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晶晶  来源：凤凰大参考

　　据消息人士对凤凰国际智库分析，下月，美国军舰很可能重演10月底进入南沙海域，并进至中国扩建岛礁12海里范围内的戏码。此外，本月7日美国已把P8-A反潜巡逻机首次部署到新加坡，加之B52轰炸机不定期巡航南海、台湾加大对太平岛维权力度，以及日本政府假借民意支持进入南海，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南海问题尤其是围绕维权与反维权的斗争将更趋激烈。在此过程中，各方都会将舆论斗争焦点集中到法理依据上。
　　自2013年菲律宾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仲裁至今，“南海仲裁案”（以下简称仲裁案）的国际、国内关注度日益提高。而近期国际仲裁庭宣布对菲所提部分仲裁事项具有管辖权的裁决结果，更是引发了各方关注和舆论热议。
　　观察人士预计，仲裁案近期很可能会因上述因素不断发酵。对中国来说，在法庭做出新一轮裁决之前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大有可为的窗口期。笔者提出了相关应对方案。
　　仲裁案可能带给中国四大伤害
　　尽管中国对仲裁案始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但随着该案的国际关注度越来越高，并日益朝着于中方不利的方向发展，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一是仲裁过程中的每次裁决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声誉造成损害。在仲裁庭每个阶段性裁决结果宣布后，国际社会都注意到中国表示不会承认或接受仲裁结果，东盟与西方媒体也借机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法。甚至有国际法学者指出，世界上95%的国家都接受国际仲裁，如果中国不接受，就必然造成中国不尊重国际法、没有很好融入国际秩序的印象。这对中国与东盟未来的合作，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都有不利影响。

　　二是美、菲等国可能在裁决结果的所谓法理支持下，进一步加大在相关海域宣示其所谓航行自由的军事活动力度，加强军事准备，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2015年5月，日菲首次在南海争议海域附近进行联合军演，渲染制造紧张氛围；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美军方还表示要将此类巡航常态化；2015年11月，菲律宾从韩国购买的两架FA-50战机飞抵克拉克空军基地，此前菲军方没有战机部队的状态已持续10年，而今鉴于同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之争日益激化而引进战机。若2016年仲裁庭判菲方胜诉，美菲日等国将更加“理直气壮”地在南海争议海域进行“示威”式的军事活动。
　　三是如果菲方最后胜诉，其他南海声索国可能纷纷效仿，向国际法庭起诉中国，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司法化、国际法。这种趋势已有体现，如今年11月，印尼就表示中国对纳土纳群岛拥有主权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并有可能将中国告上国际刑事法庭。将来甚至有可能出现南海声索国联合起诉中国的情况，使中国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是一旦仲裁庭宣布中国败诉，由此带来的外溢效应有可能影响中国周边战略布局。若中国不接受仲裁庭的裁决，在南海坚持实行原有政策，而其它声索国坚持以裁决结果为所谓法理依据采取进一步行动（如在九段线内大肆开采石油资源等），中国与这些国家难免由此产生更尖锐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影响我发展社会经济的和平外部环境，破坏周边战略布局。

