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丹尼尔·汉 文 徐爽 译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革命：从抗税开始

　　我们大多记得美国革命是从纳税人抗税开始的。然而，我们常常忘记纳税人抗税是从大不列颠开始的。需要18世纪的政府忙活的事儿，远不像他们的现代继任者那么多。那时候政府没有健保或者教育基金，维持社会安全的费用通过本地税收来支付，中央政府的钱主要用在军队身上，昂贵的外交政策有可能给纳税人施加沉重的负担。

　　1756年到1763年，盎格鲁世界向它的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发动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世界战争。战火蔓延至亚洲、非洲、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在每一个战场，英国获胜的捷报频传。加拿大被征服，印度群岛、非洲和加勒比的大部分法属殖民地紧随其后，马尼拉和哈瓦那从西班牙属地中脱离出来。现在，没有人怀疑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全体英吉利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从未遇到过敌人，但我们希望他们存在;他们从未遇到过我们，他们希望我们不在。”在庆祝军队凯旋的仪式上，当时经常演奏的这首海军军歌“橡树之心”用戏谑之词传达出了大英的豪气。

　　“提刀而立，为之四顾，”踌躇满志的辉格党政治家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向他的议员朋友们夸下海口，“看看我们大都市的辉煌，帝国疆界的广袤，看看我们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足。”

　　但是胜利绝不是廉价的。国债从1755年的7200万英镑上涨到1764年的1亿3千万。英语民族第一次有了“帝国过度扩张”的意识(就在那时，爱德华·吉本着手写作里程碑式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除了必须保护偏远省份不受法国、西班牙的反攻报复，盎格鲁世界开始首次吸纳外来人口。但他们的忠诚并不能自动产生。英属魁北克接纳了7万讲法语的天主教徒。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也多次投入盎格鲁圈的怀抱。这个新全球帝国在各地的驻防费用使得高额的战争债务雪上加霜。

　　到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七年战争”，美国人叫“法国-印第安战争”——大英帝国的居民人均每年要为此承担25先令的税款。但是北美居民人均仅需支付6便士，只有前者的1/50。按当时的标准，北美纳的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马的统计数据来看，北美交纳的总税额大概是全英格兰税额的1/26。英国纳税者拒绝把这些议会想尽办法加在他们身上的公民负担用于为北美殖民地提供防务。

　　1630年代和1640年代的财政争议进一步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讨论。伦敦行政部门在税务问题上的处理真是愚蠢的可以，首当其冲的就是《印花税法》。该法案规定，凡出售印刷制品都需要获得许可，包括扑克牌、法律文件以及让人匪夷所思的报纸。然而，引发的激烈反弹使行政部门不得不很快收回成命，《印花税法》在生效一年后就被废除了。

　　其他一些法律——比如《食糖法》——也陆续出现在控诉革命前种种苦难的清单上，这可算得上是拉弗曲线的早期例证。[注：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1970年代中期研究了战后美国税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后，建立了一个反映税率和税收之间函数关系的模型，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根据拉弗的理论，如果政府调低针对利润、收入和资本的税率，反而会得到更多的税收。]议会现已放弃宣布名义上的高税率的做法，因为这只会引来走私者普遍逃税。当局想做的是降低关税，同时还能收得上来——这自然也是被那些走私者整怕了。

　　事实上，激怒波士顿茶党进而引爆战争的，正是立法机关调低了北美进口茶叶的关税。

　　尽管我们一直想要抵制揪住财政动机的诱惑，但还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殖民地人民因为“无代表不纳税”原则所遭受的挫折感，远甚于实际被征收的税钱。相比起盎格鲁圈其他地区，北美的税率已经出奇的低了，即使比起同时期的欧洲，也要低得多。

　　那么，为什么对税收的不满后来演变为暴力冲突呢?因为，说一千道一万，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从来就不是一个钱的问题。激烈反对各种税目的记者协会、秘密行会以及参加审议《印花税法案》的议会代表们，自小就对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坊间野史耳熟能详，他们的祖辈也曾参加过这样的斗争。他们反复引用汉普登在船税事件中的抗税名言，意在唤起英语民族记忆中反抗暴君的传统：“英国国王无权要求的事物，英国臣民就有权反对。”汉普登说过的这句话回响在整个1760年代和1770年代。北美的辉格党人就像英格兰的辉格党人一样，坚信这些新的负担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贬损了他们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茶税点燃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的宗教维度

　　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的财政争议相当复杂，因为这些个讨论又缠上了宗教分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在这两起事例中，王室都发现自己身处论战的尴尬境地，而且经常面对同样的对手。

