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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美国对华五种忧惧短期内不会改变,担心中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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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殷弘  来源:中评社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近日出席“习近平访美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研讨会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五种忧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无论明年谁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在战略、外交和经济三方面的战略再平衡都是固定议程,但奥巴马对中国唱好调、讲好话的做法会被抛弃。

  时殷弘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对外政策战略自去年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以战略军事为主转变为以战略经济为主,同时战略军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中国在东海、南海和西太平洋西部要实现主权声称,推进战略存在的决心依然如故。中美关系正处于近年来的一个相对低谷期,中美在战略博弈、经贸金融和全球性问题这三大领域,分别呈现出持续紧张、冲突与合作共存以及合作大于冲突等三种不同态势。为防止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舆论进一步恶化,习近平访美非常必要。

  从访问取得的成果来看,中美两在非常对立的网络领域达成简单笼统的、前所未有的协议,这是两国政府进一步就此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起点,极为重要。习主席就中国能不能保增长、深化经济改革、扩大基本市场对西方的开放做了重要的口头保证,同时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做出了重要承诺。

  但时殷弘认为,这些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相对中美现在面临的问题而言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美国政府越来越抱怨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遭遇的歧视,以及中美仍然没有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等。

  美国对中国存在五方面忧惧。第一,美国忧惧中国战略军力的突飞猛进和战略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这是中美矛盾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二,美国忧惧中国冲击美国的重要盟国,特别是美国在全世界单个最重要的军事同盟日本。第三,美国忧惧中国会逐渐修改国际经济规则。第四,美国忧惧中国所谓的国际战略联盟,特别是对中俄之间在军事和战略领域急剧增进的合作越来越忧惧。第五,美国对中国国内在它看来鼓励大众民族主义的纲领、政策、官方声明和教育忧惧。

  “这五条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改变。”同时,在奥巴马一年多的任期内以及不论下届美国总统是谁,美国对中国在战略、外交和经济三方面的战略再平衡都是固定议程,但奥巴马对中国唱好调、讲好话的做法会被抛弃。

  对于TPP,时殷弘认为,奥巴马搞TPP一是为了振兴美国经济,二是为了主导新的区域甚至全球贸易体系的新规则体系。中长期来看,在贸易的规则高标准的执行能力方面中国显然是弱者,所以中国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变得更为突出。

  同时他还提到,中国的战略经济要实现东西平衡。目前战略经济主要在西边,西边能带给我们矿产、石油、天然气和世界一大部分的国家外交,但是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先进技术,我们必须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去寻求,实现战略平衡。

  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时殷弘认为,TPP协定谈判的达成使没有参与谈判的国家失去了制定面向未来的贸易标准的机会。他说:“(TPP谈判)涉及到在新的时代一部分新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没有参加的国家如果今后要加入这个体系,他们至少失去了制定初始规则的机会。”他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成为国际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因此奥巴马政府就联合11个国家抢先制定一些规则。“现在规则已经定了,如果它们行之有效,那中国就面临是服从这些规则还是另搞一套,或者是部分另搞一套。但无论如何,这次美国是先赢了一局,中国(的处境)比较被动。”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旧文章ID:6636

钟飞腾:“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全球发展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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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飞腾  来源:中国青年网

  中国政府在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一带一路”官方文件后,国内对“一带一路”理解和认识趋于一致。但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反应来看,有两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释。第一,相当多的国家还不太清楚“一带一路”。多数人都认为这是美国二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国际版的“大跃进”。第二,不清楚各个国家怎么样才能从“一带一路”当中获益。沿线国家的国情差异非常大,大部分国家发展程度比中国低,少部分国家发展程度较高。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合作计划可以满足如此多样的需求,“一带一路”文件也并没有具体列出来哪个国家获得到哪些利益。

  解答沿线国的这类疑惑,增强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需要从全球发展视角去审视“一带一路”的内涵。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非常熟悉美国的发展模式,将美国模式及其缔造的世界作为一个参考点,有助于理解中国特性。

  中国和美国在两个基本项上存在差异,从这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可推导出两国对外战略的差异。第一,美国不仅是一个霸权国家,而且也是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第二,从19世纪后期崛起为霸主开始,美国本土很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但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中国不太一样。第一,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人均GDP全球排名在80位左右;第二,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扰。由此造成中国将重心放在发展,而不是争夺权力上,并且在审视世界大势时,分外注重内外环境的互动性。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来说,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生活在美国所缔造的局部世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但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远非完美。与当年英国作为霸主时的世界相比,有一个方面美国做的并不比英国更好。工业革命二百年来,跨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基本维持在20%。换句话说,贫富差距作为一个全球现象,而今越演越烈,这似乎是中东北非地区动荡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贫富分化再度占据欧美社会的主流舆论。这当然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

  当前的全球治理,没有很好地反映全球80%的人口的发展需求。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才能够让多数人也能过上美好生活呢?西方社会似乎还不具有足够的治理能力解决这个难题。而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是执政根本。要知道,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发展好了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不是美国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应当为世界提供一个足够多样性的发展方案。

