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成  来源：《凤凰周刊》总第565期

　　在世界秩序正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刻，回顾2015年，可以看到中国并没有做一个墨守成规的角色，也没有做一个颠覆现有秩序的革命者。目前看来，它选择做一个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良者——其并非以咄咄逼人或对抗性的态度来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通过自身的参与，进行调整。

　　调整国际秩序的利益所在

　　无论是中国对外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还是这一年来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访问，都显示出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在以灵活而巧妙的姿态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上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试图改变以往的国际定位。简而言之，中国领导人是在下一盘大棋。

　　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以经济和文化因素作为主要驱动力，但这样的驱动带来了政治布局上的大改变，尽管现在仍处在整个战略布局中的早期阶段。在我看来，中国对国际秩序调整和改良的利益所在，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在国际环境中获得安全，而不是感觉被外界压制或被遏制。

　　其次是为了谋求自身经济发展。因为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庞大经济体，其资源并不充足：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20%，耕地和水资源只有全世界的7%，森林资源占3%，石油资源占2%，天然气资源占1%——这些客观条件使得中国必须要有全球的战略定位和能源安全的考虑。

　　作为世界外汇储备的第一大国，中国必须寻求海外投资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有纠正目前产能过剩的因素。

　　第三个是声誉因素。由于曾经有着强盛而繁荣的悠久历史，也有落后受屈辱的近现代历史，从心态上，目前的中国需要在国际地位上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和声望。

　　“非对抗性”成为外交新特点

　　2015年的多张外交牌中，我认为，尤为成功的是欧洲牌。这一年秋季，中国领导人访问英国，随后德国和法国最高领导人接连访华，这一系列与欧洲各国的互动，使得中国改变了以往对欧的被动地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尤其是英国对中国在人权、国际事务、武器禁令等方面的批评和强硬举措较为明显，很多国际问题上，欧洲与美国一直保持一致立场。而现在，我们看到中欧关系愈加友好而密切。例如，2015年年初，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陆续加入亚投行;今年秋季中国领导人访问英国，双方取得一系列外交成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国会的历史性演讲、中英金融合作的领先地位、足球外交对民意的积极影响都意义非凡。

　　我经常和一些美国同仁解释，欧洲国家和美国看待中国的立场和角度是不同的。从抽象的国家概念层面上讲，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中国崛起，面临的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的矛盾;但欧洲很多国家看来，并不像美国这么敏感，它们并不认为中国会对世界第一的美国构成这么大的挑战。即使构成挑战，与其本国利益比较也会变得相对次要。因而，欧洲一些国家会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以及战略立场。

　　从中国欧洲牌的得分足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及其智囊团队做了充足准备，对目前的国际形势、中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印象和可以发挥的角色把握得比较准确。

　　2015年9月以后，中国领导人接连访问美国和联合国、在新加坡促成“习马会”以及访问东南亚国家等，显示出中国对外政策再度回归“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对比两年前，国际舆论不再老把中国形容为“Assertive”(咄咄逼人的)，但目前还没有另一个准确或者流行的词进行总结概括。中国自身在迅速变化，外界也在进行综合判定。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全球战略，尤其其对国际秩序的立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非对抗性的改良”(non-confrontational revisionism) 。

　　不应混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针对中国对外推出的几个大动作，现在中国国内外有声音批评说，“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太多起色，除了一小部分投资到位，大多实际操作并没有开始，或者说不少人并没有弄懂其内涵到底是什么。

　　这些在我看来并不奇怪。“一带一路”倡议尚处于酝酿阶段，大方向确定后，中国接下来会通过对外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发展，以及自身财力的杠杆作用进行改善。

　　也有人指出，实施过程中必定会遭遇很多问题，首位便是安全因素。但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中国很多企业恰恰就是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以华为为例，其在国外先从非洲、中东这些动荡地区起步，后来才走向发达国家;在中国国内，其也是先从县级城市开始落地，然后“农村包围城市”——这些本就是中国式的经济发展路径，只不过现在应用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域。

