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贝纳特 来源：共识网
一、自由主义的时代才刚开始
过去大约十八个月里，如下事件令这个国家惊骇莫名。
2014年7月，非洲裔美国男子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遭一名纽约市警察扼喉至死。据报道，该男子当时正在非法贩售散装香烟。
当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白人警官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枪杀了非洲裔美国少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将近两周时间里，抗议者与全副武装的警察之间爆发冲突。密苏里州长表示，弗格森看上去像是战区。
12月，为给加纳和布朗复仇，一名有犯罪记录的非洲裔美国男子谋杀了两名纽约市警官。在这两名警官的葬礼上，数百名警察转身背向纽约的自由派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
2015年4月，巴尔的摩市，另一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男子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死于警方拘禁。随后的骚乱中，两百家店铺遭到毁坏，113名警官受伤，486人遭到逮捕。为避免发生进一步的暴力，巴尔的摩金莺队(Baltimore Orioles)与芝加哥白袜队(Chicago White Sox)之间的比赛后推了两次，然后在一处空荡的体育场举行，远处可以听得见警笛声。(巴尔的摩金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均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译注)
随后的7月间， “珍重黑人生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活动人士干扰了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演讲。该组织在布朗死亡事件之后获得了全国性关注。当时，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奥马利(Martin O’Malley)在演讲台上局促不安，抗议者反复高呼：“假如我死于警察的拘禁，请为我复仇!用任何必要手段!”“假如我死于警察的拘禁，请放火烧光一切!”奥马利回应道：“黑人的生命重要，白人的生命重要，所有人的生命都重要。”人群哗然，报以嘘声。当天晚些时候，奥马利致歉。唐纳德·特朗普称奥马利为“一位令人作呕、软弱无能又可怜的小朋友”。当时，唐纳德已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战中拔得头筹，同时承诺代表“沉默的多数”。
任何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士都能从中听出共鸣。无论如何，是马尔科姆·X于1964年6月在上曼哈顿的演讲令这一措辞流传开来。1968年4月，小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巴尔的摩随之陷入混乱，从1964年到1969年间的每个春天和夏天，许多爆发了种族暴力事件的城市也都是如此。1969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演说时讲出“沉默的多数”。很快，该措辞成了这样一些美国白人的简称：他们惧怕犯罪，对种族主义深感震惊，转而在1960、1970年代成为民主党的反对者。对有能力识别历史上相似情形的美国人来讲，那个年代的措辞和影像的回归暗示，一场保守派的强力反击正迎面而来。(马尔科姆·X是美国穆斯林牧师、黑人民权活动家，1965年2月遇刺身亡。理查德·尼克松是共和党人，1969年1月至1974年8月担任美国总统。——译注)
至少在着手写作本文时，我的观点是那样。我在1980和1990年代长大成人，当时，对1960年代自由主义的反击仍令民主党人内心深处惊惧不已。我见证了罗纳德·里根努力推动美国向右转，见证了比尔·克林顿向白人美国保证他的党会毫不留情地打击犯罪，借以接受这一新的政治现实。今年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珍重黑人生命”运动面前溃不成军，而在向左奔逃时又将克林顿的意识形态警告抛在脑后。目睹这一切，我曾设想，这个国家务必要做好准备，迎接保守派声势浩大的回击。(本文作者生于1971年。罗纳德·里根是共和党人，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担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是民主党人，1993年1月至1001年1月担任总统。——译注)
但是我错了。检视的证据愈多，我就愈发认识到，此时此刻就像是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情形。诸多相似是明显的，但人们颠倒了其中的政治意蕴。眼下存在对奥巴马时代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击。但与其说反击的力量强大，不如说反击的声音更加响亮。整体而言，这个国家并非在向右转，而是仍然在向左转。
那并不意味着共和党人将无法在这个国家的州议会和国会中保持实力，并不意味着共和党人将无法迟早拿下白宫，并不意味着在国内政策方面——如通常那样，外交政策遵循着不同的轨迹——全国性辩论的措辞将持续向左倾斜。下一任民主党总统将比贝拉克·奥巴马更加自由开放。下一任共和党总统将比乔治·W.布什更加自由开放。(乔治·W.布什是共和党人，于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担任总统。——译注)
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自由主义的时代在左翼的好斗情绪和种族冲突氛围中走向终结。如今，在左翼的好斗情绪和种族冲突氛围之中，自由主义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二、民主党的内部氛围已彻底改变
要理解何以自由主义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需要理解何以民主党——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正变得愈发自由开放。
民主党的左转历程包含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与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有关。布什之前，强硬的自由主义并非民主党的支配信条。该党拥有强大的中间派力量驻守国会，如田纳西州参议员阿尔·戈尔(Al Gore)和佐治亚州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这样的南方白人，前者支持罗纳德·里根的不少国防建设举措，后者阻挠比尔·克林顿在军队中力推同性恋合法化。中间派民主党人向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新共和》杂志(我曾于2000年代在那里担任编辑，该杂志攻击平权运动和“罗伊诉韦德案”)以及《华盛顿月刊》(提议对公共福利计划受益人进行支付能力测试)寻求思想资源上的指导。(“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是美国最高法院于1973做出的一个判决，该判决承认了女性的堕胎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罗伊是一位单身女性的化名，韦德指亨利·韦德，时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县检察长。——译注)
