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渝戈  来源：新浪国际

　　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以及该组织执行委员会24位委员齐聚华盛顿总部，表决通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由此，人民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共同为构成SDR货币篮的五种货币。

　　有观察人士将人民币“入篮”与2000年中国“入世”相比拟，称两者分别标志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经济体系。

　　事实上，人民币“入篮”几经波折。2009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首先提出了想法，但在2010年的IMF评估中，以未能达成“可自由使用”标准遭拒， 直到2015年，中国采取一系列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措施后，终于达成“入篮”目标。

　　柏南克：中国得到“黄金贴纸”

　　人民币纳入SDR的消息传开，美国各界纷纷做出分析。

　　刚卸任不久的美联储前主席柏南克形容，进入SDR就像小学时候因为表现良好得到的“黄金贴纸”，“黄金贴纸本身是不值钱，你不能存放于银行，但它对你的努力是一个认可，或许，还会激励你继续努力下一个任务。”

　　“就像得到黄金贴纸，(人民币)纳入SDR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

　　柏南克撰文指出，“纳入SDR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升，认可了中国近年来开放资本市场，达到国际金融监管准则，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价值等重要步骤。”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也说，人民币“入篮”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标志;对中国的金融专家来说，特别提款权则是一种工具，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和金融改革。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认为，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的一步，但中国仍须在利率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上与国际接轨。

　　“人民币不会成为美元对手”

　　2016年10月开始，人民币在SDR的权重为10.92%，其他四种货币也分别做出调整。其中美元权重中从41.9%降至41.7%几乎没变，欧元权重从37.4%降至30.9%变化最大，英镑权重从11.3%降至8.1%、日元权重则从9.4%降至8.3%。

　　“人民币纳入SDR纳入并不意味着其将在国际货币上成为美元的对手，至少不会在近期发生。”柏南克分析称，美元被广泛使用于全球贸易、国际借贷，而且是官方储备持有的最主要货币。

　　目前，全球外汇储备约有60%都是以美元持有，大约只有1%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重要的是，美元的全球地位是市场(决定)的结果，并非通过了一项国际协议、或任何国际机构所决定。”柏南克称，私人投资者和政府自由地选择持有美元，是基于美元的流动性、美国金融监管的质量、美国的繁荣与政治稳定、美联储在过去30年控制低通胀的努力，以及美国没有针对资本在境内外流动作出任何限制。

　　“美元仍占据世界支配地位”

　　美国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前IMF执行董事朗德萨格尔也认为，由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使用，因此即使货币篮子中新加入了第5种货币，美元在全世界还是处于支配地位。

　　在拉迪看来，市场对于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持有逐步增加，央行也会调整自己的外汇储备配置，但短期内不一定会显着增加。

　　IMF亚太部门主管李昌镛对媒体表示，市场对未来人民币的需求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后，受欢迎程度上升，需求会相应上升。但也有认为，加入SDR后，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开放，会出现资本流出的情况。因此两种方向的影响都存在，“净影响”目前还很难判断。

　　甘思德认为，对于私人投资者而言，人民币纳入SDR与是否增持人民币资产是关连性很低的。因为投资者考虑的仍是市场驱动的逻辑，中国增长轨迹，改革承诺以及经济进一步的自由化。

　　朗德萨格尔进一步解释，中国金融市场还没有足够多的产品，吸引其他国家的央行购买。“而且那些央行还要确保能够及时卖出那些资产，这是外币资产的意义所在。”

来源时间：2015/12/4   发布时间：2015/12/2

旧文章ID：7656

作者：汤伟  来源：澎湃新闻外交学人

中美在气候治理合作方面的不平等，说明当前国际秩序依然为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主导，中国在政治上还必须依靠发展中国家尤其“基础四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

　　一个月前，“基础四国”第二十一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对12月初的巴黎谈判大会提出一系列共同立场和期盼，加上中美此前两次达成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此次巴黎谈判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加大。中国一边和美国达成协议，另一边又和发展中大国协调立场，在全新的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中在扮演何种角色?