　　更有些人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混淆起来，其实两者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是围绕中国打造的对外战略，即便资金到位，其他还是空的，还在摸索中;后者也不是一个封闭而狭隘的以中国为控股方的银行机构，而是一个开放的、更多关注区域治理，尤其是基础设施发展的金融组织。据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介绍，一开始中国之所以提出50%的股权，是因为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后来陆续有国家加入后，中国便放弃了控股权，更多是通过管理和运作弥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官僚化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我也不同意将亚投行和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立起来。要知道，中国一开始就邀请美国参加亚投行，只是美方没同意而已。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发展都不可能排除作为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或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而成功，未来必然要进行调整并走向开放。但很遗憾，很多人仍以狭隘的观点来看问题。

　　如何拿捏内政外交两盘棋

　　中国领导层之所以在外交上“这么拼”，是需要通过外交来维护其权力。一系列对外大动作背后，也说明了两个深层次问题：其一，通过外交方面的成功可以打开国内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局面，倒逼国内的一些政策实施和改革进行;其二，通过外部国际政治的各种资源，起到缓解国内部分紧张局势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已经越来越紧密，高明的领导人会进行国内外宏观而综合的考虑，会同时下两盘棋。美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当一些效果和利益在一盘棋中暂时拿不到的时候，会启动另一盘国内或国外的棋进行呼应或补充。

　　从国内政治角度讲，习近平执政后大力进行反腐、收紧各项权力，同时也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例如利益集团的阻拦、反腐强势之下部分官员通过“无为”进行消极抵抗，以及得力人马可能还没有完全到位等。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也是最为主要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一些人说这是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导向型经济上转变，一些人说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转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主要是向市场和中产阶级消费驱动的经济上进行转型。

　　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下，如何进行国内外政策的改革和调整，需要保持清醒的思维，分清轻重缓急。

　　比如说，现在看起来有些滞缓的央企改革，从打腐败开始着手是正确的。如果不这样开始，接下来的央企改革就难免产生另一轮新的腐败。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效是：铁道部已然不复存在，石油业周永康的势力被打得一塌糊涂，金融业的反腐调查正在深入，电力行业也开始了类似改革，同时央企的改革需要从金融业开始。2016年中国将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此外在互联网以及创新行业，中国正在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在下滑，但情况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糟。中国的决策者还可以打出很多张经济牌，比如说中西部欠发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和下一轮城市化的推动等。这些之所以没有开始，是需要考虑一些国内矛盾和冲突，是否会付出更大代价。

　　可以说，中国正在寻找一条在轻重缓急和利益取舍上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这些有可能会一步步实现，但需要更多时间。

　　国内政治发展提供原动力

　　国内的改革要想实现，需要依托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目前来看，中国国内外两盘棋的落子都是暂时的，都还在试探。中国的领导层仍然保持着清醒认识，用这些举措去试探国内外的反应，看他们在哪些地方支持、哪些地方反对，不断认识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对策。

　　这一点上，中国有些做得很好，很有针对性也很见成效;有些也说明其高估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或对西方缺乏认识。比如对境外NGO的管理办法草案让西方反应如此之大，说明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十分不足。

　　由于历史上的长期封闭和半封闭，中国和外界的相互认知不足，刻板印象颇深。相互淡化或扭转这些刻板印象、放下成见、深入了解彼此，还需要时日，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未来的2016年，中国对外的首要舞台在G20峰会，这又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认可中国的机遇。但我想强调的是，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公关，最终需要国内政治的发展来提供真正动力，如同中国现在的国际影响力也源于本身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一样。如果中国政治更加稳定化、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那么中国对外的国际影响力就会更强，在对外进行推广和公关时，中国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也会更有说服力。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原题为《2015中国策：双盘棋局、宏图略展》