　　美国革命的宗教维度常被大多数历史学者所忽视，几乎没有人重视殖民地好战的新教主义。著名的英美史教授J.C.D.克拉克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北美大众对于天主教的敌意和反抗是殖民地历史中一直被压制的主题。”

　　反对这一观念很不容易。我们曾经提及在魁北克承认天主教堂合法化后遭到的激烈反对。1774年，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愤怒地声讨他们眼中可耻的背叛：

　　这一法案使得加拿大自治领进一步扩张……从欧洲来的天主教移民大量涌入，人口激增。他们因此效忠行政当局，而当局又对他们的宗教优遇有加。由此，他们可能成为当局手中强大的工具，用以把自古就有的自由的新教殖民地降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奴隶制国家。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醒前已述及的“反天主教主义总体上是政治的，而非宗教性的”这一观点。就像在大不列颠的情况一样，北美殖民地民众普遍认为，天主教徒不是值得信赖的爱国者，他们最终效忠的是外国势力。美国国父之一的约翰·杰伊后来成了最高法院第一任大法官，他曾经使用了与洛克几乎完全一样的理由来论证他的家乡纽约州应给每一个教派以完全的宗教宽容，但是，

　　除了那些罗马天主教的教牧——他们就不该得到土地，或者被允许享有和吾国中其他成员一样的公民权利。除非这些人能到吾国最高法院来最庄严地发誓，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相信：教皇、教士或者任何外国当局都无权解除吾国国民对本国的忠诚。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提出了质疑：“一个自由政府能和罗马天主教共存吗?”

　　亚当斯的继任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相信，天主教和政治独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神父都是自由的天敌。他们只会和独裁者结盟，支持他的暴政，以作为受到保护的回报。”

“一个自由政府能和罗马天主教共存吗?”

　　这些观点虽然流传甚广，但也不见得人人都接受。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似乎就没有什么宗教偏见，乔治·华盛顿也看不起任何一种宗派主义。事实上，美国自建国之始，就不光是一个非集权化的共和国，而且还是一个法律上不设宗教偏见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第一任总统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华盛顿一直很注意为他那些容易头脑发热的国人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他遇到过很多宗教顽固分子，深知那些人的世界观。他们把国家的兴亡看作上帝恩宠或者责难的结果，军事胜利则是天命所在。

　　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再有那种心态，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讲英语的天主教和高教会成员会对教徒独自阅读《圣经》和自行决定敬拜仪式如此紧张。事实上，信仰只能在当时代的具体场景下才能得到完全地理解。

　　与某些固执地追求其信仰的新教徒宗派的斗争，使得很多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相信：脱离语境和缺乏具体指向地传播教义，只会带来混乱。《圣经·启示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宣布，当“大淫妇巴比伦”被推翻后，一个“新耶路撒冷”将会降临。当时有一些人把这些章节看成政治申明而非神学教义，把任何碰巧不喜欢的人都冠以“大淫妇巴比伦”之名。同样，如果缺乏语境和解释的话，《新约》的部分章节说不定也可以煽起千禧年暴力。

　　对很多人来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人们都不被允许任其喜好地生吞活剥《圣经》文本，而是必须按照经院派发布的标准拉丁文本分章节地阅读经文。他们警告说，一旦用本地语言写成的《圣经》广泛流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会发生什么。

　　17世纪诗人塞缪尔·巴特勒曾经言及过他那个时代的清教徒是如何“依靠使徒的敲打，来证明他的教义的正统性”的。

　　马萨诸塞在18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只不过一些新教徒士兵把“大淫妇巴比伦”换成了包括罗马在内的任何宗教活动过度仪式化的基督教派别。

　　就像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怀疑圣公会投靠罗马教廷一样，他们来到北美大陆的后裔也怀着同样的想法。在部分殖民地上建起的圣公会教堂，成了公理派、长老派和其他宗教少数派切齿痛恨的靶子——他们认为圣公会是专制政府的最后堡垒。

　　对于这些圆头党和盟约派意识形态上的继承者，同时也常是血缘上的直系后裔来说，战争发生在精神领域——这是一场反对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十字军东征。在他们眼中，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教会的腐败已不可救药，他们压制心灵自由，就像托利党人总是不死心想要压制政治自由。《魁北克法案》使长期以来还有些半信半疑的非国教徒不再怀疑，圣公会的高教会派，连同他们的圣坛围栏、主教以及国家团契等，都显示了与罗马教廷结盟的全部动机和目的。

