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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签署交通基建法案 5年向铁路公路提供3050亿美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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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奥巴马的“基建梦”终于实现了,不知美国是不是打算效仿中国在基建领域的成功经验。据新华社报道,白宫4日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签署了为期5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将为未来5年美国公路、桥梁、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超过3000亿美元资金。

  这是一项美国17年来跨度最长的交通法案,将为公路和铁路项目提供融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3日已分别通过了这项名为《修复美国地面运输法案》(Fixing America’s Surface Transportation Act,简称FAST法案))的基建法案,将为美国2016至2020财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3050亿美元融资,其中约2050亿美元将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约480亿美元投资于轨道交通项目。该法案还将重振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甚至恢复农作物保险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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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多次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奥巴马4日发表声明说,这项法案并不完美,但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他表示,该法案将使美国可以修复破败的公路、桥梁和轨道交通。

  美国运输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说,这是10多年来为美国地面交通提供长期融资的首个法案,今后州和地方政府将有信心推动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因为它们会获得联邦政府的长期资助。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该法案既考虑了道路建筑商和工会的要求,也顾及了安全倡导着和各地交通规划部门的愿望。轮渡将获得相应资金,美国东北部的七个州将保留一笔13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相当于这些州的公交系统专项基金。汽车制造商将因车辆安全缺陷面临金额更高的罚款,威斯康星州的伐木卡车也可重返以前禁入的公路。

  奥巴马的“基建梦”由来已久。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围绕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2013年3月29日,奥巴马在南部港口迈阿密港口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强调基础设施对于吸引投资和振兴美国经济至关重要,鼓励私人企业与资本投资美国基建,为当地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更广泛地使用“美国制造”。演讲中还有个小插曲,一阵风将奥巴马身后一辆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吹掉,下面竟然露出了中国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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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说,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时,一阵风吹落了奥巴马身后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露出了带有汉字的中国品牌标志。

  2014年2月,奥巴马在明尼苏达州历史悠久的圣保罗市火车站发表演时,宣布了一项为期4年、金额高达3020亿美元的庞大基建计划,旨在改造日益老旧的美国高速公路、桥梁以及铁路等基础设施,并增加数十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奥巴马警告说,从国际上看,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都在竞相提升国内基础设施,“中国和德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为了保住美国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应该加大投入”;而从美国国内来看,改造基础设施是创造工作机会的最快和最佳方法,“我们得让美国同胞有工作做”。

  去年12月,奥巴马总结到北京出席APEC峰会和对中国的访问,承认美国的基础建设和中国的基础建设存在着一个差异,对这点他非常尴尬(embarrassing)。他表示,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结果基础建设为民工程做的不好,主要是国家的协调力有问题。

  美国的基础设施陈旧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如今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还是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的遗产。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基本没有修建过重要的基础设施。

  201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对全国公路、港口、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评估,给出的总体分是D+。全国在册桥梁中,被列为“结构有缺陷”的多达6.5万多座。世界经济论坛《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基础设施质量排名第25位,不及大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曾经全球领先的美国铁路系统跌落到第18位,航空运输系统排在第30位,甚至落后于马来西亚和巴拿马。

  落后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损失。有研究机构估计,2010年的拥堵给美国造成约1010亿美元的损失。而公路设施的破败,每年对美国汽车运行造成的额外损耗高达970亿美元。供水系统是另一个例子。数据显示,美国供水系统每天漏掉的水就达70亿加仑。有研究机构报告指出,2020年之前,美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多投入1.1万亿美元,否则将遭遇可怕的经济倒退。

  与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相对的,是美国快速增长的人口。1950年,美国的人口刚刚1.5亿多,而今美国人口已经超过3亿,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4亿。无论是对现有的基础设施修修补补,还是重建,美国都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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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的基础设施近年来老化严重已成为公认的事实。

  奥巴马自进入白宫以来就一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白宫的数据显示,自奥巴马2009年初上任以来,美国已对超过56万公里的公路、9656公里的铁路和2万多座桥梁进行维修和更新,但是更新美国陈旧基础设施的任务依然艰巨。

  让奥巴马烦恼的是,“基建梦”虽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却在充满两党利益博弈的国会中寸步难行。2009年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给基础设施建设的钱不过100亿美元。2011年,奥巴马政府就业法案中总额为6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议案遭到参议院否决。该议案中5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另外100亿美元用来成立基础设施银行,为重要工程提供资金。

  现在,国会终于放放行了这项奥巴马努力已久的基建法案。12月3日,该提案在众议院以359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获得通过,提案会被送交参议院表决。这一结果显示了国会两党议员有着较大的共识,65张反对票都来自共和党人,主要是自保守派人士,他们反对一项重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条款和帮助交通项目融资的预算策略。

  作为美国10年来第一个长期性高速公路提案,这一法案的通过可被视作国会中两党合作取得的罕见成果。这也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瑞安(Paul Ryan)在几个星期前当选众议院议长后所取得的胜利。

  共和党人对新法案的通过表示称赞,因为它在为给美国基础设施提供2800亿美元的同时没有增加联邦汽油税。众议院运输委员会主席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人舒斯特(Bill Shuster)。他说:“我们向美国人民证明我们能办成事情。”

  同一天,美国参议院以83票赞成、1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

  该法案批准将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权延长至2019年9月30日。此前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在今年6月30日截止日期前批准延长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营权,这家官方出口信贷机构从7月1日开始已暂停新贷款发放业务。

  美国进出口银行最早由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创立,主要为购买美国商品的外国企业提供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低息贷款或贷款担保,以促进美国出口,帮助美国公司与外国公司竞争。

  波音公司(它是进出口银行的最大受益者)和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曾经警告说,如果进出口银行关闭,它们会被迫将其制造业迁往境外。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hiopian Airlines)在今年9月也担心,如果没有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波音是否有能力交货。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5

旧文章ID:7695

一娴:这次美国枪击案现场离我家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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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娴  来源:观察者网

  12月2日中午11点,美国加州圣伯纳丁诺(San Bernardino)发生枪击惨案,截至目前共14死21伤。这是全美近3年来最严重的枪击案。案发地点离我家只有半小时车程,案发当时,一个家人正在距案发地点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办事,而警方是在离现场10英里的地方和驾车逃离的枪手交火。虽然最终有惊无险,但确实捏了一把汗,这几天来也一直有个问题萦绕在我心头:持枪袭击或恐怖袭击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惨案发生后,奥巴马表示,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必须要采取措施让美国更加安全。事实上,在枪杀案件频发的美国,那些每天发生的零星枪杀案件,已经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有大规模地枪杀案,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继而再一次引发关于枪支问题的争论。

  案件发生地点是“Inland Reginal Center”,一个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公益设施。这个社区服务中心有670名员工,向超过3万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提供服务,该组织的宗旨是“为发育障碍的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好”。事发时人们正在参加一个派对,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对这种地方和人们进行残忍地杀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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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枪击案现场

  警方在进行围捕的时候,击毙了和警方交火的两名枪手。警方表示,枪手持AR15攻击步枪和Liama手枪,穿防弹背心,事后警方在枪手家中搜出12个疑似爆炸装置,6000发子弹。显然,所有的证据几乎都指向恐怖袭击,FBI也承认,当局正以恐袭性质进行调查。

  尽管被认为是恐怖袭击,但是这件惨案依然重新引起美国政治人物和民众关于枪支管控的争议。几位准备参加两党党内初选的总统候选人,都对此发表讲话和声明进行谴责和各种呼吁。惨案发生后,奥巴马总统在一个简短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单靠执法单位和情治单位来防范这些枪击事件并不够,或许需要让这些危险人物更难以取得枪枝。

  可这如何才能做到?

  在美国,讨论禁枪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了民众持枪的合法性。尽管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语句简洁容易衍生不同的解释,导致百年来关于枪支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成为美国社会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但是争议最后只是落在“管控”“管理”上,禁枪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

  美国民众持枪的理由很多,在宪法给予的合法性下,爱好、自卫、打猎都是充足的理由。爱好不用说,男人们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枪械,很多人认为爱枪代表一种胆识、魄力和英雄主义。对那些住在广阔田野的大农村和大山里的人们来说,很多地方人烟稀少,最近的警察局恐怕开车至少也得半小时,因此,用枪支自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打猎也是美国民众喜爱的一种活动,在猎鹿州,每年的狩猎既是爱好也是自然平衡的一种需要。

  而那种认为持枪是可以反抗暴政的说法,实际上在目前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其一,从制度上来说,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也遭受各种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西方世界最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如果在这样的制度下,需要民众的枪支来反抗暴政捍卫自由,那么让建立和实行这样制度的先贤们和后来者情何以堪?其二,个人再如何持有先进的枪支弹药,都不可能对抗国家机器,对抗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国民自卫队和正规军,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有没有想将反对政府“暴政”付诸行动的组织?有,美国有一些极右民兵组织,就常常在这样的口号下组织起来进行训练或试图策划什么,但这些组织都处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下,如果就是一帮子热爱枪支的男人们,那不妨玩玩;如果想对政府有武力企图,联邦调查局分分钟就能灭掉这种念头。

  那么控枪呢?依然困难重重。为什么美国无法就严格管理枪支做进一步努力?在惨案发生前(11月30日~12月1日)《纽约每日新闻》和拉斯姆森公布的最新电话民调,有80%的选民支持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潜在危险人物买枪。但是惨案一再发生,枪支管控始终举步维艰,就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参议院以50:48的票数,反对进一步加强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在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件后,这样的僵局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人们都认为,其中金钱和政治交易是重要的因素,这中间,著名的美国步枪协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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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枪击案现场惊魂未定的民众

  美国步枪协会可以影响选举,呼吁旗下众多选民把支持禁枪和严格控枪的政治人物选下台,甚至以此为标准试图影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等等。这些都是众所皆知的。据媒体报道,2013年,有46名参议员投票反对扩大背景调查,其中43名收到了支持持枪利益集团的共计850万美元的捐款。著名的美国步枪协会从2000年开始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共花费8100万美元。在美国,要想严格控枪,先得过长枪协会这一关,还不包括其他反对禁枪和控枪的组织,他们的力量远大于支持禁枪控枪的组织。

  控枪到底能否防止危险分子取得枪支?

