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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善人:TPP对中国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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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大善人  来源:共识网

  一:什么是TPP

  TPP既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英文缩写。(英语: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TPP)。

  TPP最初由智利、新加坡、新西兰、文莱于2005年发起,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相互取消关税。2008年美国宣布加入,提出要创建一个高标准、更广泛的地区合作协定。此后几年,澳大利亚、秘鲁、越南、日本等国陆续加入。2015年10月5日,美国等12国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谈判结束,达成初步协议。

  TPP号称“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定”。和传统的贸易协定相比,TPP具有“全覆盖”“高标准”两个特点。

  “全覆盖”TPP涉及的范围很广。

  TPP追求到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实现商品、资本、服务的自由贸易。大力度消减妨碍贸易自由流动之关税等障碍。比如协议一经生效,95%以上商品关税自动降为零,其余则留七年过渡时间。

  TPP还谋求建立国境线之后统一的监管标准。商品和服务贸易、农产品市场准入、金融稳定和资本流动、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劳工、环境、竞争、电子商务、投资和投资者权利保护,以及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等。

  “高标准”。12个TPP创始成员国中,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日本是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美国的盟友,其他的国家越南、新加坡经济总量都很小。美国主导了TPP谈判,TPP的规则带有很强烈的美式价值观。TPP在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方面包含了诸多美式高标准的条款。

  TPP影响的不仅是一国的经济,TPP在改变一个社会。正如美国亚太自贸区战略的总设计师之一C.Fred伯格斯坦所言,“在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地区建立的一个极其巨大的自由贸易体,将是世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甚至也可能是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

  二:中国能否加入TPP

  要加入TPP,必须要满足TPP的满足,还需要其他TPP成员国的同意。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无法加入TPP。

  TPP就是一张捆绑着美式价值观的经济馅饼。看着很诱惑,但是TPP的许多标准,中国都无法满足。

  以商品关税为例。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经济体中,中国是简单平均关税税率最高的三个国家之一(另两个是越南和泰国)。APEC的21个经济体和12个TPP现有成员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分别为5.7%和4.5%,而中国则高达9.6%。这意味着,中国要加入TPP,面临比其他绝大多数APEC成员大得多的降低关税的压力。换言之,在规定的时限内,中国还不具备满足降低关税、零关税的能力。

  以国有企业为例。中国的国企规模相当庞大,多年来一直享受政府的政策倾斜、财政补贴。2013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总资产104.1万亿,相当于GDP的近两倍。央企多达112家,而且都是巨无霸。如果按照TPP主张,需要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持、财政补贴和其他福利待遇的贸易条款。中国很难做到。

  TPP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等,每样都有高标准。越南政府警告外来的投资者,越南有法律保护劳工、越南有工会、越南工人有罢工的权力。独立工会、罢工的权力,中国现阶段很难达到。

  TPP的“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简称ISDS)。投资者可以将签约国政府送上国际法庭。澳大利亚和乌拉圭两国要求在烟草盒上必须印有警示标签。美国的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就根据ISDS起诉两国政府,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要求第三方仲裁。2012年,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就凭借ISDS条款,起诉厄瓜多尔,获得了22亿美元的赔偿。

  TPP是典型的美式思维“法律最大”。政府也只是一个社会机构,政府也必须遵守法律。在美国,个人、企业、政府都是平等的,大家都要遵守法律,个人、企业都可以起诉政府。最近中国要求美国遣返杨秀珠。杨秀珠的个人律师和美国政府的律师双方在法院对簿公堂。加入TPP之后,签约国政府头上就会被戴上“小心起诉”的紧箍咒。中国几千年习惯了“政府就是法、政府最大”,短时间很难适应“政府还要守法、政府还要被起诉”。

  TPP成员国短期也很难同意中国加入。

  TPP是美国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规则,隐含着美国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野心。TPP的规则也要求TPP各成员国共同遵守。不太可能为了中国,来降低标准,单独修改规则。

  美国和其他TPP成员国也担心,如果让中国加入TPP,中国又难以遵守TPP的规则,中国就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会严重的破坏TPP。比如TPP要求各成员国,工人有权拥有工会、工人有权罢工、工人有比较好的福利,那么企业就要增加相应的经营成本。而中国没有工会、罢工、福利,中国的企业没有相应的成本。其他各国企业在和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这必定会导致TPP内部矛盾纠纷不断。让一个难以遵守TPP规则的国家加入TPP,会严重的破坏TPP的规则,有可能导致整个TPP的崩溃。

  三:TPP对中国的影响

  如果要想和TPP成员国开展贸易,非TPP成员国和TPP成员国相比就有许多的劣势。

  越南是TPP成员国,出口到美国的服装就可以免配额、零关税。中国不是TPP成员国,出口到美国的服装就受到配额的限制、还要缴纳关税。同样成本100元的衣服,假如关税是5%。中国服装的成本就是105元,越南服装的成本就是100元。越南只需要将价格定在104元,就能轻松的赚取利润,同时将中国服装赶出市场。在104元的价格,中国的服装只有亏损。

