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惠怡  来源：中国新闻网

　　香港大公报12月7日文章，原题：美对台持续军售破坏两岸和平

　　据报道，美国政府将于下月中旬宣布总额约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是四年来华府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6日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正当两岸同胞扬起和平的风帆乘风破浪时，美国对台军售，不仅与两岸同胞追求和平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还给“台独”分子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但双方在美对台军售的敏感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经过谈判桌上的一番较劲，中美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达成协议，发表《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美国除了重申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外，还许下三项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八一七公报》是中美两国白纸黑字签订的有效协议，代表的是彼此的信任和善意。美国既然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就不应该再向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出售武器，而《八一七公报》的精神正是希望美国以停止对台售武为目标，中方因而接纳了当时美方提出的三项承诺。

　　但遗憾的是，多年来美国竟自毁承诺，视公报为无物，不顾中方劝阻，坚持对台售武。公报签署至今近30年了，美国一直持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已视此为“常规政策”了，而且武器层级和军售总额不断创新高。

　　大陆军事专家罗援少将就指出，中美建交时，美国对台军售每次只有4亿多美元，卖给台湾的是“霍克”导弹;现在美国对台军售高达60多亿美元，卖给台湾的是“爱国者”三型导弹。美国似乎并没有减少对台军售的趋势和迹象，遑论“最后解决”。

　　一直以来，向美军购在台湾岛内就颇有争议。岛内民众称之为“凯子军购”，意指美国是把台湾当成摇钱树，向台湾出售的武器不仅高于国际价格，其中还不乏老旧退役的过时军火。台湾方面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己知”。它认为只要持续向美国买武器，就可得到美国军事保护台湾的承诺，从而增加与大陆谈判的筹码。这其实是何等可笑的想法。

　　这些年中国大陆崛起，经济、军事实力与日俱增，虽然美国目前仍把台湾当作牵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但决不会愚蠢到被台湾拖入与大陆全面对抗的漩涡。

　　这七年来两岸关系呈现出过去6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好势头，两岸领导人还于月初举行首次会面。正当两岸同胞扬起和平的风帆乘风破浪时，美国政府对台军售，不仅与两岸同胞追求和平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还给“台独”分子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来源时间：2015/12/10   发布时间：2015/12/10

旧文章ID：7798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2月8日文章，原题：美国的间谍活动会挑起与北京的战争吗?

　　今年5月，五角大楼邀请记者乘坐侦察机，近距离观察中国在南海的岛屿。这一举动不仅仅是收集情报，更想激起中国的愤怒回应，并且借助记者的镜头和中国的回应，公开告诉世界：美国认为中国的领土主张是非法和危险的。

　　这一事件只是不断升级的中美较量中的一次对峙。9月，美国国防部指责中国军机在黄海做出危险动作，从美军侦察机面前飞过。10月，美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这是一次对中国主权的故意挑战。美防长卡特还表示，必要时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和航行。中国外交部回应称，北京不会容忍任何损害其国家安全的行为。

　　美国的历史表明，这种将任务变成挑衅的扭曲性目标充满危险。比如，半个世纪前，美国派间谍船去北部湾突破北越的领土界线，然后制造一系列事件促使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授权在东南亚使用武力，最终将美国拖入一场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战争。

　　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有超过50架飞机遭到苏联等国攻击，至少15架美国间谍飞机被击落。2001年，美国一架EP-3侦察机与一架进行跟踪的中国军机相撞。中国军机坠毁，飞行员牺牲，美军机受损，迫降海南岛。如果坠毁的是美军机，那么美国国会肯定会立即指责中国故意击落EP-3并杀害几十名机上人员，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战争。

　　鉴于两国间紧张局势加剧，是时候进一步审视美军间谍活动，并且决定哪些行动没有必要了。当然，不管是否邀请记者，派飞机飞越南海激起北京愤怒似乎并不明智。不过，同样重要的是，白宫和情报部门应该正式评估哪些任务已无必要。现在有这么多间谍卫星，能够拍摄地球上极小的物体，窃听从手机到雷达信号在内的一切东西，所以代价高昂的空中和海上行动或许过头了。(作者詹姆斯·班福德，传文译)

