亚是战术行动还是战略行动的问题。所谓战术行动是短期的，奥巴马为了选举，选举后可能要调整。现在来看不可能是选举行为，而是为中国强势崛起的战略反映。现在的情况是：欧洲明显有问题，俄罗斯也不太行，这几个大国来说只有中国还处于上升期。2009年俄格战争时，当时有部分人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美国对俄国打格鲁吉亚没有强烈的反应，第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主要精力转到金融危机。但没想到三年后，中国利用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实力再次上升，美国则是相对下降，美国人这次看得非常清楚，必须重返东亚。但现在也有争论，至少中国崛起有一点特殊性，不像苏联一样是军事崛起，从经济上和国际是融在一起的，从政治上我们军事不是特别强，这几年有一些增长。所以美国现在争论中国问题，遏制力度不是特别强，不是像当年针对苏联一样纯粹军事遏制。所以未来中国要明白这种对抗是实力对抗，既有巧实力也有硬实力。

来源时间：2016/2/23   发布时间：201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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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波  来源：《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6）》皮书说平台

　　“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涉华海洋争端、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三大问题，2015年，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发酵或激化，对“一带一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不过也都还在可控的范围。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应在坚定维权的同时管控好海洋争端，在推进海洋强国的过程中维持与美印等大国关系的总体问题，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积极为相关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2015年，世界海上安全形势大致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亚太大国间的军事博弈和斗争继续强化，安全困境更为突出，美国甚至开始动用军事手段直接干预南海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西亚北非局势的持续动荡，阿拉伯海、地中海乃至印度洋西北岸已陷入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之中。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路”)的东西两翼即起点和终点面临的安全风险都显著升高。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安全挑战和威胁尚在可控的范围内，它们的发展走向也还有较强的可塑性。为化解或缓和世界海上安全形势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影响，中国需要有更主动、更积极、更开放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实践。

　　1中国面临的海上安全形势

　　毫无疑问的是，世界海上安全的重心依然在欧亚大陆的沿岸及其近海区域，与中国有关的海上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涉华海洋争端、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三个层面。

　　涉华海洋争端

　　黄海形势趋稳趋缓。中朝、中韩间的渔业纠纷和摩擦持续降温，韩国依然在频繁抓捕中国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但渔业冲突事件大幅减少，两国媒体对该议题的报道及炒作已明显降温。

　　随着中韩两国关系渐入佳境，海洋争议及摩擦的重要性已迅速下降。2015年1月29日中韩海上划界谈判的首次预备会议在上海举行，两国的海域划界谈判正式启动。

　　钓鱼岛及东海局势保持消极稳定。2014年11月7日，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日总体关系随之有所缓和。中国海警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执法船依旧在钓鱼岛领海进行共存巡航，但双方都未派军事力量进入这一海域，两国也都无官方和民间人士上岛开展主权宣示活动。

　　两国军事力量在各自防空识别区内针对另一方的管控频率仍然很高，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为应对中国飞机，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207次，基本与2014年同期持平，不过双方较好地保持了安全距离。

　　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中日两国媒体上均未再出现两国飞机“异常接近”或“雷达照射”等激烈事件的报道。不过，这种稳定是基于两国都不愿意发生冲突的无奈之举。

　　南海形势则继续延续2014年的紧张，2015年最大的特点是中美在南海的矛盾急剧增大。以往南海问题的摩擦与冲突主要发生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争端国之间，而围绕中国南沙岛礁扩建工程，美国在南海的政策正变得更加激进。

　　美国已撇下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不站队”的“虚伪中立的外衣”，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向中国发难，开始频繁向中国“大秀肌肉”，并酝酿强硬反制措施，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国南沙渚碧礁等岛礁的12海里内，美国国防部还宣称以后要每季度执行两次这样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