  把中国和美国以及与美国缔造的世界做一个简单比较就能发现,“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塑造外部环境的战略选择。与当年实施“马歇尔计划”时的美国不同,中国一国还无力单独提供那么多的资金,人均收入水平与现在的美国相比差距也非常大,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并无能力完全复制美国当年的战略。

  更进一步而言,中国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制美国的战略。当年的美国是单方面给盟友提供国内市场,而IMF和世界银行等美国主导的机构在融资方面有复杂的标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是要提升中国的国内市场,比如扩大进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新市场。中国主导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没有在提供融资时要求苛刻的民主、人权等标准,而是尊重发展的本地需求。

  重视内外环境的互动性,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宝贵经验。美国在这方面相对不足,作为霸主,美国的眼睛看着外面,而中国是在不断地同外部世界互动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战略里面比较基本的东西,跟美国不同。

  中国“一带一路”能够给世界贡献什么?习近平主席3月份在亚洲博鳌论坛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一带一路”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也是“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战略手段。这里既有美国经验的影子,如美国权势的基本来源之一是它的国内市场,美国跨国公司也基本可以算作美国权力的支柱,但也有所不同,比如美国没有办法做到5亿人次的出境游。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要实现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基本转变。从国内来看,第一,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调整,中国的资本和人流大量进入到国际市场上,要适应国际规则,以此带动市场化。第二,从失衡到再平衡。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么一个地步,国内不同省份和阶层的需求差异越来越大,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上尽可能平衡,实现相对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国际影响来看,也是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从一个被国际社会指责的“免费搭车者”转变为让别人免费搭车的对象国,我们在这方面的姿态越来越主动。第二,中国从价格、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制定者。(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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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七大难题与八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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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景春梅  来源:《智库》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渡期以及经济结构全面优化的“新常态”时期,无论是改革方案还是重大政策所涉及的利益调整都比以往更加复杂,对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智库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

  去年以来,中央着力建设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意味着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从发展现状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智库总体呈现“有量缺质”的状态,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面临许多制约智库自身建设和外部发展环境的体制机制问题。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智库自身提高思想产品质量和影响力,也需要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扫清舆论、资金、人才、决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一批高端新型智库,打造中国智库体系和智库联盟。

  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面临七大难题

  ●难题一:缺乏有深刻洞见的思想产品,鲜见真正意义的“新型高端智库”。智库的影响力并不在其规模和级别而在其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失误率约为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这说明,我国智库建言献策的水平和影响力还不够。从研究成果的质量看,目前国内智库偏重对当前具体问题的短期性和应景性研究,普遍缺乏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研究,真正能够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作用的思想性、创新性的成果不多,服务决策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难题二:官办智库“一支独大”,缺乏竞争活力。我国现有智库绝大部分是官办或带有半官办性质,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缺乏竞争,难以保持客观立场,往往偏重对政策的宣传和诠释。社会智库由于很难被政府委以重任,同时缺乏向上送达的内部渠道,研究成果得不到足够重视。目前,各类智库尚不能有序竞争,束缚了中国智库体系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外,智库之间缺乏广泛深入的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对外竞争力不强。

  ●难题三:社会智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尚未形成,发展举步维艰。资金筹措机制不健全,是导致社会智库难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欧美智库资金来源多样,机制灵活,既包括政府的委托、拨款和补贴,又包括企业和基金会的资助,此外还有个人捐赠或其他经营费用等。在我国,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大部分流向了官办、半官办智库,社会智库的筹资渠道非常少,有利于捐赠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

  ●难题四:智库参与决策机制缺失,对决策影响力十分有限。我国尚无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环节和程序。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咨询已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运作等各阶段都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要从法律上为决策咨询提供制度保障,确立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从而提高智库研究和提供咨询的积极性。

  ●难题五:人才缺乏流动性,“旋转门”制度严重不畅。欧美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机制,通过智库这一平台,实现了研究者与实践者、学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目前,我国智库人才的流动性较差,虽然部分退休官员已从行政体系流动到智库体系,但这种流动仅是单向流动,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机构任职还很少,换句话说,我国的“旋转门”只打开了半扇。

  ●难题六:开放程度不高,制约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信息并加以分析。我国与国外智库和国际组织机构的交流合作机会不是很多,智库研究人员特别是官办智库人员还不能定期到国外智库进行交流研习,我们的智库也很少接纳国外智库研究人员到国内来进行更广泛的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影响力提升。

  ●难题七: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和有偿咨询理念尚未深入人心。当前,社会上对智力劳动成果的知识产权理念还比较薄弱,很多人不习惯有偿咨询,认为智力劳动的成果应当低代价甚至无偿向政府和社会提供。咨询市场的发育程度严重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发展的重大障碍。

  2.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八项建议

  ●建议一:营造创新、包容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环境。

  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发挥智库对决策的咨询作用,是迅速提高企业和政府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因此,有必要促进形成发达的咨询市场,强化智库之间的相互竞争,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研究咨询队伍。

  政府应营造鼓励创新、包容的政治、社会环境,促进一流智库建设,提高社会公众对智库的认识;鼓励智库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成果、发表创新观点,构建多样、适用、有活力的智库生态体系。

