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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俄坠毁客机上“可能”有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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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奥巴马5日表示,在埃及西奈坠毁的俄罗斯客机上可能有炸弹,美国的调查人员和情报机构将对事故展开调查。此外,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称“很有可能”是炸弹致使客机坠毁。不过俄方对这一推测持谨慎态度,埃及方面也曾表示,还没有迹象表明客机因爆炸坠毁。CNN(新浪)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16

【美军在南海与解放军聊家常:我们有披萨,你们吃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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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察者网  来源:新浪微博

据路透社6日报道,拉森号舰长罗伯特·弗朗西斯披露了中美海军互动过程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原来双方不仅有剑拔弩张的对峙,也有美军主动“拉家常”的时候……点此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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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7

旧文章ID:6915

【美大选假想对决民调 卡森希拉里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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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在假想的总统大选对决中,退休神经外科医师卡森(Ben Carson)会是共和党2016年总统参选人中,最能与民主党对手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抗衡的人选。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7

旧文章ID:6914

【亚裔美国人为什么不支持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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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owThis  来源:新浪微博

亚裔美国人是美国最富有、教育水平最高、增长最快的群体。二十年前,四分之三的亚裔把票投给共和党,但12年大选中,高达73%的亚裔都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奥巴马。这种一百八十度大反转是如何出现的?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5

旧文章ID:6913

【“最诚实和最值得信赖”民调 卡森夺得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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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最近刚刚公布的一项针对2016总统大选候选人“最诚实和最值得信赖”一项的民调显示,卡森大夫勇夺第一名!希拉里是最后一名。倒数第二是川普大叔。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12

【10岁华裔女童欲参选2040年美国大选 称对奥巴马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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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新闻客户端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一名十岁女童心中有一个美国总统梦,希望推动美国修宪,让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也能够参选美国总统。这名女孩出生在中国湖南,十个月大时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为了自己的梦想,她说不会放弃,将全力以赴。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5

旧文章ID:6911

王毅与克里通电话:美军舰闯南海损害互信,应尽快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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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外交部长王毅11月6日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9月份对美国进行成功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中美双方应加强协调,集中精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不希望这一进程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王毅说,美方军舰在中国南海采取的行动损害双方互信,挑动地区紧张,中方对此严重关切。美方应尽快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的正确道路上来。

  双方还就伊朗核、叙利亚问题等交换意见。克里高度评价中方为解决伊朗核问题作出的积极贡献,希望美中合作,与各方协调,为落实全面协议包括推进阿拉克重水堆改造继续做出努力。

  王毅表示,落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各方密切协调,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叙利亚问题,王毅积极评价不久前维也纳部长级扩大会议达成的九点协议,强调当前形势下,加快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具有紧迫性。中方主张首先要推动反恐形成合力;第二要固化局部停火,并逐步扩大到全面停止军事行动;第三要尽快重启政治重建进程,核心是举行包容性民族和解对话;第四要积极推进人道救援和经济重建。中方愿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10

美国大选是少数人的游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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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天龙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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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杰弗逊纪念堂坐落于美国华盛顿,为纪念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而建,1938年在罗斯福主持下开工,至1943年落成。 本文图片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1800年1月,美利坚合众国首都费城。

  时任副总统的杰斐逊正伏在书桌上写信给几天前刚刚上任的维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信中谈得事情和当年的总统大选有关。

  在信中,杰斐逊向门罗指出:“如果不采用‘整体票’的选举制度,那么我们就是在做傻事,甚至比‘做傻事’更加不可救药”。而这里说的“整体票”后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赢家通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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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第一页。

  赢家通吃制度的诞生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备受尊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其实只有薄薄数页而已,但却是当时五十多位制宪者们耗时近五个月所“淬炼”的思想精华,堪称西方启蒙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但和人类的其他杰作一样,这本书也充满了瑕疵,其中在总统大选这一关键制度的设计上更是留下了巨大的灰色地带。

  《宪法》对于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要求并不多,只有年龄,出生地和居住年限几个要求而已。但为了确保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能够“强大而有活力”,加上制宪者们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他们特意模仿罗马枢机主教团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制度在宪法中创立了一个类似的间接选举机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从而让总统能够不直接承受民意压力,享受充分的自主裁量权。

  对于选举人团,《宪法》仅仅笼统的规定了他们任命的日期,召集开会的日期,出席人数的要求,选举人投票的程序,国会如何计票等等,但对于最关键的问题——“如何产生选举人”——却语焉不详。

  和《宪法》中有关国会选举的部分不一样的是,在总统大选这部分《宪法》并没有授予联邦政府任何对州政府进行任何限制和干预的权力。按照最高法院对这一段的理解,州政府在设计总统选举人产生制度上的权力是“独享的”和“全面的”;而在2000年布什诉戈尔一案中,高院甚至进一步确认“个体公民并没有选举美国总统选举人的宪法权利,必须由州议会通过选举的方式行使权力产生选举人团成员(选举人)。”

  正因为制度弹性极大,以至于各州政府在筹备1789年第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各行其是。当时12个州(罗德岛州尚未批准宪法)有6个州允许民众投票产生总统选举人,剩下的州则根本没有“投票选举”的概念,都是州议会或者州长任命产生总统选举人。而即使是在选民投票产生总统选举人的州,情况也分好几种。比如维吉尼亚是单独为总统选举人划分选区,每个选区产生一个选举人;有的州则将总统选举人选区和国会议员选区合并让选民们一张票选两个职位,但也是一个选区一个选举人;有的州则是同一个选区产生多个选举人;有的州则是全州范围普选选举人……但这里面,采用了如今“赢家通吃”规则的州只有三个:宾夕法尼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里兰州。

  因为头两次大选华盛顿都有参加,且次次都是全票当选,所以选举人产生制度的混乱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可等到华盛顿辞职之后的第一次大选,也就是1796年大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异常尖锐的暴露出来。这时候美国第一代政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和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在内政外交上各有一套主张,且双方资历和功绩都难分伯仲,结果最有亚当斯以选举人票71:68区区三票的优势领先杰斐逊当选。

  这些许的差距让民主共和党在大选后审视“选票去哪了”,最后发现亚当斯在民主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宾夕法尼亚州,维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分别“挖”走一票。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杰斐逊一派认为必须从改革选举制度入手。

