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黎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宣布向多家国际投资者募集了70亿美元，标志着该行朝着首次公开发行(IPO)迈进了一大步。外界预计，该行的上市将是2016年中国最大的IPO之一。

　　除了中国人寿(China Life)以及瑞银(UBS)、摩根大通(JPMorgan)等国际金融巨头以外，中国邮储银行还从世界银行(World Bank)旗下的私营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FC)募集了资金。这表明，与3年前行长被控贪腐的时候相比，这家国有银行已经迎来了彻底的转变。

　　这笔交易也凸显出北京和华盛顿是如何在世行中暗地里争夺影响力的，这种较劲经常以十分微妙的方式进行。它也给世行中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前高盛(Goldman Sachs)银行家蔡金勇(Jin-Yong Cai)的卸任投下了阴影。在IFC首席执行官位置上度过了风云变幻的3年后，本周他将离开世行，重返亚洲再次投身私营部门。

　　尽管蔡金勇和其他世行高层官员坚称，他提前10个月离职——他的任期本该是4年——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且他也未被指控从事了任何不当行为，但在他离职前，世行执行董事会曾不寻常地谴责了IFC投资中国邮储银行的交易(该交易得到蔡金勇支持)。这件事发生的同时，有世行高层官员表示，美国和其他方面对IFC与中国国有企业达成的越来越多的交易涉嫌偏袒日益感到担忧。

　　中国人寿买入中国邮储银行5%股份所花费的25亿美元，让IFC的3亿美元投资相形见绌。然而，这是IFC有史以来对一家中国银行进行的最大一笔投资，被蔡金勇视为“重磅”交易的一个范例，他希望通过促成这样的交易为人们所铭记。

　　不过，按照世行高层官员的说法，世行大股东质疑这笔投资是否符合IFC的使命——放贷给缺乏资金或资金成本过高并且缺少其他投资选项的地方的私营企业。

　　除了上面提到的投资者，还有大量的投资者在排队等候买入中国邮储银行的股份。此外，这些官员们表示，尽管蔡金勇声称该交易符合世行的“金融包容”战略，但这笔交易带来的发展影响并不明确，而发展影响正是对IFC投资的一项关键考核标准。

　　“在我看来，IFC(在中国邮储银行)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楚。”前摩根大通银行家彼得•沃伊克(Peter Woicke)说，“如果这样做是为了(投资回报)，你可能就和高盛差不多了。但IFC的职能不止是为了成为高盛。”沃伊克曾在1999年到2005年间领导IFC，监督过IFC对中国银行业的首批投资。

　　IFC和蔡金勇表示，投资中国邮储银行有助于将金融服务拓展到中国许多“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中间，同时还能带来健康的投资回报。

　　6月世行执行董事会商议IFC这一投资事项时，冲突浮出了水面。根据会议纪要，6月9日董事会25名成员开会投票时，美国、日本还有英国、德国和法国等主要欧洲股东国的代表全部弃权。总共9名董事拒绝赞成该投资，他们合占56.4%的投票权。

　　由于这些董事只是弃权而非投反对票，这项投资得以推进。但是，在世行董事会政治这个微妙的舞台上，直接投票反对有影响力股东(如中国)支持的项目是很罕见的，因此这次表决等于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谴责蔡金勇。

　　关注世行、总部在华盛顿的活动团体银行信息中心(Bank Information Center)的执行董事查德•霍布森(Chad Hobson)表示：“这很不寻常。(通常)如果他们会输掉投票，他们就不会参加董事会会议。”

　　根据世行现任高官的说法，这次投票之前，美国一年多来对IFC在世界各地一系列涉及中国国企的交易表达出越来越大的担忧。出于这种顾虑，对于巴基斯坦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对有中粮集团(COFCO)参与的IFC项目拟议的1.4亿美元投资，美国不是投弃权票就投反对票。

　　这次投票还发生在中国股市暴跌之际，之后世行还在7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中国“扭曲的”金融业亟需改革——不过随后撤回了这份报告。

