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殷弘  来源：《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

　　摘要：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用印象主义方式可以考察事物系统的本性或本质中包含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和偶然性。当前国际环境和中国周边战略任务,增加了事物系统多样性及内在矛盾和波动。中国对周边和对美国两方面的战略任务都任重道远,需要锲而不舍,与时俱进。中美两国既非单纯的对手, 亦非单纯的伙伴,双边关系中基本的竞争、对立、协调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又有不息的变动特征。中日关系稳定化措施,目的须明确和讲求现实,即防止冲突,阻滞对抗恶化,进而争取逐渐改善关系。同时须高度注意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对我有关对抗态势和批判话语的认同和接受程度。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

　　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克劳塞维茨重视依凭素有经验者的长时间体验和观察所得的较为本质和少被领悟的宏观印象，认为可以据此应对事物系统的本性或本质中包含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和偶然性。在当今中美关系多维、复杂、能动和意义非凡，中日关系之中存在紧张、对立和对抗的情形下，克劳塞维茨的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美日关系的战略形势，确立正确的应对之策，具有非常的启发意义。

　　一考察事物系统印象主义方式的构建

　　儒家做事，讲究“正名”。汉儒郑玄便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将此带人现今西方化的语境中，大概就是要求学者做研究之前首先要对所使用的概念及方法做一番界定。

　　学者考察和谈论事物系统大致可有三类方式，这三类的命名很大程度上只是个“语义学”问题和命名者的个人取舍，因而必有颇大的随机性和可变性。同时，依据其可有的蕴意，在此对这三类方式的议论当可透露出笔者对国际关系研究状况的一部分关键看法。

　　微观探视和叙述

　　就其理想形态而言，它侧重于很具体地观看、澄清和描述事物系统内部的各基本组成部分与其相互间的基本联系，同时相当顾及该系统整体及其基本成分与外部紧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由此无论可能提取出何种关于整体的见解，它的主要特征无疑仍是微观探视和叙述，倘若在历史学的场合就可被称作微观史。事物系统越宏大越复杂，微观史——被当代著名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称作“专注于细节”、“大多是为了他们彼此和他们的没有防备的研究生写作”——就越少可能有“任何总的图案从中浮现出来”。

　　(二)实证审视和分析┊

　　其最显著或最表面特征，在于尽可能精确和众多的统计数字，还有设计得颇具匠心、要理解就较费脑筋的主题模式。然而，它的最内在和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它的简化主义目的：依据众多似乎带有数学精确性的实证事实或曰数据，经过看似难以质疑的逻辑过程，将复杂的事物系统的待发现的“秘密”简化为一个体系——内部简明扼要和井然有序的论点体系。这样的实证审视和分析有其长处，即能够揭示非如此就不能揭示的某些东西，更能使一个“科学主义”时代的诸多听众或读者敬畏这论点体系，否则他们就倾向于不相信或不很相信。然而，至少还有其他诸多听众或读者更多地从一种正确的经验性判断(commonsense)出发，那就是“世界从不那么清晰利落和简易可知”，因而他们虽不否认经实证方法揭示的那些，但天然地怀疑它们只是边际性而非本质性的待发现的秘密。

　　(三)印象主义路径

　　听众或读者可以较多地信赖甚而鉴赏第三类方式，可以被称作印象主义路径(impressionistapproach)。什么是印象主义路径?大概能以印象主义画派作为类比来想象或附会。它主要依凭素有经验者的长时间体验和观察，在此过程中无数较次要的印象自然而然地消退殆尽，剩下的大抵是或许基于深层经验的粗略的宏观印象，而其目的是(再度引用上述当代著名史学家所言)“试图揭示出表达整个时期的涵义的广泛概论”、追求“更大的图画”的场合，情况尤其如此。①观察者之素有经验至关紧要，因为往往只有这样的观察者才能看到较为本质和少被领悟的东西;长时间的体验和观察也是如此，因为短时间的印象众所周知经常有误或经常肤浅，哪怕观察者素有经验;宏观印象多少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甚而漫不经心地得到反复验证，因此必定大体粗略，少有众多细节精确性，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宏观印象。