　　中方可从四大方向营造有利庭外环境
　　由于中国没有参与仲裁案的庭审程序，在过程中没有直接发声的机会，所以应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努力营造有利的庭外环境：
　　一是加强对外传播，用各国容易理解的语言阐述中方在南海问题立场上的法理依据。在该仲裁案中，菲律宾的仲裁请求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中国可通过各类对外传播媒体，阐述中方不到庭在国际法上的正当性，以及在南海权利主张的法理依据，力求改善因仲裁案而造成的中国不尊重国际法的形象。
　　二是求助于仲裁庭外的区域机制，如“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中国应尽快提出自己的COC草案，并努力促进其制定进程。通过相关国家协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COC，对各方行为产生约束，力求将南海问题的争议限制在中国-东盟国家的框架内。
　　三是争取双边谈判上实现突破。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争取与某个声索国达成协议，可起到示范作用。目前，菲律宾是唯一主张把南海争端国际化的东盟声索国，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争议也是以双边谈判解决为主。中国应通过双边谈判寻求突破口，树立成功示范，使南海争端方认识到，相比诉诸于国际仲裁，双边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最佳手段，能为各方带来切实利益。
　　四是召开南海地区航行自由论坛，邀请美、日和东盟国家参与，共同讨论为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各国应怎样合作，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制定什么准则。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东亚峰会的讲话中就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出五点倡议，其中之一就是各国承诺依据国际法行使和维护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为落实李总理的讲话精神，可在适当时机举办论坛。作为论坛的东道国，中国可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意愿和决心，这将有力反驳以航行自由为借口进入南海争议海域“示威”的相关国家。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仲裁案”始末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向中国发出将“与中国就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海洋管辖权引起的争端”提交仲裁的书面通知及权利主张,启动了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2013年2月19日,中国向菲律宾提出外交照会,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拒绝接受书面通知并将其退还给菲律宾；2014年12月7日，中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以下简称“立场文件”），表示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
　　仲裁庭将中国的通信视为对菲律宾诉求超出仲裁庭管辖权的有效抗辩，决定就菲律宾诉求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进行初步开庭审理；2015年6月 23日，仲裁庭向当事双方发出就开庭审理中将提及的问题的指导信函；2015年7月13日，在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附件七对中国提起的仲裁案中，仲裁庭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进行的审理结束；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就该案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决，认定对菲律宾所提的部分仲裁事项拥有管辖权；2015年11月30日，仲裁庭完成菲律宾主张内容的相关口头申辩程序，表示将进入评议阶段，并于2016年内做出关于实体性问题和剩余管辖权问题的裁决。
　　菲律宾共提出15个仲裁事项，可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中国在“九段线”（即我南海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请求仲裁庭对中国主张是否有效做出裁决；第二，中国依据南海若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请求仲裁庭对这些海洋地形的地位和所能产生的海洋区域做出定义；第三，中国在南海的某些活动干涉了菲律宾所享有和行使的主权权利、管辖权以及航行权利和自由，请求仲裁庭裁定中国这些活动是否违反《公约》规定。
　　菲方认为仲裁庭具有管辖权的理由
　　第一，从最广泛的层面上看，双方的争端涉及对各自海洋权利来源的不同观点。菲律宾认为《公约》的首要成就是确定了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并在就其性质与范围出现争端时提供了争议解决的可能性。因此，菲方所提的关于此种权利是否存在的仲裁事项涉及《公约》条款的解释或适用问题，所以仲裁庭对此拥有管辖权。
　　第二，与第一点类似，菲律宾辩称其所提的岛礁状态地位和中国在南海行为的仲裁事项均涉及到《公约》解释与适用。菲方称，《条约》中关于岛礁的状态和海区的确权属性并不取决于事先确定该岛礁主权归属于哪个国家。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对该岛礁享有主权，该岛礁的状态地位都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仲裁庭在对菲方所提事项作出决定时不需要就主权问题进行审议。尽管并不对整个争端中所有问题享有管辖权，法庭可以对一个多面问题的一部分行使管辖权，这是国际法中确立的原则。菲方据此认为仲裁庭对此具有管辖权。
　　第三，针对2002 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达成的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的协议，菲方辩称其并非是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协定。菲方提出，《宣言》中没有任何条款可以被解读为排除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可能,并且在《宣言》中关于争端解决的条款本身则参考《公约》。而且菲方称其已经履行了《公约》中规定的与中国就双方争议交换意见的义务。
　　第四，针对《公约》关于军事和执法活动对管辖权的例外规定，菲方称不认为其所提事项有涉及到执法活动这一例外。至于军事活动例外，菲方认为中国并不愿认定其行为的军事性质，在立场文件中也没有引用这项例外。第五，针对在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引发争端的管辖权例外，菲方称该例外在本案中不适用，因为中方的违法行为或是在斯卡伯勒礁（黄岩岛）周围的领海，或是在只有菲律宾享有专属经济区权利的汤姆斯第二滩（仁爱礁）和美济礁附近，因此仲裁庭对此事项拥有管辖权。

