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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为何没有“戏剧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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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网评论部  来源:凤凰网评论

  9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华盛顿,赴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

  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共达成49项共识和成果,其中包括中方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美方支持在人民币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加快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反腐败和执法部门间的合作,支持通过包机遣返中国逃犯和非法移民;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美国不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也不介入香港事务等。

  在中美高层往来和会晤已经机制化的情况下,一次国事访问取得这么多成果和共识,已属不易。这些成果和共识,既涉及两国政、经、安全多领域的核心利益和共同关切,并对网络安全等近期焦点话题作出了回应,即使部分焦点话题出于明显的议程设置。不过,也有人认为,中美达成的成果和共识,还远远不够让人“惊喜”。该如何评估中美此次峰会的成果?

  自“乒乓外交”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似乎就有戏剧化色调。这造成了一种认知惯性:似乎只有出现足以让世界震惊的情节和成果,才配得上中美两国的份量和双边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应当说,早期中美关系的戏剧性突破,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格局共同决定的结果。它因此而独具历史价值,但并非外交的常态。中美关系,不可能总靠戏剧性来维护和突破。

  一定程度上,越是双边关系水平正常,戏剧性情节出现的概率就越小。在中美关系经历43年的曲折发展,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波动率之后,不那么戏剧化的峰会成果,反而能显示出当前的双边关系没有跃出正常范畴。

  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许多人将之视为1979年邓小平访美之后的又一个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这是有道理的。在历史节点上,这两次中国领导人访美有相似之处。1979年,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寻求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获益的路径,中美两国都认为应当冷战;2015年,中国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获益边际效应有所下降,中美两国都认为需要管控分歧,防止人为制造出“修昔底德陷阱”。此外,两代中国领导人的执政风格,也增强了这两次访美的可类比性。

  而刚刚过去的整个夏季,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还进一步增强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战略价值。美元加息临近,美国布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引发新兴经济体商品货币大幅贬值和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担心;中国制造业、贸易出口增速显著下降,加之6月中旬以来股市剧烈波动,引发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改革方向的担忧;中美在西太平洋海空域、网络领域出现潜在对抗风险,要求中美两国建设应对机制。

  这些背景,决定了习近平主席此次美国之行的重要战略价值,同时也增添了新的维度:既要扩大中美利益交集面,增信释疑,又要诠释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前景。实际上,在访美前习近平主席给《华尔街日报》专访的书面回答中,已经清楚表明了访问的使命和重心所在。

  由此对照习近平主席的美国之行,就可以发现其建设性价值:“不另起炉灶”,表明中国矢志做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完善者;进一步推动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不会动摇;建立网络安全工作机制,参加“环太-2016”联合演习,表明将以对话管控安全领域危机;选择在联大开会期间访美,表明既注重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又注重共建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等等。

  当然,就一些关键议题中美之间的分歧也不容忽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奥巴马仍警告说可能制裁中国黑客行为;在南海、人权等问题上,双方立场还有不少激烈冲突、互不相让之处。这些都决定了中美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还面临诸多挑战。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很难改变,也不能期待什么戏剧性突破。但不管怎样,“合则两利,斗则双输”,应是两国基本的共识。所以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主线,进行滴水穿石式的建设尤为重要。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87

多理解、少猜疑、促合作、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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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钰函  来源:FT中文网

  2015年9月22-28日,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发表讲演。习近平此次出访美国所处的大背景是:中美双方战略猜疑增加,在主权、网络安全、投资壁垒等敏感问题上的分歧凸显,美方媒体对中国南海争端等问题的负面报道增多。此次习近平的到访,相比教皇方济各,美国民众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一方面由于美国民众对政治大多漠不关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民众没有认清中美关系是当前和可预见未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令人失望的。

  然而,政府高层和商界领袖普遍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美十分重要。习近平明确表态,称此行就是要增加互信、加深合作、促进和平;中国不希望中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使双边关系脱轨。奥巴马政府对习近平的造访表示热烈欢迎。实际上,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会谈,把一些棘手的问题都摆在了桌面,以防止走过场。

  笔者看来,双方会谈的成果有四项值得重点关注:

