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  来源：《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

　　作者陈永系北京大学关系学院博士生

　　[摘要] “修昔底德陷阱”是因对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进行粗略概括和简单类比而产生的过度解读。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而不确定的进程，并不必然导致战争。权力转移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这不可简单归因于实力增长引起的恐惧。当前中美正处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初始阶段，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主要也在于彼此的核心利益可能受到挑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旨在实现合作共赢的尝试。不过，中美就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问题分歧严重使得两国难以有效化解冲突对抗的风险。在战略安全互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中美只有切实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才能有效进行核心利益调适和危机管控，进而避免冲突对抗。

　　[关键词] 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核心利益;战争风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虽然2014年国际上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on)所担忧的因中国在东海采取类似设立防空识别圈的单边行动引发中日擦枪走火，进而将美国卷入冲突的悲剧情景并没有成为现实。而这一悲观预期的基础则是两年前他重新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此概念因使权力转移和霸权战争等抽象理论形象化而迅速引起中美政界和学界关注，继而几乎被不加质疑地接受。

　　共倡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美基本达成了避免零和博弈和冲突对抗的共识，政府间的务实合作也在不断推进。然而，与之不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大都以避免两国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为前提;甚至有人直言中美已经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大国关系前景黯淡。许多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关的研究也以超越这个“历史宿命”为目标。

　　既然如此，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是一种历史宿命?大国在权力转移中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发生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首先反思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其次探究大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发生战争风险;再次将中美关系置于权力转移的进程中，探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反思“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

　　(一)何为“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基于不同情境需要而进行的历史隐喻。1980年，美国作家沃克(HermanWouk)在演说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类比美苏冷战。在他的演说中，2500年前的斯巴达和雅典与现在的美国和苏联处境一样。在战胜了波斯后，希腊世界的“超级大国”斯巴达和雅典的战时同盟在冷战中瓦解，它们后来因各自盟友的摩擦冲突不断而被拖入大战。沃克问在场的政要和海军精英，修昔底德记载的一切事情，联盟瓦解、灾难性的敌对、背叛与反背叛等都正在发生，冷战中的美苏如何绕过这个“修昔底德式的陷阱(Thucydideantrap)”，避免核战争毁灭整个世界。

　　不过，艾利森隐喻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则是另一个版本。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何爆发，艾利森以修昔底德的论断“雅典的崛起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为前提，认为导致霸权战争爆发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对手间的均势迅速改变造成的结构压力。具体来说，公元前5世纪雅典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其迅速崛起震惊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斯巴达。斯巴达担心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对雅典崛起做出战略反应。威胁和反威胁产生了竞争、对抗和最后的冲突。回顾历史，他指出近500年有15次大国崛起，却有11次在结构压力下爆发战争，这包括威廉德国挑战英国霸权。艾利森还预期，中国在下一个1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也将要求改变美国主导的秩序，并认为随着中国在海洋争端中越来越采取侵略姿态，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显现。〔

　　可见，修昔底德陷阱并非稳定的概念，而只是基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历史类比。例如，沃克和艾利森对历史的解读都有很大不同。沃克认为斯巴达和雅典是处于均势的现状国，艾利森认为二者是战略平衡尚未形成的主导国和崛起国。与沃克类似，艾利森虽然反复就当前中美关系进行历史类比，但是也没有界定此概念。不过，按照艾利森的表述，本文所要反思的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被归纳为崛起国必然会挑战主导国，后者也必然回应挑战，这样战争就难以避免。

　　(二)艾利森过度解读权力转移历史

　　艾利森表述的“雅典的崛起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并不成立。因为通行的英译文本比较粗略，他很可能曲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有学者根据古希腊文将修昔底德的论断译为“最真实的、也是最没有说到的原因是，雅典人变得非常强大，以及由此斯巴达人产生的恐惧，使得战争必然爆发。”具体来说，雅典刚开始崛起，斯巴达并没有恐惧;雅典变得非常强大，斯巴达的恐惧才产生和增长。斯巴达一直关注雅典的扩张，直到雅典与科西拉的结盟打破了雅典与斯巴达的海陆平衡，“必然时刻”来临，战争才变得不可避免。这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一开始就不可避免，而是存在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必然时刻”。因而，这一观点就否定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也从源头打破了权力转移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

　　艾利森进行的类比也脱离了权力转移的历史情境。第一，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弱类比。远隔数千年，国际关系规则和竞争对手的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改变，21世纪的国际体系更具有稳定性。第二，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古希腊人总体上认为战争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一战”前，大多数欧洲人不仅没想到战争会造成巨大破坏，甚至认为一场大战对于社会是健康和有益的锻炼。但是，这种对战争的乐观态度在“一战”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理性的人们开始畏惧并希望避免战争。所以，艾利森用历史上的大国战争类比当前中美关系显然忽视了这些因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国际政治新特征。

　　艾利森对近代以来权力和平转移的归因也与史实有出入。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中美间的战争很难避免。但是，为了实现重新提出这一概念的良善目的，艾利森又指出和平崛起要求卷入竞争的大国的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巨大调整。对此，詹姆斯•霍姆斯(JamesR. Holmes)持不同意见。如，“一战”前英国面临德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对手。美国的经济实力强于德国，在拉丁美洲排斥英国影响;日本在远东与英国也远非利益和谐。但是，英国为何单独与德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并没有进行态度和政策的重大调整，国际影响力也持续上升。艾利森并没有回答这一关键问题。

　　总之，“修昔底德陷阱”是因对权力转移历史进程简单抽象和粗略概括而产生的过度解读，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权力转移战争为何爆发。而只有精细地考察大国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我们才能深刻认识权力转移的战争风险和对历史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权力转移进程中的战争风险

　　崛起国和主导国在激烈的权力转移竞争中确有爆发霸权战争的风险，但是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然而，霸权战争并不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权力转移也是一个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过程。因而，权力转移双方可以通过调适核心利益，规避两败俱伤的战争。

　　(一)挑战核心利益带来战争风险

　　艾利森选择一些权力转移以战争终结的案例进行历史类比，但这些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主导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虽然核心利益这一概念尚未被严格界定，但是一般认为它是在国家利益结构中居中心位置、次序优先、关系全局和不容侵犯的利益。雅典和科西拉结盟之所以是雅典与斯巴达霸权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必然时刻”，是因为此举打破了两个城邦的战略平衡，不但直接威胁了斯巴达的霸权，而且威胁了它的生存。这无疑挑战了斯巴达的核心利益。波斯从雅典撤离后，雅典人立即重修城墙。斯巴达马上派使者进行劝阻。虽然劝阻最后失败，但是斯巴达人因对雅典人有好感而毫无怨言。可见，斯巴达虽然一开始就关注雅典，但是并没有恐惧。在雅典开始崛起后，斯巴达也一再迫使其以海陆划界保持均势。经过几十年的交手，雅典应该知道海陆均衡是斯巴达的核心利益，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雅典不明智的战略，这不宜简单归因于实力增长导致的恐惧。

　　不过，核心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国家综合战略环境、自身实力和对威胁的认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界定的。英国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工业生产逐渐失去了活力，并接受了经济衰落的现实。但是，它决不允许海军被别国超越，这是因为英国庞大的殖民帝国、自由贸易体系和本土安全都依赖于海军的卓绝地位。因而，英国将海上霸权界定为核心利益。俾斯麦深知这一点，一直压制国内扩张海军的诉求，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威廉二世即位后，原来受压制的海军利益集团煽动起全社会对英国海权既恐惧又嫉妒的情绪，并趁机进行政治动员建设“公海舰队(Hochsee flotte)”。这就挑战了英国的核心利益。与之对比，美国一直克制海军建设，且从不公开声明所针对的国家。日本建设海军的假想敌是美国，且与英国是同盟。因而，虽然美日在拉美和远东排挤英国的势力，但是它们并没有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由此，将是否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视为霸权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能够回答艾利森没有回答的关键问题。

　　总之，“修昔底德陷阱”说对权力转移中的战争风险的认识并不准确。虽然权力迅速转移造成的结构压力可能使双方激烈竞争，但是霸权战争的主要诱因却是主导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了挑战。不过，除了崛起国挑战主导国的核心利益的情形外，权力转移可能诱发战争的风险一般还包括主导国挑战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和第三方利用崛起国和主导国的矛盾使主导国或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

　　(二)调适核心利益将有效化解战争风险

　　虽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相对衰落的总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双方实力相对变化速度和博弈模式等要素却并不确定。因而，结构性因素限定了事态发展的发展方向，但是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最坏的结果。不仅核心利益相对于其他利益居中心位置、次序优先，核心利益各范畴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也不同。其中，国家的生存利益是重中之重。而为了维护核心利益，尤其是生存利益，权力转移双方愿意进行利益调适。

　　主导国和崛起国虽然会展开激烈竞争，但是也存在避免两败俱伤，乃至共同发展的共同利益。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主导国会怀着防范心理关注崛起国的战略举动，消极回应崛起国的释疑和非对抗倡议，并谨慎与之进行互动。不过，一旦一方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利益受损国将可能不惜以战争手段捍卫利益。然而，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崛起国的后发优势能否能转化为位势之争的优势，主导国能否利用霸权红利管控权力流失，关键在于谁更能因势利导，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最终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而非精心准备好打一场霸权战争。

　　历史上，权力转移双方通过调适核心利益规避战争的努力成效也很显著。事实上，德国在威廉二世即位后并非一味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而是曾一度认真与英国进行核心利益调适。如，在波斯尼亚危机后，德奥同盟与法俄同盟的矛盾激化，德国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险。此时，在德国看来，生存比与英国争夺的霸主更重要。因而，以陆军和外交部为代表的决策层中的一些高级官员希望通过与英国达成海军协定来缓和英德关系，以换取英国在一触即发的大陆战争中保持中立。为此，德国与英国进行了近两年的海军谈判。而到艾利森所说的德国挑战英国的1913年，德国已因认为不可能赶上英国而放弃了海军扩张。英德关系出现新缓和。至于“一战”的爆发，甚至在萨拉热窝事件触发大国间总动员或宣战的连锁反应后，也是直到德国占领了低地国家，威胁了英国的生存，英国才下决心对德国宣战。

　　与之对比，英美关系在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后迅速发展更是得益于双方进行了核心利益调适。“克鲁格电报”事件发生后，英国认为其在开普敦殖民地的核心利益受到德国挑战。这使得美国要求仲裁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对英国而言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对美国来说，仲裁这个争端却是事关门罗主义确立的核心利益。最后，为了应对德国对核心利益的挑战，英国同意美国仲裁委内瑞拉边界危机，这等于默认了美国在美洲事务中的主导角色。不过，英国也得到了大片土地作为补偿。更为重要的是，英美此次核心利益调适使得两国关系迅速改善。以此为契机，在美西战争和布尔战争等国际事件中，美英大都相互支持，直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成为盟友。