  要享受TPP内部零关税待遇,必须是TPP成员国的原产地产品。以服装为例,“从纱以下”环节必须在TPP成员国内部,生产出来的服装才能被认定是原产地产品,才能享受零关税的待遇。如果越南出口到美国的服装要享受零关税,“从纱以下”的环节,织布、印染、加工,都必须在TPP成员国。这种严格的“原产地”标准,“原产地”“零关税”捆绑的政策,会导致很多行业,整个产业链都转移到TPP成员国内部。

  TPP的成员国GDP约30万亿美金,占全球40%。TPP的成员国包括美国,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许多国家的对外贸易都无法绕开美国。TPP是一个无法让人忽视的市场。为了和TPP贸易时,不处于竞争劣势。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谋求加入TPP,成为圈子内的国家。

  TPP协议具有开放性,原则上任何非成员国都可以申请加入。蒙古、韩国、台湾、香港、澳门、菲律宾、印尼、缅甸、印度,甚至非洲的南非、美洲的巴西,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可能加入TPP。加入TPP的国家越多,TPP的影响越大,没有加入TPP的国家承受的竞争劣势就越严重。

  中国谋求和TPP成员国,比如日本、美国,建立单边和多变的自由贸易区,其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首先,双方的分歧很大,自由贸易区很难建立。其次,中国可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才能签订协议。而且签订的协定很难达到TPP的零关税。假使中日、中美签订了协议,将关税下降到1%。而TPP内部是零关税,既是1%的关税,会导致中国的产品处于竞争劣势。

  就算中国和日本、美国签署了和TPP内部一样的协议。中国也只是打通了中日、中美之间的贸易,美、日之间的贸易依然没有打通。比如丰田要出口汽车,只要汽车销售到日本、非TPP成员国,丰田可以用中国的零部件。如果丰田要将汽车销售到日本外的其他TPP成员国,比如美国。丰田想要享受TPP的汽车低税率,按照TPP原产地规则,丰田就不能使用非TPP成员国中国的零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即使中国免费送零件给丰田,丰田也不敢用。

  看人类的历史,多次反复的证明。只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能给一个国家带来繁荣。违背以上几点,无论哪种主义思想鼓吹得多么天花乱坠,带给人类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毁灭。民主政治,人民选举政府才能保证人民免受政府的伤害。人民控制政府,政府才能为人民服务。市场比政府能更高效率的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带来繁荣,计划经济带来贫穷。自由贸易,互通有无,能实现资源更高效率的配置。闭关锁国只会毁灭一个国家。

  经济学家用“比较优势原理”解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假设中国制造一条裤子的成本是100,制造一架飞机的成本是2亿。美国制造一条裤子的成本是200,制造一架飞机的成本是1亿。通过自由贸易,美国人得到了便宜裤子,中国人得到了便宜飞机。大家都皆大欢喜。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中国人就要花2亿的成本去制造飞机。通过自由贸易,中国花1亿就能买来飞机。中国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去制造裤子。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已经建立,加入的国家会越来越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PP也在继续谈判,也将会建立。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可能既是TPP,又是TIPP的成员国。TPP、TIPP在全球贸易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隐隐约约成了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而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加入。中国可能会被边缘化、赶出自由贸易的圈子。中国承受的损失无可估量。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8

旧文章ID:6582

TPP来了,中国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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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昭  来源:腾讯-今日话题,2015-10-8

  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虽然中国并非为谈判国,国内对TPP协议的讨论却热火朝天,悲观失望者有之,不屑一顾者有之,呼吁积极应对者亦有之。TPP为何如此牵动人心,又该如何看待TPP达成协议?

  一些“妖魔化”TPP对中国影响的观点并不可取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TPP,它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5年签署时只有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个国家。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在美国加入后,名声大噪,此后正式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由于TPP不仅涵盖传统的国际贸易领域,还对劳工和环境、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议题进行了规范,协议质量较高,因此也被称为“21世纪的贸易协定”。

  “TPP让中国经济被孤立于世界之外”过于夸张

  对于中国未加入TPP,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滑铁卢,甚至有脱离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被动闭关锁国的风险。

  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虽然未加入TPP,可能导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下降,但影响究竟能有多大呢?在论文《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中,学者彭支伟曾做过估算,中国在目前的TPP格局下,每年的出口会下降0.32%,进口会下降0.53%,可见未加入TPP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中国作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三分之二的TPP成员国签署了自贸协定,短期内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并不现实。

  还有人把美国支持印度发展经济看作是孤立中国的一个表现,认为印度早晚也会加入TPP,对中国影响很大。但他们恰恰忽略了印度作为世界上的仿制药大国,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极不严格”,美国诺华制药公司就曾因为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将印度政府告上法庭,败诉后还上诉至最高法院,仍遭失败。TPP的高标准之一就在于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印度几乎没有可能获准加入TPP。从整体上看,能够满足TPP高标准的亚太国家并不多,没有足够的帮手,又如何孤立中国呢?

