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澎湃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24日晚，特朗普在演讲中指责残障记者考瓦里斯基不承认此前发表的文章时，夸张地摆动双手、张大嘴巴，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在模仿考瓦里斯基手臂行动不便的样子。27日，共和党候选人阵营中遥遥领先的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1%。点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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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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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特朗普因嘲笑模仿残障记者遭抨击，支持率首度大跌】
来去美国（十）： 法拉盛与华人移民
作者：张志雄 来源：财新网
一
到了纽约，我们看天气预报，当地上半周天气晴朗，下半周有时有雨(后来证实很准确)。我们决定先去游览自由女神像等露天地带，最后在大都会博物馆躲雨。
自由女神像有两处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法国人埃菲尔的才华;二是美国人对安全如临大敌。
我先前以为自由女神像只是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的作品哩。到了女神像里面，才发现它还是当年高科技的杰作，法国工程师埃菲尔发明了一种可负荷88吨重的薄铜片(厚度2.37毫米，约为两枚美国分币的厚度)的铁架，使得雕像得以承受四面八方袭来的强风。按比尔·布莱森的说法：“要是没有巧夺天工的内部工程来支撑它，自由女神像不过是个1/10英寸厚的铜箔做成的空壳子。那大约是复活节巧克力兔子的厚度——那可是一只151英尺高的复活节兔子，要经受刮风、下雪、瓢泼大雨和海上浪花、金属热胀冷缩以及每天1000种大自然的其他无情侵袭。”(《趣味生活简史》)。我仔细看了里面的介绍，知道在埃菲尔之前，有建筑师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但先逝去了。不过，从旧方案看，很难想象它会成功。其实，埃菲尔的“悬墙建筑法”预示了摩天大楼的诞生，芝加哥早期的摩天大楼建设者很快独立发明了悬墙建筑法。可惜，埃菲尔的铁架藏在女神像的里面，无人识得庐山真面目，如果不是在几年后他为巴黎世博会建造了埃菲尔铁塔，恐怕也就默默无闻了。
我在十年前的巴黎游记里就说过对埃菲尔铁塔情有独钟。我第一次去巴黎之前，从没把埃菲尔铁塔放在眼里，觉得这么个铁家伙有何味道。游玩巴黎，总会见到埃菲尔铁塔的身影，我走近铁塔，发现它怎么会如此秀美，风姿绰约啊。我到里面细瞧，仍是觉得很精美。记得一次夜游塞纳河，我前面坐着一对中年男女，男的是巴黎人，女的可能是外国人，男的用英语介绍周边的夜景，游船驶近埃菲尔，那男人突然用一种情人似的口吻赞美它。我也颇受感动，觉得玉树临风的埃菲尔铁塔与巴黎人(不论男女)很般配。
法国人于1886年赠予美国人自由女神像，一般说法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也表达两国的同盟情谊。其实法国人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嘲笑一下当时的拿破仑三世的专制而已，这才是法国人的风格吧。
我们参观自由女神像时，感到的是巨大的不自由。全面的安检有两道关，第一道安全门是从炮台公园登渡轮前，第二道是进入自由女神像内部前。保安检查得比飞机场严格多了，事无巨细，一不小心还会在安全门内喷出一股雾气，我儿子颇为紧张。这也能理解，当9·11事件发生的当口，世贸大厦的废墟冒着滚滚浓烟，烟雾稍稍散去，美国人发现对面的自由女神像完好无损，是多么激动啊。但很快就担忧它的安全性，自由女神像要比世贸大厦更有历史，更代表美国。世贸大厦没了，还有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倒了，美国可真没戏了。所以即便是严密的保安，美国人还是不放心，一般的游客只能在平台高度的内部走走，往上参观就要预约了。如此麻烦，没多少人会去尝试。
在世贸大厦未倒塌前，我没来过美国，所以也不觉得纽约的风景线有何缺失，可我还是能感受到美国人尤其是纽约人的失落。我很少看电视，9·11发生的那一刻，我在无意中打开了凤凰卫视，见到了飞机冒着浓烟插在世贸大厦中间。一时间，我以为是在看一部恐怖片哩，后来觉得不像，没这么长时间的静止画面啊。接着，有人在大楼上呼喊往下跳，第一幢楼倒了，然后，另一幢楼也倒了，街上到处是惊恐万状的行人。如果朋友亲人在世贸大厦乃至美国，我也会担心他们安危的，很惨烈。某位中国文化学家曾为恐怖主义者辩护过，他举刺秦之类的古代刺客例子来说明他们被国家暴力逼迫而铤而走险。但我每次到飞机场，就发现现实比所谓的文化政治辩论强，尤其是带着孩子家庭一起出游时。我发现9·11事件让劫机与死亡划上了等号，过去恐怖主义者劫机，一般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挟持乘客，目的达到了，乘客的人身安全还是有可能保障的。9·11事件后，乘客发现飞机本身成了攻击的武器，乘客不反抗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不如拼死一搏，就像9·11事件中的一架飞机，乘客与恐怖分子同归于尽。
很多人说过，9·11事件后，在美国坐飞机实在不方便，要提早许多时间应付检查。我有次安检，被保安叫住，神色很紧张严肃，后来似乎检查了我的指纹，才放行。我在中国出境遇到的则是另一个麻烦，2011年6月赴菲律宾旅游时，海关把我拦住，然后拿我身份证到另一个地方检查，我估计是另一个“张志雄”被限制出境了。2011年12月，我赴台湾时又被海关拦住，这次我不慌不忙，还对相关人员笑着说：“张志雄在全国太多，腐败分子在全国也太多了”。
美国的机场不仅安检繁冗，而且收费也不合理。我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坐的是联合航空的飞机，行李箱在美国境内收托运费，第一个25美元，第二个是35美元，更多行李或超重都要收100美元以上。我们外出旅行总爱带一个超大的箱子，比两个小箱子方便，我们去过许多国家，从没遇到过麻烦。没想到在洛杉矶机场，因为这大箱子超重50磅，美联航要加收200美元。这也太夸张了，我们不得不在众人眼前把各种各样的行李移至其他箱内。我就没搞懂，一个大箱子与两个小箱子重量相同，若要收费，也得按比例来啊。
我开始还有一个迷惑，那就是9·11事件中的民航飞机撞击世贸大厦，恐怖分子哪来那么神奇的想象力?后来看《纽约老房子的故事》才知道，1945年7月28日上午9点49分，一架美国双引擎B-25轰炸机因遇上大雾，撞上了帝国大厦离街面913英尺的第79层，把墙面撞开了一个大洞，轰炸机的燃料箱爆炸引发火灾，幸运的是消防队员在40分钟内扑灭了大火。这次事故造成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楼被撞时，电梯失控，下滑了76层，但没有触底。帝国大厦“之所以能抗住这次撞击而没倒塌，是因为当初大楼设计时因无先例可循而极为谨慎，钢材的厚度是通常所用的10倍”。如果是波音客机撞击帝国大厦呢?
中国因祸得福。2001年美国围堵中国之势已成，如果没有9·11事件，也许更多的人会在类似南海空战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冲突中伤亡，中国21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也会成问题。
美国的恐怖袭击阴影一时难以消除。我年轻时喜欢的已逝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2006年写了一本小说《恐怖分子》，除了厄普代克小说中惯有的男女偷情外，它描写了一位即将高中毕业的男孩马洛伊，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埃及来的留学生(早在儿子三岁时便离家失踪)。马洛伊厌恶所谓的“美国梦”，反被伊斯兰阿訇的传道所吸引，当马洛伊成了一名卡车司机后，他驾驶着装满炸药的卡车准备在跨越哈德逊河底连接新泽西州与曼哈顿的林肯隧道内引爆。尽管最终化险为夷，厄普代克却指出了最恐惧的现实，恐怖分子未必来自于海外，极可能从内部生长，林肯隧道如何对美国卡车司机逐一安检?
炮台公园的游轮可去的另一个景点是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我原来没什么兴趣，刘立建议我们还是去一下，结果觉得确实有价值。
19世纪90年代以前，移民只要到达美国，在移民中心之类的处所注册一下就行。1891年美国成立联邦移民局，次年开始对纽约市的移民实行控制，在纽约港口外的艾利斯岛建立了移民所。大量的美国史书只叙述移民看见自由女神像后的激动与希望，却很少提及他们走上艾利斯岛的忐忑不安。从1892年至1954年，总共有1200多万人从艾利斯岛进入美国。美国建国后的10年里，每年只有约5000人移民美国，到20世纪初期，每天会有同样多的人到达艾利斯岛，最多的记录是1907年4月17日，有11747人，现在经由艾利斯岛进入美国的美国后裔已超过1亿人。来纽约的每艘船上的一、二等舱的乘客可迅速在船上办理入境手续，坐统舱的贫困移民却要排长队通过艾利斯岛的健康与法律检查。可悲的是，也与我们直觉不符，据艾利斯移民博物馆介绍，船运公司的盈利点并不在一、二等舱的VIP客户，而是众多坐统舱的移民。
我们也像当年的贫困移民登上艾利斯岛，通过一条通道，操不同语言的翻译向移民解释指令。然后，移民们先是坐在移民大厅里的椅子上等待，接着慢慢走上楼梯做各科检查，殊不知，这时早有医生暗暗观察这些移民的身体精神状况，如瘸腿和气喘等。一旦有疑点，便在他们身上用粉笔作出记号，如“L(残疾)”、“EC(眼疾)”、“H(心脏有问题)”和“X(怀疑精神不正常)”等字母。
当时，“沙眼”是一种可能导致失明的传染病，只要被查出，一律拒绝入境。上海现在已较少听见“沙眼”这种病，但在上世纪70年代，孩子游泳时经常担心害这种病。在1949年前，中国沙眼害病的人约为全国人口的50%以上，可见传染性之强。现在沙眼已不是让人谈虎色变的眼病，但在当年一定是很不容易治疗的。在博物馆的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医生用钮扣钩检查女移民的眼睛。
一些毛病或症状则需要观察，患者被送入隔离房内进一步审查。
尽管被遣送回的人只占移民的2%，但对移民家庭而言，往往是生离死别。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的解说词很棒，有各种移民的原声回忆。检查官要在登记室里盘问每一位移民，包括姓名、原籍、职业、目的地以及随身携带的钱币数量等29个问题。一位俄国犹太移民提到移民管制，“我们对制服望而生畏，它使我们回想起我们正在逃离的俄国”。一位移民回忆老祖母因病被拉出队列，遣送回国，他们一家人再也没见到她。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沙眼”，意味着必须有位家长要陪他回国，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要知道只有三分之一的移民定居纽约，其他人还要去别处谋生，全家人真不知道下次在哪里团圆。在被遣送回家的移民中，有3000人不堪屈辱与打击，选择了自杀。我想这个数据肯定不包括那些死于心碎的人。有位记者曾这么写道：“移民抵达纽约的当天，就像在人世间接受审判，看配不配进入天堂”。进不了天堂，有的人就直接下地狱。
上世纪20年代检查手续移交各个美领馆后，只有少数被羁押移民途经艾利斯岛。1939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侨民也被拘留在艾利斯岛上。1954年后，艾利斯岛移民站关闭，一直到1990年，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才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放映一部30分钟的电影，从片名就知它还是比较写实的——“希望之岛，苦难之岛”。DK丛书排名纽约十佳，自由女神像是第四，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排第六。我以为从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评价，第六要超过第四，第四只是抽象的自由，而第六让每个移民或移民后代感到成为一个美国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天子骄子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对于中国人而言，近30年来美领馆的签证长龙似乎是埃利斯岛的变相，特别是在21世纪之前，被拒签的人远远超过2%，当然中国人不必漂洋过海，然后再回来。可是被拒签的经历还是让绝大多数人无法释怀吧。我2011年春去美领馆时，旅游签证已无多大顾虑，可也要像埃利斯岛的移民那般排4个小时的队(时间真的很近似)面试，辛苦啊。
最近，我正在办理去英国的旅游签证，发现比去美国还要繁琐。英领馆像是中国税务总局派来调查的密探，详细询问我和妻子的职业收入、其他投资性收入、每月的各项开支，在英国旅游准备花多少钱，等等。真的，如果英领馆有中国的经济间谍，有产阶级的真实数据会被当局一网打尽，这可是政府都无法直接获得的信息啊。更麻烦的是，我们要亲自去英领馆，包括7岁的儿子。最好笑的是，我们去台湾自由行，需要一个大陆的保人，我填了自己姐姐的信息，但由于我随妈妈姓，姐姐随爸姓，台湾方面要求我们证明姐弟的关系。我跑了两个派出所，最终查到了30多年前的姐弟同处一室的档案，但那时我还随爸姓，没有改姓。警察要我继续到另一个派出所去，后来见身份证与档案的生日是一样的，也就开了证明。
二
尽管我熟读各种华尔街的描述，到了现场，还是为它的狭窄感到不适。中国建筑师梁雪在考察美国建筑的《三城记》中解释，这是由于华尔街街道两侧建筑物高耸，夹在高层建筑之间的街道被形容为“林间小路”，街道中的行人如同行走在峡谷中一般。“刚从地铁站中出来，感到街道的宽度和两侧建筑的高度之比已经不是1:1或1:2的比例，顺着街道向东望，眼前发亮的部分只是窄窄的一条，这时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街道以南的建筑和街道基本处于阴影之中，更增加了几分幽深的气氛。从街道美学的角度看，当建筑的高度与街道的宽度相等时，街道的空间尺度比较理想，这种比例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街道的比例。当两侧建筑的高度超过街道宽度两倍时，高宽比接近意大利中世纪的城市街道，这种街道空间会使人感到沉闷和压抑。”
我走到华尔街与布罗德街的拐角处大名鼎鼎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原址时，很难想象它与对面的纽约交易所的距离是如此之近。我多次看过华尔街23号所在的照片，也许是拍摄的角度，显得气派堂皇，门口也颇开阔。这让我想起上海的一些别墅区，每家人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极限，结果通道狭窄之至。我仔细地端详这座大门开在拐角对角线上低矮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回想历史上各种金融市场繁荣与动荡。我仍记得十几年前阅读罗恩·彻诺的《摩根财团》中记叙的1920年9月16日的大爆炸，当天刚过中午，一辆停在华尔街23号与街对面的美国检测所之间的马车突然爆炸，地面被炸出大坑，38人被炸死，300人受伤。炸弹的威力惊人，在半径达半英里的范围内，爆炸震破了附近建筑的窗户。“摩根财团众多的办公室遭受破坏最严重，内部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到处是碎玻璃、东倒西歪的桌椅、散落的纸张以及一些被炸得七扭八歪的钢丝纱窗，这些纱窗是不久前公司刚刚装上的，好像是天意神授，它们无疑使办公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坏。一名摩根雇员当场死亡，另一名因伤势过重第二天也死了，还有十几人伤势严重，朱尼厄斯·摩根(杰克的长子)当时正坐在一层靠近北边窗户的桌子旁，爆炸冲击波把他向前抛去，然后又被碎落的玻璃割破……另外一个年轻的摩根职员威廉·尤因被炸倒并昏迷过去，几分钟后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头插在一个废纸篓里”。据说，大楼在华尔街一侧的田纳西大理石上被炸出一行深深的麻窝，摩根银行也没有修复那些大理石，爆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我特意观察了一番，分不清岁月的留痕与爆炸后的麻窝。类似9·11事件，此次爆炸给华尔街冲击巨大，“以后的几十年里，银行家总在问，爆炸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拍案惊奇的是，爆炸当天，华尔街的股市仍以上涨收盘。
9·11事件让华尔街惊吓得不轻，纽交所东边的一段路中心被铁栏杆围死，禁止机动车通行，路中央有一辆警车，周围站着几个警察。纽交所的正立面覆盖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种种都透露出割裂与不合适的信息。
我很想走进华尔街与百老汇路交汇处的三一教堂，可两次路过，都因时间不够不能进去。三一教堂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698年，现在的教堂是第三次重建的产物。直到19世纪70年代，三一教堂的尖顶一直是纽约的最高点和海上船只依赖的识别地标。不过，今天周围的建筑林立，视野很局促。我们绕着教堂的2.5英亩墓地走了一圈，难以想象里面安葬了1186位纽约人，包括死于决斗、对纽约和美国作出杰出贡献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每次我看到欧美闹市的一块一块墓地，就会联想中国完全不同的生死观。中国城镇的坟场一定要远离人居，尽管我们选坟址讲究风水，希望死者再帮活着的亲人几把忙。每逢清明，大家都要踏青扫墓，这也是亲人团聚的一种方式。除了这天外，我们一般都不会去墓地的。当然，老人会在家中放张死者的照片，平日供奉蔬果烧香，但这习俗也随时代远去。我不知道欧美人对待周围的墓地是何态度?墓地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至少对中国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事。我没有读到类似的介绍文章，只看到欧洲绘画中有把玩骷髅的，媒体上的讣文也写得很风趣，视死如生吧。中国的讣文则是严肃有余，像是在应付。
写到这里，我查了一下网络，发现又是王石敏感地认识到西方墓地的魅力，王石在视频里说，他到西方一定会去墓地，第一次让他眼界大开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公墓，它建于20世纪初，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王石当时很好奇，文化遗产一般要有相当长的历史，如长城、故宫或罗马角斗场。“我说一个埋死人的地方，还没有百年时间怎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王石到了墓地才知道：“如果是埋在这里的话，你感到他们像在天堂旁边睡觉”，“如果你要离开世界，这是一个很让人向往的地方”。
王石的感觉是对的，这无疑与西方的天堂文化风俗有关(即便他们已不再有宗教信仰)。中国传统观念中是没有天堂的，个别人可以成佛成仙，尸解啊，涅槃啊，大众只能下地狱(阴间)，等待阎王爷审判。我们去阴间，小鬼不把你变成猪羊牛马，不让你下油锅火海，算是幸运的。我们死后变成鬼是没法子的事，死是恐怖阴森的，清明等传统民俗都是为了安抚鬼，不要让他们来人间搅局。我们远离坟场，远离麻烦。要让坟场墓地与人间住宅天天相处，相安无事，没有天堂信仰的我们是很困难的。其实，中国人去西方墓地，也是看名人者居多，与中国凭吊名人的墓地是一样的，与我们上面所说的生死观没啥关系。
在凤凰网上，我还看到一种说法：“欧洲的墓园运动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当时欧洲也是没有墓园、坟场的观念，逝者通常是葬在毗邻教堂的墓地。但在大革命中被处决的人数不胜数，教会又不欢迎死囚葬在教堂的范围内，最后唯有弃尸于巴黎市郊的乱葬岗。直至拿破仑时代来临，才正视乱葬岗有辱国体的问题，著名的华丽墓园拉雪兹神父公墓因而诞生，墓园内有绿树成荫的大道和巧夺天工的墓碑，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墓园的典范。”
对待墓地，我更像个传统的中国人，最多是在墓地外张望，不是很想进去。巴黎有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我就不那么愿意去。
三
记得第一次去巴黎，最感到新奇的是它发源于斯德岛，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在岛上。在雨果的同名著作里，斯德岛被称之为“巴黎的头脑、心脏以及骨髓”。时过境迁，现在这话用在斯德岛的身上已不那么合适了，因为大量的巴黎景物都不在岛上。但是，如果将同是纵长岛屿的曼哈顿称之为“纽约的头脑、心脏以及骨髓”，倒是十分贴切，我们能够逛完曼哈顿，纽约也就不虚此行了。
曼哈顿比较好认路，尤其是它的北部像棋盘的格子，由南北向的大道(Avenue)与东西向的大街(Street)构成，大道从东到西号码递增，大街从南到北号码逐渐递增。众所周知，曼哈顿又分上城、中城与下城，下城从曼哈顿岛南端到十四街为止，十四街到五十九街为中城，包括第五大道最热闹的一段商业区和时代广场等;再往北就是上城，有中央公园和大都会博物馆等，以高档住宅为主。
下城的华尔街、唐人街和纽约市政府等地，由于开发较早，道路网络较为含混，我们走到唐人街附近，明显感到人流复杂，有些不安全感。