  一、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诟病和美国共和党人的指责。2011年,笔者曾在耶鲁大学国际事务学术期刊撰文,强调中美达成减排对双边关系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此行宣布中国将采取强制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于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配额管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机制,对中美气候和清洁能源合作、巴黎国际气候谈判、中国环境改善、中国碳交易市场规模和成熟都会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网络安全问题。网络攻击、盗取商业机密等安全问题是中美双方都遇到的问题,也是双方会谈的重要关切点之一。双方政府都承诺不会进行也不支持任何经济间谍工作以获取商业机密。较前几年的谈判而言,双方的承诺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是加强合作、避免对抗、敏感问题去政治化的体现。笔者在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时也提到,中美双方将建立部长级的工作小组,保持沟通和较密切的合作,以确保双方相互承诺的落实。

  三、领土主权问题。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中国南海的主权争议涉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及其主导权的稳定。此争端问题,按照中美一些专家的说法,增加了中美战略猜忌。习近平此次访美,强调不会诉诸于武力解决问题。中国向美国和国际社会释放了重要的讯号:中国希望并倡导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不希望与美国产生军事对抗。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摩擦、对抗、战争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习近平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底线是明确的,将继续延续中国的一贯政策,不会由于外部压力,对任何主权问题妥协、退让。

  四、双边经贸问题。中美双边关系最重要的纽带是经贸关系。目前中美贸易和双方的对外投资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但是,随着双边关系的深化,一些担忧和分歧已经显现出来。中美双方企业代表在华盛顿州的座谈会上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忧虑,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对外投资壁垒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议题上。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会在较长期内平稳较快发展;他呼吁更多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同时冀望参会的中方企业加大对美投资。当然,双方此次会谈没有签署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但是我们不能苟求,因为双方都有国内的阻力。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南海和白宫都将加速推动该问题的谈判,将其视为近期内最重要的经济议题。在中美经贸合作上,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企业成为了成功的典范。在美国方面,Quantum Reservoir Impact公司是一家能源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它一直作为一个优质的平台促进中美油气合作。在中国方面,万向集团是中企在美成功投资的典范,特别是在清洁能源和地产领域。

  总体来看,习近平的访美活动迄今为止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已经达到了双方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习近平已经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风范:具有开拓的国际视野、开放、自信、稳重。此次习近平访美,美国领导人的评价十分积极。譬如,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评价是,中美双方的一些问题已经存在良久,一些问题也会在未来长期存在,但是此次习近平访美,中美双方能够求同存异。在一些棘手问题上,双方处理的方法和能力都在不断增进,这使得中美在处理双边关系上将更加成熟。

  在周一(9月28日)的联大会议上,习近平的演讲同样十分重要。笔者认为,习近平演讲的主旨将是和平、发展、合作。他会向国际社会传递、重申一些重要的信号,包括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即所谓的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其中包括大国的合作关系以及南南合作的提升。他会重申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改善国际治理体系和一些金融机制。当然,习近平也应该会提及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传统理念。这10年一次的中国国家元首的演讲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将成为习近平访美活动的画龙点睛之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简介:张钰函,Quantum Reservoir Impact集团经济学家、能源分析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师。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86

习近平访美的“东西平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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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这次访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体现出了“东西平衡”思维,即对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同等重视。习近平在西雅图和华盛顿停留的时间几乎相近,凸显了这次出访的“西雅图重心”。

  这不仅仅是一种地域安排,而且反映了中国的外交目标,即从经济与安全两方面同时驱动中美关系:一方面管控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风险,另一方面扩大两国经济交流的基本盘,为中美关系提供更多“压舱石”,以紧密的经济合作来缓解和两国地缘政治方面的猜疑。在华盛顿的访问,主要议题是政治,而经济则是西雅图的主题。

  当然,作为国事访问,华盛顿尤其是白宫将是这次访问行程的关键看点,白宫晚宴、礼炮21响等都将是非常隆重的外交礼遇。而从外交议程方面而言,勾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蓝图,将是这次习近平在美国东海岸访问的核心议题。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提法,奥巴马一直没有做出正面而积极的回应,但不得不承认,当前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奥巴马能够在卸任前框定中美关系的航道,那将成为“奥巴马主义”最大的遗产。

  最近半年多来,华盛顿对北京的猜疑不断增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南海等议题不断发酵,美国开始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是不是要取代它在在亚太和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美国智库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论断,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到了“临界点”等。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美国智库以及外交界的战略焦虑。

  自二战以来,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维持全球霸主地位,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可以挑战美国的大国。美国担心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动了它的奶酪。而习近平的华盛顿之旅就是为了“释疑”:无论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不是要推倒既有秩序,而是要顺应亚洲经济发展需要,弥补既有国际经济开发机构的不足,增加一种可能性。值得关注的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正经历着严重的地缘政治震荡,有些中东国家被压垮,难民潮考验着欧洲,如何稳定这一地区秩序,中美之间是有合作空间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美对接与合作的契机。