来源时间：2015/12/10   发布时间：2015/12/10

旧文章ID：7796

作者：劳伦斯•萨默斯  来源：FT中文网

　　关于长期停滞观点是否切合当前经济状况，人们还在热议，但这种观点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已被极为普遍地认可。人们近乎一致地认为，既不会刺激增长、也不会抑制增长的“中性”利率已经大幅下降，而且未来工业国家的中性利率有可能比过去更低，原因是相对于投资来说，储蓄日益充裕。

　　实际利率(即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利率)将比历史水平更低的观点，可见于美联储(Fed)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等政策制定者的声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官方机构的中期预测，以及那些与通胀挂钩的政府债券的定价中。

　　这是重要的进步，导致了更为审慎的货币政策，并避免了通缩心理的形成，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政策制定者们尽管观点有所转变，但仍然高估了中性实际利率将会上升的幅度。

　　随着美国经济快速创造就业，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消退，中性实际利率很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上升。许多人都是这么预期的，然而过去6年里人们也普遍预期利率即将回归历史正常水平，这种情况应该激起人们的怀疑心理。

　　出于种种考虑，我怀疑美国经济在今后几年承受实际利率大幅上升的能力。首先，实际利率在危机开始前有20年处于下降通道，而且危机以后又继续下降。其次，至少存在一个巨大风险，即在全球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资本将会大量流入美国，引发利率的下行压力和美元的上行压力，这反过来将减少对贸易商品的需求。

　　第三，最近几年由低利率带来的需求增长实际上是预支了需求，将导致未来需求水平下降。例如，利率下降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而随着资产价格上升，财富也明显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货币宽松有着起到麻醉作用的一面。要保持既定水平的刺激，就需要继续削减利率。

　　第四，利润开始下降，同时监管压力正在抑制对中小企业的放贷。第五，随着医疗保健等服务在经济中的比重增长，在衡量通胀时误差会越来越多。若情况果真如此，表面的中性实际利率将会下降，即便正确衡量的利率没有任何改变。

　　所有这些都让我很难相信美国有巨大的紧缩空间，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紧缩空间甚至可能更小。有一种情况让人更有理由担忧：欧洲、瑞典和以色列等地的央行曾经实行零利率，它们在加息之后就又改变了做法。

　　但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担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历表明，一旦复苏进入成熟阶段，它在两年内结束的几率大约为一半，在不到三年内结束的几率超过三分之二。由于正常增长低于2%而不是历史上的近3%，风险可能更大。尽管鉴于增长迅速，衰退风险似乎很遥远，但二战后的任何一次衰退，不论美联储、政府还是共识预测，都不曾提前一年预测到。

　　历史表明，当衰退来临时，就有必要降息逾300个基点。我赞同市场的这种观点，即美联储大概无法一年加息100个基点还能不破坏经济复苏。即便有此可能，在美联储能够及时大幅降息以阻止经济衰退之前，极有可能衰退已经降临。对于这种情景的认知必定会打击信心并抑制需求。

　　央行官员们大胆宣称，他们总是可以使用非传统工具。但可动用的工具可能比他们预料的要少。在市场运转良好、中期利率已非常低的环境里，进一步量化宽松的效力非常令人怀疑。利率能够达到的负值有很大限制。被迫退回到零利率下限的央行公信力不会太好，如果它发布前瞻性指引的话。

　　美联储很可能在本月提高利率。市场将关注其紧缩步伐。我希望市场做出的回应不会造成巨大的震荡。但一个困扰美国经济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如何利用政策延迟、并最终遏制下一场衰退。这需要财政及货币政策制定者立即重视起来。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译者/邹策

来源时间：2015/12/10   发布时间：2015/12/10

旧文章ID：7795

作者：金灿荣，陈建利  来源：南方都市报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标志，美国正式走出美洲，一战开始为全球治理贴上美国标签，二战后，美国力图主导全球治理并成为其中最重要部分，1991年后，美国真正称霸全球，但这个全球治理体系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未来随着经济崛起，中国将积极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并推动改良现有的治理体系，中美合作，能否为未来的全球治理趟出一条新路？

美国“联盟体系”的由来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三大学派：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其中建构主义的代表是亚历山大·温特。在温特看来，国际关系有三种类型。一是霍布斯主义；二是洛克主义；三是康德主义。17、18、19世纪，欧洲主导的国际关系就是“霍布斯主义”，以丛林法则、强权政治为特征。当时列强的标配就是要有殖民地，要以武力为手段进行殖民征服，列强之间也是以战争方式争夺殖民地。