  据媒体报道,这次惨案枪手赛义德使用的四把枪全部是合法购得,其中两把不记在他的名下。当他合法购枪的时候,有谁知道他会成为危险分子,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残忍凶手?在美国,虽然有法律规定购枪必须进行背景调查,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只是走过场,甚至连过场都不走。在美国枪支问题的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是枪展,每年全美各种枪展有数千场,但是由于管理跟不上,私下交易经常发生,很难保证购枪者有否危险背景。此外,由于各州法律不一样,跨州购枪现象很常见,当局很难进行管理,就更不用说危险分子能通过走私获得枪支了。

  这次枪击惨案发生在加州,而加州是全美枪支管控最严厉的州之一。加州枪支管理非常严格,禁止向民众出售大容量的弹药夹和军用攻击型步枪。购买其他类型枪支的人必须等10天,当局要审查购买者是否有犯罪记录或精神病史。在加州,个人拥有手枪要登记,从2014年开始,加州还要登记在加州境内购买的步枪和猎枪。

  在加州,合法持枪者不能把枪支和子弹放在一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在外,如果开车外出,枪支只能放在后备箱。这样的枪支存放方式意味着,如果合法持枪者遇到突然袭击,根本没有机会持枪自卫。那种一旦有人进入自家范围,便可开枪自卫的说法,在加州是不能的。在加州,你必须证明进入你家范围的人对你和你家人有生命威胁,同时如果入侵者已经没有攻击能力,你也不能开枪。

  加州这么严厉的枪支管控管理,并没能阻止这次在圣贝纳丁诺发生的惨案,因此,反对控枪者认为,控枪只能对合法持枪者有效,对危险分子很难起作用。危险分子如有企图,有的是获取枪支的渠道和办法,可以合法取得,可以私下交易,也可以通过走私取得。而对合法持枪者更严厉的管控,可能导致合法持枪者丧失自卫的可能。

  可以想见,这次惨案引起的关于枪支问题的讨论,最后可能还是像以往那样,沸沸扬扬了一阵,就不了了之。待下一次有枪击惨案发生,再引发争论,又不了了之……如此循环往复,美国的枪支泛滥问题终究无解?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5

旧文章ID:7694

刘戈:“里根经济学”欺骗了美国,有人还想用它来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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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戈  来源:微信公众号:听戈(tinggeliuge)

  “供给侧改革”突然成了经济领域的热词。

  官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

  供给侧改革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说到“供给侧”几个字,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供给学派”,有点经济学常识又有点年纪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里根经济学”。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里根将“供给学派”理论活学活用,创造了“里根经济学”,通过减税、取消政府管制、抑制通货膨胀、减少社会福利等大刀阔斧的改革,迎来了美国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是酱子吗?

  里根说过: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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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说的掷地有声,气势磅礴,让总是受政府冷落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倍感开心,所以他们也当然希望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就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山寨版,而这套放之四海皆准的供给派经济学理论一定会迅速救中国经济于水火。

  是酱子吗?

  对年轻一代来说,里根和他的时代已经过于遥远,这回因为“供给侧改革”我们又想起了他老人家,那就趁势把他老人家抬出来扒一扒。

  里根经济学:从“巨大的压抑”开始

  “失业率在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执政的第一年只有3.5%,从此以后就一直在上升,1982年2月的最新统计数字已经达到8.8%。新住宅的开工数量在1972年达到237万套的顶点,目前的开工数量仅为100万套,企业倒闭数量正在急剧上升。股票市场看来还在毫无进展的上下波动,但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其实已经处于一种长期的悄无声息的崩盘之中,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已经从1965年的2624点跌到现在的不足800点。”

  1982年的春天,《纽约时报》的一篇名为“巨大的压抑”的长文这样描述当时的美国经济:此时罗纳德•里根上任已经一年多,在他的“里根经济学”实施一年后,美国经济不但没有走出滞涨的泥潭,看起来反而进一步向崩溃的泥潭下滑。在此之前,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美国经济的自身结构性矛盾和石油危机的雪上加霜,美国陷入了自二战之后的首次大规模衰退,更为棘手的是,这次经济衰退具有和以往经济危机完全不同的特征,被称为“滞涨”,也就是企业关门、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以前资本主义世界每隔几年都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但经济衰退总是伴随着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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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选民抛弃了看上去已经无计可施的“老实人”吉米•卡特,选择了来自好莱坞的前著名演员罗纳德•里根。里根在1980年的选战中不但击败了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同时共和党在那年选举中也赢得了26年来首次在参议院过半数的席位,为里根上台后大张旗鼓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里根是美国历史上长得最帅的总统,但大多数人没有想到,在他的两届八年任期结束之后,他会成为美国历史上干的最漂亮的总统之一。他的两大业绩:一是搞垮了老对手苏联,二是搞活了深陷泥潭的美国经济。1989年他在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上任之初大幅度下降。

  这位著名的二流演员的祖辈来自于爱尔兰,小镇上长大的里根在17岁的时候进入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主修经济学和社会学,毕业后曾担任了5年的体育节目播音员。1937年,凭着相貌堂堂的仪表,里根闯荡好莱坞,在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开始了演员的生涯。二战期间曾应征入伍,退役后重返好莱坞。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他演过50部影片,在演艺圈里十分有人缘,但一直没有挤进一流明星的行列。

  里根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党,曾经是一位长时间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1962年,他改换门厅投奔共和党,并在1966年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历史上,那些中途改变自己政治观点或者价值观的人,往往更加相信自己新选择的正确性,更加不遗余力的践行自己的新信仰,里根就是这样。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和党人之后,里根变成了一个最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上世纪60年代争取人权、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中,身为加州州长的里根曾经多次派警察进入校园镇压学生。登上总统宝座之后,里根开始在经济政策上全面“复辟”,改变了自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并公开宣称他治理经济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供应学派。在就职演讲中他表示:“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为了表达其与罗斯福新政的决裂,他命人把白宫会议室里杜鲁门总统的雕像搬走,换上了柯立芝的。

  第一把斧:减税

  共和党出生的卡尔文•柯立芝,1920年大选时作为沃伦•哈定的竞选伙伴成功当选第29任美国副总统。1923年,哈定在任内病逝,柯立芝递补为总统。1924年大选连任成功,一直到1929年卸任。在其任期内,美国经济一片兴旺,被称为“柯立芝繁荣”,柯立芝执政的核心理念是减税和政府无为而治。柯立芝时代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减弱对市场的规范与监管力度,一位传记作者描述柯立芝政府“小的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里根信奉柯立芝的执政思路,但毕竟时代不同,他需要更严谨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改革方案,用来说服议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和理解,而供应学派的理论恰好是最合里根心思的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

  供应派经济学是个啥东东?