　　蔡金勇为这笔投资辩护，不过他也指出，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格外敏感。

　　他说：“我明白，人们对中国的项目总是抱着不同的看法。”

　　蔡金勇表示，凭借中国邮储银行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的4万个营业网点，IFC能够帮助中国农村地区普及金融服务。在那里，大约2.35亿人仍然没有银行户头。此外，IFC还可借此从全球最大邮政银行之一的身上学到经验。他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们如何获得经验?我们不能只从书本上获得经验。我们必须参与交易。”

　　蔡金勇坚称这对IFC来说是一笔很好的投资。IFC不得不卖出在中国持有的其他股权以向世行支付股息，为世行向贫困国家发放低息贷款充实资金。

　　蔡金勇说，IFC其他股权投资中有一部分情况不妙。根据IFC的数据，在截至2015年6月的一年里，IFC在新兴市场的股权投资减记了7亿美元。蔡金勇表示，中国是个少见的亮点。不过，IFC并没有详细披露今年中国股市暴跌期间其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如何。

　　蔡金勇表示：“我们从我们(在中国)的投资中赚了很多钱，我们很幸运，我们感谢中国人给了我们这种机会。”

来源时间：2016/1/1   发布时间：2015/12/31

旧文章ID：8180

作者：刘奇峰  来源：《新视界》2014年第3期

　　我是刘奇峰，现在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政治系的博士候选人，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量化政治学、政治地理学和中美关系。2014年有个珍贵的机缘，让我得以前来天津南开大学风景秀丽的校园，和南开国际关系系的师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国关人做进一步的交流，收获良多。

　　南开的新科优秀博士生迟永很热情，要我给《新视界》写个稿，和南开的师弟师妹分享留学的经验。承蒙他的错爱，在此就不揣固陋，希望自己的经验能为来者省去一些在学术曲径上摸索的时间。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台湾成长、求学，在赴美之前从事媒体工作。当时能有机会访问到许多台湾和大陆的国关学者，因此兴起了一种“有为者、亦若是”的豪情，于是着手准备申请美国大学博士班，之后经过种种考虑，选择了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系就读。

　　南卡大的政治系，在国关这门子学科上有悠久的传统。起初作为南卡大的主流大系，它的研究途径主要以区域研究为主，以国际组织、国际合作与自由主义为专长，网罗了一批名师如研究欧洲整合的普查拉(Donald Puchala)、雷格利(Charles Rigley)和研究美国外交体系和决策过程的罗赛蒂(Jerel Rosati)等学者。90年代末，本系网罗了专研国际冲突与联盟理论的名师史塔(Harvey Starr)，也赶上了美国政治系量化的大潮，全系的研究方向开始向主流转向。

　　我进入南卡就读的时间点，刚好处于本系转型期的末段。台湾的国关研究生教育和大陆很近似，以文本与历史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注重个案与区域研究。我的硕士在台湾淡江大学的美国研究所，论文研究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袖手旁观(Hands-off)”政策。当时写论文的时候，完全沉浸于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当中，引用最多的档案除了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FRUS)”档案集，还包括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等。

　　赴美之后，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美国的主流政治学开始走向定量及科学化，就算是所谓的“质性”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法，而非常注重背后逻辑的推演，以及多重案例的比较。原本打算延续中美关系研究的方向，但是导师史塔鼓励我，应该把视界扩大，跳脱两国间互动的框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各个强权(great powers)。

　　很多师弟师妹在国内可能跟我一样，以比较传统的方式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师弟妹可能会自己苦苦摸索定量研究方法，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要先做好思想准备。目前国内和许多美国大学在寒暑假都会举办定量方法研习营，如果有时间不妨报名参加，一方面可以熟悉定量方法的逻辑，二方面通过了解定量方法，在撰写申请文件和写作范本的时候，能够增加自己被入学评审委员垂青的机会。但是不用过分担心自己的研究方法学的不够。定量分析在美国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几年前流行的方法，很快就不再流行，这种情况所在多有。所以不用拘泥于某种方法，重要的是了解方法背后的逻辑。