随着美国通过一战步入全球治理舞台，世界进入了“洛克主义”阶段，特点是出现了全球市场。为了维护这个市场，出现了全球的法律体系，国际法在一定意义上起了作用。为了维护国际法，就要有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国联（后来是联合国）。一战后美国提出的治理全球的理念，体现在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中。但美国经验不足，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实力不够，这些理念只是得到了部分实施，美国的具体利益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美国国会拒绝了“凡尔赛和约”，美国也没有参加国联。导致之后的国联体系实际上是很脆弱的，20年之后就爆发了二战。

二战后美国放弃了之前一直信奉的“孤立主义”，“国际主义”彻底占了上风。虽然当时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是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阻击。美国经历了一段美苏争霸期。当时通过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对亚洲的日本韩国等进行援助等，“资本主义阵营”的面积较大，治理也比较好，相对富裕，最终在争霸中，美国胜出。苏东剧变后，全球步入了“一超多强”阶段。

美国对外战略与国内治理出现失误

美国主导全球治理，有它成功的地方，包括战后欧洲的复兴，日本，然后是“四小龙”，再接着是中国的崛起，都是例证。但这些国家的成功更多是自身的原因，因为在美国体系下，它在全球地区的很多盟友也并没有得到发展。

现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也有一些问题，面临着一些挑战。外部主要是中国的崛起，内部是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力衰退。从1991年到2000年，是美国治理全球比较稳定的阶段。但“9·11”之后，美国开始走下坡路，美国本土的安全受到威胁，霸权的成本开始上升。

为了防范国际恐怖主义，美国对外要加强信息搜索，对内也强化了对民众的监控，对原来比较推崇的社会生活的自由度有点压制。而由此进行的打击动作，目标又没有选对。为报复恐怖主义对本土的袭击，小布什政府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对手牵制了它的主要精力，美军在这两场战争中打得很好，但这两个对手的战略价值实在太低，而美国为此又花了巨大的资源，这就犯了战略性的失误。

由于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战胜了“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对资本主义这套逻辑就比较信任，容许华尔街不断创新。但金融创新要配合适当的监管，这方面美国政府没有跟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体经济、民众生活水平有巨大影响，也对美国治理全球的信心有创伤。美国人原来认为它是“上帝的特殊选民”，但这次犯错让其信心显然不如之前了。

现在就综合国力论，美国还是比中国强不少，“一超多强”的局面没有改变。但由于前述问题，霸权成本上升，对外有战略失误，对内有管理失误，导致美国的相对优势下降。再加上中国崛起，目前世界正在走向“两超多强”。这是之前国际关系学界没有预期到的。

中国崛起，“两超多强”局面形成

从1991年开始，大国间的博弈实际上是在围绕两个思路展开，一是美国的想法，就是永远保持美国“一超”的地位，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是支持这个思路的。另一种思路是“多极化”，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和巴西等国是支持这一种思路的。但最后形成的格局是既不是美国推崇的“一超”，也不是中国支持的“多极”，而是“两超多强”。中国开始从“多强”中脱颖而出。中国的政治精英层也低估了中国的崛起力量。

根据IM F10月份最新的经济预测，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是2.1%，总量是从去年的17.4万亿（美元，下同）到今年的17.9万亿。而中国今年增长是6.8%，总量从去年的10 .4万亿到今年的11 .2万亿，增长的绝对量比美国高，总量也达到美国的63%.而日本经济总量从去年的4 .6万亿减少到4 .1万亿，主要是日元贬值造成的。德国的经济总量去年是3.3万亿。法国、英国、印度和意大利是2万多亿，剩下的有一群经济总量1万多亿的国家。俄罗斯下降得比较厉害，现在大概排在17位，总量只有中国的九分之一了。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美在接近，而中国已经把第三名的日本甩开了，现在是它的总量的两倍多。