  供应学派的创始人拉发曾经在一块餐巾上画出了著名的“拉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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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税率是零,那么政府的收入是零;但如果政府的税率是百分百,人们不想从事任何工作,政府的收入也是零。

  按照拉发曲线,随着税率的提高,起初政府的税收会增加,但税率超过一定限度后,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减少。拉发认为税率会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高税率降低了税后工资,改变了劳动对闲暇的相对价格,促使他们更愿意用闲暇替代劳动,从而降低了劳动积极性。此外高税率降低了税后的投资收益水平,会使企业减少在厂房设备等方面的投资,使个人减少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投资,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另外高税率还挫伤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导致资本外流。因此,只有适当降低税率,才能重振经济。而在当时,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确被高额的税率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里根主打降税的招牌,而且还有理论支撑,自然得到了社会上下的普遍欢迎。为了给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施加压力,里根运用自己杰出的口才在黄金时间发表电视演说,鼓动人们给各自选区的议员写信或打电话,表达减税的心愿。果然,国会给予了高度的配合,顺利通过了里根大刀阔斧的减税计划。

  第二把斧:放松政府管制

  里根经济改革的第二板斧是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不断加强,出台了很多管制经济的法案。里根对政府管制深恶痛绝,上任当天,就签署法令,立即解除了全国的汽油价格管制,结果并没有像当年的政策制定者以为的那样带来大乱子,加油站外排了多年的长队,很快就消失了,人们平静的接受了取消管制带来的油价上涨。《剑桥美国经济史》这样记录到:

  “放松管制作为缩减联邦政府作用的一部分,是罗纳德•里根竞选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81年,里根的班子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着手处理环境保护和核能、消费品和职业卫生安全、农业、广播电视以及金融服务中的管制。当选后不久,里根任命的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就要求取消更多政府管制,以恢复经济信心。里根冻结了所有悬而未决的管制条例,消减了管制预算,并任命副总统乔治•布什为放松管制特别工作组主席。”

  第三把斧:收紧银根

  里根的第三板斧是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采用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就是货币发行量过大,而不是其他五花八门的理由。为了解决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支持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大幅提高银行利率来达成减缩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计划。

  减税、减少管制、收紧银根,里根的三板斧下去的效果怎么样呢?美国经济在1981年7月开始急剧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尽管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力的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紧缩货币政策,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及相关企业的夭亡还是发生了。因此,不容置疑的是,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失败,而且现在已经到了彻底的建设性的改革我们国家的经济和货币管理的时候了。”一位经济学家在当时声称:“美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场不断加深的扩大的经济衰退的阵痛之中,它可能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的一次经济暴跌,造成这种不断累积的衰退的主要原因正是美联储过去一年时间所采取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纽约时报》的长文对“里根经济学”迫不及待的进行了全盘否定,市场上呼吁放松银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此时,里根展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出色定力,市场的糟糕表现和反对者的呼声没有影响里根根除积弊的决心,他继续一意孤行的推行既定的改革。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从1983年年初开始,经济出现了戏剧性的复苏。

  美国经济复苏是“里根经济学”的功劳吗?

  里根上台后对美国经济开出了“供应学派”的药方,减税、放松管制和紧缩银根三管齐下,已经重病缠身的美国经济又遭到一记重拳,一时间嘘声四起。但作为一名保守主义的政治家,里根和他同时代的撒切尔夫人一样,在政治主张上决不妥协,面对来自国会中反对党、媒体和公众的反对、质疑以及嘲笑,里根绝不后退半步。

  在里根上台后不久后的1981年的夏季,联邦政府大量的航空管制人员由于薪资问题和工作环境问题发起了罢工,里根毫不手软的开除了所有参与罢工的航管人员,这个不同以往的下马威让社会各界领教了里根的铁腕。

  经历了近两年的经济衰退之后,从1983年年初,美国经济开始爬出泥潭,全面复苏。到1983年底GDP全年综合增长了6.5%,全年共增加350万个就业岗位,增长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明显减低,从1980年的12.4%下降到1982年底的5.1%。经济的全面复苏让笼罩在美国上空的阴云一吹而散,对里根经济学将信将疑的人们全面接受了这位来自好莱坞的二流演员。在竞选连任的选举中,里根以压倒性胜利击败了来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赢得50个州里的49个州,可怜的蒙代尔只获得了他老家明尼苏达州一个州的选举人票,制造了一个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少有的选举人票的悬殊比。

  到1988年里根卸任时,美国经济早已走出滞涨的泥潭,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8年的任期结束后,里根被评价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然而历史像油画,只有站在远一点的距离才能看的更加清晰和完整。

  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里根经济学和美国经济走出滞涨泥潭、走向全面复苏的正相关关系是不是同时也是因果关系,人们怀疑到底是减税、减少管制、紧缩银根这三板斧造就了经济繁荣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

  里根想做的实际上是终结罗斯福新政,将美国拉回到曾经的“镀金时代”。在那样的日子里,政府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守夜人”,维持在很小的规模之内,更不会为经济运行设置太多的规则,更不应该直接的人为扩大需求、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总之,市场会解决一切。

  美国经济真的是像里根宣称的那样,是依靠市场的内生动力赢得经济复苏的大好局面的吗?很多人认为,里根所宣称的和其执行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恰好正是里根所厌恶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又一次成功试验,只不过和罗斯福不同的是,巨额的资金不是投向了基础设施和民生福利,而是投向了军备竞赛,是联邦政府的超大规模预算赤字拉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

  1981年,里根上任不久,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里根政府提出的税法改革方案。方案要求从1981年10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共减少个人所得税23%。1986年10月23日,里根又签署了修正税法,即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再一次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不同阶层税率都有下降。根据测算,七年内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约增加600—900美元。但在批评者看来,里根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行为,除了制造出更大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像供应学派的理论所预见的那样最终带来税收的大量增加。事实上,里根一方面减税,但同时没有减少哪怕是一项的政府开支,同时急剧扩张了军费开支,结果是财政赤字激增。艾伦•布林克利在其巨著《美国史》中评论道:

  “里根上任时曾经许诺在四年任期内平衡财政预算,但预算赤字最后却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他在八年任期中积累的国债规模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国债的总和。1980年以前,美国最高财政赤字是660亿美元,而整个80年代年度赤字一直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国债累积从1980年的9070亿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3.5万亿美元。”从上台到卸任为了解决预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发放国债,到里根第二届任期时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同时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减税的同时,里根全力加入到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之中,军事开支大增。巨额的财政支出使其第一个任期内创造了累计高达6002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超过1933-1980年间美国历届总统任内赤字总和。军备竞赛的结果是铁幕之后的前苏联被彻底拖垮,所以,不少人认为“里根经济学”赢得的是冷战,而不是经济成就。“他的办法是频频在电视上与公众见面,频率并不见得比前任更高,但效果远远比前任好,他以超凡的口才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自己提出的改革议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艾伦•布里克林这样评价道。

  放松管制是“里根经济学”的另一大法宝,做为缩减联邦政府作用的一部分,这是罗纳德•里根竞选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除了消减政府的繁文缛节以及一些对经济发展尤其不利的有关卫生和安全方面的管制外,里根政府并没有一个如何改变管制或者替代管制的全面计划,仅仅成功实施了两个放开管制的法案——1984年灾难性的《嘉恩圣杰尔曼银行法》和《有线电视法》。与普遍宣称的情况相反的是,其他所有放松管制的立法其实是在卡特时代颁布或者酝酿的,《20世纪剑桥美国经济史》不留情面的否定了里根有关放松管制的雄心壮志。

  六七十年代,是美国政府管制的高峰,管制机构的从业人数从1970年的2.8万人增加到1979年的8.1万人,有人估计,在1980年时单是执行当时美国已有的规章制度就需要每年耗费12亿个小时的工作量。所以,里根在就职仪式上一句“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才是问题本身”赢得了满堂喝彩。但根据《20世纪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

  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联邦管制人员人数又增加到了10.7万人,而预算也增加了18%,其中预算增加最多的是环境保护、银行和融资方面的管制。

  虽然人们对“里根经济学”的效用褒贬不一,但没有人否认里根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政治家来说,他所宣扬的政治主张比起具体落实结果更重要,里根深知工商利益集团和官僚阶层的利益都是不能触动的,而重振大国威风是美国上下共同的愿望,里根做到了。

  里根经济学:对中国管用吗?

  回到当下的中国,“里根经济学”有着比美国更多的支持者,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和缩紧银根也就自然成为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但如果他们能够认真的研究“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和执行之间的不同,也许就不会那么轻率的开出这样的药方了。

  实际上由于中美税收体制的巨大不同,美国的减税和中国的减税完全是两码事。美国的税制主要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占据了税收的大部分份额,减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中产阶级的消费,从而拉动经济。而在中国,税收的主体是企业,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可以减轻企业负担,成为刺激企业发展的动力,但对富人的财富,由于现有税收制度的缺陷,只能征到很少的税。中国一方面需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减税,同时更加迫切的是完善对富裕阶层的征税办法,让直接税制逐渐取代间接税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税制的全方位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减税。

  说到政府管制,中国最主要的管制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审批制度,这些审批制度在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里根的减少政府管制的施政主张之所以无疾而终、不了了之,是因为众多的管制法案实际上是规范市场的重要手段。而在当下的中国,在众多领域需要的是对市场真正能够进行规范的有效法案,也就是说,将以行政审批为主要手段的管制方式过度到通过法律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管制和引导才是当务之急。同时更应该看到,现实的中国和1980年代的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从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水平来看,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顶多相当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用美国80年代的药方治疗当下的中国经济,就如同用伟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完全不对症,更何况里根自己给美国的药方也是说好的是降压药,最后用的是兴奋剂。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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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共全国主席:建立劳工基础的第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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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骆小平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

  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刊发浙江海洋学院思政部教师骆小平博士对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翰·巴切特尔(John Bachtell)的专访。

  骆小平博士正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访学,他的文章标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双重危机的根源——访美国共产党主席约翰·巴切特尔》,文中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的一些现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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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翰·巴切特尔(John Bach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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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共产党标志

  美国共产党(官网网址:Communist Party USA)目前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据很微小的位置,仅有党员约3000人,是美国最大的左翼政党。美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是美国政坛的重要一分子,影响却相当广泛。冷战爆发后,美国麦卡锡当局开始清洗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后因为种种原因走向衰落。

