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秀东  来源：京华时报

　　12月2日，美国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市度过了“充满枪声、惊慌及恐惧的一天”。这次枪击事件至少造成14人死亡。美国CNN记者援引英国BBC的评论说，“这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一天”。

　　这次恶性枪击案，发生在美国，既有“恐怖”的一面，又有“平常”的一面。

　　说其恐怖，是因为枪击受害者都是无辜的平民，死伤众多，场面血腥，枪手又显系有备而来。截至目前，美国警方尚未把此次枪击案明确定性为“恐怖袭击”，声称尚需更多证据分析，但不排除“本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说其“平常”，是因为美国枪击事件频发，连总统奥巴马也多次对此表现出“无奈”。今年10月，美国俄勒冈州安普夸社区学院发生血腥枪击事件后，奥巴马就曾表示，美国已经对枪击血案感到麻木，“这差不多已经司空见惯，新闻报道也是例行公事，我站在这个讲台上的反应最终也是例行公事”。

　　奥巴马2009年上任以来，已经10多次就美国国内枪击案发表谈话，过去5个月就有7次。奥巴马多次在讲话中提及枪支管控，希望推进更为严格的枪支管理法案，但他的“希望”一次次落空。

　　据统计，在2015年已过去的330多天里，美国共发生350多起恶性枪击事件，每起都造成至少4人死亡。每一次重大恶性枪击事件发生后，在涉及枪支管理方面，美国舆论的反应都几乎势不两立。“控枪派”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控公民拥有枪支;“拥枪派”顾左右而言他，坚称枪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党派政治当然也离不开“枪”。一般来说，民主党倾向于“控枪派”，共和党选边站到“拥枪派”。此次也不例外，民主党的总统、总统竞选人和国会议员纷纷借机主张控枪，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和国会议员则借口不提“枪”的问题。

　　对于“本土恐怖袭击”，美国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定义，“本土恐怖袭击”(domesticterror，又译“国内恐怖袭击”)，是指“在美国本土的拥有极端思想(意识形态)的美国人对其他美国人的袭击”。这些群体或个人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有暴力倾向的反政府极端分子、极端分离主义团体等。这些群体或个人在美国制造了一系列恶性袭击事件。仍然有一些美国舆论对这类恐怖袭击的定性有不同看法。实际上，FBI对“本土恐怖”的定义，同我们常说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容易犯“双重标准”。

　　无论是控枪，还是反恐，圣贝纳迪诺的枪声都还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政治的思维定式。

来源时间：2015/12/6   发布时间：20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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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短房  来源：新京报

　　北美西部时间12月2日上午11点左右，若干名身穿黑衣、全副武装的枪手闯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以东圣贝纳迪诺一座残疾人康复中心开枪射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17人受伤，当地社区经历了被称作“4小时惊魂”的恐怖时刻。这也是2012年康涅迭戈州纽顿县桑迪胡克小学“12.14”枪击血案(28人死亡)后近3年来，美国伤亡最严重的涉枪暴力事件。

　　据圣贝纳迪诺警察局长布尔古安宣布，两名枪案嫌疑人均已在案发地几英里外被警方击毙，他们分别是28岁男性赛义德·里兹万·法鲁克和27岁的塔什芬·马利克，两人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其中法鲁克系美国公民，在圣贝纳迪诺县公署公共卫生部门任职。尽管据称还有一名在场者被捕，但警方最新说法表示“确信枪手仅有两人”。

　　据警方和FBI洛杉矶办公室副主任戴维·博迪等的说法，枪手携带长、短枪械，穿着便于行动的黑衣，动作敏捷果断，“显然并非激情作案而是有预谋、有策划的暴力活动”。

　　由于不久前，西奈半岛、巴黎、巴马科等地，相继发生带有原教旨国际恐怖势力背景的系列恐怖袭击案，美国又一向是这类国际恐怖势力热衷攻击的目标。加之两名被击毙嫌犯的姓名带有突出的特点，一时间“暴恐说”不胫而走。对此FBI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目前尚难断定事件性质”。