　　印象主义方式有弊有利：弊端主要在于比较粗略，没有所谓科学的长处;然而，它的利好非同小可，甚而独特，因为如上所述，它出自素有经验者的长时间体验和观察，至少不大可能有悖经验性判断，同时颇有可能提供一些洞察性的“灼见”。不仅如此，甚至一定意义上比较粗略都算不上是个真正的弊端：犹如印象主义绘画甚或中国传统的写意画，它反倒更可能拥有—经它的洞察和提炼—很容易被看出或读出的本质或整体性内在统一，同时可以使主要特色格外突出和鲜明。

　　克劳塞维茨着重讲过基于长久经验的、印象主义方式可以产生的最佳智识品性，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可靠的利器，据以对待事物系统的本性或本质中包含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和偶然性。他在《战争论》中尤为杰出的一章“论军事天才”里写道：

　　“倘若我们继续追索战争对实际从战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就进至智力支配的领域。“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作战行动基于的种种因素大半掩藏在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这迷雾之中。要求有一种敏感的和善于识别的判断力，一种用以觉察出真实的精湛智能。……战争是偶然性的王国。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给偶然性更大的天地：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那么始终不断和多有变化地与之打交道。偶然性导致每件事更不确定，并且干预整个事态进程。

　　“由于一切信息和假定都多少可疑，并且有偶然性在每一处起作用，统帅不断地发现事情并非如他所料·一在一项作战行动期间，决定通常不得不立即做出：可能全无时间重新审视形势，甚或通盘思考形势。……当然，新的信息……我们现在所知更多，但这使得我们更不确定而非较有把握……

　　“如果理智要不受这与意外之事的不断斗争损伤，那么两项素质不可或缺：第一，一种智力，那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仍保持某种引向真实的微弱模糊的内在光芒;第二，勇气，勇于跟随这模糊微弱的光芒，不管它引向哪里。这些素质中的第一项被法文术语‘扫视’描述出来，第二项则是果断。

　　“‘扫视’因而不仅指肉眼的，而且—更经常—指心眼的。……剥去由这术语加诸它的比喻和限制，这概念仅指迅速辨认出一个真实，那是理智通常会忽视的，或者只在长时间研究和思考以后才认识到。”①

　　坦率地说，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日政策，最大问题之一是缺乏战略重点，有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铺局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其次的最大问题是在某些要事上轻视“顺势而行”和“知止”的必要，或者说不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进一步说，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有决定意义。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总结性的最后一篇(第八篇)里有一番非常好的论说，特别适合中国当前对外政策所必需的优化，无论是在对美政策还是在周边政策上;而且，在此，他实际上强调了与印象主义方式本质上紧密相连的唯一真正倚赖—借以“辨识巨量的多样事实和情势之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要素”的判断力：

　　“由于在战争中过小的努力不仅能导致失败，而且能造成实在的损害，因而每一方被驱使去超过对方，这就引发了一种互动。这么一种互动本可导致最大程度努力……然而在此情况下，行动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全部相称性将丧失净尽：手段将不再符合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一种最大程度的奋力政策势将会失败，因为它将引发国内问题。

　　“以此方式，交战者再度被驱使采取一种适中的方针。他将依据不使用更大兵力这一原则行事，同时不给自己确定更大的军事目标，大于足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为了将此原则转变为实践，他必须弃绝在每个既定场合力求绝对成功的需要……于是，在这点上，智识活动离开逻辑和数学这纯科学领域。它因而成了一门最广义的艺术—使用判断力的才能，以辨识巨量的多样事实和情势之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要素。……这判断力在于本能地比较所有因素和随附环境;遥远的和次要的被立刻撇除，与此同时最紧迫和最重要的被辨识出来，其速度快于靠十足逻辑的演绎能够做到的。

　　“为了发现我们的资源中须有多少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估计敌对国家的实力和形势。我们必须估计它的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并且就我们自己做同样的事情。最后，我们必须评价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情，连同战争可能有的对它们的影响。在其一切分支和多样性上估量这些事情显然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显然不可能依靠十足条理分明的审视去把握这一切庞杂之事……”①