　　中方立场认为仲裁庭对仲裁案没有管辖权
　　中方在立场文件中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
　　（一）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超出《公约》的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国家的领土主权是其海洋权利的基础，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脱离了国家主权，岛礁本身不拥有任何海洋权利。只有对相关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才可以依据《公约》基于相关岛礁提出海洋权利主张。因此，菲方提出的仲裁事项所涉及的岛礁的状态地位，并不能绕过领土主权问题，成为具体而真实的争端。因此，仲裁庭对相关事项不具有管辖权。
　　（二）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是中菲通过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达成的协议，菲律宾无权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中菲多项双边文件在提及以谈判方式解决有关争端时反复使用了“同意”一词，确立两国之间相关义务的意图非常明显。《宣言》第四条使用了“承诺”一词，这也是协议中通常用以确定当事方义务的词语。并且《宣言》第四条反复重申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规定必须在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显然排除了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而对于菲方宣称其已履行了《公约》中所规定的与中国就双方争议交换意见的义务，事实上，迄今为止，中菲两国从未就菲律宾所提仲裁事项进行过谈判。
　　中国的立场文件明确指出仲裁庭对菲律宾所提的南海仲裁案没有管辖权，因为争端事项的实质是领土主权问题和海域划界问题，并提出了充分的法理依据。
　　（三）即使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事项涉及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问题，也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已根据《公约》的规定于 2006年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菲方对中国在南海活动申诉事项的前提是，菲律宾对黄岩岛附近海域具有明确、无争议的管辖权，而中国的活动或所谓违法行为是在菲律宾的管辖海域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菲尚未进行海域划界。对菲律宾这一主张进行裁定之前，首先要确定相关岛礁的领土主权，并完成相关海域划界。仲裁庭不能绕过海域划界问题，对菲提出的伪命题进行裁定。
　　最后，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针对国家间争端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当事国的同意为基础，即“国家同意原则”。各国有权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仲裁庭对该案管辖权的裁决
　　仲裁庭认为菲方所提部分仲裁事项不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等问题，因此对以下仲裁事项具有管辖权：
　　（一）黄岩岛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二）美济礁, 仁爱礁 和渚碧礁为低潮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并且为不能够通过先占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地形；
　　（三）南薰礁和西门礁（包括东门礁）为低潮高地，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但是它们的低潮线可能可以作为分别测量鸿庥岛和景宏岛的领海宽度的基线；
　　（四）赤瓜礁，华阳礁和永暑礁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
　　（五）通过干扰其在黄岩岛的传统渔业活动，中国非法地阻止了菲律宾渔民寻求生计；
　　（六）中国危险操作其执法船只，对在黄岩岛附近航行的菲律宾船只造成严重碰撞危险的行为违反了其在《公约》下的义务；
　　仲裁庭的裁决理由基本与菲律宾的论证逻辑一致，即仲裁事项1-4是关于确立某些岛礁的状态地位，而这并不取决于事先确定该岛礁主权归属于哪个国家，因此不需要就主权问题进行审议；仲裁事项5-7是关于裁定中国在南海的某些活动是否违反《公约》规定，包括干扰菲律宾行使《公约》下的主权权利和自由或者进行危害海洋环境的建设和渔业活动，属于涉及《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来源时间：2015/12/17   发布时间：2015/12/15

