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大彧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世界”。与会各成员领导人将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增长等议题展开讨论。(相关报道见A3版)

　　去年11月，中国成功举办了当年的APEC会议，包括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互联互通蓝图在内的多项历史性内容，在北京APEC上获得批准，“北京共识”由此诞生。而今在菲律宾召开的APEC领导人会议，是北京会议后的第一年，本次会议能否展现出承上启下的延续性，对进一步推进“北京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是“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路线图启动了对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后续重要目标是就建设亚太自贸区框架性协议达成共识。马尼拉APEC能否沿着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所指明的方向继续稳步前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将是检验本次会议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亚太自贸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各种多双边自贸区合并统一，中国是亚太自贸区的主要倡导者。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额近半壁江山，这些经济体之间目前存在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种自贸区林立的碎片化合作方式，使企业面临繁琐复杂的规则体系和高昂的运行成本。建设亚太自贸区是帮助企业减负，促进地区内各经济体发展的有效途径。

　　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对亚太自贸区建设的纵深推进工作是今年APEC会议的重要看点。然而，中美两国对于建设亚太自贸区的分歧，加大了相关协议形成的难度。10月初，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达成了基本协议。虽然TPP协定尚未生效，但有分析认为，这一事件对本次APEC峰会的成果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主导的TPP体系下，12个成员国的GDP总和约占全球近40%，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约三分之一，且其成员与亚太自贸区的覆盖范围基本吻合。TPP谈判一旦生效，美国势必会以有关协议为范本，将TPP升级打造为亚太自贸区。谈判多年未果的TPP协定，在近期突然加速推进，表现了美国力求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决心。TPP如果真的成为亚太自贸区的模本，美国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在主导亚太自贸区的博弈中，目前美国似乎棋先一招，但中国的优势在过去一年中也已得到充分展现。首先，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程度持续加深，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取得突破进展，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已在近期先后正式签署，中国“轮轴—辐条结构”的自贸区建设，对TPP压力形成有效化解。更重要的是，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与亚太伙伴密切协作，深入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各项早期收获连绵不断。“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中国在建设亚太自贸区过程中发挥实质性影响。

　　APEC峰会为亚太地区领导人面对面沟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中国领导人正在通过这个平台告诉世界，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将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中美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两国应当在此次会议上积极沟通，管控经贸分歧，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两国需要共同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是马尼拉APEC能否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因素。

来源时间：2015/11/19   发布时间：2015/11/18

旧文章ID：7424

作者：容安澜，张娟  来源：共识网

　　南海争端的“恃强凌弱者”：美国还是中国?

　　记者：张娟/翻译：张娟 柴育卉

　　南中国海的争执旷日已久。最近美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使得这个问题再度白日化。

　　到底在这个争执中孰是孰非?美国在南海争执中想要得到什么?南海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采访了美国三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容安澜(Alan Romberg)：美国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东亚项目资深研究员兼主任。他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长达27年，并担任美国外交官20多年。容安澜先生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第一副司长，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第一副助理国务卿，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容安澜先生曾广泛参与各种东亚事务的政策制定，包括担任日本处处长，在东亚政策规划处任职，在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中国事务处任职。他还被派驻到香港和台湾担任外交官。

　　包道格(Douglas Paal)：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先生曾于2006年到2008年担任JP摩根大通国际的副董事长。2002年至2006年，他作为美国非官方代表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1986至1983年，他在老布什总统任内担任亚洲事务部主任，之后担任高级主任及总统特别助理。包道格曾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任职，并在美国中情局担任高级分析员，并曾在美国驻新加坡和北京大使馆常驻。他经常就亚洲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演讲并发表评论文章。

　　芮效俭(Stapleton Roy)：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创始主任。芮效俭先生出生在中国，并在那里成长到幼年，见证了抗日战争和之后的国共战争。芮效俭先生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国务院的外交官，并在那里工作了45年，以职业大使(国务院的最高头衔)的头衔退休。

　　芮效俭大使在国务院的工作重点是东亚和前苏联事务。1978年，芮效俭大使参与了中美建交的秘密会谈。他曾在新加坡、中国(1991-1995年)和印尼担任大使职务。退休之前，芮效俭大使的最后一项职务为负责情报和研究的助理国务卿。