哈金在《自由生活》中对此有过一段描写：
“唐人街和小意大利区让人惊奇的是，每条街的味道都不一样，什么吃的都有，街上到处都在卖食物，价格还不贵。武男享受着满街的香味，尤其是爆米花、烤洋葱青椒、意大利香肠的气味，虽然烂水果的臭味也时不时挺冲鼻子。他注意到，这里的女孩们大多苍白、苗条、漂亮，往往喷着香水，特别是在服装店上班的姑娘们。在坚尼路上走着时，他感觉就像走在上海或广州的某条商业街上，到处都是中文招牌，人行道边的小摊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绣花拖鞋、廉价珠宝、T恤、毛巾、帽子、雨伞、自动铅笔、名牌手表、瑞士军刀——全是‘Made in China’。海鲜摊上十分喧闹，摆着很多鱼：三文鱼、红鲷、胖头鱼、鲳鱼、鲈鱼，都放在冰块上，鱼眼塌了，鱼鳞掉了，看上去粘糊糊的已经很不新鲜，还有螃蟹、牡蛎、龙虾、蛤蜊、海胆什么的。尽管所有的鱼都是死的，有些海鲜摊的招牌上还是写着大字：生猛海鲜!”。
由于唐人街的扩张，近年小意大利街只剩下几条街了，倒是越南移民大大增加，有些街道，越南人多过华人。这里有200多家餐馆，我们经当地人推荐，在一家挤挤攘攘的中餐馆吃了顿饭，味道还不错，与旧金山的很相似。同样相似的是，唐人街与曼哈顿的中城与上城相比，总给人感觉不那么干净卫生。
据lonely planet的《美国》介绍，这里的唐人街人口超过15万。纽约的另两大唐人街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和皇后区，其中法拉盛可能是当代华人移民的最爱。
亚裔尤其华裔移民的扩张确实惊人，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拉美裔移民对美国的“威胁”，而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的数据，亚裔已是美国的第二大移民人口，2009年，占外国移民总数的28%，仅次于占外国移民总数53%的拉美裔。1960年，亚裔移民只占外国移民总数的5%，1965年美国取消了有利于欧裔的移民配额，来自亚洲的份额激增，到了2009年，增幅超过5倍，有1060万亚裔移民生活在美国。华人是仅次于墨西哥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201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不包括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约有180万人，其中68万人居住在加州，37万人居住在纽约，或者说，有近三分之二的华人移民住在这两个地方。相比之下，住在华盛顿的只有2533人。华人移民的一些数据也挺有趣，如2001年到2010年，约有70万人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华人移民获得绿卡，2010年以工作方式获得绿卡者中，华人超过十分之一。从整体看，华人移民更愿意入籍美国，但接近五分之三的移民英语不够精通，19.2%的华人移民有大学以上文凭，远高于外国移民15.9%的整体水平。2010年，将近四分之一的男性华人移民在信息技术、科学、工程领域工作。
法拉盛最初只是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的社区，它的历史十分悠久，名字来源于荷兰西南方的一个城市，17世纪的法拉盛由荷兰西印度公司占领(这时的纽约名为新阿姆斯特丹，本身就是荷兰的殖民地)。当时法拉盛的居民主要是英国贵格会移民，荷兰殖民者不允许他们公开做礼拜，由此遭到英国人的反抗，于1657年签署了《法拉盛抗议书》，是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美国独立建国后，这里仍是富有的贵格会商人的天下，并产生了北美的第一批商业苗圃，为曼哈顿建造中央公园提供了许多树木。纽约的两次世博会也是在法拉盛草原公园举办的，现在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在此举办，网球场就是1964年世博会的遗址，中国新闻媒体也会报道法拉盛的这些赛事。上世纪30年代，法拉盛是低收入犹太人的居住点。1946年，联合国的临时总部设立在长岛，1947年建立以色列国的投票就在此举行。一群在联合国工作的华人因长岛北岸社区房租昂贵，便搬到了不远的法拉盛，1951年，小洛克菲勒让出曼哈顿中城东河附近的一块地，联合国从长岛搬了过去，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以及1949年滞留在美国的学者仍在法拉盛安家。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我认为联合国总部是纽约最不值得一去的名头响亮的地方，联合国总部离地铁口很远，地理位置显得很偏，与其他景点没什么关系。我们根本没看见图片中经常出现的联合国总部门前飘扬的世界各国的旗帜，里面也是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新闻图片展，展出的内容也是平时网上很容易看到的。噢，还有一幅夏加尔的小型壁画和一间静默室。关于静默室，有一份文字说明，很玄很哲学，像个当代艺术展品。地下室有邮局和礼品商店，充斥着质量一般的旅游产品。中国人似乎很重视联合国，可我们里里外外一走，感到它明显是个大而无当的摆设，很第三世界很平庸。老实说，我这次游美近一个月，像联合国总部这么水货又浪费我大好时间的地方，是头一遭。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和韩国人也在法拉盛形成社区，台湾人也陆续来到。70年代，罗斯福大街和王子街附近兴建了高层的政府福利大楼，大量的失业者和黑人迁入。于是，犹太人搬出，日本人东进长岛的华盛顿港。80年代，被拥挤不堪的曼哈顿唐人街所困扰的华人见法拉盛这个纽约外围的小镇土地不贵，便来此作为。台湾人黄希敏1981年从意大利人手中盘下了法拉盛的一家门面，成立了纽约第一家华人食品超市——金山超市。如今是董事长的黄希敏回忆当时的法拉盛只是华人散居的一个生活点，人们要看戏、吃饭买东西甚至理发都要去曼哈顿。黄希敏对美国《多维时报》的记者说：“那个时候这里的人口比率和现在正好相反，那时街上10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中国人，其他都是白人或南美人。估计已经有一两万的华裔消费人口，可以经营一家中国超市，生意不会好得不得了，但很多人都在讲要建一个新的中国人社区，我们愿意先行担风险，要来就早点来吧。”80年代中后期，随着法拉盛华人社区的壮大，房地产热带来了人气，金山超市也日渐兴旺。到了90年代，法拉盛的华人超市纷纷开张，大大小小有20多家。面对如此众多的竞争对手，黄希敏当然不满：“我们华人就喜欢挤在一起，而韩国人从法拉盛一直东扩，沿着北方大道，把韩国人社区做到了长岛。”
美国2010年度人口普查记录显示，法拉盛地区亚裔人口数量和比率已超过曼哈顿唐人街，成为全纽约亚裔聚集人口数量最多的区域。也就是说，法拉盛成为全球最大的唐人街。2011年8月初，我从曼哈顿的华尔街坐地铁7号线，约莫1小时来到法拉盛，走出地铁口，便恍如来到了新中国。我在写洛杉矶时曾提到旧唐人街与新中国城好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别。但只有在法拉盛，我感到它像极了90年代后期的上海曹家渡，属于普陀、静安、长宁交界之地，乱乱的闹闹的，根本不像在美国，更不要说是纽约了。2011年5月，美国《侨报周末》报道，法拉盛成为纽约市曼哈顿地区以外最为繁忙的街区，却受到了非亚裔美国人的质疑。首先是本土美国人认为当地遍布中文、韩文招牌却没有英文说明，让他们觉得到这里犹如出了国(纽约州和纽约市都有相关立法要求移民小区的商业店面必须使用英文的规定，在一些西裔、犹太裔和波兰裔聚居的小区也有类似的现象)。英语看不见了，美国食品也难以买到，一家位于法拉盛罗斯福大道的“Key Food”超级市场被华人超市收购，老顾客报怨很难买到美国食品。当非亚裔美国人来到法拉盛亚裔商店购物时，遇到问题需要询问时，不少店员由于不懂英文，拒绝回答顾客的咨询。
这种困扰，我很理解。有一天我太太在浦东嘉里城的华润超市碰到一个外国人，他问“木瓜”是什么水果。太太一时忘记木瓜英语如何讲，只能摇摇头。外国人又问木瓜里面是绿色的吗?太太回答是橙色的，可仍解释不了木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能让那外国人在水果柜前流连忘返。事后我太太想起应该用手机查一下，疑问就会迎刃而解。
与洛杉矶新中国城相比，法拉盛的规模更大，中国式生活项目更为齐全，这里有台湾的钱柜和北京的同仁堂，还有海外第一家新华书店(由中国出版集团和美国百盛公司投资合作)，滑稽的是，开在上海淮海路上的新华书店却关门了，这家新华书店历史悠久，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曾在它门口通宵达旦排队购买《战争与和平》等中外名著。法拉盛新华书店卖的最好的书是健康、养生和菜谱，与国内没啥区别，书都是从中国大陆直接引进的，定价是书价乘以2.5倍，再折算成美元。在一篇《美国纽约法拉盛的商业模式》中，作者认为法拉盛越来越显现出中国小城市的特点——“嘈杂、喧闹，各式各样的餐馆、便利店、折扣店、专营店、农贸市场般的超市，密密麻麻地挤在短短的两条主街上，从早到晚，那里都挤满了购物的人群，构成了小城独特的文化”。在这里，有10多家以店面招租方式的称之为迷你MALL的小型购物中心，“法拉盛迷你MALL经营的范畴包括珠宝首饰、电讯器材、手表礼品、服装、糖果和电话卡等。几乎所有的迷你MALL均为长型的，店堂两侧分隔为十几个单位，每个单位的面积约为10英尺宽、9英尺进深”，“虽然看起来无序，却处处透着两个字：便利，这是典型的服务社区居民的营销方式的零售场所。
“所有迷你MALL在落成开业前，摊位招租就已经告罄，一些有头脑的生意人一旦得到消息，即先下手租下店面(通常是沿街的单位)，或是再分割出租给后来的人，自己一边做小生意一边当起了二房东甚至三房东，坐地收租，或是索性雇工经营。一位长年在街头经营电话卡的小贩就在好几个迷你MALL中设有自己的柜台，美其名曰‘连锁经营’”。
迷你MALL的商业形态也反映了法拉盛新移民的生存状态。“大部分新移民初到美国，为第一桶金奋斗拼搏，生活方式往往很简单，因此成为经营中低档商品的迷你MALL的消费群体。刚到此地时，他们是这类商品的消费者，有了一点积蓄后，他们又可能成为迷你MALL的经营者。由于这类小型摊位的租赁价格不是太高，经营风险亦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因此已逐渐成为新移民就业、谋生的捷径”。10多年前，法拉盛台湾人、香港人和大陆人的比例是7:1:2，现在大陆人占到七成，他们无疑是最多的新移民。
中国人在这里如鱼得水，法拉盛快速发展，也像中国大陆那般导致地产急涨。据2011年5月的美国《侨报周末》报道，法拉盛缅街中心的部分商铺租金已经超过曼哈顿第五大道。中心地段的楼宇价格也居高不下，一间房的租金普遍超过500美元，条件稍好的房间更是突破650美元。据我所知，中国人正是通过购买当地的房产成为投资移民，所以法拉盛的房产确实有其坚挺的理由。
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朋友也感受到了华人涌入以及资源升值导致的美元贬值给当地物价带来的压力，他觉得一境之隔的美国物价甚至比他们那里便宜一倍。所以每周他都会开车去境外的美国超市买东西，行程也就1小时。
在曼哈顿或法拉盛等地，华人主要投资出租的是一种叫“康斗”(Condo)的公寓，这与另一种“合作公寓”(Co-op)有区别。我们过去在中国听到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合作公寓，一幢大楼相当于一家公司，每户人家都是股东，也有一个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来确保全体股东的利益。有人要买房租房，就是入股，都要经过董事会批准和管理。买房人必须提交银行存款证明、股票、债券和退休账户;工资的报税证明;所在工作单位的职务工作证明;有效的信用卡报告;他人推荐信;房东的推荐信。此外，董事会还要面试买主并询问相关申请材料的问题。董事会有权拒绝买家，并不需要申述理由。对于华人而言，一个说不出来的理由就是白人董事会不愿意让他们入股。哈金在《自由生活》中就写到主人公在美国南部买了一栋别墅后，他希望自己的华人朋友入住隔壁的别墅时遭到了社区白人的拒绝。
康斗也叫共有公寓，它与我们中国的公寓十分相似，买卖自由，出租方便，适合不愿公开自己财务状况和具有外国人身份的买主。不过，近几年来，大多数康斗也出现了“board of managers”，职责是监督大楼的日常运行，顺势也开始审查买主的身份。现在投资人购买的大量的是新建的康斗大楼，肯定是原始“股东”，“board”还无从产生哩。2011年纽约地产市场最大热点就是来自中国、俄罗斯与南美的外国买家热炒曼哈顿康斗，创下了4年来康斗销售量的最高纪录，而合作公寓在同期的销售量并无改变。物以稀为贵，在同样居住的条件(硬件)下，康斗比合作公寓的价格高。不过，一旦美国外围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不景气，康斗的价格就会下跌。从自住需求看，本地人还是以合作公寓为佳。
外国人在纽约投资住房，最大的困扰可能是房产税，纽约的房产税每年高达3%，一间100万美元的康斗，每年要3万美元的税金。当地人可以抵税，而外国人很难做到这点。我在洛杉矶的环球影城遇到了在纽约居住的大陆人，说起住房，她首先提到的是当地的房产税压力。
同样是中国城，法拉盛华人要比曼哈顿的唐人街富有得多。《中国人在美国发财史》写道：
“居住在‘法拉盛’的华人与曼哈顿中国城里的民众简直是判若云泥。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法拉盛’36%的华裔属于会计行业以及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而曼哈顿中国城仅仅为14%;前者拥有38%的高等学历人口，而中国城仅为7%;两者的年平均家庭收入分别为36,000美元和24,000美元。‘法拉盛’地区以普通话为主，而中国城说的是广东话。来自台湾、华中和东北地区的移民者是‘法拉盛’商业以及购物中心的常客，因为‘法拉盛’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
这里要说的是，《CHINESE AMERICA》出版于2005年，书名的中译文很简单，就是《华裔美国人》，但2012年的中文版变成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我看到了书名后，就觉得不对味，看完全书后，觉得这是对作者与华裔美国人的不尊重。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正如前言中所说：
我们在不断强调华裔美国人近来的成功故事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是美国最早的一个移民群体，他们的到来远比“新移民”(指东欧人和南欧人，他们直到1890年以后才到达美洲)早，与“旧移民”(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后期。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竞争对手的强烈敌意、殴打和孤立，以及最后强行通过的《排华法案》(1882年)。此后，仅有极少数的中国人经合法允许可以进入美国，已经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遭到袭击并被排挤出劳动力大军，直到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就是与外界隔绝的贫民窟。美国法律禁止他们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从法律角度看，他们受到的保护甚至比非洲移民还要少。简单地说，美国社会要他们滚，要他们死，要他们从美国人的眼前彻底消失。随着新美国移民法案的通过，从法律上消除了种族歧视，之后，中国移民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恢复正常，彼时中国人不得不又一次开始新移民的征程。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国人”——即使是那些已经在美洲大陆上繁衍了几代的中国移民家庭。与此同时，在他们之后来到美国的移民——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都归化入籍了。
四
作家哈金是敏感的。他在2010年出版的《落地》中文版序中说：“好多年前就想写一本有关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但不知道该把这些故事放置在什么地点。2005年2月初，《世界日报》邀请我参加一个会议，该会在纽约的法拉盛市中心举行。那是我第一次去法拉盛，见到熙攘的街道和大量的华人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大陆和台湾，在这里落地，开始新的生活。繁杂的街景让我十分感动，我想许多美国城镇一定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决定将所有的故事安置在法拉盛。后来我常去那里察访，主要是寻找细节，并保证它们在书中的准确，前后一共大约去过20次。如今法拉盛已经是纽约的新中国城，所以也可以说《落地》是新中国城的故事。”
《落地》总共由十二个短篇故事构成，哈金最擅长的恐怕还是他以往就描写过的中国知识分子或白领的故事，如《耻辱》是哈金以往小说主题的延续，主人公回忆20多年前的一个夏季在法拉盛打工，遇到了随中国教育代表团来美的母校文学教授孟先生，孟教授对美国欣羡不已，说：“纽约真富有，连空气都肥肥的”。当孟教授知道学生打工每小时挣5.4美元时，不由赞道：“哇，你比我在国内多挣二十倍，不出几年你就会富得流油”(与《中国人在美国的发财史》编辑有得一比)。孟教授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女教授西蒙，对方的礼物是自己的最新著作《现代美国小说中的地貌景观》，孟教授的回礼却是一副人造象牙麻将，让西蒙目瞪口呆。孟教授向学生介绍自己从中国带了六副麻将，也带了一些檀香扇，“我只给重要的人送一副麻将”。不久，孟教授决定逃离代表团，非法居留纽约，但很快受到中国领事馆的跟踪，他不得不去中西部。临行前，孟教授像宝贝似地取出一个塞得满满的牛皮信封，里面是他从国内带出来关于海明威的文章。“我本打算把它们翻译成英语，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就叫《海明威在中国》，说实话，也是一个名利双收的法子。如今我不能再做这个专案了，所以就把这些文章留给你。你肯定能充分利用它们。”
学生再也没见到过孟教授。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来美国，不会冒非法居留的风险，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条件已相当不错。不过，《耻辱》快结尾时，学生接过牛皮纸信封的一番感慨，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学术界：
他泪汪汪地把大信封放在我面前，我的手落在它上面，但没抽出里面的东西。我很熟悉那些数年来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知道它们大多都写得拙劣，资讯不准，其中没有几篇可以称为学术论文。如果孟先生真把它们译成英文，它们会使那些所谓的学者难看;那些人根本就没读过海明威的原著，除了那本双语版的《老人与海》之外。他们是按官方刊物的见解、并以其提供的内容简介来评论海明威的小说的。在没读英文版的《太阳照样升起》之前，我从来没想到海明威还很诙谐，因为那些文字游戏和玩笑都在翻译中消失了。我敢保证在美国没有出版社会出版这些无聊的文章。孟先生真蠢，怀揣这样一个秘密计划，还以为它能给他带来财富和名誉。
《英语教授》说的是唐陆生做了七年英语助理教授，终于轮到可以评审教授了。唐陆生把三大卷材料交给校方后，却发现自己长篇报告结尾的一个单词拼错了。然后他着魔似地狂想评审教授们看到这个单词错误会有何严重的反应，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不能拿到每年挣5万美元的终身教授职位了。唐陆生开始在校外找工作，如杂志编辑甚至《世界百科全书》的推销员。最终谁也没注意到唐陆生的一个单词错误，校方同意给他终身教职。可悲的是，唐陆生却如“范进中举”般发疯了(哈金也承认他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启发)。
《两面夹攻》是有关中国婆媳矛盾传统题材的故事。楚田为母亲办了来美的半年鉴证，她来后感叹“没想到法拉盛是个这么方便的地方，就像老家的大县城”，在这里日子过得很舒服。问题是婆媳之间冲突激烈，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楚田最后只能故意辞去来自不易的工作，借口失业让母亲回到中国去。母亲临行前一夜，妻子让已分居多日的楚田和她一块睡在主卧室里，但他不干，说从现在起他们不该再刺激他妈了。他很难过，又怕母亲改变主意：
他记得16年前参加高考时，父母撑着一把伞站在雨中等他，手里拎着饭盒、汽水和用手帕包着的桔子。他俩各自湿了半个肩膀，一股感激之情差点使他涌出泪水。要是他再能对他们无话不说该多好。
中国的爷爷奶奶与孙子孙女的关系一般是不错的，但在美国，有时会变味。《孩童如敌》中，来到美国的爷爷奶奶在孙子孙女的教育上，因中美观念的不同，与儿子古冰儿媳曼迪发生了冲突。最让老人们窝火的是，由于英语发音难听，儿辈和孙辈都决定让孙子孙女改姓。老人终于朝儿媳发了脾气：
曼迪没回嘴，她哭起来，葫芦形的鼻子上露出皱纹，而两个孩子却动了气，怪我伤害了妈妈的感情。他们越胡，我火气就越大，最终我控制不住了，高喊：“你俩要是改姓，你们就出去，离开这里。你们不能人住在这个家里却用别的姓。”
“你是谁?”孙子平静地问，“这里不是你的家。”
“你们只是我们的客人。”孙女加上一句。
这话把我老伴儿惹急眼了，她对孙女嚷起来：“我们把在国内的一切都卖了，包括房子和糖果店。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做客，嗯?没心没肺。谁告诉你这不是我们的家?”