　　三、权力转移进程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在权力转移伊始，中美便旨在为实现合作共赢而提倡新型大国关系。不过，虽然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但是中美仍然存在因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而爆发战争的风险。这不仅加剧了舆论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态度，而且两国关于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共识不足确实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隐患。

　　(一)中美处于权力转移进程的初始阶段

　　根据历史经验，中美已经开始了权力转移。首先，中美实力相对变化显著，中国开始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过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与美国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中国更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以经济迅速增长为基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提高。与之对比，在“9·11”事件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综合国力消耗巨大，经济更是遭到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处理国际事务明显力不从心，霸权威望也远不如昔。其次，国际规则和规范也在悄然变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权不断增加，开始统筹国际规则，并尝试以自身文化和理念塑造新的国际规范。不过，中国因势利导推动国际规则和规范改革是温和而缓慢的，尚未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弹。

　　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中美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深刻变化。过去十多年，中美两国实力差距迅速缩小，未来十多年这种趋势也难以改变，但是中国在短期内没有全面超越美国的可能。第二，美国将长期关注中国的发展。美国意识到中美形势已今非昔比，不能像对苏联那样实施遏制，只能尽可能平衡这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并对中国的合作倡议持消极合作态度。中国要适应在美国的疑虑和提防下发展。第三，两国关系基本稳定。在无法压倒对方的情况下，中美既有避免两败俱伤的消极共同利益，也有合作发展和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积极共同利益。这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第四，中美有在东亚地区存在军事对抗的可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持续增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并增加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中美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和相关挑战必须给予足够关注。这些既是权力转移初始阶段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是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背景。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却备受质疑。中美共倡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两国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了有效互动和积极合作。例如，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分别在华盛顿和北京举行。在新型大国关系原则的指导下，这些对话均取得丰硕成果。在仅两年多时间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原则理念到方向性议程，并落实为具体政策，殊为不易。但是，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总体趋向不一致，舆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却在增加。如有人质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空洞”、“模糊”，认为这是中国的“崛起宣示”。事实上，中美交流与合作并不平衡，两国战略互疑也在加剧，并在军事安全领域汇聚。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核心利益受到挑战的可能性尚未得到有效降低。

　　首先，中美难以辨识对方所界定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国的核心利益界定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其中，关于“相互尊重”的表述与白皮书对中国核心利益的界定基本一致。而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重申了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界定：一、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二、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三、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四、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的国际秩序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及应对全球挑战。虽然中美均明确宣示了核心利益所在，但在两国关系范畴内彼此核心利益受挑战的风险存在差异。因而，这种从全局出发、整体界定的核心利益在中美战略互动中的辨识度不够。对此，王缉思认为，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是中国试图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因而，这“两个秩序问题”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这一对中美核心利益的非正式概括对中美关系来说很有针对性，降低了中美对彼此核心利益的辨识难度，值得官方借鉴。

　　其次，在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的基础上，中美只有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军事冲突对抗。这是因为只有做到尊重核心利益，中美才能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才能摒弃零和思维，合作共赢。不过，目前中美虽然达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的基本共识，但是在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较为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却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尊重不够。如，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在侵略性地制造海洋争端，甚至怀疑中国将挑战美国主导亚太秩序就与实际不符。第一，东海和南海的海洋争端基本上均由日本和菲律宾等国挑起，中国更多是在被动应对;第二，中国将最大的机遇界定为自身发展，并坚持不结盟原则和走和平发展道路和，这显然不是要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姿态。与之对比，美国不仅深度介入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南海岛礁争端等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也从未申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尊重。在此情形下，如果中美难以就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就很难提升战略互信和军事安全合作水平，也就无法有效降低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

　　进一步说，如果中美不能就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达成相当共识，两国甚至有可能被第三方拖入冲突和对抗。中国将领土完整界定为核心利益，而美国将盟友安全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界定为核心利益。这就使得中美的核心利益都可能受到非本意挑战。例如，在海洋争端中，中国视海洋领土归属为核心利益，不容挑战;而从美国角度看，中国的强硬行为将有可能损害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甚至破坏地区秩序，即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样，中美就可能发生非本意军事对抗和冲突。虽然美国注意到一些海洋主权声索国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表示“不持立场”、“不选边”，希望各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但是美国也需要盟友和伙伴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因而对一些国家进行过度安全承诺。这些国家也借机渲染中国对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冲击，挑动美国压制中国。由此，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投机地相互支持可能导致中国与声索国的海洋争端反复激化，进而使得各方对管控危机出现麻痹心理。因而，中美应建设性调适核心利益分歧，共同管控危机，避免被非本意事件拖入军事对抗。这才是艾利森忧虑中美可能因中日冲突爆发战争的应有之义。

　　四、结语

　　“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历史宿命。这一观点只是因对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粗线条概括和简单类比而产生的过度解读。它既不能准确解释权力转移战争为何发生，也不适宜于被用来理解当前中美关系。不过，虽然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个历史规律，而是一种信仰或理念，但是如果它成为大国的共有知识，就可能会“三人成虎”，塑造相应的政治现实。因而，我们不应将“修昔底德陷阱”接受为既有知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不应以避免跌入或者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为目标。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确实存在战争风险。战争可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这不能被简单抽象为结构压力下实力增长引起的恐惧。中美处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初始阶段，这一进程既漫长和不确定，也是两国都可以实现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过，在中美战略安全互信水平不高和矛盾不时激化的情况下，两国必须切实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触碰对方的底线和进行必要的核心利益调适。只有如此，中美才能增强战略互信，推进军事安全合作，进行危机管控，进而化解军事冲突对抗的风险。

来源时间：2015/12/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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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O·玛琳诺娃  来源：《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5期

　　【内容提要】对于俄罗斯总统们修辞的分析表明，提及外部他者是一个常常使用的象征性来源。俄罗斯总统讲话对于美国和中国形象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美国他者在总统言论中的提及频率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但是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式被表述。其次，不同总统任期内的表述模式也有很大差异。再次，尽管饱受诟病，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认为是十分特殊的模式，俄罗斯未必会效法。整体而言，在俄总统言论中，中国“他者”的建构仍然受到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的支配，而美国作为更重要的“他者”则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在可遇见的未来，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很难用“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最关键的“重要他者”。

　　【关键词】俄罗斯总统讲话 美国他者 中国他者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5-0177(20)

　　“他者”，即存在于对话关系(dialogical (co)relation)之中的外部群体，“我们”的认同借助他者得以被建构。对于“他者”的推论在有关内政外交的讨论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并非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此类“他者”十分重要，特别是宏观政治社群构成的其他外国国家，他们不仅是国际舞台上潜在的对手/敌人或是伙伴/朋友，更是特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经验的承载者。这些经验或是有助于他们的成功，或是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因此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按照杰尔曼•蒂利根斯基(German Diligensky)[1]的区分，“重要他者”的意象同时具有“与外交政策相关”(“foreign-policy related”)和“与根本存在相关”(“existential”)两个方面[2]。前者反映了与他者的关系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它与国际体系的现状紧密相关，更取决于务实的考量。后者则关涉对于他者经验的认知和评价，它立足于特定世界观，有赖于一个大型的共享意义库(a vast repertoire of shared meanings)。倘若认为前者只关于外交而后者侧重于内政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国内或国外事务，他者意象的这两个层面都可用于维护或质疑某一特定政策。

　　针对此类修辞实践的经验性研究，在若干视角下都显得极为有趣。首先，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者”以及作为政治现象的“他者化”。第二，通过将研究重点从认同构成转向认同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运行，此类研究有助于认识到认同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认同为何重要。第三，对于竞争性政治力量驱使下特定他者表征的比较分析，以及对于此类修辞实践变化的历时性分析，都进一步解释了精英们的决策制定。最后，研究他者的政治使用，是探寻观念因素作用的绝佳领域，它揭示了语义库(semantic repertoires)何以能为特定的政治决策提供机会或是造成阻碍。

　　本文检验了一个经验型研究的可能性，即“他者”在某一政治背景下的修辞与使用，主要聚焦俄罗斯总统2000-2015年的讲话中提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选取这些案例不仅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参与者，更是因为在本文考察的时间段内，俄罗斯与二者关系的演进，为分析他者表征与实用主义(pragmatic)和存在主义(existential)这两个层面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如果说俄美关系显得起伏不定(“起”体现在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以及2009-2010年的“重启”;“伏”则体现在2008年俄格八月战争之后以及2014-2015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中关系则更为稳定地朝着“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兼并克里米亚、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俄中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美中两个他者都具有“存在主义”层面上的巨大潜力。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美国被视作“西方”的主要国家，一直是俄罗斯传统的“重要他者”。他者美国与俄罗斯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鸿沟，俄罗斯对于俄美关系的反思传统历史悠久，至今仍是俄罗斯政治谱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这一公式总会存在第三个要素——虽然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但与“东方”的紧密关系对于俄罗斯认同的建构其实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中国自17世纪以来就是“东方”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如今的表征基于长期发展而来的大量意义库，如亚历山大•卢金在其书中[3]所说，这些意象也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诠释。此外，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飞速崛起，也亟需对于这一他者进行重新解读，不仅作为一个伙伴国或是对“我们”安全的一个潜在威胁(二者都是在革命前以及苏维埃时期的话语中，就固有的中国表征框架)，更是一个成功的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案例。可以说，在政治上使用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当代路径，受到建构二者的历史模式的影响，特别是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这些概念框架之间的不对称性。

　　本文首先将简要分析现存的关于“他者”以及作为政治现象的“他者化”研究的理论观点，并解释我们的研究路径。接着，描述对于总统言论的经验性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发现。在结论部分，我们试图表明这些发现将如何帮助理解俄罗斯的认同构建，以及官方的政策趋势和问题。

　　他者以及作为政治现象的他者化：理论观点综述

　　“他者”的概念是理论界标准的老生常谈：它对于自我建构的显而易见的不可或缺性，使其成为探讨社会认同的便捷出发点。自然地，这个话题的典型文献回顾开始于哲学理论，从黑格尔到利科(Ricoeur)和拉康(Lacan)[4]。这个概念也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得到集中的详尽论述。二十世纪末，对于认同现象的兴趣，导致了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激增，包括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国际关系以及诸如民族主义研究、认同研究、后殖民研究和移民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然而，他者的概念往往以一种推测的方式被论述，作为进一步推论的基础：只要在缺乏他者的情况下，自我在逻辑上不成立，这对关系在认同构建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他者性(Otherness)普遍被认为是“自我和集体认同形成的核心方法”[5]。但在他者和他者化(Othering)的理论化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遗留问题。