　　这与美国此前泛泛的口头呼吁、外交施压和军事威慑等柔性方式明显不同。随着美国执意要在南海问题上当“主角”，中美两强间的斗法渐成南海诸多矛盾中的焦点。

　　比较而言，中国与南海问题相关方及东盟的关系则有喜有忧。自2009年以来，2015年是中越少有的未在南海爆发严重对峙和摩擦事件的一年。

　　面对南海急速变迁的力量对比，越南着力开展平衡外交，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先后访问中国、美国，高规格接待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越南既向美国示好，利用美国的支持抵消中国在南海日渐增长的力量优势，同时，又避免与中国交恶，不希望南海问题过于影响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在南沙岛礁建设问题上，越南相对低调，婉拒美国的“三不”冻结倡议，抓紧时间进行自占岛礁的扩建，在批评中国方面则保持着克制，不愿意当对抗中国的“出头鸟”。越南高规格隆重接待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也表明越南不希望因海上分歧与矛盾站到中国的对立面。

　　菲律宾依然是南海各类炒作事件的始作俑者和最积极分子。只是，由于力量的悬殊，菲律宾的主要动作都集中在法理斗争和舆论渲染层面。

　　7月7日~7月13日，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开始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举行听证会，菲律宾派出了60人组成的超规模代表团，并大肆造势，扬言“要让中国退出南海”。

　　仲裁庭于10月29日针对该案做出了有管辖权的裁决，该案将继续开庭审理，预计菲律宾今后在法理方面的动作将更加夸张。

　　为获得国际支持，菲律宾大打悲情牌，不仅在东盟内部上蹿下跳，寻求同情者和支持者，还在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外长会议、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东亚峰会甚至联合国大会等多边场合不遗余力地炒作南海问题。

　　中国提出的“双轨”思路得到了东盟大部分国家的认可，“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正加速进行，中国与东盟还同意尽早设立“中国-东盟海上搜救热线平台”和“中国-东盟应对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

　　但是，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立场趋向负面，2015年的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罕见地就南海扩岛行为表示关切，认为“有关行为在南中国海地区削弱了信任，增加了紧张，破坏和平、安全与稳定”，声称将采取“预防性措施”， 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还呼吁东盟国家组建联合维和部队巡逻南海。

　　暂时来看，东盟政治安全等共同体的建设压力，以及美国和部分争端方的搅局，对中国在南海的增信释疑工作构成了较强的干扰和牵制。

　　大国海洋战略竞争与海上“安全困境”

　　印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大中小国家在海上群体性崛起。无论整个印太地区，还是东亚、南亚等次区域，都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安全困境”。

　　其中，崛起国与主导国、崛起国与崛起国、地区大国与中等强国间的安全防范是常态。该地区综合及专门的安全机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基本难有实质性的作用，相反，美日同盟等传统对抗性的安排还在继续强化。出于不同的原因，中国与美日印的海上竞争和相互防范都有了新的发展。

　　除加大介入东海、南海争端之外，美国对中国海洋整体行为的认识，以及采取的举措也越来越负面。

　　2015年3月，美国发布新版海上力量战略，大肆渲染中国正在构建的“反介入”或“区域拒止”威胁，并针锋相对提出了打造“全域进入”能力和强化前沿存在的对策。

　　美国国防部于8月21日罕见发布《亚太海上安全战略》报告，呼吁各方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岛，同时重申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并强调通过威慑“敦促各方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报告还透露，未来几年，美军将继续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包括向亚太派出“里根”号航母，增派1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3艘DDG-1000型驱逐舰、2艘“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将派遣多架F-22及F-35战斗机、B-2及B-52战略轰炸机、“鱼鹰”运输机等空中作战力量，完成向日本加派带有“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和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的任务。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强化对中国发难并非偶然，实际上美国已将中国当成最大的海上对手，认为中国正在谋求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秩序，因而对中国在南海、东海甚至印度洋的一切动作都报以质疑和杯葛的态度。

　　日本的防务制度和安全政策发生了巨变。一是日美同盟的再定义，2015年4月日美两国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在合作的深度及广度方面都得到了质的跃升。

　　二是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利用“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和“灰色地带事态”三个核心概念全面颠覆了原有的安保体制，在制度上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和国会在动武问题上的牵制和掣肘。