  “TPP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工具”的阴谋论更不靠谱

  和上面的悲观失望不同,这种观点认为,TPP是“经济北约”,是美国想迫使中国在关键领域让步,中国应该适时用武力维护“势力范围”。

  这种观点对TPP的理解谬之千里。要知道TPP的前身在美国加入前就已存在,其框架早已定型,美国当年加入也经历了艰苦的谈判。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12国达成基本协议,花了5年时间。如果说TPP是以围堵中国为基本逻辑,完全可以尽可能吸纳更多国家,达成一项仅具有“抽象意义”的协定。现实却是TPP并没有大肆扩容,对每个问题也都有充分的耐心,保证协议是各方基本“满意”的。

  实际上,中国没被邀请加入TPP的原因,李显龙在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已经说得非常实在,“贸易从来不是纯粹的贸易。贸易也是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盟友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希望中国把这些国家当做朋友,当做能长期合作的朋友。虽然我认为与日本需要很长时间建立这种互信。”

  可见,除了对具体标准有异议外,中国与相关国家互信不足也是未加入TPP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加强合作能培养互信,还是天天叫嚣使用武力能培养互信,答案显而易见。

  TPP这一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是否称得上“先进”也还有待商榷

  视TPP为“洪水猛兽”的观点,潜意识里还是把它当作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化身,生怕中国进不去就落伍了。但就目前为止,TPP还只是一种尝试,对于它到底能取得多大成就,还有很多怀疑论调。例如,TPP是否代表自由贸易,都还是一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认为该协议与自由贸易无关,是“代表了每个国家最强大的商业游说集团,来管理各成员国间的贸易投资关系”,甚至认为TPP中的一些条款会限制公开竞争,阻碍自由贸易。

  另外,TPP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在传统上这被视为一个高标准经济秩序中理所当然的条款。但在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看来,TPP涉及的知识产权可以被看做是“合法的垄断”。“暂时的垄断”是对企业创新的回报,但是否需要延长知识产权时间值得商榷,“对制药大亨有利,不一定总是对美国有利”。正是TPP是不是一件好事还远远不能确定,克鲁格曼发出了“TPP贸易协议不签也罢”的感慨。斯蒂格利茨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引用了美国经济学会的研究,称此类知识产权会令研究领域发展变弱。他还举例称,“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Myriad公司的BRCA BRCA(乳腺癌)基因不具备专利后,美国掀起了研究创新热潮,使得研究能以更低廉的成本进行测试。”

  相比于经济,TPP的政治意义更为重大

  这是美国制定规则的一次胜利,意义深远

  既然TPP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属未知,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是要力推TPP谈判呢?这是因为TPP虽然是经贸协定,但正如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言,“很难把TPP的未来与我们为显示美国将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所做的努力分隔开来”。

  美国力促TPP达成协议也有打消盟友疑虑的需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森俊平认为,“如果协议失败,环太平洋国家会感到惊恐”。与日本的委婉相比,新加坡外长尚穆根更为直接,“如果达不成这项协议,你们展示实力的筹码是什么?”,“选择非常残酷:是想成为该地区的一部分,还是想离开该地区?”

  此次协议的达成,不仅让美国一下回到了亚太舞台的中心,更让一套新的全球商业规则成为现实。虽然中美并非是敌人,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是现实的,一方影响力的扩大意味着另一方影响力的缩小。由于TPP成员国还可能继续增加,这意味美国在亚太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还可能继续扩大。

  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当前的世界和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一样复杂,“中国试图改写规则,俄国破坏规则,美洲和阿拉伯的部分地区没有规则”,他们认为TPP这类经贸合作如果开展顺利,成员国形成良好的互助互信关系,合作范围可以从经贸领域扩大到气候变化、防止极端主义等方面。如果TPP这类组织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又迟迟不能加入其中的话,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倒是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应对TPP,中国不应只寄希望于双边自贸协定

  过多的双边自贸协定将导致“意大利面碗”效应,并非长久之计

  如何面对新规则TPP?很多专家都提到了中国可以通过和多个国家分别签署自贸协定。一方面是加强与TPP国家签署类似自贸协定,即“扛着小锄挖墙脚”的战略;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多签自贸协定,形成以中国为轮轴,多个签约国为辐条的轮轴-辐条自贸网络。实际上,中国也一直在这样做,截止到2015年6月,中国已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

  这种做法看似聪明,却忽略了一个后果——一个国家如果签署过多的双边自贸协议会产生“意大利面碗”效应。“意大利面碗”效应是由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所造成的问题。巴格沃蒂在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中最早提及这一效应。在现代社会,很多产品的不同部件多是在不同国家生产,因此就产生了关于规定原产地问题的规则。如按照增值百分比的原产地标准,一般会要求自贸区生产的商品中,非生产国原料或部件的价值不能超过总价一定的百分比,才能享受自贸协定规定的税收优惠。

  由于不同自贸区规定所规定的原产地原则常常是不一样的。一个公司在出口相同的产品时,可能在一个国家能享受到零关税,而在另一个国家却不能享受同等优惠政策。各个自贸协议的不同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种现象贸易专家们称为“意大利面碗”现象或效应。多个双边协定重叠会导致企业生产决策困难,不如建立一个有统一标准的多边协定对企业贸易有利。

  “意大利面碗效应”现象在亚太地区并不罕见。2013年《人民日报》曾报道,虽然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但如果东盟一家企业要把产品出口到多个目的地,或从多个原产国(或地区)进口,为享受不同自贸区协议(FTA)赋予的优惠关税税率,企业不得不和多套自贸区协议的程序打交道,高昂的制度成本让不少商人放弃了申请关税优惠,东盟东亚经济研究院调查发现,东盟国家对FTA的利用率相对较低。