　　例如，某一他者被默认为与其对立者是平等共存的社会实体。然而，有学者质疑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他者对于政治认同的建构是否真的必不可少[6]。欧盟的案例也引发了争议，他者是否仅就“空间性”而言，抑或时间性维度也与之有关，即他者的角色是否可以通过自我的过去来扮演[7]。

　　再如，对于一些问题我们始终没有清晰的答案：他者是如何“被他者化”(othered)的?在他者建构的过程中哪些差异最为关键?这一过程有哪些不同的模式?一些学者直接指出这些问题只能被经验性地回答[8]。只要他者化是一个与特定背景相关联的关系过程，这个判断就是符合事实的。然而，倘若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假设，来为案例的对比和分类提供分析工具，针对此类现象的研究就将退化为一些个案分析。论文集《同一性与相异性的规则》(Grammars of Identity / Alterity)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它呈现了人类学对三种“模式”的测试结果——即东方式(orientalization)，细分式(segmentation)以及包含式(encompassment)——这是他者化的几种不同逻辑[9]。另一种将他者化的经验研究成果普遍化的分析工具，是一些学者使用的相异性坐标[10]。贝亚•德金在其欧盟语境下建构的土耳其研究中，曾详细阐述过一套他者化话语战略的分析工具。但总体而言，他者化的经验性理论发展的任务，偏离了绝大多数学者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焦点。大部分经验性研究都集中于具体的个案，并仅仅使用了临时的分析工具。

　　尽管通常认为“认同是在与重要他者认同的对立中锻造的”[11]，但究竟谁是重要他者(SignificantOther)，又是什么使得他者显得重要，学界尚无定论。科瑞•约翰森(Corey Johnson)和阿曼达•克勒曼(Amanda Coleman)将重要他者定义为“最对立的、最咄咄逼人的、最紧迫的认同，处于认同问题的风口浪尖”[12]，但他们并没有将“重要性”与某一特定的情境相联系，仅仅关注了对立程度的显著性。与此相反，安娜(Anna Triandafyllidou)在民族认同语境下定义他者化时，将此作用保留给“社群试图独立于或相区别的其他民族或国家。”她认为“在某一时间段内，只有一个重要他者对某一国家认同的构建和转移施加影响”[13]。然而，最近的研究推翻了这个假设。如果在早期的研究中，他者的固有角色多与负面认知相联系，如今则广泛认为非敌人的他者，也会对认同构建产生影响[14]。

　　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的文献，也在研究他者何以变得重要的因素。根据安娜•诺顿(Anne Norton)的研究，“个人和集体认同不仅在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中形成，也形成于一些模糊地带，比如自我即他者，或是发现他者与自我相似”[15]。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当他者的差异性或相似性存疑时，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他者也并不那么“重要”了。艾弗•诺伊曼(Iver Neumann)借助诺顿有关阈限(liminality)的观点，解释欧洲认同形成过程中俄罗斯作为他者的重要性[16]。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指出，如果“硬是将某种特定认同的主张当作是唯一正确的认同”，那么他者的认同就会被当作威胁。这个观点也被应用于他者“被认为是同类”的某些阈限案例(liminalcases)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他者的重要性并非是关系紧张程度(虽然这个因素也很重要)或是对立/敌意程度的必然结果;它假定，存在着某种语义上的紧张性、彼此边界的竞争性和不同诠释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社会性建构的意义，虽然无法独立于与他者的真实关系结构，但会遵从其内在逻辑。

　　将他者建构的研究纳入象征政治的范畴是有效的，亦即行动是对于社会现实各种竞争版本的表达和推广。相较于认同研究，这个领域不那么精妙复杂，也更加众说纷纭。默里•埃德曼[17](Murray Edelman)的开山之作并未催生后续的研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共享意义的生产、表达、传播和争议，将其作为一切政治过程的固有方面[18]。政治传播中有关他者的修辞实践也可被视为该领域的一部分。

　　这种方法，将研究的焦点从政治行为者如何“塑造”认同转移到了在日常政治实践中认同如何运作。这与泰徳•霍普夫(Ted Hopf)的观点一脉相承，他建议认同研究应该聚焦于“习惯和实践”，即关注“自我与他者一系列未经思考的、自动的和日常的再生产过程，它通过一系列话语的实践，既不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与压抑，也不依赖基于特定标准而有意选择的行为。”[19]认同并非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有意识制造的产物，它是结构性的意义库，用以在变化的语境背景下，促进或限制我们与他者的特定表征方式。

　　政治领导人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征框架比较研究的方法论

　　本文描述的是俄罗斯总统修辞中，对于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表征框架的比较分析结果，以及十五年来的变化。对于框架(Frames)和框架形成(Framing)的概念来自于艾尔文·戈夫曼[20]。在媒体和政治传播研究中，框架化被认为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针对特定受众的策略，旨在促进对某一事物的特定诠释方式。在这里，“框架”一词特指言论的核心意涵，它们可以被分类、编码和计算，以方便后续研究。当政治领导诉诸他者来宣扬自己的政策时，他们期望其观点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解读，即对应特定框架以激起所期望(desirable)的受众回应。可靠的诠释范围虽广，但始终受限于现存的语义库。所以，政客们在其主动的言论中使用他者的方式，很能反映此类语义结构下的机会与限制。

　　分析文本的选择，是基于政治领导人如何在解释和合法化其政治行为(political courses)的背景下，利用他者的想法的研究。所以，文本选择偏向于领导人在与俄其他政客、记者或民众对话(或类似对话)背景下的演讲正式文本。尽管俄罗斯的政治传统(PoliticalProtocol)并不存在与反对方进行的公开辩论，但仍有不少场合，使得总统不得不主动地讨论执政当局的决定，回答普通民众或记者的问题，并且回应其他政客的评论。只要这些场合被媒体彻底地公开报道，它们在政治行为和政治领导人的合法化过程中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比较分析的文本选取十分复杂，政治沟通的实践，随着背景以及特定领导人需要的变化而不同[21]。然而，选取一套可比较的文本仍是可能的，比如主要现场采访以及电视节目“直播热线”(Direct Lines)的实录，俄联邦会议主席团会议，与俄罗斯政党、公共组织代表的会见，以及与全俄人民阵线(Russian Popular Front)的会谈。所有合适的文本会经过首轮内容分析，以筛选出涉及美国他者与中国他者的文本。最终样本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内(2000-2004)的11份文本，第二个总统任期内(2004-2008)的12份文本，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内(2008-2012)的16份文本，以及普京目前任内至今(2012年5月-2015年6月)的17份文本。

　　分析的关键在于声明(statements)，即传递完整思想的一系列连续片段(consistent fragments)，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政治人物/美国人民，以及/或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治人物/中国人民。

表1 他者表征框架的编码标准

 

　　SóO=我们与他者的对比

　　OÞS=他者对我们的态度

　　SÞO=我们对他者的态度

　　O =他者的特征(他的行为、实践或机构)，与我们没有直接关联

　　CN =常识

　　NSN =表面上共享的准则，实际上有不同的解读

　　DN =我们与他们遵循不同的准则

　　O+=正面地描述/评价他者

　　O(0) =中性地描述/评价他者

　　O– =负面地描述/评价他者

　　O–Þ O+, O(0) =拒绝负面地描述/评价他者

　　V – =关涉价值地描述/评价他者

　　P – =关涉现实利益地描述/评价他者

　　选取的声明按照表1的标准进行编码。编码程序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仔细阅读研究样本，形成框架的基本列表。通过揭示各种声明中重复出现的语义元素并进行分类，从而进一步提炼。最后根据五个标准区分出了二十五个框架(见表1)。第二，提炼后的规则将被应用于所有选取的声明之中，来统计为了解释与合法化现存的政治路线的某一特定框架的使用频率。分析单位为一篇连贯的文本，它表达出的核心观点与列表中的某一框架相对应。如果文稿中的单一片段包涵着适用不同框架的几种观点，那么所揭示的框架将会被按顺序编码。

　　在俄罗斯总统2000-2015期间的言论中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是如何被表征的?

　　对于俄罗斯总统们修辞的分析表明，提及外部他者是一个常常使用的象征性来源：在符合上述标准的样本中，58%的文稿存在这种现象。不过，我们的两个案例以及在不同时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美国他者在总统言论中的提及频率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作者发现，有255篇声明中提及或针对美国/美国领导人/美国民众，而仅有68篇声明指向中国。作者认为这不仅证明了美国作为世界政治领导者的重要性，更反映了美国作为重要他者的牢固地位在语义上的反应。作为分析工具的全部25个框架，都出现在关于美国他者的声明中，相比之下，只有16个框架适用于中国他者的声明中(见表2)。

　表2俄罗斯总统2000-2015年言论中有关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表征框架

 

　　不出所料，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式被表征：在样本中，对中国他者有50个正面表述，17个中性表述，仅有1个轻微负面表述[22]。相比之下，提及美国的声明，则有81个正面描述，85个中性描述和89个负面描述。(见图1)。

 

图1 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修辞中的表征

　　在使用特定框架时存在着某些规律性。最经常被使用的框架显然是“作为伙伴的他者”(表2框架6)，这表明我们对于他者的(正面)认知，抑或是与他者合作的意愿。它对应于41%提及中国的声明和15%提及美国的声明。就使用频率而言，排名其次的是“以人为镜鉴”(表2的框架2)，占提及中美两国所有声明的11%。这印证了中美两位他者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俄在国际舞台上的伙伴，更是俄罗斯成败的参照系。

　　与此同时，对于框架1、框架3和框架15(见表2)的使用也有明显差异，它们都是我们与他者之间的一种比较，但与“存在主义”的层面紧密相关，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他者与我们相同，或者说是否能将自我想象成与他者是类似的。尽管饱受诟病，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从经济到旅游业等诸多内政领域都是如此(政治体制除外)。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认为是十分特殊的模式[26]。此外，与美国他者的类比，常常被用作证明俄当局决策正确的手段。即便在俄美两国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这种类比自2012年以来尤其频繁。例如，在讨论“外国代理机构”的法律时——即规范NGO活动的法律修正案，规定如果接受国外资助的NGO参政，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机构——普京说道：“请他们告诉我们——这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些活动并没有被禁止……在美国类似的法律自1938年就开始执行……为何我们不能做同样的事?哪里不民主了?”[27]。在2008年9月，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使得俄美关系恶化不久，梅德韦杰夫借助同样的象征，解释民主政治的转向：“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俄罗斯的任何特殊之处。任何类似于高加索局势的情况，无论是小小的胜仗或是长期的血腥冲突，总会导致经济的军事化以及更强硬的言论。看看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他们也有着高额的国防预算和强硬的军事化言论”[28]。这些和其他例子都证明了与他者美国的关系，如博•皮特森(Bo Petersson)所言，是“巨大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受到贬低和憎恶，而另一方面美国又受到追捧，尽管很勉强”[29]。这造成一种情感张力，通过与饱受诟病却“值得钦佩”的他者寻找相似性，来确认我们的“常态”，从而提升我们的地位。