“一超多强”正在走向“两超多强”，美国主导的现有体系就不稳了，一些弊病就出来了。美国体系实际上是个“等级体系”。这个体系大概有八个等级。一是美国，站在世界之巅，权力最大，也不愿意其他国家分享。二是美国完全信任的四个英语国家，即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是美国的“联盟”，大概有50多个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但这些国家是得不到美国的完全信任的。根据斯诺登的爆料，美国国安局长期对默克尔和安倍进行监听。美国也没有否认这点，被爆出后，奥巴马的回答是从现在开始起不监听了，等于间接承认。四是它的一些标准的“伙伴”，包括巴西、印度、泰国等。五是“战略竞争者”，只有中国一家。六是“战略对手”，就是俄罗斯。七是“敌人”，目前最明确的就是“IS”。小布什时代美国确认的敌人非常多，包括伊朗、朝鲜、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缅甸、古巴、委内瑞拉等，现在奥巴马想降低霸权成本，不再把之前的这些国家都视为敌人了。八是很少引人注意的，就是“被遗忘的国家”。现在全球还有8 .7亿人是吃不饱饭的。这些人主要集中在海地、索马里等“失败国家”。

这八个等级体系是不平等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习近平在9月28日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发言就阐述了这一主张，这一主张就有点想弥补现有美国体系的“弱点”或“漏洞”。

中国的改革主张：发展优先，国家平等

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的治理体系，与美国主导的现有体系有四点不同。一是中国提出的治理体系以联合国为中心，而美国体系以美国主导的联盟为中心。二是美国体系以“安全”为优先，中国提出的体系则以“发展”为优先。美国对被遗忘的国家，对8.7亿每天吃不饱肚子的人不感兴趣。中国则强调要想办法解决。三是美国强调“远近亲疏”，中国则强调建立“全球伙伴网络”，强调国家间的平等。四是现有的美国体系是要干预别国内政的，想以强力把它认为的好东西- -民主推销给别国。中国主张的体系则是要接受并尊重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明背景，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提议的这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能不能做成，现在还不清楚。因为中国也是刚走出东亚一隅，刚对全球治理发生兴趣，开始发言，并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构想。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全球治理”，说明中国的精英层已经认识到现在的全球治理存在问题，也开始思考并想发挥中国的作用了。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的实际运作，也说明中国有能力和实力参与全球治理了。

习近平提出的初步构想，就是上面总结的与美国现有体系的四点不同。但中国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革命家”，不是要推倒重来，否定美国的这套体系，而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想推动并做一些改革。问题是现在美国还是自我感觉良好，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它仍然认为自己的外交哲学、全球治理哲学非常高明，不愿意改。

全球治理体系能否改革，中国的一些构想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反思和配合。就目前看，美国对它主导的联盟体系是缺乏反思的。实际动作上的调整，不过是因国力下滑想降低成本而已，并不是对理念和方法进行调整和反思。

中国过去也是美国这套治理体系下的受益者。中国不会推翻现有的美国治理体系，因为若真如此，将导致世界大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对这一点，中国精英层看得是很清楚的，几千年沉淀下的治理智慧也不允许中国这么做。

未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积极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并推动改良现有的治理体系。美国要做的是反思现有联盟体系的缺陷，并承认自身的治理哲学是有问题的，愿意改革和修正。若“两超”有这种态度，中美合作，未来的全球治理是可以趟出一条新路的。否则未来会出很大的麻烦，美国现有的联盟体系会运转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无效。世界若出现无序的状态，对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所有人都是个坏消息。

来源时间：2015/12/10   发布时间：2015/11/30

旧文章ID：7791

作者：郑永年  来源：人民论坛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谈到，大国一般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等方面去衡量。我认为物质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要素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一个大国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一直提倡：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

制度创新比物质意义上的创新更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片中讲述欧洲的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新的Modern State（现代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近代历史，基本上是西欧创造了Modern Nation State（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无论是国家大小、经济强弱，这种制度形式战胜了其他一切因素。比如，1840年清王朝的人口规模大、国土面积大，英国仅是西欧的一部分，却将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打败了。同样，尽管印度的国土面积不小，但也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口不多的英国统治了人口大国印度。由此看出，制度创新确实远远比那些物质意义上的创新要重要的多。

从中国历史本身也可以看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中国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