  中国作为出口大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2104年11月,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张少刚曾表示,自贸区数量多意味着规则多,碎片化程度高,最终导致“意大利面碗”效应,同一企业在与不同经济体进行贸易往来时,花在适应规则、破除制度障碍上的成本远高于贸易合作本身,并号召制定“亚太交规”。

  由此可见,多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可解一时之急,远非长久之计。

  结语

  夸大或贬低TPP没有用,叫嚣使用武力没有用,靠小聪明也没有用。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规则,胡舒立的那句话——“以对WTO的态度对TPP”无疑是更为理性的态度。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8

旧文章ID:6581

徐贲:选举政治的“负面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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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贲  来源:南方周末

  每到总统大选,美国媒体就会有许多对候选人的“负面报道”,2015年的总统初选当然也不例外。媒体做种种“负面报道”,但出于中立、客观报道的原则,并不是直接对候选人提出批评意见,而是报道候选人可能引起公众反感的事情。例如,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门”和不诚实,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像个不懂事的愣头青,说要遣返所有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还要叫墨西哥政府协助兴建美墨边境围墙。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报道”,例如,共和党女候选人菲奥瑞纳虽不是职业政治家,但在辩论中立场明确、观点清晰、论述有力,表现不俗。不过民众更感兴趣的,似乎永远是负面消息。

  心理学研究早就发现,人在认知上有“负面趋向”(negative bias),对负面事物的关注超过正面事物,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更让人感兴趣,对人的影响也更显著。而且,负面印象在人的记忆中比正面印象保留得更为长久。心理学家戈特曼(John M. Gottman)在对亲密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做一件坏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少需要做5件好事才能弥补。在公共关系中,政治人物或公共人物的丑闻就更难以弥补。

  在《民主政治的负面性》(Negativity in Democratic Politics)一书中,政治学教授斯图尔特·索罗卡(Stuart N. Soroka)讨论了人类心理的负面倾向与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关系。他指出,在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负面信息在政治行为和政治交流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显得非常负面。这不仅是人的天性使然,而且也是人所设计的种种制度的自然特征”。

  新闻媒体便是这些制度(institutions)中的一种,它的报道偏重于负面内容,不仅是因为受众更关心负面消息,而且是因为媒体原本就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一种制度。索罗卡指出,“在代议制民主中,监督错误是新闻媒体的核心功能。媒体是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其要义便在于此。作为一个制度,新闻媒体是独立于商业和政治的,它能够也必须要求商业和政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不仅是新闻媒体这样的独立制度,就连政治制度也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因为“大多数政治制度与大多数人一样,也是把负面消息看得比正面信息更为优先”。政治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让民众能对政府有所监督,而且也要使政府制度本身具有“内部监督”的功能。监督是为了发现和排除错误,因此,政治制度处理负面信息自然需要比正面信息更为优先,它对负面信息投以更多关注,这不是“负能量”,而是它的责任功能。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政府权力不同部分(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离,就不仅仅是为了相互制衡,而且更是为了起到相互防错和纠错的作用。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和第51篇里,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麦迪逊论述了宗派之争的危害、三权分立的必要和权力间的制约与平衡,其基本前提就是人性的丑陋和必然会犯错误。麦迪逊写道,“基于人性的本质,这些(分权)措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但是,什么是政府本身所反映的人性?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由天使管理政府,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制约都不需要了。在建立一个由人组成又要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是:你首先要给这个政府统治的权力,然后才能责成它管好自身。”

  责成权力管好自身,这就要求它对自己的负面信息(错误)给予制度性的优先重视。因此,索罗卡指出,“监视和避免/纠正错误是麦迪逊式总统制设计的基础”。对于这个政治制度的设计来说,发现和纠正错误是一个主要的原则,而不是原则之一。其顺序是,“我们先建立起一个能够监视错误的制度,然后——在严格限制和细致监督下——选举出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自我监督的制度,就很难有受到监督的选举”。美国大选中的负面消息是选举制度自我监督起作用的必然现象,虽然看上去负面,其实是选举受到严格监督的重要保证。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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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和敌意并存:美国大学生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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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国  来源:共识网

  2015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刊载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的文章《中国人拥抱美国文化而非其政策》 ,指出中国年轻人普遍喜欢美国电影,体育,餐饮,向往美国生活方式,但在国际关系议题上却支持中国政府的观点,对美国政府的意图持不信任态度, 相信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一些海外华人读者,把这种分裂解读为被“洗脑”的结果。

  其实,这种文化观和政治态度分裂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笔者更倾向于把这种现象看成交流和竞争并存的现状在民间的自然投射,而不仅仅是所谓洗脑的结果。可以说, 上述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矛盾态度是美国青年对待中国态度的镜像。一方面,美国年轻人会被中国文化元素吸引,比如中国食物,节日,语言,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等问题上,笔者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美国大学生几乎都对中国持防范和敌视态度。不得不承认,很多美国大学生对于中国的兴趣,所谓“中国热”,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对敌人的研究兴趣,所谓 know thy enemy (了解你的敌人), 未必出于善意的好奇,尽管这种意图通常会隐藏得很深。