　　中国他者常常被作为衡量俄罗斯成就的参照物而提及，但很少被认为是“可以学习的榜样”或是用来证明俄罗斯实践和制度的正确性(见表2的框架1和3)。一个特例是普京论述中国“稳定”的优越性，即便它缺乏民主：“不论人们怎么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资金在源源不断地流向那个国家，关键就在于它的稳定，投资者可以预期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后他们的资金不会因为(突然的)政治冲击而凭空消失，稳定是最重要的前提”。然而他也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建立与中国相同的体制，但正如我多次强调的，我们必须要保证稳定，这是发展的必要条件”[30]。对中国政治制度这个半心半意(half-hearted)的评价，原本旨在批评一些国内他者(domestic Others)的观点——反对派批评普京政权不民主。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也并未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模式，而是认为有必要有所保留，声明不会“创造同样的体制”。

　　“独立自主于他者”的框架(表2框架15)，也涉及以负面的方式将我们想象成与他者“类似”——它拒绝他者经验对我们的适用性，突出强调我们与他者的不同。它被经常用于美国他者的表征中(尤其是梅德韦杰夫)，这也十分自然：对于平等地位的主张，需要假定相当的独立自主。所以，在标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现代民主，而不仅是美国或其他地方民主的翻版”[31]时，俄罗斯总统不仅在确认对于民主价值的承诺，更是在宣布我们是独立于他者的。同样的框架也在中国他者的表征中被发现，但仅仅有两次。在2007年，当普京被问及俄罗斯是否会随中国一起引入针对俄罗斯国内互联网的审查制度时，他回答，他不认为“技术方案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依靠“执法机构的运转”来杜绝儿童色情或金融犯罪等错误发生[32]。2012年在回答有关中国反腐方式的适用性问题时，普京提起一段彼得大帝及其总检察官(General Prosecutor)的对话，后者说：“陛下，谁是清白的呢?我们都是窃贼。”在评论这段历史对话时，普京说道：“你懂的，这像是一个传统……基本上，市场在发展中的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有这个社会问题……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彻底放弃地说，这是一个传统，好吧，过去如此，将来也会一直如此。不，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并坚持不懈地与之抗争”[33]。就这样，在宣誓反腐决心的同时，普京也拒绝了中国的反腐经验。

　　许多关于外部他者的评论都聚焦于估量他者对我们的态度(表2框架2、21、24)，或是侧重于宣称彼此的平等地位，或是确认彼此之间的相互重要性(表2框架16)，这表明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眼中，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在这点上，对于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表征则截然不同：中国领导人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显得尊敬而友好，然而美国精英则常常被批评为态度不友好，并且根据双重标准来评判俄罗斯。普京(但梅德韦杰夫没有)经常使用“双重标准”的框架(表2框架21)来回应对俄罗斯的批评。例如，普京不止一次提及美国在阿布格莱布(AbuGhraib)和关塔那摩的监狱，“在那里，人们未经审判就被关押数年”。他宣称，“你能想象我们也有类似的地方吗?他们早就会生吞活剥了我们，还会使我们在全世界臭名昭著。但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很安静”[34]。然而，即便严厉批评美国，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还是试图增添一些积极色彩。[35]所以直到最近，对于美国他者的正面、负面和中性评价多少是平衡的，这绝非巧合。但这个趋势在2012年开始发生变化，普京在第三任期内的演讲中，对于美国他者的负面评价明显占多数(见图1)。

　　最后，对于美国他者的提及大多与安全议题有关：他者的活动与我们的安全之间的逻辑联系，出现在23%的有关美国他者的评论和13%的有关中国他者的评论中。然而，就中国他者而言，这种联系或积极(即他们的行动有助于我们的安全)或中性(演讲者反驳“他们对我们的安全产生威胁”的观点)。而在美国他者的案例中，美国他者与我们安全的负面关联是正面关联的四倍多。可以说，对于美国他者的表征比起中国他者更侧重于安全事务。

　　结 论

　　在解释或合法化政治行为的背景下，上文揭示出的有关中美两个他者的修辞差异，对于理解俄罗斯的认同构建和官方政策的现状与问题十分重要。当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向——即与西方关系的下滑以及前所未有坚定地“战略东移”——意味着俄罗斯认同构建路径的重要转变。当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日益恶化，源自乌克兰危机和兼并克里米亚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而西方对俄的“制裁大战”也非冷战后的首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理念，一直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议程之一。然而，俄罗斯对西方他者的认知，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认同的参照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当前愈演愈烈的危机显然将对这一认知产生深远影响。自我认同过程中关于美国他者和中国他者的日常话语实践会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战略东移”?我们的分析表明，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很难用东方国家或者整个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最关键的“重要他者”[36]。

　　借用杰尔曼•蒂利根斯基(German Diligensky)的划分，就“存在主义”层面而言，中国他者的作用相当微弱——虽然俄罗斯总统有意赞扬中国的成功，也通过与中国的对比来衡量俄罗斯的成就，但他们极少表示中国经验是俄罗斯的榜样，或是用中国来证明俄罗斯实践的正确性。所以，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很好的伙伴，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判断与我们一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它与我们平等相待，我们与他们享有共同利益。然而，除了世界政治和全球经济事务之外，套用安娜•诺顿的说法[37]，这个他者显得与俄罗斯并不相似;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模糊性”(ambiguity)。所以，尽管普京明显想要表明与中国的关系正在积极发展，特别是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处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他者所据有的意义结构，既不会扩展其“存在主义”层面上的特征，也不会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任何“模糊性”。

　　在笔者看来，这可以解释为，在建构中国他者的过程中，两种历史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俄罗斯在变化背景下努力维持大国地位的需要。

　　一方面，将中国他者“东方化”[38]的传统由来已久，即根据“反面镜像”的运转原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塑造，都是彼此的对应与反照。”[39]这个模式可以产生反照的镜像想象(即将他者表征为“好的”)，但并表示我们与他者“类似”。

　　另一方面，苏联时期将中国表征为“苏联最亲密他者”的传统又赋予了其地位的某种“模糊性”。按照泰徳•霍普夫(Ted Hopf)的定义，“就其物质力量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就国际准则而言它是一个与我们平等的主权国家，就阶级而言它是一个同样革命的国度，但它同时也是需要莫斯科引导(vanguard)的一个处于前现代化边缘的国家”[40]。这里存在着中国他者与我们相似的想象，但始终假定了一个等级制度来保持我们地位的优越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改革时期(perestroika)发生剧变，并随着苏联解体而彻底被抛弃，对于中国他者的这种认知模型与(现行的)官方话语彻底无关了。然而，这种认知模型对于语义库的建构方式，仍然意义深远：从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经济和社会转轨(朝向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俄罗斯模式，大大有别于中国模式——无论是更好还是更差。更重要的是，苏联模式解体后，原本“自然”的等级观念也土崩瓦解。因此，如今重新表征中国模式，不仅意味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这部分已经完成，但语境有所差异)，更等于承认了我们是“需要北京引导的边缘地区”，这是俄罗斯完全无法接受的。可以说，对于中国他者意义库的建构，仍然受到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的支配，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将中国他者塑造成俄罗斯榜样的可能性。在新的背景下，塑造平等相待的中国他者，意味着只关注“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务实层面，正如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直以来的真实作为。

　　与此同时，美国他者仍然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俄美关系的恶化，并未改变出于上述目的对美国的表征。相反，在俄美关系的危机时期，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讲话，反而包涵了更多与这一他者的比较——无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这意味着，美国他者仍保有相当大的“存在主义”层面上的潜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作为俄罗斯的重要他者。关系的恶化只会加剧情感张力和“模糊性”，这都恰恰增加了他者的“重要性”。俄罗斯官方政策近期的转变，只会影响“我们与美国他者的相似性”的表征(因此，有关规范冲突、对于表面上共享理念的不同看法，以及双重标准的争论，愈演愈烈)。但这个转变并没有改变美国他者在“存在主义”层面的重要性。

　　最后，如上所述，在安全问题的程度与方向上，美国他者与中国他者也有重要不同。

　　*本文为作者提交给2015年第九届国际斯拉夫欧亚研究大会(ICCEES)的文章。感谢作者授权本刊发表其译文。

　　** O•玛琳诺娃(OlegaMalinova)，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领域科学情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蒂利根斯基曾论述过俄罗斯话语中的西方意象——原文注

　　[2] Дилигенский Герман.Хочет ли Россия дружить с Западом?// В Пантин В.И. ред. Запад и запад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М., ИМЭМО РАН, 2002. С.87-88.

　　[3]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monk, N.Y.:M.E. Sharpe,2003.

　　[4]参见 Iver Neumann, Uses 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Baumann, Gerd and Andre Gingrich (eds.) Grammars of Identity/Alterity: A Structural Approach, N.Y. etc.: Berghahn Books,2004.

　　[5] Meeting with leading Russian and foreign political analysts, 10 September 2010, p.11, available at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8882, accessed 30 July 2015.

　　[6] Arash Abizadeh,“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 Vol.99,No.1, pp.45-60.

　　[7]相关论述参见Ole Wæver, “Insecurity, Security and A 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Community”,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9-118; Thomas Diez, “Europe’s Others and the Returnof Geopolitic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Vol.17,No.2, pp.319-335;Sergei Prozorov, “The other as past and present: beyond the logic of ‘temporal othering’ in IR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1, Vol.37, No.3, pp.1273-1293; Johnson, Corey and Amanda Coleman , “The Internal Other: Explor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Vol.102, No.4, pp.863-880.

　　[8]参见Frederic Barth,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

　　[9] Gerd Baumann and Andre Gingrich (eds.), Grammars of Identity/Alterity: A Structural Approach, N.Y. etc.: Berghahn Books, 2004.

　　[10] Tzvetan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2, p.185.

　　[11] Anthony Smith,“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Vol.68, No.1, p.75.

　　[12] Corey Johnson and Amanda Coleman, “The Internal Other: Explor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nals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Vol.102, No.4, p.865.

　　[13] Anna Triandafyllidou,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8, Vol.21, No.4, pp.593, 600.