中间派民主党人认为，尽管里根有些错误，但他在一些重大事项上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苏联是个邪恶帝国;美国征税太多;过多的监管抑制了经济增长;法庭对犯罪太过纵容。中间派人士认为，除非民主党人承认这些事项，否则他们不大会赢得总统职位，也不应赢得。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与民主党共进退的政治家、战略家、新闻记者和书斋学者结成了一个广有影响的共同体，他们认为，从右翼批判自由主义，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必要的。
乔治·W.布什摧毁了这一共同体。他的部分做法是，令共和党更加牢固地扎根于南方——里根的政治根基一直在西部，此举推动了南方的白人民主党人慢慢走向衰亡，这一衰亡过程在民主党支持民权运动之时就已开始了。但布什还从思想上摧毁了他们，办法是，令中间派民主党人无法从右翼令人信服地批判自由主义。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中间派民主党人曾认为，里根将最高收入税率从70%削减至50%并放松政府监管的决定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布什于2001年将这一最高税率削减至35%并进一步弱化监管，当时不平等和赤字增加了，可经济几乎没有增长，随后是金融系统崩溃。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中间派民主党人还认为，里根增加国防支出并援助阿富汗游击队员的决定帮助倾覆了苏联帝国。但2003年布什入侵伊拉克的举动引发了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场外交政策灾难。
假如里根时代的教训在于，民主党人应当给予一位共和党总统其应有的权利，那么布什时代的教训就是，这么做带来了灾难。在参议院，布什2001年的减税方案有12位民主党人赞成通过;伊拉克战争有29位民主党人授权发动。随着这些投票的灾难性后果变得清晰可见，对中间派民主党人的反感摧毁了他们。2003年2月，名不见经传的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宣称：“我想知道，民主党领导层究竟为什么支持总统对伊拉克发动单边攻击。我想知道，为什么民主党领导人支持减税?”当年年底，正在竞选总统的迪安成为民主党提名人选中明白无误的领跑者，其对手正是曾经支持对伊拉克开战的一批华盛顿的民主党人。
随着迪安加入选战，民主党内部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他挑起的这场思想起义推动了一个名叫Daily Kos的博客风行，该博客由多人撰写，致力于强化自由派的立场。主张进步主义的活动人士组织“一往直前”(MoveOn)深受这一思想起义的鼓舞。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电视名流乔恩·斯图亚特(Jon Stewart)，也同时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2003年，MSNBC雇佣了基思·奥伯曼(Keith Olbermann)，并很快成为狂热的自由派电视网。2004年，《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 )就其支持伊拉克战争致歉。2005年，《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作为《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的自由派备选媒体应运而生。2006年，民主党最口无遮拦的鹰派人物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在角逐民主党参议院席位时失利，成为独立派人士。2011年，早在多年前就已失去影响力的民主党领导委员(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会关门大吉。(MSNBC由微软公司与全国广播公司[NBC]合作创办,提供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新闻报道。《德拉吉报道》创办于1995年，是美国聚合新闻网站，立场偏保守。——译注)
2008年，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战中，贝拉克·奥巴马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这部分是因为希拉里支持伊拉克战争。到这时，民主党内的氛围已彻底改变。民主党最受尊敬的思想家一度力劝民主党人批判自由派的正统观念，如今他们批评民主党人未有足够强烈地捍卫那种正统观念。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令民主党人变成了强硬的自由派，而贝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则收获了最实实在在的结果。
三、奥巴马的失败助力民主党继续左转
但那只是部分事实。因为，假如乔治•W.布什的失败推动了民主党向左转，那么贝拉克·奥巴马的失败就推动了民主党甚至进一步左转。假如布什要为帮助奥巴马当选的自由派基本面负责，奥巴马今天就已在不经意间一手促成了两大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和“珍重黑人生命”，而甚至是奥巴马钟爱的自由主义在这两项运动所致力的主张面前也显得不够偏左。