  而维吉尼亚等南方州虽然是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出身地,但南方并非民主共和党的基本盘,支持联邦政府的南方政客大有人在。在1798年中期选举中,以未来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为首联邦党人在维吉尼亚拿下了19个国会议席中的6个,南卡6个中的5个,宾州12个中的5个,北卡10个中的4个,而佐治亚州甚至出现全面翻盘的现象。照这么发展下去,民主共和党不要说在1800年大选卷土重来,老窝被联邦党人抄了都不意外。如果说1796年还仅仅是暴露问题的话,1798年的中期选举则是给民主共和党敲响了警钟。

  焦虑的民主共和党人最终兵行险招,下定决心改革选举制度,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而接到杰斐逊指示的门罗很快投入选举制度改革的斗争,在维州联邦党人的咒骂声中率领本党州议员在1月底强行将维州的分区选举制改为赢家通吃制度,从而开启了该制度覆盖全美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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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15年9月15日,美国圣佩德罗,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登上依阿华级战列舰举行竞选集会。

  赢家通吃制度下的“赢家”

  “赢家通吃”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其实是美国两党制诞生和成熟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制度创造,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将某个政党在一个州权力的永久化。

  政党的出现并非美国立宪者们的本意,在制宪会议上几乎各方代表都极力谴责派系对共和政治的危害。在各州通过新宪法的过程中,麦迪逊还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继续批判政治派系,提出为了克制派系利益对各州政治的控制,必须成立大共和国,用“野心制约野心”,用“利益对抗利益”的方案。但讽刺的是,当新共和国成立之后,崛起的两个政党的领导者恰恰是对政党制度弊端看得最透彻的两位《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而他们对选举制度造成的伤害也是最深。

  按照《联邦党人文集》中立宪者们的构想,“肩负选举总统重任的选举人团应当由启蒙程度最高且最受尊敬的公民组成,他们的选票将会投给最德才兼备的候选人”;“(这些人)最善于辨别适宜于(总统)这一职位需要的品质,可以在有利于慎重审议的条件下行动,并使一切理由和主张都能适当地结合在一起,以便作出选择。由人民群众普遍从本地同胞中选出的少数个人,最有可能具有进行如此复杂的审查工作所必需的见闻和眼力。”

  正如选举人团制度的原型红衣主教团一样,立宪者创立选举人团制度的目的是让他们讨论和审议,然后在投票表决总统人选的。但因为政党这一超宪法机构的出现,讨论和审议的职能也随之从选举人团转移到了政党内部,结果导致选举人团投票形同虚设,完成成为各州多数党的党派意志的体现。美国立国以来22991张选举人票,只有1796年迈尔斯违背本党意志的投出的那一张选票可以说是按照立宪者原意进行独立思考而做出的选择。选举人们这种近乎无脑的投票甚至在一百年多后被最高法院的罗伯特·杰克逊无大法官无情嘲讽,认为他们是“甘愿沦为党的奴仆”,投票是“智力匮乏”的表现,还改编一首诗歌挖苦他们:“他们永远按照党的意思投票,而且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

  但两党对这种嘲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追求权力,而在选举人团制度下最符合政党利益的制度就是赢家通吃。赢家通吃制度不仅可以避免本州的选举人票外流到本州少数党手上,还可以进一步挤压少数党的势力实现多数党执政地位的永久化。

  首先,和欧洲大多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不同,美国的赢家通吃制度决定了少数党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一无所有。比如一个政党在一个州占了四成支持,那么在比例代表制的欧洲他们可以拿到四成左右的议席;而如果在美国,一个州切成十个选区,他们可能每个选区都是少数,最极端的情况下很可能一个席位都拿不到。

  其次,因为多数党占据了议会中超出自身比例的席位,按照美国选区划分的规则,他们可以在下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划出更有利于自己情况的选区形状,从而最大可能的压缩少数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挤压少数党翻盘的可能。

  最后,因为少数党生存处境艰难且翻盘无望,见风使舵的选民们必然为了自身利益选择“赢家”党,结果被抛弃的少数党进一步沦为极少数,而民主党共和党以外的第三党则经常会出现连政党资格认证都成问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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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府萨克拉门托,连任州长的施瓦辛格(左)出席他第二个任期的宣誓就职仪式。

  赢家通吃制度下的输家

  赢家通吃制度虽然对政党有利,但对大多数民众并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赢家通吃制度的存在,大多数州被某一政党完全控制,结果美国各州内部两党之间严重缺少竞争性,结果反映在大选上的结果就是美国政治版图过于僵化。在过去五次大选中,41个州有四次支持同一政党;而其中有32个州五次大选全部支持同一政党。而这进一步导致两党总统候选人通常会放弃去这些州竞选造势,因为本党的基本盘再怎么无视最后也会支持自己,而对方的基本盘再怎么砸钱最后还是会支持对方。结果绝大多数州被排除在大选之外,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那几个摇摆州。

  以竞选资金在各州分配为例。2004年进入总统大选阶段后,两党候选人99%的资金投向17个州,而资金总数的87%是投向了区区9个州,而其中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维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艾奥瓦州又占据了所有资金的72%。其余33个州则“瓜分”剩余资金的1%,这里面23个州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而如果用两党候选人出席活动次数来衡量各州的重要性,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这里面存在巨大的不公平。2004年最后一个月两党候选人出席的307次活动全部集中在24个州,除掉仅去过一次的6个州、两位候选人工作的华盛顿特区、和两位候选人的家乡州,那么92%的活动集中在16个州,其中五大摇摆州占据了所有活动的三分之二。剩下的35个州只分到8%的竞选活动,其中26个州完全没有活动,他们和外国人一样成为大选的旁观者。

  如果按照选举人票来计算,这16个让候选人们倾尽全力的州不过占了182票,差不多是总票数的三分之一。换言之,因为赢家通吃制度的存在,两党候选人在2004年直接放弃争夺美国三分之二的选举人票,让这些州的选民沦为看客。而当时小布什的幕僚在回答这个制度对大多数选民是否公平这一问题的时候的态度非常直接:“如果他们想多看几眼候选人,搬去摇摆州就好了。”

  但更糟的是,这一情况还在恶化:2008年奥巴马在赢得民主党提名之后仅仅在14个州举行竞选活动,麦凯恩略好也不过走访了19个州,两党候选人加一起不过办了300场活动,31个州被彻底无视,而斗争最激烈的三个摇摆州却抢占了一半以上的活动。而用电视广告投放量来计算,32个州一共分得所有广告费支出的0.25%。