  中美之间的合作舞台不仅止于太平洋,而是全球性的,两国都可以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且可以“合资”。相比于华盛顿沉重的话题,西海岸的西雅图则充满了阳光。在西雅图,习近平会见了美国工商界的领袖,并发表了重要的演讲,释放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信号。中美企业家的圆桌会议为两国工商界领袖的“巅峰对话”创造了机会,其成果连主办方都感到意外。西雅图是美国互联网经济的重镇,而中国互联网经济更是蓬勃发展,两国工商界人士的对话与合作可以为两国互联网秩序的构建提供一种可能,将互联网变成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而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化。

  互联网问题在最近一两年成为中美关系的新焦点,在西雅图,中美互联网公司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和美国的技术优势能够更好地创造一个良性发展的互联网空间。互联网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势所必然。互联网塑造了一种新的财富与权力的容器,如何治理这个新生的空间,中美两国都没有足够的经验,两国决定合作制定与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

  在这次访问中,西雅图的工商界人士联名呼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两国经济界自发的合作需求,构成了中美关系稳定的基本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个基本盘会不断扩大。从宏观而言, 经贸领域的合作是双赢的,即便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也是服从于一种自发扩大的合作秩序。中美两国的互联网巨头正在或者已经国际化与全球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超越了国界。中国主要的互联网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场和股东是跨国界的,百度和微软可以携手,思科与浪潮合资建立新公司,中美企业的“合体”已经成为潮流和趋势,也是中美关系稳定的经贸基础。

  西雅图是中美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的舞台,而华盛顿则展现了传统大国的政治博弈场,这是观察中美关系的两个窗口,也展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之处。政治搭台,经济唱戏,是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在西雅图,政治为经济合作开辟了道路,中国的企业巨头备受瞩目,一张价值3万亿美元的合影也是中美经贸广阔前景的隐喻。而中国企业家在《纽约时报》所刊登的“欢迎体”广告,也让外交事务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力,虽然方式和手段还可以更精细化一些。

  西雅图和华盛顿体现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的分离和距离,而这对于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无疑是有帮助的。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尤其是中美经济的深度依赖,能够对冲与消解几百年来民族国家的野心与缠斗。

  (注:作者是国际关系史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85

习近平访美成果清单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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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ANBOUND)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即将结束,最受市场关注的是:中美双方能达成什么样的合作?这种合作格局对于世界又有什么影响?

  根据中方当日公布的超过万字的“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显示,中美在政治、经贸、人文、气候变化、科技、执法、防务、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达成49项重要共识。这相当于中美之间一次全方位的“对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强化合作将明显减少世界的不确定性,对全球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讨论中美具体合作成果之前,中国对中美合作的真实态度非常关键。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新形势下发展中美关系应该“随时而动,顺势而为”。在我们看来,“随时而动,顺势而为”反映了中国真实的合作态度,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务实态度,而且展示了中国的灵活性。客观来看,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双边关系,只要两国关系不出问题,世界就不会出太大的乱子。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远比中俄之间礼节性的相互参与阅兵来得重要。

  梳理下来,在中方公布的中美会谈成果清单中,有如下方面值得关注:

  1、美方接受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此外,习近平和奥巴马都不认同中美双方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发生冲突。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美国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这也是美国不少智库建议否认的概念;二是双方拒绝“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中美对双方关系已达成基本共识,这种非对抗性的基础性共识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2、中国承认并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中方清单称,“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支援中国的稳定和改革。中方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在美国“重返亚洲”以及南海问题的复杂背景下,中方尊重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可以看成是对美国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回报”。

  3、双方承认共同维持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格局。清单称,“中美双方确认在促进强劲和开放的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上述目标的实现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多边经济机构所支撑,这些机构使两国人民受益”。由于二战后的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建立的,这也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承认这种格局。在格局不变的情况下,美国支持倾向中国的利益调整,如“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再次确认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在人民币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援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审查中纳入SDR篮子”。

  4、关键的中美投资协定(BIT)未取得进展,但承诺同意加快推进。双方“积极评价正在进行中的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业已取得的进展”,“重申达成一项高水准投资协定的谈判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经济事项”。今后将基于各自的负面清单出价,两国“同意强力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准投资协定”。这一协定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讨价还价后才能达成。