她的话把孙女噎住了，虽然女孩仍旧怒冲冲地瞪着奶奶。我儿子央求大家：“快别吵了，咱们吃顿安静饭吧。”他继续嚼着炸虾，两唇闭合。
我想高喊他是饭桶，就知道吃，不过我控制住自己的愤怒。我们怎么养了这么个没有脊梁骨的儿子?
吵架后，爷爷奶奶搬了出去，住在法拉盛四十四大街上的一个单间公寓里，是儿子给他们租的，有时他也过来照看一下。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孙子和孙女：
孙子孙女通常躲避我们，要是在街上碰见，他们就警告我们不要再“折磨”他们的妈妈，他俩甚至扬言要叫警察，如果我们没经同意就进入他们家里。他们不必警告我们，自从搬出来，我俩就再没登过他们的家门。我跟儿子说过只要他的孩子用不同的姓，我们就不接受他们作为家庭成员。
古冰从未提起这件事，虽然我仍在等着他回答，现在这事就这样悬着。有一天老伴儿越想越气，要去曼迪工作的饼干厂举起一块大牌子，对大家宣布：我儿媳妇郑曼迪是地球上最不孝的人!不过我拦住了老婆。那有什么用呢?曼迪的公司当然不会因为她不让公公婆婆开心而解雇她。这是美国，在这里我们必须学会自立，只管好自己的事情。
《美人》是个带有黑色幽默的故事。冯丹拥有一家房地产公司，算是华人中的成功人士。妻子吉娜则是法拉盛有名的美人，她在罗斯福大街的首饰店工作，经常拒绝各“种”人的纠缠，却与一位叫富明的男人关系暧昧。冯丹知道富明在吉娜婚前就追求她，本不以为然，自从女儿茱蕾一年前出生，他却疑心重重，怀疑妻子有外遇。“他们的孩子不好看，细眼大嘴，既不像妈妈又不像爸爸。吉娜身材高挑，直鼻梁，双眼皮，嘴巴小巧，皮肤光艳。冯丹也挺帅。人们经常恭维他，说他一表人材。的确，他目光明亮，高鼻子，长了一头浓发。每当他和太太出现在公共场合，总有羡慕的眼神飞向他们。他们的女儿怎么会这么难看呢?他心中老是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他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有时他想象富明是茱蕾的生父，至少他俩的小眼睛和圆下巴挺相像。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吉娜不断跟那个男人会面。”
冯丹找侦探跟踪吉娜与富明，没想到不仅侦探被打，冯丹自己也受到富明派来的人袭击。无奈之下，吉娜告知冯丹，她来美国后，一连几年做了好几次整容手术，从丑女变成了美女。“我爱我的美丽。这是美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我终于有跟我的身材和皮肤相配的脸蛋儿了”。富明是吉娜的同乡，他看见过她逐渐的变化，借此纠缠她。
冯丹找来了富明，告诉他自己已知道真相。富明仍坚持要纠缠吉娜，冯丹打出最后一张牌，根据侦探的情报，富明在中国是党员，“共产党员是不准踏上美国领土的，除非你是国家官员”。富明还没入美国籍，如果遭举报，他将被赶出美国。
冯丹吉娜的生活恢复了平静。“然而，冯丹比以前更经常去澡堂，每回去都要先跟那里的漂亮按摩师约好，成了她们的常客。有时候他故意在办公室里待得很晚，不愿回家。”
哈金在中文版的《落地》序中写道：“这些故事有些是基于大家都知道的事件，比如临时夫妻、家庭健康助理的辛酸，被拒绝工资的和尚等等。不过，那些都是新闻，而作家的工作是把新闻变成文学，使它成为永久的新闻”。《养老计划》中的牛婶儿快50岁了，独居，在69岁的盛先生家做健康护理。盛先生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却依恋上了牛婶儿，牛婶儿害怕失业，却被他骚扰得不胜其烦。盛先生的女儿想让牛婶儿住在她家里，装作是父亲的老伴儿，工资照给，每月多付400美元。她给了牛婶儿一份书面申明，最后写着：“总之，牛菊芬同意永远不与盛金平登记结婚，也不接受他的任何遗产。他们两人的‘婚姻’永远只是名义上的”。
牛婶儿感到屈辱，犹豫不决时：
在地铁站我遇见一位瘦小的女人，她拖着婴儿车，车上摞满装着塑料瓶和铝罐的布袋子，她肯定是华人，年过七旬。装着瓶罐的袋子很干净，像是一件件彩色的行李，一把生锈的折叠椅绑在袋子顶上，童车的一侧挂着装着一瓶水的网兜和一个带红穗的蓝包，里面显然盛着她的午饭。跟童车分开，地上还有三只大布袋子捆在一起，里面全是两升容量的可乐瓶。月台上所有的人都远远地避开这位白发女人，她身穿褐色裤子和印有黄芙蓉的短袖衫，看上去整洁温和，但她有些慌张，一遍又一遍地紧一紧摁着整个车身的绳子。一个五十左右的男人走过，领着两个小女孩，她们满头蜂蜜色的卷发微微摇动;孩子们转过脸愣愣地看着装着瓶罐的袋子和老太太。她朝她们摆摆手，带着怯生生的笑容说：“拜拜”。女孩们都看傻了，没有回答。
地铁来了，停车放出旅客。我帮着老太婆拽她的东西上车，她忙活着拼命把废品都拉进车里，甚至门关上后她也没谢谢我。她气喘吁吁，她这些袋子里一共有多少瓶瓶罐罐呢?我估量着，大概有两百个。她站在门旁，怕到站时不能把东西都拽下去。我一次又一次扫她一眼，不过别人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我想她一定是常客，每天拖着同样的负重。
一阵哀伤涌上我的心头，在这个干瘪的女人身上我看到了自己。作为健康护理，从来拿不到加班费，也没有健康保险和退休计划，我能继续干多少年呢?我能挣够钱——攒起来一些供养老用吗?到无力照料病人时，我该怎么养活自己?我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有一天我会像那个瘦小的老太婆一样，从垃圾桶里捡瓶子和易拉罐去卖给回收店。我越想越沮丧。
那个女人在交接大道下了车，拖着比她体积大五倍的负荷。人们匆匆地从她身边经过，我担心她的袋子挂到什么东西，会使她摔倒。她快散了的运动鞋似乎用线绳绑着才囫囵跟脚，她拉着童车蹒跚地走开，背上的三只大袋子呼扇呼扇的。
牛婶儿回到公司，向老板提出要有养老计划，才能答应盛先生的事儿。虽然没有成功，但牛婶儿从此发誓要学英语，去有工会的公司做工。
在海外中国临时夫妻的故事时有可闻，哈金的《临时爱情》却写出些许新意。丽娜在潘斌的房子里住了大约一年，成了“抗战夫妻”。“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因配偶无法来美国而跟别的异性住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同居既是为了互相有个安慰，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对有的男人来说，这种关系不过是为了不用花钱就能跟女人睡觉，但潘斌从未占丽娜的便宜，他甚至宣称自己终于被她迷住了，说如果丽娜离开他，他就可能发疯。即使如此，在这所房子里，他俩各有自己的电话线，每当他和太太说话时，就关上门，而丽娜倒不在乎他听见自己跟丈夫说些什么。”
现在，丽娜的丈夫祖明很快要来了，丽娜赶紧搬了出去。但潘斌说爱上了她，希望丽娜与丈夫离婚。其实潘斌也没法和在中国的妻子离婚，因为他无法把儿子从她手里夺过来。他们只能痛苦地分离了。丽娜与分别四年的祖明团圆，但祖明来后想读学费昂贵的商学院，丽娜劝他稍安勿躁，因为她的工作不稳定，银行里虽然存了4万美元，但那是为了买公寓必须付的头款。没想到祖明坚持要丽娜付学费，声称已知道她和潘斌同居过。丽娜以为是潘斌告发了她，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潘斌说也有人告发了他妻子，她已通知潘斌要离婚。
丽娜与潘斌这时才发现他们的对方都不是省油的灯。祖明来之前就计划好了各个步骤，让丽娜费大劲把他弄出国，然后让她出钱读商学院，最后离开丽娜。潘斌的妻子却给丈夫各种各样的藉口说无法来这里，其实早就爱上了一个建筑师，那人许诺一定会对她的孩子视如己出。
丽娜知道祖明迟早会离开她，便想与已离了婚的潘斌破镜重圆。虽然他们分居才4个月，潘斌却完全改变了，他要与网上认识的乌克兰基辅新女友相会，视丽娜如路人。
同名短篇小说《落地》取材于轰动中美的真实新闻。据《环球时报》报道，2006年11月4日，法拉盛少林寺一年轻僧人释恒善在当地上吊自杀。寺里的僧人释延辛告诉美国媒体，释恒善原名汪机美，现年27岁，来美国前曾在河南少林武术学校学习，是他的学生。2003年，释恒善和另外两名少林弟子受纽约少林寺的聘请前往法拉盛担任教练，并拜主持释果林为师。
延辛介绍，释恒善生前和师兄弟们聊天时谈及，原先受聘到美国时曾说好他的薪水是每月1500美元，但是三年干下来分文未得，释果林还扣压了他的护照。从此他心情很压抑，情绪低落精神恍惚。2006年9月24日，释果林以释恒善生病、不能胜任教练为由将他赶出少林寺。一个多月来，释恒善没有钱租房子，他曾打电话回家，对家人说想找一份工作，但苦于没有护照证明自己的身份。
纽约少林寺主持释果林则表示，恒善的腰和背长期有痛症，他曾多次带恒善去看病。对于释恒善在少林寺任教三年未获报酬，释果林说，当时邀请函上是注明恒善当教练的年薪为2.7万美元，这只是彼此间的口头协议，“实际上不可能这么多”。恒善来美后，释果林对恒善解释过少林寺的实际困难，而恒善也主动表示他不需要薪水。释果林表示，恒善因为出家，也算佛家弟子，平日都在寺内免费吃住，因此不像一般的上班族拿固定薪水。虽然如此，释果林说他还是每年为恒善在中国的家人汇款2000至3000美元，平日则根据需要偶尔给他一些零用钱。
华裔移民律师表示，华裔新移民中普遍存在雇主为雇员申请H-1身份后却不依法付工资的行为，致使许多移民劳工生活窘困。如果释恒善懂得以法律方式要求少林寺支付固定工资，也许他就不会走上绝路。
有知情人说，释恒善的悲剧并非是唯一的，早在2002年春节，与释恒善有同样情况被聘为教练的另一名少林寺弟子就在纽约少林寺的住所跳楼自杀，后经抢救拣回一条命，但从此变成残疾人。在此之前还有一名俗家弟子因怀疑在中国的妻子有外遇，精神出现失常，后被送回中国。
美国《世界新闻报》记者迅速到纽约少林寺探访，发现它位于法拉盛商业中心附近的41大道西北侧，拥有一个专用停车场。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拥有一个能停数辆汽车的露天停车场是很了不起的事，如果100万美元能在那里买到一套房子的话，却不一定能买到一个露天停车场。因此，在41大道上拥有房产和专用停车场，纽约少林寺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世界新闻报》记者在这个停车场上看到几辆全新的高档轿车，而很多来美国打拼了十余年的华人，包括记者自己，也买不起这么高档的车。
纽约少林寺无比热爱钱，金钱比人情更重要。法拉盛每年举行春节游行，少林寺往年都会参加，当然要报酬。2006年的春节组委会提出酬金3000美元，释果林坚持要6800美元。由于游行是自娱自乐，都是该社区的居民捐款，组委会拒绝了释果林的要求。少林寺就此不参加春节游行，让许多观众感到遗憾。
前面提到过的释恒善老师释延辛被赶出少林寺，也是因为某商业机构举办庆祝活动，私下延请释延辛和几个武僧表演，之后给了每人一个红包。释果林知道后大为不满，让他们走人。
据海南出版社的《寂寞喧嚣：我与少林寺的故事》介绍，释果林是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兼CEO释永信的弟子，他15岁在苏州落发为僧，16岁拜释永信为师。1996年，释果林在纽约开办武术学校，接着在法拉盛建立纽约少林寺，并对当地媒体声称：“纽约少林寺是中国嵩山少林寺的下属寺院，是真正的一脉相承”。
2007年1月27日，在释恒善的告别仪式上，释恒善师妹邱美娇向当地媒体爆料，释果林娶妻生子，在纽约、长岛拥有4处房产。释果林的妻子邱君就是2001年(一说是2003年)与释恒善一起来的三位武术教练之一，现为其生有二子。邱美娇对《侨报》等媒体说，释果林在纽约、长岛拥有4处房产，其中法拉盛有3处，在长岛的一处房子正以58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虽然释果林同日透过律师表示，自己绝对没有娶妻生子，房子也仅有长岛一处，是贷款买的。但记者随即查询到，位于长岛纳苏郡高档住宅区的一栋豪宅在恒善自杀事件后挂牌急售。这栋豪宅占地约1226平方米，拥有车库和前后花园，室内装潢高档。它被登记在释果林的名下，此前由邱君使用，“豪宅内的大部分家具已经搬走，但是主人生活的痕迹仍随处可见，浴室中有婴幼儿的专用澡盆，通向后院的门口放着女式和儿童凉拖鞋，草坪上装有儿童旋转滑梯。媒体在豪宅内发现两张遗落的照片，均为邱君怀抱一小男孩的生活照”。了解内情的人士分析说，果林这套房产须要缴纳高额地税，加上平时妻儿、岳父、保姆等人的生活费以及他平时开的宝马车，每月的总开支至少要1万美元以上。
而释果林向记者解释说，这栋物业是纽约少林寺的一项投资，预备为少林寺长岛地区发展业务之用。此项业务是为了多生几个小果林?