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慢慢衰落。如果不能更新、不能改革，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走下坡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西方国家就是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以前，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很大，各个政党之间能达成共识；现在中产阶级规模逐渐变小，共识政治逐渐消失， Democracy（民主）就变成政治学家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制度了。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易经》中的总体含义，即什么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制度就是要在与时俱进和创新中强大起来。

通过新制度的产生让国家崛起，是从内部来说的。相比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后来居上的美国，英国的殖民地制度，也是相当成功的。不管怎样，英国的崛起首先是源于国内制度的崛起，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延伸和外延。如果内部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是失败的。比如，前苏联早期发展是很好的，不过到后来，无论是人口、疆域等都堪称大国的苏联，由于制度不调整、模式僵化，一下子遭受了解体的命运。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大部分人认为是美国的实力强大战胜了苏联。但深究为什么美国能够扳倒当时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我觉得，要归因于苏联内部制度的瓦解。从很多方面来讲，“内忧外患”是非常有道理的，什么样的内忧才是最大的内忧？那就是制度缺乏创新、停滞不前，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合时代需要，这才是大国真正的内忧。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再逐步走向富强民主。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背后又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策略的突破创新必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轨迹。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时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有助于中国全球大国战略的稳步迈进。

中国有责任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

现在有很多人说国外不了解中国，其实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现在有点悲观的看法是，中国一些人和媒体对于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原创的东西不多，他们对其他国家原创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让他人接受。

中国一定要将自己的社会研究透彻，包括执政党、社会、体制，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制度背后本身就有一套知识体系；创造一种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其他人知道并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像西方国家，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文化帝国主义，即使花了很多精力，但也不能让旁人彻底了解西方国家。同样的，要想让西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就要解释好、解读好中国，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人民论坛记者高骊采访整理）

来源时间：2015/12/10   发布时间：2015/12/2

旧文章ID：7790

作者：周雷  来源：共识网

　——《超越战略遏制，构建海上亚洲》报告分享会

　　【共识网按】：11月22日，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召开了“海洋时代国际传播与全球政策”讨论会，并在会上发布了舆情平台的最新年度报告——《超越战略遏制构建海上亚洲》。这份报告呈现了有关南海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的最新研究成果。出席会议的嘉宾包括：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双聘研究员周雷、杜克大学教授刘康、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孔福安、新华社对外部中央外事室前主任杨国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朱振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中国国际法促进中心传播主管范亚云等。以下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双聘研究员周雷的演讲。

周雷：大家看到的这个报告叫《超越战略遏制，构建海上亚洲》。而我想讲的是，在我眼里真正的舆情研究是什么。报告有一部分是实验室研究，也就是刚才杜骏飞老师介绍的我们舆情平台做了一些实验室尝试，包括和业内数据挖掘公司合作去做数据端、做定量分析。但是我本人特别具有田野癖好，我相信任何我眼睛看到的、手抓到的知识，不太相信数据上的知识。甚至我写过一篇专门文章，但没有一个杂志愿意刊登的，叫做《作为科学和神学的数据》。我不太相信大数据，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没用。让我们能够想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的，包括定性、定量的大数据都是一种方式。可能有些同学没有机会去到那些地方，我想把我看到的所谓南海问题或者南海海权之争到了什么程度，以我的实际走访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有语境剥离的问题

　　我在2015年4、5月的时候，受杜老师派遣去缅甸和越南做调查。当时我在缅甸的调查是三个地方：仰光、图瓦经济区、皎漂中缅油气管道所在地。我不懂缅语，所以我只能仰赖我的翻译，他是一个缅甸华人。我跟他提前两个月设计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调查，去采访什么样的人，我试图让他去联系昂山素季或者从军方到政界、媒体界再到民间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我们想做一轮访谈，再到社区去看那些真正的“舆”在哪里。因为public opinion(公共舆论)的opinion(舆论)并不是空中楼阁，它不是个verbal(口头的)、也不是rhetorical(修辞的)，所有的舆情都来自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大量的具有生活动荡信息交互的地方。杜老师讲饭桌是中国的“舆”重要的一个产生场景，但我们学者有时候是出于研究条件或者出于保护隐私，这个场景是不能研究的。如果来拍摄，拍摄之后，那个场景的调换就会影响我们的话语行为。