　　南北两大阵营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基本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内嵌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责任义务，表现在三方面：(1)核心义务，量化减排，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性规定;(2)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方面得到必要的援助;(3)执行阶段，发展中国家遵约方面更为软性，可延缓遵约程序、基准年更为靠后、报告期限更为延迟。

　　然而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的失败以及后来的谈判迟缓不前，使得人们对全人类是否可以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充满忧虑。经过几次谈判大会的反复推进，2014年随着《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中美气候变化元首声明》的发表，人们忽然发现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格局似乎发生巨大变化。即中国作为基础四国和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主要代表开始积极承担减排责任，并设立200亿人民币的南南合作基金对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而执行方面也开始表示遵从三可 “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国内更争取2017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数据收集这样的基础性、制度性安排。

　　美国原先僵化的立场也开始改变，承诺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且制定了一系列实施计划，尽管这一立场与早前应该承担的义务相比减排量并没有变化甚至有所倒退，但毕竟表达了对巴黎协议的坚定支持和有力推进。

　　这种条件下，中美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要代表，不但减排方面的核心义务趋近，且付出的努力也日益平等由此合作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突破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似乎逐渐失去规范效力，气候治理格局也开始越来越由南北向大国—小国的转换。

　　中美能构建气候治理的“G2”吗?

　　然而中美两个联合声明说明中美都从各自的角度作出异常坚定的努力，为推进全球巴黎减排协议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正在事实上行使着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进而构建气候治理领域中的“G2”?

　　国际社会领导权往往意味着软实力，即别人效仿、追随的对象，而做到这点，就必须首先发起、倡议，而且为此倡议作出非常实际的努力且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效。要拥有领导权就必须超越自身眼界，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

　　先看中国，中国做出巨大努力，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0%-65%，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出资200亿人民币建立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成绩是作为发展中大国基于自身国情和实际能力作出的努力，基本已属于“竭尽全力”、“全力应付”，很难再在资金技术方面有所作为，由此中国只能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和“基础四国”的一分子。

　　再看美国，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球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且实施一系列重要计划，譬如“清洁电力计划”、“载重汽车燃油效率标准”、“电器和设备能效标准”等等，并愿意作为发达国家成员，联合动员1000亿美元的目标用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是“动员”且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联合动员”，而非捐赠，这意味着美国可能拿出的并非政府公共基金，而来自不稳定的资本市场。因此大概可以判定，美国只是做了一些早在10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连承诺的资金技术也迟迟没有到位。因此，美国并非从自身全球大国角度承担自身应该责任，进而获得领导权。

　　中美气候治理存在结构性不平等

　　尽管中美在推进气候治理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双方也有着显而易见的结构性不平等，大致表现为三方面：

　　(1)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无论从经济、环保还是社会的角度皆是如此，这从今年6月底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清单可以发现。

　　成果清单核心无论是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施层面，都体现为中国向美国学习、接受其技术、制度、法律甚至管理经验，而美国则要求中国在迅猛城市化进程中承担国际责任、向美国尽可能开放环保市场。

　　此外，即使双方达成共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也缺乏精细的效果评估机制，即关注中国如何落实，而无法核实美国如何、多大程度帮助了中国。也就是说，双边合作地位是严重不平等。

　　(2)基础性技术层面有着明显落差，既表现在科学信息能力，也表现在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资金筹措能力。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深刻说明科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成效方面的核心作用，然而这种科学的基础却是信息，也就是气候信息是关系到义务责任分配和检验效果的基本依据。中国方面缺乏足够的知识信息，使得中美双边多边谈判的诸多要求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资金筹措也直接关系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效。

　　目前中美存在分歧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援助应主要源自公共基金还是多元化的私人市场。前者优点在于明确、可靠、可持续性强却负担沉重，政府财政压力大，而后者取决于多种因素，难以做到充分有效却可以取之不竭。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强调气候融资渠道多元化，即希望借助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实现自己期望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未来发展趋势也是气候基金越来越依靠资本市场和金融工具创新，进而脱离主权国家捐赠而获得独立发展。这必然就对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运作和金融创新能力提出了挑战，也不免再次让基于政治博弈有所平衡的话语权有再次失衡的危险。