　　日本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的剧变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中国的海上崛起，“中国威胁”已成为日本制订各类安保政策的最重要背景，据日本杂志《周刊现代》披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6月初召开的媒体“恳亲会”上曾直言，“新安保法案就是以中国为对手的”。

　　日美联合遏制力的提升和日本军事正常化不仅加大了中国在钓鱼岛及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也直接推高了中日两国擦枪走火的风险。

　　中印关系近年来总体稳定，发展态势积极，但印度对中国在安全上的猜忌较为严重，中印间并无直接的海洋利益冲突，然而双方在海洋战略上的相互猜忌与防范却是实实在在的。

　　中印两国作为世界海洋政治格局中的后起之秀，正同时进行海上崛起，两国的海洋动作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的关注重点，“龙象之争”更是格外吸引眼球。

　　当两国的势力开始影响印太地区海权时，两国的海军版图出现交叉，中国进入印度洋，印度进入西太平洋，使得长期围绕着中印竞争的相互包围论再次复苏

　　有关中国加强在印度洋活动是为了包围印度的报道和分析充斥着印度媒体，而有关印度可能威胁中国海上交通线并伺机介入南海问题的报道在中国也不鲜见

　　莫迪执政以来，积极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在南海及印度洋事务方面指责中国的调门有所克制，但强化了海上的制衡行动。

　　莫迪政府注重发展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及防务合作，积极展开装备合作、联合演习及油气勘探等，以谋求实际利益;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动作也极为敏感，3月莫迪对塞舌尔、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的访问明显就有对冲中国影响的考虑。

　　非传统安全威胁

　　冷战结束后，大国间的海上对抗趋于缓和，相反，两极结构下受压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宗教流派和地区权力竞争愈演愈烈，海盗、毒品走私、武器扩散、非法捕捞、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海上安全的最紧迫挑战。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前些年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武力干预使得该地区原有的政治生态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刺激了该地区的族群冲突和暴力恐怖主义。

　　然而，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又严重不足。美国继续在大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对“伊斯兰国”问题采取有限遏制的政策，无意对叙利亚、伊拉克及利比亚的局势承担过多责任。

　　对于世界海洋秩序的维护，美国兵力也日渐捉襟见肘，以远洋力量为主的美国舰队结构愈来愈不能适应近海层出不穷的各类安全问题。为此，美国在2015版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不得不大力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倡议建立“全球海军”联盟，以应对这些非传统挑战。

　　在此背景下，全球海域安全形势有新的发展。海盗活动目前正在减少，但在西非一带，特别是几内亚湾、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海盗活动仍然是一个忧患。

　　亚丁湾及阿拉伯海由于也门内战形势继续恶化，“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乘机在此发展势力，暴恐袭击层出不穷。

　　2015年，最突出的莫过于地中海周边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愈演愈烈，“伊斯兰国”恐怖主义问题及叙利亚内战仍如火如荼，暂时看不到平静的希望，而这种动荡局面已经在地中海沿海乃至整个欧洲地区引发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严重难民危机，叙利亚、埃及、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数以万计的难民蜂拥前往欧洲。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仅从地中海地区进入欧洲的难民就已超40万人。为此，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9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强制要求成员国按配额安置12万外来难民。

　　难民问题也严重波及海上安全，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截至8月底，2015年已有超过2600名移徙人员在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的偷渡途中死亡，使地中海成为移徙者寻求更好生活的“最致命的路径”。

　　联合国安理会10月9日已经授权欧盟国家的海军可以在地中海监视、逮捕和处理可疑的“人蛇”船只。查理周刊事件和巴黎11•3暴恐袭击沉重地表明，西亚北非的长期动荡局势已经开始直接波及西欧国家的国内安全和政治稳定;

　　而难民危机则可能动摇中东及整个欧洲的安全与发展，将加重族群冲突、经济危机和暴恐袭击，难民问题目前还在快速发酵之中，未来究竟有多大影响尚难以度量。

　　2“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风险有多大

　　上述三大安全挑战都可以称为“引而未发”，他们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或尚未显现，但其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海洋争端激化给“一带一路”投下阴影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是“海丝路”出境之后的第一站;而南海问题是长期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安全互信改善的最大制约因素，其形势的发展将对“海丝路”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少人甚至断言，南海问题的发展走向是“海丝路”能否成功的关键。