  到了2012年,情况急转直下。首先是竞选活动的锐减。2004年提名大会后两党有307场活动,2008年还有300场,而2012年却仅有253场了。而候选人活动范围也大大缩小,之前两次候选人怎么也要跑十几个州,可2012年提名后奥巴马仅仅在8个州“走透透”就赢了连任,而罗姆尼也不过比他多跑了两个州而已。

  对比之下,2012年大选两党竞选资金筹集数额再创历史新高,奥巴马和罗姆尼分别筹得近8亿资金,可以说资金并不是他们“偷懒”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随着两党意识形态两极化加强,更多的州在赢家通吃制度的促进作用之下早早的确定了自己的阵营归属,导致摇摆州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等于是赢家通吃制度把更多的州从大选中剥离,结果出现五分之四的选民只能选择“强势围观”这一窘境。

  而赢家通吃制度不仅在大选阶段排挤了一半以上的州和八成以上的选民,还进一步挤压了党内初选的空间。自从有了初选制度以后,这就成了本党民众接触和了解本党参选人们的一个重要机会。因此有些州,比如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虽然在大选阶段候选人不会去,但是因为这两个州初选早,所以候选人们在初选阶段肯定是要往这两个地方频繁走动的。而因为初选在各州是分别进行的,初选安排的越晚的州自然就越不受候选人的重视,因为很可能等那些州进行初选的时候某些候选人已经被淘汰,或者某些候选人已经成功出线拿到了足够获得提名的票数。

  但在过去因为大选阶段的摇摆州数量很多,其中就有一些是较晚举行初选的州,所以候选人即使赢下足够票数确保提名,他们也一样会造访“与民同乐”。可随着摇摆州数量锐减,候选人在确保提名之后通常会果断放弃前往之后举行初选的州,而是直接杀奔对大选至关重要的摇摆州,提早开始为大选布局。结果因为候选人不来,这些州的初选也就无人问津,很多候选人连走过场都懒得走,等初选结束之后发一封感谢信都算是厚道的。而因为候选人不来,民众少了和他们接触的机会,这些州“凑热闹”的独立选民也就对政治更加冷漠,最后导致这些州的党内事务也就更多的被热衷政治的极端派把持。这一方面加剧了两党的极端化趋势,导致两党在各个政治层面的剧斗;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各州内部政治极端化的趋势,导致这些州更容易变成两党各自稳定的基本盘,最后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整个大选的生态。

  赢家通吃制的恶果

  这种对摇摆州的偏好不仅普遍存在于四年一次的大选之中,也严重影响了历任总统的施政,导致大量的联邦资源向摇摆州倾斜,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不公,还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道德危机。

  这种不公平有时候甚至会造成“同命不同价”的可怕结果,而这就涉及到总统的另一个权力,那就是救灾事务上的决定权。2011年的一份研究指出,根据1981到2004年的数据显示,总统大选竞争激烈的州在获取联邦救灾物资上得到的分配远比不激烈的州要高,而总统仅每在摇摆州多宣布一次救灾令,他就可以预期在该州提高1%的支持率,而这里面无疑获益最高的是每年遭受飓风侵袭的摇摆州佛罗里达。而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联邦教育拨款上,以至于联邦政府推出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被讥讽为“不落下一个摇摆州法案”(No Swing State Left Behind Act)。

  简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总统把国库当成自己的竞选提款机,通过巨大的行政权力和庞大的联邦预算肆意的为连任或者为继承人接班铺路布局。考虑到美国巨额财政债务,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全国人民身负巨额债务来满足小众人群的“欢心”。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贪渎,但因为这是两党默认不宣的惯用手法,以至于无人为这种行径负责。

  赢家通吃制度蕴含着潜在的“违背民意”的这一天生问题。美国历史上已经经历56次总统大选,但已经出现了四次获得普选票多数的候选人没有赢得大选的尴尬事例,分别是1824年被幕后交易做掉的安德鲁·杰克逊,1876年被南方州出卖的萨缪尔·悌尔登,1888年的克里夫兰,以及2000年因输给高院的戈尔。这个机制出错的几率高达7%,按照概率来说已经不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二战以来每一次大选的数据,会发现决定结果的并不是摇摆州的几千万人口,而仅仅是这里面的一小撮。1948年杜鲁门横扫共和党候选人杜威,1960年肯尼迪打败尼克松,此外还有1968年的尼克松,1876年的卡特,都是以一小撮致胜的案例。最不可思议的还是要数2000年,决定胜负的仅仅是佛罗里达的269人,即使戈尔在全国范围内领先53万票。按照1960年的情况,戈尔这优势够赢好几轮了,但关键州的差之毫厘,导致他和白宫谬之千里。2004年类似的情况几乎重演,不过这次“潜在”的受害者是小布什自己。虽然他全国范围领先三百多万张普选票,可是如果在俄亥俄多丢六万票,克里就能反败为胜。

  如果把这六次“侥幸没出事”的选举也加入我们的计算,那么美国历史上近五分之一的大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看历次大选数据,虽然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两党候选人普选票差距在10%以上,胜者可以宣布自己“压倒性获胜”,但从1988年起,每次大选的两党候选人普选票差距都在10%之内,可以说未来 “稍有不慎”就会重演2000年的情况。

  而正是因为这种“非线性函数”式的选举制度,导致出现各种限制民众投票的“配套制度”出台。因为一个党不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拿下某个州,但却可以趁自己在位的时候尽量立法阻挠对方选民投票的能力和意愿。于是在内战后南方州出现了“文化考试”,“投票税”,“白人初选”等五花八门的技俩;而等《民权法案》废除了这些花样之后,新的法案如“选民证件”,“缩减投票站”,“延长排队时间”,“缩短投票时间”,“废除提前投票”,“禁止邮寄选票”,“禁止使用临时选票”等等方案纷纷出炉。而像选区重划这种老技术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两党从过去的“党派利益选区重划”进化到了“两党合作选举重划”,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以至于大量选区出现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没有两党竞争的怪象,这种情况下民众呼声根本无法有效上传。选民投票热情也因此受到打压,总统选举投票率勉强过半已成常态,地方选举则大多数时候连两成都没有。