来源时间：2016/1/3   发布时间：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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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明江 等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启动大规模军改，包括高层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调整军委总部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等等，以达到强军兴军的目标。不过，受访学者认为，中国军力增强未必能改变一些国家以“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方式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搞平衡，反而可能令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更多疑惧。

　　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僵持不下的大背景下，中国连续两天就军队建设释放重磅消息，先是在去年国防部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正在打造第二艘航母以及曾经进行东风41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接着新年伊始即宣布，新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昨天发表社评称，中国军队足够强大才能助国家“不怒自威”，并称中国军力强大了，政治号召力、整体影响力、威慑力、说服力乃至凝聚力都会随之增强，其他国家会更相信中国，可能就不再以“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方式在中美之间搞平衡。

　　受访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分析指出，如果本区域国家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而中国又能展现“善意霸权”姿态的话，中国军力的提升可能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积极的因素”，并改变一些国家“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战略。

　　不过，李明江指出，现实情况是本区域国家涉及南中国海、东海等领土争端未解决，中国也未被所有周边国家接受为“善意的霸权”，因此中国军力的壮大，反而可能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更多疑虑和恐惧。

　　李明江说，“善意的霸权”涉及几个方面，包括不用军事力量寻求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将军事力量用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上，例如促进区域安全、打击海盗、防灾救灾、海上搜救，以及不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

　　学者：无须质疑中国军改

　　受访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不是那么直接，不是“谁拳头大就听谁”，本区域国家有各自的利益考量，而且“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只是概括性说法，也不一定准确。　　他说，要让其他国家更相信中国，恐怕要综合性地从外交、政治合作、文化沟通、军事合作、安全合作、情感认同等方面着手，“军事变量只是之一，甚至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不过，王湘穗也说，周边国家没有必要对中国军改产生疑虑，外界目前将观察重点放在军队结构改革上，但其实“最大的改革应该是宣布减少30万人”。除了减兵调结构外，中国的军费跟美国比是差远了，而且中国的军事战略仍然是“积极防御”，中国使用军事力量的原则是，“你不打我，我不会打你”，反而是美国采取“主动打击”战略，“你不惹我，但我觉得有必要打你，我还是会打你”。

　　受访的台湾国防部前副部长、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前讲座教授林中斌认为，“提升军力让别人服你”的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比较勉强。他推断，这不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想法，因为习近平曾经多次公开表明推崇孔子，他的治国理念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孔夫子观点，“那一定不是以力服人”。

　　林中斌说，大陆解放军的实质能力自2000年起已不断提升，但对外用兵包括派维和部队到马里和亚丁湾护航等都处理得非常谨慎，可见北京不采武力威吓。他说，中国古书“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一套，“习近平是已经注意到了”。

　　在这次军改中，第二炮兵部队正式更名为“火箭军”，其功能和角色引发舆论关注。林中斌与王湘穗均认为，将二炮改为火箭军，是因为其实力壮大之后才改名，而不是改名让它壮大。

　　未来作战模式有巨大变化

　　王湘穗说，这说明中国对核威慑及战略打击的重视，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军种来建设和使用。林中斌表示，大陆的导弹包括东风21D、东风26对美国航母是致命的，东风41更可打到美国本土，用潜水艇从水下发射导弹，“以前(大陆)不是很有把握，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另据《解放军报》报道，中国军改之后，未来解放军作战模式将出现巨大变化，从旧有的陆军为作战主导力量，海军空军为作战辅助力量模式，转为陆、海、空、火箭、支援部队五个军种齐头并进，按照战略需求设定主导作战军种的联合作战模式。

　　报道说，在未来中国将面对的危机地区中，除了西南方向的中印陆上边界问题外，南中国海、东海、台湾问题都是需要以海空军为主导进行的。未来战区改革后，东部和南部方向战区的主官可能会由海军或空军的高层将领出任，因为在应对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时，海空军是主力。