　　对于这些唱赞美诗的人来说，围绕《食糖法》和《印花税法》展开的议会斗争正是上帝指示他们奔赴的战场，就好像税收问题是法利赛人诱惑耶稣的鱼饵。宗教维度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财政纷争。美国宗教史专家威廉·沃伦·斯维特有过精彩的论断：“英国教会与持异议者之间的宗教分歧积累起了足以燎原的燃素，而印花税、茶叶税和其他税种的争议及管制所起的作用不过是点火的火柴而已。”

　　到1630年代和1640年代，两种争议混在一起，已近燃点。此后，财政和宗教斗争被挤压进一场主权归属的大讨论中。

　　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者们因为知道争论的最后结果，所以都倾向于强调留存在教派分歧中的宪法争论。然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有关财政、教派和民主的辩论只是同一个议题的不同方面。新教主义、低税率、财产权以及议会控制下的政府被熔铸进一块自由主义的合金中，而这块合金现在已经无法再析出什么单独的元素了。

　　议会独立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由他们的先辈带到普利茅斯石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也被视为保证他们的宗教、财产权利的最可靠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争论的分歧越来越大，殖民地逐渐超越了税收和美利坚主教的产生方式等问题(这些问题到1775年时，基本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开始转向并最终集中到议会主权的问题。

位于阿斯彭的美国圣公会教堂

　　拥抱权利：比英吉利人“更英吉利”

　　回顾1800年，麦迪逊，这位未来的总统，清晰简洁地总结了独立派人士的宪法目标：“(美国)革命的基本原则是，殖民地能在属于同一主权的帝国中成为与不列颠拥有平等地位的成员，并且，立法权被完整地保留在美利坚国会中，跟保留在不列颠议会中的一样。”

　　应当说，这一番立论相当温和，不列颠岛很多人也是这样看的。下议院中的辉格党开始考虑同意殖民地提出的要求。1775年，老威廉·皮特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撤销北美独立派反对的那些议会法案：从《食糖法》到承认大陆会议——其实这个会议也就相当于不列颠的北美议会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议案获得通过，那么，很可能缔造出一个统一的盎格鲁国家。北美殖民地本来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最终走上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的独立之路。美利坚王国今天就是英联邦成员国的一部分了。

　　但是上议院、托利党和行政当局不愿对他们所认为的反叛行为作出妥协。皮特的提案被61票对32票否决，政治和解的最后一次机会丧失了。

　　不列颠议会两院制衡的传统不应蒙蔽我们，使我们看不到对殖民地苦难的同情。这种同情不光是抽象意义的，而且是在同一个政治国家内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国会领袖在美利坚议题上站在了一起：皮特本人、激进派领袖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和盎格鲁保守主义传统之父埃德蒙·柏克。事实上，美利坚是惟一一个让三巨头结成统一战线的议题。

　　有必要提醒一下：争吵在这个时候仍被各方看作家庭内部矛盾。我们不能带着今人的眼镜打量过去发生的一切，把英国国内对北美爱国者的热切同情视作对外国势力的支持。辉格党在这个单一的政治体中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派别，此刻感受到政府决心要重返斯图亚特托利党路线的威胁。

　　皮特在数年前撕毁《印花法案》时宣布：“看到北美人已经奋起反抗，我有多振奋!如果三百万人对自由已经麻木、自甘为奴的话，那就只配成为制造更多奴隶的工具!”

　　议会史上无出其右的雄辩家柏克代表殖民地人民做过精彩演讲。显然，他始终坚决支持那些远在大洋彼岸的同胞们。事实上，在柏克看来，美国人是比留在母岛上的英吉利人“更英吉利”的人，因为他们如此珍视作为英语民族独特特征的自由观念：“拓殖者在你的这一部分特征处于最强势的时候开始了移民活动，他们在脱离你的掌控之时就带着这样根深蒂固的偏好与明确坚定的指引。因此，他们不光忠于自由，而且是按照英国人的观念、英国人的原则投身自由。”

　　柏克毫不怀疑美国激进分子在拥抱权利的过程中，保留而不是抛弃了他们的英国遗产。他告诉议会议员，美国的宪法发展演变为税收问题，它从斗争中赢得的自由巩固了“惟人民选举的代表方有权征税”这一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惟英格兰才有的特征：“殖民地是你们设置的，携带着你们身上的血缘、理念以及原则。他们对于自由的热爱，正如你们一样，在税收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强烈和执着。”他们一方面看重他们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特别珍视与政治自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信仰：“殖民地人民是新教徒，这一类人的心智和观点是最难以屈服的。这一特征不光易于导向自由，而且本身就是自由得以生长的基础。”

　　柏克认为惟一可以平复动荡的做法就是承认殖民地人民拥有完整的英国公民的权利：“我们不妨接受一个美利坚帝国，这样就能接受美利坚财政。英国人的权利有哪些，他们就有哪些。只要能给他们英国人的权利，问题就解决了。”