  我本人所指导过的,研究中国并写出几十页的毕业论文的本科学生一旦涉及到现实政治论题(而非电影,文字这样的软性话题)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站在美国的角度,以研究对策的方式讨论中国的海军发展, 潜艇战略,非洲政策,及南海政策等重大议题。尽管他们平时都表现出热心学习中文,喜欢中国文化的样子,也都去过中国,但在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却很少表现出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的倾向,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持的,也完全是美国官方的立场。就在今年夏天,还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她研究中国的南海政策的原因就是因为认为中国“威胁”到了美国的“盟友”。也就是说, 储百亮所说的现象,完全,甚至更严重地存在于美国。

  我过去的导师,晚清中日文化交流史专家任达(Douglas Reynolds)教授曾经当面对我说到一件事:他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位美国教授在课堂上问学生,假如美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应该怎么办。有学生回答,NUKE,(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在我看来,美国大学生作出这样的回答,其敌视中国的程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我告诉任达,我总是试图让学生们相信,从历史和文化来看,中国都不是一个以武力称霸的国家。中国可能喜欢以自己的文化影响其他民族,但对于武力征服,相对并不热衷。中国当代核武战略的主要目的,也是自卫和遏阻(deterrence,这里补充一点,中文把deterrence 翻译成“威慑”是误导的,它在英文中并没有威胁和恐吓的意思)。任达说,中国在非洲和南美的势力扩张,的确引起了西方的很大关注。我说,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必然需要向外寻求资源,这是自然而然的。

  反观中国大学生和年轻人,即使有像记者储百亮所描述的那种对美国存在疑虑和怀疑的年轻人,但真正坐下来深入,系统,而又敌对地研究美国的青年毕竟是很少的。“反美”的,大概也是出于对美国霸权的不满,还没有去为了反对而系统,深度地研究,更不至于走到要用核武器攻击美国的极端,更多是一种反应性的情绪和一种自我防卫心理。两者的区别,可能不太容易为人注意,尤其是那些看到有美国人能说几句中文就很开心,认为对方“友好”的国人。

  美国大学生强烈的政治和国防意识和对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分析兴趣,是笔者过去没有预料到的。更令人遗憾的是,笔者的某中国同事,竟然也加入到这种潮流中。这位80后经济学教授,竟然把她的中国经济课的课程目标公开定位为帮助美国学生学习如何“对付”(cope with)中国,而不是客观地理解中国,这不仅有丧失学术中立的危险, 对教授本人的祖国也是一种严重的不尊重。

  事实上,严肃而相对客观的美国政治学家也承认,中国从历史上到现在,一个都是一个“脆弱”(vulnerable)的国家,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就是民族的“生存” (survival)。首先,中国的陆地边界向来易攻难守,和美国东西都是大洋,从未被侵略的情况截然不同;其次,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的屈辱历史,这也使得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求极为强烈;另外,中国的姿态始终是防御性的。美国学者指出,即使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声索主权,也仅是在争取自己所认为的合法主权而已,不是在索求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美国学者承认,从某种意义说,与其说中国对邻国造成“威胁”,不如说中国才是受威胁的一方。他们还坦承,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一是来源于是意识形态,二是两个大国之间无法避免的竞争。[i] 近年来,也有华裔学者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政治文化中“国耻”观念的建构过程,以及历史记忆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这对美国人了解现代中国文化心理同样是有助益的。[ii] 在最为敏感的西藏问题上,虽然美国学生基本都持同情西藏,认为中国“入侵”西藏的立场,但是,美国最有影响的藏学权威Melvyn C. Goldstein 也曾客观地指出,西藏从来不是不具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地位,也从来没有获得任何外国的承认。在1959年以前,中国政府的确曾经试图在西藏推行温和及有别于其他任何地区的特殊政策, 而自1957年以后,美国就开始训练和武装藏人游击队以对抗中国政府。[iii]

  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今日美国对中国的误解,疑虑乃至敌意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而且还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而增强,因为两个强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被美国自己的政治文化认定为不可避免。一方面,中国年轻人中相当一部分相信美国在试图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像美国一样强大,另一方面,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战略和外交意图同样存在严重的不信任,甚至更为强烈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沿着上述这种由美国人自己作出的,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声辩”的论述,强调中国从古到今的防御性的文化特点和和以求存自保为主的战略意图,其内在的脆弱性和防御性超过一般西方人误认为,或被媒体所渲染的进攻性。

  对美国年轻一代讲述中国,还应该毫不犹豫地在说明中国的文化特性的同时主张中国的权利。诚如美国学者指出,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否认其存在,一味强调相互包容怒可能让美国人信服,而美国文化在最深处是崇尚力量和霸权的。控制,主宰,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对美国人来说是天然合理的价值观,另一个大国无法让美国人相信它是可以不“霸”的。这里还需要指出,中国的“韬光养晦”这一外交原则经过翻译以后,通常是“hide your power,bide your time”(隐藏实力等待时机) 或类似的意思,无论如何翻译,这一成语在美国年轻人听来,意思也不外就是暂时隐忍后最终要争霸,恰恰坐实了“国强必霸”这个中国力图否定的假设,不利于对外解释中国的外交和战略目标。在这里,我主张少用语义含混,容易引起误解的中国成语,多用现代语言对外正面表述中国的立场。

  [i]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W.W. Norton & Company, 1997).