  随着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下滑,不少美国人开始希望实行一种更为公平的制度,共产党的拥护者也比以前增多。除了金融危机导致一部分人信仰发生转变,美共认为另一个原因是右翼政客对“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的攻击也把一些人推向左翼阵营。但由于政治制度限制,美共不可能推出候选人参与大选。约翰·巴切特尔1956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耶洛斯普林斯(Yellow Spring, Ohio)。毕业于具有传奇历史并以政治学闻名的安蒂奥克学院(Antioch College),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约翰是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工会会员,一直致力于争取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活动。先后担任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美国共产党伊利诺伊州分部组织者、纽约州分部主席,现定居芝加哥。

  2014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美国共产党第30届全体大会上,约翰当选为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当选后他多次在《政治事务》及美国共产党官网等媒体撰文阐释改善生产环境、保障劳工权益和关注生态环境等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张,并积极组织和开展了多项争取社会公平正义的行动。

  在专访中,约翰详细解释了他的“第三政党”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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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洋学院思政部教师骆小平博士

  专访全文如下:

  骆小平:主席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阅读过您撰写的《2014年选举:教训、新视角和新挑战》一文,在文章中,您对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进行了解读,主张开展“气候正义”运动,并且指出“环境运动可以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我想,这与您的政治学专业以及长期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动密切相关吧!请问:您认为政治与环境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气候正义如何改变政治动态,政治又如何影响环境变化呢?

  约翰·巴切特尔: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的发展必须转向依靠可持续资源的发展。但是,当前美国赖以发展的这些行业,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业却是对环境破坏非常严重的,事实上它们也是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诸多政策执行的最大阻碍。这些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公司基本上都被美国极端右翼势力所掌控,如亿万富翁科赫兄弟(科赫兄弟掌控“科式工业”,其业务遍及多个领域,如原油开采、炼化、贸易、管道运输、农业和畜牧业、道路沥青,还涉及医药化工机械、金融服务等),其身价超过1000亿美元,是美国的隐形富豪。他们注入大量资金支持代表自己利益的共和党人的选举,为了保障自己的原油开采等产业,一直在影响政治环境,从而阻碍当前生产环境的改变和公共政策的贯彻。

  我认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持续深入地关注气候危机,并且考虑到底是哪些人应该对此负责,哪些人阻碍了环境改善的进程,那么,那些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极端右翼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加。在我看来,环境议题在政治选举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当人们经历过伴随着巨大损害的极端气候事件,如桑迪飓风和加州特大干旱(桑迪飓风“Sandy”:2012年造成多人死亡、美国股市休市并重创美东部地区的经济;加州特大干旱:2014年,加州80%的土地面积长时间遭受干旱,大片沃土沦为荒地,造成加州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之后,如果他们还否认气候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那么,这个人就是故意无视地球气候恶化的事实了。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环境对于未来生存的重要性。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士已经意识到环境危机的严重性,也越来越担忧资本主义的未来。毕竟,气候危机给政府的运行能力和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持续增高也给资产阶级的利益带来了威胁。

  美国共产党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们选出“环保国会”和“环保总统”,以及其他可以让广大底层民众通过选举产生的环保政府部门。通过占据政府席位,我们将得以扩大环境正义运动,使越来越多的阶层都加入到反对化石能源行业的联盟中来。目前,我们已经争取到很多席位,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些政治生活中预示着的变化,将会促使各个层次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出更多的环保法律和政策。

  另外,如果能够推动这个议题继续深入地探讨下去,就有可能使可持续发展转变为现实。同样,也会促使行业内创造更多的新的工作岗位,从而对支持美国劳工运动和广大劳工阶级的权益保障和未来发展具有长效作用。美国共产党一直呼吁要保障所有工人的公平工资。众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行业的工人也存在不公平待遇和失业等问题,他们对于失业也是非常恐惧的。如果推进环境政治,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其中,不仅可以缓解这些行业个人的失业问题,而且可以改变当前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骆小平:很多人将资源开发和环境问题归结为人口过剩导致的需求增加,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环境问题的关系?

  约翰·巴切特尔:值得一提的是,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相伴而生,人口一直在不断增加,而人口增长确实一定程度上对有限的地球资源造成了分配上的难题。但是高质量的公平的生活,更依赖于全球财富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大量发展基金的重新定位和发展中国家或贫穷落后国家的科学技术、公共健康、公民教育以及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当今时代的发展方式,是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最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性就是攫取最大的利润,为此,造成社会生产环境的恶化,引发空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壤贫瘠、热带雨林和北部森林破坏等对社会未来发展带来巨大损害的一系列问题。这与当前人们要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要求存在严重冲突,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难在人、自然和社会三者关系中创造和谐。人们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让这种和谐成为现实。

  然而,我们不能等待全球生态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后才开始这种转变,解决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我们必须尽早开始这种转变,控制气候危机带来的恶劣影响。可喜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意识到气候危机的影响,并且已经具备气候意识和环保意识。而美国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士也看到了这种威胁,并且有意愿做出积极行动来进行改变,尽管这也许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当前,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潮汐能、地热能、太阳能等都受到很大关注,使用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与美国的化石能源行业产生了较大的市场竞争。不过,即使根据市场来调节,可再生能源在解决化石能源行业问题的过程中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虽然资本家需要追求利润,但比利润更重要的还有生存和生活。人们将越来越不能接受化石能源行业的垄断巨头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允许他们成为威胁未来人类生存的绊脚石。

  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法案》(Clean Air Act),包括针对汽车污染、煤炭燃烧等制定的减少排放的政策。联邦环保署为不同的州设定了不同的减排目标,希望通过“自上而下”(自上而下:意即通过从联邦政府制定政策开始行动,经由州政府,再扩散到整个社会。)的途径,把各州放在推动减排行动的核心位置,鼓励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但是,那些掌握了化石能源行业的右翼分子对此进行了疯狂的攻击,谴责不应该在经济衰退期通过这项措施,以其可能破坏就业市场和增加消费者负担能源成本的新税收作为借口,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阻止其签署和执行。可见,维护和强制实施《美国清洁能源法案》,其实也是美国民众所要进行的一场重大斗争。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社会都要在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人和自然”的位置放在利润之前,必须重新配置社会资源来完成必要的可再生能源转变,使用清洁能源,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让生产环境成本过高的资本主义终结,这样才能让人类和城市更加具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是,为了解决业已恶化的环境问题,如资源枯竭、严重干旱、土壤沙化等问题,仍然需要大多数人和多个阶层的联盟,需要通过每一步的政治角逐,才能让这个转变实现。当然,更需要全球范围内高质量和有秩序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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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共产党组织的游行活动,可以看到列宁形象。美共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骆小平:您对环境的理解是双重的,包括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您可以谈谈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环境的具体情况吗?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产业工人的状况如何?从2015年2月1日开始,美国石油工人开始了35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其原因是什么?罢工取得了哪些胜利?美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您如何看待未来的行动呢?

  约翰·巴切特尔:当前,美国工人仍然深受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刻影响。危机导致了大量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工人精神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如失业、破产,失去住房、汽车、退休金等。对于危机的解决,右翼与一些温和派人士认为要采取紧缩政策。其实,这样的政策只会导致更多的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据统计,自危机爆发以来,社会财富呈现持续集中的态势,八成的新财富增长是基于原有的财富增值获得的,可见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在继续上升。这也是当前美国人民面临的另一场斗争。

  目前美国经济有所回升,但是只有60%的美国工人在工作,而且还有很多只是兼职工作。新工作岗位的增长与人们对工作岗位的需求并没有同步,工人工资的增长处于停滞状况也是30年来未曾有的。实际上,美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高度垄断、低速增长、工资停增。目前促其增长的方式只有通过外部刺激而形成的消费和以信用形式筹集资金而形成的公共债务,如大学生的学费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债务虽然有稳定的返还,但学生为了还贷款,不能买房子、买汽车和生活用品,也就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拖累了经济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压力其实已经在为酝酿下一轮大危机埋下了种子。

  2015年2月的石油工人罢工就体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缺陷。除了工资这个重要议题之外,工人罢工的首要问题便是工作安全保障问题。在过去很多年中,尤其是石油行业、煤炭行业中的工人由于工作安全无法保障,工人面临极其危险的工作环境,健康受到损害,甚至生命受到威胁,许多人在工作中受伤或者死去。这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虽然在工作环境、安全保障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如要求资方必须签订合同以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和工伤保险,但是该行业仍然会造成其他方面的环境污染。石油工业本身在历史上就有过将危险废弃物倾倒到附近的居民区、拒绝恢复污染区域的环境等导致的大量区域被污染的恶名。

  美国的其他劳工运动也正在逐步扩大影响,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全球最大的商业零售商沃尔玛从来就不同意企业建立工会,因为他们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压低员工工资基础上的。但是,全球性的工会联盟正在发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沃尔玛员工进行空前的群体抗议运动,以向沃尔玛为压低零售价而降低员工工资的行为施压,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不仅仅是美国共产党在积极推进工会运动,全球其他的工会或工人联合的自助组织等也会发动更有影响力的劳工运动,这样才能促进全球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才能有更深层次的良性变化。