  这种一层套一层的“扭曲制度综合体”一方面把民众拒之门外,一方面却给大公司大财团等利益集团大开便利之门,因为这种“只要控制少数人就可以控制大局”的情况正投他们所好,可以让他们的政治捐款实现效用最大化,也能更好的控制两党候选人。这也是为何摇摆州数量减少,但历次选举政治筹款屡创新高的原因所在。

  杰斐逊给门罗信中叮嘱维吉尼亚不要“做蠢事”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别的州都在这么干”。其实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每个州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得不采用“赢家通吃”制度;而后来加入联邦的州为了在联邦中不被忽略,也不得不在并入的那一刻就在两党之间做出选择;而政党为了能利益最大化,也会纷纷“弃暗投明”最后选择“赢家通吃”。而当大多数州都选择这个制度的时候,强大的“同侪压力”又导致没有哪个州敢再翻出这个体系,因为固化的政治结构和现有的利益分配体系决定了除非各州在短时间内一起废弃这个制度,否则最先“叛出”的州等于就是在政治自杀,结果导致各州陷入为图小利而失大局、为顾眼前而失长远的窘境。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09

TPP全文公布:30章数千页,体现高标准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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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冬冬  来源:澎湃新闻

  11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TPP文本全文显示:这份号称“史上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全文超过两千页,包括30个章节以及相关附录,内容不仅覆盖一般自贸协定中的关税减免、贸易便利化措施等要求,还在政府采购、国企和指定垄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方面设定了更高门槛。

  TPP全文公布后,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成员国贸易部长对此表示欢迎,并称给公众机会可以审阅和理解TPP的相关内容。此前,外界一直批评TPP谈判存在不透明的问题。

  在TPP文本全文公布后,《华尔街日报》评价称,这将引发公众围绕该协议价值,以及协议是否应该获批的论战。

  已经有部分环保学者对TPP在环保问题上的漠视表达了抗议。昆士兰科技大学知识产权和创新法教授Mattew Rimmer称,协议对于环境问题涉足不多,且执行机制也比较弱,“只是在生物多样性和海洋鱼类捕捞等方面有所涉足,通篇竟然没出现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这个词,这是目前全球最紧迫的环境问题。”

  此前的10月5日,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越南、秘鲁、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在内的12个TPP谈判成员,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有评论称,规模占全球四成的巨大经济圈由此呼之欲出。

  这份号称标准更高的自贸协定,因为未邀请中国加入谈判,而被视为美国试图主导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制衡之举。

  按照计划,TPP成员国需要走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后协议方可正式生效。TPP协议称,TPP协议在成员国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的60天内生效,一旦有成员国无法完成,则至少占到TPP经济体GDP 85%的6个成员国通过也可生效。

  高标准和妥协

  说TPP比一般的自贸协定标准更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条款中,TPP提出的标准更高,包括绝大部分工业品关税将立即取消,提出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TPP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

  二是在竞争政策上,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协议禁止各成员国给予各自的国有企业或特定企业垄断权力,实施全面的竞争中立原则等。

  三是劳工政策上,TPP提出各成员国在各自法律和实践中采取或维持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宣言所承认的核心劳工权利,即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劳动等;其还要求各成员国阻止强迫劳动或童工生产的产品进口,及包含强迫劳动产品成分的产品进口,无论这些成分的来源是否为TPP缔约方。

  四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TPP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执行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边境措施,以及针对商业规模的商标假冒和侵犯版权等行为采取刑事程序和惩罚等。

  当然,TPP本身也是一份相互妥协的谈判成果。

  路透社称,协议并没有包含美国相关议员要求的对于汇率操作国家实行贸易制裁的要求。

  日本共同社指出,协议规定,生效7年后,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共5个国家可以应对方要求就关税问题进行再磋商。在汽车领域,日美相互禁止以搭载新技术为由妨碍向市场投放汽车,如果美国与加拿大违反汽车相关协定,允许日本采取将汽车以外品种已经下调的关税恢复原先水平的对抗措施。

  补充条款未公布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公布的TPP全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协议。

  《悉尼先驱晨报》称,不少补充条款并未公布,这些补充条款记录了特定政府间的相关协定,报道援引澳大利亚公平交易与投资联盟协调员Patricia Ranald的话称,未公布的补充条款极可能是让大型经济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Robert Robb表示,这些补充条款将在全部完成后公布。

  通过程序复杂

  彭博社称,预计大部分国家可以顺利通过TPP协议,但美国和加拿大或许会因为国内选举和争议推迟通过。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有意签署TPP后,将开始为期90天的等待期,在前30天内,国会将私下审议协议内容,并与行政机构官员进行商议;之后就是公众阶段,时间为60天,任何利益团体都可以提供反馈意见,也可以看到各行业对TPP的支持态度到底如何;接下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将出具一份TPP的完整经济报告,最长可以有105天来完成,但通常不会这么久;最后国会有最长9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通过该协议。

  由于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获得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使得国会只有权力通过或者否定贸易协定,而没有修改的权力。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08

福山: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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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原编者按】11月4日,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汪晖担任主持人,崔之元、潘维作为评议人出席,讲座现场盛况空前。福山因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而享有盛名,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暨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

  汪晖:有关“历史终结”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

  关于这场讲座的缘由,汪晖谈到,福山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当年曾经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从那时候至今,有关“历史终结”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论人们对这个话题持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在冷战终结以及后冷战的世界格局里,福山提出的这个命题,确实戳到了关键的要点,使得围绕该话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

  但汪晖同时也谈到,事实上,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问世之后不久,在出版于1996年的著作《信任》中,福山就已经开始对他稍前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修订。在政治介入方面,福山早年曾担任过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中的智库学者,他也通常被看作新保守主义派的一员;但后来,在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福山公开提出反对,并与过去的新保守主义阵营保持距离。

  汪晖进而介绍了福山近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这部著作标志着他最新的思想成果和发展。而引起中国读者特别兴趣的是,在福山教授对政治秩序的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国,既包括对中国传统的估计,也包括对中国现实的分析,这使得他在美国对相关议题——关于中国的前景、历史是否终结、有没有新的道路等等——所做的讨论,同时也内在于我们在中国所进行的讨论。

  就汪晖个人的看法而言,福山的讨论主要还是来自于对自由民主体制的基本要素的观察,但他把这些要素放到长时段的历史里去考察,其中,尤其是关于国家能力的部分,涉及了大量的与中国政治传统有关的内容。在整个人类历史里,中国可能是现代国家形态出现得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明,所以,从各种各样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国家能力是非常强的。