旧文章ID：7936

作者：易心 黄杰（实习生）  来源：凤凰大参考

　　台湾大选在即，为促进两岸政策交流，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邀请任雪丽（Shelley Rigger）教授访问北京。任雪丽被誉为是美国两岸研究的前三大学者，台湾媒体对她的追踪和报道并不鲜见。大概两个月前，任雪丽还曾预测，两岸关系在未来半年内，并不排除不可测情况的出现。
　　任雪丽的中文说得十分标准，表达轻松，但她说，为了保证用词准确，还是用英文回答凤凰国际智库的问题。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不仅两岸感同身受，美国也一样。
　　即将到来的台湾大选意义重大，而美方对台军售又在同一时间备受关注。对此，任雪丽颇具代表性的解答让我们看到，美方的选后思路已然清晰。
　　对于“习马会”我也同样吃惊
　　凤凰国际智库：我知道您研究台湾问题已经三十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段时期最令您难忘？
　　任雪丽：我认为能够改变两岸关系性质最重要的时期，应该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知道台湾所面临最大问题来自于国民党内部，国民党希望台湾成为真正的中国。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在95、96年之后，国民党不在乎“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进行了限制。

　　凤凰国际智库：我们都知道后来两岸关系出现最大波动的时期是陈水扁执政时期。
　　任雪丽：当时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因为当时他们也是经历了导弹测试和军事演习，尤其是在1995年到1996年的时候，之前大陆的台湾政策都是比较抽象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具体。
　　几年前，“弃台论”的观点曾在美国知识界有星火燎原的迹象，引发台湾高度关注。但作为美国的美中台关系研究的知名学者，任雪丽一直对“弃台论”颇不以为然。
　　凤凰国际智库：说到具体的行动，全球都非常关注上个月的“习马会”，您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任雪丽：当时我们很吃惊，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正面的发展；我们也认识到，这次的两岸领导人会面足以彰显习主席有这种能力，能够果断大胆的做出改变，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凤凰国际智库：您说的这种感受应该是作为学者基于研究上的观察，美国官方和政府的见解如何？
　　任雪丽：我认为美国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他们不希望两岸关系出现很大的波动，而是处在一个比较平稳安静的时期。美国政府也预测，在此次台湾选举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波动和变化，但是在选举之前就能有如此积极的发展，华盛顿应该是比较满意的。美国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很正常。本人认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举动，美国政府也一定是很满意的。

　　北京要给蔡英文更多时间展现政策
　　凤凰国际智库：说到下个月16号的选举，您支持蔡英文还是朱立伦？
　　任雪丽：我个人没有倾向性，因为我在台湾并没有投票权，不会去支持某个候选人。我们有一种说法："we don’t have a dog in that fight."我们并没有插手此次选举，但我们对选举的进展非常关注和感兴趣。
　　凤凰国际智库：从媒体报道来看，蔡英文和美方的互动更加紧密。
　　任雪丽：在上一次民进党主席执政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造成某些紧张局面，如果美国政府再支持民进党的领导人执政的话，会显得比较奇怪。
　　任雪丽认为，美国放弃台湾，不会让美国从中获益。她曾以一本《Why Taiwan Matters》（台湾为何重要）一书，再度唤回美国知识界对台湾角色的重视。
　　凤凰国际智库：关于这一次的选举，大多数的观察人士都认为，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获胜已经没有太多疑问，但对于两岸关系发展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因为过去八年两岸关系十分的平静。如果蔡英文上台，会不会在台湾内部带来一定的分裂？
　　任雪丽：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担忧，在以前的选举时也出现过，但现在看来和这次和以前的选举有一定的变化，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陈水扁被袭击，人们就很担忧选举之后会有什么变化，但后来看到并非如此，选举之后还是非常的平静，这是我本人的观点。
　　凤凰国际智库：除了台湾内部，您预计两岸关系会不会重新出现陈水扁时期那样剧烈的波动？
　　任雪丽：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会引起人们的担忧，但这依赖于双方的努力。我们预期蔡英文会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她不会去大胆地制造问题，也不希望有更大的问题出现。北京这边也需要给蔡英文更多的时间，不要过于压迫。一方面大陆需要适应和调整相应的计划和政策；一方面蔡英文也需要时间进行调整和融入角色，并展现自己的执政能力。
　　任雪丽：正如您所说这场选举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这正给了北京和华盛顿时间来准备和应对相关的问题，即使最后的结果出现了，北京也不会很吃惊，能够妥善处理出现的问题。
　　任何结果美国都接受 但过程不能武力
　　凤凰国际智库：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美方台湾政策的重点是什么？
　　任雪丽：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美方的政策并没有偏向某一方或某一解决方案。大陆和台湾最后一定能解决这一问题，而哪种结果美方都是乐意接受的，但是美国强调，解决的途径应该是一种和平的方式，台湾不应该受到胁迫而达成某结果。
　　任雪丽：美国的政策就是说，大陆或者台湾不应该单边的去改变当前的现状。在布什政府时期，陈水扁把台独问题推到了极端，美国政府就说这是难以接受的，这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政策并不是说反对台湾或者反对大陆，只是说如果有任何一方违背了和平的双边和解进程的话，美国就会站出来批评，美国就曾因台独批评过台湾。但如果大陆把和平和解进程推得比较急迫，以至于破坏和平进程，美国政府也会站出来。不过，这些年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批评大陆，更多的是让台湾保持节制。
　　凤凰国际智库：当前美国政府的态度有变化吗？还是在保持刚刚您所说的态度？
　　任雪丽：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政策基本是保持不变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政府的担忧。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南海的外交政策，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不只是奥巴马政府的政治家，也包括国会的议员和其他的一些政客，以及共和党的一些候选人，他们担忧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是变得更加激进了，是不是会更多的用来显示他的力量。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其他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所以说，我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还是大概保持不变的。
　　凤凰国际智库：您提到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在某些方面可能表现比较激进，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任雪丽：美国的一些政治家会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政策比较激进，包括在南海岛礁的建设以及设立航空识别区，这些问题都是显示中国比较激进的南海政策。