　　[14]参见 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p.7; Arash Abizadeh, “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pp.45-60.

　　[15] AnneNorton,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etc.: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93, p.7.

　　[16] Iver Neumann, Usesof the Other, “The East” in European Identity 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Murrey Edelman,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et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4/1972; Murrey Edelman,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cence,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18] Alison Brysk, “‘Hearts and Minds’: Bringing Symbolic Politics Back In”, Polity, 1995, Vol.27, No.4,pp.559-585.11.

　　[19] 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pp.10-11.

　　[20]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N.Y.: Harper Colophon, 1974.

　　[21]例如,“普京热线”——一档谈话节目，通过俄罗斯国家电视频道以及广播电台播出，总统在这里回答来自“普通民众”的问题——从2001年起成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固定传统，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并未将其继续下去——原文注

　　[22]梅德韦杰夫有一次抱怨了中国汽车厂商的倾销行为。

　　[23]与美国关系的提升和恶化，都会增加提及美国的次数(积极的或是消极的)，中俄关系在2000年代最初十年中期的进展也引起了相似的现象

　　[24] Olga Malinova,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2000s: redefining Russian identity in the official political discourse”, in Ray Taras (ed.), Russia’s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ages, Perceptions, Misperceptions, London etc.: Routledge,2013, pp.73-90.

　　[25]在2010年会见俄罗斯国内外杰出政治科学家时，梅德韦杰夫说：“我们与中国关系良好，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是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有其特殊的道路，当我们在选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时，我认为这条道路不会是俄罗斯的选择之一，不仅是眼前，也是20年后。这有许多原因——历史的、经济的以及民族精神的原因。我们就是没法儿走这条路。” “Meeting with leading Russian and foreign political analysts”, 10 September 2010,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8882, accessed 30 July 2015.

　　[26]样本里只有一个案例：普京提议学习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经验。

　　[27] “Direct Line with Vladimir Putin”, 25 April 2013, http://en.kremlin.ru/ events/ president/transcripts/17976,accessed 30 July 2015

　　[28] “Transcript of 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s”, 19 September,200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467, accessed 30 July2015.

　　[29] Bo Petersson, “Mirror, mirror… Myth-making, self-images and views of the US ‘Other’ in contemporary Russia”, in Ray Taras (ed.), Russia’s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ages, Perceptions, Misperceptions, Londonetc.: Routledge, 2013, pp.11-23.

　　[30]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20 December 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173, accessed 30 July 2015.

　　[31] “Dmitry Medvedev meets with his supporters”, 15 October 2011,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13065, assessed 30 July 2015.

　　[32] Live with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Hot line (excerpts), 18 October 2007,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page/188, assessed 30 July2015.

　　[33]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20 December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17173,accessed 30 July 2015.

　　[34]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20 December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17173,accessed 30 July 2015.

　　[35]批评常常指向美国精英权贵，而不针对普通民众。

　　[36] Alicja Curanović, “Why don’t Russians fear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factor in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Russia”, Nationalities Paper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12, Vol.40, No.2, pp.221-239.

　　[37] Norton, Ann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etc.: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93.

　　[38]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Y.: Vintage Books, 1979.

　　[39] Gerd Baumann and Andre Gingrich (eds.), Grammars of Identity/Alterity: A Structural Approach, p.21.

　　[40] Ted Hopf,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p.128.

来源时间：2015/12/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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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学峰，刘若楠，欧阳筱萌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年2期

　　1991年底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实力优势在近现代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美国实力优势的突出特点是综合性，即体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各个方面。换言之，在个别领域某些国家可能具备与美国竞争的实力，但美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却无人能及。①为此，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美国单极体系已初步浮现。②

　　突然出现的美国单极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议程。近二十多年来，就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国际关系学界先后围绕体系制衡能否重现、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以及美国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展开了三波争论，并催生了一批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成果。不过，这些学术争论和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以近代至冷战时期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为此，本文尝试在深入理解相关学术争论③的基础上，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更新分析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的理论思路，以推动学界深入思考新兴国家崛起背景下美国单极体系和国际(地区)秩序的发展趋势。

　　一、制衡能否重现?

　　美国是否会遭遇体系制衡是20世纪90年代单极体系研究的重点。面对突然出现的美国单极，坚信均势理论的学者断言，美国必然遭遇体系制衡，④国际体系也将回归均势。主张单极持久的学者则强调，正因为美国实力优势巨大才使得体系制衡难以重现。尽管冷战结束之初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必将遭遇体系制衡，⑤不过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巩固，认为体系制衡难以再现的学者逐渐增多，从而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争论。

　　(一)必将重现

　　沃尔兹坚定地认为，美国的单极地位必将遭遇体系制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均势理论。按照均势理论，国际体系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必然会遭遇其他国家的制衡。⑥在沃尔兹看来，这一规律并不会随着美国单极体系的出现而失效。⑦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必然会通过内部或外部制衡约束美国，促使国际体系权力对比恢复平衡。⑧

　　沃尔兹强调，即使美国自我克制，其他国家仍将担心美国未来会威胁其生存安全，原因在于单极体系下美国所遭遇的安全威胁下降，而其实力优势又难以受到有效制约，因而极易一意孤行，干涉别国甚至发动战争。⑨此外，沃尔兹认为，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也无法弱化其制衡动力，原因在于美国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的优势依然能够威胁这些国家的生存。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导致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难以保证核大国的生存安全。⑩因此，即使这些国家拥有核武器，也仍然希望制衡美国，重塑为美国单极所打破的均势。(11)

　　与沃尔兹不同，莱恩不仅认为单极体系下体系大国具有制衡动机，同时强调其他大国制衡能力的增长必然促使单极回归均势。他认为，单极体系中的极国家在进行国际治理时会更倾向于选择“仁治”而非高压政策，从而为其他大国的自我壮大提供了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体系与霸权本质上不可兼容，而单极体系中一国独大的局面更为其他大国的实力崛起提供了动力。这些大国的崛起会迅速打破单极体系中的力量分配，削弱极国家的实力优势并最终重塑均势。因此，美国的单极体系说到底只不过是短暂的幻象而已。(12)

　　(二)难以重现

　　对于由均势理论衍生出的均势回归推论，沃尔福斯等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1999年，沃尔福斯发表论文强调，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单极体系并不看好，但它已然存在了十年而且并未遭遇制衡。(13)在他看来，美国未遭遇制衡主要源于其地缘特点和实力优势。

　　就地缘特点而言，美国的地理位置使其远离其他大国，从而能够避免强大邻国的制约，而其他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如中国)则会在未强大到与美国匹敌之前就率先遭遇邻国的平衡和制约。(14)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技术实力上的质量与规模优势，使得其他国家短期内难以具备与其抗衡的能力。(15)在沃尔福斯看来，除非这些国家完全不考虑制衡的成本和收益，否则绝不会将制衡作为其当前的战略选择。(16)刘丰也认为，在实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国家需要慎重考虑制衡的风险与成本，否则会因制衡导致自身安全变得更加糟糕。(17)

　　欧文则从内政角度解释了美国未遭遇制衡的原因。在他看来，国家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其统治精英与其他国家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差别。冷战后制衡美国的同盟之所以难以形成，正是源于冷战后大部分国家的统治精英中鲜有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18)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精英并不认为美国的实力优势会对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秩序构成任何威胁，而在重要问题的认识上更是与美国基本相同。因此，这些自由主义精英认为，将有限的资源用以恢复世界均势毫无意义。(19)

　　除了地缘特点、实力优势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外，一些学者还认为美国霸权的温和特点有助于弱化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动力。沃尔特就曾指出，美国实力确实强大，但并不会带来威胁，至少其构成的威胁不足以促成对抗同盟。(20)约菲也认为，虽然美国在硬实力上享有绝对优势，但其国际行为不同于传统强国。美国不但未侵占他国领土，也不会因领土和荣誉发动战争，因而其他国家不会结成安全同盟制衡美国。(21)

　　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美国霸权相对温和则源于其能够为他国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马斯坦都诺强调，美国是全球安全的供给国，其他国家深受其益因而不愿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22)沃尔福斯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美国不但不会频繁挑战现状，反而会肩负起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当其他国家有意发动战争时，美国可通过其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调停、阻止甚至实施制裁，确保国际体系稳定，进而弱化其他国家的制衡动力。(23)

　　蒙泰罗新近的研究则强调，核威慑和美国恰当的战略选择能够弱化其他国家的制衡动力。蒙泰罗认为，随着核威慑的出现，有核国家无须借助武力对抗即可确保生存。因此，美国和一般大国都有充分的理由采取“防御”而非“进攻”战略。对于一般大国而言，只要拥有足够的核力量便可以确保美国不会轻易威胁其生存安全，而这些国家在确保生存安全后也不大可能再选择成本更高的手段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24)

　　对于美国而言，选择维持现状可以弱化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使得这些国家不再愿意挑战和制约美国。因此，蒙泰罗强调，在核时代的单极体系下，美国若能坚持防御性融合战略(defensiveaccommodation)，就能够规避体系制衡，将单极体系延续下去。该战略的核心是在保持军事战略优势的前提下，不针对体系内崛起大国实施经济遏制，确保其经济发展空间，从而弱化这些国家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制衡美国的动力。(2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崛起的自助大国必定要提升军事能力以保护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自助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矛盾也可能威胁其核心利益，进而促使其发展军事能力。也就是说，仅仅依靠防御性融合战略无法有效弱化崛起国提升军事能力的动力。

　　(三)等级视角

　　总体而言，制衡能否重现争论的核心在于均势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美国单极体系。沃尔兹等学者认为依然适用，只是无法预测体系制衡出现的具体时间。沃尔福斯等学者则认为不再适用，即美国单极体系下其他国家既无能力更无意愿制衡美国，所以体系制衡难以重现。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沃尔福斯等人的判断显然获得了更多支持。

　　但是，这些学者并未正确揭示其他国家缺乏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逻辑机制。对于美国的盟国而言，未采取制衡行动的真正根源其实在于其国家特性的变化。按照均势理论的假定，采取制衡行动最为关键的前提是国家自助以求安全。然而，二战结束以来，多数主要大国都成为美国的盟国。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由于长期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它们已经丧失了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只能依赖美国的支持和保障才能有效应对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在安全领域这些国家已不再是均势理论假定的自助国家。(26)美国的同盟体系也随之转变为安全等级体系，其中美国是等级体系的主导国，向盟国提供安全保护(同盟关系和驻军)，主导体系的安全战略;盟国作为从属国则要分担安全等级体系的成本。