释果林被媒体披露拥有妻室及多处房产之后，77岁笃信佛教的温州籍移民陈爱娣发现自己受骗上当，释果林在过去几年里以供佛、投资、借支和保管等名义从她手中骗去了35万美元，此外，她家里原有价值不菲的古董瓷器也陆续被果林要去“代为保管”，至今未还。最辣手的是，不久前，果林说她年纪太大，担心她的财产被人骗走，提议将他的名字加入陈的账户，以联合账户代为“监管”陈的财产。至2006年年底为止，她账户内的存款已被果林全部提光。
释果林的回答不出所料：所有的钱都是老妇人自愿捐赠的，并否认自己把她账户上的钱提光。
这一连串事件对法拉盛的少林寺生意产生了短暂的影响，但以后没有什么下文了。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的由邹德浩著的《从镜头看美国》一书中，这些丑事早就不提了，作者去“探秘纽约少林寺”，见到了“在美国武术界颇有名气的果林大师。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更感觉他像一位博学的学者，慈善的目光中透露出内心有一种宽广的胸怀，话语中展示出他有一种坚忍不拔的追求。通晓佛法、精通武术的果林，言谈举止会在短时间内感染周围的每个人”。
释果林现在是“少林寺海外总会(美国)”会长，在纽约有4个分馆。
如果没有哈金的《落地》，释恒善的悲剧故事早就隐没在互联网的文字世界中，慢慢消失。在《落地》中，哈金有两处重大的改编，一个是寺院主持带人劫持甘勤(后来自杀的和尚)，强行要他坐飞机回中国，甘勤逃脱了;第二是甘勤自杀未遂，只是残废了，因当地舆论与慈善组织的帮助，他留在了纽约。哈金在小说里解释了释果林何以扣押释恒善护照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释恒善改变身份。在纽约的许多人都是非法居住者，他们等待几年后可能会有大赦，那样他们就可以变成合法移民。但大赦时，非法居民必须提交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不能证明你的原在国是哪里和入境的日期，就无法按时申请绿卡。释果林是铁了心要让释恒善回国，这样就不会连累自己。释恒善则是被逼得走投无路。
五
那天，我们走上七号地铁的法拉盛出口，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国式街景，有些不知所措。我想起住在离这里只有20分钟车程的长岛的老沈，想打个电话咨询哪个餐馆合适。没想到老沈与陈红夫妇就在下面的停车场里，两分钟后，我们不期而遇。陈红带我们去了一家韩国餐馆，韩食与日食一样，食材最重要，美国的肉类新鲜细嫩，在中国很难吃到。
两天后，我们去了老沈的家。老沈、陈红是我的上一代人，他们一起在黑龙江插队，熬过了艰苦的生活。陈红回忆当年离开上海，还有些迷糊，到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她忍不住大哭起来。
回城后，两人结婚。老沈当了大学教授，后来与上海大学合办了服装学院，当了院长。陈红是上海知名的服装设计师，自办公司，外销美国，最后来到纽约发展。长岛的家像旧上海的里弄式住宅，前后院子不大。这些小楼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看似不贵，现在一栋也不到50万美元，但必须大修，甚至推倒重来。陈红很能干，自己设计改装，还从上海运来了家具。
老夫妇与儿子儿媳住，儿子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念大学，然后在当地工作。老沈有十年不让儿子在上海工作，他认为上海的花花世界会腐化儿子。儿媳也是上海来的侨民，是由老沈的牙医介绍的，性格和善，与他儿子很般配，婆媳关系也不错。
客厅里凤凰卫视不断地播放着，老沈刚才还在看《世界日报》，这份报纸是美国最主要的华文媒体，是华人的万事通吧。一只小哈叭狗到处在跑，这可和老沈上海七宝别墅完全不一样，上海的院子里养着两条从美国空运来的纯种狼狗，轮流日夜值班。半年前，老沈要把其中一条送给我，说是当地派出所限额只能养一条狼犬。我儿子对狼犬恐惧之至，没办法收养。七宝别墅虽有保安站岗，可周围的环境让老沈不放心，外墙上用铁丝网拦住，里面有大犬看着。我理解老沈的心情。我自己也住在浦东别墅，深夜有时忽然有恐惧心，总觉得有什么声响从楼下传来，与空荡荡的心相应合。妻子也会突然听见楼底下门响，然后怀疑我们是否忘了锁门，我只能上下四楼，到地下室检查一番，才能安心睡觉。我去过两次韩国济洲岛，当地的民宿，晚上根本用不着锁大门，白天房门也不必锁，这是中国式桃花源。在欧洲如意大利，都市里得时刻提防小偷，可在乡村民宿，却丝毫不必担心安全。
老沈刚有了孙子，抱出来，老沈、小沈和小小沈，都是白白胖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个模子出来的。陈红烧了一桌海鲜，味道甚佳。美国的食材便宜优质，但要会烹饪。我和妻子都不会下厨，若到美国，还真有麻烦。中国的人力成本正在上升，一般浦东阿姨(保姆)的工资每小时15元到20元，比美国便宜得多。饭桌上不免要闲聊一些家常，老沈儿媳有一套房，租给了人家，却收不到房租，而且不能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她只能告到法院，等候判决。中国这种事倒很少听到。
老沈纽约上海来回跑，如今国内生源普遍不足，办学也很辛苦。老沈的心愿是一定要埋在美国，在中国，革命不断，拆迁不断，遗骸被抛弃的风险很大。而在美国，比较稳定，不至于百年之后，后代连凭吊的机会都没有。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7
旧文章ID：7605
赵可金：构建中美关系协调新架构
作者：赵可金 来源：学习时报
随着中美关系交往的深入，中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中美战略竞争和摩擦的烈度也在上升。如何协调和管控中美关系，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基，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在南海问题和互联网问题上，今年以来，美国各界不断放风，炒作所谓“南海军事化”话题，派遣军舰前往中国在南海所填岛礁12海里以内的区域，甚至扬言因网络袭击要“制裁中国”等。如何在外交上筑牢堤坝，稳定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步入新阶段
近年来，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对于此种转变，尽管学界和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但主流的看法仍然认为中美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也不大可能成为敌人，中美关系将呈现为一种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复杂交织的“非敌非友”关系，中美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实力较量转移到话语竞争上来。
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不可逆转地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中美关系表现为第一大国与第二大国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社会背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思潮的急剧变化，使得话语权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秩序、双边关系、多边机制和社会价值等领域存在话语分歧。作为后危机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各自代表守成战略力量和新兴战略力量，都在积极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全球话语结构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在与美国的话语竞争中面临结构性劣势，甚至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失语的问题。
中国在话语权竞争上的劣势和失语问题，既受制于中美实力对比和国际话语结构，也受制于中国话语战略的模糊和滞后。中国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方针塑造了中国外交不当头、不扛旗、不争论的防御话语偏好，当中国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和做好自己事情的时候，在外交战略上就很难产生强有力的话语偏好。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奉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大力推进原有话语体系的改革，广泛参与全球化体系，导致原有的话语体系无时无刻不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猛烈冲击，短时期内难以确立新话语事实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中美关系过程中，更重视实用性的策略思维，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不愿意将对美战略清晰化，导致在一系列战略问题上存在着失语倾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力受到削弱。美国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希望中国在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提出新话语，承担更多责任。不过，由于中国依然延续原先埋头国内建设的战略思维，错过了中美确立新型战略关系的机遇。因此，适应中美关系话语权竞争的要求，中国对美外交需要重视话语权问题，重视把话语权作为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通过明晰战略目标、设置战略议程、创新游戏规则、开展公共外交等渠道夯实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发展经验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2012年初，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国实施话语权战略的开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新型大国关系”为统领，在对美战略目标、战略议程、游戏规则和社会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上制定配套措施，切实提升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话语权。
确立新范式
在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后，理解中美关系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新范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解中美关系的范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前，中国理解中美关系更多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将中美关系纳入国际统一战线的范式之下，要么联苏反美，要么联美反苏，无论是中美对抗，还是中美合作，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国际统一战线的。
1979年中美实现建交后，理解中美关系开始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中走出来，确立了以国家战略利益为核心的对美外交范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美国属于资产阶级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敌人和斗争对象，对美国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主导的政策。然而，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中国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三大任务”，在这一范式下，美国就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同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良好国际环境最重要的部分。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不变，稳定中美关系就不能动摇。诚如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始终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符合两国国家战略利益”。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一个成熟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国家利益总体上是有利的。
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壮大，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日益接近，到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与美国一起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中美力量对比关系的迅速变化，让美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压力，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防范、猜忌甚至遏制中国的声音，美国国内长期主导对华政策的“中国共识”开始分裂，出现了“接触论”和“遏制论”两种观点。较为温和的观点主张实行“中美接触论”，提出中美双方要通过“战略再保证”，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家安全、外交、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方方面面打交道，避免在各项政策上激怒中国，主张对话采取安抚、妥协的政策，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断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另一种观点则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强调对中国的崛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和高调立场，毫不犹豫地确立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中国必须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等全球事务和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地区事务上配合美国，批评奥巴马对华政策不够强硬，应该实施对华强硬的抑制政策。具体来说，寻求美国绝对力量优势，在夯实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优势的基础上，以巩固与盟国的同盟关系基轴，争取与各大战略力量比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建立伙伴关系，进而对全球事务和地区热点实施美国领导下的多边机构治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是2010年以来中美战略话语竞争的一种缩影。
更加重要的是，合作接触论和遏制中国论在近年来开始有了社会基础，在美国国内呈现出工商界、战略界和人权界三个社会网络三分天下的局面。在众多影响中美关系的社会网络中，高层领导人仅仅是驱动力量之一，他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适应美国社会生态的变化，突破中美两国政府间互动的战略利益博弈赛局，确立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着眼于调节中美战略界、工商界和人权界的互动关系，通过建立中美协调新架构，稳定中美关系互动的基础，管控中美关系的分歧，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构建新架构
在中美关系的互动格局中，传统分析范式以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为核心，将国家战略利益放到第一位，从各自战略利益格局出发，通过管理两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次序、共同利益以及决策偏好等，来维护中美关系互利合作的势头。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入，中美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动荡的根源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内部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斗争，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为不同社会网络竞争合作合作的网络间政治格局(Politics among Networks)。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中美关系要从跨网络互动的新政治逻辑出发，着眼于构建中美关系新架构，逐步巩固合作共赢的势头，管控竞争冲突的根源，牢牢把握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大局。
战略协调框架。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最具世界战略影响的双边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对方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中美需要在大战略、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要建立顺畅的战略协调架构，这一架构有点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架构，但又不完全一样，中美战略协调架构更加全面，不局限于战略安全领域，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战略互动机制。
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美军事交流等90多条沟通管道，中美战略协调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目前的协调管道更多属于功能性沟通，且不同沟通管道之间缺乏互通机制，这种情况使得中美在达成众多合作项目的同时，也诱发不同领域的社会网络之间围绕中美合作成果分配的竞争，跨网络之间的竞争很容易转化为两国关系之间的摩擦，如果管理不到位，就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的严重后果。因此，当务之急要建立协调众多双边互动管道的机制，可以考虑建立以中美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互动的机制，通过设立热线电话、定期会面和专题磋商的机制，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枢，将众多互动平台整合起来，呈现为“一个中心，多条管道”的战略协调架构，这对于稳定中美战略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全球伙伴框架。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被“重新国际化”了，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双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中美首脑峰会的主题，涉及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众多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更关乎整个世界全局。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后确立的众多国际机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北约、军备控制机制，以及各种区域和议题领域的治理机制等，都将需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
在这一转制过程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中国则代表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围绕一系列全球发展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和角逐。自2009年以来，中美在当今世界舞台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较量，比如关于创建超越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的争论，关于IMF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问题上的争论，关于从G8到G20转制的争论，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争论等，以及关于亚投行和TPP等，核心都涉及转制和建制方案之争。围绕如何在西方不再占据超强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改革国际制度，这将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为了避免因为建制和转制方案之争引发中美关系失控，要求中美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起顺畅的对话沟通管道，着眼于化解全球挑战，创造合作共赢秩序，推动中美关系在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WTO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顺畅的伙伴关系架构，让中美关系在共享的游戏规则内有序竞争，良性互动。
危机管理框架。毫无疑问，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众多麻烦和问题，诸如网络安全、南海争端、贸易摩擦、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价值观差异问题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要增强耐心，不急于强行闯关，而将争端和分歧纳入战略对话和沟通的管道之中，通过建设性管控分歧，筑牢中美关系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的堤坝，增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抗风暴能力。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必须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避免战略误解误判。中美存在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分歧扩大化，而将对方妖魔化，甚至直接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挑战对方的原则底线，踩踏外交政策红线。像中美两国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各自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利益摩擦在所难免。但只要切实尊重对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坚持原则底线，画出政策红线，提升中美战略互动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就会避免发生战略误解和误判，也会有助于捍卫中美合作的基础，防止局势发生失控。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还要努力争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中美关系的目标是合作共赢，途径也是合作共赢。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社会已经高度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中美命运共同体。尽管中美存在很多差异，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路可走。从目标上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要把握各自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着眼于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途径上来说，中美两国也需要创新外交思维，创新外交方法，以合作共赢的手段来寻求合作，谋求共识。只要中美坚持以合作共赢的思维寻求合作共赢的目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一定能够走得通，走得好，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之幸，更是世界各国人民之福。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30
旧文章ID：7604
黄日涵、张华：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及影响分析
作者：黄日涵，张华 来源：《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
内容摘要：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没有公开将台湾纳入其中，而是将台湾定位于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台湾当局也没有积极寻求在该战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台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加强了军事情报和侦查方面的合作。台湾既是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安静的贡献者”，也是其“安静的受益者”。台湾所扮演的两岸和平稳定的维护者、美台实质关系的提升者和亚洲海洋争端低调的声索者的三重角色，基本满足了美国的期待，同时在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大陆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压力，避免了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发生激烈碰撞，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的这一角色定位也使马英九当局的大陆政策更趋于保守。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台关系 台湾 角色定位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台湾当局如何看待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及台湾学术界如何界定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目前台湾扮演的三种角色及其对中国大陆的复杂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综合梳理美国政府部门、智库的涉台观点以及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和分析，进而厘清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具体的影响。为中国外交对美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思路。
一 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建构
由于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认知，奥巴马政府未公开将台湾纳入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利用台湾问题来制衡中国大陆，但不容否认的是，台湾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美国政府、台湾当局和美台学界如何建构和界定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呢?下文将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一)奥巴马政府对台湾角色的界定
2011年10月4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ompbell)在众议院举办的题为“台湾为什么重要?”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台之间全面的、持久的非官方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被视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宣言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一文中，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并未论及台湾的角色，但她随后于2011年11月10日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讲时提出，“美国与台湾拥有强而有力的关系，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同年11月22日，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Ben Rhodes)在阐述“安全和经济伙伴”的内涵时称，美国与台湾有长期的安全关系，包括军界的沟通和对台军售，台湾对促成美国承诺的亚太区域稳定至关重要。这是美国近年来首次定位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首次明确将台湾视为美国的“安全伙伴”，堪称美台实质关系的大幅提升。
2012年6月，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出席香格里拉论坛期间被问及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他表示，强烈支持台海两岸为和解所做的努力，美国在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方面有持久的利益。2012年8月，美国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费尔南德兹(Jose Fernandez)在台北美国商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区域整合是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台湾在施行重大市场开放政策、追求新的贸易协议时，对自由市场原则应有所承诺并展示坚定的决心。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世贸组织成员不可或缺的特质。
2014年，伴随着外界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愿、能力和效果的再次质疑，美国利用纪念“与台湾关系法”问世35周年之机，开始强调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2014年3月14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梅建华(Kin Moy)在众议院举办的“‘与台湾关系法’35周年”听证会上表示，强化与台湾民众的长久友谊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要素，在“与台湾关系法”指导下的美台持久关系是美国的一项独特资产，也是美国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的倍增器。4月3日，助理国务卿拉塞尔(Daniel Russel)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再次重申了相同的主张。4月10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Christopher J. Marut)表示，美台伙伴关系对整个地区的繁荣、和平都非常重要，也做出了贡献，同时它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碍于中国的压力，目前尚未明目张胆地将台湾纳入其亚太安全防护链中，但是，倘若2016年民进党上台，同时中美在南海发生摩擦，则美国很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
(二)马英九当局对自身角色的定位
对于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台湾出于基本的战略考虑表示支持和欢迎。2012年6月，马英九在会见美国前国安顾问琼斯(James Jones)时称，欢迎美国近来与亚洲国家建立更为坚强的关系。同年10月，“行政院长”陈冲在会见马启思时，曾与其简单交换了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看法。11月，马英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进一步称，台湾在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014年11月13日，马英九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称，“美国在亚洲采取的是‘再平衡’政策，希望能够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大方向我们基本是支持的”。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开始思索台湾可能扮演的角色。2014年4月2日，台湾“副国防部长”夏立言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虽然对把台湾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有顾虑，但台湾愿意分担一部分责任，可以在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道救援和减灾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台湾当局首次做出表态，说明台湾可以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担负何种责任。除了台湾当局的作为外，台湾在野党为了讨好美国，也竭尽所能地迎合其“亚太再平衡”战略。2013年6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称，台湾应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角色，美国应公开将台湾纳入，民进党期待美国积极协助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并强化台美之间以及台湾与区域盟邦的连结。
然而，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于日本、菲律宾等国。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司徒文(William Stanton)就敏锐地观察到，马英九采取了一个总体支持但有细微差别的态度，尽管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表露。马英九当局认为，当前亚洲的情势与五六十年前美方采取“围堵”政策的年代不一样，“再平衡”并不是要联合各个国家和地区来与大陆对抗，未来中美两国会发展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因此，台湾当局并不会公开加入“围堵”中国大陆的军事联盟，尤其不会在台海、东海和南海等问题上挑衅中国大陆，而是会持续与大陆改善关系，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政治大学助理教授卢业中指出，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台湾和美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台湾扮演着东亚和平稳定贡献者的角色，但这只是间接的角色。台湾尤其不能在军事方面扮演角色。台湾应该发挥间接而灵活的作用，稳定两岸关系，创造和平环境，让大陆用更友善的态度看待区域环境。
不仅如此，马英九当局还充分利用台湾对美国的可能具有的价值，要求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支持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2012年6月，马英九在会见琼斯时称，期盼双方能进一步强化经贸、安全及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并希望美国能继续支持和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及活动。同年12月，马英九在会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希尔(Christopher Hill)时表示，台湾欢迎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也希望能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三)学界对台湾角色的建构
美国和台湾学界普遍认为，台湾虽然并未公开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角色，但对这一战略具有重要价值。双方在军事互动、情报交流等方面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并且台湾是这种关系的受益者。有鉴于此，美国应公开将其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中。
首先，台湾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受益者。虽然有较为激进的美国学者认为，台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缺失的一环，是美国“无力感”的一个意外受害者，但多数学者认为，台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受益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项目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认为，台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安静的受益者”。“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白乐崎(Nat Bellocchi)称，由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助于亚太地区安全，尤其是台湾周边海洋通道的安全，台湾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水道安全的出口型经济体，自然从中获益。同时，“亚太再平衡”战略应该打造多重框架，以便台湾可以借机发展与民主盟友和伙伴间的经济安全关系，而不再仅仅依赖于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台湾前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有助于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助于台美关系的提升。同时，有美国学者史考特·凯斯特纳(Scott L. Kastner)指出，台湾要想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持久获益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台湾当局不能主动挑衅中国大陆，而且中国大陆不走向民族主义道路。