  骆小平:现在看来,气候危机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巨大威胁。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将环境问题转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运作模式、生态危机和全球力量平衡转移等问题之间的联系?2014年中美在APEC会议上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限制碳排放达成协议,宣布两国各自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约翰·巴切特尔:日益增长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气候危机和尖锐的资源争夺战(包括对石油、水、农业用地、海洋资源、煤炭资源等的争夺),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国家联盟(BRICS)、美洲玻利瓦尔联盟(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 of Our America,简称ALBA)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强烈对抗。

  在这些力量对比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或非资本主义发展路径。不仅仅是中国、越南、古巴,还有南美的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的危机(有人也称之为永久性危机)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恶化。一般来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旧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逐渐式微,尤其是美国。美国资本主义体制是否能够通过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以及右翼和新保守党极端主义者是否能够赢得政治权势,他们是否要通过军事战争方式来试图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地位?对这些议题,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战争一定会加速美国作为经济体的整体衰落。总之,虽然面临着战争、地区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诸多危机,但我们仍然期待一个新的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能够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

  当前全球都在谋求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发达国家转嫁各种危机到发展中国家甚至非常贫穷落后国家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贫穷国家的帮助都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和作为,如2009年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设立的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其实,既然资本主义国家要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的一部分,要实现向生产成本锐减的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必须和应该作出更多努力来恢复全球环境状况。

  我对中美两国政府在2014年APEC上签订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非常关注,这个气候协议为两国减排温室气体定下了时间表。两个最大的排放国能够合作,这对推动世界各国参与减排有重要意义,这也是全世界都欢迎的,尤其是那些推进环境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我也非常有信心,这让全球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有了很大可能。中美协议对于具体减排目标的制定能够激发其他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动力,也会为促使将于2015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与会方在减排目标上达成共识、取得成果打下基础。

  中国如今是世界能源领域中促进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的主要领导者,也一再强调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体系作为未来发展的框架。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问题,这是过去快速、粗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当然有一些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方式,如化石能源、汽车文化等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有大量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和活动正在积极帮助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促进公共环保政策的构建。值得高兴的是,当前中国政府对于环境保护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比如关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资源环境保护、纠正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产生的环境恶化的错误等等。这对中国未来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骆小平:马克思恩格斯以大量的事实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的身心的摧残,而且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根源,提出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正确途径——实现共产主义。您认为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美国共产党应如何开展行动,争取实现共产主义?

  约翰·巴切特尔:我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观点,确实如此。不过,人们不可能等到社会主义到来之后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现在就积极作出改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倒置。

  当然,即使现在人们作出改变,避免更大灾难的出现,人们仍然可能面临上百年的气候变化及其后遗症的影响。人类必须有所准备,去应对包括大面积干旱、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滥、疾病的传播与肆虐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正如我之前提出来的,世界的能源和资源需要重新配置,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源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全球的发展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其外。

  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强烈,统治阶级与劳工阶级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这些斗争自然会让人们思考——谁必须付出代价?是劳工阶级还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这将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开启变化之门:即生产方式必须从基于消费社会的生产转变到基于人的发展的生产。就拿美国的农业来说,今天的农业生产是基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农业反而成为最大的污染来源。农业政策必须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上来,从而维持土壤的水土保持,而不能让农业作为工业化的载体,用机械剥蚀森林、毁坏土壤。要取代工业垄断生产,就要用多样化的农业政策,包括我之前提出的要远离以快餐食品和农业综合经营工业化的肉食中心主义。

  作为美国共产党,我们将继续提出可持续社会的呼吁和行动。我相信,在可持续社会发展方式下,更多的工作岗位将被创造出来。我们可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基础,重新配置国家预算,摒弃单纯的军事主义和华尔街利润模式,重新构建城市和社会,使得社会更加有活力。在可持续发展上,让人们掌控并且拥有这些资源,扩大包括所有的国家资源和矿藏的社会产品供给与服务的运行效果,如环境保护下的电力现代化,恢复水土保持力,扩大森林覆盖率,恢复湿地和净化湖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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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共组织的示威活动,可以看到不少青年支持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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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共组织的示威活动

  骆小平:您指出的这些理念和行动都非常有价值。但是,当前资本主义政治被垄断资本家所控制,政治不是独立于资本之外的,美国共产党要在全社会践行这些行动,必须掌握政治上的话语权才能够得以实现。我知道您在2015年1月提出了要建立第三政党的主张。那么请问:这个主张的内容是什么?您这个时候提出来,有什么样的背景和意义呢?

  约翰·巴切特尔:确实如此。要实现这些行动,我们要讲究策略和时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广大的社会劳工阶层、已经破产的中产阶层以及深感未来没有希望实现“美国梦”的处于中产阶级末端的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界定广泛,又细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对当前政治的期待产生了疲软心态,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而近来回暖的经济也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回升,人们对此有怨恨和愤怒,对政府都表现出泄气、观望和不支持的冷漠态度。

  在最近几年的普选中民众对两个党派的支持率都有分散与稀释的现象就证明了这一点。共和党赢得了2014年11月4日中期选举,足以证明美国政治“为资本服务”的本质。近期皮尤民意调查(The Pew Poll)显示:3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支持者,25%的人表示自己为共和党支持者,高达38%的人则选择了独立的无党派态度,即不支持或者放弃对两党的支持。而在1991年这三个比例是各占三分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与华尔街为代表的大资本集团紧密联系,其出台的国家政策都是由这些垄断资本控制的,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利润服务的。

  此外,也有必要看到这两个党派的不同,从而有利于为成立第三政党来争取支持力量。两党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社会基础不同,二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影响他们决策的方式路径不同。共和党主要由华尔街的能源行业、军工业资本巨头支持,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极端右翼人士,包括茶党、白人至上主义者、保守派、右翼福音派、气候变化否定论者、反自由堕胎主义者等。而民主党宣称其是广大民众的代表,主要由劳工、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有色人种、妇女、青年、工会会员以及范围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人士组成。然而,主要由华尔街等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支持的共和党大大钳制着民主党作为执政党的能力的发挥。2014年11月4日,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所得选票是72年以来最低的,投票结果正说明了这一点。由多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组成的民主党,其实内部矛盾重重,斗争不断,在金融危机中失利的一些资本家与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阶层已经从对抗走向合作,并逐渐背离民主党,民主党当初的社会民众基础正在逐渐稀释和动摇。在这种背景下,当前社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观念:需要一个代表劳工阶层利益的第三政党站出来,独立于当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第三政党是真正能够为占绝大多数比例的民众争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从而实现绿色的、真正有实质的民主、非资本控制化、非军国主义化的社会主义。美国共产党一直代表美国劳工阶级利益,此时提出这个主张是非常好的时机。但是,根据现有的政治现实框架,要通过选举获取合法席位和领导权才能走向第三政党的建立。我认为,只有联合更广泛的阵营才能获取优势选票,只有当广大劳工阶层联合起来,共同与华尔街垄断资本做斗争,使得共同反对极端右翼势力对劳工的剥削行为成为常态,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斗争。政权必须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而不能只为资本巨头服务。为此,未来建立的第三政党的政治必须独立。

  骆小平:您提出建立独立于现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第三政党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为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政治上的话语权和推动力所必要的,确实很有洞见。那么,您认为美国共产党应该联合哪些群体,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来争取第三政党的建立呢?

  约翰·巴切特尔:要建立以政治独立为宗旨的第三政党,关键在于党的定位和加强党与政见相同团体的紧密联系和联合。当前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美国共产党是在两党轮流选举体系的限制下产生并生存的,因此必须致力于改变当前的选举规则。在当前的选举过程中,“赢者通吃”和“选举人团”制度限制了共产党能力的发挥和选票的获取。在这一点上,美国共产党被其他两党联合限制,加上缺乏资金支持不足以与民主党、共和党背后的财阀抗衡,共产党的选票即使占优势,也很难在这样的规则下突破重围。因此必须积极推动改变选举规则,即由“赢者通吃”转为按比例分配选举人得票数,以增加共产党候选人获胜的可能。

  (2)美国共产党主张在整体战略框架下进行斗争。这包括两个整体,一是广泛民众联合的社会基础。二是必须将整个垄断阶级作为整体的斗争对象。在美国当前阶级差距如此巨大、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只有基层的整体联合才能对抗整个垄断阶级,而只有把垄断阶级当作整体来抗击,才可能取得逐步的胜利。美国共产党的远景是谋求政治独立,这就需要转变理念,需要明确联合的对象与斗争的对象。