  汪晖认为,福山的论述背景是对于美国政治危机的分析;而他对中国的讨论,也包含对美国政治危机的讨论。这也激起了中国知识界很多人的兴趣。如果在美国也同样发生政治危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政治前景?而这也牵扯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可持续性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显示出很强的能力;但是,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上看,中国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

  汪晖指出,这也是一个涉及“历史终结论”的重要话题。换句话说,很多朋友都会对福山今天是否还坚持“历史终结论”感到好奇,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当前的政治危机的看法。因此,特别邀请福山来讨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的挑战,讨论未来到底是怎样的改革前景和方向。

  福山: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而美国过多的法律造成了政治制度衰退

  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在讲座中,福山首先简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建立的理论框架。

  他列举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并且提出,理想的现代政治制度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福山指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明确地提出了“法治”问题,但中国的“法治”在概念上不甚清晰。在福山看来,“法治”(Rule of Law)与“以法施治”(Rule by law)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运作,而不能为所欲为。

  福山提出,问责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为宽泛,它不一定意味着代议制民主,而是意味着政府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也就是说,民主选举并不是问责制政府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政府能否变得更为问责化。

  福山声称,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能够达到上述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权,因为,如果只有国家能力,而没有权力制衡的话,那就会演变成极少数人的专制暴政。但福山同时也表示,如果缺失了国家能力,也会演化成另一种灾难,就像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发生的那样,无法维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福山进而提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关键区分是在于世袭制(Patrimonialism)与否,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非个人化的,并不是为了君主的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而存在。但是,在不同程度上,现代社会直到今天都仍然遗存着某种“家产制”,因而有代际之间的利益传递,有引人瞩目的腐败问题。

  按照福山的观点,就现代国家的起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朝,因而,中国在国家能力的发展上要远比西欧源远流长。尽管如此,古代中国却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因而,其政治秩序是相当不平衡的,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制度性的平衡。

  基于上述观点,福山对法治制度进行了文明史的追溯。根据他的研究,法治制度既不是起源于中国,也不是起源于欧美,而是起源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文明,在这些文明中,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神之意志的表达,它作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是高于政权、高于国王和皇帝的。

  福山接着谈到了法治在基督教文明的起源。在欧洲大陆,是由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内部发展出相对独立自主的力量,教会拥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同时又区别于世俗权力。教会的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对国王都构成了限制,因而它也是一种问责政府的权力。英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出于对带有明显偏向性的地方法的不满,民众向国王要求一种更为公正的法律,由这里发展出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

  依照福山的比较研究,在多种文明传统中,都存在法治的观念,而在这样的对比中,中国政治传统显现出了其特殊性。中国并不存在那种教会力量,并没有超验的神圣性,虽然在唐代曾经一度佛教兴盛,但从漫长的历史时段来看,那只是昙花一现,因而,中国的政治传统里并不具有对政府实行限权的资源。诚然,古代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有法律,但是,那主要是一套惩罚性的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传统主要是刑法传统,是rule by law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权与法律的分离,这使得中国的传统显得与众不同。

  福山认为,中国传统对于法治问题的突出贡献,在于长期的儒法之争。法家学者认为,基于人性本恶的观点,人本能地想要违法,因而需要对违法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儒家学者则认为,没有一种法律能够普遍地适用于判定所有情形,必须依据不同的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只有那些高尚而明智的君子,经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断。福山特别指出,儒法之争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争论,其实在任何一个法律系统中,都存在类似的法治和人治之争。

  福山认为,在西方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形成的是高度形式化的、精密复杂的法律系统;而在中国,则更多地仰赖于贤明的官员,以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

  到了近代以后,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晚清的维新变法,东亚国家都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法治。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法制建设滞后于日本,在福山教授描绘的历史图景中,这一套法治制度,特别是民法制度,是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才逐渐成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将另一套与此前相异的民法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系统。在“文革”期间,法律更是一度消失了。

  一直要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才形成了某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法。福山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更稳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宪法高度,以此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限制。福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已经取得的法治化成果,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化的话,那么,在福山看来,美国的情况就正好相反,美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太多的法与过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

  美国的法治制度是从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而来的,在美国,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所以,最高法院可以推翻议会通过的议案。福山以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为例,说明改革的困难,美国的奴隶制在当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法律曾被用于保障农场主拥有奴隶,因而,首先要打一场伤亡惨重的南北内战,然后才能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美国的很多富有争议性的议题,从种族议题,到女性权益议题、堕胎议题、同性恋权益议题,它们的推进都因此困难重重。

  福山指出,美国的情形不但与中国不同,而且和欧洲相比也存在着不同。欧洲人对国家并没有特别的偏见,而美国人对国家有很深的不信任,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个特点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比如,奥巴马在2010年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在议会获得了通过,但是,反对派的共和党却通过最高法院否决了这个法案。在这个意义上,福山认为,过多的法律阻碍了美国的政治改革。

  福山提出,中国的政治传统和19世纪下半叶的普鲁士模式比较接近,二者都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君主制,但是,这个君主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会受到官僚制的限制,而这种官僚制又是在一定的法律和规则之下运行的。在过去三十年里,法的扩张是最主要的发展,法治的改革是主要改革方向。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依赖于规则的透明化。福山期望,中国能有更多的基于规则的决策制定。

  综上所述,福山依据中美的不同国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需要更为有效的政府权力。而这两个方向都是统摄于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下,那就是国家、法治、问责制三个要素之间的平衡。

  潘维:“司法独立性”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评议嘉宾潘维对福山的发言提出了三点质询。

  其一是关于法的起源。潘维指出,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法”既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照其字面意味着办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的话,你就做不成任何事情。也就是说,目的是为了做成某事,这是以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法律,既不神圣,也不自然。法律是由人制定、由人执行的,其结果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其二是关于法律的中立性(impartiality)和司法独立性(judicial independence)。潘维提醒道,法律是可以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是可以偏向某个特定社会阶级的。他又接着表示,二三十年前,他也曾经热情研究司法独立性问题,但是,当他经历了多次国际性的交流访问,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司法独立性的制度性安排,不仅是南亚,还包括非洲、南美,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一旦你有了司法独立性,你就可以拥有一切?”——那只是一个传说。