　　盟国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使得美国能够在安全领域拥有支配性权威，可以合法干预盟国的安全战略。(27)例如，2009年9月，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上台后不久，即表示无意续签《新反恐特别法》，并希望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出冲绳县重新谈判，结果招致美国的不满。(28)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鸠山政府仅执政9个月就不得不提前下台，而普天间基地问题则是鸠山下台的主要诱因。2011年9月，野田佳彦上台后对美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因普天间基地搬迁而出现裂痕的日美同盟关系。(29)

　　因此，对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中的从属国而言，制衡美国根本无从谈起。正如莱克所言，美国按照与从属国利益交换的“协议”对从属国发号施令，不会改变后者追随美国的立场。(30)北约和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能够经受住苏联解体的冲击维持至今，正是源于上述变化。(31)拉美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担心美国，却未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感到不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32)

　　对于国际体系内的自助国家而言，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制衡美国不仅要与美国对抗，而且要承受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安全压力。一方面，美国可以更为有效地联合从属国制约其他自助国家。例如，2005年东亚峰会成立前夕，中国建议以“10+3”机制为基础建设东亚峰会，从而对美国的东亚战略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33)为此，美国利用从属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直接出面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倡议。(34)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利用权威推动从属国对抗自助国家。例如，为迫使韩国放弃对朝安抚政策，2005年5月，美国国防部官员公开表示，韩国担任东北亚平衡手无法与美韩同盟共存。如果韩国有意结束同盟关系，悉听尊便。(35)因此，单极体系下，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自助国家制衡美国的成本和风险。

　　未来10-15年，美国的军事实力仍能够维持较为明显的优势，其安全等级体系也将持续存在。因此，国际体系层面针对美国的制衡仍难以出现。不过，由于地区体系相对于全球体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美国在地区层面遭遇的安全竞争可能会有所加剧。在东亚地区，随着自助大国中国的实力崛起，部分与中国存在安全矛盾的美国东亚从属国(如日本)会利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强化其与中国的安全竞争，进而导致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趋于升级。在东欧，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扩展会导致自助大国俄罗斯与美国及其从属国的安全对抗趋于强化。因此，如果美国不能有效管控其安全等级体系内挑战现状的从属国，美国将在地区层面遭遇自助国家更为强烈的制约，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也会更大。

　　二、如何制约美国?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地位未遭遇体系制衡，并不意味着其实力优势未受到制约。“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单边主义应对恐怖主义的趋势愈加明显。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遭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不少国家的反对与抵制，美国与欧洲传统盟友的关系更是因此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裂痕。然而，无论从目的还是手段来看，这些反对和抵抗行为与均势理论所预期的制衡并不相同。为此，单极体系下如何制约美国的实力优势成为学者们新的争论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制衡—追随”两分法。(36)

　　(一)软制衡

　　2005年，佩普发表论文认为，一般大国其实已经开始对美国进行制衡，只不过并未依靠常用的军事手段，而是诉诸“软制衡”战略。所谓软制衡是指通过外交、经济、国际组织等途径阻挠和干预美国军事政策的实施。与“硬制衡”相比，软制衡并非是与霸权国家进行公开对抗。在佩普看来，“软制衡”是其他国家无力“硬制衡”美国时的最佳选择，也是“硬制衡”的准备阶段。只要美国单边主义持续，软制衡就会愈演愈烈。(37)

　　保罗也注意到了“软制衡”的现象。在他看来，“9·11”之前，体系内的一般大国并不认为美国单极体系对其生存和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此后美国对他国的武力干涉和单边主义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其实力优势的担忧。为此，一般大国一方面加强自身国防建设，与此同时开始尝试对美国进行“软制衡”，即借助国际机制和外交手段干扰或限制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38)不过，保罗认为，“软制衡”是一般大国无须实施“硬制衡”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并不是在为“硬制衡”做准备，这是其与佩普理论框架最大的不同。

　　软制衡理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较为激烈的学术争论。(39)相关批评和质疑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为挽救均势理论而做出的特设性假说会导致均势理论的退化。(40)其次，软制衡假设难以同其他替代性解释相区分，(41)其所描述的国家行为也难以和常规的外交摩擦区分开来。(42)若将国际社会中所有针对美国权力的非刚性制约措施都简单归类为软制衡，则更有失客观。(43)再次，根据学者们所给出的判断标准，很难判定冷战后一般大国对美国实施了软制衡。(44)此外，有学者提出，软制衡措施不但难以实施，实际效用也非常有限。(45)

　　尽管遭遇批评和质疑，软制衡理论还是推动了其他学者进一步思考单极体系下制约美国的方式。例如，贺凯提出了消极制衡(negativebalancing)的分析框架，将软制衡视为非军事消极制衡的一部分。(46)贺凯认为，国家采取消极制衡与否取决于其所面临的威胁程度。当面临的威胁程度高时，国家将采取军事积极制衡;当面临威胁程度一般时，则采取非军事积极制衡或军事消极制衡;当面临威胁程度低时，国家将采取非军事消极制衡。(47)贺凯的研究是软制衡争论的延续，力图更为准确地理解单极体系下制约美国的战略选择。(48)但消极制衡的框架并未有效解决制衡概念扩展的缺陷，同时带来了新的含混之处。例如，贺凯强调，判断制衡行为要符合的四个特征之一是以安全为目标。但在界定这一最为关键的特征时，作者的判断标准却较为模糊。(49)此外，消极制衡和积极制衡的主要区别在于制约或挑战的力度，其注重实力制约的战略属性并没有差异。因此，从知识贡献的角度而言，去合法化理论提供了不同于实力制约的规范思路。

　　(二)去合法化

　　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美国单极体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物质层面，特别是在如何有效制约美国这一问题上尤为突出。(50)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即去合法化)是制约美国实力优势的一种重要方式。例如，沃尔特认为，如果美国的实力优势能够获得其他国家和行为体的认可，则其政策目标会更容易实现，主导地位也会更加巩固;反之，其政策实施则会处处掣肘，主导地位也难以持久。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他国家或行为体可以通过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来对其加以制约。(51)

　　在施韦勒和蒲晓宇看来，由于单极体系下制衡被视为改变体系的修正主义行为，而非均势体系下的维持现状行为，因此其他国家制衡美国之前必须实施去合法化战略，削弱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以降低制衡的代价。(52)弱化美国合法性可从言辞和行动两个方面入手。从言辞上，其他国家要阐述对国际秩序设计的思考和梦想，明确描绘取代美国单极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包括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53)从行动上，其他国家可采取制衡之外的抵抗，增加美国维持主导地位的成本。在两位学者看来，弱化美国合法性的言辞和行动会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54)

　　两位学者比较重要的发现在于，单极体系下的制衡会被视作修正主义行为，因此其他国家制衡美国之前必须削弱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不过，弱化美国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是对单极体系较为严峻的挑战，原因在于丧失合法性极易导致主导地位最终瓦解。(55)从这个意义上讲，去合法化带来的挑战并不亚于制衡战略。由此可见，在美国实力优势较为明显时，去合法化战略必须把握时机(如美国的重大政策失误)并控制力度，才能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

　　费丽莫强调，在美国实力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以通过社会性机制说服美国，使其明白权力只有在分散和受限的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具体而言，这一战略包括三个环节，即以法律形式确定美国的权力范围;利用现行国际组织和制度监督和制约美国权力;促使美国认识到阳奉阴违的后果，以防止其暗中破坏国际规范。(56)不过，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单极体系下的众多国际制度和机构均曾依托美国实力优势而建立，其权责范围、偏好取向及运行机制必然也均由美国设计，因此很难想象这些国际制度能实质性地制约美国的权力优势。(57)

　　此外，遵从国际制度并非美国获得国际合法性的唯一方式，向他国提供安全保护以及主导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都是其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在美国不完全依赖国际制度获得国际合法性的情况下，利用制度约束其实力优势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再者，确立合法性并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是任何霸权国追求的战略目标。如果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规范框架内约束其实力优势，实际上是强化了美国的主导地位。

　　(三)战略对冲

　　在讨论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时，上述两类学者都未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在试图制约美国的同时寻求与其战略合作的经验事实，而战略对冲理论则尝试对大国与美国既竞争又合作的情况进行理论整合。

　　特斯曼将战略对冲分为两个类型，其中A型是指防止短期内与主导国冲突并为长期冲突做好准备，而B型则指确保短期内主导国提供公共物品所带来的收益并为未来丧失相关利益做好准备。(58)在特斯曼看来，同制衡战略相比，战略对冲谋求安全合作伙伴但不会组建新的军事同盟，谋求增强综合实力但不会展开军备竞赛。(59)同软制衡相比，战略对冲的制约更为间接，更强调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60)同日常外交摩擦相比，战略对冲具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即确保战略机会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战略威胁，其设计、落实、监督和资源投入均由政府最高决策层而非行政官僚负责。(61)

　　特斯曼认为，在单极体系主导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战略对冲是一般大国限制主导国行之有效的战略。一方面，单极体系下主导国(美国)实力优势明显，一般大国都不愿采取制衡战略，以免与主导国发生直接对抗和冲突。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制衡美国，一般大国也因此无法采取推诿(buck-passing)战略。(62)另一方面，长远来看主导国实力优势将逐步下降，一般大国的战略机会和空间都会相应增加，追随主导国的动力则随之弱化。换言之，战略对冲所具有的灵活性能够帮助一般大国克服体系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即短期内规避与主导国对抗，同时为未来谋求战略优势做好准备。相比而言，制衡、推诿和追随三类战略都无法有效满足一般大国的上述战略需求。(63)

　　战略对冲确实是美国单极体系下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此前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大都集中于冷战后美国和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对冲，(64)而特斯曼等学者的努力则拓展了单极体系下制约美国方式的研究视野。不过，其研究框架和研究设计仍留下一些遗憾。例如，在B型战略对冲的界定中，有关公共物品的范围有些宽泛，集中在战略安全领域可能更为合适。再如，作者没有解释一般大国战略的非对冲行为。按照作者的案例分析，伊拉克战争之后法国并没有对美国采取战略对冲，但如何解释研究中并未明确涉及。事实上，如果一般大国没有采取战略对冲且未承受战略损失，将从根本上动摇其建立的解释框架。

　　(四)等级视角

　　总体而言，同均势体系下的制衡相比，上述制约方式的对抗性大都较弱，即更注重维持自身核心利益而非挑战美国主导地位，更倾向于采取非军事手段而非发起军备竞赛或组建军事同盟。这实际上印证了美国单极体系下体系制衡难以再现的判断。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斯还曾系统批评过尝试制约美国单极主导地位的行为，认为从软制衡、合法性等角度约束和挑战美国单极难以撼动其稳固性和持久性。(65)