  ●建议二:建立和完善智库参与决策的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有关公共决策智库咨询的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我国决策机制。第一,建立重大决策问询制度。以法律条款对政府公共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进行严密的、科学而理性的规范化设计。第二,建立公共决策咨询招标和采纳制度以及决策机构对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机制。第三,建立政策实施的评估和调整机制。在政府有关部门作出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后,由智库向决策者提供评估报告。第四,建立和完善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公众利益平衡机制,发挥智库在多元利益表达机制中的独特作用,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建议三:提供高质量思想产品,全方位提升智库影响力。

  加强智库文化建设。一是智库研究要从公共利益出发,站在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角度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二是科学性,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符合事实、符合规律。三是建设性,要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供决策者和公众进行选择。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要建立科学的选题机制、科研组织和管理机制,避免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要建立健全智库人员流动制度,加强官办智库人员流动,吸纳高级人才。要加强智库国际交往,积极开展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

  扩大学术、政策、社会和国际四大影响力。一是扩大学术影响力,选择前沿课题,谋求突破性进展。二是扩大政策影响力,加强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问题研究。三是扩大社会影响力,主动宣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引领社会思潮。四是扩大国际影响力,代表中国学术前沿和学术学派,努力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建议四:创新人才激励机制,打开另半扇“旋转门”。

  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一要探索推行岗位聘任制和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二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出一批代表国内一流水平和中国形象的领军人才,三要选拔青年才俊、复合型人才,优化人才结构。

  针对上文提出的“旋转门”只开了“半扇”这一问题,建议制定政府部门与智库人员身份转换相关政策,实现人才双向流动,增加决策部门与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

  ●建议五: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形成“资金蓄水池”。

  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确保公益性研究机构财政资金足额拨款。二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开展决策咨询服务和政策评估服务,改变过度依赖部门内研究机构的现状。三是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出发点,以课题和项目为纽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公益性研究机构的投入。四是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在保障研究人员待遇同时,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重点用于保证必要的信息资料等条件和设施。

  ●建议六:坚持开放性智库运作模式,全面提升智库的全球影响力。

  一要增强智库全球意识。关注能源供应、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贸易自由化、公共外交、全球治理等国际重大问题的研究,提高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二要加强智库间国际交流。既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大力开展各种长期或短期的国际课题合作。三要加强智库国际平台建设。进一步发挥中国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等论坛的作用,将其打造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智库交流平台。四要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智库人才,提高智库开放程度,提升研究人员国际视野和研究水平。拓宽聘请国外专家来华交流和研究的渠道,更好地为我国对外决策提供参考。

  ●建议七:以专业化智库为突破口,培育一批高端龙头新型智库。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升智库核心竞争力,必须从“全能选手”的误区中走出来,明确智库定位,针对国际国内重大现实问题、长远问题、战略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并系统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中国智库必须从智力产品入手,提升研究质量,打造一批竞争力强、专业水平高、能拿“硬方案”的高端国际化龙头智库。

  ●建议八:大力培育中国智库体系和智库联盟。

  制定智库发展总体规划,明确行业规范,对不同类型的智库实行分类指导。建议组建中国智库联盟,整合国内智库资源,加强国内智库同行之间的交流与资源共享,为中国智库走出去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咨询服务。

  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方式,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推介“中国经验”。制定智库行业的基本准入门槛、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将智库的研究能力、职业操守和经费来源等纳入监管范围,促进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得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理事会执行局副主任戴桂英指导)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旧文章ID:6634

【专访48家集团主席:为何美国不需加入亚投行 英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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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财经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对英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凤凰财经驻伦敦记者静楠专访了48家集团主席斯蒂芬•佩里。48家集团俱乐部,会员包括布莱尔、吉姆奥尼尔多位英国政商界要人,长期致力于英中友好合作。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19

旧文章ID:6633

【美议员曝奥巴马过去三年反对闯南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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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微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苏利文20日在华盛顿表示,对美国军舰是否应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这项议题,白宫与国防部存在分歧,在过去三年白宫都反对此提议。美国专家表示,美国需要与亚太盟友增加两栖作战能力,应对南海可能发生的冲突。(王冰汝、赖大立 华盛顿报道)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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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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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周末  来源:新浪微博

在折腾了近4年之后,12个与会国终于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框架协议。“美国版TPP”最根本目的,是和美国-欧洲尚未达成的“跨大西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起,构成以美国为内核的贸易经济体系,取代在美国看来越来越难驾驭的WTO旧框架。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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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工作组是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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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驻华大使馆  来源:新浪微博

“反腐败工作组是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光辉典范。正如上个月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达成一致……美国和中国都致力于加强反腐败和执法合作。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在刑事调查、遣返逃犯、和资产追回的协调实现合作。” —10月20日使团代理副团长李凯安在反腐败工作组的讲话。 链接(英文)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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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忧心英国对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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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前奥巴马亚洲事务最高顾问表示,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误入歧途,用迁就换来经济利益是在玩火。在除了盛大欢迎仪式以外的几乎所有方面,美英对待中国的方式迥然不同。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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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解读习近平不打领结:展示中国与众不同,而不是一味模仿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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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察者网  来源:新浪微博

在国宴这种隆重场合,白金汉宫会建议客人穿上晚礼服,系上白色蝴蝶结领带,奥巴马如是照做,但这不是强制的。任何一位当代中国领导人在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时穿晚礼服和打领结。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22   发布时间: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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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数据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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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卿滢  来源:旁观中国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10月19日)发布了最新经济数据,中国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数据发布后,英美各主要媒体纷纷第一时间跟进,然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讨论一个老问题:

  数据可靠吗?