但是我想讲的是，在很多民间的“舆”的机制是文化特殊性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一些主流的国际研究生产的都是context(语境)被剥离的一种知识，当我们决策部门依赖于context被剥离的知识，南海问题自然会持续恶化。我作为一个研究者能看到南海问题如果有多个回合，第一个回合中国并没有明显优势，我们可以讨论原因何在。

　　我在缅甸民间的时候就发现缅甸是通过安达曼海而呈现的重要海洋权力，我们从皎漂修中缅油气管道修到昆明再到中国腹地，这个设计最初是去回应国际关系学最著名的那个假设——所谓的马六甲咽喉。马六甲究竟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理解为中国国际学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真正困境?答案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暂时从国际关系视角走开，尝试按照调查记者的思维思考，并遵从最著名的调查圭臬叫follow the money，我们看那个钱在哪里，我们就知道了到底什么决定了马六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具有Political(政治意味)的context(背景)。当我们仔细看，马六甲这个所谓的咽喉有一个假设就是中国未来崛起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崛起需要依靠庞大的海洋能力，因为海洋不仅是一个资源性的区域，还是一个通道，是一个新的权力产生的地方，它跟中国传统的权力场景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场景是任何既有的帝王，尤其是新政权，获得政权的权力是来自于“山里”，所以有三山五岳，我们仰赖来自垂直的向天、向山的神祭祀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山社稷”。社稷，按照人类学的理解，社是一种祭祀系统，稷是一个谷神，社是一个土地神，基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们的权力观——我们所信仰的权力全部基于土地的这一场景。

　　但是海洋似乎很奇怪，海洋生产一个新的权力图景，这个图景至少在地理大发现时期集中出现，可以推到15世纪或16世纪，海上权力迅速崛起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力范式，可以通过海洋运行庞大的帝国，虽然它的权力“本土”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但是并不妨碍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我们看到这个权力从土地束缚的中国或者土地束缚的权力试图变成海洋权力，我们很容易遭遇陷阱。

　　第二、在马六甲海峡这个最著名的政治阴谋中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需要石油天然气资源来推动我们文明的不断能量更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许需要石油，也需要水电，也需要核能，我关心的是生产这些能源究竟塑造了什么样的城市形态和生活形态。现在我们看到大量和能源和资源有关的国际利益集团。这些庞大的利益集团都想大众不断强化一个假设，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依赖他们，这样进一步获得更多权重，权重进而塑造新的权力格局和形态，这就是一种被缺陷明显的能源利用形态所绑架的一个国际关系格局。所以当我们把权重压在石油、天然气包括海上运输和国际物流之上，我们当然会觉得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咽喉，我们需要利用北极逐渐融化的冰盖，来开启新航道，我们也会用瓜达尔海港，也会用两洋铁路去巴西、南美去获取更多资源和能源。

　　我们想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按照中国的理解变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未来能源和海上权力为中心的一个国际决策场景。但这个没有照顾到“海缘性因素”，就是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还有“海缘政治”，而“海缘性政治”是中国的弱项。坦白来讲，我们的大部分学者不具有研究海洋的能力，或者没有去海洋做田野拿一线数据的习惯。我们基本是喜欢在一个陆地上的安乐窝做研究，进社区、进宗庙来做研究，我们不做海上吉普赛人的研究、不做海上海盗的研究，至今我们很少看到海上真正的拥有者怎么理解权力，我们作为陆地上的人如何有效扩展海洋治理的能力。这一点我在安达曼海深有体会。在图瓦经济区，图瓦的整个自然风貌会让很多中国人很羡慕，非常漂亮的海滩，庞大的可以利用作为海洋基地的国土，丰富的森林资源。每一个做生意的人会眼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生物没有被耗损。

　　边界省市族群冲突的解决：知识应该向下渗透

　　另外，我们在皎漂做的中缅油气管道,实际上打开了中国西南部边界的海洋疆域，因为云南一直都觉得它是没有出海口的，这也就是在中国很多内陆省份想以省为单位来获得国家的权力——即省的外交和城市的外交。当中缅油气管打通的时候，云南非常高兴，因为它让云南有了一个出海口可以直接拿到海湾的石油，而且通过皎漂、云南边境输入中国，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石油管道穿越的区域是一个文化丰富、族群复杂的区域，也就是人类学家利奇著名的缅甸北部钟摆型政治区域，缅甸北部在长期分治之下，形成了一种混乱的秩序，这个场景被海洋线路打通之后立刻出现变化。