  [ii]Zheng Wa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2).

  [iii]Melvi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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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香港将成”一带一路“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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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周刊  来源:新浪微博

在15日,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平就“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同发展有关情况介绍称,香港未来将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城市,“不仅具有亚洲辐射影响力,而且还将具有全球辐射影响力。” via大公网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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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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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FT专栏作家拉赫曼:如今中东、东欧和太平洋地区纷扰的局势,都在考验着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奥巴马政府已内外受压,一方面试图以强势姿态恢复美国影响力,同时又不得不对与中国或俄罗斯的军事抗衡保持适度谨慎。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18

旧文章ID:6577

【独家-奥巴马:韩美中三角关系“并无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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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朴槿惠访美,奥巴马热情接待,像是一场“老朋友的定时聚会”;对于朴槿惠上月赴北京出席阅兵仪式,奥巴马则表示,韩国分别与中国及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并无矛盾”,美国乐见中国和平崛起。详见: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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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打喷嚏,世界经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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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过去美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现在中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也感冒。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失去最后一个重要的需求引擎。未来几年,全球需求将更加疲软。政策和思维都必须适应这一现实。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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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国债哪家强?印度最吃香 中美仍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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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市场播报  来源:新浪微博

股市火爆时,债市遇冷。而股市承压时,债市又成了主力资金的宠儿。印度十年期国债以更可观的收益率(上周达7.5%)、稳定的印度卢比币值和乐观的经济基本面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追捧。而避险需求高企的中美两国,国债投资热情同样高涨。 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19

旧文章ID:6574

【特朗普:CNN啊,too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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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察者网  来源:新浪微博

那边厢,女儿刚在CNN为老爹洗了一手好地,心直口快的老床破就冲CNN开火,捅出一个大篓子。日前,唐纳德·特朗普做客福克斯新闻台《熊爸说真相》栏目,声称,CNN“很可能”因为民主党高层的指示而在辩论会上对候选人“放水”。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9   发布时间:2015/10/18

旧文章ID:6573

马云根:认清TPP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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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云根  来源:共识网

  10月5日,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2个太平洋地区国家,在美国南部城市亚特兰大宣布达成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的解读:其一是TPP是针对中国而来,其二是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国际经济规范。如果是经济问题就好解决了,中国改革开发后,还没有在经济上掉过链子。因为,这不是经济方面的协定,而是对价值观的限定。中国加入WTO让西方没有得到的东西,通过这份协议就要争取得到,这就是中国必须要接受普世价值观。

  中国加入WTO并接受市场经济规则,人们都以为中国会接受普世价值观。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必须遵守普世价值观的规则,接受市场经济,普世价值观就理应成为人们公认的社会价值观。没曾想,中国使用了内服与外用的三套价值观体系,力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所向披靡。这三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一是,用于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二是,用于经济交往的普世价值观体系;三是,用于对外交往的儒家价值观体系。

  以上三个价值观体系的作用,效果异常明显。其一,中国模式的成功关键一点,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效仿的,是能将普世价值观只应用于市场经济,而没有延伸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分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最为头疼的是工会的强大、NGO的监督、罢工的自由、福利的增长等,这都是价值观带来的产品,且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的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来说则属于社会活动,需要稳定、敬业、和谐和爱国,不能干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属于市场竞争的范畴,本应是公民的权利变成了政府的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市场自由在此时最为强大且所向披靡。其二,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时,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看重的是中国的经济,但经济交往大家是采用的是普世价值观,中国并没有例外,中国的社会制度差异被放置次要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中国不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在经济往来中使用普世价值观,就没有理由对中国另眼相待。其三,当中国强大到需要输出价值观时,推出的却是儒家价值观体系。即没有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没有附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而是采用了儒家文化圈熟悉的儒家价值观,其天下观、朝贡体系,可以安抚一下强大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鹰派爱国者的情绪,也可以在外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差中,缓解一下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其德治主义和贤能治理,又给社会主义者以信心,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以安心,对外交往给外部以放心。

  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这三个价值观体系相互隔离的状态能够坚持多久,政府没有为任何一种价值观体系提供法律支撑,客观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价值观体系能够占上风,成为唯一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三个价值观跨过领域,冲击到另一领域的价值观体系是非常严重的。社会主义价值冲到市场经济领域,社会福利、平等的要求将降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普世价值观体系冲到社会政治领域,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将摧毁道德观,贤能治理的正统被彻底颠覆,英雄、道德、模范等会被自由观检视,人的良知成为试金石。儒家价值观的回归,会让儒家学者和海外贤能体制的鼓吹者欣喜若狂,成为帝师的机会来临,却视“大一统”“华夷天下观”的危害不见。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使人的欲望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到,也不能分给每一个人,其结果是强者得之,且这个欲望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内乱丛生。