　　事实上，软制衡和去合法化等制约方式均反衬出了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固然与其超强的军事和经济能力有关，但更为坚实的基础则来自于其安全等级体系所赋予的支配性权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等级体系内部和外部国家制约美国的目标和逻辑机制并不相同，而这正是既有研究普遍忽视的关键之处。

　　对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的从属国而言，当其战略利益与美国发生冲突时，这些国家不会制约美国的实力优势，而是要求美国调整违背其与从属国共同认可规范的行为。例如，法德反对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非针对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是源于美国不顾盟国利益的态度以及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战争的单边主义行为。邓恩就曾指出，尽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未违背所有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但美国一意孤行确实忽略了盟国的权益。(66)

　　从制约方式来看，由于安全上依赖美国且认可与美国的权威关系，从属国除了通过言辞表达不满之外，通常采取躲避(distancing/hiding)和有限度借助体系外自助大国两种较为和缓的方式向美国施加影响。躲避战略是指在面对共同威胁时，受威胁程度较低的国家不愿与受威胁程度较高的盟国进行战略协调。(67)在美国的从属国中，躲避战略集中表现为相关国家不愿为美国承担政策风险或成本。例如，2004年6月北约峰会通过计划拟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拒绝派遣教官参与训练。(68)再如，2012年6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在泰国的乌塔堡基地实施气候监测。由于担心该项目可能恶化与中国的关系，泰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69)

　　从属国还可以借助安全等级体系之外的大国制约美国。例如，在得知美国将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伊拉克之后，法德两国与俄罗斯在巴黎举行外长级会谈，共同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并提出了替代性解决方案。(70)再如，2004年7月，在菲律宾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后不久，美国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其从“志愿联盟”中除名。此后不久，菲时任总统阿罗约宣布把对中国的工作访问升级为国事访问，并在随后的访问中与中国签订了《南海联合地震勘探协议》。阿罗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向美国“打中国牌”。(71)

　　躲避和借助自助大国往往可以结合起来使用。(72)菲律宾从伊拉克撤军并在战略上适当靠近中国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不过，为了维持美国的安全保护，从属国即使采取和缓方式制约美国也会十分谨慎，往往仅限于特定议题或地区且难以持续。例如，卢武铉执政时期韩美对朝政策的差异一度动摇了美韩同盟。不过，李明博执政后，美韩同盟合作迅速恢复而且还得以强化。(73)事实上，多数情况下从属国都会积极响应美国的战略需求，至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适度奉行战略对冲，以确保美国对其安全保护承诺的持久可靠。例如，2003年3月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国都提供了大力支持。即使相对弱小的泰国和菲律宾也因为配合美国而获得了其“重要非北约盟国”的积极评价。(74)

　　对于自助国家而言，虽然其制约美国的意愿更加突出，但是考虑到与美国及其安全等级体系在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合法性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些国家往往不会直接制衡美国，而会在不损害与美国保持基本战略合作的前提下，谨慎实施一些可能产生软制衡效果的战略举措。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曾号召成员国不要保留外国军事基地，实际上这一表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75)不过，在安全议题上自助国家会特别注意把握制约美国的力度，担心遭遇美国更为严厉的反制措施。例如，2003年，面对法国倡议在安理会否决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议，中国表现得十分犹豫，就是担心美国不惩罚其盟国法国而仅仅针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76)

　　在非安全领域，自助国家因战略自主往往会在特定议题上更具制约美国的能力，而美国的从属国则往往会受限于美国的支配性权威。例如，2014年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得到了地区内外国家的积极响应。尽管美国对此十分不满，但也只能通过约束其从属国的方式加以抵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则直接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彻底放弃。(77)研究表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地区多边机制态度的反复正是受限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78)

　　自助国家也可以通过去合法化制约美国，但实施起来则较为困难。一方面，美国对此十分敏感，其原因在于合法性是权威关系维持的关键，(79)而等级内权威的建立就是主导—从属关系的合法性获得了认可。如果主导国美国的国际合法性遭到削弱，其安全等级体系也会随之衰落。(80)因此，美国对其他自助国家的去合法化行为不但非常敏感，而且也会采取比软制衡更为严厉的报复。另一方面，很难争取美国从属国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一旦美国国际合法性弱化，主导地位动摇，将直接削弱美国向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的能力。

　　因此，在美国安全等级体系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尽管自助国可能采取一些具有软制衡意味的战略，但是大多数自助国家不会长期、跨议题或跨地区通过软制衡或去合法化制约美国，从属国则更不会如此。在这种背景下，战略对冲就成为自助国家较为可取的战略。战略对冲能够赋予其更大的政策灵活性，在确保其能够维持与美国及其安全等级体系正常互动的情况下，根据安全矛盾的强弱采取适度的制约措施。不过，对于少数与美国安全矛盾关乎国家生存的自助国家而言，在采取战略对冲之前，往往需要借助不对称战略确保生存，包括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等。(81)

　　不难发现，引入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单极体系下不同类型的国家制约美国权力的策略选择和逻辑机制。不过，奥巴马担任总统后调整了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美国因反恐战略而引发的国际抵抗和制约逐步弱化。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实力优势有所缩小，战略上也呈现收缩态势。这些变化使得学者们的关注重点逐渐从美国实力优势转向美国单极体系下的国际秩序转型，而这正是新一轮争论的核心所在。

　　三、国际秩序走向何方?

　　克劳塞默曾指出，尽管美国拥有综合实力优势，但是经济实力才是决定单极体系能否持续最为关键的因素。(82)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使学者们开始思考美国单极之后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新一轮学术争论随之兴起并持续至今。(83)以伊肯伯里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霸权秩序经过调整后依然可以延续。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可见的未来，即使美国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实力优势，但其自由霸权秩序已难以延续，国际体系将走向多元复合秩序或重新迎来大国竞争。

　　(一)自由霸权秩序

　　伊肯伯里主张，当今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尽管这一秩序面临危机，但经过调整仍然能够延续下去。在他看来，自由霸权秩序是二战之后美国带领欧洲盟国确立的新型自由主义秩序，其核心特征是遵循等级逻辑，相对开放进步，更加尊重规则。随着冷战的和平结束，20世纪90年代美国自由霸权秩序的影响力达到巅峰。(84)

　　21世纪以来，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和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自由霸权秩序陷入危机。但是伊肯伯里强调，美国权威和自由霸权秩序的危机源于治理方式，而秩序的根本原则并未动摇。(85)国际社会对自由霸权秩序依然有着广泛的需求，其替代方案则尚未成型。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日益增长的安全和经济相互依赖，既对自由霸权秩序形成了压力，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支持力量。非西方国家受益于自由霸权秩序，因而不会予以彻底否定，而更希望在既有秩序框架内重新谈判，分享权威。(86)

　　在伊肯伯里看来，当前国际体系中的诸多特点均有利于美国与新兴国家协商分享权威。从延续方式来看，如今大国战争的消失使得自由霸权秩序很难遭到武力颠覆。从覆盖范围来看，自由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的增长及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为既有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基础。从秩序特性来看，自由主义秩序具有强大的融合能力，使新兴国家易于加入而难于脱离。中国和俄罗斯虽尚未完全融入自由霸权秩序，但依然能够从中获益。不过，伊肯伯里也承认，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主导能力确实有所弱化。(87)美国应有意识地放弃此前拥有的权利和特权，同时寻求塑造切实有效且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全球规则和机构。为此，美国要在更为广泛的民主国家联盟中分享权威，而经过重新协商的美国自由霸权秩序将会得以延续。(88)

　　对于伊肯伯里的分析判断，库普乾通过回顾西方兴起的历史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和对外扩张使全球连为一体，与此同时欧美借助实力优势确立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89)不过，随着新兴地区大国物质实力的增强，这些拥有自身社会文化基础的国家将会修正而非巩固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并尝试建立符合其利益和意识形态偏好的替代性秩序。因此，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将面临严峻挑战。(90)

　　尽管西方的自由民主依然会缓慢扩散传播，但是未来国际秩序不大可能表现为西方秩序的进一步普世化，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兴国家的民主转型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二是新兴国家的转型并不等于会遵循西方的理念和规则。即使新兴国家遵循西方规则，也会因国家利益分歧和争夺国际地位与西方国家产生矛盾。(91)为此，库普乾强调，西方国家要与非西方国家协商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92)换言之，新兴国家已经不再仅仅是国际秩序的承受者，而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塑造者的角色，而这一趋势正是主张多元复合秩序学者关注的重点。

　　(二)多元复合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奈一直预测国际体系不同领域的实力结构将呈现出明显差异。从军事领域来看，单极体系仍将延续，美国依然拥有难以匹敌的军事优势。从经济领域来看，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将呈现多极局面。而从跨国关系来看，权力则呈分散状态。没有大国能单独应付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93)里奇和勒博新近的研究也做出了类似判断。他们认为，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衰弱，不同国际行为体将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影响力。具体而言，美国依然是安全领域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欧盟将通过倡导全球治理改革来扩展规范影响，中国则会在经贸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94)

　　在哈斯看来，当今世界已向无极化发展。全球性无极意味着世界不会为少数国家主宰，而是由多重因素和多重力量所共同操控。(95)无极与多极的本质差别在于权力的集中状态，即多极意味着多个国家联合主导国际体系，而无极则意味着国际体系的运行将受到众多权力中心的共同影响。这些权力中心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将通过多种对话方式和协调机制就国际问题展开商讨并协同治理。(96)在无极秩序下，美国仍会长期拥有实力优势，但由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逐渐分离，美国政策导向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会渐趋弱化。(97)

　　阿查亚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依然会发挥中心作用，但是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将走向多元复合秩序(multiplexworldorder)。这一秩序以政治和经济上的互联互通为基础，文化上更加多元，制度安排则依赖于多个行为体而非某一行为体的权力或目标。(98)多元复合秩序兴起的重要背景是多个新兴大国在不同地区同时崛起并能够实现持续互动，而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循。(99)与多极秩序相比，多元复合秩序更加强调体系内大国的相互依赖而非大国的实力分布。与此同时，多元复合秩序更加去中心化，多个大国共治的可能性更小，行为体更加多元，其选择空间也更大。(100)因此，阿查亚认为，自由霸权秩序的要素(如传统多边主义、依赖美国实力、西方领导、政府间主义和全球层次互动)将让位于更加包容的多元复合秩序模式。(101)

　　与上述学者从不同议题领域或行为体入手探讨未来国际秩序的多元属性不同，基辛格则从地区和文明视角展望了未来的多元秩序。他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秩序理念并不相同，而且各自的秩序观也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102)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体系并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世界秩序，至多存在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不过，因权力对比和合法性认知的变化，当下的西方秩序已经陷入危机。因此，基辛格主张，追求世界秩序必须超越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秩序观，抛弃由某个国家主导秩序的观念，转而包容多元文化，以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103)

