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最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一番做空亚洲货币(解读成“人民币”)的言论，引起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索罗斯在1992年大规模做空英镑而打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做空泰铢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其言论一出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人们也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做空引起足够的注意。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索罗斯会不会做空人民币?做空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炒家发现有机会，必然就会使用这种工具。想做空人民币的大有人在，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描述的西方“阴谋论”。在市场经济里面，金融炒作没有阴谋。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炒家会如何行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每一个个体都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而行动。这些行为是否有“恶意”不是他们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做空是否可以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第二，索罗斯们能不能做空人民币?宣称要做空人民币等于有能力做空人民币。这些金融炒家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只是媒体关注的是其成功的时候。现在中国各界关切的就是索罗斯们能否在做空人民币方面取得成功。人们对索罗斯的言论群起攻之，认为其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输得很惨。

　　这个预判或许正确，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错判。索罗斯和其他很多西方投资者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依靠媒体所提供的观点。索罗斯的言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不过，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尽管下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第二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体量的错判。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不是金融炒家可以随意做空的。第三是索罗斯们对中国政府决心的错判。中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绝非是西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前者具有巨大动员能力来干预市场，并且，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对中国经济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任何西方政府所能相比的。

　　不过，问题只是那么简单吗?在诸种讨论中，大家忽视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索罗斯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做空人民币?如果置于更大范围的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考量，就可以转化成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和美国发生一场经济战?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既来自像索罗斯那样的西方资本，也来自西方政府。这两方面有关联，但也有区别。

　　涉及整体经济安全

　　索罗斯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包括一、中国的崛起被西方世界广泛视为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现存秩序的威胁;二、中国的外交行为被视为开始具有侵略性;三、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国内各方面的矛盾浮现;四、中国经济金融监管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失误。做空中国是在中国被视为对世界秩序具有威胁性，而中国经济本身又出现脆弱性的时候产生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机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了，而是涉及整体经济安全的问题。

　　资本趋利的本质促使其寻找各国经济金融监管的漏洞和脆弱的地方，通过做空等手段获利。但如果资本对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满，这种炒作会更具冒险性(利益+情绪)。西方政府对中国的不满，也会促使它们利用和动员其经济力量来挤压中国经济。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有时各自行动，有时则会结合起来。当两者结合时，就可以对目标国家产生巨大的负能量。面对来自西方政府和资本两方面的力量，中国如果操之不当，就会酿成无穷的恶果。

　　美国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可能性，就在于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霸权地位，经济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工具。人们常以为，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远较军事力量重要。首先，经济力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冷战期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能力和美国一较高下，但因为前苏联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解体。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这需要有效的经济力量的支持。

　　其次，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是两个互相关联和强化发展的过程。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技术创新都在民营企业进行。政府庞大的军事投资都投向民营部门。军民技术之间的灵活转用使得两者同时进步。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庞大消费市场，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最强大的软实力。前苏联所以败北，主要是因为前苏联集团的经济势力不够，各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各国内部经济依赖行政和政治力量来整合，各国间的关系更是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来维系。美国则不一样。真正把西方集团维系在一起的不是民主，而是市场经济，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家来说，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力量或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也经常制造经济危机，或者不能避免重大的经济危机，但每次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制度都能得到有效恢复。从负面来说，美国也经常使用不当的手段来大力打压那些具有实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崛起，大有挑战美国的势头，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日本经济(例如迫使日元升值等)。美国打压来自其他经济体的挑战，其手段无所不有，无所不用。现在，美国再次面临中国经济崛起，其对付中国经济的手段也呼之欲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困局迫使其通过大量货币宽松政策，向世界其他经济体转移经济危机，致使欧元区经济体遭受严重打击。世界各国为了防止通缩为症状的经济萎缩，纷纷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大量印发钞票并借入大量廉价、低息的美元。去年底，美国在其实体经济刚有起色时，即采取加息政策，再将全球资本吸引入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推动科技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其他国家基本缺失还手之力，新兴经济体遭受的负面影响极其惨烈。

