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军方最近不断鼓噪或将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在南海人造岛礁附近海域，白宫甚至也为军方背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美国要干什么?

　　南海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遭到侵犯，中国进行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当行动又受到诬蔑与攻击。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中国自古就对南海曾母暗沙以北海域岛屿拥有主权，并对相关海域享有相应权益。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颁布南海海域11段线，表明对线内岛屿和相关海域的主权与权益，并未收到任何国家异议。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南海国家开始侵占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中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的出发点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但一些国家不但不响应，反而变本加厉。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一些国家受到“怂恿”，不断加大对中国挑衅的力度，同时美国加大军事力量部署，加强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这才是南海形势紧张的根源。

　　中国在南海不是人工造岛，而是在本国领土上进行加固等工程，目的在于改善驻岛人员生活设施、建设必要防卫设施和其他有利于南海海域航行的设施等。这本是天经地义和无可厚非的事，却被美国等国拿来炒作和污蔑。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驳斥这种歪曲事实的谬论。

　　维护航行自由权是伪命题。南海海域是连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至今为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中国是对南海航行自由需求最大的国家，我们的外贸和能源供应都高度依赖南海航道的畅通与安全。美日等国炒作航行自由权问题，是想挑战中国的南海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具有不可告人的地缘政治目的，我们必须予以揭穿。

　　南海军事化是一个话语权圈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把南海变成合作之海、和平之海，中国积极倡导并出资推动在南海海域进行开发与科研项目，造福南海地区国家人民。美国提出的南海军事化议题，旨在诬蔑中国在本国岛屿上进行相关工程是搞军事化，这完全是误导舆论、把受害者推到被告席上的恶劣行动。实际上，真正在南海地区搞军事化的不是其他国家，就是美国自身。美国近年来不断增强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派遣军舰和飞机巡航，加大与其他国家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演习，搞的火药味十足。我们决不能上美国的当，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完成我们的岛屿工程。

　　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海洋权益的决心不可怀疑，中国保卫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军事能力不可低估。对于美国派遣军舰和飞机到我国南海主权岛屿领海、领空巡航的叫嚣，我们首先要抗议、警告，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不要做伤害中美关系、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事。同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海洋权益不但需要坚定的意志，更需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将士有信心有能力，随时对敢于侵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外国势力予以迎头痛击。▲(作者是海军少将)

来源时间：2015/10/15   发布时间：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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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锋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宣布其军舰和军机将进入中国正在扩建中的南沙岛礁12海里以内，以宣示所谓的“航行自由”。这已经演变为美国的官方政策，问题只在于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执行。

　　其实，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打响对中国南海岛礁扩建的国际舆论战，那时就有了在南海宣示“航行自由”的计划，只不过奥巴马政府因为顾忌到美中关系的稳定，而压制了军方的冲动。时至今日，军方的观点渐成主流，美国政府现在的共识是，如果不进行针对扩建中岛礁的“航行自由”宣示，就无异于发出美国默认中国南海主权声索的“错误信号”。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这种南海“航行自由”宣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清楚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而来，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整体军事战略的体现?

　　其实，“航行自由”行动是美国军事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军已经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几十年。只要美国认为某个国家或地区作出了“过分”的海洋权益声索，它就要对这个国家进行“航行自由”宣示，而这一宣示的“受害国”既包括与美国关系不佳的国家或地区，也包括美国的盟友。

　　例如，根据美国国防部信息，2013-2014年度，美国针对以下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航行自由”宣示：阿根廷，巴西，中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伊朗，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尼加拉瓜，阿曼，秘鲁，菲律宾，韩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委内瑞拉，越南。其中，菲律宾和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友。可见，“航行自由”是美国军事霸权战略的体现，是其挥之不去的“霸权习惯”。

　　就美军这次的南海“航行自由”宣示，中国军方在与美国军方沟通时，应该要求美方提供关于这次行动的实质和范围的明确信息。这里涉及两个关键问题。首先，这次行动是属于美军常态的“航行自由”范畴，还是专门羞辱中国的“炮舰外交”?性质不同，中国的应对也不同。

　　其次，这次行动只是针对中国的岛礁扩建，还是针对所有南海声索国的岛礁扩建?美军打着国际法(具体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而来，但如果针对的只是中国，而绕过比中国更早进行岛礁扩建的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那它就明显丧失了在南海争端上的中立立场，与其“维持中立”的官方立场不符。中国可在这一点上加大宣传力度，暴露美国的“道义赤字”。