　　在考虑和实施中国当前对外政策必需的优化(无论是对美对日政策的优化还是周边政策的优化)的时候，应当记住克劳塞维茨的这番至理名言，从而采取和坚持一种适合于大政治目的的“适中的方针”。

　　二当前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动向

　　探索适合于当前中国内外形势的“适中的方针”，离不开对当前中国外交形势的全面分析。

　　直到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止，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中日关系之中无疑存在非常严重(或者说过度严重)的紧张、对立和对抗。这些紧张、对立和对抗的烈度可以有或有时确实有所降低，而且201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戏剧性地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在已历时两年多的中日激烈对抗之后首次正式相约缓解对抗和恢复对话。但是，在此要强调的是，这些紧张、对立和对抗不仅是安全两难，而且是克劳塞维茨式暴力逻辑，总的来看，即在越来越注人国内激情动能的同时注人战略动机。虽然中日经济互相依赖，但是国内政治和战略领域有独立性，可以也确实处于紧张和加剧的状态。那么，是怎样的国内动能呢?

　　先说中国国内动能。由于大家都很熟悉中国的情况，因而不用详述。有战略抱负和战略风格且饶有特征的中国新领导，以及在对美对日态势方面强硬有加、积极动作的军队和海洋部门，还有作用显著增强的大量媒体、我们进行了数十年的包括在对日关系和南海问题上的部分公共教育效应等。当然，作为国内动能的还有急剧增长的中国经济实力及军事实力，加上愈益高扬的大众民族主义，它的主要心理特征正在从“受害者心态”迅速地变为“胜利主义”。

　　日本国内动能显著昭彰。安倍和自民党领导层有强烈的“修正主义”倾向，既在历史问题上，也在军事权利和军事力量问题上。日本在东海采取持久的与华对抗态势，拒绝就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任何实质性退让。在美国和安倍的协同推动下，解禁集体自卫权已经开始其法律进程和军事准备，它对中国的战略诉求和东亚的和平稳定包含着真正巨大隐患。安倍在中国周边积极从事针对中国的“安全”外交战略，与先前的“价值观”外交战略有异有同。而中国对日态势所具有的克劳塞维茨式暴力升级效应，在外交实践中经常地胜过克劳塞维茨理论中的另两大要素，即偶然性和政治。

　　由于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还需要谈论美国国内动能。就此，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晚近形成的、在战略和对外政策精英界，连同在国会、大媒体和公众舆论方面，近乎压倒性的对华强硬论。三项特质标志着对华强硬论后面的战略心理动能：对华失望，权势焦虑，“失信忧惧”①。还有俄罗斯的重大异动即兼并克里米亚和大力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武装引起的相关忧惧，忧惧中俄在战略上急剧接近，分别在欧洲和东亚西太平洋采取所谓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和欧洲的对外政策精英界现在密集谈论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连同“慕尼黑教训”的回归。美国现在的战略舆论强调必须在两条主要战线，即既在欧洲也在亚太“坚定和强硬。”

　　还有一类重大因素影响美国和日本当前时期对中国的态势和政策，那就是对中国在近六七年来的更进大步的继续急剧崛起准备不足，对中国最近两三年来急剧的战略军力增进和战略活动扩展准备不足，还有(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新领导及其强劲有力(或曰在它们看来的“张扬”)的战略风格和民族大振兴强烈意愿准备不足，同时对其对外政策方面的所谓自相矛盾颇感困惑。

　　三“适中方针”引领下中国对美对日外交战略的探索

　　在结合上述对中美日三边关系和三种国内动能的判断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用印象主义的认识方式来审视当前中国外交，就会发现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因此，“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海洋上。