  (3)美国共产党要联合广泛的反对极端右翼分子的联盟和劳工联合以及人民运动阵线。各类运动的触角必须要不断扩展延伸,从城市到郊区、到乡村,甚至包括一些在共和党选区和国会体系内支持美国共产党的政见者、垄断阶级中的社会民主力量。必须联合劳工阶层、一线生产工人、有色人种聚集区,以及广泛的民主人士,只有这样,才有成立第三政党的可能性。不过,这些联合运动的目的不是支持和扩充当前民主党的阵营,虽然当前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也包含了劳工阶级和受种族歧视的广大草根阶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积极发动可以落实到行动上的维护选举权运动。其实,广大民众已经意识到,当前各层次的选举和选票实际上是由垄断资本控制,民众的选票只是作为民主的烟幕弹和摆设,掩盖垄断资本对政治民主控制的实质。

  (4)美国共产党要建立劳工基础的独立政治体系,包括选举独立、政府机构运行的独立、民众活动的独立。美国共产党要联合各地的劳工联盟、草根阶层组织、网络组织,在候选人的选票、民主运动、民权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议题上做积极的呼吁和坚定的斗争。当前作为积极呼吁成立第三政党的一支力量——纽约的“劳工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在2014年11月4日的普选中赢得了12万张选票;而在俄亥俄州的洛雷恩市,中央劳工委员会(The Central Labor Council)在2014年也联合工会成员进行了一场席卷全城的“独立劳工党阵线”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5)美国共产党要加入挑战华尔街垄断金融资本的阵营中。要积极争取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具有社会主义政见者的支持,如民主党参议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学家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非常支持美国共产党的主张。最近社会上关于支持工会、社会进步以及要求改变现状的运动取得了一些胜利,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劳工联合董事会一直在与私营部门进行斗争,利用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支持工人和联合会的倾向性政策,积极争取,选出了支持这项政策的市长,选出了占据城市委员会大多数议员席位和贸易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当然,美国共产党也要积极成为这一挑战阵营中的重要部分,联合这些力量。

  (6)美国共产党的定位是民众型政党,那么也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这就需要党争取更多的选票,积极参与到扩大民主的运动中去。摒弃垄断集团的支持,揭露被胁迫的选举等,为第三政党的设立开创空间。比如,加州的法律规定允许开放的选举,一个党派可以有不止一个候选人。这样,支持劳工阶级的共产党就有可能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雇主进行正面较量。这里需要表明的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广大民众服务的,与其他组织联合争取选举候选人,不是为了本党自身的战略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动民众运动,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

  美国共产党最近的任务就是为即将到来的2015年市政府层面的选举组织各种活动,积极争取环保政治。纽约、纽黑文、洛雷恩、西雅图、里土满等城市通过联合选举取得的一系列进步和改革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而这些运动和活动的进一步发展都有赖于“第三政党”的最终建立。

  在我看来,实现这样的政治行动,是推动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里程碑。让广大的民众来选择可持续的经济生产方式,净化自然环境,逐渐消除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我相信,这是全世界人民的诉求,也是人类未来生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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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共的活动,美共官网截图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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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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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第三篇写了中美关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发生的根本变化。中国从一贯反美到把靠反共“起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邀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终于跳出了意识形态的禁锢,得以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看自己、看美国和看世界。从1972年到1979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也因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和出现周折。

  终止了闭关自守,但革命的惯性依然沉重

  尼克松前脚走,日本就有些坐不住了。北京和东京开始了频繁接触。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七个多月前接见尼克松的书房与他长谈。毛泽东对田中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四天之后,中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份声明中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期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同一声明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自此日本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尽管毛泽东已经跟莫斯科闹翻,但是他对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的看法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还是十分的革命。他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说,“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

  也许正是因为毛对美国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使得中国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缺少了一鼓作气跟美国把关系正常化的动力。当然,尽管尼克松在1972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被《华盛顿邮报》捅出的“水门事件”很快使尼克松自顾不暇,最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总统辞去职务的人。他的副总统杰拉德·福特就任总统,但他不但缺乏民意支持,还要对付台湾院外集团巨大的游说压力,也无法继续推动建交的步伐。

  邓小平的努力不幸夭折

  自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因病而不能再主持任何工作了,邓小平在此之前被毛泽东重新启用,负责掌管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到了1975年,邓小平的各项措施已经遭受党内左派势力的全面攻击,有点自身难保了。1975年10月下旬,基辛格访华,正在闭门反省的邓小平被临时批准与他交谈。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他的 《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中写到:从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进行了3天的会谈,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广泛交换意见。邓小平在第一次会谈时就劈头盖脸地问基辛格:你们卖给苏联多少粮食?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攻西方。他对基辛格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在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跟基辛格会谈之后,邓小平又继续接受批判。因为对邓的批判,中国的外交部甚至推迟了美国总统福特的访华日期。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抵达北京,邓小平又获特批去机场迎接福特总统并与之会谈。在与福特的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苏联打交道方面,我们也许比你们的经验更多一些。”他甚至对福特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单独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用小米”养活它的军队。不过,邓小平并不想“欺人太甚”。他还对福特说:“我们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邓小平还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

  次日,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与福特总统见面,邓小平作陪。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跟福特的谈话一如既往的是宏观看世界,缺少政策性细节。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福特说:“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福特说:“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3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它。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毛接着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福特说:“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毛泽东说:“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福特说:“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这次会见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去世;1976年4月5日,首都群众自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而所谓“四五运动”的后果就是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中国的外交再度进入停滞,中国的内政又一次向“左”急转弯,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步子又一次终止。

  1978,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在美国,1976年11月2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以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成为美国总统。中美邦交走向正常化是在尼克松任内启动的,让历来被共和党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运动软弱无能和“丢失了中国”的民主党的总统完成此事自然困难重重。在中国,1977年7月11日,邓小平再度复出,中国史诗般的拨乱反正至此开始。而在外交领域,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的步伐大大加快。

  1978年初,中美邦交正常化的秘密谈判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卡特总统为了保证谈判的成功,决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操控谈判进程,既对国务院保守机密,也对国会三缄其口。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到达中国就美中建交展开最后的谈判。21日下午四点,邓小平与他举行了会谈。他对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5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中美双方之后的谈判进展顺利,直到12月12日,白宫突然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有误解,电告伍德科克求见邓小平作出解释。12月13日下午四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伍德科克。伍德科克告诉邓小平,美中建交之后,美国除了向台湾交付它已经订购的武器,还会根据台湾的需求继续出售防御性武器。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里说,邓小平怒不可遏,大骂美国背信弃义。邓小平讲完后,伍德科克说,美中建交可能是改变中美和世界的大事,或许很快也会改变台海关系。他有点战战兢兢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是不是先把建交的事搞定再去解决其他分歧。”邓小平沉默良久之后说,“好吧”,并拂袖而去。

  三天以后,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公布。建交公报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又过了三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22日,三中全会圆满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起步。一周之内,邓小平完成了两项壮举:打开了可以迈进西方各国的美国的大门;彻底结束文革,将中共领导的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中国的外交和内政或许还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是任何政策的成功之母。如果没有邓小平和卡特敢于反潮流和顾大局,中美邦交正常化还会被继续拖延。第二,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也要分轻重缓急。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的主要障碍,但是相比中美建交和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它又变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如果当年邓小平坚持美国在放弃对台军售之后再谈建交的事,可以想像,中美建交又会被大大推后。美国对台军售今天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但是建交后的中国得以坐收中美建交红利,为自己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三,对一个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和继续革命推行治理的政党,它的“革命”惯性和“左倾”惰性十分坚固。中国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还是把美国当成世界反革命的策源地,而邓小平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和搞经济建设的务实政策在文革后期一直受到国内“左派”的打压,以致最终在文革中被再次打倒。

  回过头看,1978年12月,邓小平凭着超人的勇气与远见和高超的政治技巧,终于将中国这艘大船从 “革命”的航线驶向“民生”的航线,告别了建国后第一个轰轰烈烈的30年,揭开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的序幕。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4

亚投行,中国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权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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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冠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2013年10月,各国领导人在巴厘岛的一座郁郁葱葱的度假村会面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绘了他的愿景:打造一家拥有几百亿美元资金的跨国银行,资助亚洲各地铺马路、铁路和电网。亚洲的一些贫穷国家发展缓慢,拖累了它成为世界富有中心的步伐,而在中国的管理之下,这个银行将会应对这些问题。

  在习近平演讲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走廊上和他寒暄。知晓此事的中美两国的幕僚表示,谈到这家银行时,克里表示,“这个主意真棒。”

  但这股热情很快就退去了。奥巴马政府展开了防卫战,力图削弱这家银行的影响力。

  美国担心,中国会借着这家银行,以自己的方式制定全球经济议程,抛弃西方国家长期倡导的环境保护、人权、反贪腐措施等治理标准。美国官员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现有的记录,像是借贷给不稳定的政府、推进不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在赔偿金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迫使村民离开家园。

  不过,奥巴马政府今年春天承受了颇为丢脸的外交挫折,其最为密切的盟友多数承诺加入这家新银行,包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韩国。总共有57国加入,剩美国跟日本在外面。

  权衡之下,加入其中的原因并不难解。

  中国现在有着巨大的财富和资源,在全球经济上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本周将人民币纳入了世界菁英货币的行列,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

  各国发现,他们必须越来越多地照着中国的方式走,而支持这家新银行不仅能够带来金融上的利益,还能讨好北京。尽管许多国家怀有与美国相同的疑问,但他们认为完全可以从组织内部对它进行调整。

  这个新的银行“是中国的一件工具,让它能够合法进行国际探索,拓展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甚至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前负责人、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它还给了现有机构一巴掌。”

  由中国牵头的这家机构名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正在挑选第一批项目,预计在几个月之内宣布。挑选的结果将提供一个关键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打算如何运用自身的权力。

  究竟中国是真心想在全球经济上成为领头羊,优先处理能使亚洲普遍受益的项目,还是带有更自私的意图和计划,借着亚投行来拓展中国的野心?