　　(3)生态环境日益呈现出不平等。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指出人口和人均消费的增长正驱动着“生态足迹”的增加，目前已需要1.5个地球才能承载。目前美国是生态足迹最高的国家之一，其自身环境在持续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面临严峻挑战。碳内涵、生态内涵等概念或许能反映出中美这种鲜明反差。

　　另外一方面，发达国家将碳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转嫁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自身通过科技优势、资本市场、生产性服务捕获高附加值，同时进口大量的高碳、环境不友好型产品以维持自身高消费。由此，气候责任或者环境责任应由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承担?悬而未决。这也间接说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气候治理议程的主导。

　　中国不可能承担超越自身能力的责任，而美国也不愿意对发展中国家承担资金技术援助，这些都说明中美尽管希望为达成巴黎协议作出贡献，但离全球领导权依然具有较远的距离。

　　中美在气候治理合作方面的不平等，说明当前的国际秩序依然由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主导，美国在基础性信息、制度创新、战略工具等诸多方面，依然具有实质性优势。中国在政治上必须紧紧依靠发展中国家，尤其“基础四国”，通过立场协调、具体工作层面的合作，增大博弈的力量和话语权，进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承诺。

　　(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12/4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7651

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政府有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将售台10亿美元军火计划通知国会。美媒针对此事的报道不断出现，这或许是美国政府在向外透风，标志着美新的对台军售已如箭在弦，进入倒计时。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美关系的老问题，隔段时间爆发一次。上一次美对台军售发生在2011年9月，距今4年半，美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薛瑞福对美国之音称，这是一个“早就该做的事”。他甚至认为美国应尽快协助台湾取得潜艇。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对美售台武器一直持严厉反对态度。过去这些年对台军售带给中美关系的破坏一直是最大的，中美两军交流首当其冲，受到的牵连尤其多。

　　美国对台军售依据其《与台湾关系法》，它的态度是不和中国商量，它认为“该卖就卖”。然而实际上中国反对是起了作用的，总体看来，美国最近这些年对台军售的时间间隔在拉长，军售规模也有缩小之势。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整架整架地卖给台湾F16战机了，卖潜艇常有议论，但一直没有真卖。如果新的军售总价为10亿美元，应该不会有很尖端的东西。

　　如果美国对台军售有明确的逐渐缩小计划，那么这个趋势比变本加厉当然要好，值得我们以某种方式显示“注意到”它。同时须指出，美国没有做这样的公开承诺，美对台军售出现反弹性增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此外中国的官方态度肯定是反对美国对台做任何军售，即便它这一次只卖10亿美元武器，中国政府仍需“依惯例”做出强烈反应，采取让美国感到实际疼痛的某些措施。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格局出现变化，台海形势也已今非昔比。美方一直把“维持两岸军事平衡”作为对台军售的主要理由，但是两岸军力的差距越拉越大，解放军对台军已经形成压倒性优势，美国卖给台湾多少武器也已不可能重建“两岸军事平衡”。由于两岸经济规模也有了悬殊差距，台湾军事预算就那么多，它根本拿不出钱来购买能与大陆抗衡的尖端武器系统。

　　如今美国对台军售一方面赚点小钱，一方面更像是拉住台湾的“政治纽带”，其军事意义越来越小。1992年美国卖给台湾100多架F16那样的冲击已很难再现，中国大陆阻止美国做超大型对台军售和阻止台湾做破坏两岸气氛的超级采购都有了相当的主动性。现在应当说已不是美台可以放肆买卖军火而毫不顾忌大陆脸色的时候了。

　　美国对台军售从长远看必须降为零，因为这事关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立场和态度的质量，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一把尺子。中国同美博弈的资源和手段越来越多，美国每一次对台军售，即使只卖一颗用于军事的螺丝钉，中国都应让它付出代价，迫使它最终与对台军售彻底说拜拜。