考虑到奥巴马在国会遭到共和党人的激烈反对，尚不清楚是否他原本可以利用那场金融危机来大力遏制华尔街的力量。目前清楚的是，他没有利用那个机会。这样一来，在选出一位曾经不一般地激励了他们的总统之后不到三年，年轻活动人士举目四望，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人民依旧在蒙受苦难，金融巨头依旧跋扈威武。作为回应，他们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纽约城市大学的多位学者曾前往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考察已接管该公园的人群，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事情：40%的占领运动活动人士曾为2008年总统竞选服务过，其中多数人支持奥巴马。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曾希望，作为总统，奥巴马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现在希望破灭，推动他们直接挑战华尔街。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对很多年轻的占领运动参加者来讲，对奥巴马的幻想破灭推动了占领运动的兴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者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在其有关占领运动的著作《占领的国度》(Occupy Nation)中引用杰里米·维隆(Jeremy Varon)的观点认为：“这就是奥巴马一代人，他们宣布与奥巴马行政分支分道扬镳。我们曾经认为他的声音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为自己发声。”杰里米·维隆任教于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对占领运动有过近距离观察。(祖科蒂公园位于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新学院创办于1919年，位于纽约市，是一所以人文社会学科著称的私立学府。——译注。)
短时间内，占领运动斩获了全国性关注。吉特林指出，2011年11月，占领运动仅在加州就有143个分支机构。之后，它以失败告终。但正如政治学者弗朗西丝·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写道的那样：“历史上伟大的抗议运动……并不以大众的反抗弧线简单上升的形式扩展壮大。毋宁说，那些运动始于特定地点，零星造成一些动静并偃旗息鼓，只是在受特定的地方环境和文化影响后，可能以不同形式于别处再度兴起。”(派文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译注)
占领运动正是那样。这场运动或许已经耗尽最初的活力，但将经济不平等这个议题注入到美国的政治论争中。(祖科蒂公园遭接管后几个星期内，媒体提到该议题的报道增加了五倍。)占领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只是华尔街，还包括娇惯华尔街的民主党精英;激发了这场运动的同样的愤怒，也推动了白思豪当选以及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跃升为全国瞩目的人物。而没有占领运动，要理解何以来自佛蒙特州的一位脾气糟糕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正在一些初选州对希拉里·克林顿构成严峻挑战，是不可能的。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宣布参选总统的那一天，一群资深占领运动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支持意见。用前占领运动活动人士斯坦·威廉姆斯(Stan Williams)的话来讲：“参加过占领运动的人士正在领导支持伯纳德·桑德斯的最大组织。我们的全部精力都在这事上。”(伊丽莎白·沃伦是民主党人，现为国会参议院议员，于2013年1月就任;之前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及多个公共职务。——译注)
可以说，比桑德斯参选本身更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精英人士的应对方式。要是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他们或许已对他发动激烈攻击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试图令该党对商界更加友好，对该委员会来讲，有人公开承认为社会主义者，原本是完美的陪衬。如今引领民主党的风气是“没有左翼敌人”，在这样一个政党中，桑德斯绝少遭遇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不只在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中是这样，在很多政治捐献者那里也是。新闻记者通常假定，那些写下大额支票的民主党人至少在涉及经济时会反对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议程。一些人确实如此。但如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在《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的报道中所述，作为民主党最有影响力的捐献者社团，民主联盟(Democracy Alliance)自身在奥巴马时期就已掉头左转。该组织的出资者包括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汤姆·斯泰尔(Tom Steyer)这样的金融巨头。2014年，沃伦在民主联盟冬季年会上发言时受到热烈欢迎。去年春天，民主联盟宣布，已将经济不平等列为该组织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
所有这一切都塑造了克林顿竞选阵营对桑德斯的回应。在首次民主党辩论中，她提到自己不像桑德斯，她赞成“约束不加节制的资本主义”，而非予以完全放弃。但她强调，她与桑德斯之间唯一特别的政策区别在枪支管控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她从左翼攻击了桑德斯。
甚且，占领运动-沃伦-桑德斯这样一个轴心已影响到克林顿自己的经济议程，相较于2008年参选总统时，目前的议程明显进一步左转。她呼吁对金融业采取更加严厉的监管，谨慎提到对参加公共福利计划的富人增加征税(她在2008年反对此事)，并批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她曾称颂这一贸易协定)。沃克斯新闻网(Vox)的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写道：总之，克林顿显得“不那么倾向于赞成市场导向的方案，而更倾向于赞成左转的方案。这是有别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民主党经济决策的真正转变”。政治新闻博客网站“求索进步”(ThinkProgress)的基拉·勒纳(Kira Lerner)指出，她的“向左转”，“令她的政策与她的丈夫和奥巴马的政策渐行渐远”。
四、活动人士助推政策激进化
在刑事司法和种族问题上，同样的力量正显山露水。对奥巴马期望破灭的活动人士正在推动政策左转。而且他们发现，克林顿和其他民主党当权派人士乐于追随他们的脚步。
如果说占领运动是奥巴马的多项计划外遗产之一，那么“珍重黑人生命”运动就是另一项计划外遗产。该运动始于2013年一个陪审团认定谋杀特拉维·马丁(Trayvon Martin)的乔治·齐默曼(George Zimmerman)无罪，并在2014年迈克尔·布朗身亡之后爆发，其成因是复杂多重的。“珍重黑人生命”运动是对监禁率持续十年上升以及连串警方杀戮事件的回应，其中一些杀戮场面有视频记录。(2012年2月，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市，时年17岁的黑人少年特拉维·马丁与28岁的社区警卫、西班牙裔混血男子乔治·齐默曼发生冲突后遭到后者枪击身亡。——译注)