　　在中国的对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战略层面)方面，一定要牢牢记住以下根本事实：在程度空前的全球化和经久不息的地缘政治复杂交织的当今世界，太平洋西岸的巨型中国是高速增强着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则是实力最强和权势最广的发达国家，两国间的当代关系实属多维、复杂、能动和意义非凡。中美两国既非单纯的对手，亦非单纯的伙伴，双边关系中基本的竞争、对立、协调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又有不息的变动特征。中美两国都必须明白，任何非同小可的彼此间轻视，任何左右相关国策的误识或偏见，任何就对方的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出的严重误判，往往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深远的后患;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出于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都可谓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

　　就中国的根本国家愿景之一而言，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步步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接受中国应有的战略权利，从而争取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中美作为两大世界强国的彼此间和平的“最终解决”。有些时候，坚决有力尤其必要，而另一些时候，不失审慎实属优先。就此，任何时候都要像毛泽东所说，防止一种倾向(必要)掩盖或排斥另一种倾向(必要)。①既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又要真正懂得“欲速则不达”的哲理。

　　对待美国与对待周边之间有一种根本联系。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出自中美两国就这些麻烦或“乱子”的结构性和情势性摩擦、对立和竞争，出自美国对这些麻烦或“乱子”的鼓动、利用或添乱。从长远的战略上说，争取中国在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对美国的战略附庸，将大有助于中国的旨在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的经久努力。

　　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②之后，尽管有中国政府在周边外交的某些重要领域的更多的创新性努力、更仔细的实际工作和相应的新增成效，但由于复杂难消且有所加剧的若干国际环境原因，加上中国周边战略任务增进了的多样性及其由此难免的内在矛盾和波动，中日及中菲对抗未见实质性的缓解。与此同时，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政府就南海问题抛出了一系列显著加剧中美立场对立的政策言论和政策行动，南海争端变得更加深刻，而且先前行之有效的、中越两国间海上争端降温甚至“冻结”的局面也出现了再度的逆转。此外，中朝关系也被认为处于历来所未曾有过的最低点。中国对周边和对美国两方面的战略任务都任重道远，需要锲而不舍，与时俱进。

　　在中美关系之外，需要着重思考和谈论中国当前在中日关系方面的战略任务。这任务就是：稳定目前的中日关系，防止对抗进一步激化，防止中日间军事冲突，同时以缓解对抗来阻滞日本进一步右倾，阻滞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争取日本未来少在美国推进下干预东海以外的海上洋上热点问题。中日较高层外交渠道必须重新予以开通、规制化和扩大，并且产生切实的重要成果。

　　中日关系稳定化措施的目的必须明确和讲求现实。目的是什么?就是防止冲突，阻滞对抗无节制地恶化，进而争取可行地逐渐地改善关系。就具体措施而言，可有如下内容：

　　第一，中日之间非正式的最高级会晤应适时实现。它有助于防止冲突，进而争取中日关系的逐渐的“正常化”，它也有助于增进中国在对日关系乃至整个外交方面的理性、大度和愿意缓和的国际形象，或者说在所有“第三者”那里的形象。为此，需要通过中日两国间的协商和互相妥协，适当地和非正式地降低原先设定的会晤门槛。

　　第二，恢复副外长甚至外长级定期会谈，讨论(并且须以足够大的频度讨论)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问题，辅之以军方之间的频度足够大的对话。

　　第三，适当地减小钓鱼岛水域定期巡航的频度，并且更重要的是严格管控和实质性减少空中对抗，还要争取建立相关海域军事演习彼此通报制度。

　　第四，双方以审慎和自我克制的精神，管控各自的政府声明、言论。

　　第五，较全面地恢复、便利和促进地方层级的中日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和民间中日交往。我们要从政治和战略目的出发，“牵住”日本经济界和对华贸易/投资界，“拉住”尽可能多的日本民众，争取“煞住”日本民众对华情感严重恶化趋势。