  其三为唯制度论(institutionalism)。潘维试图追问:“你是先有奴隶制,还是先有奴隶?”在他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是有了奴隶,然后才有了奴隶制的制度安排。他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因为你有“落后的”制度环境,所以你才有“落后的”经济;还是,相反的,我们有“落后的”经济,比如中国,人均7000美元,于是才有了某种程度的“落后的”制度环境,以与此相适应。

  福山着重回应了潘维所提出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疑问。关于法律的中立性,福山表示,这是一种理念,虽然没有法律曾经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但作为一个理念,它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福山认为,民众运动的怒火的重要来源之一就在于此,他以“阿拉伯之春”的开端——突尼斯的民主运动作为例子来说明,民众正是以这个原则来对抗不公正的腐败政府。福山承认,当然,法律会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但他强调,法律的公平性作为一种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于司法独立性,福山指出,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性。法律系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被权势者潜在地控制,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在这些国家,如果你是拥有权势的地方官,或者是拥有财富的大公司,你就很容易运用权力和财富来操纵司法,为自己牟利。福山强调,司法独立性所设想的独立,不仅意味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而且意味着司法应当独立于有钱有势者所施加的影响。而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并没有司法独立的法院。

  关于制度,福山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福山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为成功。福山认为,普京政权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他和他的朋党把持着现存的政治权力,但万一普京突然离世,其实是没有人知道运转规则,而俄罗斯就将面临大乱,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并不具备延续性。相反的是,中国关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府的运转是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的。在福山看来,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法治,但确实是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种制度化。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和政治转变回顾

  评议嘉宾崔之元回顾了福山的思想和政治转变,他专门谈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对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阐释;还特别提及福山早年曾经是保罗·沃尔福威茨(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新保守主义的旗手之一、伊拉克战争的核心决策者之一)的密友,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却公开地表达了反战立场,因而将伊拉克战争视作福山思想和政治的重要转折点。

  崔之元介绍了福山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他认为,中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福山教授反思和修订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的思想框架,从而形成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建立的新理论框架,而就在讲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还与习近平主席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会谈。

  崔之元就英国的普通法提出了问题,他指出,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并不来自于超验的理念和教会力量。而汪晖则援引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汉代的“天”的概念的讨论,提出中国古代传统中也包含特定的超验理念,这里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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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还特别提到,他自己曾经讨论过中国的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代表性断裂”的问题,而福山也在另外的语境里提出了存在于美国政治制度里的“代表性的危机”,他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的这些政治危机,我们是否能在既存的系统之内,找到解决方案来予以克服?

  福山表示,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政治”的论述,是理解历史动力学的一种有效路径。他认为,围绕承认的斗争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就是基于对承认的欲望。当前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就是基于这种欲望,欲求赢得对他们的尊严、他们的神、他们的宗教的承认,这里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激情。

  福山承认,普通法并不来自于超验,但他指出,英国人对普通法有着特别的信念,以及绵延数个世纪的深刻传统,因此,普通法在英国具有比行政权力更崇高的地位。法治的起源并不必然地与宗教相关,但这确实涉及到对法律的尊崇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法治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和专门的制度形式。福山教授也承认,在中国,确实有一个关于“天”的概念,作为政治权力的超验来源。但是,“天”在中国并没有教皇那样的制度性代表。因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福山总结:理想国家是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而不是乌托邦

  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

  福山认为,“危机”(crisis)或许并不是描述美国政治现状的合适用词,或许衰退(decay)是一个合适的词。也就是说,系统运转得并不如以往那般良好了,它持续得变缓,但是,系统并没有遭遇到那种必须马上予以解决、不解决就无法延续的致命问题,他相信,美国现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解决。

  福山认为,政治系统的质量,是不能只依据十到二十年的情况来判断的,而是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尚未出现跨代际的长期衰退,只要修复得当,仍然可以继续运转至少五十年。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仍然需要在未来的数十年继续证明自己的可持续性,唯有如此,他才会认为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问题,福山相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系统:既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能力,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可以受到法治和问责制的限制,在三个要素之间达成平衡。但是,福山提出,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平衡的政治秩序。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与其说是提供乌托邦,不如说是提供一个平台——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的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平台。

  福山坦陈,他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从彼时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世界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他的思考也当然有所改变。我们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开放性,否则就无法做一名严肃的学者。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5

旧文章ID:6907

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做一个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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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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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当一艘美国军舰驶过南中国海时,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它的邻国则表示欢迎。美国政府表示,自己的行为是面对中国填海造岛工程而采取的维护航行自由的举措——这些填海造岛工程正在将有争议的礁石变成人造岛屿。中国政府则警告称,在该地区没有主权声索的局外人不要采取挑衅行为。这令我们其他人想起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可悲宿命论。

  美国军舰驶入被中国视为领海的水域,这种展示海军实力的行为,凸显出助长东亚军备竞赛的多方面碰撞。这些碰撞包括彼此冲突的历史主张、地缘以及不断改变的实力对比。一些人表示,如今西太平洋海域下潜行的潜艇,与曾经游弋在北大西洋的潜艇一样多。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对宣示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宗主权的“九段线”提出异议。此外,日本和中国还在东中国海陷入了另一场争端。

  就在导弹驱逐舰拉森号(USS Lassen)启航之前,我和众多中国人民解放军(PLA)高级军官一道,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中国年度国际安全会议。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肩膀上扛着星星的将官。

  这个名为香山论坛(Xiangshan Forum)的会议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Military Science)主办,它是时代变革的另一个表现。就在不久以前,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一个隐秘得难以言状的组织(有人或许还会用邪恶来形容它)。香山论坛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加坡由来已久的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 La Dialogue)的竞争者,代表一个希望自己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被听到的军事力量。

  中国的崛起速度甚至超出了其领导人的想象,这部分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西方造成了巨大打击。中国现在必须弄明白成为一个大国意味着什么。成为大国并不意味着语气上要高人一等,而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描述。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中国先是全球事件的受害者,后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全球事务的旁观者。如今,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

  这种局面并没有听上去那么轻松,尤其是,在中国的邻国中,差不多每个人都宁可让事情保持原来的样子。中国也正在认识到,与邻国一样,它也必须适应自身的崛起。在香山论坛的讨论中,我看到了一点点这种认识的迹象。解放军在成立时,是保卫中国领土免遭外来侵略的陆军力量。如今,中国的将军们正在大幅裁减陆军,同时寻求用海、空军打造远程力量投射。这正是崛起中的大国所做的事情。然而,我有一种印象是,他们对如何完成这种转型十分迷惑。