　　任何时间、地点都不应低估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危害，但到目前为止尚难百分之百断定，此次发生在圣贝纳迪诺的血腥事件，的确是一桩涉恐案件。嫌犯的作案动机至今尚不明朗，仅凭“姓名类似”之类线索去判断，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不论此次事件是否真与恐怖主义有关，我们都应清醒地认识到，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绝不仅仅局限于此。

　　正如CNN所引用的数据所指出的，此次枪击事件已是美国今年以来累计336天中发生的第355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指造成逾4人伤亡的枪击事件)，平均每天超过1起。其中系1人单独作案的就高达160起之多，这其中绝大多数已确定作案动机者，不外乎情绪宣泄、报复社会、仇杀暴力、族群矛盾、精神疾病等。

　　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城市、社区，其日常所面对的公共安全威胁，绝大多数也正是这类复杂、琐碎、多样化的，这些“并非恐怖主义来源的恐怖制造者”给社会和公众所造成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实际伤害，累计起来要远远超过恐怖主义所制造的。

　　在恐怖主义威胁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对反恐投入更大、关注更多，但切勿因此分散、削弱了对日常反社会暴力萌芽、倾向的警惕、预防和控制。毕竟，恐怖主义是显性的、偶发的，而林林总总的“常规性”反社会暴力行为，才是对社会日常稳定和人类正常生活最经常性的威胁。城市的管理者以及治安的维护者都应记住，恐怖主义的确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威胁，但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不仅仅是恐怖主义

来源时间：2015/12/6   发布时间：2015/12/4

旧文章ID：7706

作者：郑永年  来源：人民论坛网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谈到，大国一般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等方面去衡量。我认为物质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要素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一个大国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一直提倡：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

　　制度创新比物质意义上的创新更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片中讲述欧洲的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新的Modern State(现代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近代历史，基本上是西欧创造了Modern Nation State(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无论是国家大小、经济强弱，这种制度形式战胜了其他一切因素。

　　比如，1840年清王朝的人口规模大、国土面积大，英国仅是西欧的一部分，却将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打败了。同样，尽管印度的国土面积不小，但也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口不多的英国统治了人口大国印度。由此看出，制度创新确实远远比那些物质意义上的创新要重要的多。

　　从中国历史本身也可以看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中国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

　　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慢慢衰落。如果不能更新、不能改革，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走下坡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西方国家就是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以前，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很大，各个政党之间能达成共识;现在中产阶级规模逐渐变小，共识政治逐渐消失， Democracy(民主)就变成政治学家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制度了。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易经》中的总体含义，即什么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制度就是要在与时俱进和创新中强大起来。

　　通过新制度的产生让国家崛起，是从内部来说的。相比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后来居上的美国，英国的殖民地制度，也是相当成功的。不管怎样，英国的崛起首先是源于国内制度的崛起，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延伸和外延。如果内部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是失败的。

　　比如，前苏联早期发展是很好的，不过到后来，无论是人口、疆域等都堪称大国的苏联，由于制度不调整、模式僵化，一下子遭受了解体的命运。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大部分人认为是美国的实力强大战胜了苏联。

　　但深究为什么美国能够扳倒当时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我觉得，要归因于苏联内部制度的瓦解。从很多方面来讲，“内忧外患”是非常有道理的，什么样的内忧才是最大的内忧?那就是制度缺乏创新、停滞不前，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合时代需要，这才是大国真正的内忧。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再逐步走向富强民主。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背后又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策略的突破创新必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轨迹。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时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有助于中国全球大国战略的稳步迈进。

　　中国有责任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

　　现在有很多人说国外不了解中国，其实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现在有点悲观的看法是，中国一些人和媒体对于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原创的东西不多，他们对其他国家原创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让他人接受。

　　中国一定要将自己的社会研究透彻，包括执政党、社会、体制，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制度背后本身就有一套知识体系;创造一种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其他人知道并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像西方国家，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文化帝国主义，即使花了很多精力，但也不能让旁人彻底了解西方国家。同样的，要想让西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就要解释好、解读好中国，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人民论坛记者高骊采访整理)