  5、确认了高技术出口限制谈判的通道和机制。高技术出口限制是中方高度关注的问题,美方重申,“承诺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物项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承诺,“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深入并详细讨论共同关心的出口管制问题”。美国对此问题一向严格,但确认沟通渠道和机制,至少不是一个坏消息。

  6、对于基于国家安全的投资审查,双方建立了弹性分类和处理原则。中美双方承诺,“各自关于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在美方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式)的范围限于属于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不通过纳入其他更宽泛的公共利益或经济问题将审查范围泛化”。“当一项投资存在国家安全风险时,双方将尽可能快地通过各自审查程式解决风险,包括在合理且可能的情况下,采取有针对性的缓和措施,而不是禁止投资”。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对美投资增多,投资安全审查成为双方都有重大利益的领域,而不是过去以美国为主的单向审查;由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增加,中国的安全审查也比过去有了更大的谈判空间。

  7、中美两国金融情报机构将签署关于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资讯交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美两国的金融情报机构将基于互惠原则在涉嫌洗钱和恐怖融资及其他相关犯罪的资讯收集、分析和互协查方面开展合作。这是美国更期望的合作,作为“回报”,“双方决定加强和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和腐败资金提供避风港”,这是中国所期望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追赃领域,双方同意商谈相互承认与执行没收判决事宜”,“双方欢迎最近通过包机遣返中国逃犯和非法移民,并将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都涉及双方具体的利益交换。

  8、双方在网络攻击和窃取知识产权方面达成合作。中美双方同意,“就恶意网路活动提供资讯及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应”,“就调查网路犯罪、收集电子证据、减少源自其领土的恶意网路行为的请求提供合作”。中美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援网路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资讯,以使其企业或商业行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网络窃取知识产权方面,过去中国经常受到美国的指责,现在中国同意加强合作,是对美方诉求的正面回应。双方还同意,“建立两国打击网路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方将指定一名部级领导牵头,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家网信办参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将作为对话的美方共同团长,由联邦调查局、美国情报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如此高级别的沟通层次和沟通机制,意味着双方在网络这一重要领域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规管机制。

  总体来看,中美双方领导人达成了广泛的成果清单,这是全球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大国才有的合作框架(即G2格局),有助于消除全球经济与安全事务的不确定性。而一个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于低迷的全球经济无疑是一个正面消息。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84

习近平和他的核心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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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周三,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埃弗雷特的波音工厂出席活动,他的两位主要幕僚王沪宁(右三)和栗战书(右四)一同出席。"

Ruth Fremson/The New York Times

周三,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埃弗雷特的波音工厂出席活动,他的两位主要幕僚王沪宁(右三)和栗战书(右四)一同出席。

  北京——中国国家主席的政策顾问王沪宁曾于1988年在美国作了一次六个月的旅行,他为一部400页的回忆录带回来不少笔记。

  “美国人在乎实力,”他在美国海军学院观看了一场橄榄球赛后写道。“橄榄球虽然有战术,但严格地说没有什么精致的战术,赛的主要是力量。”

  他继续写道:“这反映了美国人的精神,那就是,在短时间里靠力量实现一个目标。美国人在诸如军事、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都坚持这种精神。”

  习近平正在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白宫周五的一整天里排满了隆重的仪式和外交活动,陪同习近平来访的一小群顾问中就有王沪宁。

  现年59岁的王沪宁是共产党精英层的政治局成员,他曾是上海的一位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给习近平的两位前任当过顾问。他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结识了美国的学者和官员。

  然而,那些过去认识王沪宁的人说,他已经变得难以接近,对发给他的对话邀请置之不理。美国官员发现,开国际论坛时,很难在场外找他随便聊聊。

  美国和其他西方官员说,不仅是王沪宁保持这种冰冷的距离,其他与习近平同行的顾问也是如此,包括职位相当于白宫幕僚长的栗战书,以及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

  这个问题给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某种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政府是共产党统治的66年中最不外露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外国官员曾与中国高级官员或助手说得上话,并相信那些人能代表他们的领导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基辛格与周恩来曾就中美和解进行过秘密谈判。

  而在习近平时代,那些通道已不复存在。

  “目前在中美关系上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了解这些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部主任戴维·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说。“我觉得,我们对习近平下面的人中,谁能代表他讲话,没有很好的了解。”

  习近平核心集团的成员拒绝与西方官员发展关系的事实,与北京的一个基本信念相符,那就是认为西方思想和西方影响将削弱共产党,并将导致“颜色革命”。

  “共产党如果认为自己处在外部和内部力量的包围之下的话,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让自己的组织变得更加严密,以减少流到外部的信息,”兰普顿说。“另外,共产党也有那种从事秘密阴谋活动的列宁主义背景。”