　　李明江分析指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国家安全威胁就在亚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和东海，长远来看还有台湾海峡问题，这就涉及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美国是中国主要假想对手，中国要加强海空能力，就是希望追上美国的军事实力。

来源时间：2016/1/3   发布时间：20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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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格·奥斯汀  来源：《国家利益》

　　有观点认为，凭借更为强大的海军力量，中国在其海疆试图削弱他国、拓展实力的军事活动已经引发了相当的恐惧。这一看法本质上强调——无论是出于提出更多领土诉求的新态势，还是出于投送新兴海上力量以重塑区域秩序的强烈愿望，中国当下的行动使其比二三十年前更像侵略者，更有攻击性。然而我认为另外一种解释因更加符合事实、更少阴谋论色彩而更能站得住脚：即自从1609年国际法意义上的领海概念得到明确以来的五个世纪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领海边界都没有得到确定，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行动的初始动机其实是为了保卫那些被视为其领土的岛屿免受邻国篡夺意图的侵害，而这并不是无理声索和军事扩张(译注：1609年,荷兰法学家、近代国际法之父和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发表了《公海自由论》, 提出了影响后世国际法甚深的“海洋自由”原则,领海概念在这一经典文献中首次得到阐明)。

　　我们要看到，现行区域秩序(经济和军事层面的中日均势和两岸均势)已被中国和平崛起的宏大事实所重构，相比之下其控制南海岛屿的任何收益增殖仅仅是一种边缘性因素(译注：作为美国学者，奥斯汀深明美国帝权一手“离岸平衡”出来的东亚均势格局之奥义所在，在现实主义地缘视角下，以日遏中、以台制华已经内化为“合理”的东亚秩序的一部分)。尽管中国基于领土主权学说开始将南沙群岛描述为“核心利益”，然而它只是一种显著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什么新鲜说辞。对于中国来说，其茫茫海疆之上的主要目标无疑是成功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而后者却坐落于南海的北端。正如中国政府的一名智囊早在1996年就观察到的那样，南沙争端本身具有“小规模”和“局部性”的特征(译注：该年正值“第三次台海危机”的高峰期，大陆常规军力对比台湾当局并不占显著优势，为遏制“台独”势力，国家在随后相当长时间内投入了大量战略精力和资源用于台海军事斗争准备，南海方向上的投入相形乏力)。作为几十年来驱动中国相关政策的更重要因素，这种质性定位一直持续下来。

　　回顾过去，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不少殖民国家，如英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德国、葡萄牙、俄罗斯和日本等都成功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或以某种租借区的形式确立了在中国若干“飞地”的实质性主权。而当时海上力量孱弱的中国，并没有任何精力可优先用于勘定和维护海上边界。直到1887年中法谈判确定法国“保护国”越南同中国的领海边界，中国才开始采取措施定界戍边(译注：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双方约定对中越两国陆上边界和北部湾沿岸岛屿进行会勘，作者在这里认为直至1887年涉及东京湾划界的中法界约谈判时中方才逐渐确立近代领海主权概念;而就战略眼光观之，中法战争也是清廷“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转折点，战后清廷决心大治水师，于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标志着中国正式以东部海防而非西北塞防为战略重点)。然仅仅数年之后，日本便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甲午战争，1894;《马关条约》，1895)，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才又有机会和地位捍卫自己的海上边境，使台湾等领土重回祖国怀抱，从而摆脱外国的军事威胁、入侵和控制。