　　凤凰国际智库：很多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博弈的焦点会越来越集中在南海，特别在今年，南海问题让很多学者对中美关系发展不太乐观，您怎么看？
　　任雪丽：一些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某些争端和冲突无法避免，但我认为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能只是他们心理上的想法，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真的无法避免。中国可以在不断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拓展更多的空间来实现发展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做到避免和美国或者一些邻国发生冲突；而且我们也看到，即使有一些争端和争议，也可以通过一种和平的谈判、协商和沟通的机制来解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及与周边的一些邻国之间，都可以用这种协商机制来解决。
　　任雪丽：某些冲突的存在是双边的，它是源于双边的竞争，但现实是问题总是多边的，涉及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通过多边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才能保证这些问题的和平解决，才能保障各方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任何人想要挑战台湾的军事实力也并非易事”
　　凤凰国际智库：最近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关于台湾的报告称，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上升，包括舰船和飞机的数量的增加。当前即使美国出动全部空军的力量，也不能100%保证台湾上空的防空安全。这份报告引起了中西方共同的关注。台湾的安全涉及到各方的关注，之前蔡英文到访日本和美国，都在寻求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美方最近也在继续对台售武，而大陆也对此保持紧密关注。那么，在接下来的台湾安全保障问题上，美国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任雪丽：我们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不关心最后问题如何解决，而是关注解决的过程是不是一个和平的进程。为了保证和解的进程是和平的，台湾必须要具备一定的防御实力，美国有相应的《与台湾关系法》，在其中提出台湾必须要有一定的防御实力。毋庸置疑，美国政府比较关心台湾的安全问题，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台湾要想去防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我认为，任何人想要去挑战台湾的军事实力也并非易事。我们可以把台湾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军事实力能够对自己进行防卫。这种军事实力也会让大陆的军事专家和军事谋略者认真思考如何应对。
　　任雪丽一直认为，台湾需要维持一个足够的吓阻力量，希望大陆看到对台动武的成本很高。若美国不介入，这个成本降到低点时，台湾就失去吓阻力量。
　　任雪丽：但是北京方面也应该深刻的明白对于台湾问题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台湾并不是像ISIS那样是一个必须要消除的敌人，台湾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同胞和兄弟姐妹，而且如果台湾人民受到了损害也是中华民族受到了损害。而且我也认为中国的军事谋略家也应该认真的思考台湾问题，如何能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能够更好的团结这些同胞和兄弟姐妹，所以我认为想用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凤凰国际智库：您和刚刚提到的中国的军事谋略家有过接触吗？
　　任雪丽：没有过。
　　凤凰国际智库：您研究台湾问题接下来的重点是什么？根据您的研究成果会向美国官方提出相关建议吗？
　　任雪丽：我研究的重点是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而且美国的一些官员也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两岸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融合和发展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趋势，美国的官员非常感兴趣这种趋势在未来是否会继续积极发展，或者保持平稳或者倒退。我与美国官员的对话大部分主题也是关于台湾选举与大陆和台湾的两岸经济合作，关于军事的问题，他们不会与我沟通，他们拥有足够的军事研究专家。
　　作为“知台派”的任雪丽，近年目光转移到台商。她告诉凤凰国际智库自己对台湾的造访很多，也时常会访问上海，而上一次来北京还是大约10年前，那还是上一次民进党执政期间。