  这一次,中国发布的经济数据依然比很多西方机构的预测要高。彭博的经济学家Tom Orlik和 Fielding Chen称,在股市大跌的情况下,此次服务业的增长数据让他们颇为惊讶。

  法新社则引用了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中国经济学家Julian Evans-Pritchard的话:

  “不幸的是,对待这些数据我们需要一丝保留,因为官方的GDP增长数据看起来已经难以准确衡量中国经济的表现。”

  "Unfortunately, these figures need to be taken with a grain of salt as official GDP growth appears to have become a poor gauge of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economy."

  美国媒体Quartz也在报道中称,在近几个季度里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情况下,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专家人数越来越多了。

  《华尔街日报》此前对13名经济学家的本季中国GDP增速进行了调查,结果是6.8%。在实际数据高出这个预期0.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该报文章称,数据又一次唤起了人们的疑问:包括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方法和其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文章还引用了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的一段分析,认为中国发布的经济数据需要达到两个目的:

  让增长数据看起来可信,让增长目标看起来可以达到

  having the growth data appear credible, and having the growth target appear achievable

  《纽约时报》同样采访了Julian Evans-Pritchard,但是引用了一段看起来似乎更委婉的意见:

  有许多证据可以暗示经济增长比它(GDP数据)要慢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GDP增长数据什么也说明不了,特别是分项数据(还是能说明很多东西)。

  There’s plenty of evidence to suggest the economy is growing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that,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 G.D.P. data, particularly the breakdown, doesn’t tell us anything.

  (小编:其实再读一遍,好像说得也不是那么委婉……)

  服务业是救星?

  既然提到了分项数据,外媒都看重哪些项目呢?被详尽分析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这几个数据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此次发布的数据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以及工业增加值增速均放缓,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则达到8.4%,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

  彭博社的报道称:

  更强劲的服务业和消费正在帮助(中国)抵消制造业和出口的疲弱。

  A stronger services sector and robust consumption are helping offset weakness i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而《金融时报》把这个亮点写在了报道开篇:

  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长超出预期,新兴服务业的韧性增长帮助弥补了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弱势。

  China’s economy grew faster than expected in the third quarter, as resilient growth in the emerging services sector helped compensate for weakness in manufacturing and property.

  当然也有媒体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经济转型虽有所成效,但是中国的变化成果和意愿还是不足:

  总体说来,中国经济依旧被巨额债务、房地产过度开发以及产能过剩拖累。

  Overall, China’s economy remains hobbled by hefty debt, overbuilding in housing and excess manufacturing capacity.

  《纽约时报》则提出,中国工业的下滑比中国领导人预想的更为严重:

  中国消费者增加的开支,并没有能够抵消这个经济体里传统工业引擎的不景。

  rising spending by Chinese consumers has failed to offset the slump in the economy’s traditional industrial engine.

  不过《纽约时报》也同时引用了Evans-Pritchard的分析,他认为第三季度中国工业下滑比第二季更严重,但确实被更强劲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保七前景如何?

  无论如何,第三季的GDP增速还是比全年目标低了一些,那么中国经济全年“保七”把握有多少呢?《金融时报》就此采访了汇丰大中华区经济学家Julia Wang,她的看法是乐观的:

  此次的数据可能代表了中国GDP增长能够达到的最低点。在更多的宽松政策和经济循环恢复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看到第四季度的反弹。

  Today’s number probably represents a floor for how bad it can get in terms of GDP growth in China. On the back of more policy easing and some cyclical recovery, we should see a rebound in the fourth quarter.

  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则要悲观不少,他认为中国依旧有许多未能解决的风险,经济增长将会继续放缓。他还预计,中国GDP增速将在明年降到6.4%。

  《金融时报》看起来还真是相当乐观,它用经济学家们的一种看法,给中国经济铺了个台阶:

  经济学家们同意,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一些结构性因素,比如如劳动力规模收缩,再比如中国正在完成由乡村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使得“追赶式发展”走向终结。

  Economists agree that a long-term slowdown in Chinese growth is inevitable due to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a shrinking labour force and the end of “catch-up growth” as China completes the transition from a rural to industrial economy.