  TPP的签订,中国担心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三个价值观体系的相互隔离将被终结,中国模式也就此结束。这个协议囊括了经济与社会领域,WTO是让渡了一部分经济主权,TPP则是要让渡一部分社会的主权。中国的发展阶段说被堵住,TPP的高要求,诸如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等,这些准则中国目前又还远远达不到。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在忙不迭的为TPP寻找经济的对冲方式,抨击TPP的用意,述说TPP的阴谋,这都于事无补。当你没有价值观可用时,就不可能成为大国,更不可能制定规则。能够制定规则的是有被共识的价值观基础,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可以推出的价值观体系。TPP的威力就在于此,没有共识的价值观,将永远被排除在外,WTO可以牺牲国民的利益,TPP则要断绝政府无视国民的做法。

来源时间:2015/10/18   发布时间:201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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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TPP对国家主权与国家观念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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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胥志义  来源:共识网

  TPP与以前世界性的或局域性的经济贸易协定不同之处,是它延伸到各国内部的体制和经济监管体系,或者说各国内部的规则和法律。体制和监管体系监管标准的统一,实际上是规则与法律的统一。而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规则的不同。所谓的国家主权,从根本上说,是指国家对一个地域的管理权,即制订和执行规则的权力。当全球化使国家公民变成世界公民时,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所有国家的保护,他们的利益需要通过全球的市场和交易来取得和平衡,因而要求地球上每个角落的市场都是公正,平等和自由的,从而迫使各个国家的体制、法律、规则趋向一致。这种趋同和统一,一定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法治、平等、民主基础之上,即普世价值基础之上。因为只有普世价值,才能使世界脱离丛林规则,形成合理和公平的经济活动秩序。而依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来确立规则,将削弱国家建立什么体制、制订什么规则的主权。

  我没有看到TPP的原始文件,只看到网络上的一些报道。据这些报道,TPP的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和服务自由(禁止各种门槛);2,货币自由兑换(禁止操纵);3,税制公平(禁止补贴);4,国企私有化;5,保护劳工权益;6,保护知识产权(反对山寨);7,保护环境资源;8,信息自由等。仅就这些内容,我且来分析一下其对国家主权和国家观念的影响。

  一、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大大削减国家主权

  TPP协定的目的是实行经济的完全自由。经济的完全自由既包括商品服务完全自由流动,也包括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力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在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之内,早已实现,并有成熟和稳定的规则来保证这种自由。但因国家主权对市场的分割,这种自由受到国界的限制。国家之间签订协议,认可经济跨国界的完全自由,其本质是取消国家对经济要素流动的各种管制和阻碍(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而这种管制(或叫门槛)正是国家主权的表现之一。否则,满清时代,帝国主义用枪炮要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如何叫侵略、叫国耻哩?显然,自由(不单经济,还包括文化等)突破国界的发展过程,正是国家主权弱化的过程。

  二、货币的自由兑换可以约束国家货币主权

  货币发行和政策一向是国家的主权,欧盟各国统一使用欧元,欧盟各国便失去货币发行主权,当然也就失去制订货币政策的权力。当不同货币可以完全自由兑换,国家本身不决定或操控汇率,并打击民间对汇率的操控时,货币对市场的分割便难以存在。由兑换管制和非自由汇率可能带来的各种利益将大大缩小。因为货币的自由兑换能使不同货币比率(汇率)体现其代表的真实物质财富。如果某一国突然大大增加货币投放量(印钞),由商品交换带来的价格信息将会迅速传递至汇率上,使扩大货币投放量国家的货币贬值,并可能丢失信用。国家使用货币政策对抗他国的行为便逐渐失去意义。由此可以约束国家货币主权。货币的自由兑换离货币统一只有一步之遥,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家之间的“货币大战”也将逐渐消失。

  三、税制公平与国企私有化实质是禁止国家权力介入市场

  这二条好象专门针对中国。“出口退税”与“做大做强国企”都是中国特色,它不但使中国的出口企业和国企与外国企业竞争不公平,也使其与中国的其它民营企业竞争不公平。因为退税是国家补贴,国企是国家的企业,明显有国家权力的支持。禁止国家对企业的补贴和国企私有化,表面上看,只是解决市场竞争的公平,但其深远意义,是使国家脱离利益主体的身份,国家将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通过武力或权力去支持某一市场主体,不管这一市场主体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国家权力与利益彻底相分离。国家只是一个制订规则执行规则的机构。武力或权力只服从于规则。当规则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下趋向一致时,国家通过规则来谋求“国家利益”将不可能。超越国界的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建立。或者说,超越国界的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将迫使国家机构中立化,并不参与市场中的利益冲突。

  四、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自然资源,是现代文明理念的推广

  此三条TPP的规矩,出发点可能仍是市场竞争的公平。一个“血汗工厂”,与一个有着完善劳工权利保护并拥有强大工会组织的工厂之间竞争不公平;一个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与一个剽窃他人技术、山寨他人产品的企业竞争不公平;一个投入巨额资金使生产不污染环境的企业,与一个只讲生产,不怕环境污染的企业竞争不公平。但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自然环境,是现代社会高文明程度的体现,世界发展不可能容许高文明向低文明的退化。比如美国民众决不会允许美国取消工会组织,来使美国的企业与没有工会组织的中国企业实行竞争公平。所以美国必然要求中国去除社会组织的管制,确立并保护工人罢工权利,此即文明理念的推广。如果中国仍坚守“主权”(中国内政不容他人干预)和特色,认为这是“阴谋”,美国将不跟你玩,中国则自绝于文明世界。