　　TPP针对中国

　　美国所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是针对中国的。TPP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创造比世界贸易组织更自由的自由贸易体制，但从今天的情况看，TPP俨然就是美苏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集团”，即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贸易只向自己的盟友开放，而把所谓的“敌人”排挤在外。TPP通过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把中国排挤在外，而把像越南和马来西亚等远较中国落后的经济体包括在内，针对中国的性质不言自明。尽管TPP的实际效用仍不明朗，但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明的，TPP的目标是制定世界经济活动的新规则;如果美国不制订新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言下之意，TPP就是为了剥夺中国对世界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权。

　　更应当引起中国关切的是TPP背后的美国资本运作能量。美国资本从一开始就在TPP背后，尽管美国政府在前台活动，但主导TPP议程的从来就是美国资本。每次政府间TPP谈判遇到困难，资本总能运作推动下一波的谈判。这使得TPP谈判过程充满动力。就是说，TPP是美国资本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的国有资本。在很多年里，美国资本对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感到压力，或者认为中国国有资本的不公平竞争，或者认为中国的竞争主要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从这个角度看，也很容易理解TPP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

　　中国更不能忽视资本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资本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不喜欢战争，但经济竞争经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当资本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自身不能对付时，就会借助国家能力来应付竞争对手。并且，一旦资本和国家权力(包括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时，冲突和战争更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经济战，但面临三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中国以何种方式和什么样的速度追求国际经济的领导权?第二，在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过程中，自身的经济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要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就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就会给美国或西方很多机会来“做空”中国经济。

　　这两方面的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例如，美国在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方面出现很多失误的机会，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阻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做空机制、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汇率差价的投机行为等。股市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期货业务的开展，在客观上能够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但由于中国专业人才结构和经验不足，管理及技术水平极其低下，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从去年股灾及今年初的资本市场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缺陷。对政策从预估、制定、实施、监督、反馈及反应机制，调整均无法满足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要求。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及其国际化将可能是消耗国家财富的最大漏洞，更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单一的政府能力如何应付美国全方位的能力?美国可影响中国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经济(国际资本)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索罗斯们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而是经济和社会力量。但中国只存在政府力量，经济和社会力量要不没有发展起来，要不被限制发展。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回应外在力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全球化时代，正如国际资本名正言顺地渗透到中国经济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断渗透到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索罗斯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单一的政府能力所能应付的。

　　因此，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确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可能的经济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从长远来看，则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向，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力量也成长壮大的时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国际资本或者非政府组织“做空”中国的动机和能力。

来源时间：2016/2/13   发布时间：2016/2/10

旧文章ID：9048

作者：黄日涵  来源：大公网

　　斯诺登事件将美国打回原形

　　美国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当时就有中国的民间黑客团体入侵了包括美国能源部、内政部和劳工部的网站，这是当时中美在网络上的第一次交锋。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黑客在7月份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交锋事件。中国第一批黑客团体，包括中国红客联盟、中国鹰派联盟以及中国绿盟成为了中美网络空间博弈的主力。这些团队的许多核心成员后来都成了中国互联网安全的顶尖力量，诞生了包括绿盟等网络安全领域的上市公司。

　　2005年到2009年，美国炒作“中国黑客威胁论”进入第二季。这一时期，中国黑客攻击的字眼在美国媒体上出现的越来越多。2005年的福布斯杂志炒作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发现一种来自中国的带有程序的电子邮件。2006年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宣称系统受到中国黑客的攻击，2007年美国国防部谴责中国军方黑客侵入了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网络。美国从之前怀疑黑客来自中国，转变成逐渐确定黑客来自中国，从网络安全公司发现逐渐演变为美国政府官员来披露。