　　我认为，美国最有可能以常规“航行自由”宣示的方式进行这次行动。若以“炮舰外交”羞辱中国，如在中国岛礁12海里以内演示武器装备，甚至做出某种海上军事行动演习，只会导致中国军队的强力反应，到时两军海上事故甚至局部冲突都有可能，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南海不是美国外交的优先利益，也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中东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在亚太军事挑衅中国只会无谓消耗美国本就捉襟见肘的战略资源。

　　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宣示它所推崇的包括国际法在内的相关国际规范和规则，并迫使其他国家遵循这些规范和规则。这当然是霸权战略的一种体现，但如果其他国家铁定了心不为所动，美国也无可奈何。时至今日，美国仍需对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宣示“航行自由”，就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针对中国南海岛礁的这种“航行自由”宣示，并不能影响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美军常规“航行自由”行动的国际法基础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无害通过”原则，即船舶(包括军舰)通过沿海国家12海里领海不能威胁到这些国家的和平、良好秩序与安全。如果美军行动真正遵守“无害通过”原则，这对中国的岛礁主权没有任何影响。中国军舰只需要对美军进行监视与警戒，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否符合“无害通过”原则，两军可以在这一原则的国际法框架下专业地处理此类事件。如果军方觉得不够解气，也可以给美军以某种形式的警告。只要两军保持沟通，防控事故，局势就不至于失控。只有在美军用“炮舰外交”公开挑衅中国的情况下——而这类挑衅是违反“无害通过”原则的——我们才需用驱逐、冲撞、阻遏等强力手段与美军对抗，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美军“航行自由”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迫使中国澄清南海主权声索的具体内容。其实，在美军宣扬要进行在中国岛礁12海里以内的“航行自由”之前，中国政府并未明确这些扩建的岛礁是否拥有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和世界各地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但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这最近一次的表态明确了中国在南海的领海和领空概念，但仍未说明这些领海和领空的范围以及它们与扩建中岛礁的关系。

　　中国政府在具体的南海主权声索上似乎在刻意采取某种“战略模糊”。如果这种“战略模糊”要维持下去，低调处理美军“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可以实际应用“无害通过”原则，但不必伸张。如果中美双方形成应用“无害通过”原则的某种默契，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对中国的岛礁建设和主权声索都无法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时双方又可以避免军事意外事件的发生。

　　用“无害通过”原则处理美军“航行自由”宣示，我们是否吃亏了呢?的确，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要求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领海须经中国政府批准。应用到南海，这一法律要求美军的“无害通过”须得到中国批准而不能随意进入中国认定的领海。

　　但首先，中国并未明确南海领海的地理坐标与范围。更重要的是，1992年的国际形势与2015年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当然是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具体的军事政策似乎正在向国际通行的“无害通过”原则靠拢，即“无害通过”无需相关国家的批准。9月初，中国海军舰队“无害通过”了美国阿留申群岛12海里以内的区域，美国认为这是专业行为，并无任何抗议。此外，中国舰只也在美国关岛和夏威夷的专属经济区进行过情报收集活动，这是对美军长期以来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情报侦察的以牙还牙之举。

　　反对无条件的“无害通过”、反对在专属经济区进行军情活动是中国的传统立场，但这一立场正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正常甚至必需的。作为实力迅速增长的大国，中国对美国军事侦察的看法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军方变得更加自信，也有胆气进入到美国海域还以颜色。因此，对于应用国际通行的“无害通过”原则处理南海事宜，我们也不必觉得吃亏。

　　实际上，使用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规则处理海洋事务是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必要一步。我们之前一直担心所谓的“无害通过”只不过是美军收集军事情报的借口，与国际法没有太大关系。其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要求符合《公约》规定的“无害通过”得到相关国家的事先批准。美国军舰当然会在“无害通过”的同时做一些军情探测。但在中国军力大幅提高、中国外交更加自信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应该考虑的不是军情探测这种技术性问题，而是中国如何成为海洋大国的战略问题。

　　一个自信的海洋大国在这一问题上应该确立的原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来我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我也去你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你来我的海域宣示“航行自由”，我也去你的海域宣示“航行自由”。有来有往，大家各干各的，只要确立行为准则与意外事件防控机制，即便有摩擦，也不至于酿成大的冲突甚至战争。实际上，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海军各在对方海域进行多种非对抗性的军事活动，双方心知肚明，并不因此而导致两军冲突。中美两军关系也已经到了这种“你来我往”的阶段。一定程度的紧张甚至摩擦不可避免，但只要能防止战略误判、冲突甚至战争，这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中国领导人理解中美关系这种“和平竞争”或“竞争性共存”的“新常态”，倒是民间舆论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势头，似乎不给“越界”的美军当头一击就不能显示中国的霸气。在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新常态下，极端民族主义的强硬姿态只会缩小战略决策的空间，无谓加大中美冲突的压力。如果美军只是在南海岛礁进行常态“航行自由”宣示，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对中国的南海利益没有实质性影响，中国政府应有足够的定力冷静应对。