　　任雪丽：北卡罗莱纳州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荣誉教授，被誉为是美国两岸研究的前三大学者，进行台湾研究长达30年。

来源时间：2015/12/17   发布时间：2015/12/17

旧文章ID：7935

作者：储殷  来源：储殷看世界

　　自2014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一场有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大讨论都在发生。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观点正在获得相当多数精英的认同，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已经渐有成为主流的危险趋势。许多人认为，无论下届总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都会有一个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的政府。

　　而在中国，有关于美国拉拢日本组织第一岛链遏制中国，教唆菲律宾在南海挑战中国，重返亚太挤压中国的观点，也正成为越来越多人所公认的事实。在一些场合里，中美是否会有一战甚至都已经被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个话题通常被表述为更加委婉的“中美能否避免一战”。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对中国构成着安全上的威胁，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也在相信着，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一种焦虑的情绪正在双方社会里蔓延，按照这种趋势，似乎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对于中美双方的焦虑进行解读，我们就会发现，中美双方的焦虑是不同性质的焦虑。中国的焦虑是面向内部的安全焦虑，美国的焦虑则是全球帝国的霸权焦虑，这两重焦虑虽然会有冲突，但却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中美和平共处的可能。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安全焦虑

　　坦率而言，一些人对中国在全球与美国展开霸权争夺的忧虑，既忽略了中国的历史背景，也忽略了中国的现实条件。一方面，作为一个天下形态的文明体，中国从来不是威斯特伐利亚语境下的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形，与其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对西方文明挤压与改造的被动反应。在传统上，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国际秩序相对于国内治理，一直都是一个次优的议题。通常只有在外敌势大，凌虐逼迫的时候，邦交才会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中国的世界观是一个内向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中国就是天下，中国藩属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藩属体系关注的重点是周边地区的安宁，中国对世界的介入是以维护自己的国内秩序而非改造当地的秩序为目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自身高度复杂且并不稳定的治理环境。