  同样,中国的文职政策制定者一方面主张他们眼中中国的正当诉求,一方面承认崛起中的大国需要打消世界的疑虑,他们通常很难把握两者的平衡。对西方听众来说,中国表现不协调的是,一方面大声宣告对有争议领土拥有不可剥夺的主权,一方面又多次在论坛上轻轻地安抚称,中国将永远不会动用武力称霸世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前任不同的是,他决意一方面在国内树立个人权威(旧日的集体领导制已经解体),另一方面在国外投射力量。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是其第二个目标的体现;在我看来,打造中国在欧亚地区影响力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体现。

  习近平决定与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举行会面——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的首次此类会晤——这也表明他是一位愿意冒险的领导人。如果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在明年1月的选举中输给更明显支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此次会晤可能被视为具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北京方面表示,情况不可能一成不变,它说到了点子上。中国最有力的观点也是最简单的观点:世界已经改变。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广度和复杂性已经倍增。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必须在全球事务上拥有发言权。有人说,旧的平衡不能被打破。这是在无视地缘政治的事实。你不能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21世纪。哦,上一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寻求控制其沿海水域是什么时候?

  然而,同样正常的是,中国的抱负与美国不一致。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一直是地区和平的保证。此外,美国是受到邀请才来到东亚的。中国的邻国一直要求增强而不是减弱美国的存在。越南感到不满,是因为华盛顿不会向其出售足够高端的武器。想一想吧。大多数地区强国对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批评是,该战略过于怯懦。

  东亚将不会保持原状,原因很简单,中国崛起已经重塑了版图。美国不可能保持业已失去的主导地位。但中国也不可能主张自己的霸权。新的秩序必须容纳中美两国。任何一方若试图证明并非如此,结果都只会告诉我们,与斯巴达和雅典一样,它们注定会发生冲突。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06

“习马会”显示北京以经济利益示好台湾示未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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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霜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过去八年里,中国政府向台湾岛上过去的敌人播撒了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如直飞航班、商业合作,甚至还有海底管道。双边贸易额提升了超过50%,大陆游客曾经不能到台湾旅行,如今却成群结队地前来,单单是去年就来了近400万人。

  但是北京再一次发现,用金钱买不到爱。

  去年,台湾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对一项进一步扩大与大陆贸易的协议表达不满。执政的国民党支持与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该党人气遭受重创,民众广泛认为,国民党会在明年1月的大选中丢掉总统宝座,可能也会失去立法院。

  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同意与台湾领导人马英九(Ma Ying-jeou)会面,这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一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会面。1949年在内战中战败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定于周六在中立的地点新加坡举行,届时双方都会宣扬,此次会面是两岸关系的一座里程碑。但站在习近平的角度,这也是在含蓄地承认,中国大陆简单以经济利益向台湾示好的举措失败了——尽管做出了长期的追求,但是北京方面寻求统一的梦想,却一如既往地遥远。

  “习近平不知所措,” 台北智库台湾政经战略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张旭成(Parris Chang)说,“他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副教授乔纳森·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形容此次的习马会无异于“终场前念着圣母保佑朝对方球门大开一脚。”

  他说,“北京方面终于认识到,他们在台湾一直合作的伙伴国民党,正在走向灾难。”

  习近平同意会见马英九的决定打破了一项长期确立的政策。然而并不明朗的是,共产党领导层为了赢得2300万台湾民众,能够走多远、愿意走多远。这座自行管治的岛屿对于日益增强的中国经济很依赖。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对统一不感兴趣,对经济依赖则变得越来越焦虑。

  倾向独立的民主进步党(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主席蔡英文(Tsai Ing-wen)被广泛期望会成为台湾的新任总统。共产党曾对民进党过去的一些候选人发起过恶毒攻击,但迄今为止,蔡英文还没有受到类似的攻击,这显示出北京方面可能对与她合作持开放态度。

  然而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大陆有能力做出实际上可能在台湾改善其公众形象的举动,例如允许台湾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拥有更大的代表权,或是展露出在未来的政治联合体中平等对待台湾的意愿。

  从很多方面来看,共产党对台湾的做法,与中国在香港、西藏和新疆等不稳定地区采取的政策颇为相似。官方乐于打开支票本,广撒经济好处,但是拒绝在政治事务上做出让步。

  然而台湾有一点不同,它不受大陆政府的统治。中国大陆官方在这里遇到的问题,也体现出它在海外投射影响力时,高度依赖贸易和投资的局限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但是一门心思地关注经贸关系有时却产生了反作用,从东南亚到非洲,对中国投资的反感都在隐隐酝酿之中。

  自2008年当选以来,马英九签订了超过20项协议,拓展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但在去年,以学生为首的示威者占据台湾立法院近一个月,试图阻挠马英九推动的一项贸易法案得到通过。这场抗议被称为“太阳花运动”,令北京感到不安。

  中国领导层得到的教训是,“通常能让大陆获得影响力的东西——更多资金、更多投资——作用没那么大了,”一位关注两岸关系问题的资深亚洲外交官说,他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以针对中国考虑敏感的话题畅所欲言。

  民进党的秘书长吴钊燮(Joseph Wu)表示,此次定于周六的会面代表着北京的转变,但也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正在尝试向台湾示好,”他说,“但是,我认为在普通民众当中,针对中国的反感相当之深。人们也非常不喜欢马英九总统。所以这两方的会晤可能不会改变人们的想法。”

  台湾的问题部分在于经济增长缓慢,尽管有大量中国游客和两岸贸易助推,但台湾上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在缩减。很多人担心,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损害了台湾自身的工业发展。而且即便是台湾经济态势较好的时候,工资水平的增长也是停滞的,两岸贸易的大部分好处都流向了少数台湾商业精英。

  不过,他们更大的担忧在于中国的意图。北京视台湾为中国领土,认为将来必须要统一,必要时还会动用武力。而人们之所以对马英九的政策举行示威,是因为担心中国正在利用贸易,来取得多年来靠军事恐吓所不能实现的东西。

  双方都表示,周六的会晤意在巩固和平关系,确保未来的繁荣。“这次马习会能够举行,对台湾、对大陆、对世界都是正面的事情,”马英九在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道。