　　作者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5   发布时间：2015/10/15

旧文章ID：6521

作者：王江雨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过去一周，美国及其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们历时五年谈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在中国引发了排山倒海报道和讨论，一时间出现了“满国尽说TPP”的场面。这种沸反盈天的情形，其实寄托了多种可以理解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国人对TPP的反应，有点像科幻小说《三体》中地球人对奔向太阳系的三体舰队的反应：有惊恐不安的，有忧思焦虑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因为不明所以而产生的不确定感，也有觉得某种机会来临的期待和欣喜。据网上的各种反应来看，甚至“拯救派”与“降临派”的情绪也颇见雏形。可以说，TPP虽然是一个贸易协定，但在中国人的感知与想象中，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恐怕远超其外国始作俑者的预料。

　　如同地球人始终不了解三体舰队到底为何物一样，中国国内出现的很多评论，虽然言之凿凿，却总是难免“即兴”的性质，也不乏因缺乏相关专业常识而产生的误解和阴谋论。这是因为TPP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自贸协定之解读必须结合经济、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交叉研究，这从来都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专门学问，且是一个小众学科。

　　在TPP协议达成之际，笔者试图结合中国读者的关切，梳理几个与中国相关的基本问题，探寻TPP背后的不同国家战略之争。首先必须指出的是，TPP谈判高度机密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迄今为止透露出来的信息不多，正式文本也没有最后公布，所以就算真正的研究者也只是掌握有限信息。这些信息的来源包括媒体报道、谈判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和与有关利益团体沟通的内容、各种渠道泄露出来的文本、以及一些研究者亲身做的实证研究。但毕竟，TPP也只是有一个自贸协定，对它的理解和分析，也要置放于学术上关于自贸协定的基本理论框架内进行。

　　关于TPP与美中两国各自战略考量的成与败，我们可以简单地说，TPP虽然还谈不上遏制中国，但富含针对中国的意味。TPP谈判不将中国包括在内是非常不合理的，坊间所说的各种理由都不成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中国自身的战略失误导致了美国领导的TPP的兴起。

　　美国力推TPP的战略动机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力推TPP背后的战略动机：TPP是不是用来遏制中国的?

　　Yes and No. 美国推行TPP，其战略目标也许说不上是“遏制中国”，因为在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且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度这么高的情况下，遏制中国并不可能，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自欺欺人说TPP并非针对中国。在英美主流媒体上，美国推行TPP是为了制衡中国，已经成了共识。《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的题名就是“U.S. Allies Se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 a Check on China”(《美国盟友们视TPP为制衡中国的手段》)。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多次公开表明TPP是针对中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贸易规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曾发表报告指出，“TPP可以保障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地位”，及“增强成员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意识”。中国国内部分评论者对此视而不见，既是一厢情愿，更是智识和思考上的懒惰。

　　客观来讲，不管美国想不想，TPP或者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足以遏制体量已经如此庞大、且与世界各国都有广泛联系的中国。美国推行TPP，就地缘政治角度而言，是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力量的一种制衡，也是对未来不测局势对预先防范，如同买个保险。TPP必须从美国的亚洲大战略讲起。小布什时期(大约是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将主要力量投入反恐战争，无暇对其他地区多加关注。在亚洲地区，美国力量的维持仅靠帝国霸权的传统惯性在推动，此期间未能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正是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力迅速提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对外政策方面也由“韬光养晦”开始向“有所作为”过渡。可以说，中国这段时间的国力增强，是在美国“忽视”的情况下取得的。

　　奥巴马上台以后，努力调整美国的国际战略，不再以反恐为要务，而是重点在全球恢复美国的影响力，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内涵有三个方面。军事上，将美国军力重新配置，亚太地区占到总力量的60%(以前是欧洲占此等比例)。外交上，推行“巧实力”概念，充分利用区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美国软硬实力所能提供的保障，建立多种形式和程度的对华统一阵线。三是在经济上，借助TPP，强化美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在美国强力主导下为全球贸易制定新一代的规则。

　　未能进入TPP的圈子，是中国的错吗?