其次，台湾可以而且已经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数学者承认，目前看来几乎没有迹象显示台湾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了任何角色，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和台湾都面临两难困境。司徒文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台湾息息相关，但美国和台湾面临两难困境。美国和台湾虽然拥有长期的友好关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并且在经济、贸易、安全、教育和人员交流等领域关系紧密，但双方在如何说和如何做方面都感到非常拘束。黄介正认为，面对美国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台湾官方认为这是好事，但又感到两难：一方面害怕被美国要求做得更多，付出更多;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一战略与己无关，美国什么也不要求台湾做。虽然如此，有美国学者指出，台湾仍然是亚太地区最欢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地区，台湾虽很小但非常重要。台湾是美国“海空一体战”“联合作战介入构想”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特殊的合作伙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台湾是一个愿意且能够在“反介入/拒止”环境下发展出网络化、整体化和深度封锁能力的地区。观察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重点不在于美台双方说了什么，而在于它们做了什么。台湾已通过许多不公开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奥巴马政府批准的对台军售额之高史无前例。同时，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这些都表明台湾在美国的亚太新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还有美国学者指出，台湾和美国在军事合作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为了避免惹恼中国大陆，这些事情大都没有公开，从而给外界造成美国并不关心台湾安全的错误印象。2012年，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在演讲时承认，现在美台之间的很多事情不能说，所以给外界留下了美国“放弃台湾”的错觉。
美国保守派学者普遍认为，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层面，台湾已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台湾可以为美国的“空海一体战”提供两个方面的帮助。其一，与美国分享科学技术和经验。台湾在应用信息、网络通信等方面的能力很强，可以带动美台防务工业的合作。此外，台湾拥有与中国大陆进行斗争的丰富经验，“是检验中国大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行为模式的实验床”。其二，为美国提供侦察和情报方面的支持。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马扎(Michael Mazza)认为，台湾可以在网络安全、通信能力和情报收集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专家费舍尔(Richard Fisher)等人认为，台湾的长程雷达可以发挥监控中国大陆导弹的重要作用。其三是帮助美国培训人才。台湾可以为美国培训情报和监听方面的专门人才。其四是支持美国的全球救援行动。在支持美国领导的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台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鉴于台湾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具有重要价值，不少美国和台湾的学者呼吁，美国应该将台湾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之中。美国国防部前涉台事务官员石明凯(Mark Stokes)等人提出，“在中国大陆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承认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关键角色将是一个合适的开始。”
美台学界认为，首先，美国应提升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地位。司徒文称，美国不应该对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应扮演的角色保持沉默，应该采取更具进取性的作为。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称，考虑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多层次目标，台湾应该被视为支持该战略目标的潜在伙伴，美台关系应该被视为该战略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而不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议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前研究员谭慎格(John Tkacik, Jr.)认为，如果没有台湾的积极参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取得成功，甚至可能会出现北京-台北海上轴心。部分美国学者对奥巴马政府未公开将台湾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十分恼火。2014年4月拉塞尔赴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前，两位美国学者公开撰文，指出拉塞尔应该讲清楚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地位，并帮国会议员们设计了12个问题。
其次，美国应强化对台军售等美台间的全方位合作。美国应采取措施提升台湾的防务能力，帮助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以应对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并使台湾有更好的机会保持其威慑能力。美国应该强化台湾的海、空军力量，向台湾出售柴油潜艇，以吓阻中国大陆对台湾可能发动的进攻。美国军舰应该像访问香港一样停靠台湾的港口。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演习等军演，以便台湾演练协同作战。美国应建立“创新能力工作组”(an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working group)，以协调美台在应对中国大陆的巡航导弹、反潜艇作战以及台湾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角色的政策立场。美台总司令级别的官员应该实现互访，军事人员也应该加强交流。对此，有学者指出，同意提升美台军事关系的相关论述，但在双方都奉行“自我约束策略”的情况下，这种提升很难付诸实施。此外，舒尔茨全球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本纳德(Alexander Benard)等人认为，美国应该强化美台经济关系，支持台湾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薛瑞福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保台湾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一员对美国来说有重要利益。台湾在全球反恐、防止核武器扩散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有必要支持台湾参与这方面的国际组织。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台湾而言，仍宜维持战略模糊。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成斌(Dean Chen)认为，虽然很多人建议奥巴马政府“放弃台湾”或改用战略清晰的对台政策，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采取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仍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可或缺的支柱。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研究员容安澜(Alan Romberg)等人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想取得成功，需要阻止和管控因领土和资源争端及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纠纷，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因此，美国应该采取的稳健步骤之一，是保持美台之间强有力的非官方关系。
二 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的三重角色
台湾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着稳定可控的两岸关系的维护者、美台实质关系的提升者和亚洲海洋争端低调的声索者这三重角色。
(一)稳定可控的两岸关系的维护者
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美国在台海地区的主要战略目标。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并未调整这一战略目标。发展稳定可控的两岸关系符合美国的台海战略目标。在中国大陆看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将有助于两岸的统一，但是，和平发展毕竟不等同于统一，甚至对争取台湾民众的支持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就目前来看，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维护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并没有为两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增添变数。
从美国政府的多次表态可以看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符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和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国均表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奥巴马政府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表示，“为过去三年来两岸关系的进展喝彩，期待这种关系能够持续改善。”一向被认为与“台独”势力关系较为密切的司徒文也认为，“一个和平而稳定的台湾海峡，对美国而言是天赐福音。”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虽然符合美国的战略目标，但这种发展必须是可控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是“透明的”和“民主的”，不能无限接近乃至超出美国的战略底线，即反对两岸通过非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为此，美国对两岸任何指向统一的政策都抱持警惕的态度，并不断“提醒”台湾方面。首先，美方认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是“透明的”和“民主的”。2008年3月，薄瑞光“建议”台湾政要分三阶段进行两岸谈判，第一阶段处理“三通”、大陆游客赴台等议题，第二阶段探讨深度的经济议题，第三阶段再谈和平协议、国际空间等议题。2010年12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一场研讨会上公开声称，美国官员对台湾未及时准确地向美国告知两岸协商的过程颇有微词，“不希望处于状况外”。2011年3月8日，司徒文在一次研讨会上称，台湾是民主社会，有关两岸事务的决策需要与台湾民众的意志相符。其次，台湾应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并防范对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马扎认为，维持足以应对中国大陆攻击的防务能力，是台湾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大贡献。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军费支出未达到GDP的3%一直非常不满，不断要求台湾当局提高防务支出。卜睿哲称，台湾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强化自身实力，以足够的信心来对抗中国大陆的压力。2010年3月，时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施大伟(David Shear)在国会听证会上称，为了确保两岸谈判符合台湾的利益，台湾应该强化防卫力量，在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美国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协助。
(二)美台实质关系的提升者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Thomas Donilon)在亚洲协会演讲时曾提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几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与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虽然多尼隆并未明确指出其中包含台湾，但与台湾发展良好关系将有助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使美国受益。
首先，这将有助于实现美台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建交后，台美之间已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仅保留了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民间关系。随着中美关系格局的演变，美国时任众议员托马斯·坦克雷多等人主张提升美台关系的层级，甚至恢复“外交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与台湾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交流频繁，存在提升双方关系的现实需求。在两岸关系紧张时期，这些频繁交流被视为美国向“台独”分子释放错误信号，因此美国十分谨慎。然而，在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顺遂的情况下，美国发展美台关系属于“回归正常化”。2012年7月，薄瑞光在演讲时承认，过去美国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议题来处理，现在美国日益将美台关系作为一个单独的关系来看待，而这种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
其次，美国可以从中赚取超额经济利益。美国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除了战略考量之外，一个重要的动因是赚取超额经济利益。虽然在美台贸易中台湾一直是顺差，但是美国利用美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通过制定不对等规则等方式，也捞取了大量利益。以《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商谈为例。该商谈机制作为美台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对话渠道，何时召开、商谈何议题等都悉数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还以这一机制的恢复与否向台湾施压，逼迫台湾单方面开放美国牛肉进口。除了纯粹的经贸利益以外，美国还利用对台军售敲台湾竹杠，所售武器价格远超市场价。
再次，制衡两岸关系的发展。美国虽然乐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同时担心两岸经济、社会等层面的融合。美国一方面担心中国大陆利用台湾对大陆经济上的依赖撬动政治上的统合，另一方面担心中国大陆在台湾影响力的提升会对美国的影响力造成排挤效应。卜睿哲称，奥巴马当选之前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奥巴马上台后一直称许两岸关系的发展，如果他不采取措施提升美台关系，将令人感到奇怪。2009年7月，即将离台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Stephen Young)称，长期强劲稳固的美台关系不必与两岸关系竞争，相反，它可以发挥辅助作用，帮助台湾树立与大陆建立更好关系的信心。这种观点似乎是在为美国的对台策略正名，却也道出了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之间的微妙关系。基于此，美国对台湾实施了传统的均势战略，即利用美台实质关系的提升来制衡两岸关系的发展。例如，2013年4月，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即将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之际，延宕多年的美台“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恢复谈判。又如，2014年2月，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访问大陆，实现了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首次会面，随后，美国于4月在时隔十余年之后派出部长级官员环保署署长麦卡锡(Gina McCarthy)访台。
(三)亚洲海洋之争的低调声索者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最主要着力点之一，就是利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争端对中国大陆施压。这一策略对激发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矛盾，并促使这些国家站在美国阵营中，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由于台湾也是钓鱼岛和南海主权的声索者，并且在很大层面上与大陆的立场一致，所以台湾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至关重要。台湾可能扮演的角色大体有三种：一是完全站到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队伍里，放弃对争议海域的归属权的诉求;二是做一个言行上低调的声索方;三是与中国大陆联手。
对美国而言，台湾的第一种角色看似最为理想，但实际上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台湾都不可能放弃对相关海域的归属权的诉求，因此，绝对不可能出现台湾与日本等国立场完全一致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台湾当局站到日本等国的队伍里，不仅会引起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弹，而且会引发两岸关系紧张，使两岸一夕间回到对抗阶段，造成严重的后果。
台湾的第三种角色是美国、日本等国最为担忧的，因为两岸联手不仅可以壮大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声势，而且将极大地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美国一方面不断向台湾施压，一方面鼓励日本等国向台湾做出适当的妥协。在历经17次渔业会谈未果的情况下，2013年4月10日，台湾与日本签订了台日渔业协议。2013年5月，发生菲律宾军警射杀台湾渔民事件后，台湾向菲律宾提出了道歉、赔偿、惩凶等要求。菲律宾最初并未答应，但后来迫于美国的压力全盘接受。因此，才有前文所谓的台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安静的受益者”之说。
因此，台湾最佳的选择是扮演第二种角色，做一个安静的声索者。台湾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存在事实上的海洋争端，并且希望利用海洋问题彰显台湾在国际上的“事实存在”。作为重要的声索方之一，台湾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和“南海和平倡议”两个解决方案。马英九本人对海洋问题持坚定的立场，同时，他还需要顾及中国大陆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感受。因此，对于美国学者提出的“台湾方面应阐明在断续线问题上的立场”的呼吁，台湾方面未作回应。但是，由于惧怕美国的压力，同时不想恶化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关系，所以台湾当局言行非常谨慎，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甚至对民间的“保钓”等行为也有所约束。卜睿哲认为，台湾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安静的贡献者”，不仅维持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且很好地处理了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海上主权争端。
三 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台湾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以下复杂影响：
第一，台湾的大陆政策的保守性更为突出。台湾没有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重大消极作用，同时美国不断表示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这将有利于增进两岸执政当局和民众的互信，推动两岸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的正常化，使两岸关系迈上和平发展的轨道，避免因外部因素的影响受到重大冲击。然而，由于美国持较为保守的两岸政策，并试图利用“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美台安全关系，所以，马英九当局的大陆政策也随之更加保守。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成为两岸开展政治谈判的障碍，……使台北将首要目标确定为强化美台军事关系，而不是发展两岸关系。该战略也导致大陆以强硬姿态应对，这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岛内存在着浓厚的亲美氛围。由于民众对美国的言行有较高的认同度，同时“中美对抗论”非常流行，因此，对美国任何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言行，岛内都会放大解读。例如，虽然美国政府多次表示欢迎两岸就经济议题进行谈判，且事实上两岸经济关系的制度化也有助于美商进军中国大陆，但美国内部一些人极度敌视中国大陆，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利”闭口不谈，对其“弊”大肆宣传。岛内“台独”分子将这种片面的认识引进台湾并借机炒作，诋毁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而在岛内形成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氛围，牵制了马英九当局的大陆政策。
第二，拔掉了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一个压力阀。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了极为不利的局面：在东面，中国与日本存在钓鱼岛争议;在南面，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存在南海主权争端;在西南面，中国与印度对藏南领土存在争议;在西部和西北部，中国的“藏独”和“疆独”势力对外勾结。传统上，台湾是美国制衡中国最为关键和核心的一张牌。在中美对抗的关键时刻，美国总会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中国战略界一直对其保持密切关注。虽然美国国内有人鼓吹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利用台湾来制衡中国大陆，但由于台湾问题过于敏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太过深远，而且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暂时未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
自2008年以来，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两岸执政当局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不仅实现了两岸“三通”，签订了包括“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内的20余份协议，而且在最为敏感的涉外事务议题上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速度和进程并不尽如中国大陆所期待，台湾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两岸关系的发展形势总体而言是好的，至少没有给中国大陆的周边安全增加麻烦。
第三，中美两国没有因台湾问题而发生大的碰撞。历史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引发中美两国激烈碰撞的问题。在中美首脑和部长级会晤中，中国方面必就台湾问题申明自己的原则和立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访美引发了台海危机，中美两国甚至一度走向军事对抗的边缘。正如薄瑞光所言，过去美国确实认为台湾是一个“议题”，甚至是一个“问题”，更是中美对话的“症结所在”。2009年以来，中美两国也因为台湾问题进行过较量。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批准了价值高达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弹。中方不仅暂停了与美方的军事交流，而且首次祭出制裁美国售武公司的措施，使中美关系在2011年一整年都处于低潮之中。但是，由于台湾不谋求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遏制中国大陆的角色，美国也没有公开利用台湾制衡中国大陆，所以，中美关系并没有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激烈碰撞。
第四，台湾作为美国的亚太战略防护链的作用依旧。台湾一直在美国的岛链战略中扮演着关键枢纽的角色。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美台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奥巴马上台以来，已经批准了金额高达120多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而且，属于“软体”的美台军事交流更加频密，推动双方向准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美台军事关系的发展自然有其历史原因和惯性因素，也是马英九当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一直担心两岸的军事联系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反对两岸进行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并阻碍两岸之间的政治谈判。据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副执行长、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透露，两岸之所以难以进行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政治性议题的谈判，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台湾施压。
总体而言，台湾不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制衡中国大陆的首要棋子，其角色甚至出现“暗化”。虽然美国和台湾都希望台湾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双方并不想让台湾问题成为地区安全和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而是希望这颗“水雷”尽可能深地沉入水底。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暂时“可控”。这种“暗化”的角色有助于中美两国建立和增进互信，集中精力聚焦于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7603
德媒：中国军改大胆弃苏联 挑战美国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中国突发大动作，进行军事改革引发全球媒体关注。中国军改或为更好地保护本国的领海领空安全，或为更有效的应对世界格局变化，总之，是要摒弃一些旧的、陈腐的模式，展露更精锐的一面。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1月29日发表题为《习近平的军改战略意在何为?》的报道称，习近平公开了中国军队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龙纳诚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是习近平“中国梦”的关键组成部分。
龙纳诚称，这位国家主席非常明白，要想让军队实现现代化转型，仅仅依靠提升军费、购买新式武器是不够的。“解放军需要根本性的改革”。他指出，早已在经济领域被中国摒弃的苏联模式仍存在于中国军界，这种模式现在也必须被摒弃。他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如今希望在关键领域将解放军的组织结构“美国化”的原因。他还称，比如北京不仅应该关注网络战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同时还要注意如何通过集中军队的指挥权，避免中国军队被“巴尔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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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从言到行 打造一支“来之能战、战无不胜”的部队
美国兰德公司专家恩斯特龙(Geoffrey Enstrom)和蔡斯(Michael Chance)解释称：“对中共来说，解放军能高效、专业地承担起在中国附近地区的任务，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在全球范围内的任务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报道称，中国军队还将把目前的军区重新划分为数个战区。恩斯特龙和蔡斯都认为，这种战区的定义可视为一种从国土防御到更加对外的战略转换。这种多样的对外战略部署是基于多种潜在威胁的考虑产生的。此外，中国还公布了将裁军30万的消息。恩斯特龙和蔡斯表示，裁军很可能有助解放军更好地集中资源，购买高精尖的军事装备，提高人员素质。
但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调整呢?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高敬文指出：“目的是简化解放军的组织结构，让它变得更加机动，更加以任务为重。这包括未来在有可能爆发战争的中国境外采取行动。”这位专家表示，中国军队仍无法在它自认为需要的高水准上开展联合行动。
而这有可能让其无法有效地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包括反恐。解放军另一个潜在“短板”就是它已超过30年没参与过战争，“所以它的适应能力究竟有多强仍待检验”。报道认为，计划中的改革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改革会耗时长久，甚至需要几年时间。
而日本媒体则认为，习近平有魄力破除军改圣域。改革后，中国中央军委将有更大的权力领导解放军全军。这是习近平提出的打造“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军队改革目标下的具体化措施之一。
报道称，综合运用陆海空军是以美军为模板，重新划定此前采用的以陆军为主的指挥系统。改革措施中还提到，中国将建设“太空部队”，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国的人造卫星。
解放军相关人士表示，中国各大军区及各军种拥有很大的权力，习近平对这种在既得利益基础上滋生、蔓延腐败的现象抱有危机感。并且中国南海同美国对立，在东海与日本争执，中国周边的紧张氛围一日都不曾消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领导层认为，必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9
旧文章ID：7602
非洲学者：中非合作是典范而非掠夺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前夕，南非金山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谢尔顿解析了他眼中的中非合作。在他看来，与中国合作是国际合作中一个极大成功的故事，中非传统友谊愈久弥坚，中非合作更是放眼长远，几乎惠及非洲的每个角落，每一个人。
综合媒体11月29日报道，谢尔顿(Sheldon)教授认为，中非合作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最主要的成功故事，是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的互利合作的典范。中非合作也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是具有建设性的新模式，推动了非洲发展议程的前进，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进程、发展经济并减少贫困，为非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中非合作论坛给了非洲以北南合作及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合作之外的选择，在国际舞台中为发展中国家发出更大的声音，对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他表示，中国是非洲发展最关键的伙伴，中非合作论坛提供了一个全面对话的机会，为非洲的长期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未来共同繁荣描绘出了蓝图。中非合作论坛是建立在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中非交往友好而有建设性。中非具有传统友谊，中国帮助非洲很多国家争取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现在又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解放和发展。
![""]("http://pic6.dwnews.net/20151130/ae90e99a49a39ded668060e8fa1c5581_w.jpg")
中非合作是成功的典范
谢尔顿从中国帮助非洲修建基础设施、企业在非洲投资开厂、中国为非洲提供的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及从非洲购买商品促其经济发展等方面，向记者全面阐述了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以及为非洲提供的极大帮助。他认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年来，中国极大提升了非洲的发展水平，为非洲建设了大量的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有助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非洲今后的减贫和发展就是纸上谈兵。
谢尔顿指出，中非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强，需求增加且互相需要，市场前景看好。中国公司在非洲大陆很活跃，在整个大陆都能看到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身影。目前，在非洲积极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2000家，他们帮助非洲生产出市场上亟缺的商品，训练工人并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当地税收，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中国在采矿、基础建设和电信方面的投资，对非洲的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推进。目前中非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多亿美元，有非洲学者认为，良好的贸易和双边关系都将让中非双方极大受益。
谢尔顿特别驳斥了“中国从非洲掠夺资源”的西方论调。他表示，非洲增加对中国的原材料出口并从中获益，价格提高获得了机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非洲的经济增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来自中国的商品需求，中国推动了对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对于非洲资源出口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
谢尔顿指出，有关“中国制造业冲击非洲本土制造业”的说法也缺乏理论和证据支持。他认为，出口到非洲的中国商品让普通民众受益，摆脱了过去从其他国家高价进口商品的境地。有西方舆论鼓吹说，中国的制造业影响了非洲制造业自身的发展。这种说法其实是夸大其词，很少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影响到了非洲本土的制造业。非洲工业发展的挑战来自于全球，而非单单中国一个国家。
谢尔顿还指出，除了贸易和投资，中国还为非洲的发展提供其他领域的帮助，如中国帮助非洲增强粮食安全和能源保障能力，发展通信网络，改善医疗设施，积极参与非洲的维和行动等。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中国推动了双方民众之间的友好交往，维护了非洲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今后中非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升级，谢尔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积极的中非关系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快速增长。中非双方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各领域的合作关系，寻求有特色的、高质量的让双方共赢的合作方式，建立更加强大、更加有效、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伙伴关系。他建议，中国今后的对非合作政策多与非洲的发展伙伴们同步，尤其是与非盟2063年发展计划步调一致。同时，他也建议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努力向中国推出有远见的政策，营造政治稳定、商业友好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