  但在台湾,很多人都认为,这次会面是在尝试影响1月的选情。北京过去就曾尝试压制台湾民众对倾向独立的政治人物的支持。在1996年大选前夕,它曾向台湾附近水域发射了数枚导弹。它还将注意力倾注到国民党一边,以破坏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影响力。陈水扁试图正式确立台湾分离于北京的地位,因而惹怒了北京,一些时候还触怒过华盛顿。

  太阳花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林飞帆表示,“中国一直在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影响台湾。”他还说,“台湾大多数人都明白,他们为什么想要现在会面。”

  已经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退休的台湾问题研究员李家泉认为,鉴于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Eric Chu)目前在民意调查中落后于蔡英文,所以大陆政府将习马会看作改变选情的一个机会。“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就是因为眼下国民党情势危急,”他说。

  “这次会面是为了提振遭遇挫折的国民党的士气,”他接着说,“另一方面也遏制民进党的势头。”

  但李家泉承认,这步棋胜算很小,因为台湾选民对于拉近和大陆的关系,已经产生反感。他表示,“我不敢说这招真的会起效,但我们总要做些什么,挫挫民进党的锐气。”

  台湾很多分析人士预测,此次会面只会进一步拉低国民党的选情。蔡英文已经就这一议题对马英九发起攻击,谴责他在仓促之间宣布这个消息,还警告他不要做出妥协,损及台湾的地位。

  “在台湾,赢得大选的方式,是成为两个选项中相对不太危险的那一个,”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政治学者内森·F·巴托(Nathan F. Batto)说。他指出,陈水扁当初极力追求台湾的主权,惹恼了中国,因此被选民拉下了台。“但是过去四年里,我觉得马英九把自己变成了更危险的那个选项。他与中国的交往太急切了。”

  另一些人表示,批评马英九的声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的政策大大缓解了两岸的紧张局势,也大大降低了大陆和台湾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他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多的认可,”来自台湾的知名科技投资人、前谷歌中国总裁李开复说。

  民进党表示,如果该党在1月的大选中获胜,也愿意接受与习近平会晤的提议。但北京方面坚持,双方首先要承认台湾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则拒绝这一立场。它还呼吁,在与大陆官员会晤方面,应该提高透明度,并加强立法机构监督。

  北京也在为民进党重新执掌台湾政权这一可能性做准备。最近几年,它曾邀请好几位民进党人士到大陆与地方官员会面。但如果蔡英文如愿当选,她无疑会放慢推动台湾与大陆建立更密切经济联系的脚步。

  这样一来,习近平手中的选项就很有限了。“统战思维是失败的,只是中共从未自我反省,”香港《苹果日报》记者李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通过经济手段来追求政治目的的做法。

  Jane Perlez对本文有报道贡献,Yufan Huang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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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登岛 曝中国南沙填礁造陆内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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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桑梓地  来源:多维新闻网

  南海特别是南沙群岛成为中美博弈的暴风眼,除有限的卫星照外,外界一时也难以弄清中国在南沙岛礁上实施活动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填礁造陆这一过程。而近日中国网络曝光的一组图片正好披露填礁造陆的活动。

  有消息称,这些图片所显示的位置正是在南沙群岛永暑礁和渚碧礁上,礁上驻有大批吹沙船、工程自卸车、挖掘机等一系列装备。与工作人员对比,这些岛礁的填埋工程工作量巨大。从拍摄位置看,图片的拍摄者疑为驻扎岛礁上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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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张图片显示,在填岛礁上,除施工人员外,还出现大批身着中国海军蓝色迷彩的军人。早前有报道指出,南沙岛礁的扩建工程就是由海军主导,特别由南海舰队担纲,该部不仅将大量战舰改装成为保障船只,还为岛礁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护。施工期间,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逐岛视察也印证这一情况。

  图中不仅人员众多,而且吹沙量也是相当惊人,而这得益于中国雄厚的装备制造能力。报道称,在2005年至2011年6年间,中国建造了20艘舱容在9,000立方米或以上的耙吸挖泥船。从2004年至2011年7年间,中国修建了至少44艘绞吸挖泥船,包括建于2010年的世界第三大自航绞吸式挖泥船“天鲸”号。通过持续不间断投资,中国年挖泥能力从2001年的3亿立方米增长至2009年的超10亿立方米,成为世界头号挖泥强国。

  而通过不间断的吹填,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填出1,200平方公里的陆地。而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地区的所填出的陆地面积仅为数十公顷。

  那么南沙群岛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多维军事此前报道称,中国在整个南海的造陆活动将持续10年,造出的陆地面积将两倍于美军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且造陆所需的土石方量与三峡大坝耗费的土石方量持平。中国网络曾在2012年披露一份有关官方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合同主要涉及南海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造陆工程。其中官方在合同注明要求企业运送的土石方是“上不封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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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耗时12年的三峡大坝长2,335米,底部宽115米,顶部宽40米,高程185米,整个工程的土石方挖填量约1,340,000,000立方米。可以想见,未来整个南海工程的规模是多么浩大。三峡大坝工程总投资近5,000亿元人民币(1元约合0.1573美元),那么在中国在远海地区的造陆工程投资很可能接近这个数字。

  而随着填埋工程的告一段落,中国逐渐在南沙三大岛礁赤瓜礁、渚碧礁和美济礁修建机场跑道。最新卫星照片显示,永暑礁上的机场跑道已经完工,而渚碧礁、美济礁上的机场跑道也已经现形。据测算,三个岛礁上的机场长度均超过3,000米,可以起降包括大型轰炸机在内的各型军机。

  当然,借着美军的所谓“亚太再平衡”,中国也加快南海军事化的步伐。除早先就有的护卫舰改装成南海专职巡逻舰外,中国还派出大批海航军机轮番驻扎西沙群岛永兴岛。美军舰闯礁事件后,中国军方第一时间公布歼-11B战机飞抵永兴岛,而该岛此前刚刚完成对机场跑道及机库的翻修。

  虽然中国官方一直声称没有在南海推进军事脚步,但中国军方则是利用每一个机会将触角向南海深处延伸。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长,两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两军之间摩擦的几率也将大增。正如此次美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闯入岛礁12海里范围内一样,美军得到的是面子,而解放军获得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实际利益。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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