  说了半天理论,到底能“保七”不?中外媒体众说纷纭,但其实说再多也不算数吧。[旁]

  原文参考:

  China economic growth hits slowest since financial crisis(作者Fran Wang,来源法新社)

  China third-quarter GDP growth beats expectations at 6.9%(作者Gabriel Wildau, Tom Mitchell,原载《金融时报》网站)

  China Economic Growth Falls Below 7% for First Time Since 2009(作者MARK MAGNIER,原载《华尔街日报》网站)

  China’s GDP Growth Beats Forecasts as Stimulus Supports Spending(原载彭博社网站)

  China’s Growth Slows to 6.9%(原载《纽约时报》网站,作者Neil Gough)

  China’s latest GDP figure is pretty weak, but that doesn’t make it any more believable(原载Quartz网站,作者Heather Timmons)

来源时间:2015/10/21   发布时间: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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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琳:美国炒作“南海军事化”,意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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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琳  来源:《世界知识》2015年第20期

  2015年年初以来,围绕中国在南沙岛礁开展的填海造陆活动,美国等国大肆炒作。目前,美国的关注点正逐渐转向岛礁建设完成后的用途问题,认为中国在岛礁上部署武器装备将导致南海问题的“军事化”,菲律宾、日本等国也随声附和。

  南海军事化、南海问题的军事化

  “军事化”并非新概念,在不少领域也有运用,如太空军事化、外层空间军事化、北极军事化等。根据韦伯斯特大词典的释义,“军事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将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部署到某个地区;二是对某个事物赋予军事特性,使之用于军事目的。中文词典的解释,则是使某个事物具有适应军事工作或战争要求的水平。“南海军事化”当指在南海地区部署人员和装备,使之用于军事用途或目的。这一概念应与“南海问题的军事化”区分开来,后者主要指南海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变化,各方倾向于诉诸武力。

  本文要讨论的是“南海军事化”。美国所说的“南海军事化”包含两层所指:一是中国在新扩建岛礁上部署武器的行为;二是中国使岛礁用于军事用途。2015年5月13日,美国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施大伟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提到“南海军事化”问题,认为“从军事角度讲,中国的填海造陆将使其能够提升防御性和进攻性能力,包括:部署远程雷达和侦察、监视抵近填海岛礁的机舰;在前哨停靠吃水更深的大型舰艇从而将其执法和海军存在扩大到南海南部;岛礁上的跑道将使中国的航母舰载机拥有转移机场,使中国能够实施更为持久的空中行动”。施大伟还说,更为高端的军事升级,如永久性部署战斗机团或地空导弹、反舰导弹和弹道导弹系统,将导致南海争议岛礁更快“军事化”。美国国务卿克里8月初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系列外长会上也提到中国在人工岛屿上建造设施用于“军事目的”,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地区其他国家在南海采取军事化措施。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葛莱仪在2015年7月发表的《南海不断发展的军事化》一文中认为,中国正在将建造的人工岛礁用于军事目的,具体而言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加强情报、侦察、监视和海上态势感知能力,二是可能在“九段线”内全部或部分地区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三是利用南沙前哨拓展“反进入/区域拒止”范围,使其能够快速达到南海东部和南部地区;四是不排除中国将来在扩建的岛礁上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地空导弹或潜艇;五是使中国军队具备更强的、将其他声索国从所占岛礁驱赶出去的能力。葛莱仪分析,一旦爆发军事冲突,那么中国在南沙岛礁及其上部署的舰船和飞机将很容易受到攻击;如在和平时期,将使中国具备从更远距离上将美军置于危险之中的能力,“即使在战时,美国也要分出一部分兵力用于攻击这些岛礁,从而会影响其他作战任务的实施”。

  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对美国关于南海军事化的论调有所附和。2015年7月,日本防卫省在其网站上发表简短文章分析,中国在永暑礁建设的机场和支持设施将使得中国能够在前沿部署各种空中平台(包括战斗机、轰炸机和无人机),进而取得军事优势。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8月14日指责中国在南海新建设施“是军事化的一步……将引发不可逆的危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凯文·安德鲁斯9月2日访问印度时声称,澳“对南海岛礁可能的军事化表示关注”。

  对中国的指责站不住脚

  美国等国以“南海军事化”来指责中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根据上述定义,“南海军事化”绝非始自中国。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侵占部分南沙岛礁后,就开始在岛礁上构筑前哨,包括在大的岛上建设机场、跑道、阵地等设施,并部署军事人员。越南在南子岛、敦谦沙洲、鸿庥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建有简易机场、雷达、气象站、卫星电视天线、灯塔等。菲律宾在所占岛礁修建了两个小型空军基地,其中在中业岛修建的机场可以起降C-130大型运输机。美国自己也承认,在南海实施填海造陆并非只有中国一家。

  其次,南海其他周边国家的一些举措也在加剧“南海军事化”。2015年9月4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印度尼西亚计划在临近南海的边界地区建设新的军事基地,菲律宾计划重启美军在苏比克湾的军事设施,以及日本可能采取的诸如参与南海巡航的潜在举措,都是“南海军事化”的表现。

  再次,美国所说的“南海军事化”是片面的,仅指岛礁的军事化,并不包括美军舰机在南海海域的巡逻侦察活动。美军近年来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附近的演习日益增多,且经常派舰、机到南海岛礁附近巡逻和侦察,还在考虑派军舰进入我部分南沙岛礁12海里以内。如果这些行动今后常态化,也是加剧南海问题军事化的举措。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曾指出:“美方在南海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加大军事存在,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中方对美方推动南海地区军事化表示高度关切。”