但这项运动也是民众对奥巴马期望破灭的一种表达。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国家暴力绝不是新鲜事。然而，一位非洲裔美国人貌似在管理国家而这种暴力仍在继续，这样的事实令年轻的非洲裔美国活动人士确信，自由派当权者，甚至是身为黑人的自由派当权者，不大会主动开启结构性变革。只有直截了当的行动才有可能迫使他们采取行动。
康内尔大学社会学者、《嘻哈运动与奥巴马读本》(The Hip Hop & Obama Reader)一书的联合编著者崔维斯·戈萨(Travis Gosa)认为，“‘珍重黑人生命’运动是紧随奥巴马行政分支的失败而兴起”。“‘珍重黑人生命’运动表达了千年一代的心声，这一代人被欺骗了。”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非洲文献研究及女性与性别研究教授布里特妮·库珀(Brittney Cooper)写道：新一代活动人士“不会在民族国家的一项事业那里花费精力，这项事业交付给他们一位黑人总统，随之而来是手无寸铁的黑人陈尸街头。”他们并不看好为奥巴马辩解的艾尔·夏普顿(Al Sharpton)这种老一辈活动人士。库珀认为：“他们最强大的信念是，由他们自己来推动变革，这或许显得过分自大了。”(拉特格斯大学是新泽西州立大学的别称。——译注)
假如“珍重黑人生命”运动在比尔·克林顿谋求总统宝座期间就存在，他可能早就与该组织势同水火了。1992年1月，爱荷华州党团大会召开前不到三周，克林顿飞回阿肯色州，督导对里奇·雷·雷克特(Ricky Ray Rector)执行死刑。这名非洲裔美国男子有严重智力缺陷，乃至于在死刑到来之时甚至没有意识到遭其枪击的人已经身亡。其后，1992年6月，洛杉矶骚乱余波未尽，克林顿拎出比较籍籍无名的饶舌歌手希斯特·索拉亚(Sister Souljah)并予以公开斥责，起因是据报道，在被问及有关非洲裔美国骚乱分子攻击白人的问题时，索拉亚的回应是：“假如黑人每天都在杀害黑人，为什么不能有一周时间来杀杀白人呢?”克林顿急于强调他的中间派资历，他发现，非洲裔美国人的好斗品性是极有价值的反衬。(1983年11月至1992年12月，比尔·克林顿担任阿肯色州州长。——译注)
相较之下，如今的民主党当权派对“珍重黑人生命”运动的回应像极了对占领运动：掌声欢迎。7月间，在凤凰城的“网络草根运动”(Netroots Nation)大会上，“珍重黑人生命”运动的活动人士一再打断并诘问桑德斯及其同为总统候选人的同道马丁·奥马利。一位活动人士一度走上演讲台并宣称，该活动是在“原住民的固有土地”上举行，而这片土地的边界“由白人至上主义者依据其明白无误的天命来划定”。有大约十五分钟，奥马利站立不语，任由多位活动人士在讲台上发表演讲。
之后，自由派评论人士大多批评奥马利和桑德斯未对那些打断了他们活动的人士表达更多同情。《国民周刊》(The Nation)认为，“两位候选人都手忙脚乱”。“一往直前”组织声称，“坦率而言”，“所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做得更好”。
两位候选人自己也同意。当天晚些时候，奥马利公开就其“所有人的生命都重要”的说法致歉。活动人士表示，这一说法极度弱化了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国家暴力的独特性。很快，奥马利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减少警方的暴虐行为并降低监禁率，还公布了一项保护投票权的宪法修正案。桑德斯也致歉。他雇请了一位同情“珍重黑人生命”运动的非洲裔美国人担任新闻秘书，在其网站中增加了“种族正义”板块。他提出了有关禁止私人监狱的立法动议，其间结交了国会黑人核心小组成员。还他开始公开提到被警察枪杀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姓名。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已两次会见“珍重黑人生命”运动的活动人士;之前她誓言“结束大规模监禁的时代”，她的丈夫与其他民主党人于九十年代帮助发起该诉求。比尔·克林顿表示，他为自己在这个监禁国度扩张壮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愧疚。并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支持“珍重黑人生命”运动的决议，该组织自身则很快表示与决议无关。
五、美国公众宁愿一道左转
总统选战初选过程中，候选人往往会迎合他们所属党派的基础选民。所以，最惹人注目的并非希拉里·克林顿的向左转，或者民主党的向左转，而是美国公众情愿一道前行。
以“珍重黑人生命”运动为例。196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的骚乱和“黑人力量”(Black Power)运动均曾引发白人的强烈反应。托马斯·艾兹尔(Thomas B. Edsall)与玛丽·艾兹尔(Mary Edsall)夫妇在他们的著作《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中指出，1965年4月，28%的非南方白人认为，林登·约翰逊总统推动民权的步调“迈得太快”。到1966年9月，随着洛杉矶、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发生骚乱，并且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立场由种族一体化转为支持“黑人力量”运动，那个百分比达到了52%。(林登·约翰逊是民主党人，于1963年11月以副总统身份接替遇刺身亡的肯尼迪，担任总统至1969年1月。——译注)
但这一次，事情正在朝相反方向发展。2014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报告称，46%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表述：“我们的国家需要继续推动变革，以赋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权利。”到2015年7月，随着弗格森镇和巴尔的摩市发生骚乱以及“珍重黑人生命”运动兴起，那一数字上升到59%。据盖洛普民意调查，2013年夏季到2015年夏季，宣称自己“对美国社会对待黑人的方式表示满意”的美国人从62%下降到了49%。2015年，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度创下二十二年来的低点。
这样的转向，很大程度上是由白人群体内部的态度变化推动。据YouGov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单只在(2015年——译注)1月至4月间，将迈克尔·布朗和费雷迪·格雷死亡之类案件称作“孤立事件”的白人就下降了20%。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有动静。2014年到2015年，表示美国需要改变以赋予黑人平等机会的共和党人增加了15%——高于民主党或者独立派人士内部相应百分比的增加。(YouGov是总部位于英国的一家国际性市场研究机构。——译注)
不是说弗格森、巴尔的摩发生的骚乱事件和“珍重黑人生命”运动完全不曾引发强烈反应。唐纳德·特朗普就曾称，“民主党人迎合‘珍重黑人生命’运动的方式”是一件“丢脸的事”。泰德·克鲁兹(Ted Cruz)指责该组织煽动谋杀警察，福克斯新闻网也拿这一话题做文章。(泰德·克鲁兹是国会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福克斯新闻网属于保守派媒体。——译注)