　　第六，中国政府需要以稳定局势、缓解对抗的精神影响和引导国内舆论，并且需要在建设性的方向上改善中国的狭义和广义的公共教育。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越来越重要，但坦率地说中国政府多年来做得不多。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日政策态势(特别是对日批判)的一类重要受众是中日两国以外的世界，即各国政府和各国舆论，特别是美国、欧洲和东亚太平洋邻国的政府和舆论。在心想眼观这类受众方面，一定要本着邓小平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即凡做事必须看环境、讲实效、重结果，高度注意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对我们的有关对抗态势和批判话语的认同程度和接受程度，不应由着性子来，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说过头话而不顾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大战略从来就应当是如东汉伟大史家班固所说“拙伸异变，强弱相反”①的。多少类似于汉初“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交互运用，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strategicmilitary)与“战略经济”(strategiceconomy)的合成实践。这里指的是一项很重大的最新事态，即中国对外战略看来正在几乎急剧地更积极地变化，或曰优化。越来越清楚，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具有愈益增长的影响甚或主导作用怀有大抱负，而特别从中长期说，这一影响或作用无疑会、也确实要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无论是习近平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他在2014年5月上海“亚信峰会”上作出“亚洲国家有能力主导解决亚洲事务”①的显要言谈，或是中国提倡并主导在2014年10月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中国政府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裹的亚太自由贸易区(那显然多少竞争性地针对2011年以来已在密集谈判进程中的、美国主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都可被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迹象或事态，甚至还要加上适才完成实质性谈判的中韩和中澳自贸协定。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但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冲突风险。因而，很可能从现在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主要使用基于中国巨大经济金融实力和更广泛外交的“战略经济”，而上述北京APEC峰会为最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事态令人强烈倾向于相信中国对外战略的这一重大变迁。如果考虑到最近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

　　因此，大致可以预料，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在亚洲西太平洋与美国及其战略伙伴(首先是日本)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很可能将变得不那么激烈或高热度，但它们将变得更深刻和(特别对美国而言)更广泛。无论如何，对所有有关方面来说，从“战略军事”为主转至“战略经济”为主的前景将使亚太区域的地缘政治竞争变得更复杂，并且使美国更难应付。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的颇大一部分任务，是要在广泛强劲而又细致审慎地推进“战略经济”的同时，进一步从强度和频度两方面适当地缓解周边政策中的某些强硬甚而超强硬方面，争取有分寸地减抑中国的某些邻国的疑惧甚或惊惧，从而大大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的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某种战略“统一战线”。处理或构建这样一种战略新形势、新取向下的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将对日战略和策略自觉地放在这新形势、新取向之中，做到认识大局，服务大局。

　　最后要强调的是，着眼全局，心想长远，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个大问题：中日两国作为同处亚洲、互为近邻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接受对方?意识到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肯定有助于中国复兴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强国。

来源时间：2016/1/2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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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礼廷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佩里·安德森

　　七十七岁的佩里·安德森依然是大不列颠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家中的佼佼者，这一代人统治了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左翼智识生活。他们包括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拉尔夫·米利班、艾萨克·多伊彻、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斯图亚特·霍尔、拉斐尔·塞缪尔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如果你像我一样，在1970年代负笈英伦研习历史，上述几位都是指路明星。你未必同意他们的政治立场，但肯定会受到他们作品的启发。他们主张一种致力于拯救穷人和被“繁荣社会的纡尊降贵”(汤普森语)排斥在外之人的社会史。他们还试图从斯大林主义的遗存中打捞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人性。

　　在动荡时代中，佩里·安德森(伊顿公学、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毕业)是一位奥林匹亚式的人物，他是一位态度超然、风格锐利的托派，他编辑的《新左评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严肃的知识平台。1956年10月安德森进入牛津大学，当时的两场剧变——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促使他将西方帝国主义视为毕生之敌，也同等激烈地批判斯大林。

　　这使他与霍布斯鲍姆发生了争执，后者至死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如果不算苏联体制的话)。安德森还受到感召，要将英国左派从狭隘的地方主义中解放出来，他通过《新左评论》和左页出版社(Verso)引介了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和布朗扎。安德森拥抱的法国理论激起了最杰出的英国史家汤普森的盛怒回应，他在激烈交锋中捍卫英国激进主义的本土资源，痛斥经过提炼的枯燥的欧陆理论，反对安德森号召的那种更为国际化、更有智性野心的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这些论辩精彩纷呈，而且至关重要。可惜四十余载悠悠流过，如今它们听上去好像中世纪的经师论辩一般遥远。