  人们对习近平还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他与同事和顾问、尤其是那些国家部委的技术官僚们保持着更远的距离,比其他中国领导人保持的距离都远,他作决策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和直觉。当习近平想听别人的意见时,他更常见的做法是开党小组会。

  习近平是22个“领导小组”中七个的组长,这些小组是在从经济到网络安全等一系列事务上发挥作用的不透明的政策委员会。习近平还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又是一个秘密小组,其作用是协调针对内外威胁的安全策略,以捍卫共产党的江山。

  “我相信都是习近平主席在做主,”北京的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说。“他是最高领导人,主要的政策只能来自他。其他人只能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他帮助。”

  “在习近平身上我们看到一些新东西,”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富强》(Wealth and Power)一书的作者之一鲁乐汉(John Delury)说。“头号人物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习近平严格坚持其权威地位、不放弃任何权力的做法,可能是他文革期间经历的结果。鲁乐汉提到那代人时说,“信任是他们所缺少的东西。”

  还有人说,习近平从前任胡锦涛的经历中习得了有关掌权重要性的一课:江泽民退休之后仍然在幕后操纵权力,令胡锦涛工作起来束手束脚。

  “这教会了他不要怎么做:不要让人在底下发展势力,要让每个人都有点不安稳的感觉,”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说。他曾是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中国问题分析师,现在供职于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因此,习近平政府中没有戴秉国那样的角色。戴秉国在胡锦涛执政期间担任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最高官员,与白宫官员保持着联系。这个职位现在由杨洁篪担任,但权力已被削弱。

  “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和戴秉国之间建立了一条有趣的通道,”前白宫官员埃文·E·梅代罗斯(Evan S. Medeiros)说。“我们知道戴秉国与胡锦涛有很密切的个人关系。”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S. Glaser)表示,让她感慨的是,美国官员在与中国同行打交道时“并不知道这些讯息是否会传达到习近平那里”。

  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士称,习近平只信任极少数人。最明显的一个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67岁的王岐山。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反腐运动就是由他主持的。王岐山是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之一,喜欢看美国电视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从很多方面而言,他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实权更大。

  知情人士称,经济政策虽然理应由李克强负责,但习近平坚持当最后的拍板人。部分因为在于,习近平可以向刘鹤咨询意见。63岁的刘鹤是一位经济学家,有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

  刘鹤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写过一些文章,称中国需要转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并拥抱市场的力量。美国官员表示,他在一些会晤中也是这么说的。

  与习近平关系最近的人,也许是65岁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国官员经常把在地方任职时结识的官员带入自己的小圈子。1983年到1985年间,栗战书在河北省无极县担任县委书记,而旁边正定县的县委书记就是习近平。

  一名知情人士称,这两个人当时“意气相投”,“经常一起喝酒”。两人的父辈都曾在中共成立早期为之效力,栗战书还写过文章,深情地谈到在1949年为共产党战死的一名叔父。

  栗战书在地方逐步升迁,从西安市委书记、黑龙江省长,当到贵州省委书记。2012年,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因丑闻下台后,栗战书接任。当年11月,栗战书入选中央政治局。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负责处理习近平的各种事务。但是,他也在政策和外交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今年3月,栗战书为习近平访俄做准备,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通常这种事情是由国务委员来处理的。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放在了办公厅之下,也就是隶属栗战书管辖。59岁的蔡奇是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曾在福建和浙江两省与习近平共事。

  习近平还会听取“太子党”成员的非正式意见;“太子党”指的是第一代党内领导人的子女。其中一人是64岁的解放军政委刘源上将。刘源是一名前国家主席之子,在习近平的支持下,他在军中推动了反腐运动。

  “刘源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约翰逊说。“他对美国意见很大,而这些意见并不友好。刘源和习近平的其他一些亲信一起在推动‘颜色革命’式的思维。”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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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讲话:中美两国间出现紧张关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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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共识网

  欧巴马总统:诸位下午好。请坐。

  我再一次欢迎习主席来白宫访问。三年前,他作为副主席来访,我们第一次在这里接待他。这是我们第六次会晤。由于双方的努力,我们两国正在 一系列广泛的重要问题上更密切地相互合作 — 而且我们的合作正在取得成效,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而且有利于全世界。