  尽管中国一再宣布,扩建岛礁仅具备必需的军事功能,主要还是承担防灾减灾、海洋环保、搜索救援、为渔民提供避难所等民事功能,美国等国依然不断发出“南海军事化”的警告,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对中国的后续岛礁建设施加压力,尽可能减少或减缓中国在岛礁上部署新的武器装备。美国对中国在岛礁上部署武器的担忧是确实存在的,认为尽管这些装备不一定会从根本上改变南海地区的中美军力对比,但依然会在战术层面对美国构成更大威胁。中国针对其他声索国的军事力量优势的增加也是美国希望阻止的。其二,大谈军事化,给人的感觉是南海岛礁过去都是用于民事用途,中国在破坏现状,违反规则。这种论调意在在混淆视听,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综上所述,“南海军事化”确实存在,但绝非只是中国一家的责任,东盟部分声索国和美国多年来采取的种种举措也是“南海军事化”的重要动因。只有各方都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南海军事化”。

  实际上,南海一定程度的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国要维权谋势,就必然会在各自所据岛礁上部署一定的兵力和装备,以抵御可能的军事“入侵”。但“南海军事化”也并未达到很高的程度,越、菲、马等国在所占岛礁上的部署仍是有限的,目前关于中国在扩建岛礁上所做部署的信息更是多为美方的猜测和推断,具有明显的夸大和炒作成分。

  必然导致“南海问题的军事化”吗

  “南海军事化”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南海问题的军事化,但远非必然因素。南海问题的军事化,取决于更多的考量,包括各国能否承受战争的后果等。由于南海形势的复杂性,各方有必要共同保持克制,尽量不要加剧“南海军事化”的程度。但这决不仅是中国一方的责任。事实上,中国已经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宣布南海岛礁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更好地维护本地区的航行自由,岛礁将主要用于民事目的;与东盟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积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此带动中国与东盟海上合作。

  当前形势下,中美应推进南海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中美之间已经有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2013年11月签署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又正式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美国国防部2015年8月21日发布的《亚太海上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由于海警在维权执法行动中的广泛运用,中美可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海警。8月25日,中国海军吴胜利司令员与美国海军即将卸任的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和即将履新的理查森上将进行视频通话时,美方也表达了上述观点。这些都是可以探讨和考虑的。

  (作者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10/21   发布时间:20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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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一旦失去南海,中国的海洋地缘优势便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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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针对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在南海享有自由航行权,并表示近期打算派遣美国军舰进入中国新建岛礁12海里内航行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任何人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相关权益,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这是对我国核心利益不可侵犯的坚定表态,是对南海问题非友好势力的严正警告。

  面对南海问题,这一历史上就存在的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挑战,我们是否有可行的应对方法呢?我在《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一书中讨论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应对方法。下面,我们从南海问题和中美关系为起点来讨论。

  南海问题是个历史问题,最近凸显出来,主要是因为美国。早在2010年,希拉里在越南宣布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并提出了南海问题和美国国家利益的相关性。紧接着,美国航母访问越南等一系列针对中国南海的举动,触动了人们的神经。近日,奥巴马政府更是向东南亚相关国家表示,近期打算派遣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海新建岛礁12海里内航行。

  对中国来说,南海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一些人说南海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更进一步地讲,是核心国家利益,因为其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但实际上,南海不仅仅是主权的问题,更是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南海,中国的海洋地缘优势可能不再存在,会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内陆国家。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牢固的美、日、韩同盟。这个联盟以美国为统领,且已经高度制度化。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当时的首相鸠山曾试图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不过以失败告终。鸠山政权的失败说明了任何一个日本政府很难改变这个制度现状。而“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联盟有强化的趋向。这个联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其一,中国很难通过东边成为海洋国家。

  其二,日、韩等国可以利用联盟来增进本身的利益从而损害中国的利益。例如日本可以在东海问题上增加其谈判能力。日本决定把钓鱼岛等具有争议性的水域进行“国有化”就是试图利用目前联盟有利于日本这样一个局面。最近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也表明日本在这方面的意图。

  其三,联盟也可以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已经完成了亚洲“小北约”的布置,通过战略调整大大提升了对其界定的“敌国”的打击和摧毁能力。

  在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洋。顾名思义,印度洋是印度必争的势力范围。中国和印度洋没有直接的通道,现在试图通过缅甸来打通这个海洋通道。这就说明,中国几乎也没有希望通过印度洋成为海洋国家。因为这里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其一,中国和缅甸的关系。缅甸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在理性地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游走在中国、印度,甚至美国之间。

  其二,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印度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且充满着民族主义情绪。其国内强硬派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印度不会容许中国把印度洋成为海洋国家的通道。

  其三,印、美关系。一旦美国视中国为对手,那么印度很容易倒向美国。美国和印度近年来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多边军事合作和协调也已经开始,例如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

  因此,对中国来说,成为海洋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南海。这就是为什么说南海是未来中国的生命线。现在美国人谈南海航道的安全与稳定的问题,好像话语权在美国这一边。实际上,这应当是中国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是中国有关方面的不作为才拱手让渡给美国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还是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大国,南海航道的安全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正常运作的问题。

  尽管今天的南海局势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如果不能直面现实,未来局势必然更加恶化。如何应付挑战?这就首先要提问:今天这个局势是怎么来的?只有理解了怎么来的,才能找到如何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很显然,今天的局势是以往历史的结果。实际上,对长期观察南海局势的人来说,出现今天的局势毫不意外,是理性预期之中的。