　　美国的国关和政治学研究视角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研究价值和方法的普世化(universal)和通用化(generalizable)。研究方法注重定义的清晰性、结构的完整性与结果的实证性及可证伪性。学者们特别反对那种“咱们美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种“特殊国情”的说法。他们主张社会科学研究法注重条件、结构和诱因：如果条件趋同，任何行为体发生某种行为的可能性都会上升。这也是目前科学化研究法背后的理路。纯粹的区域研究目前已经不再被主流重视及认可，除非该研究在理论层面能做出贡献。美国的国关也早已由先前的“三大学派式”的大型理论，转向所谓的“中层理论”，最近甚至有定量学者提倡以“模型”取代理论的说法。

　　除了课堂的学习以外，另一个能够更了解不同研究途径和主题的渠道就是各个学术会议。国关的学术会议除了全国性的ISA(国际研究学会)、APSA(美国政治学学会)年会之外，还有分科更为细致的专业组织年会。比如在我研究的国际/国内武装冲突这一块儿，就有Peace Studies Society(和平研究学会)的年会，还有在定量政治这块儿，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政治学方法论学会)每年夏季面向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们举办的研究发表会，也是赫赫有名。类似这种专业会议，论文被录取的难度更高，但是通过参加会议，却能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研究方法近似的同志们。我有幸参加过上述两个组织的年会，不但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也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知识视角。

　　在美国留学，对聪慧的中国学生来说，最难的并不是学科，而是文化和生活层面。英语当然是第一个可能的阻碍。但是在语言的障碍之下，更多的可能是生活方式不同所导致的问题。有个流传在老一辈留学生之间的笑话说，不管你英语学得再好，到了美国第一次去采买生活用品在柜台结账时，肯定会被一句话雷到，这句话就是“Debit or credit?(用借记卡还是信用卡付账?)”当然随着国内的发展和与世界接轨，生活差距也许会缩小，但是国内外社会、文化、生活形态的不同，对留学生来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如果师弟师妹们有机会到美国来留学，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走出教室和图书馆，多多接触、观察当地社会。毕竟专业的知识能通过书本和网络获取，但是与外国社会第一手接触的机会，却只有留学的时候才有。

来源时间：2016/1/1   发布时间：2015/12/31

旧文章ID：8179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在2015年里，中国外交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不仅指中国在本年里所开拓的外交，更是指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外交重心的变化。简单地说，中国和欧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在两块中国一直在努力的领域则遇到了麻烦，即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在亚洲的周边外交。这个局面说明了什么?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和美国、周边外交中改变了邓小平以来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姿态，走向了“有所作为”。中国的这种“有所作为”在美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看来，是“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了“侵略性”。

　　这里所谓的“侵略性”指的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在中国国内也大有人在。当然，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这个阶段，仍然需要“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不是去主动触动国际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海内外人们对中国为什么走向“有所作为”的内在理由并不那么了解。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难说真正做到了“所有作为”，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外交仅仅是有限的回应，只不过是从以往的息事宁人，转变到了比较主动的回应罢了。

　　无论是在和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还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挑衅。钓鱼岛是日本主动挑动的，而南中国海岛礁的建设，早在中国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已经在进行了，并且这些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岛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叫中国不回应呢?如果领导层没有有效的回应，又如何保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呢?