　　2010年至2013年，双方博弈进入一个加速发展期，导火索就是谷歌退出中国事件。谷歌退出中国的风波炒作，实际上更多是源于美方声称包括雅虎在内的网络公司受到中国黑客的攻击。2011年，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CAFEE发布报告声称，来自中国黑客的网络间谍活动窃取了它们很多信息。不久前，有香港媒体还报道称中国的无人机技术是从美国窃取的，这和美国炒作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2013年，美国对中国黑客的炒作进入大高潮。2013年的1月底，《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称他们的电脑系统遭到有中国政府和军方背景的黑客攻击，美方进一步认为总部位于浦东区的解放军部队是整个活动的整体策划。之后，美国又公布了涉嫌攻击活动的五名中国军人的信息。但是中国方面并不承认，认为是美方捏造并刻意要炒作这次行动。这一阶段美方从指责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国家安全的机密信息变成了指责中国黑客窃取多层次、多角度的美国情报信息。

　　斯诺登事件的披露使整件事峰回路转。斯诺登事件后，全球媒体认识到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窃听并且通过网络攻击来获得情报，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原本占据道德高地的美国一下子被斯诺登打回了原形。

　　到2015年，中美网络空间的博弈忽然又上升到一个新高度。2015年4月，美国互联网公司发布报告称，中国的黑客公司十多年以来一直在对东南亚和印度的企业、政府进行监控和窃秘。5月，天津大学教授张浩在美国被扣，核心问题在于他参与的项目是美国国防部下属一家公司的核心机密，即现在我国使用最多的4G手机核心技术。 8月，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窃取了美国人事管理局数据库2000多万美国人的信息，很快美国就派人到中国进行交涉。由于9月份习主席要访美，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交流氛围，中美之间的网络博弈在8月底开始降温。

　　9月份习主席访美期间，有传言称中美要签订一个中美网络军控协定，但是并没有实现。虽然没有签订网络军备控制协定，但双方建立了一个热线电话，随后国务委员孟建柱赴美访问时签订了包括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协议。2013年后的中美网络空间博弈，虽然动静很大，但是基本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美借炒作“网络威胁论”增强网络军备

　　美国为什么要渲染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其一，美国每一次对中国网络安全的炒作实际上都在为其下一步要推出的网络空间动作做铺垫。4、5月份美称中国黑客对东南亚进行监视，5月天津大学张浩在美被扣押，同月国防部就出台了网络战争新战略。同样，包括2011年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报告在内，“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的炒作都为其做了铺垫。

　　第二，每炒作一个事情总有审美疲劳期，过去炒作“中国威胁论”，总说中国的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很强，同一理由听多了就会厌烦，因此创作一个新的话题有利于提高关注度，也有助于媒体炒作。此外，中国的网民数全球第一，而且又存在几个世界级别的网络公司，所以提出“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来进行炒作能成立。

　　第三，美国担忧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近些年提倡开展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的品牌建设，所以不管是在电脑的CPU研发，还是其他的核心技术都有很大进步。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为手机 、微信的使用度很高，这对美国公司构成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也是炒作的一个重要推手。因为中国快速崛起的信息产业使得美国进入了一个忧虑期，认为必须通过炒作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和中国政府的力量来制衡中国。

　　中国在网络安全上善“攻”不善“守”

　　美国人很担忧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到中国来交流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时，都会提到中美在网络空间信任的缺失，他们认为目前中美相互指称对方的网络攻击能力强，互相不信任，所以最终的结局必然是陷入了“安全困境”。

　　根据对一些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发现，中国在网络安全的进攻领域，即“矛”的领域实力很强，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经常来挖中方公司的“墙角”，把人才挖走佐证了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其实不差。但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也存在短板，就是无法有效防守的问题。原因在于美国建立了一种分享机制，即当一个公司或一个部门被攻击后，会迅速的分享这个链条，并组织一批网络安全专家来分析，确定始作俑者。与之相反，中国公司一旦发现被攻击，因为害怕被指责，会迅速销毁证据，或者不愿意拿出来分享。所以，中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矛”的水平可以，但是抓不到美方的攻击，说明“盾”的水平还需要提高。

　　目前在网络安全建设上，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近些年，中国军方开始表示在发展网络支援部队，但与美国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综合来看，只要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博弈的格局不变，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博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