　　安德森现在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依旧坚守古老信仰。他的新书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问的机会：马克思主义还保留有多少启示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还能鼓舞人心吗?即便那些不喜欢马克思政治取向的人也会仰慕其智性抱负，以及其对大写H的历史自有清晰可辨之逻辑的信念。安德森的著述依然固守此理念，将历史变化置于可见的逻辑中，他的马克思主义取径极具个人风格。在新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考者》中，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在从墨西哥战争到反恐战争的单一弧线下理解美国战略和外交的动态”。

　　《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考者》[英]佩里·安德森著，Verso出版公司2015年4月出版。

　　该书未能达到如此抱负，但依然流畅、典雅，带有作者标志性的尖锐判断和冷幽默。它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王霸”(Imperium)叙述了美帝国的崛起，下半部“翰林”(Consilium)细致分析了美国理论家如何理解这种崛起。在下半部分，安德森细致而公允地列举了他不认同的人物比如福山、孟德邦，同时试图为一批不那么知名的外交政策思考者恢复名誉，比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他还大方承认了自己受到五六十年代一批激进分析家如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的影响，而且他也欢迎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等保守人士对美国扩张主义的批评。

　　奇怪的是，安德森在分析中完全没有动用那嘎吱作响的马克思主义舞台装置。你本来期望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告诉你美国扩张的背后动力是资本主义，目的是为内战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争夺市场和资源。安德森的叙述却强调了道德上和智性上的影响：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先为国内扩张张本，接着是从西班牙帝国统治下解放古巴和菲律宾的战争。

　　安德森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世界观与阶级起源和阶级利益相关联的倾向没有太多兴趣。被他定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完全脱离任何特定的社会定位，与美国的社会、经济分层没有任何关联。相反，他从美国思想中析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谱系，这个是例外论者，那个是普世论者，并用此类区分来主导论证。“例外论者”认为美国“只有通过在堕落的世界中独善其身，才能保存其独特的美德”，“普世论者”则致力于“发挥弥赛亚式的能动性，让美国拯救全世界”。

　　“例外论者”如史家查尔斯·比尔德相信美国应该坚守本土，否则会在海外失去灵魂，而“普世论者”如伍德罗·威尔逊则不断劝导美国人：只有将美国视为全球救星才符合美国人的至高利益。安德森做了一个有趣的关联，他将美国经济当时有限的国际影响力与人们拒绝威尔逊式世界观联系了起来。1920年代威尔逊未能说服参议院批准建立国际联盟，当时美国的外贸总量不到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百分之十，美国国内市场被高度保护。“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脱节，”安德森写道，“使得威尔逊的全球主义千禧年梦断。”

　　不过等到二战结束，美国的战时动员能力首次使联邦政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影响力。这时千禧梦已经获得了相匹配的国家能力。有趣的是，安德森又认为这些外交政策的抱负总是远远超出了美国的狭隘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单纯的经济能够定义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政策大概会更谨慎、小心、周到。

　　例如杜鲁门对他任内即将发表的一次关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不太满意，因为讲稿中着重强调了美国对自由贸易和外国市场的兴趣。杜鲁门抱怨：“这整个儿听上去像一份招股书。”于是他让人把这些内容删掉了。

　　安德森说，(与其经济主张)相反，杜鲁门及之后历任总统都相信美国国家利益是弥赛亚式的：依照美国自身形象去拯救世界。现实主义者总是对这种自大和扩张抱警觉态度，但没人拿他们当回事。在安德森看来，自由国际主义依然是“美国帝国霸权的专有语汇”。现实主义屈居次要话语，只有自由国际主义手伸太长发生问题时才会暂时退居现实主义以求自保。