　　但这种机会并未持久，刚摆脱二战阴影又陷入冷战泥潭导致中国定鼎海疆的宏愿遭遇持续困境。由于1949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未完全取得胜利，中华民国(ROC)作为中共对立政权偏安于台湾一隅，而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则卷入了旷日持久、远未结束的各类岛礁冲突和政治斗争之中，以至于无法确定一条明确的领海边界(译注：作者2015年10月14日发表于“The Japan Times”的《中国未竟的岛屿收复战》一文细致梳理了20世纪中国对其岛屿领土的艰辛收复进程——从日本在30年代以来对南海诸岛的侵占到西沙南沙的几度易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卷入朝鲜战争导致美国协防台湾到1979年叶剑英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再到90年代香港和澳门的最终回归，作者认为未来中国在恢复其岛屿主权过程中很可能具有“历史复仇主义”倾向，领导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应着力避免日本等国的扩张错误，在文章末尾作者尤其表达了对以“和谐发展”及“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为特征的“天下观”的疑惧心理)。直到1970年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国家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承认才开始逐渐转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由单一合法政府代表中国)的国际法框架下，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的一切领土权利主张的继承。就此特殊意义而言，这些权利当然包括民国政府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而这一主张又通过1946年(民国舰队)实质占领太平岛的历史得到了确证(译注：1946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派出“太平”、“中业”等舰接收南沙群岛，并以“太平”命名该群岛之面积最大岛屿，在岛西南防波堤竖立“太平岛”石碑，并在岛之东端另立“南沙群岛太平岛”石碑)。由此，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民国政府在涉及南海问题的主张上保持高度一致自是顺理成章。

　　当前中国关于海洋边界的主张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台湾以及“中华民国”政府辖下其他岛屿的主权诉求、对南海水域(包括西沙、南沙群岛)和东海水域(包括钓鱼岛)大量小岛的主权诉求，以及要求南海声索国承认中国在(断续线)海域内的资源管辖权利。这里面除了关于钓鱼岛的声明以外，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关于的领土主张自始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只因1970年台湾当局首先提出钓鱼岛主权，大陆政府才出于同对岸争夺“一中”正统继而被迫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译注：作者这种说法乃是基于“大陆官方曾承认钓鱼岛属于冲绳”的论述，持此论者往往援引周恩来总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及《人民日报》文章曾提到尖阁诸岛隶属琉球为佐证，但这种观点并不严谨。前者固然反对美国独自托管琉球，但并不意味着承认琉球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之合法性，而后者既非评论文章，亦非社论，经查证乃是编译自日文的无署名资料并被刊登于外文资料专栏，更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有关钓鱼岛归属的立场，且清末以来琉球之主权归属本为历史和法理悬案)。其实就程度和特点而言，中国的主权要求并无出奇之处，在对一般条款的处理上也与其他国家的举措类似，仅有一系列明确的免责条款或可视为例外：即中国似乎对一般并不视为岛屿领土的水下暗礁也宣称主权(译注：针对这一问题，作者2015年6月11日在日本《外交学者》发表评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有多‘荒谬’?”中指出，“中国当前的填海造地都是在南沙群岛附近的水下岩礁，中国实际控制那里已20余年，过去18个月里、甚至过去20年里，中国并未占领新岩礁”，他认为美国国务院尚能对此理性克制，而“五角大楼多次表现出对华的极不专业或偏见，动辄把愚蠢的意图归咎于中国”)。

　　一些学者、媒体评论员和其他分析家经常声称，中国对整个南海都提出了主权要求。这种观点其实源自对1947年以来中国一再标注于南海地图上的所谓“九段线”的误读。2014年12月份，在一项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潜在边界线”的课题研究中，美国国务院得出确切结论，即中国从来没有明确过对这种“U型线”的管辖意图。

　　综上所述，鉴于当前南海纠纷在中国实力崛起及其海军扩张之前即已存在，任何“中国自恃实力大增而扩大海洋权利声索”的假设都不是经由事实推导得出的结论。与大多数国家相同的是，中国具有坚定的维权意愿，只不过这构成了使相关争论出现变化的众多因素之一。但这种先在性的主权诉求至少已经合理地存在了66年，中国人捍卫它无可指责。

来源时间：2016/1/2   发布时间：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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