来源时间：2015/12/6   发布时间：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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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志青  来源：澎湃新闻

　　眼下，在巴黎的气候大会上，中美已经成为谈判桌上的“亲密伙伴”。但谈判桌外，中美之间的迥异仍然泾渭分明。就在12月2日这一天，中美两国国内各自在能源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折射到谈判桌上，令中美两国气候外交官员冰火两重天。

　　据报道，12月2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届时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停”，这是李克强总理的原话。会议决定，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使所有现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310克、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300克，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达标。同时，要结合“十三五”规划推出所有煤电机组均须达到的单位能耗底限标准。李克强总理还特别强调“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很有必要，一定要设置一个‘底限’指标”。

　　个人感觉，此时提出燃煤机组的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与前几天北京的重霾以及巴黎的气候变化大会不无相关。就效果而言，按照有关部门测算，改造完成后，每年可节约原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可降低60%左右。因此，适时推出的这项政策对于我们的环境治理和气候变化应对而言的确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利好。乐观估计一下，中国的气候谈判官员此时的心中又将因此而增添了不少底气。

　　反观美国的情况，则不那么乐观。据报道，12月2日，美国参院连续通过两项动议，要求白宫停止实施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计划”，尽管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清洁能源计划”的终止，但它的前景已经非常不妙。即便能继续执行，但也至少得打一个折扣，而更加麻烦的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体系，任何个人、企业都可以一纸诉状，将“清洁能源计划”的实施者告上法庭。故可以推测，白宫和有关各州州政府将在未来将陷入无止境的法律纷争中。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个由美国环保署制定的“清洁能源计划”现在就受到了国会的杯葛，那么，国际社会有什么理由相信奥巴马总统在巴黎做出的减排自主贡献承诺可以生效呢?如果美国的承诺要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法执行，那么它的气候谈判官员又如何说服其他国家来执行严格的有约束力的减排框架呢?

　　中美两国间的这般迥异究竟有何含义?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有何影响呢?或许，这种种的迥异将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或者中美两国气候变化应对)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这种迥异一旦常规化，它所将带来的将是改变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中的治理结构，进而改变应对的结果。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经历了一个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京都议定书》签署之时，美国拒签的理由就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没有纳入全球减排框架”，也就是说，按照完全的市场经济来理解，如果有其他排放大国不加入减排框架，碳减排就会形成漏出，从而损害减排国家的利益。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彼时美国国内从国会到白宫，其实都还是比较抵制《京都议定书》的。对此关涉国家利益的大事，美国两党间有着较强的基本共识。

　　最终，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也就在减排问题上出现了美、中、印三国实质性缺位的治理格局。这样的治理格局无疑是先天不足的，其最终的结果不难想象。

　　这样的框架一直持续到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第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以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能力和意愿上都开始偏向承担更多减排义务(和国内的大气环境治理相结合);

　　第二，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在发生变化。自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基于地缘政治、军事、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考量，绿色、低碳经济成为美国新的重要发展方向，进行必要减排已经逐渐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此，美国自下而上也是有共识的(譬如有更多的美国公众认识到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性)。

　　第三，中美之间在利益上的趋同，为两国，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性反对扫清了障碍。既然中国同意承诺减排，那么，世界减排市场就不再有漏出效应，完备的市场体系成为可能。由此，美国在野党再也找不到反对加入强制减排国际框架的理由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首度携手起来，连续发布有关气候变化的领导人联合声明，誓言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就以上的过程而言，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经历了一个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现在看起来，其实这样的转变并未就此结束。在未来，出于两国国内政治体系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可能出现新的竞争。那就是，在此消彼长中，受美国国内反对势力的阻碍，美国将逐渐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再次出现保守趋势。而与此同时，中国则因为自上而下的体制优势，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强烈愿望，进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继续高歌猛进，极有可能先于预期，提前完成减排承诺，实现低碳发展目标。

　　总之，中美两国在国内减排政策上出现的迥异究竟将如何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和治理，以及这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走向有何意义，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索。

　　(作者是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时间：2015/12/5   发布时间：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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