　　1，在南海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认识差距。许多中国人坚定地认为南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国际社会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但事实上是，国际社会，即美国和中国的许多邻国，将中国比作“侵略者”。也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南中国海区区那几块岩礁，根本不值得为之一战。这个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容安澜：这里有几个被混淆了的问题。首先是岩礁的问题，一些美国人用了这个词汇想说明：到底值不值得为这几块岩礁而战?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于钓鱼岛/尖阁列岛的争端。但在那个(钓鱼岛)案例中，美国有明确的条约承诺。以为美国不会兑现和履行其条约义务的，都是非常错误的。所以，这就涉及一旦中日开战，美国是否会支援日本的问题。这其实不是关于那几块岩礁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事关美国的条约和同盟义务。类似的，在南海的问题上，美国与菲律宾有同盟关系，这个国家是美国在南海所有主权声索国中唯一的同盟国。

　　但是美国对法治极为重视。我认为至少那些熟悉国际法的人都认为这个九段线或者十一段线的说法，也有人称其为U型线或者牛舌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九段线的历史很复杂，它的历史应当追溯到20世纪初，而不仅仅是1947年。国民党于1947年将其确认在版图里，而实际上它的划定时间其实更早。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意图并不明确;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只是希望主张线内的地物都属于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后，也就自然继承了这个主张。但是，北京一直未对此予以明确说明。

　　北京某些时候也会提到地物和相连的水域，所提及的相连水域在大多数情况下最远不超出12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是指满潮时仍在水面上的陆地区域;它可以是岩礁，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也适用于12海里的领海条件。而满潮时不在水面上的陆地区域，就不能适用于12海里的领海条件。对于可以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岛屿，其本身必须能够维持人类生活和居住。而符合这种条件的岛屿并不多。实际上，有人认为，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岛屿就是现在由台湾管辖的太平岛。

　　回到“南海是否属于中国”这个问题，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这样说。中国政府只是说，我们对南海诸岛都拥有主权。中国的这种主张既没有说明与九段线的关系，也没有说明所主张的这些岛屿与哪些海域相关。在国际法里，陆权主导海权。如果不对领土提出主张，就无法定义领海。而“在历史上曾经拥有主权”的这种提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有些人还称在这些区域中国拥有国际捕鱼权。但是这种提法是为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不属于在经济专属区内所享有的那种专属权利。

　　也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权利)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剥夺了。我不是律师，我无法对上述种种说法予以法律上的定义。但是，中国如果能够就其声索以及声索所基于的前提给出明确的解释，可能会对中国更加有利。

　　这是目前美国希望中国所澄清的。美国并没有说：“你们的主张是不合法的。”美国也并未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持任何立场。而关于领海问题，美国的确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是：任何领海的声索主张都需要与领土存在某种关联，如果一旦出现纠纷，当不同的国家基于某些区域的现状和对其在历史上的地物占据提出不同的声索主张时，国家之间应当以谈判解决。但美国不是谈判的一方，这不关我们的事。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大家对前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在河内所说的话存在误解。显然，她的用词和表达是让人感到遗憾的，因为大家对她的话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的解释。她说：“这些纠纷应当通过协作来给与解决。”协作(collaboratively)可以指由一个小组来完成;也可以仅指由几个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当时，美国的意思并不是坚持要由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者东盟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确应当制定完成“南海行为准则”，因为这是由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展开的谈判。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与上面提到的主张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的立场很简单：声索方应当就海洋权利的声索主张给与说明，而且这些主张应当基于国际法。只要有陆权争议或者海权争议，就应当由争议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就是美国应当持有的态度，也是一贯以来的表态。

　　中国填海的速度和步伐引起各方关注是有原因的，中国似乎是在准备将军事力量作为间接手段来支持其政治行动，即针对地物和海洋提出的权利声索。这种做法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因此，美国提出，首先停止人造岛礁工程，其次，停止在建工程，再次，停止对人造岛礁的军事化。到现在为止，人造岛礁活动已经基本上完成。但是，坦白地讲，我认为中国不会停止其在建工程。因此，现在的关注点主要就是相关工程的军事化。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受到如此之高的关注程度的原因。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说中国并没有要军事化的意图，如果他定义的军事化实际上与别人理解的军事化的概念非常接近，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观察他所说的军事化在未来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2，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中国这样的人造岛礁的行为吗?

　　容安澜：(其他国家的造岛工程和中国的造岛工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根本不是在一个等量级上。其他国家的人造岛礁行动应该也存在，我不是非常确定，但可能存在的情形是，其他国家对其所占据的地物以及相关联的区域提出声索主张也同样是非法的。但也有可能这些主张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处在大陆架上。但是，你不能人为的建造一个岛礁然后对其声索主权。再看看越南或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造岛礁)行为，它们和中国的造岛行为相比—用一句美国俗语来讲—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中国在力度上提高了很多个等级。

　　3，美国是否会帮助越南或菲律宾这些国家进行人造岛礁活动?