　　安德森论证中最有趣的暗示，是列举了一份长长的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目录(1953年在伊朗推翻摩萨台，1961年的猪湾惨败，深陷越战和伊拉克战争泥潭等等)，以表示这些并不仅仅是总统的一时误判;它们都是美国为其弥赛亚式的自大外交政策所不断付出的代价，而美国外交政策从未依据理性定义的国家利益进行相应调整。

　　安德森还说，弥赛亚式扩张的一种征候就是系统化地夸大威胁。我们可能以为大国尤其是那些军事遥遥领先的强国不会轻易害怕。但这不包括美国。杜鲁门政府就坚信苏联的核威胁迫在眉睫、核战一触即发。于是巨大的“军工复合体”随之诞生。

　　安德森认为美国精英夸大了苏联的威胁，目的是使其扩张主义的目标合法化。1945年以后军事发展大业的设计师比如詹姆斯·福莱斯特、迪安·艾奇逊、保罗·尼采等人都操纵了总统和美国民意，安德森表示，他们将政策制定与合理评估苏联安全威胁的训导切割了开来。

　　安德森想让我们相信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根本没什么可担忧的，他将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主要以防御为主”。这真是奇特的归纳。华盛顿感到警觉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已经统计出百万计的俄国人拥有武装，看到波罗的海诸国被再度占领，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自由被践踏，还有对异见者的持续监控和惩罚，以及意大利和希腊的共产主义影响增加，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倒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安德森将斯大林外交政策定性为防御性可能很奇怪，特别是当你仔细观察安德烈·萨哈罗夫、亚当·米奇尼克和哈维尔等批评者的经历时;但他强调对了一点，那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夸大了自身的弱点，也夸大了共产制度的实力。在面对其全球扩张野心的对手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对斯大林的真实威胁进行清醒、现实的评估，而是用一种同样非现实的国族野心回应之：

　　美利坚会采取行动，这不仅反映了美国国会的考虑，也是为了保卫所有大都市的总体利益。因为坚信最终的回报，所以牺牲一国好处(只要有必要且有此需求)终究是为了全世界获益。

　　一旦美国选择了创造一种捍卫全球资本主义而不光是美国品种的秩序，安德森指出，美国本土经济利益与其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冲突便愈演愈烈。只要美国经济的统治地位无人挑战，安德森所说的美国霸权便符合美国经济利益，但是到1970年代，曾经靠美国帮助站稳脚跟的德国和日本却变成了极具破坏力的经济竞争对手。1971年尼克松取消金本位，让美元贬值，就是要提醒这些竞争者：霸主定会将本国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但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对手的崛起。到二十一世纪初，“自由国际秩序”提倡的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已经滋养了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四国。“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赋予了一些政权挑战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实力。正如安德森所言：

　　美国至上不再是资本文明的不言自明的压顶石。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有变质的危险，不再适宜那块自由的土地。

　　当美国在充满竞争者的世界中勉力保持领头羊的地位时，美国领导人的任务——用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杰明·罗德的话说，就是“让美国再当五十年领头羊”。安德森并不怀疑美国还能领导五十年。他跟那些不断预言王霸式微的进步人士挥手告别。他说，暂时还看不到这样的解脱。不过我认为，美国的全球权威之所以能够延续的一个原因，并不是他所言的“王霸”，而是基于一种共识程度相应变化的同盟体系。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美国霸权时，肯定会对解释美国左翼为何向来低估王霸的持久力有兴趣，安德森提到了美国海外扩张所遇到的国内持续反对意见：

　　每一个阶段，都有雄辩的美国声音谴责命定扩张论的颟顸自大，他们批判侵略墨西哥、兼并夏威夷、屠杀菲律宾人——每一种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对共和国诞生之初的反殖民精神的背叛。

　　但他没有回答为何反对美国扩张的意见时常落败。他认为国内政治压力已与外交政策关系不大，这便让解释变得难上加难。他告诉我们美国的民意一直很褊狭，“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微乎其微”。