　　柏克的观点在国内很受欢迎，但它们在下议院获得的支持却很少，因为下院议员是通过严格的选举程序筛选出来的，有的情况下，选举人需要夸张的效忠国王的忏悔仪式，而忠诚正是晋升与优俸的不二法门。在查理二世复辟一个世纪之后，古老的裂痕在羊皮椅上依然可见。一项研究表明，那些反对废止1776年《印花税法》的少数派议员们，他们的名字大多跟在一串骑士家族的姓氏后面：巴戈特、寇松、格罗夫纳、哈利。

　　政府打算就新税种的税率做出让步，但在有权向殖民地征税这一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在乔治三世和他的僚属看来，要解决分歧决不能手软。他们相信，他们为满足殖民地的宗教和财政要求已经做得够意思了，绝无可能再交出英国议会的主权，因为这是整个盎格鲁文明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他们认为，可以考虑在殖民地颁发本地议会的特许状;但是，权力下放与封建制度是有区别的。

　　大臣们承认，波士顿地区在下议院中的确没有代表。但是他们又说，别忘了，很多地区的人都没有代表啊，比如伯明翰、英格兰，这叫“实质代表”。也就是说，他们在议会中可以有一些支持者和同情者。独立派们也反击说，伯明翰也应该有真正的代表啊。皮特称“实质代表”这一概念是“最容易忽悠人的词儿，连认真反驳都不配”。

　　但是诺斯勋爵和他领导的政府则继续顽固地坚持己见。就像每个时代中每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一样，大臣们相信他们要做的就是处理一小撮麻烦制造者，只要秀肌肉，以无声胜有声，民众自然就服帖了。然而，这回他们的算盘怕是打错了，就像1640年代发生的那样，事情已经有了他们自身的力量。争议的焦点不再是税收或者宗教，而是权力，要求盖奇将军解除马萨诸塞民兵的武装的决定和查理一世控制英国民兵的企图简直如出一辙。在整个新英格兰，人们涌向街头参加武装组织，共同抵抗统治者。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开始了。

　　(本文摘自《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英]丹尼尔·汉南著，徐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时间：2015/11/9   发布时间：2015/11/9

旧文章ID：6952

作者：费正清  来源：澎湃新闻翻书党

　　【编者按】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中信出版社)近日出版。

　　该书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36年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度获得普利策奖。

　　塔奇曼说，《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枚“双黄蛋”。它既是史迪威这位传奇将领的个人传记，又书写了一段盘根错节的中美关系史。史迪威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他却在亚洲的危机中耗尽半生。而本书并非只是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战争故事背后的是中美两国第一次全面合作。

　　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费正清为该书撰写的序。

　　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部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位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当美国陆军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以物色有才干的指挥官时，乔·史迪威(Joe Stilwell)表现得极为敏锐、富有想象力而又不墨守成规，当时他就已经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并受命率军进攻北非。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不过，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守，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理想的中国军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关于战争的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语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开展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所谓“前车之鉴”。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帮助盟友国民党使我们成了共产党所发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最糟的是，这场革命最后成功了。

　　总之，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开始是想帮助中国，而之后在冷战的强权政治中，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又跟中国人对立起来。这样做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尤其在考虑到那就是我们的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序曲时?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一开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老亨利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她专注于既相关又各有专攻的历史和文学。1933年她毕业后不久，这个世界就不得不为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动员起来。她积极主动、思路清晰而又无所畏惧，这些素质使得她成为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员。1934年她在纽约，1935年则在东京。该研究所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20世纪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前干事在檀香山创办。它由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组成，分布于主要的环太平洋国家，还包括欧洲在那里的殖民地。它独自在太平洋地区开创了当代研究和定期国际讨论的模式，而现在的中心和协会几乎每天都在采用这种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从军国主义的东京去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中国。

　　回到纽约后她开始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工作，她父亲曾经是该杂志的受托人。然后她在1937年至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结婚，之后生下三个女儿。1943—1945年，她在纽约战时新闻处远东新闻部工作。

　　对一个家道殷实又忙忙碌碌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让她参加外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从而为纽约的当权者们增光，但也就仅此而已。然而对巴巴拉·塔奇曼来说，她才刚刚走上轨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兴趣，出版了《圣经与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从古代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那以后她避免了那些牵扯她个人情感的题目，并作为面向大众写作历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某个把巴巴拉的这些书称为“通俗历史”的批评家与其说是在评论这些书，倒不如说是在评论他自己。确实，它们是“非学术性的”，因为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历史“问题”太多这类问题来源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在大学里，那些寻求科学一致性的人入侵历史学后强调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先验图式。这些很可能加速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的减弱。总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可以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的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则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域的独特性。