　　就目前情况来看，南海问题对“海丝路”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实际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对华奉行两面政策：既要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政治沟通和文化交流;又要强化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斗争及在安全上对中国的防范。

　　虽然，越南等国因安全问题在经济上加大了对日本及美国的倚仗，然而到目前为止，南海争端方尚不希望南海问题制约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南海问题在实际中也没有对合作项目产生重大影响。可是，如果南海问题持续发酵，甚至进而“破局”，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很可能因此遭遇重大挫折。

　　而且，设若南海问题长期保持目前这样的紧张激烈态势，即使不发生武装冲突，其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

　　首先，南海问题的持续高热会毒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氛围。毕竟“一带一路”倡议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而是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互联互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它对政治安全互信的要求相对较高。

　　其次，在一些敏感基础设施的合作方面，若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因南海问题而相互敌对，对方必然不敢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这就会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合作构想。

　　东海形势的消极和平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搅局”南海，推动东海、台海、南海问题联动，日本新安保法案的出台，给日本武力介入台海及南海问题制造了国内法理基础。

　　因此，中国必须考虑的是，虽然东海方向与“一带一路”关系不大，但当钓鱼岛及东海划界争端失控，日本必定会加大在南海等方向的介入力度，从而直接阻碍、牵制“一带一路”的展开。

　　海上安全困境制约“一带一路”的实施

　　海上安全困境对“一带一路”的牵制主要是战略和政治上的，在大国间维持总体和平的前提下，“一带一路”遭遇直接战争阻止的风险很低。

　　在“新丝路区域中，也没有大规模的海上军事力量集结，没有激烈的海上军事对峙，更没有严重的海上安全冲突，爆发海上战争的危险性甚微，相对和平稳定的海洋形势，且可望长期保持”。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举“互联互通”及合作共赢的旗帜，广受丝路沿线各国的欢迎。对于这种以经济为主的国际合作倡议，美、印、日等大国很难直接表示反对，但在安全困境流行、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他们必然会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抵制。

　　这些国家在战略及外交上的动作会破坏“一带一路”倡议推行的安全环境，影响相关合作的深度及广度;另外，他们对应开展的竞争性经济安排也会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构成直接挑战。

　　美国与中国的这种战略竞争和对抗，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在亚太强大同盟体系的存在本身会持续性地对中国形成战略和军事安全上的压力，使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发展的安全环境难以获得根本性的改善。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加剧了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同步性，使中国“以经促政”的政策效果受到很大局限。

　　自美国2009年重返亚太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频遭挫折，政治安全关系甚至出现倒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在该地区遇到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但美国确实是最大的外部干扰因素

　　随着“一带一路”广泛深入推进，美国还很可能将牵制中国的联合阵线扩展到印度洋地区，这些年美国拉拢印度很大程度上即与应对中国的崛起有关。

　　美国炒作“印太”概念，固然是因为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联系日渐强化，但很大程度也是为了更好地制衡中国。

　　不过，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也不为美国资本青睐，美国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可行的反制措施。

　　由于阿富汗的局势，美国的“新丝绸之路” 计划暂时还看不到顺利实施的可能性;美国着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虽于2015年10月5日达成基本协议，但下一步还需要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暂时不会对“海丝路”形成太大的制约。

　　对于“一带一路”，美国主要采取的是外交上抵制，安全上防范，军事上威慑的综合战略，即所谓“经济上不足，用安全来补”。未来，美国必然会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这将恶化“海丝路”的安全环境，并破坏合作氛围。

　　相比美国，印度更有能力在印度洋地区给“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丝路”制造麻烦。印度天然是南亚大国，印度次大陆向印度洋有很大的突出部，无论是在地缘、宗教、文化，还是经济联系上，印度对北印度洋各国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甚至是支配能力。