  谁都明白南海问题的历史复杂性。现在各国都在寻找有利于自身的历史根据,但客观地说,要从历史根据来解决问题可能是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南海问题的主要特点是其只能控制和管理,而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当年邓小平才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现实主义设想。在这个设想指导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和其他相关国家在双边层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成效不大。

  其实,较之中国,有关国家可以说是小国。小国家就其本能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单独面对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大国有多么的善意。因此,这些国家转向了多边主义。对它们来说,需要多边来制约中国的行为。这就是很多年来,这些小国家一直想努力把南海问题放置于东盟多边构架内的原因。近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这些国家终于如愿以偿了。中国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多边化,认为多边化反而会使得问题复杂化。尽管中国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双边关系长期没有进展。

  除了多边化,有关国家也在努力使得南海问题“国际化”。一些国家(越南和马来西亚)已经把有争议的区域提交给国际法庭,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走这条路。

  在双边解决不了,而中国又不接受“多边”和“国际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发展到目前的“大国政治化”,即美国的介入。一旦“大国政治化”出现,就给南海局势注入了无穷的变量。无论是双边关系、多边关系还是国际化,如果能够解决问题,东南亚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大国政治化”则不然。很多东南亚国家和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中美和平共处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但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就会面临靠向哪一边的问题,正如在冷战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就是说,在南海问题上,“大国政治化”并不是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利益。

  然而,早在很多年之前,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开始努力游说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了,只是美国没有下决心罢了。那么,为什么现在美国决定加入了呢?这是中美两国近年来互动的产物。“南海之争”仅仅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双边关系,都存在着类似情形的互动。

  可以说,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美国卷入南海事务,中国当然很生气。但是应当理解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或者接受,中国在东南亚面临严酷的现实,对此,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理性是唯一的选择。现在既然美国要卷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仍然是管理和控制南海问题的关键。很显然,中国需要突破双边甚至多边主义,而需要在整个国际权力局面中来处理问题。这里,中国的国际责任是关键。大国责任这篇文章做好了,中美关系就会稳固,越来越多国家就会接受中国,南海问题也就自然不会浮上台面。

  和陆地地缘政治不同,和美国关系处理好了,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就会稳定。那么,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呢?应该认识到,多年来,主导中美关系变化的一直是美国,中国总是处于被动。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而宏观战略的形成要求对中美关系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如果不能从国际权力大格局中来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而仅仅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理解,就会不得要领。

来源时间:2015/10/21   发布时间:20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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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网络竞争的重要性已超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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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会上,100多个国家的政要做了发言,其中很多人在讲话中提到“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然而,他们每人所说的国际秩序内容却不一样:欧洲国家关心的是边界问题,即乌克兰问题;非洲国家关心的是中小国家的国际权力问题;东亚国家所谈是海上权益问题。现在真正关心网络安全秩序的国家都是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国关心网络安全秩序而中小国家并不关心,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网络秩序是“大国之重器”,是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

  为什么网络能力弱的中小国家不关心网络安全,而实力强的大国却关心网络安全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是,网络已经进入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大国关心网络规则的制定权。

  建立国际秩序,就是进行国际权力分配。网络安全秩序就是关于国际网络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小国家明白,他们的网络能力落后,因此网络权力的分配轮不到它们。而大国却不一样,特别是网络技术领先的国家都想获得较大的网络规则制定权。以核秩序进行比较,最早关注核秩序的是美国和苏联两个核能力最强的国家。如今,网络安全成为中美之间竞争的焦点,也是因为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网络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其他国家的网络技术不如中美,故而他们知道没有获得网络规则主导权的机会。

  国际秩序的三个构成要素是,规范、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在这三者中,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权力分配问题,其本身就是要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拥有领先网络技术的中美两国都极其关心网络规则的制定问题。

  习主席和奥巴马在南草坪的讲话,充分说明了网络安全冲突已经是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双方在网络问题上没有达成正式协议,而且两人的讲话都很尖锐。习主席访美之前,媒体普遍预期中美有可能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一个协议,甚至预言“会有一个惊喜”。然而最终这个“惊喜”并没有出现,双方并没达成网络安全协议。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派孟建柱这样高级别的官员到美国去谈判也未能达成协议?对此,我的理解是,双方在网络领域的矛盾极其巨大,“网络安全秩序”已成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主要战略矛盾。中美战略竞争已拓展至一个新领域,在网络规则上展开竞争。

  今天的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后教社会”。在“先教社会”,年轻人尊重老人是因为老年人比年轻人知道得多。而如今,在后教社会则是年轻人比老年人知道得多。世界各国面临同样的问题:缺乏网络知识的老年人在做网络政策的决策,而有网络知识的年轻人却尚无决策权。网络知识迅猛增长,老年人无法跟上其增长速度。据报道,现在美国的网络公司已经开始雇佣汽车工程师。对此,汽车业巨头深表忧虑,因为他们担心网络公司图谋把汽车变成移动终端,甚至要把整个汽车公司、汽车产业都变成网络公司的下属机构、附属产业。这意味着网络技术有可能改变社会行为体的主辅关系,包括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制造业与信息业的关系,决策者与使用者的关系等等。