然而，即便有一些共和党政治家攻击“珍重黑人生命”运动，其他共和党人却正与民主党人一道，推动警察和监狱系统的改革议程。去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声称：“我们的监狱里已经有太多犯人，坦率地说，在我看来，他们真的不必呆在那里。”10月间，一群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约翰·科宁(John Cornyn)、迈克·李(Mike Lee)和林赛·格拉汉姆(Lindsey Graham)——与民主党人联手提出一项立法动议，旨在减少非暴力毒品犯罪的强制最低刑期，逐步终止严厉的“三振出局” 量刑法，结束对未成年人的单独监禁，并准许少年人有机会抹去其犯罪记录。(“三振出局”是棒球规则。“三振出局”量刑法大意是指，已犯罪三次或三次以上，且其中两次是严重毒品犯罪或暴力犯罪，当再次实施携带武器的重罪时，则加重处罚。这一量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于加州首先运用，迄今约有三十个州采用这一量刑法。——译注)
甚至在参选总统的共和党人中，相关政策议程也正在远离惩罚式手段，而这样的手段两党均曾深信不疑。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兰德·保罗(Rand Paul)、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约翰·卡斯奇(John Kasich)和泰德·科鲁兹都谴责对非暴力毒品罪犯的过度监禁。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的态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他对如何吸引一般大众选民具有最敏锐的识别力。8月间，福克斯新闻网一位节目主持人问及他对“珍重黑人生命”运动的看法。卢比奥并未予以谴责，反而讲了他的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朋友的故事：警察在过去十八个月间截停了他的这位朋友八九次，即便他从未有过违法之举。卢比奥宣称：“这是我们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谈到，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会因非暴力罪行而遭逮捕，然后工作过量的公共辩护律师会推动他们认罪。他表示，政府必须“想方设法加以引导，防止人们”进监狱，“这样你的人民才不会年纪轻轻，人生就蒙上污点”。
保守派的共和党人在1990年代不是这么讲话的，甚至在奥巴马执政早期也不是。卢比奥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一事实更加证明，与1960年代中期不同，有关种族和公正的争论并不是在向右转，而是进一步向左转。
六、这次左转有什么不同
这次有什么不同?一个不同点在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犯罪激增，助长了恐惧和复仇的政见。相较之下，过去二十年间，犯罪急剧降低。尽管媒体上会出现一些夸张的头条新闻，但并无明确证据能证明，犯罪率正再度显著上升。正如《华盛顿邮报》的麦克斯·厄伦弗雷德(Max Ehrenfreund)在研究了截至2015年的数据后，于9月间所指出的那样：“在很多大城市，自杀数量增加了，即便如此，这个增加是和缓的，并未高于数年前的情形。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城市，犯罪下降了。总而言之，大多数城市仍比二十年前安全许多。”
并不只在犯罪问题上，人们才接受而非拒斥民主党的左转。以LGBT群体权益问题为例：十年前，人们会认为，一个民主党政治家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无异于自毁。如今，那样的争论多半已经结束了，并且，自由派人士正在推动涉及跨性别人士的反歧视立法——直到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上了媒体头条，很多美国人才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存在。乍看之下，这样的转变似乎幅度太大，也太快了。无论如何，婚姻平等为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提供了机会，令他们得以实现一种从根本上讲是保守性质的制度安排。跨性别群体权益运动提出了一个远为激进的问题：人们应当不顾生物属性，自行定义他们自己的性别吗?(LGBT由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分别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凯特琳·詹纳生于1949年，原名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美国前十项全能运动员，曾于1976年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上夺得男子十项全能冠军。2015年9月，詹纳正式改名为凯特琳，并改换性别;之前的当年4月，她向媒体公布了自己的跨性别女性身份。——译注)
然而，多出一大截的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是：是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威廉姆斯研究所(Williams Institute)检视民意调查后发现，现在，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支持禁止歧视跨性别人群。该研究所还发现，最近一些年间，认为反跨性别的歧视是一个“重大问题”的美国人所占百分比急剧上升。从事该研究的安德鲁·弗洛里斯(Andrew Flores)认为，一个人对待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预示者其对跨性别人士的态度。也就是说，既已认定歧视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是错误的，大多数美国人就只是经由一种弗洛里斯描述的“态度归纳机制”，将那一看法延伸到了跨性别人士那里。
2016年总统角逐过程中，共和党人之所以绝少有兴趣反对跨性别人士伸张权益，原因即在于此。7月间，五角大楼宣布，跨性别人士将可以公开在军队中服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迈克·哈克比指责这一举措，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看来是支持的。其余竞争者大都回避了这一议题。