　　对于美国单极之后的多元秩序能否带来稳定，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阿查亚对多元秩序下的国际稳定持乐观态度。哈斯则认为，短时间内众多国家享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能引发混乱和失序，但是从长远来看权力分散能够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104)不过，施韦勒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处于充满未知复杂性的混乱状态，与热力学中体系走向熵的过程十分相似。(105)多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规则制定集团和组织将会相互冲突竞争，国际规范新的特点就是没有规范。国际体系权力权威更加流散，进而整个体系由稳定转向失序并引发全球性的萧条与不满。(106)

　　而在苏长和看来，当前国际体系既可能退回到无序混乱之中，也可能迈向有序共生的发展道路。共生国际体系强调相互结合包容或共题间交融，即和谐化过程。(107)随着体系变革和多极力量的发展，当前国际体系中出现了较强的共生力量和意识，特别是经济相互依赖、核武器和环保运动为国际体系走向共生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108)未来的共生体系将呈现以下特点：各大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遵循费孝通规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谐共处;以包容化解国际体系权力转型期的风险;安全领域奉行结伴而非结盟;通过行政合作连接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109)

　　(三)重回大国竞争

　　秉承现实主义思路的学者同样认为，随着美国实力优势的相对弱化，美国的单极体系和自由霸权秩序将难以持续，大国竞争正在回归，(110)而参与竞争的大国数量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趋势与特征。

　　在莱恩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正加速蚕食美国的权力范围，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等国家的迅速崛起标志着国际体系正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演进。(111)阎学通则认为，金融危机后，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同时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则在扩大。因此，大国综合实力结构正由美国单极体系向两极化发展，多极化的潜在可能性越来越小。(112)

　　尽管美国学者强调中美可形成两国集团合作参与全球治理，(113)但阎学通认为在单极转向两极的过渡阶段，中美无法回避战略竞争，而竞争的焦点则是东亚。2020年之前美国仍将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但目前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将由东亚取代。美国要保持在新世界中心的影响力，中国则要提高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两国在东亚的矛盾难以避免，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将远远超过两国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114)

　　在周方银看来，中美在东亚展开竞争所依赖的优势各不相同。中国的优势在于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而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优势则依旧非常明显。因此，东亚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促使东亚国家对中美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政策，即安全问题上东亚国家更倾向于依赖美国，而在经济上则主要依靠中国。展望未来较长时期的东亚，中国的经济优势与美国的军事安全优势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动摇，东亚的中美二元格局也将长期存续下去。(115)

　　在两极化或二元格局持续的过程中，中美的战略选择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为了在大国竞争中赢得先机，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会遵循进攻现实主义的逻辑，采取对外军事扩张战略并逐步将美国的影响力排挤出东亚。20世纪初，崛起过程中的美国就采用这一战略迫使当时的主导国英国退出美洲。(116)阎学通则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在肯定物质实力作用的同时，认为政治领导是决定大国竞争成败的核心因素。(117)如果中国能借鉴“仁、义、礼”三个古代概念，在国际冲突中更多地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具有更强的战略可靠性，那么中国更有可能成功实现民族崛起并塑造国际秩序。(118)

　　(四)等级视角

　　到目前为止，围绕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争论依然在延续。国际秩序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秩序的成型有赖于主要大国间的力量对比相对稳定并就相应行为规范达成默契。由于当前的国际力量对比仍处于显著变动之中，而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国际规则制定的竞争逐步展开，因此准确判断未来国际秩序尚需时日。

　　尽管还难以明确判断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未来10-15年美国依然拥有较大的实力优势并将继续在国际体系内发挥重要作用，其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也将维持稳定。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实力优势确实相对下降，从而为其他国家和行为体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留下了空间，特别是在这些国家或行为体影响力相对较大的特定地区和领域。

　　因此，上述三种国际秩序的适用范围可能会因地区和领域不同而存有差异。例如，由于新兴大国经济融入既有秩序程度较深，因此国际经济秩序延续自由霸权特征的可能性较大。多元复合秩序则更适合于全球政治和环境领域的秩序建设，新兴大国相应治理理念和规范的影响力可能会逐步扩大;而大国竞争的逻辑将更集中地体现在战略安全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秩序的变迁可能主要体现在地区层面而非全球层面，其原因在于未来10-15年不大可能出现同美国一样具有全球安全影响的超级大国。从地区安全秩序来看，东亚安全秩序的走向则最为引人关注，其原因在于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是唯一能够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大国，而中国的战略影响力提升则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因此，东亚安全秩序发展趋势将对国际安全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19)

　　地区安全秩序是指安全复合体中主导的安全管理模式。(120)在当前的东亚安全秩序中，美国东亚安全等级体系的存在，使中国难以组建自身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与此同时，中美结构性安全矛盾使得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东亚等级安全体系的一员。因此，自助大国中国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共存竞争，决定了东亚地区秩序既不可能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等级体系对抗的均势秩序，也不可能是二战后德国加入北约后欧洲形成的等级安全秩序。

　　在我们看来，东亚安全秩序呈现典型的局部等级秩序特征。局部等级秩序是指由单极大国的安全等级体系和自助国家共同构成的安全秩序，其与等级秩序的区别在于出现了能够挑战超级大国安全主导地位的自助大国。局部等级秩序与均势秩序的区别，则在于体系内有且仅有一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即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具有相当的实力和权威差距。此外，局部等级秩序也不同于单极秩序，其原因在于超级大国拥有稳定的等级体系并在其中享有支配性权威。因此从结构、行为体和国际规范三个方面，局部等级秩序定义了一种不同于单极、等级和均势的国际安全秩序。

　　具体到东亚地区，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安全等级体系，同时东亚地区还包括中国、越南等自助国家。从实力规模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处在综合国力的上升期并且已初步具备了动摇美国主导地位的能力，但尚难以直接挑战美国安全等级体系，而2008年之后，美国虽实力有所下降，但尚未显著影响其东亚安全等级体系的延续。此外，东亚中小国家虽尝试通过地区机制塑造东亚地区秩序，(121)但由于实力相对弱小，这些中小国家更多的时候是地区秩序的承受者而非塑造者。即使地区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东盟，也由于自身分裂而难以成为地区规范的引领者。(122)因此未来10-15年，局部等级秩序仍将是东亚安全的核心特征。(123)

　　在局部等级秩序下，东亚地区稳定的核心挑战在于美国的东亚安全等级体系与中国如何协调利益诉求，(124)而战略对冲将是各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核心机制和战略选择。对于实力较弱的中小国家，战略对冲将表现为同时与处于战略竞争关系的大国开展政治安全合作，而不是完全追随一方、对抗另一方。(125)具体到美国的从属国，战略对冲意味着在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保持与中国深层次的政治安全协调和战略经济合作，不完全追随美国可能遏制中国的战略。

　　对于实力较强的自助大国而言，战略对冲则表现为在增强实力谋求战略优势的同时采取合作手段安抚战略对手，力图短期内防止与战略对手爆发冲突，同时为长期可能爆发的冲突或丧失既有利益做好准备。(126)例如，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适度提升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主动开展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及其他国家的双边安全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美国等级安全体系推动的安全协调机制(如六方会谈)，同时广泛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即使倡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机制，也会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而不会刻意排斥美国及其安全体系内的国家。

　　尽管战略对冲无法消除美国安全等级体系与自助国家的安全竞争，但可以确保东亚不再重现冷战时期欧洲两大安全体系的全面对抗，同时可以防止东亚国家之间因领土纠纷等安全矛盾爆发大规模冲突。因此，战略对冲是局部等级秩序下规避重大安全风险的有效措施。而东亚安全秩序的相对稳定将为中美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和全球政治和环境领域的多元协商，进而为美国自由霸权秩序之后的全球稳定奠定基础。

　　四、结论

　　从苏联解体算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维持了23年，期间围绕其发展趋势的理论争论从未间断。从20世纪90年代的体系制衡是否重现，到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如何制约美国，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贯穿这些学术争论的主线则是既往的理论积累是否依然适用于美国单极体系。从过去二十余年的国际关系实践来看，以近代至冷战欧洲均势体系为经验基础的理论已难以适用于美国单极体系，突出表现为体系制衡至今仍未出现，通过拓展制衡概念分析制约美国方式的变化广受质疑，冷战时期形成的自由霸权秩序框架则难以充分揭示国际秩序未来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时空维度和思想基础。(127)

　　为此，我们尝试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破解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的理论困惑。首先，等级视角有助于理解美国未遭遇制衡的根源。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国家大多自二战以来就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使得这些国家只有依赖美国支持才能有效应对重大外部安全威胁。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已经不再是均势理论假定的自助国家。因此，美国未遭遇其盟国制衡的根源在于其盟国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数量庞大且实力较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与自助大国的实力差距，结果导致其他国家更加难以针对美国采取制衡。

　　其次，等级视角有助于理解制约美国实力优势的战略选择。对于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国家而言，只能采取躲避和规范说服等策略，至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适度奉行战略对冲，以确保美国对其安全保护承诺的持久可靠。对于自助国家而言，可在非敏感领域对美国进行适当约束或与美国的盟国联合进行软制衡，但要防止这些国家率先与美国和解。去合法化战略能够直接削弱美国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的能力，但也容易招致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国家的抵制。因此，自助国根据与美国安全矛盾的程度，采取战略对冲或不对称战略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再次，等级视角有助于准确理解国际秩序尤其是东亚秩序的发展趋势。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存在使得东亚安全秩序呈现出局部等级秩序的特征。局部等级秩序是指由超级大国的安全等级体系和自助国家共同构成的安全秩序。在局部等级秩序下，战略对冲将成为维护东亚稳定的核心机制和战略选择。而东亚安全秩序的相对稳定将为中国与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治理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促进这些领域多元协商秩序的形成。

　　长远来看，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我们要深入理解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重要影响。其一，重点关注美国等级安全体系对不同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通过系统比较厘清共同之处和差异所在，进而发展出适合解释单极体系下地区安全秩序的创新理论，其中东亚安全秩序研究将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崛起国中国与美国东亚安全体系的互动不但将决定国际体系新中心东亚地区的稳定，而且将会直接影响美国自由霸权秩序之后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东亚安全秩序的新特征有助于学者们利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创新国际关系理论。(128)其二，重点关注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对美国主导地位合法性以及全球治理规范走向的影响，以便更加深入理解美国单极体系下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治理规范的发展方向和秩序走势。

　　注释：略

　　作者：孙学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刘若楠(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欧阳筱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时间：2015/12/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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