(牧笛 编辑)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9
旧文章ID：7601
兰普顿、贾庆国教授在第12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闭幕式的演讲
作者： 来源：北大国关-国关前沿通讯
本文根据2015年11月15日兰普顿、贾庆国教授在第12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ASN)闭幕式上的演讲视频稿整理而成，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主办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整理人：秦肯
包容、交流与相互合作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兰普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Uploads/kindeditor/image/20151130/20151130015039_0782.jpg")
【编者按】2015年11月14-15日，第12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功举办，此次年会由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美国研究网络年会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性美国研究学会。本次年会有来自中国和英美等国的8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在闭幕式上，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发表了题为《包容、交流与相互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的主旨演讲。兰普顿教授在演讲中分析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发表了对双边关系中一些重要议题的看法，并对如何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中美相互包容，各自处理好国内问题，扩大人文交流是构建未来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的必由之路。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之前，兰普顿教授还主持了“中美地区合作”小组的讨论，并对参会者提交的论文进行了精彩点评。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在周末出席今天的活动，感谢各位参会者提供的内容丰富的论文，今天我的夫人和我一起出席，并且很荣幸能参观北京大学这一拥有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和教授的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
我还要感谢张之香大使对中美关系作出的重大贡献，她组织了很多学术交流项目，促进了中美的人文交流。贾庆国院长是我的老朋友，作为院长，他领导着这所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中美关系都至关重要的学术重镇——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今天我坐车经过未名湖，想起北大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兰道夫·赛勒，他曾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的一位院长，从他的事迹中可知人文交流的伟大。当我们国际关系领域学习均势、统治、领导权等概念时，我们不能忘记其实两国关系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泛的人文交流能够促进世界向更好的未来发展，这就是赛勒曾经，和现在很多人所正致力于的事业。
现在我们开始谈谈两国的政治关系，主要涉及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中美关系的现状;第二，对于中美关系中的一些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第三，我们应该如何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我们都各自关心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是这并不代表两者之间是冲突的矛盾的。
一、中美关系的现状
今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相信在座的很多人肯定想就此话题进行提问，此外，最近习主席还访问了越南、新加坡并取得了很多成果。虽然我不知道中日关系将来会如何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努力改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从我个人来看，这种努力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非常有利。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坦诚相见，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访美之行成功的重要原因。我认为，目前中美关系向更好的未来发展的轨道没有改变，但是不可讳言，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并非我个人的偏好，而是我基于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
我认为，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积极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关系，但在这些关系之下存在一种不健康的军事战略关系，并且我担心这种消极的军事关系最终也会外溢到目前比较积极的经济文化领域。所以，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管理这种关系。说一些题外话，在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方面也达成了许多一致，毕竟中国现在有着巨大的煤炭消耗量。当然有关具体问题我们还会在年底的巴黎气候会议上继续讨论。
最近，我们也看到中美海军力量在中国南海海域出现较为紧张的关系，但我认为中美两国在管理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贸易方面，中美在一些技术性问题方面达成了共识，例如中国已经同意了相关的基本原则，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在网络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美之间也达成了积极正面的谅解。目前美国有80，000美国人在中国公司或者中国投资的公司工作。中国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快要超越美国在华的直接对外投资，而且中国的投资仍在加速，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双方都会有动力改善中美关系。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反海盗问题以及控制非洲埃博拉疫情方面也有着积极的合作。
总之，我认为我们在关注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其中积极的因素。
但这里我也有不少担心的问题，例如正在出现的朝向威慑语汇而不是伙伴关系语汇的漂移，这种威慑语汇主要是使用威胁性语言来阻止对方做自己所恐惧的事情。这些现象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譬如，美国总是会考虑，我们如何反制中国的领土要求，如何阻止中国发展太空武器等等。我一直都十分关心两国所使用的表述词语，因为这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担心中国的威胁美日之间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美国试图让日本在安全问题上扮演更大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也会因此与莫斯科走得更近。总而言之，中美两国言辞表述上存在的问题驱使两国都在不断寻找新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在采取上述的一些行为。现在，在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中美日益增多的教育交流的意义，我个人认为，这对两国关系的作用十分积极。目前有278，000中国学生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我并不知道初高中以及小学教育的情况。不过，当在中美之间出现安全上的问题时，有的人就会怀疑，这种与日俱增的教育交流是否是一件好事。
二、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下面讨论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中国、巴西、韩国等国家的高速发展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意味着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拥有全球35%的GDP，也就是说占世界4%的人口带来了全球35%的产出。但是现在美国GDP只占全球的18%，当然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但这种在比例上的减半，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以及总体实力的下降呢?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美国在当今全球的地位依旧十分重要，但美国的确需要减少独断专行，而更多进行合作。
第二，在美国相对实力衰落的今天—-这里我当然不是在说美国经济变得更差，只是说美国全面主导能力下降—-各种全球性问题开始出现，美国的优先次序究竟是什么?当然，保持全球经济的稳定是美国的重要挑战，但这里也有其他的挑战，例如美国欧洲盟友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停滞以及移民问题，俄罗斯、中亚中东等地区的安全问题等等。前几天法国所遭遇的恐怖袭击正是这种挑战的表现。总而言之，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安全挑战，问题在于中国在这些挑战中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布什政府认为中国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对敌人。也许今天就像当时一样，中美都有很多安全问题，中美都不是对方最大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中国仍然在美国的问题清单里。
美国现在的绝对实力仍然强大，但是相对地位已经下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全球事务呢?我认为目前美国需要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我们在很多议题上需要更多地与中国合作。
三、如何应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今天我想讲的最后一个方面是：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如何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中国的实力正在上升，美国的实力相对而言正在下降。在这情况下，美国需要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供更多空间，比如推动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在联合国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在亚洲共同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目前在这些方面，美国做的并不好。但同时，中国仍需要更多耐心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2.在我看来，现在中美两国在对外战略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失误。虽然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但在国内发展上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发展中国家’。过高的国防开支，美国国内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太少。同时中国在整体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面对同样复杂的问题时，中美两国不应该对外部世界给予过多的承诺，而是要转而处理国内的问题，这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3.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个政府间的关系，而更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众多的企业、数以十万计的学生、非政府组织间的联系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强化中美人文交流，扩大两个社会之间的交往，扩大两国企业互相的投资，以及学生交流的人数等等。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我们国家之间关系可能会有些问题，但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社会友好相处。我希望在问答环节能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我也期待听到贾庆国院长的演讲。再次感谢你们的聆听!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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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第12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闭幕式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贾庆国教授发表了题为《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主旨演讲。贾庆国教授在演讲指出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对中美关系构成挑战。但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身份和利益的转变，中美两国合作的利益基础将会更加牢固，合作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合作的前景将会更乐观。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双重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希望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崛起中的中国?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特点?崛起中的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面临哪些挑战?双方如何有效应对上述挑战?
一、 什么是崛起中的中国?
顾名思义，崛起中的中国既不是崛起前的中国，也不是崛起后的中国。崛起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虚弱、受人欺辱和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力的中国。崛起后的中国应是一个富裕、先进、强大、受人尊敬和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中国。所以，崛起中的中国两者都不是但又两者兼有之的中国。
二、 崛起中的中国有什么特点?
崛起中的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多方面具有双重身份和利益，这些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常常是自相矛盾，甚至是自我冲突的。
从身份的角度讲，崛起中的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既是穷国，也是富国;既是弱国，也是强国;既是普通国家，也是超级大国。
身份决定利益。从利益的角度看，崛起中的中国既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强调发展权)，也有作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如在气候问题上积极节能减排);既有作为穷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主张大幅增加援助金额)，也有作为富国的利益(如在国际援助问题上强调量力而行);既有作为弱国的利益(如在主权问题上排斥国际干涉)，也有作为强国的利益(如在主权问题上需要支持国际干涉);既有作为普通国家的利益(如单边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也有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如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国家利益)。
崛起中的中国也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出现根本变革过程中的中国，其演变总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演变，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变，从穷国向富国演变，从弱国向强国演变，和从普通国家向超级大国演变。它的利益演变的方向也是如此。
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对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是它增加了中国判断和权衡自己国家利益的难度，如在气候问题上，中国到底应该坚决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还是作为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利益?在主权问题上，中国到底是应该维护作为一个弱国反对国际干涉的利益，还是应该维护一个作为强国在海外的利益和道义追求?在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到底是应该维护作为一个普通大国在周边海域控制尽可能多的岛屿和海洋面积的利益，还是应该维护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自己在公海航行自由和开发公海海底资源方面的权利?这些利益相互矛盾，但都很重要，很难取舍。
二是它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国家利益是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由于崛起中的中国利益在多方面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中国的对外政策自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无论在气候问题和不干涉内政问题上，还是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都是这样。
三是增加了其他国家判断中国对外政策的难度，由于中国自己都很难确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其他国家自然很难判断中国到底要做什么。
四是它容易导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恶性互动。由于其他国家无法判断中国要做什么，中国又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崛起大国，它们自然要对中国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保持与中国接触，希望与中国发展合作互利的关系，另一方面，加紧防范，以备不时之需。当这些国家采取防范措施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出现相互猜疑，关系恶性循环的局面。
这也适用于近些年来的中美关系。在无法确定中国意图时，美国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如“重返亚洲”和“再平衡”。美国这些防范措施引起中国的警觉，后者因此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两国国内都有一些人认定中美必然要冲突，对于他们来说，上述情况说明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于是他们纷纷发表对抗言论，相互印证两国必然冲突的看法。在此背景下， 中美互动越来越多地呈现负面特征。
所幸的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所以举行了三次特殊峰会，目的是管控分歧和推动合作。在双方努力下，这三次峰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短期内，由于上述原因，中美关系还会不断出现负面互动的局面，比如说，三次特殊峰会后，中美关系都出现了负面互动的情况。
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身份和利益的转变，中美两国合作的利益基础将会更加牢固，合作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合作的前景将会更乐观。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期待在讨论和问答环节和大家进行交流。
问答环节
问题1：(问兰普顿教授)：基于对贾院长的中国国家和利益视角两面性的分析，你是否认为中国是一个在国内维持现状但对外推行修正主义的国家?如果你这么认为，你会如何建议美国总统来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问题2：(问贾庆国教授)：沈大伟在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个会议时评论道，中国有一个认同危机那就是中国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在我们听完你的话以后，我的印象是你认为中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国家。你对我的这些理解怎么看?
问题3：(问兰普顿教授和贾庆国教授)：兰普顿先生你在演讲中说道中美两国应该把更多精力集中于国内，因此我的问题是中美能否在世界上变得一样强大?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一样，地球很可能无法持续下去。我对他的讲话的理解是，如果两国一样强大，两国肯定会有一个结构性矛盾。贾院长刚刚也提到这一点：当中国变得富有但不强大时，我们会有新的对中美关系的认同。如果中美在能源消耗方面一致时，全球能源供应不可能可持续，对此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贾庆国：中国对自己的认同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人所知道的自己，如历史、地理和文化。但在另一个层面，中国在认同方面有困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的自我认知。中国是穷国还是富国?我也不能断定。我自己也有个疑问，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吗?不同的人有不同观点。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但更有人说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利益需要保护。我想这个争论会长期存在。
兰普顿：我并不认为可以用“对立”来描述中美之间的关系。百分之六十的中国都处于改革转型状态，我们是否真的能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对国内安于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 at home)?在中国，人们拥有更强的行动力和更高的执行力，他们仍旧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他们的努力下并不会发生改变吗?你可能是想知道中国能多快拥有维持稳定的能力，它并非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对国内也不是;你想要维持国际经济的发展，你想要在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你想要在现存的机制当中(比如IMF等)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你希望它们能重新分配权利，因此我不认为“维持现状的国家”并不是对中国一个恰当的描述。但是坦白说，美国也拥有同样的矛盾，我们既满足于当下，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如我们不喜欢政府官方说法，我们希望在合法范围内重新设计和塑造一个与其争辩的机制。我们也并非绝对的安于现状，美国正在修改的医保法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所以我不认为“安于现状”适用于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我也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现有的国际体制就很好，因为它本身运行得就还不错，我们也在想尽办法使它能容纳时代的变迁。因此我想告诉大家，中美两国在这种矛盾中都有认知困难。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说的是狭义的消费的话，我认为不。公众认为不能接受很大的碳消耗然后中国就可以以与美国平等的人均消耗量来计算。但无论如何，如果以拉美那种不长久、不平衡的方式来发展，对中国人来说会是一种牺牲，任何人都不能接受。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更专业和更科学的生产方式，更有效的消费，寻找一个不会对地球造成伤害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美之间需要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也是我非常烦恼的地方——我们在太空领域为何一直没有任何合作。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进行科技合作的方式。
贾庆国：我同意兰普顿教授的观点，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在能源消费、污染治理等问题上进行更有效率的合作，所以这不是零和博弈。当然，在过去几年，情况是如此。刚才提到的恐怖主义在提醒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中国过去支持世界革命，但是现在，中国在现存秩序中获得了如此多的利益。
美国对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兴趣很大，中国也在逐渐增大对维持现有秩序的兴趣，但是维持它的成本很高。美国会说，你们(中国)既然希望在现有国际秩序中获益，那你们必须为此付出，所以美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其他国家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希望其他国家与之保持合作，你们可能仍记得美苏之间维持战略稳定所做的努力。随着中国对维持世界秩序的兴趣增加，如今的中国也需要做这一点，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给其他贫穷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合适的机会。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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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领袖”的
作者：王立新 来源：澎湃新闻网
一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二战后，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拥有绝对优势，主导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成为世界领袖，开始积极干预外部世界。
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领袖的?看似顺遂的选择背后，其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新著《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王教授说，美国崛起之后，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要不要干预外部事务，要不要做世界领袖，这个问题在美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争论，很多人是不愿意美国去充当世界领袖的，因为领导地位意味着巨大的责任，甚至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二战后，美国按照自身利益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一方面塑造了美国制度生存和繁荣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大国责任。
在成为世界领袖之前，美国社会经过了怎样的思考?美国是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近期，澎湃新闻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王教授。
澎湃新闻：美国强大之后，为什么想要重构世界秩序?
王立新：美国在建国初期时就对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认为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奉行君主制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盛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不讲道义，外交是阴谋的艺术，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可以不择手段。在这一秩序下，和平依靠结盟和构建大国之间的均势来维护。美国作为新生的共和国，对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认同，因为这一秩序会损害小国利益，也无助于共和制的维护和自由思想的传播。
实际上，建国之初，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就批评欧洲国际秩序的非道德性，但当时美国能量不够大，无力改变这一秩序。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具有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对欧洲旧秩序进行修正的实力，而一战爆发也表明欧洲旧秩序是无法维护世界和平的，因此为美国建立新秩序提供了机会。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决心抓住这一机会。
在威尔逊看来，一战前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既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不符合美国理想是因为旧秩序维护的是君主制度和帝国体系，而美国的理想是传播自治原则和民主，“让民主在世界上享有安全”。一战是德国挑起的，而德国实行的是独裁专制，在威尔逊眼中，独裁制度是侵略和战争的根源。一战前欧洲盛行的秘密外交与美国的价值观也是冲突的，因为秘密外交在美国是行不通的，总统缔结的任何条约必须经过国会的讨论和批准，而国会的讨论是公开的。
欧洲旧秩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因为这一秩序支持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帝国，而帝国内部实行封闭的经济体系，排斥其他国家，这显然不利于工业实力强大的美国获得原料和市场。在威尔逊看来，一战前维护欧洲和平的机制——均势是没有办法维护和平的，因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即均势是暂时的，不平衡才是常态，而欧洲将来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还会被拖进去，因此均势原则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必须被抛弃，代之以集体安全。
一战结束时，不仅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当时的英法等欧洲大国也需要美国，试图利用美国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希望美国的力量进入欧洲，美国介入欧洲的国际政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美国国际主义者希望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重建国际秩序。
澎湃新闻：您新著的核心内容是研究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您怎么思考这二者的关系?
王立新：国家身份意识的核心是国民对本国的国家特性、国际地位的认知，可以说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自我，主要涉及三个问题：我们是谁?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通过著作、演讲等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言说，并被国民所接受，形成一种共识。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思考，进而影响对外政策。
通俗地讲，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只有知道你是谁，自身有什么特点，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何种地位，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精英对国家身份的理解会深刻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我们知道，美国自我认知中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美国例外”。在美国人的理解中，相较于欧洲，美国是个例外的国家，它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是第一个共和国，是“共和的灯塔”和“自由的火炬”。这样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观念深刻地塑造美国人的国际观念和对外政策。
书中讨论的这一时期(1913-1945)涉及一场辩论：美国要不要做世界领袖，要不要干预外部事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思考了很长时间。反对者认为，充当世界领袖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金钱、物质、人员伤亡等。不仅如此，美国干预国外事务，参与海外战争，还会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因为如果深入干预外部世界，肯定需要强大的联邦政府，而强大的政府会导致总统权力的膨胀，进而损害公民自由和权利。反对者还认为，外部世界是混乱的、肮脏的、腐败的，美国一旦卷入外部世界的事务，就会沾染这些肮脏和腐败，陷入外国的阴谋之中，共和美德就会失去，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会受到腐蚀。这些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冷战时期，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总统权力膨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一系列活动都极大地损害了公民的权利，“水门事件”所揭露出的总统权力的滥用是触目惊心的，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反对美国卷入国际政治的孤立主义者的担心。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冷战后的伊拉克战争都让美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独善其身即可，应该满足于做火炬和灯塔，充当道义上的领袖，通过自身的典范作用影响其他国家;而自由国际主义者，如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认为，美国不应该满足于“共和灯塔”和“道义领袖”这样的角色，应该兼济天下，做世界的政治领袖，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领导世界来促进民主以及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
正是由于二者对于美国身份和角色的不同认知，以及二者的政治角力，导致了一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在国家身份和世界角色方面的“困惑”。
澎湃新闻：孤立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阶层、地域、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怎样的差异，为何二者对美国身份的认知不同?
王立新：其实二者在地域、阶层、种族、信仰等方面并没有突出的差异，在美国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中都有孤立主义者，也有自由国际主义者。如果要区别的话，来自美国中西部政治家、知识精英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这或许跟他们的视野、世界观有关，也跟经济利益有关。中西部地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还有很多仇视英国的爱尔兰裔和德裔美国人，他们看不到美国和世界(比如欧洲)建立联系的必要性。而在美国东北部，这里与欧洲有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更能体会到美国参与世界事务所带来的好处，这里的政治家、知识精英相对更倾向于国际主义。
澎湃新闻：美国社会自由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这场争论延续多年，直到珍珠港事件才趋向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共识，这似乎有一点偶然性。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对外政策会有何走向?