来源时间：2016/2/13   发布时间：2016/2/8

旧文章ID：9041

作者：李家成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尽管从中美韩三方的辐射监测数据看，朝鲜所声称的“氢弹”试验言过其实。但朝鲜第四次核试验所引发的破坏性效应正在显现，这一地区的全体成员都无法完全摆脱朝核试验广泛负面影响，东北亚也由此进入“焦灼状态”。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发生后，中韩国防部长热线不通，中韩两国在对朝制裁力度上的不同意见，中国对朴槿惠提出的“五方会谈”的冷淡回应以及韩国暴露出的引入萨德和拥核动向，都对中韩战略伙伴关系造成危害。朝核试验后，中韩在制裁力度上仍存在一定“温差”：韩国力促对朝惩罚性制裁。中国则主张采取适当制裁。“适当制裁”言外之意，就是要对不断犯错的朝鲜施压，但也不能将其逼到悬崖尽头，应引导其走到谈判桌前。

　　其次，日韩借此走近，美日韩三角同盟呼之欲出，虽然其名为遏制朝鲜，但实则能对中国战略安全产生危害。朝鲜核试验后，韩日两国展开密切磋商。朴槿惠很快接到安倍的电话，双方商定通过密切合作推动安理会尽快制定强有力对朝制裁方案。1月22日，安倍发表施政演讲，表示“韩国是与日本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将构建两国新时代的合作关系”。日韩关系的持续走近，显然为美国所乐见。中国如无法满足韩国的对朝制裁期待的话，就有可能将朴槿惠政府推向韩美日三角互助体系。

　　再次，中美两国互相指责，均认为对方是朝鲜此次核试的责任者，影响中美互信。美方称，朝鲜的“氢弹试验”宣布了中国对朝政策的失败，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敦促中国改变对朝政策。对于美方论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半岛核问题的由来和症结不在中国”。此外，美国已非正式地向韩国方面表示，希望在韩国部署对中国也构成威胁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中俄来说，感到最为不快的就是朝鲜的行动会被美国及其盟友积极利用来加大在远东军事准备和部署反导系统。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轰炸机可以在朝鲜半岛上空巡逻，核动力航母也会更加频繁地驶入韩国港口，这实际也违反了朝鲜和韩国之间的无核化共同宣言。

　　面对上述不利影响，中方可以尝试以下作为，以及时有效地应对朝核问题：

　　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应保证中韩国防部长热线的畅通。中方应向韩国说明：中国并非解决朝核问题的万能钥匙。此外，应维护中朝重大军事行动事前通报制度，须向朝鲜明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尤其是进行核试验前，必须向中国进行事前通报;

　　应表明中方坚决反对韩国引入“萨德”反导系统。对朝鲜此次核试施应施以惩戒性制裁，但鉴于朝鲜目前缺粮现实，不应贸然中断粮援，可以在能源援助上进行政策调整。毕竟，朝鲜不乱是中韩两国共同利益，朝鲜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拥有近110万正规军。如果朝鲜失控，这些军队将会造成比叙利亚难民更严重的问题。中国可以减少援助但不能中断援助，需保证朝鲜不发生内乱的最低援助限度。据联合国报告，朝鲜今年缺粮120万吨。如对朝采取更严厉制裁，可能会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在与美国沟通过程中，应向美国言明，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中美两国都有责任，但美国的责任更大。中美两国相互指责不仅不能解决朝核问题，相反还会伤害彼此的合作与互信。美中应在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携手合作，关注朝方诉求，持续与朝鲜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促进朝美关系正常化。也需要向美国指出，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朝鲜半岛上空巡逻、核动力航母驶入韩国港口，这违反了朝韩无核化共同宣言，美韩日也违反了核不扩散机制。

　　中国与朝核问题利益攸关方应本着善意和务实解决问题的导向，积极主动地进行接触与合作，在制裁力度上寻找“交集”，弥合“温差”，共同促进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

来源时间：2016/2/13   发布时间：20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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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来源：大公网