  我认为,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将是网络。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看,网络将取代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核武器说到底只存在于军事领域,而网络则横跨军民两界,且其界线难以区分。网络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已经像空气、水、电、煤气一样,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很可能是网络争端。

  需要不同策略分别应对“无限的虚拟世界”和“有限的物质世界”

  当大国战略竞争从实体世界向虚拟世界拓展时,我们对虚拟世界的了解是从零开始,很多实际情况是不知道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虚拟世界和实体世界的区别是什么?我个人理解,实体世界的范围是有限的,譬如地球,无论它多么庞大,其直径、面积、体积、质量终归是有限的。而虚拟世界却是无限的,因为网络的容量随着技术进步而无限扩大。因此,我们需要两种不同的策略分别应对有限的物质世界和无限的虚拟世界。

  比如,建立反导系统可覆盖地球表面的所有区域,但想把虚拟的网络空间全部控制起来却是做不到的,因为网络和宇宙一样是不断扩展的。那么在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虚拟空间中,其安全策略应该侧重防御还是进攻呢?常识告诉我们,防御一个有限实体是可能有效的,而防御一个不断扩容的虚拟空间则必然是低效、甚至无效的。由此推断,过去在物质世界里反导系统的战略效果尚不如进攻性导弹,而现在到了虚拟的网络世界,防御能比威慑更有效吗?

  网络秩序的核心要素是价值观

  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是价值观、制度安排和规范。网络秩序的构成要素同样是这三个。第一是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决定网络规则的制定原则。例如,网络是否存在主权归属就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如何使用网络是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还是政府权力(political power),这也价值观问题。第二是制度安排问题。如果国际网络安全应该由一个机构来管理,那么是由联合国管理,还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管理,还是由网络公司的所在国管理?而人们讨论网络安全管理机构的问题时,必然无法绕过管理权的分配问题。那么,管理权是依据不同国家的网民数量分配,还是依据服务器数量分配,还是依据信息量分配,这都会有分歧。第三个就是具体规范的问题,譬如网络规范是否需要做到政商有别、军民有别。

  目前关于网络问题的研究中,有关于价值观的讨论特别少。然而,任何社会秩序的建立,价值观都是最根本的要素。因为正是这个主观的要素决定了国际秩序的主观性,即它是由人主观建立的。相反,国际体系则是客观的,是自然形成的。国际体系的三个构成素是国际规范、行为体和国际格局。它们都是客观的,不存在主观价值。国际体系的客观性决定了它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而国际秩序不一样,因为价值观这个主观因素决定了什么叫做“有秩序”、什么叫做“无秩序”,以及应该建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总之,价值观是决定秩序大方向的因素。

  中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关键在“攻”不在“守”

  具体说一下我们的网络安全政策。我们在网络搞了这么多防火墙,反映出防御为主的安全观。但问题是:网络能力弱的一方就必须以防御为主吗?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是弱方,但毛泽东为什么不采取消极防御战略而采取主动出击的游击战呢?从战略角度思考,恰恰因为弱者防御能力弱,所以才不能主要依赖防御而必须采取进攻策略。

  关于网络安全的价值观,如果一国的价值观能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价值观,那么这种价值观就会成为全世界制定网络安全规范的指导思想;反之则无影响。价值观是制定规范的必要条件,而具体哪种价值观能够成为规范制定的必要条件则取决于它在世界上的接受程度。这意味着,在探讨如何建立国际网络安全规范时,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什么样的价值观最有可能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然后才能以它来指导国际网络管理规则的制定,从而建立起国际网络安全秩序。

  从网络管理的战略角度来讲,现有的防火墙策略需要进行客观评估。总体来讲,防火墙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从制定国际网络安全规范的角度讲,防火墙给国家带来了伤害,因为它妨碍了我国增加在网络规范上的制定权。当我国的网络规范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反时,这种规范就难以成为国际规范。所以我们必须讨论网络规范的价值观问题,从而使我们设计的网络安全规范能够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而非被它们反对。

  明确这一战略方向后,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以提高我国在建立国际网络秩序中的主导权呢?我国需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是制定加快网络技术发展的政策,因为只有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才能为我国提供建立网络秩序的实力。没有实力支撑,就没有权力。第二是加强在国际规范制定上的外交能力,因为仅有网络技术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让多数国家接受我国网络规范和主张的外交能力。这种能力是以一批有网络专业知识的外交官为基础的。第三是加强网络价值观的研究,即探讨在网络领域什么样的价值观最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后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这个任务应由学界同仁来承担,因为决策者和外交官没有研究它的条件。

  美国因为一个“斯诺登事件”夫去了网络上的道德制高点,这非常值得研究。我国需要接受美国的经验教训,并占领网络问题上的道义制高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但遗憾的是,在研究秩序问题时,多数人只看到权力而忽视价值观。可是,道德制高点所体现的恰恰是价值观的作用。举例来说,如果“核不扩散”规范没有道义制高点,那么它就不可能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该规范的道义内核在于:如果不防止核战争,人类就将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的是,学术界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指导网络规范的制定能够使我国的国际网络规则制定权最大化。

来源时间:2015/10/21   发布时间:20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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