　　中美的博弈领域越来越宽，早已不局限于台湾这一个点，而是扩展到整个西太平洋，当下的最大焦点是南海。此外两国对网络空间的问题也给予了越来越多重视。美对台军售已经被许多新问题环绕，美国在这个老问题上怎么出牌，中国如何反制，这将是两国在大棋局上的一步过招。

来源时间：2015/12/4   发布时间：2015/12/3

旧文章ID：7650

作者：钟海之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侨报》3日文章称，原题：中国“延迟退休”需周详规划 中国社科院2日在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给出了延迟退休的具体时间表。但延迟退休不能急于求成。

　　中国为何要推进延迟退休?这主要是三原因所致，其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寿命越来越长，大多数人在60岁左身体健康状况都非常好，这为延迟退休提供了基础。其二，目前中国劳动者退休年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劳动者平均退休年龄不足55岁，而美国劳动者最低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加速，通过延迟退休，可大大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

　　延迟退休不能急于求成，简单一延了之而没有详细周全的规划，即使 “小步慢跑”也会遭遇阻力。如何才能顺利推进延迟退休?

　　首先，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根据工种、职业等的差别，采取差异化的退休政策。比如，对体力劳动职业，应根据个人意愿自主调整。其次，在养老金的领取时间上可以给劳动者更多选择的权力。在美国，如果劳动者选择在法定退休年龄前退休，退休金会打折，反之，退休金可以多拿。这不仅保证了公平，也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最后，近年来，为了减缓养老保险存量资金难以为继的压力，财政补贴民众养老投入了数万亿元人民币，但在整体财政支出上，比例仍然偏低。未来，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大财政补贴社会保险的力度。毕竟，为社会保障兜底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承担的责任。

来源时间：2015/12/4   发布时间：2015/12/4

旧文章ID：7649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政府有可能在本月晚些时候将售台10亿美元军火计划通知国会。美媒针对此事的报道不断出现，这或许是美国政府在向外透风，标志着美新的对台军售已如箭在弦，进入倒计时。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美关系的老问题，隔段时间爆发一次。美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薛瑞福对媒体称，这是一个“早就该做的事”。他甚至认为美国应尽快协助台湾取得潜艇。上一次美对台军售发生在2011年9月，距今4年多。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国对美售台武器一直持严厉反对态度。过去这些年对台军售带给中美关系的破坏一直是最大的，中美两军交流首当其冲，受到的牵连尤其多。

　　美国对台军售依据其《与台湾关系法》，它的态度是不和中国商量，它认为“该卖就卖”。然而实际上中国反对是起了作用的，总体看来，美国最近这些年对台军售的时间间隔在拉长，军售规模也有缩小之势。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没有整架整架地卖给台湾F16战机了，卖潜艇常有议论，但一直没有真卖。如果新的军售总价为10亿美元，应该不会有很尖端的东西。

　　如果美国对台军售有明确的逐渐缩小计划，那么这个趋势比变本加厉当然要好，值得我们以某种方式显示“注意到”它。同时须指出，美国没有做这样的公开承诺，美对台军售出现反弹性增长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此外中国的官方态度肯定是反对美国对台做任何军售，即便它这一次只卖10亿美元武器，中国政府仍需“依惯例”做出强烈反应，采取让美国感到实际疼痛的某些措施。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格局出现变化，台海形势也已今非昔比。美方一直把“维持两岸军事平衡”作为对台军售的主要理由，但是两岸军力的差距越拉越大，解放军对台军已经形成压倒性优势，美国卖给台湾多少武器也已不可能重建“两岸军事平衡”。由于两岸经济规模也有了悬殊差距，台湾军事预算就那么多，它根本拿不出钱来购买能与大陆抗衡的尖端武器系统。

　　如今美国对台军售一方面赚点小钱，一方面更像是拉住台湾的“政治纽带”，其军事意义越来越小。1992年美国卖给台湾100多架F16那样的冲击已很难再现，中国大陆阻止美国做超大型对台军售和阻止台湾做破坏两岸气氛的超级采购都有了相当的主动性。现在应当说已不是美台可以放肆买卖军火而毫不顾忌大陆脸色的时候了。