　　换句话说，维系如此一个巨大的、多样性的天下，已经足以耗尽中国改造世界的雄心与资源。另一方面，现实中，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虽然在内部治理的现代性与绩效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考虑到中华民国的实际控制面积不过400万平方公里出头，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面积膨胀了一倍有余，而这也意味着有近一半的领土，其实是新增实际控制面积。这意味着共产党的中央政权同样面临着传统中国统治者所面临的地区差异、边疆问题等诸多严峻考验。即便在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发展，这些问题也并没有随之解决，坦率而言，这是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多样性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随着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多样性已经不再是主要局限于边疆地区，而是逐步扩展到全国的范围之内。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层以及阶层冲突，让共同体的内部张力随着共同体的发展而同步增长，而这也让执政成绩斐然的统治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部压力。随着革命的政治向常态的政治转移，内部治理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取代革命运动外化的敌我矛盾而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既有经济性的，用邓小平理论来概括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有政治性的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冲突，还有在毛泽东时代长期为阶级斗争所掩饰的边疆与中央的紧张。如何应对这三重矛盾，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最根本的执政任务，而中美关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与这三重矛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邓小平时代的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绩效的合法性，在近几年面临着经济新常态的冲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明白经济发展的相对下滑，是经济转型所必然经历的过程，但是美国利用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尤其是货币的霸权地位，无疑增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由抗日战争、救亡图存带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据。虽然中国由于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核保护伞，而基本免除了外敌入侵的危险，但是中国却是唯一的一个领土至今仍然分裂的核大国，更重要的是，在近几年这种分裂的压力还随着藏独、疆独的互动而进一步加剧。而美国对于台湾的保护、对于达赖集团、疆独集团的同情，则构成了对这一合法性的根本挑战。更重要的是，自颜色革命以来，中国政府确信，美国的确存在着一个利用社交网络、民间组织进行内部颠覆的计划。这种颠覆既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也是基于美国对于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保持的敌意。

　　坦率来说，这三重合法性上的根本挑战，构成了中国在对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安全焦虑，而这种焦虑在国家安全委员的组建、边疆问题的治理以及对涉外NGO的管控上都有所体现。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不同于欧洲、俄国最大之处在于，它始终具备干涉中国国内治理的能力，而且也从未放弃过这种企图。在中国国内矛盾相对缓和，或者还有更大的外部压力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以相对和缓，但是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对美国干预、颠覆、分裂中国的担心就很容易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担心。美国的霸权焦虑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与误判对于美国而言，崛起中的中国构成了双重意义的挑战，一是传统意义上共产主义的挑战，它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曾经的苏联，而成为一种“新冷战”的对手，一是文明冲突论中的东方对于西方的挑战，随着中国在近几年的崛起，这种焦虑正变得尤为明显。这两种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中国对于全球性的霸权有所觊觎，不管这种觊觎究竟是一个所谓的百年的欺骗计划，还是只是一个随着国力膨胀而生的临时起意。然而这样的一种对中国将会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判断，可能既误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路，也误读了东方国家的世界理想。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让其具有了一种普适性的、全球性的政治理想，但是随着其在革命过程中的不断中国化，它在接受了中国的内部治理现实的同时，也在某些精神层面逐步向传统中国执政者的特点进行转向。这种转向突出表现为在由革命的政党向执政的政党的转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治理艺术与价值理念的复归。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左的”也不是“右的”，而是一条既不是“改弦易帜”又不是“回头老路”的新路，它最终表现为最高领导人提出来的“礼法共治”的政治理念。这种向传统的复归，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治理的内部化、地方化与特色化，并是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霸权的根本约束，因为在治理技术上它很难适应中国文化以外的场域。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政治现实来看，将中国视为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对手，其实只是美国国内精英在俄罗斯衰落之后，寻找假想敌的老节目。中国面临着一个无法整合且高度复杂的周边环境，不仅是东亚的分裂，而且还有冷漠的印度，陌生的中亚以及麻烦不断的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多样化的地缘环境甚至几乎可以成功地将中国的全球野心成功地局限于一连串的周边麻烦之中。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性的霸权是个伪问题，稳定周边秩序，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才是个真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其实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大周边的思路，换而言之，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加周边安全，它在亚太影响力的增加体现的是地区强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周边思路，而不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全球霸权。

　　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世界理想，但是这种世界理想是受到东方政治现实制约的。东方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类似于以基督教文化、全球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念包裹起来的整体性文明，东方是一个西方建构的产物。它是一个高度多元、孤立的、碎片化的组合，在东方这个概念的箩筐里面，实际上放着的是中国、印度、伊朗这些迥然不同的文明。这种高度分裂、且碎片化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东方的世界观更多地体现出从周边出发而非从全球出发的战略视野。