经济方面，公众也绝少有强烈反应。奥巴马总统干预经济事务的范围之广，超过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其他任何一位总统。就任总统第一年，他力推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考虑到通胀因素，其规模大于富兰克林·罗斯福著名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方案。第二年，他的普惠医保法案强闯国会，获得通过，这是进步派人士自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译注)以进步党人身份参选总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同一年，他签署了一项法律，对华尔街实施再监管。他还花费大约两百亿美元援助汽车产业，提高轿车和货车的燃烧效率标准，推行更严厉的火力发电厂排放标准，授权环保署(EPA)监管二氧化碳排放，扩张食品与药品管理署(FDA)监管烟草制品销售的职权，将学校午餐中所要求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提高一倍，将两百万英亩土地划定为荒地，并保护超过一千英里河流。(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于1935年，是罗斯福推行“新政”的联邦机构，职能是雇佣主要为缺少劳动技能的失业男子从事公共项目建设，最多时曾雇佣330万人，1943年解散。西奥多·罗斯福是共和党人，于1901年9月至1909年3月担任美国总统。卸任后于1912年再度参选总统，在共和党党内提名中失利后组织进步党继续参选。因遭遇一次未遂暗杀，在最后时刻退出竞选。——译注。)
这样的干预在右翼共和党人那里引发了愤怒回应，但就美国人整体而言却并非如此。美国人通常在民意调查中表示，他们一般而言赞成更小规模的政府，同时支持政府推行的很多特定项目。比尔·克林顿1993年就任总统时，表示赞同“规模更小而提供更少服务的政府”的美国人比赞同“规模更大而提供更多服务的政府”的美国人多出37%，而到奥巴马就任总统的2009年，只多出八个百分点。并且，皮尤研究所最近一次即2014年9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奥巴马总统对经济有很多干预，这个差额仍完全相同。
在医保问题上，情况是相似的：公众并无强烈反应。2010年3月，奥巴马签署《平价医疗法》(Affordable Care Act)，当时的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反对这部法律的美国人大约多出8%到10%。今天，这个差额几乎是一样的。在税收问题上也绝少变化，尽管奥巴马批准了乔治·W.布什时代通过的一些减税法令因到期而失效。在税务方面，表示他们支付的税款高出了合理份额的美国人所占百分比与2010年大致相同(皮尤研究中心没有2009年的数据)，低于克林顿当政时代。
过去一些年间，在一些问题上，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保守，这是事实。即便总统和其他民主党人更积极地采取行动，支持管控枪支的美国人在奥巴马时代还是减少了。而且，随着伊斯兰国兴起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性日渐增加，共和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再度赢得优势。但是，政府已变得愈发强势而令人不安，非洲裔美国活动人士成长得愈发具有对抗性，并且，人们推翻了一些长久以来有关性取向和性别身份的想当然看法，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像他们在1960年代中期那样，开始大声喊“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群美国人。
七、“千年一代”粉墨登场
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正是年轻人最钟爱奥巴马时代趋向自由的政策转变，也最期待更多这种政策转变。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相较于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30岁以下美国人中，表示警察在“平等对待不同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方面的工作“糟糕”的要高出一倍，而表示弗格森的大陪审团在迈克尔·布朗之死一案中不指控达伦·威尔逊是错误之举的要高出一倍以上。据YouGov的调查，每三名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就有不少于一人认为，作为一名跨性别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这个比率低于五分之一。相较于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大约18到34岁的千年一代美国人中，表示移民“拖累”了美国的要低21%，而表示移民令美国“实力增强”的要高出25%。而且，千年一代中对穆斯林持有正面评价的要高出17%。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希望政府“提倡传统价值”的美国人所占百分比，目前已低于盖洛普民意调查自1993年提出这一问题以来的任何其他时间。并且，称自己为“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派”(socially liberal)的人士所占百分比，目前与称自己为“社会意义上的保守派”(socially conservative)的人士所占百分比一样多，这是盖洛普民意调查自1999年提出这一问题以来的首次。
千年一代还保持着对更大政府的支持。这一代年轻人或许不会高度评价代表他们的机构，但他们还是希望那些机构更有作为。据一项《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广播公司7月间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3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表示政府做得太多的人士多出表示政府做得太少的人士四个百分点。而在千年一代那里，认为政府做得太少的人士要多出二十三个百分点。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最年长的美国人中，支持废止医保改革的人士多出二十九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千年一代中支持扩充医保改革的人士要多出十七个百分点。而且，相较于六十五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千年一代中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要多出二十五个百分点，对社会主义持赞同态度的要多出三十六个百分点，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偏爱(49%)实际上胜过资本主义(46%)。如皮尤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至少到目前为止，千年一代对更加积极进取的政府抱有“热烈”的支持”。