　　容安澜：我认为不会。美国一直以来给与这些国家的帮助就是协助他们具备更强的巡航能力，以便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发现问题所在等等。我不认为美国帮助任何国家进行了人造岛礁活动。

　　我想再一次指出这个基本要点，美国对任何国家提出的声索主张都不予支持。各国的权利主张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接受也不反对任何领土主张。这个地区我们唯一支持的是日本对北方四岛的领土主权声索，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二战时期。但除此之外，美国对任何争议都不持态度。

　　4，在奥习会中，南海问题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而与此同时，这个争执又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包道格：我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各方都应遵守现状。这就是说美国不会支持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造岛礁工程。但是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并不连贯一致。他们说三个原则是：保持现状，非军事化，和平解决争议。但是我们很少听到政府对这三条原则给与详细的阐述。

　　芮效俭：毫无疑问，我认为，最近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屿上的快速扩建行为使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

　　我们在讨论南海问题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它涉及到一些非常强的技术问题，比如岩礁，或者满朝时在水下的土地，或者专业人员称之为的“低潮高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如果岩礁在满潮时位于水面下，就称为“低潮高地”，这不能作为领土主权的依据。如果岩礁在满潮时位于水面之上，则可以作为领土主权的依据。

　　中国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有建人工岛礁。依据该公约，如果是满潮时仍在水面上的岩礁，则拥有12海里的领海;如果是“低潮高地”，则不能—但是中国从没有对外说明哪些活动属于公约的哪部分。这也是现存问题之一。

　　美国认为，中国的行为是人为地将岛屿建在这些“低潮高地”上，而根据国际法，这些人造岛屿并不拥有12海里的领海。这种类型的人造岛礁与建在满潮时仍处于水面上礁岩的人造岛礁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在我看来，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让这些问题朝着更加紧张的局势发展的行动。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十个国家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个条例。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峰会后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全面和有效地实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继续进行就《行为准则》进行磋商。他还指出，中国无意在这些岛屿进行军事化行为。在我看来，似乎有着正面的成果。双方都应该利用这一契机把这一问题向正面的方向推进。

　　至于《行为准则》的实际谈判，美国的立场是旁观者。因为这是中国与那些在南海有主权声索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谈判。

　　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我们确实有在这个区域内自由航行的利益，而自由航行又跟这些人造岛礁是建在“低潮高地”上还是建在满潮时仍处于水面上的礁岩之上有关。因此，美国在这些领域有着很广泛的国家利益，但有关领土主权的争执必须要由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解决。

来源时间：2015/11/19   发布时间：2015/11/19

旧文章ID：7135

作者：弗兰克·布鲁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在其撰文中认为，我们还不够了解那边发生了什么，很多美国人甚至还没听到这个消息，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还处在恐惧中，没能回过神来。在这样的节点，巴黎就变得不仅仅意味着一场屠杀了。它成了一个扩音器，用来放大你竭力表达的任何东西。。。这一观点值得思考。

　　我们就不能等到死亡人数统计工作完成?不能等所有遇难者身份得到确认，家属得到通知?不能等警报声音消散?不能等地上的血变干吗?

　　我们非得马上启动那些不大相关的议程，发泄与巴黎的惨剧完全不相关的牢骚，一定要以一种讨人厌的机会主义态度来对待这件事，而非给予出于尊重的悲伤?

　　直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四点，有关周五枪击事件的消息才开始陆续传来。

　　四个小时后，安娜·库尔特(Ann Coulter)在Twitter上发布了如下帖子：

　　“可惜从1818年开始，欧洲至今没有一个地方……允许秘密携带枪支……”

　　太心急了?

　　还有更早的。

　　在那之前一个小时，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已经在Twitter上发文：

　　“现在，我们大学校园里那些牢骚满腹的小青年可以把精力用到别的地方了，而不是一味追求他们想要的‘安全’空间……”

　　我们还不够了解那边发生了什么，很多美国人甚至还没听到这个消息，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还处在恐惧中，没能回过神来。在这样的节点，巴黎就变得不仅仅意味着一场屠杀了。

　　它成了一个扩音器，用来放大你竭力表达的任何东西。

　　在这个众人惯于用网络粉饰自我、党派纷争肆虐、“权威”观点手到擒来的时代，任何事都可以轻易地沦为抱怨、责骂和任意发泄的由头。

　　只要点一下鼠标，分分钟就能实现。事态演变如此迅疾，人们顾不上有理有节，也谈不上有什么真知灼见。

　　周六，我一早就看到有关巴黎事件的各种评论，不仅把它和控枪和美国校园里的言论自由联系起来，还跟气候变化——没错，气候变化——扯上了关系，当然还有移民问题，不过是和美国的移民问题，而非法国的。

　　巴黎发生的事跟气候变化有哪门子关系?