　　美国对台军售从长远看必须降为零，因为这事关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立场和态度的质量，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一把尺子。中国同美博弈的资源和手段越来越多，美国每一次对台军售，即使只卖一颗用于军事的螺丝钉，中国都应让它付出代价，迫使它最终与对台军售彻底说拜拜。

　　中美的博弈领域越来越宽，早已不局限于台湾这一个点，而是扩展到整个西太平洋，当下的最大焦点是南海。此外两国对网络空间的问题也给予了越来越多重视。美对台军售已经被许多新问题环绕，美国在这个老问题上怎么出牌，中国如何反制，这将是两国在大棋局上的一步过招。

来源时间：2015/12/4   发布时间：2015/12/4

旧文章ID：7646

作者：郑永年  来源：新华网思客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之前，中国外长访问菲律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中菲关系近年来因为南海岛礁主权争议而陷入低潮，之前很多观察家估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出席这次会议，以示对菲律宾的抗议。现在习近平决定出席，表示中国不会因为中菲两国之间的岛礁争议，而影响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合作;同时中国表示即使是和菲律宾的关系，谈判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

　　不过，更有意味的则是中美两国对这次会议上，是否会讨论南海问题的不同表述。中国方面表示，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论坛，不引入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是各成员国多年来所达成的共识，也是APEC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APEC不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的合适场合，也不应当为炒作敏感问题提供方便。但美国的表述则不同。尽管美国也认为APEC主要是经济论坛，南海问题虽不在菲律宾APEC领导人会议正式议程内，但仍然可能在会议期间讨论，并且美国同地区盟友和伙伴会晤时，也会讨论这个议题。

　　两种不同的外交哲学理念

　　有西方和区域内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想在国际场合避免讨论南海问题，以免自己陷入孤立的地位。中国努力不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而美国等国家则竭力想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深层次看，中美不同的表述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则是两国两种不同的外交哲学，即中国的合作主体哲学和美国(和西方)的冲突主体哲学。

　　中国并非一定要在重要国际场合，避免讨论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实际上，今天中国越来越不回避在国际场合上讨论国家间所存在的冲突，即使在南海问题也是如此。不过，中国的确一直克制自己，在一些场合不谈或者少谈这些问题。中国担心一旦国家间的冲突占据国际场合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合作就成为问题甚至被忽视。中国历来秉持求同存异的外交哲学。这种哲学承认国家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相信如果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做大了，冲突方面就会减少，分歧方面就可以得到管控，甚至最终的解决;但如果冲突方面增大，合作方面减少，最终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

　　这与美国(和西方)的冲突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美国也是要寻求合作的，但其经常的做法是张扬冲突面，希望通过直面冲突而解决冲突。这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之间“国际关系”所秉持的原则。所谓的“国际”就是列强们走在一起，讨论和解决纠纷的一个舞台。无论是解决列强之间的纠纷，还是它们瓜分世界其它地方利益，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不过，国际关系历史表明，张扬冲突往往走向最终的冲突。欧洲国家之间的一战、二战是最明显的案例。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很多冲突，是美国冲突哲学的现实体现。中东的乱局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没有人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地区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秩序。中东秩序的失败也导致了今天欧洲的难民潮。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难民潮的主要根源，欧洲各国现在却要承担后果。欧洲也并没有因为前苏联的解体而出现稳定的秩序，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各种危机(例如乌克兰危机)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美国尽管对中国和其邻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关切，但美国和其拉美邻居的关系从来就没有顺畅过，和古巴的关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对峙之后，直到最近才有改善，和拉美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委内瑞拉等)的关系经常陷入危机。

　　无中生有的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间有无冲突”的定义权在美国。即使没有冲突，为了其国家利益(或者一些特殊利益)，美国也可以“定义”(实际上是“寻找”)冲突。这些年里，美国到处制造的“颜色革命”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美国各种力量制造“颜色革命”的地方，实际上和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很多地方被美国“颜色革命”，只是因为当地的政治体系和美国的不同罢了。