　　当然，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各方都期望获得更多的关注。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词酌句来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于她惊人的勤奋。她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酝酿《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花了四年，这个时间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时间一样多;后者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是本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当她开始创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的时候，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之处。两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历史学家写了三厚本有关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经有了。尤为可贵的是，史迪威将军的家人公开了他内容广泛的日记和私人记录。

　　要关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开那些雷区，即那些自美国宣告“失去中国”之后所积累的单方面证据、指责，以及那些各怀心思的回忆录。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国与其盟友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殊死搏斗。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于癌症后，国共之间的搏斗挣脱了美国的影响爆发了，美国国内政坛因此充满了抱怨。

　　另一个也跟勤奋有关的秘密则很容易被察觉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过掌握并运用这些记录而提炼出了她所谓的“确证的细节”。即便她已经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关性，她仍然必须通过现场证据不言自明的一条引语、一个事实或者另一个事件才可以将这一点传达给读者。这些细节使得不同事件联系起来了。因为她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那些玩意儿，也不喜欢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话。“我从来不觉得引用某人在旁边大学工作的邻居的话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来源;我想知道某个事实的原出处，而不是最近谁引用了它。”幸运的是，她除了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独立精神(虽然她不是位教授)，对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制度或“因素”也具有敏锐观察力。例如，她对蒋介石在中国所达成的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力平衡的分析，便是本书阐发的最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回顾的史迪威的早期经历他的语言天分和海外游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中国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传记，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塔奇曼夫人善于发掘和运用各种记录，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贯穿起来。

　　从20世纪80年代的视角来看，史迪威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

　　历史地看，1911—1945年是中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直到1928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终于取代了君主专制。不过，自1931年起，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乱。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使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难得地有了参与中国生活的机会。在很多中国爱国人士看来，美国那些用条约维持的各种特权不过是19世纪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延续。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然而……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体是独立自主的，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仍然需要外国的贸易、技术和投资。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国的贫穷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包括那些阔绰的美国游客，又一次成了贫穷中国的特殊人群。我们再次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人密切交往起来，跟他们谈生意、交朋友。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看到的中国改革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这是个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富于活力的交替变化，是乡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此消彼长。仿佛有一个内置的钟摆，引导中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在农民中间开展平均主义的社会改革，然后转而在现代技术领域培养出新的统治阶层。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所展现的可不是一种单调的稳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完成此书后，其他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见解?有关赢得了未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见解有很多，但有关20世纪40年代美国战时努力的却很少。也许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此书利用了根据《自由信息法案》刚刚解禁的秘密政府档案。沙勒的研究仅仅加深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意图和所作所为的幻灭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里早已明确传达了这种幻灭感。

　　举例来说，她记载了统率美国驻华海军的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迈尔斯走在了美国陆军的前面。通过1943年4月罗斯福总统所签署的一个秘密协议，迈尔斯让美国海军利用中国自己的飞机向中国运输军火，并帮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击蒋介石的对手中国共产党。迈尔斯好像有童子军的素质，看上去也很像。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U. S. Naval Academy)的时候，朋友们就叫他“玛丽”，因为他也有酒窝，长得挺像舞台明星玛丽·迈尔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国”，迈尔斯统率着2500—3000名美国人。有些帮助戴笠进行反共活动，从事暗杀、投毒、抓捕和镇压工作。由于有美国海军上层的支持，迈尔斯屡次挫败了史迪威试图控制他的努力。迈尔斯感到戴笠有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营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支持妇女教育”。据迈尔斯的批评者说，他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判，审判后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军军官提前在中国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后来他得了夸大妄想症并于1945年9月被送回美国。中国共产党对迈尔斯的活动进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

　　迈尔斯一事说明，史迪威在中国的战时努力是怎样被限制在国民党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行为之间的。乔·史迪威这个带兵高手很想教中国那些被征募来服兵役的农家子弟们怎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人的优点，如民主和主动尽职。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有天赋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

　　毫无疑问，史迪威很幸运没有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统帅在史迪威1944年被召回前罗斯福总统曾经这样建议过。那将使他置身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中国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而国共战争已经开始。这个曾被蒋介石拒绝的(由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的)任命将使美国卷入“二战”后的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即便如此，直到30年后美国才承认了中国革命。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美]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 著

　　万里新 译

　　中信出版社

　　2015年10月

　　ISBN : 978-7-5086-4817-0

　　定价: 88.00

来源时间：2015/11/9   发布时间：2015/11/9

旧文章ID：6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