　　近代以来，领土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谁在这个问题上作无理性的退让或者妥协，都会被赶下台。受尽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因为它是两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结合，即近代以来的民族羞耻和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对国家崛起的自发骄傲。

　　这两种民族主义的结合，其所能产生的能量是谁也不可低估的。尽管亚洲一些国家担忧中国领导层是否过度受民族主义影响，甚至(如日本)认为是中国领导层在操纵民族主义，不过，和近代以来其它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反应来看，中国领导层的反应仍然是相当理性和克制的，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应。

　　如果说中国的反应并没有过度，为什么美国和周边国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历史地看，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那就是无论美国还是周边国家不能适应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当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它必然会对国际环境尤其是其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崛起的国家越大，这种影响力就越大。

　　这就要求周边国家甚至是其它大国向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做适当的调整。如果不能调适，冲突甚至战争会变得不可避免。人们注意到，大国之间的互相调适的重要性，即如果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不能互相调适，就会陷入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调适是有成本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困难是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调适过程中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互动。

　　就中国来说，崛起到今天这种程度，各种因素决定了不可能继续像改革开放的早期那样，方方面面通过自己和外在世界的主动调适和外在世界和平相处。今天的中国犹如一条河上的大船，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很难行走;中国只能是稳定前行，并且明确方向，其它小船方可调整自己的航向和速度。

　　就美国和周边国家来说，调适的困难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向中国做出适当的调适，这是因为调适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涉及到政府、政治人物和社会的互动。

　　其次，调适是有成本的，这些国家觉得应当是中国继续向它们做出调适，而不是相反。这从美国和日本的很多动作可以看出。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要求中国继续做调适，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美日联盟和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各种联盟。

　　再次，无论是美国还是周边国家，它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不信任。在没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情况下，它们很不乐意向中国做调适;相反，它们恐惧中国的崛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消化中国的崛起对它们各自的影响。这些年来这些国家和美国、日本的关系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调整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显示足够的耐心，让美国和周边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做调适，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显示自己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能力，逐渐培养中国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信任感。具体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是建设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这一战略的要义不是和美国争霸，而是和其和平共处。只要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帝国野心，中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

　　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已经在世界的各个地区感到力不从心。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是有充分原因的，包括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亚太的霸主、美国的盟友意识(也是包袱)等等。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

　　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浪费其庞大的战略资源。同时，中国强化国防现代化，具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而在其它方面继续和美国发展经贸、文化等关系，维持高度互相依赖。

　　其次，即使对日本，中国也没有必要争锋相对。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迷失外交大方向的国家。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其真正强大的时候发生了战略误判，即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亚洲战争。

　　尽管在日本看来，亚洲战争是为了挑战西方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但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最终日本本身再次被西方(即美国)所征服。现在日本已经没有能力成为大国了，充其量也是一个中等国家。如果能够和亚洲国家和好，尤其是其邻居中国和韩国，日本在亚洲有其重要的位置。不过，日本领导层再次犯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即挑战中国。

　　日本的这一战略误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对中国的恐惧又在于日本试图通过把亚洲战争合法化，否定其侵略历史来获得所谓的“自信”。很显然，日本越要把这段历史合法化，其越会感到不安全，因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一是取决于美日关系，二是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今天具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和日本的互动过程中，中国需要的只是危机管理。日本利用钓鱼岛等问题进行再军事化，但其内部的发展(尤其是老龄化)已经支撑不了这一战略，而且反而会继续恶化其和邻国的关系。

　　中国更需要耐心

　　第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更需要耐心。大国很难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俄罗斯、印度和美国都是如此。

　　美国和其直接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系不错，但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也一直没有处理好。如果没有美国的影响，周边国家可能会比较快地调适和中国的关系。但美国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是中国考虑问题的起点。

　　中国本来就没有计划把美国赶出亚洲，就没有必要因为要周边国家来向自己调适而“抱怨”美国的存在，更没有必要表现得似乎要迫使美国离开亚洲。

　　针对这种新格局，中国必须进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一些调整已经表现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了。

　　首先是周边外交。无论是在钓鱼岛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经过积极的回应，已经改变了从前非常被动的局面，开始掌握主动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转向传统的“王道”精神，多做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情。

　　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面选择一些突破口，做一些真正让一些国家获利的项目。当然，无论是南中国海谈判还是经贸关系，中国必须有耐心。