　　奥巴马总统对全球气温不断升高表示出应有的深度关切。显然，这恰恰显示出他对恐怖主义问题缺乏关注，也表明他无力在所有需要处理的议题中正确把握优先次序。

　　反正我从罗格·L·西蒙(Roger L. Simon)为PJ Media网站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西蒙将奥巴马定性为“一个荒唐可笑的人，在面对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时，居然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是气候变化。”

　　可是，抗击气候变化真的会妨碍你抗击前一个问题吗?

　　西蒙还提到，奥巴马曾将伊斯兰国指为“预备队”，还致力于缩减美国驻外军事力量。尽管我对在巴黎袭击事件发生不到24小时内就大肆攻击奥巴马能起到什么作用表示怀疑，但我觉得，在巴黎事件及如何应对它的大背景下讨论他过去和现在对伊斯兰国的评估，以及他乐意(或不乐意)使用美国军事力的程度，都还合情合理。

　　但我怎么也不明白，米勒和其他许多人，包括库尔特，为什么非要把巴黎袭击事件和密苏里及耶鲁大学扯到一起。

　　没错，一些美国学生对“安全空间”的要求是有些过分，危及言论自由，影响至关重要的思想交流。耶鲁校园内学生的反应是有些过激(我看了那段在网上疯传的视频)。而且，和巴黎的流血事件相比，某类万圣节服饰造成的侮辱也的确显得微不足道。这还用说吗。

　　但和巴黎的袭击事件相比，太多的攻击行为和不公平事件都会相形见拙——有哪样不会?——也绝没有理由相信，控诉此类言论和行为的人，会不同意这一点。利用巴黎袭击事件来削弱他们的合理性，是很幼稚的。这种行为本身毫无品味可言，还贬损了巴黎发生的事件。

　　这个时候，我们太容易随着根深蒂固的惯性，全身心扑向高度政治化的话题，把任何惊人的新动向当作重新掀起旧日争论的素材。这正是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所做的，他也和库尔特一样大声呼吁允许携带更多枪支：

　　周六上午，我既读到有人说巴黎的事件会对共和党有利，又读到有人说会对民主党有利。

　　我感到恶心。我希望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我们只关注巴黎人的痛苦，关注这座华贵之城如何重新恢复秩序，重回哪怕是表面的安全。而不是琢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获选的机会因此增大还是减少，或猜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拍着胸脯喷出的狂言是否突然变得更有吸引力。

　　我不希望在枪击事件后不到18个小时就听到有人表示，此次袭击证明美国必须控制本国的非法移民。读到这些东西，我感到异常恼怒，不是因为我同情移民，而是因为我愤慨悲剧事件不加区分地自动遭到政治化。

　　那是一种如此不体面的冲动。

　　而且，它如此地丑恶。

来源时间：2015/11/19   发布时间：2015/11/17

旧文章ID：7119

作者：于洪君  来源：察哈尔学会

　　陆克文先生是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在这个以英国女王为元首的国家，总理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这是尽人皆知的。作为工党领导人，陆克文担任总理的时间并不很长，他任期内的澳中关系也没有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但由于他熟知中国事务，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有家庭成员生活在中国，具有不言而喻的中国情缘，在中国很强大的人脉关系网，很多人都把他视为当今世界政治家中地地道道的中国通。我想，陆克文先生也一定很高兴人们称他为中国通。

　　澳大利亚是西方世界的一员，是一个以英语为国语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长期与美国保持共同立场，是美国始终如一的重要盟友。陆克文先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为政，在总理任内亲自处理澳美关系和涉美事务，对美国的了解自然不逊于对中国的认知。卸任后，他供职于美国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因此，陆克文先生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国通。

　　既是中国通又是美国通的陆克文先生，卸任后以研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为己任，率领自己的团队奔波于太平洋两岸，拜会了两国许多现任的和卸任的领导人，走访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当然一定也查阅了大量文献和资料，最终完成了让国际问题专家，以及政治家和外交家们跷首以待的课题报告《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日前，陆克文先生在美国就其报告出炉做了广泛推介，近日又在中国做了多场演讲和访谈，引导人们解读其报告的主要内容、基本结论以及他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出的各种建议。