　　未能加入现在这个TPP，当然不是中国的错。这是因为，美国组织的这一次国际贸易谈判盛宴，虽然从来都对中国念念不忘，但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中国加入谈判。关于这一点，坊间所流传的几个说法都不成立,且都与事实相去甚远。第一个说法是中国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TPP，从而拒绝加入。中国政府的确一开始对TPP谈判排斥中国表示过不快和怀疑，声言这种排他性的贸易安排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很快，中国就改变了口气，表示对TPP乐见其成，商务部官员也公开表示过愿意考虑加入。而美国基于上述战略，根本不会在谈判阶段接纳中国。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要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则必须美国自己主导，纠合美国所能影响的伙伴国家来做。如果中国早早加入谈判，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益自信的运用实力姿态，势必在谈判过程中和美国讨价还价。有理无理争三分，本来就是国际贸易谈判的常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会大大延宕TPP协议的达成。前几年，有中国媒体人当面提问TPP应否邀请中国参加时，美国贸易代表科克(Ronald Kirk, 2009-2013年在任)冷冷地回答说，中国不需要邀请。但事实是，除了美国加入前的几个TPP创始国外，其他国家都是美国邀请的，对日本这样一开始半信半疑的，美国总统既打电话又当面劝说，软硬兼施将其拉进来。而当中国表现出参加TPP的兴趣时，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极回应。

　　第二个说法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尤其是WTO规则，所以“国际社会”不想再带中国玩了。这也是忽视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在遵守国际经济规则方面并不是一个差生和破坏者。以WTO而言，中国加入以后，根据WTO的规则大规模修订了国内法律和开放了市场来履行相关义务。对中国履行WTO义务的监督，有两个最权威的来源。一是WTO本身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它每两年对中国经贸政策审核一遍并公告天下。另外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它年年以批判的眼光审查中国在WTO的表现并发表审查报告。这两个报告虽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规定对做法有所指出和批评，但从未指责中国严重不履行WTO义务。此外，WTO成员国之间也可以依照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互相“起诉”，而WTO已经发展出了一个非常专业和独立的纠纷解决体系，其判决之公正合理，在国际社会颇获尊敬。中国自加入后，就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参与者，经常被告，后来也频频起诉别的国家。就目前数据来看，中国做答辩方的案件数，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对败诉的案子，中国迄今为止也基本根据相关裁决修订了国内法和取消了不符合世贸规定的做法。

　　第三个说法是中国自身经济体制不够格，配不上TPP的高标准。必须承认这一点并非没有道理，但这是TPP自身的结构问题。TPP一方面设定高标准，另一方面又试图将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强拉在一起。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而言，越南不可能比中国更够格参加TPP。

　　世上本来可以没有美式TPP

　　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TPP能在美国主导下成就今日之规模，也确实有中国的战略与战术失误的因素。2001年WTO发起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贸易区域主义开始兴起，很多国家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多哈回合多年没有实质进展，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中国不是区域主义的先行者，但看到大势所趋后也没有迟疑。2001，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和东盟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后者在惊讶之余也实在无法拒绝。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2003年达成，2010年全部协议正式生效，从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在此协议刺激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分别与东盟谈成自贸协议，形成所谓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1”模式。这一时期，关于亚洲如何经济一体化的讨论，还有“东盟+3(中、日、韩)模式与“东盟+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模式。

　　显然，美国是被排除在这一轮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其实美国虽然忙于反恐，也对此颇为忧心。但亚洲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贯的立场是不愿意亚洲之外的国家参与亚洲的事务，本质上就是将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外。事实上，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立场相当保守，甚至反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盟+6”模式，而是意图在东亚十三国取得经济一体化再说。这不难理解，因为“东盟+3”模式下，国力冉冉上升的中国优势明显，势必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最初的反应是非官方的。2006年，美国著名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提出，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大力推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以作为振兴全球贸易的B计划。中美都被包含进来，而且将会是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天然领导者”。这虽然是学界建议，但如果当时得到中国回应，FTAAP的谈判恐怕早已启动，自然以后的TPP谈判就根本不需要了。

　　但是，当时热心于在东亚搞小圈子经济融合的中国，对FTAAP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反而视之为美国企图主导亚太经济秩序的一个图谋，对这个提议冷淡以待，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基本上在亚洲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两年后的2008年2月，即将下台的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会加入TPP，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一同加入，代表着美国挤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正式行动开端。