　　回到今天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人们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个地区面临着中美这两种外交哲学的竞争。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这个地区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也是最和平安全的区域。同时，在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各方也一直没有停止预测过这个地区即将来临的冲突乃至战争。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秩序，从而发生战争。不过，美国的预测一直是失败的。在西方，大多数人似乎期待着亚太地区的冲突和战争，而很少有人去研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研究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远较预测冲突要来得重要。

　　中国自己一直在强调其和平外交哲学在其外交过程中的作用，也一直承诺会继续和平崛起。但也很显然，中国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区域内各国的兴趣。这也不难理解，区域内很多国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美国的话语。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大多接受西方教育，即使不是视西方的话语为“圣经”，也多半对西方的话语深信不疑。

　　这种情况既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亚太地区充满危险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经贸合作成为亚洲地区的主流话语。中国的经济改革、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东盟(亚细安)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等因素，促成了这一主流话语的形成。在这个构架内，中国不仅和亚洲各国发展出了紧密的经贸关联，也化解了包括两岸关系在内的本来很难稳定下来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亚洲地区目前的稳定局面和发展势头，是这一主流话语和这一话语主导的国家政策的直接结果。

　　不过，这种情况在前些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回归亚洲”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本区域，有关防务和军事战略的论坛越来越多，防务和军事话语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多场合甚至取代了经贸话语。在东北亚，尽管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紧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但三国的关系似乎只表现为军事与安全问题，经贸合作要不被放置一边，要不被置于军事和防务的阴影里。在东南亚，尽管中国只和东盟10国中的四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存在着南海岛礁的主权争议，但今天的军事和安全话语已经主导了中国东盟关系。经贸关系还在发展，但经贸话语要不被限制到了中国本土，要不被军事和安全话语所笼罩。人们观察到近年来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不可否认，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具体的利益在背后推动着。

　　面临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有责任去改变它，因为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区域的和平。近来，习近平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尽管中国和越南两国近年来也是因为南海问题而多次出现困难，但两国高层的互访并没有停止，中国并不想让南海问题影响两国其它方面的关系，因为南海问题毕竟只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两国之间也在寻求合作。习近平也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表明即使菲律宾在南海问题国际化方面扮演主体角色，中国也并没有放弃菲律宾。

　　让合作哲学成为主流话语

　　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在努力改变一直处于的被动局面(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已经从被动逐渐转变成为主动)，但同时也再三承诺和平，不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和平发展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会被一些所谓的民意所挟持。实际上，习近平在各个国际场合一直在作这种承诺，中国不会放弃主权，但处理主权的方法会是务实的。这也是邓小平以来的一贯传统。

　　不过，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中国必须把其合作哲学塑造成为区域的主流话语，重新把经贸话语拉回并且成为主流的话语，而不能任美国主导的防务和安全话语继续主导亚洲。目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防务和安全话语，在深刻制约着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一旦社会经济出现问题，这个区域就会出现真正的安全问题。

　　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时重新提出“亚洲价值”，这正是时候。中国之前提出了要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而“亚洲价值”正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亚洲价值”在上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等亚洲领袖提出，曾经是亚洲话语的集中体现。在1997年至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话语逐渐淡出。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价值又趋于复兴。历史上，中国是亚洲价值最重要的来源地，尽管其他国家也有贡献。今天，复兴亚洲价值更可以成为中国软力量建设的有效手段。

　　在亚洲，中国和美国的话语权之争既已经成为现实，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须具有信心。历史地看，在经济和军事之间的竞争过程中，经济必然会胜出。军事上的耀武扬威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经济力量来支撑。最显然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因为美国当时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而苏联只是军事。

　　中国要学习从前美国经贸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导向，防务主要是为了国防和保卫国家核心利益，而经贸主要是为了建设区域秩序。从长远看，中国秉持的开放性经济区域主义经贸话语，必然会在和美国的防务军事话语竞争中取得优势，因为这既符合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更是符合本区域国家的根本利益。