　　对一位进步人士来说，表现出这样的高人一等有点儿奇怪，这也令他无法解释这些无知狭隘的民众如何能够上街游行、把一个在任总统逼下台、迫使继任总统宣布退出越南。美国公众对国家机器在海外冒险的怀疑为美国外交政策施加了相当有效的约束，不过安德森并不承认这点。那些忽略国内选民对外交政策呼声的领导，要自行承担相当的风险。比如说，现在美国公众反对对中东实施进一步军事干预，这种国内呼声有效地限制了奥巴马在该地区的政策选项。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竟然对来自大众的力量如此不屑一顾，真是咄咄怪事。

　　如果说忽略来自下层的压力只是安德森分析的一个问题，那么另一个问题是他无法解释精英的决策。任何说美国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服务于全球资本利益的宽泛说辞，根本无法解释1945年以后历任总统做出的任何一项具体的决策。那些选择都是实打实的存在，而安德森没有分析任何一项具体政策。

　　在既定情境下，一种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到底需要哪些特定手段，是此类讨论的基础。比如说，“遏制政策”需要考虑美国军事部署的范围吗?保罗·尼采赢得了这次辩论，于是有了扩军;但提出“遏制”理论的乔治·凯南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都认为尼采是个危险的战争贩子。还有，杜鲁门应该默许麦克阿瑟将军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还是炒了他的鱿鱼是正确的选择?

　　这些具体选择在安德森看来都是小节问题，然而它们绝非小节。任何一位严肃的外交政策分析者都会告诉我们，为何选择此种判断而非其他判断。1968年林登·约翰逊是大幅增加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投入，还是开始撤出?1967-1968年的内部激辩中，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几位大佬——凯南、艾奇逊、克利福德都告诉约翰逊要撤出越战泥潭。这些问题在国内有分歧，在精英之中也有分歧。

　　人人都会说简单的事实：大部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都相信美国在世界中是善的力量，他们相信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希望用美国的实力进一步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讲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简化论根本无法告诉你外交活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压力来自双边还是多边，军方可能会做出哪些应对。比如，1970年代基辛格在与苏联的对峙中为何选择了缓和举措?尼克松为何要抓住破冰访华的机会?或者说今天，为何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曾经拥有的外交共识会如此大幅度地崩塌?二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不是计划内的宏图，而是不可预测的，是上述一系列变局中无数因具体情势而定的战略决策的结果，并非资本主义逻辑无可避免的产物。

　　要理解美国精英如何决策，大卫·米尔恩(David Milne)研究二十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思考者的新作《构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有洞见，更可读。虽然篇幅过长，但此书对个体、论争、意外事件以及精英政治都有详尽描述，这些要素都是被安德森选择性忽略的。总而言之，因为安德森横扫千军式的总体分析未能解释现实决策的进行，我们不禁好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否还能为人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什么帮助?

　　这的确可惜，因为即便像我这样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也得承认，我会经常怀念往昔的日子，马克思主义批评如日中天，会刺激我们在捍卫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同时，也得正视其阴暗面。我现在这么说，并不是自由派在恶意地对可敬的对手的衰弱感到幸灾乐祸。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承载着启蒙运动中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薪火。安德森本人在为《伦敦书评》撰写的一篇纪念文章中，也捕捉到了那种对人道主义的渴望：

　　人类无法停止为达到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而奋斗：人类不再臣服于那些被社会作为第二天性施加于身的不人性的必需品，也不会再费心将此类行为归入理解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去。(《伦敦书评》2015年7月30日《一个非凡的人》)

　　今天的自由主义已有陷入听天由命的无为主义的危险，除非那些追求更为自由的政治的人们不断对现状提出挑战。不论我们各自的政治如何，我们都需要一种相信历史长河有其深度逻辑的历史观。安德森式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只是启蒙时代人道主义的承载者，其历史观已无法解释我们身处的世界，那么他们会变得无足轻重。安德森本人亦会接受，如果你不能解释世界，就不可能去改变世界。从他的新书提供的证据来看，他离提供当下世界所亟需的解释还很远。 ■

　　(游烨 译，本文发表于2015年11月19日的《纽约书评》，译文获得授权发表。)

来源时间：2016/1/25   发布时间：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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