　　对于中国提出的“海丝路”倡议，印度很难淡定，更不用说明确支持。基于经济和安全的不同视角，印度国内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则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高度警惕，认为中国会凭此侵蚀印度的后院。

　　在5月的中印《联合声明》中，印度只愿意表态参与具体的项目或计划，而不愿意回应“一带一路”倡议。 在行动上，印度响应“中印孟缅经济走廊”构想，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意搭“一带一路”的便车;

　　但与此同时，印度已经计划进行反制，试图以“季风计划”和“香料之路计划”为名推动跨印度洋区域的经济政治安排，以抵制“一带一路”可能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2015年印度在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地就明显有与中国暗地较劲的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中国、美国及印度在欧亚大陆或亚太地区有自己的战略设计及安排，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也着力向这些地区转移产能、拓展市场，强化经济影响力。特别是，由于中日总体的战略竞争态势，日本针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毫不夸张地讲，日本已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阻击，几乎所有中国有意参与的重大项目，日本都力图插上一脚，双方在泰国、印尼的高铁项目上的激烈竞争就是一个缩影。

　　鉴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经营，及其在此地区的强大政治经济影响，日本在经济层面对“一带一路”构成的挑战绝不容忽视。

　　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形成直接挑战

　　从日本海到马六甲海峡，再到波斯湾的广袤环形海域及其沿岸地区，是一个热点危机密布、多元力量牵制并存的次安全区域。

　　其中，中美间的矛盾增加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困难，而中印间的战略猜疑和印巴间的潜在对抗加大了中国经营北印度洋地区的难度。

　　而中、美、印三方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的变化，客观上为印太地区的区域强国、中小国家等其他行为体提供了更宽松的外交安全空间，他们的参与使得该地区各方的纵横捭阖更为激烈复杂，这导致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安全治理的失序或破碎化是印太地区多极化带来的另一大负面效应。“海丝路”的西线处于国际上公认的“不稳定动荡弧形地带”，特别是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阿富汗等国的政府已无力维护国家稳定，滋生了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犯罪集团。

　　如果美国继续在西亚北非地区进行战略收缩，采取推卸责任的政策，国际社会不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和方案提升该地区的治理水平，海盗、国际恐怖主义、地区极端势力还可能会扩散到整个“海丝路”沿线。

　　新凸显的难民问题更是给“一带一路”向西推进增添了变数。若西亚北非局势迟迟得不到缓解，蜂拥而至的难民将严重危及东欧、南欧甚至西欧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拖累其经济发展，并可能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扩散。

　　在难民问题上，欧洲国家间、国内各类势力间的立场已经发生严重分化，欧洲各国因难民问题可能引发新的摩擦，而欧洲一些右翼力量还可能利用难民问题造成的混乱和社会不满，改变部分国家的国内政治格局。

　　3对策与出路

　　要维护世界海上安全，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环境，中国需要在管控海洋争端、缓解大国间的安全困境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三大方面做出卓越的努力。

　　管控海洋争端

　　近年来，东海、南海海洋争端的爆发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其最重要的背景是相关各国都在加强海洋强国的建设，各国显然都没有做好进行实质性妥协让步的准备，局势的缓和甚至是解决尚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做法确实有缓和海洋争端及“维稳”的战略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必须因此牺牲“维权”。

　　虽然部分国内外媒体经常炒作“东海或南海必有一战”、“南海局势已到达临界点”等话题，战争的乌云似乎已经密布，但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都未有立即解决这些争端的军事计划。特别是在中国“控局”能力显著的情况下，东海、南海争端走向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各国都在积极未雨绸缪、准备打仗，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正在增大。所幸的是，各方都已看到这种危险性，一些危机管控措施已逐渐建立起来。

　　9月18日，中美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成效显著;中国与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也进展顺利，双方启动建立各类热线也拓展了紧急情况下的沟通渠道;

　　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等附近海域已经形成一定的现场默契，两国也正在就海上危机预防机制进行接触与谈判以形成一些明确的规则。

　　另外，中国与美国、印尼等国还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多次《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演练，这提升了各国海上力量的专业性，有利于防止不必要海上危机的出现