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1/21

旧文章ID：7966

作者：陶短房  来源：凤凰评论

　　北美西部时间12月2日上午11点左右，3名手持长枪的枪手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以东1小时车程左右的圣贝纳迪诺一座残疾人康复中心开枪射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14人受伤，圣贝纳迪诺警察局长布尔古安(Jarrod Burguan)称，有两名被怀疑为嫌犯的人在逃离后被打死，另有一名企图逃跑者被捕，但无法确认他是否枪手。

　　此次枪击事件，是一起恶性反社会报复暴力事件，还是如某些小道消息所言，是一起和近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有关的恐怖袭击事件，至少暂时看来“真相还要等”。但这并不妨碍政客们提及某些不出意料的话题，比如控枪。

　　事发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匆忙对CBS表示“应该采取措施控枪，以免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而另一名民主党名人——2016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党内提名竞争者希拉里•克林顿，则立即在Twitter上发言，称“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枪支暴力了”。

　　说老生常态，是因为几乎每一次美国发生恶性枪案，“控枪”、“拥枪”两派都会在第一时间跳出来争吵一番。2013年11月康涅迭戈州新城小学枪案导致26人死亡后是如此，去年弗格森骚乱爆发后也同样是如此，去年下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控枪派”扎堆的民主党阵营和“拥枪派”集中的共和党阵营照例“互撕”了一番，然后一切还是照旧。

　　这次圣贝纳迪诺枪案刚刚发生，真相尚未大白，“控枪派”已稳稳抢到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慷慨陈词了一番无论枪案动机为何都不会错的控枪高论。可以想见，“拥枪派”同样会后发制人地占据有利地形还以颜色，如果这个话题明年还热，或又发生什么新的突发事件，甚至还会成为大选的“劫材”。

　　“控枪派”的制高点，无非认定枪支管制松懈、枪械泛滥，是美国恶性枪案频繁的罪魁祸首，认为惟有加强枪支管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隐患;而“拥枪派”的有利地形，则是反复强调个人拥枪自卫是宪法赋予每个美国公民的权力，“政府的保护不可能无时无刻不在，因此限制个人(拥枪)权力只会让社会变得更加不安全，而非相反”。

　　不论新城校园血案还是弗格森事件，案发后两派都更加理直气壮，结果往往一方面枪展纷纷取消，控枪提案蜂拥而出;另一方面，事发地附近枪械销售不减反增，“允许学生带枪上课”之类反提案，也随之不断涌现。

　　在事件真相大白前，奢谈“控枪”、“拥枪”，本身就是一种有“选举综合症发作”之嫌的政治姿态秀，于大局并无多少真正助益：即以此次枪案论，枪手究竟是情绪失控者、普通反社会人士还是职业恐怖分子?所谓“手持长枪、开枪扫射”是指半自动射击还是全自动射击?所用武器是合法购买的民用枪械，还是非法持有的军用枪械?这些问题不厘清，“枪的责任”就无从谈起——如果凶手是持一支非法持有的全自动制式武器，或如2009年“11.05”胡德堡血案那样，是职业军人持军方武器行凶，那么诸如民用半自动武器限售、禁止大容量弹匣之类“针对性措施”，实际上全然药不对症。

　　枪械本身是中性的，既可以成为暴力的助推器，也可能变成制止暴力的有效工具，是否控制、如何控制，本应是需要严肃、认真探讨的重大课题，而恶性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包括各种成因的反社会极端情绪、倾向，其最大帮凶，则是对这种情绪、倾向缺乏有效的预警预防和应急快反机制。在这些方面，美国尽管“9.11”后高度重视社会安全问题，却仍然存在许多纰漏，其它一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以美国而言，控枪最松的加州和控枪最严的纽约州近年来都发生过恶性暴力涉枪案件;以国际而论，枪支控制较松的法国，固然接连发生恶性枪案，在2012/2013年连续制订两版“世界最严控枪法律”的利比亚，照样枪杀案层出不穷。所以，如果应对反社会极端情绪、倾向的体系不健全，预警系统失灵，应急效率低下，安全漏洞迟迟不能堵塞，不论枪控是严是松都无济于事。

来源时间：2015/12/3   发布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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