　　虽然东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于西方的整体性，比如较为接近的文化、人种与价值观念，但是近代以来西化的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残酷侵略，朝鲜战争、冷战、越战以及中越战争，造成了东亚地区整体性的消解。中、日、朝、越这四个儒家文化圈的最重要国家，实际上正处于彼此痛苦的分立甚至对峙的状态。朝鲜正经历着朝韩双方严峻的武装对峙，似乎在短时间内很难有统一的可能。中日双边关系不仅正处于历史的低估，而且已经开始了一场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中国不仅自身仍然在承受着陆-台的分裂，而且和周边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越南，存在着激烈的领土争议。这种政治现实意味着，东亚不仅没有可能成为类似于北美洲那样的世界霸权的大后方，而且更可能成为一个地区内国家相互撕扯、纠缠的泥沼，这一地区内部持续的紧张关系，将会对所有地区内国家的世界梦想构成最大的障碍。更坦率地说，美国霸权最大的噩梦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日的联合只要中-日矛盾长期存在，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国家。

　　坦率来说，只要中美双方的焦虑是不对等的，相比于美国重返亚太，维护地区霸权的进攻姿态，尽管中国在许多时候表现出“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但中国的安全焦虑，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防卫性质的。它是一种在经济发展放缓、国家-社会关系重组、边疆问题激化、周边摩擦频发下的以攻为守。这种基于国家安全的自卫意识既源自于对领土完整、政权稳定、经济增长的现实考虑，也源自于中国近两百年来对外敌入侵、外国干涉的痛苦回忆，它虽然会让美国人感到不快，但却并不构成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否真正地让中国感到安全，也只有解决了这一点，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才可能成为中国默认的现实。

来源时间：2015/12/17   发布时间：20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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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方银  来源：环球时报

　　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我们需要有一个务实的心态。从大的方面，访问成果可以分为具体问题方面的成果，以及中美关系长期定位方面的更为宏观的成果。前者具有功能性意义，后者则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

　　奥巴马此次访华无法解决中美关系的长期定位问题。因为在美方看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并无现实紧迫性，也没有采取多少具体行动。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政治符号，依然会继续保持，它在稳定中美关系、定义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展示中方和平合作意愿等方面，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奥巴马来说，实现中美关系中一些具体可见的成果，是一种更为现实的追求。

　　此次访华，奥巴马带给中国有价值的东西不多，但希望中国做的事情很多。这一方面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思维定势，也反映了美国客观上对中国存在广泛和重要的战略需求。在阿富汗重建、反恐、中美俄等大国关系、中美经济关系、全球治理等方面，美国都迫切希望与中国展开务实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又在明显符合本地区国家总体利益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等问题上，持非建设性的政策立场。这反映了美国政府思维中一种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试图以很大的力度制约、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中国能付出代价与美国进行深度合作，缓解美国面临的现实战略困难。由此很可能两方面的目标都难实现。

　　对于美国总统此次访华，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或许在于双方的心态变化。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少中国人有一种试图通过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来改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想法，也即所谓“通过搞定美国来搞定周边”的思路。但是现在，中国外交已经比较明显地展现出新的面貌和新的气象。

　　一年多以来，中国外交的主动性显著增强，中国推出的很多政策、倡议和理念，如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等等，都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有声有色的进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设也初步走上轨道，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日益深入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更多地依靠自身努力，在国际上更好地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大国作用，具有了更大的信心。

　　由此，中美对于双边关系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今天，中国的心态既不同于2010年美国刚刚宣布“重返亚太”之时，也不同于2012年奥巴马第二任期刚刚开始之时。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关注程度明显减弱，因为中国外交有太多自身的议程要去完成。面对美方的压力，中国越来越能放平心态，更加轻松自如地应对。如果美方真能放下架子，以一种真正平等的心态来讨论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话，成果还是可期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也无所谓，而会继续更加扎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作者是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5/12/17   发布时间：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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