甚至在共和党的千年一代中也是这样。媒体往往将美国政治描绘为愈发自由开放的民主党人反对愈发保守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但在年轻人群中，那一描述并不准确。年轻的民主党人或许较他们的长辈更加自由开放，但年轻的共和党人也是如此。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明显多数的年轻共和党人表示移民令美国实力增强了，一半人表示企业利润太高，将近一半人表示，相较于代价，更严格的环境法律仍是值得的。这些回答令他们与更老一辈共和党人判然有别。年轻的共和党人较最年长的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赞同大麻合法化，也几乎同样可能支持同性婚姻。当被问及如何在意识形态上将自己归类，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千年一代称他们自己是“自由派”或“混合派”，同时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称他们自己为“保守派”。在最年长的共和党人那里，细分之后的调查结果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面对这样的数据，保守派人士或许想要安慰自己：当千年一代变老，他们将向右转。但《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7年刊发的一项研究指出，相关数据“与一般认为年岁渐长会令人变得保守的假设相矛盾”。今天比千年一代更加保守的更年长美国人，在他们年轻时也更加保守。1984年和1988年，年轻选民中罗纳德·里根和乔治·H.W.布什的支持者远多于反对者。千年一代是自由派，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是自由派，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性格形成期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大萧条，而且因为他们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世俗、种族上最多样化、最少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代人。而那些特征中没有一样有可能改变。(乔治·H.W.布什是乔治·W.布什之父，共和党人，1989年1月至1993年1月担任总统。——译注)
八、未来的总统将更具进步色彩
这有多重要呢?人们会提出质疑。无论如何，美国并未受制于舆情调查。国会重新划分选区、将犯重罪者剥夺公民权、竞选财务法规的封闭都有助于政治家不受普通人士意见的影响，并且一般而言有助于授权给合适的人选。尽管存在这些结构上的不利之处，奥巴马还是确立起了相较于两位民主党前辈中的任何一位都更有影响的进步性议程。也有理由相信，不论谁赢得2016年总统职位，她或者他都将比各自党派的前任总统更具有进步色彩。(这里的“两位民主党前辈”，或指前文提到的林登·约翰逊和比尔·克林顿。——译注)
据微软公司的趋势预测网站Predictwise预测，民主党人在2016年拿下白宫的可能性接近六成。那不是因为民主党可能提名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实力超群，而是因为共和党人可能会提名一位特别不堪一用的候选人。据Predictwise预测，11月早些时候，马可·卢比奥赢得共和党提名的可能性是45%，他被广泛视为共和党实力最强大的大选阶段候选人。但据Predictwise预测，唐纳德·特朗普、本·卡尔森(Ben Carson)或者泰德·克鲁兹赢得提名的可能性也有37%。而假如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克林顿当选总统就几乎十拿九稳。(Predictwise由供职于微软的经济学家David Rothschild创办，其网页声明指出，其预测不代表微软或微软旗下任何实体的预测或者观点。——译注)
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在国内政策方面，她的施政可能较奥巴马偏左。(因不存在诸如“占领华尔街”或“珍重黑人生命”之类强大的左翼激进运动，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动态是非常不同的。)克林顿的竞选主张已经预示了左转的信号。接近其竞选阵营的人士暗示，克林顿最优先施行的议程大致包括如下事项：推行带薪休假、无负债大学学费计划(debt-free college tuition)，并普及学前教育。
这一议程自然源自克林顿长期以来对儿童和家庭福利的兴趣，但也是民主党的产物，民主党现在较1993年或2009年进一步左转了。假如当选总统，克林顿将不得不与这样一个参议院打交道：它拥有两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民主党人伊丽莎白·沃伦和伯纳德·桑德斯，这两人均非常受自由派活动人士欢迎。
奥巴马已感受到了自由派的愤怒。2013年，因参议院中自由派人士提出抗议，劳伦斯·萨默(Lawrence Summers)斯不再考虑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15年，奥巴马欲提名安东尼奥·维斯(Antonio Weiss)担任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沃伦攻击其与华尔街有牵连，维斯遂放弃提名。克林顿就任总统第一天起就将面对这样的现实。并且她知晓，因她无法如奥巴马那样能以华丽的辞藻鼓动自由派人士，他们较少可能宽恕她在政策方面的离经叛道之举。她将直面这一点。如同约翰·肯尼迪之后的林登·约翰逊，她将不得不用实际作为来弥补形式上的缺憾。
正如同克林顿的施政大约会较奥巴马更左，有可能的是，任何有能力在2016年赢得总统职位的共和党人也都会施行比乔治·W.布什更偏左的政策。首先，胜选从根本上讲会要求不同的联盟。当布什2000年赢得总统职位时，绝少有千年一代可能去投票。相较之下，2016年，他们将构成现身投票者的大约三分之一。2000年，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和亚裔人构成投票者的20%。2016年，他们将构成30%以上。卢比奥阵营的政治顾问惠特·艾瑞斯(Whit Ayres)估计，即便2016年共和被提名人赢下60%的白人选票(除去1984年的里根，这个百分比高于过去四十年来任何一位共和党被提名人赢下的白人选票)，他或者她仍需要赢下几乎30%的少数族裔选票。米特·罗姆尼拿下了17%。(年龄最大的“千年一代”生于1981年，至2000年大约是19岁。米特·罗姆尼于2012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译注)
千年一代和少数族裔的左转不止体现在文化议题上，还体现在经济议题上。赢得他们手中选票的必要性，将塑造任何胜任的共和党总统在大选中参选以及一旦任职后施政的方式。这种必要性可能诱使卢比奥这样的总统推动移民改革，这一改革虽然是从严格执法起步，还是会为移民合法化并最终为移民获得公民身份铺平道路。而尽管他的共和党基础选民怒气冲冲，卢比奥仍支持给予移民公民身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也是如此。)