王立新：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很难说美国社会对此问题会作何选择，因为争论还会继续。珍珠港事件促成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也并非是指所有人都赞同美国应该干预欧亚的战争以及领导世界，而是指大部分人，特别是共和党领袖，接受了自由国际主义者的主张：美国要充当世界领袖。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珍珠港事件前国际局势的变化已经使国际主义者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法国的陷落、不列颠之战的爆发以及德、日、意三国轴心的确立使美国人意识到国际局势的严峻性，当时美国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倾向于罗斯福的主张，但是这场争论仍在进行，如果没有珍珠港，肯定还会继续下去。
而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实际上无法像一战后那样拒绝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了，这不仅因为美国吸取一战的教训，在领导世界方面达成了共识，还因为它太强大了。
有评论说，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二战后的美国这么强大，其他国家是如此依赖这个国家。当时美国的实力是空前的，甚至可能是绝后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难以推卸大国责任，美国精英也看到如果推卸这个责任，对美国也是不利的。他们在反省二战爆发原因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在法西斯势力崛起过程中，无论是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还是德国修改凡尔赛体系的行动，美国都有能力进行干预，但是却没有干预。如果美国当时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即使不能阻止战争爆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轴心国的扩张势头。
澎湃新闻：二战结束后，美国构建国际秩序的原则是什么?
王立新：从威尔逊开始，美国用来构建国际秩序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国际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这里的自由主义是指古典自由主义用来组织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本信条，可以追溯到洛克、卢梭和康德的思想。在威尔逊等人看来，这些自由主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可以应用到国际社会中;一战前国际关系中的旧秩序应该被抛弃，代之以自由主义原则，包括自治、法治、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而国际主义是指美国应该抛弃19世纪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甚至领导世界。
具体说来，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国际安全领域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一战前的均势原则和各国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追求，强调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体现了这个原则;二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实行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尽可能地削减关税以及废除非关税的贸易壁垒，打破欧洲各帝国建立的封闭性贸易体系，这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应用;三是在国家内部实行自决、自治和民主，瓦解帝国体制。在自由国际主义者看来，民主国家能够与世界和平相处，相互之间可以建立和谐与合作的关系，而这既有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当然，在威尔逊等人看来，这一秩序的建立、运行和维护还依赖于美国的领导。
澎湃新闻：美国为什么把国际正义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一大原则?
王立新：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后，提出把促进人权和国际正义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
首先，美国在反思二战爆发根源的时候，认为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战争策源地都是极权主义和专制国家，一个在国内对其公民人权进行践踏的政府，也不会在对外关系中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它们往往会用武力方式追求国家利益，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是美国政治精英检讨二战爆发根源时得出的一个结论：只有在国内尊重人权的国家，才能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与邻国和平相处。因此，人权保障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
其次，二战结束前后逐渐被揭露出来的轴心国的暴行，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骇人听闻的，极大地触动了人类的良知。而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国际社会并没有干预。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没有干预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是德国的内政。战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等国的非政府组织深刻意识到人权问题不纯粹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对严重的人权暴行，国际社会应该也必须加以关注和干预，以防止类似暴行的重演。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强烈要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接受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并非出于西方国家政府的盘算，而是源于民间团体的压力和呼吁。
第三，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二战后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体，国家之间互相依赖，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权和自由不能保障，那么，美国国内的自由也是不安全的。出于保障美国国内制度的安全，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其他地方的人权和自由。
简言之，自由主义政治理想与美国国家自我利益的一致提供了人权问题国际化的契机，使原来纯粹属于国内管辖的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议题。
一战前国际关系中的首要议题是战争与和平，其次是贸易和关税，二战后人权问题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障人权，人权保障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正如主持起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所言，“关注保护和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是联合国的核心目标。……这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前提：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依赖于对所有人权利和自由的相互尊重。”
澎湃新闻：“出于保障美国国内制度的安全，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其他地方的人权和自由。”美国政治精英的这种逻辑是如何建立的?
王立新：第一是国家安全的逻辑。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如果其他国家人权没有保障，就会发生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果国际社会不去干预，那么迟早这些践踏人权的国家会把其意志强加到别的民族，甚至发动战争。而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也无法幸免。
第二，这跟新政有关。罗斯福在新政后期提出“公民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人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享受闲暇和社会福利的权利，有加入工会的权利等等。如果这种权利在其他国家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就会压低工人工资，降低环境标准，甚至出现强迫劳动，这样就会产出大量廉价工业品，如果这些廉价工业品倾销到美国，美国就不得不要降低自己的人权标准和劳动标准，使美国的人权和经济都受到伤害。
也许，他们还有第三种考虑，那就是如果其他国家不尊重这套规则，也就证明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不具有普遍性，是没有吸引力的。
澎湃新闻：那么，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运行效果如何?
王立新：罗斯福、赫尔，以及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他们是比较乐观的，认为通过与苏联等其他大国的合作，吸取一战、二战爆发的教训，可以实现世界和平，至少可以保障相当长时间的和平。
但是大家知道，战后不到两年，美苏就爆发冷战，虽然美苏两大国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但是两国纷纷扶持代理人，发生了多场局部战争。而且美苏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对抗。所以，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与罗斯福和赫尔等人的设想相差甚远，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美苏之间之所以没有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主要也不是因为联合国发挥了作用，而是因为两极均势和核威慑，或称核恐怖平衡。联合国之所以没有发挥美国原来设想的作用是因为大国，主要是美苏无法达成一致。大国不能达成一致，联合国安理会自然也就无法通过决议，联合国也就无法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不仅如此，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联合国的作用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显现出来。这和战后很快爆发冷战有关，因为冷战爆发之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竞争成为美苏政治家关注的头号问题，人权保障被置于次要甚至被忽视的位置。同时美国和苏联国内都有人权问题，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使美国的人权原则在世界舆论面前显得虚伪。而且美国为了遏制苏联，扶植了很多右翼独裁的反共政权，这些政权在国内镇压异见人士，践踏人权，美国政府为了安全利益有意回避这些国家的人权问题。因此二战后国际社会并没有落实《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保障原则，也没有建立保障人权的国际机制。
直到1975年，在美苏缓和的背景下，在讨论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上，人权保障问题才重新被提起。会议达成的《赫尔辛基协定》确立了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人权保障的原则，建立了保障人权的机制。同时卡特总统在1977年提出了人权外交，在美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外援助中贯彻人权标准。所以，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人权保障的原则才在国际关系真正得以落实，并持续到现在。
就国际经济秩序而言，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没有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罗斯福和赫尔等人设想的战后统一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并未出现。自由贸易原则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行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促进了西方阵营经济的发展。从1945年到1970年代前期，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部分解体。但自由贸易原则仍然通行于西方世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发挥作用，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也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变为一体，世贸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
应该说，战后美国建立的以自由贸易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效地促进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欧洲和美国，也包括东亚，比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中国的经济奇迹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很大关系。最近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成果清单就包括承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在过去35年中助推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使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
澎湃新闻：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扩大美国影响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立新：美国是一个强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强大、多元的公民社会在传播美国价值观、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扩大美国影响力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
最早在世界上展现美国形象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非政府组织、私人团体和民间机构。从19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的宗教团体、慈善团体、知识团体和劳工团体就开始走向海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扩大美国的影响。好莱坞电影在这方面更是发挥了非重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开展文化外交、塑造美国的形象是很晚的事情，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其规模和影响实际上都无法与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相比。换言之，在树立美国形象、打造文化软实力方面，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远远超过联邦政府的作用。
有的非政府组织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要传播美国文化影响力，包括向欠发达国家输出民主，培育公民社会;有的非政府组织则没有这么明确的要扩大美国影响的目的，比如宗教团体，它的目标是传播“福音”，发展信徒，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大学和基金会往往也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议程，并没有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旨趣。但是这些团体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美国价值观、扩大美国影响力、打造良好美国形象的作用，因此在总的目标上与美国长远的国家目标是一致的。
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还会持续下去，这一经验很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9
旧文章ID：7598
美国“平权法案”的存废之争
作者：孙静 来源：学习时报
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移民国家，种族问题一向非常敏感，争取种族平等的社会运动伴随美国历史的发展而经久不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黑人为争取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反对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斗争风起云涌。彼时“超级大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越战泥潭拖住美国大兵的脚步，国内反战情绪迅速蔓延，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被誉为民权运动里程碑的“平权法案”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1961年，肯尼迪总统签署了第10925号行政命令，规定联邦政府须雇佣并平等对待少数族裔工作人员，这是“平权法案”第一次正式见诸政府文件。肯尼迪政府在两年后出台的第11114号行政命令中延续这一理念，把“平权法案”作为一项政策固定下来。其后历经几届联邦政府的推进，“平权法案”演变为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目的在于避免因族裔、性别、肤色、宗教、性取向等因素而对少数群体产生歧视。该项法案明文规定给少数群体保留相应的配额，以增加他们在高等教育、住房、经济合同、工作竞聘及社会其他福利领域的机会。
“平权法案”实施以来，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状况明显得到改善。然而仅仅以族裔、肤色、性别等群体差别作为得到优惠措施的标准逐渐受到质疑：只要是少数族裔或女性，在很多社会领域的竞争中都可以享受若干照顾;与此相反，白人和亚裔则成为“平权法案”的受害者，即使他们拥有明显高于少数族裔的能力和成绩，在竞争中也无法胜出。“逆向歧视”逐渐成为平权运动绕不开的绊脚石，“平权法案”也成为当代美国最有争议的法案。
支持者认为，“平权法案”致力于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利益保护，真正将公平、公正的价值观付诸实践。因为历史原因，美国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受到压迫和歧视，通过“平权法案”的政策倾斜使过去被阻拦在机会大门之外的人能够充分获取机会，这可视为对少数族裔的一种额外补偿，借以抵消历史的欠债。恰如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的演讲中所言，“你不能把一个才从很多年的手铐脚镣束缚中解救出来的人，立刻将他带到与别人并肩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可以和别人自由竞争’，并且相信这样做是绝对公平的”。
反对者则认为，“平权法案”违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宪法原则，它把以族裔、肤色、性别等为基准赋予的权利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在竞争中对一个人的评判应着眼于其能力大小，而非族裔或肤色等其他因素。“平权法案”篡改了竞赛场上的规则平等，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竞争，甚至亵渎了以个人努力奋斗为基础的美国精神。而且一些少数族裔也不情愿被看作是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他们认为这很容易产生低人一等的羞辱感。
关于“平权法案”的争议也不断上诉到最高法院。1972年底，白人学生贝基以优异成绩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却名落孙山，此后他发现在医学院100个录取名额中，有16个特别名额专门留给了黑人等少数族裔学生，而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的成绩远不如自己。他在给戴维斯分校的抱怨信中这样写道：“为了满足未来医疗健康事业的要求，医学界需要最有能力和最有献身精神的人才。我意识到，设置少数族裔录取定额是为了补偿以往种族歧视的恶果，但是，这种照顾少数民族的措施实际上又开创了新的种族偏见。这不是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于是，贝基将加州大学告上法庭，此案一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成为反“平权法案”的标志性案件。
彼时联邦最高法院面临两难选择，若判加州大学胜诉，则意味着违背美国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若判贝基胜诉，则意味着间接宣判“平权法案”违宪，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里程碑”将在风雨中飘摇。1978年6月，大法官鲍威尔使用了双重判决：校方有权制定灵活的入学政策;但在招生过程中使用配额，则违背了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暧昧的双重判决暂时平息了“平权法案”招生政策引起的纷争，但随后诸如密歇根大学诉讼案、德州大学诉讼案等类似诉讼重新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关于“平权法案”存废的争论依然继续。
曾经闪耀公平之光的“平权法案”不断遭遇质疑，以至于有些州重新审视其存在的必要性。加州于1996年11月通过了209法案，宣布取消配额制，禁止州立大学在招生中考虑族裔、肤色、性别等因素，由此成为废除“平权法案”的排头兵。随后这种做法也逐渐蔓延至其他州，迄今为止，已经有八个州明确禁止在州立大学录取中施行“平权法案”。
美国社会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种族构成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白人在过去几百年间一直占据社会优势，但随着白人比例逐渐下降，这种优势还会持续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4年的报告，全美的白人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在夏威夷、加州、德州、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特区，少数族裔已经占据了多数，预测到2044年，美国超过一半的人口将来自少数族裔。而皮尤研究中心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其认为到2050年白人的比例会下降到47%。问题是当白人也成为少数族裔时，他们可以享受“平权法案”的优待吗?
悄然而至的变化远远不止白人比例下降这么简单，除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不同少数族裔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在逐渐增多。人口比例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种族问题愈发敏感，一不小心它就会成为政治上的“雷区”。
时至今日，美国“平权法案”的存废之争仍旧吵得不可开交，在种族问题上平等与公平这两大基本价值还在相互博弈。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社会将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挑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正义的衡平点难之又难，仅仅依靠“平权法案”恐怕已经无法应付这些新现象。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7
旧文章ID：7597
丁咚：军队改革新方案的关键语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外界瞩目已久的军队改革方案终于初露峥嵘，尽管细节尚未全部公开，但在24日至26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还是勾勒了其轮廓和重点。习近平主导的这次改革将是中共建政后规模最大和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次，虽然还不能称之为历史性的。
军队改革提出新方案的重要背景是，在十八大后，经过三年执政和反腐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一代领导层有效巩固了党政军最高权力，整肃了军队腐败和混乱现象，为进一步通过军队改革实现其政治目标创造了必要条件。
通观习近平讲话，新一轮军队改革分为战略层面的改革和策略层面的改革，体制改良、政策更张、技术革新和管理“革命”是主要内容，而其核心原则是“强化”并“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核心目标是“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它们组成了改革新方案的完整体系。
体制改良是战略层面的改革。因应新的国家安全学说将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根本的观点，将强化和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和监管权作为直接目的。而集权和分权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关于“集权”，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军队改革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与此同时，按照分权原则，构建“领导管理”、“作战指挥”两大并行体系，将军政、军令分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新方案这方面的改革内容有军委总部机构和体制改革、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完善军兵种体系、改变以往的军区架构重新划分“战区”。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的讲话提出要“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而仿效美军，组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并完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重要途径。
体制改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加强保证军队领导权集中统一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强化党对军队的监管权，“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具体步骤就是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实行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全部实行派驻审计;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这些举措一方面是要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们实际上也是增强中央军委权威的关键内容。
策略层面的改革分为政策更张、技术革新和管理“革命”。
政策更张是实现中共改革意图的主要方式。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讲话强调要推进军官、士兵、文职人员等制度改革，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工资福利等制度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后勤政策制度，建立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体系。军队改革提出更张和完善政策体系，主要是源于政策是保证“稳军”、“强军”的基石，也是确保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中共无法实现对一支一盘散沙的军队的绝对领导。
技术革新是实现中共“强军”目标，建设能打仗军队的基础性条件。习近平讲话的关键语是“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国防科技发展是具有基础性、引领性的战略工程……积极谋取军事技术竞争优势，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管理“革命”被置于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地位。管理革命的核心是效能建设。习近平特别强调了“要加强部队管理，保持部队安全稳定和集中统一。”显示出高层对改革将影响军队内部稳定的潜在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从习近平讲话可以看出新一轮军队改革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将是空前的，但仍无法改变其“传统”和“现代”交织的特性。对强化和固化党的领导的突出，无疑是要坚守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军队改革所致力的“现代化”是不全面的。 (凯迪网专稿)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9
旧文章ID：7596
美国领导国际反恐面临挑战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巴黎恐袭导致巨大人员伤亡，宣称对其负责的IS(伊斯兰国)达到了其目的：成功引起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此之后，多处涌现恐怖主义袭击的新案例。全世界再次陷入深深的恐怖之中。
但一系列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并没有瓦解国际反恐力量的顽强斗志，反而激发各国政府反思现有的反恐政策，谋求实行新的联合，采取更有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势头。
然而，就像一些论者所提出的那样，美国在9.11后的反恐政策导致了世界恐怖主义越来越盛，人们担心，即令各国采取更多措施反恐，也无法消除恐怖主义，甚至有可能激发更普遍的恐怖主义。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诡辩术。那种认为美国的反恐努力导致更多恐怖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尽管如此，巴黎恐袭和其他在各地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包括刚刚发生的一个极端意外——土耳其以俄罗斯军机侵犯其领空为由将其击落，都在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并非完美，导致恐怖主义的国际矛盾仍然存在，全球反恐正在面临多重挑战，彻底清除恐怖主义需要更有效的国际体系和合作。
9.11事件之前，国际反恐力量一盘散沙;9.11事件促使美国成为国际反恐的急先锋，并当仁不让地作为一个领导者带动了全球反恐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反恐措施的全面展开。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整合国内反恐体制和推进反恐国际联合，这两者构成了美国的整体反恐战略。
这一战略实施的结果是，美国国内安全在14年多时间里除了零星规模不大的事件外，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但在国际上却看上去不怎么成功，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重心经历了多次变化，尽管在一定时间里震慑了国际恐怖主义，但恐怖主义不但不能完全消除，以巴黎恐袭为显著标志，似乎反而愈益猖狂。
IS的崛起，不断发生的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军机。这一切事态都在说明，恐怖主义不是虚拟的讨论，而是严峻的现实。既然前面说到这不是美国反恐所导致的结果，那么恐怖主义在9.11峰巅之后再次创造巴黎屠杀的新高潮，其症结何在?同时，反恐路在何方?