  就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在两个极端之间行走。在一些有争议的议题上,比如董事会的构成、项目监管及采购的问题上,中国通过做出让步平息了批评。但中国并未放弃什么控制权,引发了一些关切,像是亚投行要如何处理气候变化或劳工权益等重大议题。举例来说,亚投行还在权衡是否核准燃煤火力发电厂。

  中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当前的开发体系,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稳定货币、促进经济成长所设立的以美国为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北京官员表示,他们想要采取跟类似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相比动作更快的方法。中方保证,这家新的银行不会陷入过度监管的泥潭。

  这个由中国牵头的银行还会主要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认为,世界银行跟亚洲开发银行没能推进令亚洲偏远地区改头换面的大型项目,所以总共需要约8万亿美元来投资铁路、港口和发电厂。

  为呼应这家新银行,中国正推行“一带一路”计划,也就是沿着贯穿中亚到欧洲的古丝绸之路建造道路、铁路和油气管道网络,而海上的版本则是从东南亚到东非再到地中海沿线建造港口。

  “美国正冒着受困于内部的政治僵局、丧失国际地位的风险,”亚投行侯任行长金立群在近期发行的文集《布雷顿森林体系:接下来的七十年》(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 Years)的一章中写道。他还表示,“就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永远统治世界。”这番话指的便是美国。

  亚投行协定于今年6月正式签署,金立群、习近平与其他56个创始国的官员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里合影。

  成员国意外地多,包括了伊朗和以色列、俄罗斯和波兰这样迥异的国家,还有一大批美国盟友。亚投行的总认缴股本近一千亿美元,比原先预期的高了一倍。

  奥巴马政府起先低估了外界对亚投行的兴趣,目前的态度则趋于软化。

  签署协定的三个月后,习主席与奥巴马在白宫会面,也是习近平身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那次峰会期间,奥巴马敦促现有的银行机构与亚投行合作。不过,美国仍不会加入。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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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枪案:夫妇疑凶初为父母,动机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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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亦亭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加利福尼亚州河滨——一个亲戚说,周三上午,赛义德·里兹万·法鲁克(Syed Rizwan Farook)和妻子塔什芬·马利克(Tashfeen Malik)把他们6个月大的女儿留给法鲁克的母亲,对她说他们要出门去看医生。

  傍晚时分,事情清楚了,那只是个幌子。警方称法鲁克夫妇闯入圣贝纳迪诺的一家社会服务中心,杀害至少14人,后引发警方的大规模追捕。最后,两人在一个郊区与警方交火并被击毙。

  随着调查人员开始寻找两夫妇的动机,他们的这个连至亲都毫不知情的作案计划渐渐浮现。在一些人看来,他们似乎完全沉浸在工作和为人父母的日常生活中。为了给刚出生的孩子买礼物,包括一个婴儿座椅和纸尿布,他们在网上注册了账户。

  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警察的追捕,法鲁克驾驶着租来的运动型多功能车,拿着步枪的马利克从后座瞄准开火。当局称,被击毙前两人朝警方射出了76发子弹,导致两名警察受伤。

  据法鲁克的姻亲法尔汉·汗(Farhan Khan)说,法鲁克和马利克是在一家婚恋网站上认识的。法鲁克有两个姐妹,法尔汉的妻子是其中之一。

  法尔汉说,27岁的马利克出生于巴基斯坦,之前和家人生活在沙特阿拉伯。28岁的法鲁克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父母来自巴基斯坦。夫妻二人结婚两年。以马利克的名义在网上登记的婴儿资料称她女儿将于今年5月17日出生,并列出了纸尿布、婴儿沐浴产品、婴儿座椅、安全棉签等物品。

  法尔汉称法鲁克至少去过沙特阿拉伯两次:第一次是见马利克的家人,第二次是娶亲。

  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国会官员称,当局认为法鲁克还为一年一度的穆斯林朝圣去过沙特阿拉伯,但不清楚具体什么时候。

  “他们认为那次去不是为了邪恶行动,”这名官员称。不过等检查完个人电脑和手机,“会查出更多情况”。

  警方称,尽管法鲁克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但夫妇二人是2014年7月一起进入美国的。马利克拿的是巴基斯坦护照和K-1签证。特别为未婚夫或未婚妻设计的这种签证允许持有人入境并和美国公民结婚。两人必须在90天内结婚。签证将在90天后失效。

  一名联邦官员称,法鲁克在90天的法定期限内为法里克申请了永久居民绿卡。2015年7月,法里克拿到了有条件的绿卡。程序要求,要获得这种绿卡,夫妇两必须证明他们的婚姻合法。此外,马利克还得通过犯罪和国家安全背景调查。

  官员称,2010年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毕业后的五年里,法鲁克在圣贝纳迪诺县公共卫生局担任环境检查员。

  周三,法鲁克和去年一样,与同事一起参加年度假日聚会,没有异常举动。

  但很快,他就愤怒地冲了出去。官员称,争执的原委尚不清楚,但当他和妻子回到聚会现场时,两人都穿着作战服,拿着突击步枪。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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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义”: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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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水胜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23期

  “和”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一。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和为贵”、 “以德服人”,主张“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深谙“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国虽大,好战必亡”之理。因此,在对外交往时,历来注重“协和万邦”,坚持“与人为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这个历史性判断的提出,我们更是进一步将“和”、“合”精神贯穿于外交工作之中,积极践行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主义”。

  “和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和主义”理论并不深奥,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具备严谨的内在逻辑和合理的结构层次,是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理论。总的来看,至少包括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和平共处。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国与国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和主义”也不例外,它首先提出了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自提出以来,不仅在中国同世界各国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反复确认,而且也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指出的,“6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向亚洲、走向世界,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认为,“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因此,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起码的要求。

  第二层次是合作共赢。强调和平共处并不是说就“老死不相往来”。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必须开展对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在交往过程中,不论是殖民时代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弱肉强食之法,还是 “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显然都不是可取之道。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国与国之间依存度不断加深,很难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或是自己说了算,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

  对此,中国牢牢把握住时代主题,坚持以合作促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不断深化合作理念,大力加强同世界各国开展务实友好合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十七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提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强调应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

  近年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明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互利合作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新形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只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寻找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合作共赢,增进共同利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中心组:《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载《求是》2013年第18期)。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突出了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强调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明确表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层次是和谐世界。在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才有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是胡锦涛同志于2005年9月 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什么是和谐世界,怎么建设和谐世界进行了深入阐述,即“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强调指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和平指的是一种相安无事的状态,而和谐的内涵与境界要远比它高得多。因为,和谐强调的不仅仅是相安无事,而且要能各尽其责、各展其能、各得其所。进入21世纪后,尽管世界仍很不安宁,人们孜孜以求的“和平梦”还未最终实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今的我们较以往任何时候更有能力维护和平、促进和平,也需要向着更高目标迈进。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人们指明了更高、更美好的奋斗目标。所以,构建和谐世界既是目标,也是指导思想;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吴建民等:《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 年第1期)。

  总之,“和主义”理论所蕴含的这三个层次是内在统一且层层递进的。这就好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之后,就会开始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首先要能和平共处,才可能谋求合作,实现共赢;而只有都通过走合作共赢之路,相互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也才能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和主义”理论的实践特征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和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特色外交实践。因此,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处处贯彻着、体现了“和主义”。

  其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便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的指导方针,开始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关于这方面,冷战期间,中国同苏、美的关系演变就是很好的例证。即使是在实行“一边倒”的时候,中国也敢于拒绝苏联提出的无理要求(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敢于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能适时同其开展交流,直至建立外交关系。

  其二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历史上,国强必霸似乎成为一条定律。因此,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各种反应。比如,有些国家对我们的疑虑、担忧、误解、防范甚至遏制的倾向也随之有所增加。国际社会上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其实,我们早已非常明确地向国际社会申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立足于发展自己,不搞侵略扩张,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不走“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打破了后起大国崛起势必掠夺、侵略、争霸的历史定律,开创了全球化时代依靠勤劳智慧、合作共赢,实现振兴的全新道路(裘援平:《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公共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

  其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非常注重“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中国无论是一穷二白的时候,还是发展壮大起来之后,一直都坚持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据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和2014 年发布的两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3456.3亿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各类成套项目近2600个,为其他国家培训各类人员近17万人次,援外医疗队诊治患者近2.7亿人次。