假如自布什当政以来美国的人口特征已发生改变的话，那么保守派知识分子内部的氛围也是如此。保守派知识分子内部眼下存在一个广有影响的“改革的保守派”(reformocons)共同体，在某些方面他们与1980年代的“新民主派”思想家有得一比。他们认为，共和党人太关注为富人减税，而不够重视着手应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经济上的焦虑。
最接近“改革的保守派”的候选人是卢比奥，他在自己最近的一部著作中提及若干此类保守派人士的名字。他表示，对公共福利计划进行部分私有化是“已经过时”的主张。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竞选总统时论及此事。而且，不像布什和随后两位共和党总统被提名人，卢比奥并未建议大力降低最高收入税率。其经济计划的核心主张反而是进一步推广对有儿童的家庭实施纳税扣减，甚至极度贫穷而不缴收入税的美国人也会有资格适用此项扣减。
尽管如《新共和》杂志所述，自由派人士赞扬他的计划“颠覆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保守派对税收的见解”，但卢比奥的经济计划中也包括对资本利得税、红利税、利息税和遗产继承税进行新的削减，这些举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益于富人。即便如此，可能的情况仍是，假如卢比奥当选，他不大会如布什在2001年和2003年那样，强推大规模减税或是递减式减税。那部分是因为，更年轻、种族上更加多样化的选民对这样的政策更少宽容。部分是因为，卢比奥的行政分支有可能包含“改革的保守派”这类人士，他们更有兴趣为中产阶级而不是为富人减税。部分也是因为，布什诸多减税举措本身的遗产，会令那些举措更难于复制。
令布什减税举措得以通过的关键人物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他在2001年警告说，除非华盛顿降低税率，否则盈余可能增加得过于庞大，这样会形成危险的“由联邦政府积累的私人资产”。格林斯潘的论证为布什行政分支提供了至关紧要的学术掩护。但其主张现在看来是可笑的。很难想象，目前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2017年会支持对高收入者进行大规模减税。
布什的减税举措得以通过，还因为有一批强大的民主党少数派提供支持。但那类中间派人士，即2001年帮助布什通过其减税计划的亲商会民主党人，几乎不会再有了。那些人包括麦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约翰·布鲁(John Breaux)、玛丽·朗德里厄(Mary Landrieu)、泽尔·米勒(Zell Miller)、麦克斯·克利兰德(Max Cleland)、提姆·约翰逊(Tim Johnson)、布兰切·兰伯特·林肯(Blanche Lambert Lincoln)。民主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左转意味着，卢比奥这样的总统所遭遇的反对派，会比布什在2001年遭遇的反对派更强硬好斗。那种好斗的反对派，加上态度转变的选民和“改革的保守派”力量，并不意味着卢比奥不会减税。他还是有可能减税。但为避免令减税显得太露骨地有益于富人，他会面对较布什更巨大的压力。
作为总统，卢比奥可能废止由奥巴马的环境保护署强行实施的诸多规章。他的重要捐助者无疑会推动他这么做，即便如此行事会伤害到他在年轻选民中的形象。但他不大可能废止医保改革。卢比奥业已提出的经济计划会剥夺数百万美国人享有的保险。也就是说，该计划或会犯下的错误与卢比奥及其他共和党人归于《平价医疗法》的错误一模一样。沃克斯新闻网主编以斯拉·克莱因(Ezra Klein)指出，共和党人“用了过去四年时间攻击奥巴马的医保改革粗暴权衡、不得人心，可一当他们开始推动一项严肃的替代性方案，他们突然间就将不得不去应付对他们还以同样颜色的民主党人”。这令卢比奥不大可能在其首个任期内挑起那一争斗。
卢比奥会成为比奥巴马更保守的总统吗?当然。自由派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并不意味着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会消失。这样一个时代意味着，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竞技场上，五十码线进一步向左移了。这样一个时代意味着，下一任共和党总统将无法令这个国家回归到前奥巴马时代。(五十码线是美式橄榄球场地中线的位置。依据规则，比赛区有100码长，53码宽，以场地中线50码线为界，每队各50码半场。队员需要在自己的半场内进行防守，并持球突破到对方半场。——译注)
那种情形德在怀特·艾森豪威尔接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之后发生过。艾森豪威尔放缓了始于1930年代的政府扩张势头，但并未令美国政治回归到1920年代，当时共和党从根本上反对任何联邦层面的福利国家政策。他大体上认可了新政。比尔·克林顿接任罗纳德·里根和乔治·H.M.布什之后也是如此。他批准了多项打击犯罪的法律，废止了对银行业的诸多管制，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平更预算而削减了政府支出，改革了福利体系，并宣布“大政府的时代结束了”。经由如上举措，克林顿承认，即便一位民主党总统也不可能复兴1960和1970年代那种高歌奋进的自由主义。他认可了里根主义(Reaganism)。(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民主党人，1933年3月至1945年4月担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是民主党人，1945年4月至1953年1月担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人，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担任总统。——译注)
贝拉克·奥巴马孜孜以求的是，期盼成为民主党的里根：一位改变美国意识形态走向的总统。他是改变了美国的意识形态走向。他推动政治议程左转的剧烈程度如同里根推动政治议程右转，而且，如同在里根时代那样，公众认可的多于他们所反对的。当民主党人适应了里根勾画的新政治版图，里根的最终胜利也就到来了。有理由相信，下一位共和党总统将会发现，有必要向政治现实做出类似的让步。
这样的政治循环最终也将顺其自然。犯罪持续上升可能在非洲裔美国活动人士与年轻白人甚或拉丁裔人群之间制造分裂。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以及预算赤字上升，某种程度上可能推动公众与政府反目，而奥巴马的政策不曾如此——并迫使民主党人再度更加重视财富的创造而非分配。自由派占据支配地位的这个时代将如何结束，谁都说不清。但可能将持续一段时间。
(作者系美国政治评论人士、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及新闻学助理教授。本文原刊于美国《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2016年1/2月号,原题：“Why America Is Moving Left”，小标题为译者所加。听桥译。)
来源时间：2016/1/19 发布时间：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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