　　一旦失去耐心，这些国家就会感觉到压力从而误解中国，走向反面。容许东盟国家作自己的自由选择。中国做好了，这些国家自然会做有利于中国的选择。

　　其次，加强和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大国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具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但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今天面临无穷的内部发展问题，中国的崛起对它们来说是巨大的经济机会。同时，它们和中国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主要是经贸关系。英、法、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和它们的关系突破了，就可以间接地对美国产生重要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也往往为中国的民营部门所青睐。只要有投资等发展机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般都会选择这些国家。事实上，欧洲正在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很能说明问题。搞不好，“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成果，会远远好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因为较之后者，这些国家具有包括法治在内的良好的治理制度，政治经济的风险比较低，中国的利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再次，继续和俄罗斯发展关系。

　　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伙伴关系着眼于双方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联盟关系则是针对第三国，即“敌人”。前者导向和平，而后者往往是战争。

　　尽管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于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取决于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和非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远交近攻”一说，如果翻译成当代外交语言，就是，中国可以采用非亚洲的力量来增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和西方中等大国及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搞顺利了，就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产生有利于中国的因素。

来源时间：2016/1/1   发布时间：2015/12/31

旧文章ID：8178

作者：陈定定  来源：凤凰网

　　2014年年末，我曾写过一篇总结中国外交成就的文章，并得出结论称中国在2015年将同样大获成功。现在是2015年年末，我们可以回顾这些预测，并展望2016年的中国外交政策。

　　首先，中国会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这与中国提出的新口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一致，它意味着中国将在拥护国际关系新思想的同时谋求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实力。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到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再到9月3日的大阅兵，中国已谋求面向所有国家推动新的国际关系架构。这一架构的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确实在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发展仍是当务之急的非洲和拉丁美洲。

　　其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在稳步推进。该倡议已获得超过50个国家的支持，这证明了它的价值。当然，由于部分大型项目位于巴基斯坦等不稳定地区，未来仍会有很多严峻挑战。但只要中国保持耐心和克制，不过度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一带一路”倡议肯定会顺利展开。最重要的是，人们应当牢记，要到10年或20年后才能最终评估该倡议的成功与否。

　　第三，中国处理南中国海争端的手段是成功且成熟的。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很奇怪，因为在2015年中国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在南中国海多次出现关系紧张时刻，其中包括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外界对南中国海局势的预期非常悲观，但事实证明对中国而言这一年的情况并不糟糕，在南中国海没有发生牵涉到中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严重冲突。

　　尽管美国向中国人造岛屿周边12海里范围内派遣了驱逐舰，但事实上并未发生严重事件，这再次证明了中美现有交流渠道的有效性。两国以理性和成熟的方式处理问题，这对地区和平与稳定而言是好消息。

　　第四，中国的经济外交非常成功。除亚投行外，中国经济外交的另一大成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尽管人民币进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短期效果尚不确定，但此事对于国际金融体系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效果是非常积极的。

　　IMF的这项决定及亚投行的成功启动，证明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和地位。的确，中国经济不再像过去一样以两位数增长，但只要它能够保持6%-7%的中等增长水平，它就仍将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引擎。

　　最后，中国加深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是2015年的一大趋势。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新领域，但随着该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这种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一方面，国际社会将期盼并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反恐和国际金融领域承担更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利益和影响力意味着北京将在非洲和中东等地区面临更大的挑战，一名中国公民遭“伊斯兰国”组织杀害和三名中国公民在马里恐怖袭击中遇害就是例证。这些对抗性的因素意味着中国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建设新的全球制度，以保护国家利益并维持世界和平。毫无疑问，北京正在积极介入这一领域。今年10月，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就研究了全球治理问题。

　　中国在2016年能否再次取得同样的成就将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并不在其控制范围内。但可以自信地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已非常成熟，足以应对2016年的全部挑战。毫无疑问，2016年中国仍会面临一些热点问题，比如南中国海局势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展望新的一年，大家一起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吧。

来源时间：2016/1/1   发布时间：2016/1/1

旧文章ID：8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