　　当云南在拥抱一个面向南亚、东南亚大城市的图景时，昆明感到自己能用到来自缅甸的石油，泛亚铁路能直接通到新加坡，当他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道，云南也同时进入到一个非常激烈、非常暴乱的一个全球化场景，当你在享受石油能源的时候，必须忍受这里的穆斯林，这里的动乱，包括难民。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缅甸同样有一个数量巨大的穆斯林群体，他们翻译成罗兴伽人，大家看看他们的惨状就知道当一个少数族裔在离散过程中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昆明火车站的杀人事件，云南被作为穆斯林当中极端势力逃向外域或者联系同类世界的一个通道。这种从海洋到丛林，再到城市的变化，这种国际难民、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的混合语境被云南省政府有效认知，并能形成现实的执政能力，这就是我们现有研究的初衷。

　　如果我们未来要做报告，我觉得应该做新模式，研究不应该指向上，不应该大家都去寻求批示，而是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向下渗透，让云南民间直接执行外交行为的那些村长、乡长、州长、省长接触这些知识，让他们去领会这些海外政务的复杂场景，而且具有跨文化政治治理的能力。这是我特别强调的真正的舆情，当他们知道这个舆情，他们能够做出系统的应变，他们就不会因为缅甸的战争难民涌到他们的区域感到恐慌，相反它是一个跨国治理的机会。

　　同样的跨国治理现象——更大规模的，是我在广州的“黑人村”所做的短期研究，在那几乎可以找到所有非洲大陆的人，但是所有广州人会觉得他们是“黑鬼”，是他们不想要的人，但是他们忘了这些人是他们通过“广交会”系统介绍进来的“黑凤凰”。当黑凤凰和他们的腾笼换鸟计划不匹配的时候他们想把这些“低端人口”置换出去，但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因为黑人已经来了，就像你把能源引进来一样，它开出了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大口子会整体冲击以前的陆地性政权和陆地性的管制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海洋性的管制方式。而未来的南海舆情并不是仅仅针对南海，因为南海作为一个课题绝对是一个子课题，至少是放在“一带一路”之下的子课题，原则上如果南海越没有问题，一带一路越顺利，但是在研究的知识生产上，我们的研究团队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

　　所以我们要走出智库的内参模式，或者把内参当作研究圭臬的模式，我们一定要把知识直接下沉，转过身来对那些公众和基层进行咨询，对他们的治理行为进行评估和质询，最终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所以我们理解未来的舆情，是让每个公民、每个投资者、每个城市的治理者知道在南海、东南亚以及泛亚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可以做出哪种治理应变。

　　所以这个报告当中大概的线索是一些这样的考虑，我们按照国别，按照关键词，按照关键词数据挖掘背后的含义做出了一些介绍，比如说在《下篇》当中主要对第一部分的数据挖掘进行了一些分析，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再到南中国海背后的大陆型权力观，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殖民命运，也就是一个历史维度，再去寻找一个偏向策略性的，也就是寻找中国崛起的元话语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看到南海历史的镜像和领域，我们通过传播，我们到底要传播什么。第六章是基于越南排华事件的南海解决的思路思考。总之我们要做的是就是去研究新的传播、新的海、新的人。

　　“九段线”靠近别国的一种理解视角

　　如果从建构角度来说，什么是我理解的海洋性权益?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是研究亲属关系，研究亲属关系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人群会基于他的生活半径去发展他的远近亲疏关系，这就是费孝通的同心圆隐喻。中国人按照一个基于地权的居住以及亲属关系的靠血亲关系维护的共同利益，容易把传统权力理解为是跟土地有关的。

　　但是在海洋时代，我觉得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我可以造一个词aquaship,相对于kinship，就是基于水的信仰和亲属关系。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学自然课，提到中国水系发自山川，经过地表径流、地下径流流到海洋，海洋再蒸腾下雨、降雨，海水再回到陆地，这是一种新的水亲属关系。所以如果把权力也放到这个场景里，以保护每个已经流出中国土地界域的人，其实就是保护你的疆土。比如说把每一个移动出中国的中国人当作是一滴水和一个土地的占有者去保护他们，在保护每个中国人的水滴时，我们在捍卫中国权力的海洋。