　　陆克文先生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领导创办的国际金融论坛(IFF)主席。日前，国际金融论坛与复旦大学共同举办第七期领袖对话会，研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陆克文先生从美国专程起来赴会，在会上就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一带一路”发表演说，同时也简要地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他这部有关中美关系的权威报告。作为与会者，我也有幸拿到了这份报告的摘要，其副标题为《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

　　陆克文先生在报告前言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变革和挑战之一”，这无疑是对的。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牵动整个国际关系，影响人类社会进程。二战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曾经具有这样的地位和作用。如今，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力量对比和利益关系深度调整，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空前增大。尽管中国不似当年苏联，一度统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华沙条约那样的军事集团，至今仍实行不结盟政策，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大，对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合作，争取共同进步和繁荣的建设性作用，远非当年苏联可比。

　　前不久，美国资深学者沈大伟发表文章，令人惊讶地得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中国基本制度不可维系的结论。由于沈大伟在美国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人眼里也属知华派之列，此言一时，八方鼎沸，新版“中国崩溃论”再度喧嚣起来。陆克文先生与沈大伟的看法和结论完全不同，他断定，尽管中国经济涨幅近几年有所减慢，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未来十年超载美国，”“这将深刻影响全球地缘经济重心之转移，还有随之而来的政治力量的变迁。”

　　在陆克文眼里，有关中国崛起的七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他幽默地向沈大伟先生说了声“抱歉”，然后旗帜鲜明地指出，“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处于中至中上水平”，即“年增长率或在6%左右。”当然，陆克文没有排除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但他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陆克文这一判断和结论，并非没有依据。李克强总理不久前谈到刺激经济的手段时，曾经有过类似的说法。就此，陆克文不无揶揄地指出，如果美国将对华政策建立在“中国要么进入经济停滞、要么会因其固有的政治经济冲突而导致政治崩溃”的判断之上，那“是不明智的，”“是无视铮铮事实的一厢情愿。”

　　陆克文报告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值得重视。他指出，“未来十年，美国仍将以绝对优势占据着地区和全球的军事主导地位，”而“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军事实力尚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这样一来，人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不对称世界”，即“最大经济体和最强军事国不再合而为一。”这的确是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我们中国人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种未曾有过的力量对比对中美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意味着什么，恐怕只能由时间做出回答。

　　陆克文注意到了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认为未来几十年，中美两国的“差距或将持续增多。”“中美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异，历史和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基本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等等都不幸地体现了这一趋势。”他谈到，中美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相反却“存在着诸多矛盾冲突，”但两国也曾经因为“共同抗衡苏联而联合，”最近双方在经济上又高度地“互相依存。”他断定中美之间“战略和经济不对称的后果首先体现在亚太地区”，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实力天平的转移也逐渐被全球瞩目，”“中国的经济存在也开始挑战并逐渐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地位也正在重塑着国际准则、规章和机构”。

　　陆克文先生没有说错。近些年来，二战胜利之初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用陆克文的话说，“现有联合国系统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应对当下全球安全、经济、社会和环境面对的巨大挑战时，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基于对人类社会整体性、不同文明的兼容性、发展模式的互鉴性的新认识，大力倡导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把中国的外交理念从和平共处提升至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新高度，强调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一系列新的多边外交平台和地区合作机制，令整个国际社会耳目一新。这就有意无意地冲击了国际社会领域中的陈腐思维，有形无形式地改变着国家关系中的某些旧有模式。

　　陆克文先生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基于目前泛地区机制结构薄弱的现实，亚洲及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能否在未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有足够权威的泛地区性的机制，以应对逐渐加剧的地区分歧，从而避免该地区国家在未来分化成不同的阵营。”换言之，陆克文力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保持亚洲的繁荣和稳定、以及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根本价值和机制框架的同时，这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变化能否和平发生?”