  其四坚持协商谈判的解决问题之道。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样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和处理。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民族,“和为贵”、“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精神,贯穿中华文明的历史(李源潮:《同心求和平携手促安全——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的讲话》)。 因此,对待国际争端,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协商谈判,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反对动辄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处理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争端时,也一直秉承这一理念。比如,中国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处理同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已同12个邻国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陆地边界问题。在处理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领土争端时,尽管我们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但选择了克制谨慎,始终致力于双方协商处理。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克制,就没有今天亚洲的繁荣发展。

  “和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和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实践,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和主义”建构了认识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理论视角。“和主义” 在坚持世界需要合作的大前提下,更多地从需求层面来看待国家间关系,即如何一步步地满足和实现国际关系中的合作需要。这与目前西方的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从权力、制度或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国际关系现象有较大不同。全球化时代,在各国高度相互依存、利益深度融合的新情况下,需求一般是会超越权力、制度和文化的,从而逐渐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新的出发点。

  其次,“和主义”提供了国与国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它被许多国家视为对外关系的准则。这种法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其本质是一种利己主义。如果每个国家都如此行事的话,不太平便可能成为常态,国家间关系也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和主义”则不同。定位上,它着眼长远,致力于国家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层层递进和环环相扣,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方式上,强调通过合作做大集体的“利益蛋糕”,从而使每个个体都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最后,“和主义”回答了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正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一些国家或个人基于历史经验而有所担忧和疑虑也比较正常。不过,判断一个国家的最终走向,还应从其指导思想上探究。“和主义”清楚地申明了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之路,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和平崛起,不可能走 “国强必霸”的老路。“和主义”同时还表明,中国将自身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信奉的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真诚希望同所有国家一道实现繁荣发展与和谐进步。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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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颖:“一带一路”根本无法替代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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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颖  来源:联合早报

  “一带一路”应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说法在中国大陆很流行,这里的“应对”是什么意思?是指“一带一路”产生的经贸合作抵消了TPP排斥中国的不利影响,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联合一些国家可以与TPP抗衡?无论是什么都是混淆视听的。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设想与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合作,通过修建基础设施,开展贸易与投资,促进金融的合作。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参与合作的国家。但这样的合作根本无法替代TPP。

  TPP是美国等12个国家在21世纪国际经济新形势下,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发展对外经济。TPP与“一带一路”的根本差异不是一个是美国主导,另一个是中国主导的,而是是否有一套贸易与投资规则。TPP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是通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意愿开展经济活动的。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12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如果通过TPP,TPP就将成为一套新的国际经济法。TPP的法制意义在于为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确立规则,消除国家间经济活动的随意性,以避免因政府更迭带来的不确定。规则的意义在于确保成员国在相对公平环境下的经济利益,提供贸易和投资的可预见性。如果TPP成员国之间产生了贸易和投资纠纷,TPP有一套解决争端的机制。

  TPP的制度意义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WTO为162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了,TPP的范围有限。最主要的原因是高标准的经济规则很难让全球众多的国家接受,这就是为什么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名称中不用协定(A, Agreement),而用伙伴(P, partership)的原因。

  而这也是多哈议程谈判15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也是全球多边国际投资协定产生不了的原因。全球众多的国家不接受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到达这样的要求,也不想让高标准的规则束缚自己。

  “一带一路”不借助形成国际经济规则,而是借助双边政府的合作意愿去签署某个项目的协议。尽管政府间签署的合作协定也是法律,但这种行政层面的法律地位比立法机构的法律地位在层次上要低,在执行上有随意性。比如,中缅两国政府曾签署建设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电站的协议。该项目是缅甸政府主动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开发的,可是2011年9月30日缅甸方面突然宣布暂时搁置密松水电项目,由于项目的搁置,导致中方仅设备停放损失每月就高达上千万元人民币。

  至今我们不得而知中国政府对中国海外投资遭受损失是如何处理的。但我们都知道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类问题在TPP能够解决,正像WTO内中国借助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不公平做法。

  从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看,有规则约束的法制经济远远胜过凭政府官员意愿的经济合作,尤其是对非民主制国家而言。后者的合作方式经常让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付之东流,如同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问的那样:“央企出去之后,钱是否赚回来了?投资收益比例如何?赚回来之后钱给谁分享了?这些事情国内的人都不知道。”这里的问题有央企,也有外国政府的耍赖。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起中国政府在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起诉某国政府不履行协议的案例,恰恰相反,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对外投资失败的案例,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投资打水漂。想到中国国内还有许多穷人,就这样把中国人的钱扔掉,不觉得心痛吗?

  而这个问题TPP能解决,至少为投资争端解决提供一个渠道,讨一个说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走向海外,中国需要国际投资协定保护自己,中国已有的双边投资协定提供的投资保护水平都不及TPP,争端解决机制的方式不及TPP厉害。

  “一带一路”应对TPP的说法是伪命题

  “一带一路”和中国加入TPP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两者是并行不悖的,这两者属于多层次的经济合作方式,不存在替代关系。“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合作现在根本无法用经济学的计量模型分析,因为合作到什么程度和有多少项目可做现在都不知道,即使有了“一带一路”的项目,能否产生经济效益也很难说。

  用“一带一路”联合其他国家应对TPP根本不可行,亚洲和欧洲国家不可能与中国联手对付TPP,TPP在欧洲的.翻版就是TTIP,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表示与中国联手应对TPP,中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并不排斥与TPP成员国的经贸关系,美国也不可能用TPP遏制中国的对外开放。用“一带一路”作为应对TPP的说法是伪命题,更像冷战思维的产物。

  为什么“一带一路”应对TPP的说法很流行?深层次的原因是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两国间相互不信任,也导致中国红色教育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影响国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美国主导的TPP不让中国参加,就一定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产物。

  一位中国前政府官员说“TPP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贸易行为”,把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说成是政治符合阶级斗争的逻辑。自由贸易协定从来就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但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就是经济问题的协定,绝对不是政治。比如,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了美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出发点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以色列经济,巩固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但是美以自由贸易协定本身是纯经济的协定,至于贸易协定产生经济效应,以及由经济关系上升至政治层面是另外的问题。

  同样的逻辑,TPP有美国处于安全战略的考量,越南参加TPP就是一个脚注,但TPP本身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协定。上述前政府官员渲染“TPP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贸易行为”,容易让不了解国际经济的人们,尤其是有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人,直接把TPP当作是遏制中国的产物。在美国,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人赞扬TPP,与中国国内反对TPP的理由如出一辙,都认为TPP是遏制中国的手段。

  从文化层面看,“一带一路”应对TPP的说法反映了中国文化缺乏规则意识根深蒂固。中国用15年时间争取加入WTO,反映出中国接受国际规则的艰难。了解WTO规则的人都知道,申请加入WTO的国家只能接受现行的WTO规则,更多的是申请方要满足WTO成员方的要求,不接受的代价就是时间上的延迟。

  1997年美国倡导亚太自贸区的时候,中国不接受,中国喜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合作方式,没有约束性。美国搞了TPP,中国才积极倡导亚太自贸区。中国国内批评TPP侵犯国家主权,因为TPP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采用投资者和国家争端解决模式,即投资者可以在国际机构起诉东道国政府。中国国内的民粹主义者认为,投资者起诉东道国政府,就是让跨国公司,让外国资本起诉东道国政府,剥夺了东道国的国家主权。

  根据2014年4月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截至2013年底,已知的投资者和国家争端解决数量达到568个,98个国家当过被诉方。这就是说,美国确立的这套争端解决机制被许多国家接受了。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也是美国创立的,目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就是为了试验这套规则。中美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反映了中国接受这套规则的难度,也反映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

  可喜的是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再次确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地位,这为中国接受TPP提供了思想基础,TPP以市场经济为理念设计更符合时代潮流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它超越了WTO规则,符合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如果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法治精神,也一定会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TPP与“一带一路”的根本差异不是一个是美国主导,另一个是中国主导的,而是是否有一套贸易与投资规则。TPP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是通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意愿开展经济活动的。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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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专家认为,海牙南海仲裁案可能使中国付出“国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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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美聚焦  来源:新浪微博

法律专家认为,鉴于仲裁庭已经拒绝认定中方提出的论点,马尼拉在这场仲裁案中胜诉的几率很高。预计仲裁庭将在明年年中做出最终裁决决定。相关专家表示,对中国来说,裁决结果将会是个不能承受之重。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3

旧文章ID:7686

【奥巴马:美国增兵将有助于打击“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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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财经网  来源:新浪微博

据外媒,美国总统奥巴马称,美决定增派特种部队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并称,我们不会在伊拉克或叙利亚重演当初攻打伊拉克式行动。我们会系统打击并最终摧毁“伊斯兰国”,这需要我们军事上的相关部署。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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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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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正推动在美国设立一个人民币交易和清算中心。不过专家称,这一计划仍面临不少障碍,中美之间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人民币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可能是两大挑战。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4

旧文章ID:7684

【地产大亨川普的民调数据再创新高达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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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当地时间12月4日消息。根据一项最新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潜在候选人之一,地产大亨川普的民调数据再创新高达到36%。遥遥领先其他共和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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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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