　　我从三个方面讨论中美网络主权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即中国怎么做才能使美国接受中国的网络主权相关的理念，或美国为什么不接受网络主权;第二部分，从基本理念和治理模式来谈中美分歧在网络主权议题上的具体表现;第三，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主权，主权的本质是什么，主权是怎么得来的，然后提出一些应对措施。

　　中美在网络上有根本分歧

　　中国在最近两三年不遗余力地推广网络主权这个理念，但是作为世界第一网络强国的美国，基本上对此不理不睬。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习主席访美时，中美并没有在网络上达成相关协议。

　　沟通必然导致合作吗?斗争能否产生合作?合作的前提是不是一定要有信任?是否只有信任，中美在网络上才能够有效的合作?

　　首先，中美在网络上的分歧是本体论不同。中美在“什么是网络，网络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认知不同。中国认为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现实世界核心的主权原则，就可以顺其自然的移到虚拟世界。但美国认为网络是自下而上人自发建立起来的，跟国家没有关系。

　　其次，两国对主权国家政府角色的认识不同。以联合国为例，中国认为应该尊重《联合国宪章》等，其实还是强调主权的框架，美国可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在对非国家组织方面，中国不感兴趣，而美国却感兴趣。

　　第三，主权国家政府和互联网公司的地位问题。美国认为互联网公司的地位很高，但中国认为公司不能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从具体治理模式来说，美国依循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美国最好的军火公司和网络公司都不是国有企业，但这些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沟通。与之相反，中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各方参与。

　　美国具备将一国从网络上抹掉的硬技术

　　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分歧包括话语权、网络规则、市场份额竞争、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传播等。使用简单的二分法(即涉及意识形态的和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可能不能他国之间的网络分歧，但是在分析中美之间的网络分歧时却有好处，尤其在“颜色革命”后。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在这一方面基本上还处于守势。

　　在中美网络实力的差距上，中国在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排名上不是很靠前，2014年是82位，和中国的GDP相差太大。

　　另外，全世界的13台根服务器，唯一的主服务器在美国，其他的12个根服务器中，有9台也在美国。美国不能把一个国家从现实世界上抹掉，但它可以一夜之间断网，把该国的IP全部删除，让你一夜之间蒸发掉，这是硬技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和挑战。

　　讲好中国故事不会带来中美网络有效合作

　　主权的产生实际上是众多国家反抗神圣罗马帝国唯一霸权的产物，把这个历史的类比放在今天，就能发现美国在网络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域也是一超独霸的。中美之间之所以在网络上有那么大的分歧、且愈演愈烈，恰恰是中国在网络技术上急速崛起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动因则是，美国继续用它的网络优势在意识形态层面不断对各国进行渗透，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此，中国想和美国在网络上达成一定的妥协，仅靠沟通、靠不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网络主权故事是不大可能的。参考主权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需要做的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网络实力，要拿出牵制美国的东西，只有这样，中国的网络主权才有可能。回顾冷战的历史也是这样，美国拥有核武器优势的时候，是不会和苏联谈裁裁军的。

　　中国发展网络实力是应对王道

　　中国怎样才能够提高自己的网络实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总体实力，另一个是政府对网络的驾驭能力。总体实力上，美国是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治理网络，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如果想塑造全球网络秩序，并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就意味着中国要发展更强大的网络实力。

　　网络的特质是强烈依赖知识产权保护，依赖独立创新。在网络上，可能就是几个天才，创造一个新的APP就能够异军突起，这就是为什么像马云这样的草根能够在中国崛起，这也意味着政府主导的形式要做调整，要为民间的资本或者民间的创新留出空间。

　　中国要学习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和大公司的关系，既让公司有自由和足够的利润空间，又确保公司对国家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对国家忠诚，第二不能挑战执政党的统治模式，第三遵守国家的法律。

　　在国际上，中国继续以尊重联合国为旗帜，建立相互承认网络主权的伙伴网络，这比较可行，乌镇互联网大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开了一个好头。

来源时间：2016/2/13   发布时间：2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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