  五、信息自由将对文化主权产生冲击

  信息自由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信息封锁,二是信息产业可以突破国界自由发展。从经济角度看,经济信息的公开、透明、流动,有利于市场主体决策和技术进步。所以提供准确透明全面的信息是国家的服务职能,国家不能有什么“经济机密”(企业倒是在某一方面可以有机密),国家控制信息的权力将削弱。而信息产业的自由发展有利于打破信息封锁,促进多样化信息的传播。从政治角度看,信息自由可以使国家走向世俗化,摆脱宗教或主义影响,不使国家权力成为维护某一种宗教、一种意识或一种文化的工具。国家保护多样性文化(比如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允许文化跨国界的发展和交流,即意味着国家文化主权的消失。与之相伴生的文化侵略、文化颠复论也将成为历史上的喧嚣。

  显然,TPP的这些规则和条件,将使加入TPP经济圈的国家走上“欧盟化”。而欧盟中的“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或只是一种行政管理上的地域划分,相似于一国内部的省或洲。当然,TPP离变成“欧盟”还有距离,比如军队的统一、货币的统一,却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市场化全球化必然要求国家体制规则趋同,甚至一律,否则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秩序井然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它将彻底颠复传统国家观念,并指明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

来源时间:2015/10/18   发布时间: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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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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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庞中英  来源:联合早报

  “一带一路”也许是最牵动地缘政治变动的因素之一。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得到落实都要克服对外政策引起的国际政治问题,包括地缘政治挑战。“一带一路”的产生和进展已经产生、引起了不少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没有“一带一路”,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是一回事,而有了“一带一路”,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则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由于“一带一路”,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更加复杂了。

  从积极的角度看,作为对外投资和共同发展计划,“一带一路”在理论上能够缓解、甚至解决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如改善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但是,姑且这一假定是否最终成立,人们可能恰恰忘了,“一带一路”在带来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带来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例如,“一带一路”可能对东盟(亚细安)在东南亚范围内的一体化(地区整合)带来至少某种解构作用,即不是带来东盟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而是东盟经济的分化。

  当然,东盟尚未是欧盟那样的单一国际行动者,即使没有中国的“一带一路”,“东盟经济共同体”可以在形式上成立,却在实际上还不是。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一样起到了解构东盟经济共同体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一些东盟国家中的东南亚地区主义力量对“一带一路”和TPP都是警觉、担心,甚至是抵制的。

  所以,从消极的角度看,在实践上,“一带一路”加强地缘政治困境,而不是解除地缘政治困境。

  一些中国的地方(省),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方行动者,只推动本地和其在地公司企业“走出去”的经贸战略,却忽视、漠视来自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地方行为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

  当前,全球外交和外交研究界相当地认为“地缘政治(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回归”是最近五年的世界政治形势特点之一。如果这一局势在未来数年继续,在贯彻“一带一路”时,中国就必须更加估计地缘政治风险,要对地缘政治风险进行经常的、深刻的专业评估。当然,不能因为地缘政治风险而止步不前,因地缘政治风险在国际体系中不会不存在。

  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必要以“去地缘政治化”为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给因为“地缘政治回归”而忧心忡忡的人们,尤其是公司企业、个人以希望。

  “一带一路”到底如何降低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一个根本的挑战。中国外交今后为配合“一带一路”的落实,要以降低和消除地缘政治风险为新的外交政策目标。

  不幸的是,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中国是这个“地缘政治回归”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部分,即地缘政治的回归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国的复兴(重新崛起)。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必然具有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但同时,中国在“地缘政治回归”中也非被动,而是占据某种主动性。如果中国的外交政策主动化解和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在与一系列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关系中,主动不搞地缘政治,国际合作得以进行,并克服地缘政治。

  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与以往不同,这里的地缘是上天入地的,即包括海洋、极地、网络和外太空。对中国来说,若继续和持续推动海洋立国,则海洋将是影响地缘政治局势的最重要因素。本来英美日、澳大利亚等已经控制了世界海洋秩序,如新加坡这样的中小国家也在世界海洋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但当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时,担心旧的海洋格局因此被打破,美日等海洋超级大国与中国的海洋冲突就将愈演愈烈,除非中国不再考虑成为海洋强国。

  有人从传统地缘政治观点认为中国和欧洲没有地缘政治冲突。这是错误的。中国和欧洲一样存在地缘政治差异。不是只有领土或者领海的邻居才有地缘政治问题。美国不是亚洲国家,却在亚洲的“存在”(presence)很大。

  有人认为大国关系是地缘政治的中心,但是,仅仅把握了大国关系并不等于把握了地缘政治。中美关系能否进入良性循环,重建和重塑而转型为真正的“新的大国关系”,则取决于中国与一系列中小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各国)等的关系。

  中国一度过分重视大国,重视“大国关系”。有必要努力改变之。“一带一路”所涉国家主要以中小国家为主。如果“一带一路”也代表了中国更加重视世界体系中的小国,重视“小国关系”,则有助于改善地缘政治环境。

  联合早报网

  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8   发布时间:20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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