　　在否定了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之后，陆克文高度评价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认为习近平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一位美国可与之共谋未来的强势领导人。”在陆克文看来，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深刻的民族使命感”、“时代紧迫感”和“极富魅力的领导风格”，使他不同于自己的前任们，他“已经准备好在实现其民族使命和个人命运的过程中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正因为如此，陆克文相信，“习近来的个人权威和政策弹性让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活跃的与美国的对话者。”陆克文习近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关系”，认为习近平用“双赢”来描绘中美关系，表明习近平“确实看到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和政治合作将带来的潜在价值。”

　　当然，仅仅看到并指出上述这一切还不够。陆克文分析了中国之间通常所说的战略互信缺失问题。他推断说，“中国领导人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影响地区和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但他们担心其他国家(以美国为首)会因为中国如今对其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而遏制中国，”因此，“中国领导集体已经就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要素开始形成令人忧虑的共识”，这就是“孤立中国、包围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裂中国、并破坏中国的领导集体。”应当说，在中国，透过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特别是对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全面分析，不仅最高领导层，社会各界普遍存在着对美国战略意图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不信任情绪。

　　陆克文自然也谈到了美方对中国的不信任问题。他说，美国否认“削弱和制约中国，而认为是中国正试图将美国推出亚洲。”甚至认为“中国将长期威胁美国利益”，有人还认为这种威胁正“逐渐逼近”。理由似乎是“中国的军事实力一直在不断增长，”“中国近期在海洋和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在揭示美国对华不信任情绪、特别是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时，陆克文似乎有意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视，归根到底在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长期存在。

　　那么，中美两个严重缺乏互信的大国之间，到底有无可能发生直接对抗和冲突呢?陆克文的结论是：未来十年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武装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反而会对双方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灾难性结果。另外几个原因就是，中美之间经济上深度相互依存，中国军事力量不可能在与美国的对抗中取胜。总之，未来十年，中国将更倾向于“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增加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

　　陆克文在报告说，中国近期不断通过制度创新继续提升在亚洲及更广阔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他不怀疑中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将持续增长。不过，陆克文同时又称，长远看，亚洲国家对中国日益强大不无担忧，因而选择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予以对冲，“因此，未来亚洲地区的战略两极化现象可能进一步加剧。”他揣测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不包括美国，中国规划的亚洲安全架构模板是亚信会议，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而经济架构是复苏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包括亚太自贸区。

　　基于这样的分析和推断，陆克文报告认为，任何将美国排除在地区安全架构之外的公开尝试都只会增加现有的美国军事联盟，相反，“中美携手建立泛地区机构安排反而更具建设性”。显然，这些都是针对中国而言的。此外，报告还提到，中国致力于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秩序的变革，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打算抛弃现有秩序，但“中国并不将现有体系视作为一成不变”，“中国将在多边政策和机构措施方面表现得更加活跃”，这些“创新大胆的表现与过去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处事方针形成鲜明对照。”

　　有鉴于此，陆克文报告提出了“同梦想共使命下的建设性现实主义：关于中美关系的共同战略方案”。这里所谓的共同战略方案即共同战略框架，按照陆克文的设计，其主要内容应为：对于两国关系中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解决的问题，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对于能够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通过高层政治努力解决的问题，提供建设性的建议;以共梦想同使命为指导，通过共同行动解决共同问题，逐步建立战略互信。

　　陆克文报告中最吸引眼球的具体政策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建议中美双方，一切从建设性现实主义出发，认识彼此基本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处理好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构建亚太共同体，实现全球合作，确定共同战略目标，构建政治外交机制，定期举行“庄园会晤”、“瀛台夜话”式的元首会晤和双边工作峰会。

　　陆克文报告最后部分即结语，预测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同时也列举了国际秩序当下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说明正是这一切，构成了对中美传统战略思维做出调整的理性基础，构成了向当今世界最强大、代表人类共同肩负独特责任的中美两国提出建议的最终基石。

　　通读陆克文报告，特别是报告结语部分，字里行间都可感受到作者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关切，感受到作者对中美两个世界级大国所抱有的巨大期待。虽然作者没有直言，但看得出来，他实际上已经认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如何发展。这样的估计和判断，各国的专家学者，自然是见仁见智。报告中的思维路径、推论方法、概念使用，带有明显的西方语言文化痕迹。有些说法与提法，如将中国对周边地区的政策说成是民族主义的，将中国领导人描绘成民族主义者、肯定是中国方面无法认可和接受的。

　　陆克文的报告出炉以来，国际上热评如潮。美国人到底如何看待这份报告，我们不得而知。中国人讲究兼听则明，无疑会认真研究和思考，因为处理好中美关系，管控住双方分歧，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开展交流、对话、协调与合作，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和需要，也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和全世界人民的渴望合作进步的共同诉求。只要中美两国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相向而行，趋利避害，各种风险和考验共同应对，勇于担当，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景可期。

来源时间：2015/11/19   发布时间：201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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