　　美国人的国父说的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意思，大家记得他们的国家创立文本说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 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侵犯美国人的行为就视为侵犯美国人的领土和主权，所以这些国家创立人是把每个具体的美国人当作一个“历史之岛”，或是历史权力的“水流”，所以当一个美国人出去到任何地方代表着它的疆域已经扩展到哪儿。中国人毫无疑问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数百年、数千年的流散，哪怕是在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曼蚌小村都觉得他们来自于羌人，现在周围没有什么大的河流，在山里长大的人，但死亡的时候法器是用船，把死者的灵魂载运到山路河流的源头，从这你能知道中国人的奔波流徙到什么样的程度。

　　整个东南亚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三角洲，在中国最强大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郑和海船这种东西，类似于拜物教的崇拜，就是货船崇拜。他当然希望你把我的疆界划到我这里才好，请把我这儿选为你停靠的一站我可以给你换物品，或者我履行保护的职责，这就是我理解的为什么“九段线”会划到别人家门口去，因为在瓷器时代，每个东南亚国家都想跟中国套近乎，这是一个有连续考古证据证实的历史性事实，中国人当他有海洋能力的时候就往那儿跑，从很早就开始，选择在那儿做生意，最终选择在那里生，在那里死。每个中国人已经渗透到整个世界全球的肌理，这也是一种看法，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侨民和海外华人世界，我们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来看，他们的背井离乡使得他们成为我们的远亲，回来只是在祭祖，所以你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去管理他们就会出现侨办这类机构。如果你把运动出中国的人当作每一个保存中国元素的文化性的水滴，他们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一个海上中国，所以我们要用海洋性亲属关系来理解这个庞大人群。

　　所以当我在缅甸和越南的时候看到海外华人的宗庙宗祠的时候是特别震撼的，我在很多中国的地方也没有看到那么完整的祭祀系统。在缅甸的一个特别破烂的华人街区里，我路过的时候，它的里面有一面墙，整面墙堆满了灵牌一直顶到屋顶，似乎是一个宗族的灵牌全部在那儿。但是那个场所又是卖塑料盆的，也就是说这个墙没有被拆掉，在固定的宗庙祭祀场合当地人还会在那儿进行活动，但是整个空间已经被当作商业场合使用了——卖塑料盆、卫生纸。你去到缅甸的华人当中，缅甸华人之间的矛盾有时比国与国的矛盾还要重，这就是为什么从大陆国内去看海外华人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粘连，因为他们是基于血缘和土地型亲属关系来发展他们的宗族关系，所以一个宗派和另外一个宗派可能会打起来，不会按照“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来凝聚。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排华事件中遭受灭顶之灾时，中国本土的权力并不能保护他们，这也是他们天天跟我说的事情。我在缅甸和马来西亚做调查的时候，尤其在马来西亚，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连续问我几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他问我很多对中国有重大贡献的人，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他问我说当我们马来西亚说抗日救国的时候，你说我们救的是什么国?不是马来西亚，是救中国。他们压根儿没有把他们当地当作他们的国。所以马来西亚另外一个华人领袖林连玉把他们生活的马来西亚说成“滞南洲”，他的宗族是在中国。

　　所以当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包括中联部这些对外部门，在以陆地为基础来做他们整个权力维护的时候，当然会有亲疏远近的考虑，会说哪个问题严重，哪个问题应该先解决。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出去的中国人当作中国的历史性疆土和历史性水域，那就是一个水流形态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新型海洋权力，也就是在要积极捍卫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轻慢和侮辱，当视为对中国集体的攻击。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政体(regime)，你必须捍卫所有跟你在族类、非族类、人类、非人类的关联，要保证它的开放性。在中国人看来，人、仙、鬼、神、怪、魔都是可以相通的，在人的身上可能趴着一个鬼，在人的天上可能飘着一个神，这是中国人的界域观，我们可以脱离肉身短暂出壳、可以见过世的爷爷奶奶、或者拜访远逝的祖先，同时我们还可以回来。甚至中国葬礼核心的要义就是把死的人引入到一个界域他不能随时回来，只有通过仪式才能回来，这都是人类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把研究的视阈打开，并创造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来源时间：2015/12/10   发布时间：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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