　　中国的海洋维权的步伐不可能为“一带一路”而发生改变，中国依然要坚定进行海洋维权行动。只是，为了降低海洋争端对“一带一路”的负面效果，中国可以在维权的节奏及方式方法方面加强改进。

　　一方面，在进行新的主动维权动作时，宜强化统筹及部门协调，充分考虑到外界的反应，并做好各类沟通及宣传预案，降低维权引发的国际负面反弹;

　　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双轨”思路的落实，将争端问题与非争端问题分开，在争端问题上，应继续坚守底线，强力反制非争端方的干涉，在非争端问题上，可以更进一步，除与东盟国家展开磋商外，不妨也欢迎包括美印在内的区域外力量与中国就南海航行自由、救灾救援等议题进行沟通与磋商。

　　维持与美印等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

　　大国关系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和广度、中印战略互信的构建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两大变数。

　　对于中国而言，若想“一带一路”倡议得以基本顺利地推行，首先就必须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难以短期实现的情况下，也应相互确保“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至少也需要将中美战略竞争的范围控制在西太平洋。

　　若中美战略博弈演变成全球范围内的对抗，“一带一路”的定位和实施方法就应做大的调整;中国还需要控制与美国对抗的强度，若两国长期在西太平洋保持高强度对抗或是爆发大规模冲突，必然会影响到东南亚、南亚及南太平洋国家在“海丝路”问题上的战略选择。

　　其次，中国必须争取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印度是南亚天生的大国或主导力量，在地缘、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如果印度反对中国进入印度洋，中国将在该地区举步维艰;印度还是能对西太平洋局势发挥一定影响的大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也难以忽视印度的存在。

　　具体而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对自己长远目标特别是安全目标的阐释，寻求与美国及印度建立起码的战略透明和相互安全保证;

　　二是充分保持开放性特征，不仅要与沿线各国合作，还应与沿线以外的国家合作，主动拉美国、印度入伙，与其加深利益捆绑，合作推进相关计划或项目;

　　三是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丝路”的建设很可能长期伴随着低战略互信、高安全风险和强政治阻力，要想成功，就必须超越目前“政治挂帅、一揽子协议、大项目大工程”的经营模式，淡化战略色彩，凸显开放性和包容性，坚持市场和民间先行。

　　积极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维护新丝路和平与稳定的重点是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不是解决传统安全问题……战争并不是对新丝路安全最直接、最主要的威胁，且海上安全问题主要不在大洋上。

　　除自然灾害外，几乎所有诸如海盗、恐怖主义、集团犯罪、海上混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集中在近海近岸区域，而且这些问题的根源也主要不是来自海上，而是与沿岸地区的动荡局势及国家落后的治理能力密切相关。

　　例如，亚丁湾的海盗即是由索马里国内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导致的。

　　因此，维护近海及近岸地区的稳定是缓解海盗、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等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根本途径，一旦“一带一路”全面展开，中国的安全边界必然也随之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对于西亚北非、南亚的地区局势，中国再难置身事外。

　　当前最紧迫的课题无疑是应对西亚北非的局势。目前，西亚北非局势已经是一个“乱摊子”，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没有力量具备能力和意愿独自承担该地区和平稳定的重担。

　　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伊朗、土耳其等区域强国都有各自的计划和路线图，各方矛盾分歧较大，协调困难，导致“伊斯兰国”越反越恐，地区局势是愈介入愈混乱。

　　鉴于该地区局势对“一带一路”的重要性，中国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各种努力之中。作为地缘利益相对超脱的一方，中国是个理想的协调者。

　　中国应加强与美俄欧等各方就打击“伊斯兰国”和应对地区局势问题的沟通与磋商，尝试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下通过推动相关决议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若有必要，中国还可提供部分军事力量以强化国际社会应对局面的能力。

　　此外，对于该地区的难民，中国需要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援助，向该地区人民展示中国的仁义和负责任态度，这也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题中应有之义。

来源时间：2016/2/23   发布时间：20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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