　　奥巴马上台伊始，对TPP既不放弃，也不算特别热心。2009年，奥巴马在首次出访亚洲时，正式宣布美国加入TPP谈判，但并没有对此投入多少资源。当然，TPP谈判也在不疾不徐地进行，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谈判相当容易，技术官僚们依照惯性进行就可，不需要政治领袖的多少介入。当时的奥巴马，正忙着使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尽量符合诺贝尔和平奖所要求的标准，他四处推广无核世界的理念，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在中东和亚洲建立美国的亲善形象，有点试图取悦于全世界的意思。

　　奥巴马对华政策之方向性演进，与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似乎相反。民间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往往不友好，但在第二任，“学到教训”后，对华政策会转向，变得友好。不管这是真是假，奥巴马是反着来的。他的第一任，尤其是最初两三年，对中国表达了相当的善意。也就在此时，美国学界 - 也还是那个伯格斯滕 – 提出了“G2”的概念，大体意思是中美两国要在重大政策上紧密协调，同进同退，共同维护世界秩序。中国国内对此的解读是，这是让中国主动服赝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甘作美国领导下的“老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用行动拒绝了G2的提法，此后在理念上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旨在追求不卑不亢的平起平坐关系。

　　虽然奥巴马对华释放了亲善的信息，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奥巴马却不够尊重，对其善意也回应不足，甚至有失基本礼节。奥马巴上任后很快访华，但中方对其接待颇为轻慢。当时的奥巴马热心于将访华作为树立自己全新形象的舞台，但对于热爱演讲喜欢沟通甚至将讲话当成表演机会的奥巴马，中方既没有安排激动人心的记者招待会(如江泽民克林顿1997年那次全球直播的招待会)，也甚至没有安排让他在中国知名大学演讲。这种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慢待，实在是匪夷所思，不知道所为何图。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善用这次访问与奥巴马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奥马巴上任后，所处理的第一件国际合作大事，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而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插曲，也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当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组成“基础四国”，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组成的“伞型集团”立场针锋相对。作为对某件事情上受到美国排斥的回应，基础四国领袖私下开了个会协调立场，并没有邀请美国参加。但奥巴马知道后自己找上门去，口里喊着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字要求参加。应该说，在外交上这是一件相当令人尴尬的事情。在中国国内，有舆论认为这是扬眉吐气的外交胜利，迫使美国总统主动上门求肯。但在美国国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总统的非常不尊重。

　　诚然，国家之间无恒友亦无恒敌，关系之好坏有着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家领袖个人的好恶，也必然对此有所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必然成为朋友或敌人，某种双边关系格局的形成，必然是双方通过一系列政策互动的结果。不管怎样，在第一任的两三年后，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军事、外交、经济三条腿走路，对中国开始防范性制衡，而TPP之成功，成为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宣布加入TPP后，中国的应对战略的一部分，先是大力支持东盟提出的与TPP并行的“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又高调提出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前者完全就是中国此前不太热心的“东盟+6”模式，后者也是中国此前横眉冷对的来自美国学界的提议。当然，作为因应情事变迁而作出的反应，频频出牌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处处被动的应对，确实反映了中国严重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国家能力。

　　亦步亦趋的研究能力

　　对TPP的跟踪、分析和应对，还暴露了中国学界整体上敏锐度的缺乏，以及研究能力的严重不足。如今满城争说TPP的局面，恰恰表明此前整个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媒体对TPP关注的严重不足。如今在TPP谈成之后，不合常识、空话连篇的评论满天飞，而学界仍旧缺乏有意义的解读和实际的应对之策，体现了这方面学术研究上可悲的贫乏。

　　美国推动TPP的过去数年，至少有两个节点应该引发国内政商学各界警觉。一是2008年美国宣布将加入TPP时候。国际关系上，超级大国行为无小事。TPP在美国加入前就展现高标准高起点的特征，也露出一些新规则的苗头，但因为此前只有四个小国参加而不引人注目。美国之介入，其背后必有巨大的战略意图，而有美国参加的TPP也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从这个时候就应该对TPP开始深度研究了。另一个节点是2011年，当时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宣布要将TPP建成“21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协议”，为国际贸易制定下一代的规则。但这两个事件似乎在国内并未引发多少注意，除了一些零星的报道和个别评论。笔者本人在2011年12月的新加坡英文媒体《海峡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True Partnership Must Include China”, 呼吁TPP谈判不可排除中国。国内学术界对TPP研究稍微变得热络的时候，是2013年日本加入TPP谈判前后。

　　也许不能过于责怪学界，因为现有的学术体制，并不鼓励学界进行自主研究，而是驱使学者跟着政府提出的政策概念和口号走。在这个意义上，TPP“长期被忽视，一夜成热点”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来源时间：2015/10/15   发布时间：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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