不管是IS渐成气候并有能力发动像巴黎恐袭这样的灾难级恐怖主义活动，还是土耳其公开向俄罗斯的反恐努力说不，都在说明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失效”。而国际反恐联盟失效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削弱，其二是国际反恐体系和体制与国际间民众权利不平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化、恐怖主义复杂化和全球化的严重不适应这一根本矛盾在加强。这是巴黎恐袭再次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再掀高潮的根本挑战。
以此为基础，国际反恐还面临文明冲突、价值观冲突、地缘政治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国别特殊利益诉求等基本挑战。
以价值观冲突、地缘政治冲突和国别特殊利益诉求为例。西方在全球推广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但专制主义独裁政体绝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亚大陆、亚非和东亚边缘地带的传统的地缘利益和在这些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冲突日益严峻，而这些地区，往往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各种冲突常常都体现于国别特殊的利益诉求，比如此次土耳其攻击俄罗斯军机，就是典型的以国家利益压倒国际反恐努力的例子。土耳其和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也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国家，同时国内民族矛盾严重，它在该地区拥有广泛的国家利益，西方和俄罗斯的反恐努力可以说将直接对其构成损害。这也是它不惜冒犯强邻俄罗斯，击落其军机的根本原因。
在巴黎恐袭后，各国都加强了安全戒备和反恐措施。比如比利时将首都布鲁塞尔的反恐级别升至最高，英国将把反恐预算提高三成，俄罗斯加大强度进行空袭，日本计划制订“共谋罪”加强反恐，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声明谴责巴黎恐袭等。这些情况恰恰表明了反恐应当努力的方向，即国别各自反恐政策和全球反恐政策必须协调一致，内外兼修，形成合力，方能有效震慑、逐步清除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为全人类创造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
正如似乎远离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国公民亦在马里遭到残杀所显示的那样，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国际恐怖主义中置身事外，确保国民安全，必须寻求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而国际反恐必须克服堵在其面前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各国间为了共同的目标，彼此达成妥协，形成行之有效的国际反恐联盟体制和体系。但可以想见，只要一些挑战不能克服，那将意味着恐怖主义有可能死而复生，国际永久和平依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理想。
(本文是供香港橙新闻网站11月25日独家专稿)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6
旧文章ID：7595
中国人投资美国梦，巨额现金流注入当地楼市
作者：DIONNE SEARCEY, 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峡谷湖牧场(Canyon Lake Ranch)曾是基督徒日间野营活动的胜地，后来成了服务商界人士的度假村，提供滑水、烧烤与牛仔射击表演等娱乐项目。如今，这片108英亩(约合44万平方米)的土地经受着太阳炙烤，老鹰在上空盘旋，地上则有铜头蛇、三三两两的郊狼，以及不时出现的工程车。
不久之后，这座牧场就会变成针对中国大陆买家的封闭式住宅区，包含99座迷你豪宅。开发商名叫张龙，来自北京。他留了三个地块给自己建造房产，旁边就是一座旧的牛仔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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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13年间中国境外投资净额，其中中国在朝鲜的投资占该国所有外资的93%，在津巴布韦占其所有外资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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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出在美国的国际购房者的购房总额及均价。中国以总额接近300亿美元，均价达83.18万美元的数额，超越其他国家稳居第一。下图显示，2015年3月前的12个月中，中国人在美购房的地理位置及占当地购房者的比重，其中德州的购房者中，中国买家占4%。
这个奢华开发项目距离达拉斯35英里(约合56公里)，在城市的西北方向。在中国的资金成为世界各地房地产项目的主要力量之际，该项目走在了这一全球购买现象的最新前沿。尽管中国经济处于波动之中，但这股汹涌的资金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虽然货币贬值和股灾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外购买力，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却又使不少中国民众与企业急于在家乡之外的地方投资。
在伦敦，中国投资者买下富裕街区的高端公寓和金融区的摩天大楼。在加拿大，他们肯在温哥华掏上100万美元购买简朴的平房。在澳大利亚，一家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一口气买下了九栋办公楼，使之跻身该国历史上最大宗的房地产交易之列。
在美国，这股买房热始于东西两岸。中国买家抢购曼哈顿的豪华共管公寓和硅谷的大型豪宅，抬升了大城市的房价。眼下，这一趋势延伸到了美国中部——那里的房价较为温和，也有升值的空间。
科林斯这一住宅项目的特色是两套主人房，一套买家住，另一套则留给年老的父母。礼宾服务部会帮助来自海外的新住户订购互联网服务、支付电费账单。专属司机会载着房主出游，直到他们熟悉了德克萨斯公路的种种状况。
“张龙董事长看到了德克萨斯的经济优势，决定应为亚洲群体提供投资美国梦的机会，”这一开发项目的营销资料中写道。
这股房地产热属于中国资金涌入全球经济体、重塑金融市场的热潮的一部分。在住宅和商业地产领域，这股新的现金流正在颠覆传统的买卖模式。
今年，中国家庭首次成为在美国置业的最大海外群体。购入新房的大买家在帮助支撑中西部的地方经济。不过在旧金山和曼哈顿等人口稠密的地区，随着需求超过了供应及竞购战的打响，他们也在影响人们对住宅价格的承受力，并引发紧俏状况。
尽管中国人购买的住宅仅占美国整体销售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在较为高端的市场上发挥了与其数量不符的巨大影响，超过100万美元的房产中，有十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购买的。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调查数据，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的买家在美国购房平均花费83.18万美元，比美国人高出两倍多。
一些中国人购房单纯是为了投资，从美国诸多地区飙升的房租上牟利。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让中国政府无法染指他们的钱财。
许多买家购房时会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好的学区或靠近大学的地方置业。在上层人士中间，富人希望得到绿卡，于是同开发商一起利用联邦政府的一个项目来快速获取居留权。
埃里克·杜(Eric Du，音)是来自北京的管理与投资顾问 ，他的动力是家人和自身财富的未来。过去两年间，他在芝加哥以北的伊利诺伊州买下了一栋联排别墅——事先并未实地看房——外加两栋独立居所，均以现金购入。
他计划自己住一栋，让孩子有机会呼吸更清新的空气，可以去比在家乡更好的学校学习。另外两栋则会租出去。
“北京的房价很高，股市在崩盘，实体经济又不稳，”杜先生这样评价中国的环境。“这里的人手上有些钱，但好的投资渠道不多。”
讨好买家
在上海距离黄浦江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外表光鲜的高层建筑，威翰地产(Windham Realty)公司就藏身于此。其建筑外墙上展示着一个密歇根州地产项目的广告：面积366英亩的石水社区(Stonewater)，地点在底特律郊区诺斯维尔。
“美国风景最美的滨水社区，规模最大的生态再开发项目，”广告牌上如此写道。它格外突显了该社区拥有的六座人工湖和424栋豪华别墅。
公司的办公室区域还张贴着其他地产项目的广告，有位于圣迭戈的时尚联排别墅，位于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的配有高尔夫球场的高端社区，以及一个有着宽敞大宅的洛杉矶地产项目。
这家美国地产公司急于吸引新兴市场的买家，在中国设立了两个办事处，一个是2007年建立的上海办事处，另一个则是去年建立的北京办事处。通过举办美国传统感恩节晚宴之类的活动，加上在中国电影明星出现的地方做房产项目展示，它吸引了一些客户。
“跟我们刚来的时候比，这个市场的规模的确变得更大，范围也更加广泛，”威翰中国首席执行官史蒂文·M·劳森(Steven M. Lawson)说。“比起我们2007年时候接触的那些人，现在的客户也大不相同。比较直接地讲，他们没那么富裕，要年轻许多，而且受教育程度也高得多，具有国际视角。”
像威翰一样希望从中国财富外涌的浪潮中获利的企业，还有很多。
据全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统计，在截至2015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中国买家花费了286亿美元在美国置业，是两年前的年成交额的两倍还要多。据大型房地产经纪公司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估计，中国在海外购置商业地产的成交额去年增加了49%。
这类房地产交易量的增加，与一股更大的资金外流潮相关，这些资金从中国流向全球各个国家和企业。据评级公司惠誉(Fitch Ratings)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年时间里，流出中国的资金大约有5900亿美金。资金外流的金额在第三季度极有可能也创下了纪录，不过详细的数据要到下个月才会公布。以往，中国一年的外流资金一般都在2000亿美金之下。
外流资金激增是好几个大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过去六年里，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持续投资，使得国内资金泛滥，这意味着有不少多余的资金可以流向海外。同时，个人向海外转移巨额资金变得更加容易，这是中国政府为放松严格管制的金融制度所做的一种努力。
在对企业管制上，中国政府也有所松动。北京现在允许保险公司将其15%的资产用来进行海外投资，推动商业收购出现大幅上涨。
中国企业正在购买通用汽车大楼(General Motors Building)和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Waldorf Astoria)等标志性美国地产项目的部分所有权。这种情况让人想起1980年代日本企业以溢价大幅投资美国商业地产的情形。
但这类让人瞠目结舌的交易，现在不过是刚刚开始。截止去年底，中国的保险公司投向海外的资金只占总资产的1.44%。
“中国人习惯于深思熟虑，未来肯定还会有大量资金流向西方，”美国最大的私营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说。“这类投资会越来越多，直到中国政府喊停——他们已经拧开了水龙头。”
各大企业正在争相开发针对中国客户的服务项目。今年，房地产搜索网站Zillow开始在中国网站“乐居购房网”(Leju.com)上以中文发布其美国房源信息。美国房地产公司也开始在中国本地报纸上做广告宣传。
而战斗在第一线的，是如罗迪·德-拉·加尔萨(Roddy de la Garza)一样的达拉斯郊区房产经纪人，他进门的时候会携带一个摄像机和一个指南针。摄像机是为了让远在中国的客户能够观看房子的情况，指南针是为了确定这些住宅的南北朝向，以确保它们符合中国的风水原则，让能量可以合理地流动。
“我学了这些东西，”供职于Redfin房地产公司的德-拉·加尔萨说，“所以他们信任我。”
繁荣的郊区
去年夏天，达拉斯房产中介斯科特·霍格(Scott Hogg)曾帮一名客户竞拍位于普莱诺-弗里斯科(Plano-Frisco)沿线的一座住宅，出价22万美金。
他的客户被卖家拒绝了，因为他需要办抵押贷款。这座房子最后被一名支付现金的中国买家拿下。
“我们没有拍到，”霍格说。“市场现在就是这样，太疯狂了。”
对于需要办理抵押贷款的典型美国购房者而言，中国资金流入，使得本就房少价升的购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统计，大多数中国买家(69%)的购房交易完全以现金支付。
这类竞拍的价格往往可以飙升到卖家心目中的最高价位，而且他们只需要两三天就可以完成一笔交易。就算是在百万富翁云集的硅谷，能以现金交易的中国买家也会让财富还是期权不能变现的科技创业者相形见拙。
“就连同样以现金交易的买家，也要争相抬价，”东西方置业顾问有限公司(East-West Property Advisors)董事萨姆·凡·霍比克(Sam Van Horebeek)说，这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主要为中国买家和美国房产中介建立联系。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投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一些地方正试图为这股热潮降温。
在香港和新加坡，非本地居民购房都要缴纳15%的印花税。墨尔本所在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也向海外买家收取3%的印花税。
不过有些地方对这类经济活动表示欢迎。地方政府收入可以因房地产税收收入走高而变得更加充裕。很多从海外来置业的人士相对富裕，他们会花钱购买新车和新家具，还会有不少日常购物和餐饮消费。
中国买家的这一兴趣正在改变德克萨斯州的人口分布。随着来自亚洲的置业人口增加，原先一直占比最大的外来人口——墨西哥买家的比例正被拉平。
达拉斯以北的郊区普莱诺发展迅速，出生于中国大陆的人口也从2000年的3600人激增至2010年的近6000人，而且在继续扩大。这一地区实在是太受欢迎，以致于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今春开始运营来往北京的直飞航班。这是美国航空第二条从达拉斯出发前往中国大陆城市的直达航线，第一条的目的地是上海。
科林斯的人口仅为2万。在牧场旧址上的那个开发项目预计将会给当地带来每年数十万美元的房产税费收入。这些新建房屋的平均售价为200万美元。
科林斯的这一建设项目得到了市政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小城的南缘有一条公路，路旁有一家Chicken Express餐厅和一家AutoZone汽车零部件商店。张龙的公司规划了一条奢侈品购物区，包括多家高档餐厅、一所休闲健身中心，还有一家葡萄酒店。公司在刚过州界的俄克拉何马州启动了一座葡萄园，出产的酒就打算在这家店里出售。
“这会带来积极的现金流，”科林斯市的城市经理里克·查芬(Rick Chaffin)说。“我觉得数目会很大。”
目前在达拉斯地区出现的华人热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台湾移民。
当时，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公司开始在半导体行业取得进展。该公司首先是在台湾，后来在中国大陆取得不错的发展，在当地招募了工作人员。
随着德州仪器的发展和美国科技产业走向繁荣，中国学生纷纷前往德州学习工程，希望能在其总部谋得职位。该公司为新员工提供英语培训并举办文化活动，好让他们感觉自在。
不久，理查森出现一片中国餐馆和亚洲市场，还有一个可以借阅中文书、学习太极拳、跳乡村集体舞的社区活动中心。2001年，中国大型电信企业华为在普莱诺建立了它的美国总部。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往往携带更多资金，希望住更新更贵的房子，而不是理查森常见的建于1950年代的牧场风格住宅。他们在附近城镇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住宅，其中包括普莱诺和弗里斯科，它们属于过度扩张的郊区地带。中国人的居所绵延数英里，在名为车马梁(Whiffletree)、春岭(Spring Ridge)、猎人谷北(Hunters Glen North)的住宅小区内聚居起来，里面分布着崭新的砖墙住宅，还有砖墙环绕。
“中国人喜欢较新的区域，”1990年代后期以学生身份从北京移居达拉斯地区的查理·岳(Charlie Yue)说。他五年前在弗里斯科买了座新房，现在经营着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抢购市面尚存的住宅。
“我去过洛杉矶和旧金山，感觉好像回到了中国。德州空间大，非常开阔，我很喜欢这里，”查理·岳说，他还是位于理查森的中华专业人士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rofessionals)的副主席。“如果跟北京或上海的高房价相比，这里的房子很划算。”
学校兴盛
密苏里州立大学行政人员史蒂夫·罗比内特(Steve Robinette)经常给新来的中国学生当导游。这个大学在中国也建有一个分校，它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主校区有大约900名中国学生。
不久前，一名学生的母亲来就一项大宗消费向他寻求帮助。他以为她想让他推荐一个汽车经销商，但她要找的是房地产经纪。
“我带他们参观斯普林菲尔德条件较好的区域，要是碰到一座房子有‘出售’的标志，他们就会跑过去拿一张传单，”罗比内特说。他是负责该校国际项目的助理副校长。
教育是中国家庭买房子时考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尽管中国大学录取人数急剧飙升，但顶级学校入学名额依然有限。扩招名额几乎都集中在口碑并不好的大学或职业院校。如果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无法进入知名大学的学生，往往会申请美国的学校。
从大学的层面看，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目前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1%。尽管纽约、洛杉矶和波士顿是中国留学生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前往中西部地区上大学，那里有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等大型院校。
他们的父母往往会在大学所在城镇购房。在中国房地产网站“居外网”(Juwai.com)上，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房产信息——房屋均价约为80万美元——吸引了不少中国内地买家的关注。该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西蒙·亨利(Simon Henry)表示，原因很可能是中国学生的涌入。
“你看一下任何一所著名或非著名大学的学生构成，”亨利说。“就能很好地判断那里的房价会怎样波动。”
这种推动力从比较早的阶段就开始了。2013年，有2.35万名中国公民在美国的高中注册入学，这是有数据的距今最近的年份。
来自北京的艾柯·查(Echo Zha)在伊利诺伊州的内珀维尔市租了一套公寓，好让12岁的女儿在那里上学。她还花了大概20万美元在芝加哥购买了一套一居室小公寓，她希望这套公寓的租金收入可以让她在内珀维尔也买到一座住宅。
“在北京的学校里，父母有权有钱的学生会被老师特别照顾，”查女士说。“我希望女儿生活在更公平的环境里，长大以后能有更多的个性和更多元的价值观。”
普莱诺哈灵顿小学(Harrington Elementary)的校长安妮·欧文(Ann Irvine)表示，这个学校有好几个中国学生家里都同时买了两座房子。
她解释说，一座是为了方便让子女上哈灵顿小学，这里有中英双语学前班，另一座是为确保他们将来能上位于另一个地区的一所中学。
“他们买的不是豪宅，”欧文说。“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后选择的优质房屋，而且价格卡得刚刚好。”
关注投资
对张龙来说，柯林斯的那座旧牧场，可以说是冲动购买。
42岁的张龙有律师的专业背景，他从事的业务涵盖科技、矿业、健康管理和其他产业。他因公务要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出差，在中途转机时，他了解了德克萨斯州。一位在达拉斯的中国友人告诉他，在柯林斯有块未开发的土地。
两年前，张龙用680万美元现金买下了峡谷湖牧场，这是他在美国房地产的第一笔投资。他将湖改以自己的名字为名，现在湖的名字是龙湖(Long Lake)。
“我选了达拉斯，因为在我第一次造访的时候，这座城市显现出独特的文化，我每次回到这里都觉得非常惊喜，”张龙在一份声明中说。“跟美国其他大都会比起来，达拉斯为各行各业呈现了异彩纷呈的前景，吸引着全美国和全球的人。”
薇薇安‧邹(Vivian Tsou，音)是力利记美国公司(Lelege USA)的首席运营官兼总裁。她直白地说：“这里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
2009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状况开始好转之后，中国投资者进行的海外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增多。中美两个市场不同步，因此创造出投资机会。当时美国房价处在恢复阶段，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正在褪去。
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想在财产被任意没收的风险更低、政治更稳定的地方，存放自己的资金。他们有些是想隐藏其财产的真实规模，有些是为使自己的资产形式更多样。
中国由来已久的腐败，使富裕阶层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据官方媒体统计，中国政府高层官员薄熙来及其助手过去下令从富裕家庭没收的资产多达150亿美元，这些富人都是因为一些并不确凿的证据而被起诉。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现在因腐败、挪用公款和滥用权力等罪名，正在服无期徒刑。
高盛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分析文件显示，某些类型的资金外流会紧随中国反腐运动发生。中国反腐力度加大时，外流资金往往也会增加。
在美国进行投资还有另一项好处：可以拿绿卡。
中国投资者尤其热衷利用名为EB–5的联邦签证计划。依据该计划，海外公民给一个至少会创造10个工作岗位的美国项目投资50到100万美元，就可以在大约两年内获得美国绿卡。截至目前，美国今年86%的EB–5签证都发给了中国人。
尽管龙湖的房地产项目也在当地做市场推广，但中国内地人才是该项目的合适买家。“这些高品质住宅将会引来高素质居民，”力利记的邹女士说。
弗吉尼亚·库克(Virginia Cook)房地产经纪公司达拉斯办公室的经纪人兼风水专家艾达·洪(Ida Hung)，目前掌握着龙湖地产项目的独家房产信息，她会前往该区域的中国社区及其他社区宣传这些房产信息。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来到位于理查森的一家中式快餐店谭家餐厅。
在过去大约10年时间里，这家餐厅的老板谭温(音)先后买了7套共管公寓和住宅，它们的价格介于2万到50万美元之间，其中一套买给他的姐妹，一套给他餐厅的员工，一套给他妻子，还有一套是因为价格比较划算，另一个是为投资。除了他自己位于达拉斯的住宅，这些房子都是以现金交易。他在2008年以按揭买下那座自住住宅，之后付清了贷款。
在繁忙的午餐时段，他仔细研究了位于科林斯的这个地产项目，但最终还是觉得位置有点远。他主动提出，要帮洪女士联系上他住在阿肯色州的朋友。
“他们很有钱，不知道该往哪里花，”谭温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宣传册压到胳膊下面。“他们需要投资。”
Dionne Searcey自德克萨斯州科林斯、Keith Bradsher自香港报道。Vanessa Piao、Zhang Ruoy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5/11/30 发布时间：201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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