  自我就任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翻了一番,目前为 近一百万美国的工作岗位提供了支持。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有助于支持在我国各地提供工作岗位。我们共同迎接各种全球性挑战,不论是加强核安全,抗击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外海的海盗,还是促进阿富汗的发展与和解及制止西非(West Africa)埃博拉(Ebola)疫情的扩散等都是如此。

  去年,我们在北京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气候变化协议也鼓励其他国家加紧努力,促进了今年达成更牢固的全球协议的前景。对于促使伊朗恢复谈判实施的制裁和谈判达成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全面协议,中国作为五常加一(P5+1)国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此,走向更大的繁荣和进一步保障安全 — 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合作实现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希望再一次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崛起。我承诺扩大双方的合作,同时坦诚和建设性地解决相互间的分歧。这正是习主席和我在这次访问期间已经做的工作 — 在昨晚的工作晚宴和今天会谈期间。

  我还需要谈谈一些具体问题。首先,关于我们的经济关系。我同意双方为实现高标准的双边投资条约积极努力,为美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已承诺我们坚持信息产业的一系列商业原则,其中包括保护创新和知识产权。习主席谈到他承诺加速市场化改革,避免中国货币贬值,同时使中国为维护作为全球经济基石有规可循的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大力支持的步骤。

  我再次提出,我们极其严重地关注对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造成的日益猖獗的网络威胁。我指出这种活动必须停止。美国政府不从事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两国已经就今后的方向达成共同谅解。双方同意,不论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不从事通过网络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也不支持这类活动,其中包括商业秘密和其他有利于取得商业优势的商业保密信息。此外,我们将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准则。

  所以这是一个进展。但我必须强调,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完成。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扩大合作,同时美国将继续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保护美国公司、美国人民和美国的利益。

  第二,我高兴地看到我们正在把去年的气候承诺进一步扩大。上个月,我公布了我们的清洁能源计划(Clean Power Plan),旨在帮助减少美国的碳排放。今天,我要称赞中国作出宣布将开始实行全国性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以便限制它的某些最大产业的排放。去年,我宣布将向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提供3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今天,我欢迎中国也针对最易受影响国家作出了重大气候资金承诺。

  我们两国也在提出对在巴黎争取达成的重要气候变化协议的共同展望。当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能够携手这样做时,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不也来这样做。因此,这是朝着世界需要在两个月内达成的全球性协议迈出的又一大步伐。

  第三,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我们就新的交流沟通渠道达成一致,旨在减少两国军方之间发生失误的危险。美国和中国重申了我们对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Korean Peninsula)完全的和可核实的去核化的承诺。我们坚决要求彻底落实所有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决议,我们决不能让北韩成为核武国家。

  我们的确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我并且重申,所有国家都有自由航行和飞越上空的权利以及不受阻碍地从事商务的权利。据此,我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一切地方航行、飞行和运作。我向习主席表达了我们对有争议地区所出现的造地、修筑和军事化的严重关注,因为这会使这个地区的国家和平解决分歧变得更加困难。我鼓励这些地区有主权要求的国家达成解决方案。我们不是主权要求方;我们只是希望确保维护行路规则。

  我也重申了我们对以三个联合公报(Three Joint Communiqués)和《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为基础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坚定承诺。

  第四,我们同意将为促进国际安全做出更大努力。未来几天,在联合国,美国和中国将召集各国促进阿富汗的发展,我们将与许多合作国家一道加强国际维和行动。我们一致认为,所有各方,包括伊朗,需要全面落实核协议,并且需要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美中两国还将首次正式结为伙伴,促进全球发展。我们将以我们在应对埃博拉时的努力为基础,致力于加强全球健康安全。我们将扩大在人道援助、救灾、农业发展和粮食保障等方面的共同努力。鉴于中国成功做到使千百万人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我们将帮助在本周末就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消除赤贫,向全世界发出呼吁。

  第五点,我们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就像我们过去所做的一样。我再次重申了美国对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其中包括集会和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宗教自由。我坦诚地表明了我们的坚定看法,即禁止新闻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自由运作,以及关闭教堂、剥夺少数族裔的平等待遇,在我们看来都问题重重,而且实际上妨碍中国及其人民实现其全部潜能。

  显然,我们认识到在这方面存在着切实的差异。习主席也表明了他对于如何能以保持中国团结统一的方式一步步向前推进的看法。因此,我们预期将继续在这些领域进行磋商。

  尽管我们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仍继续鼓励中国有关当局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特性,并同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进行接触。

  最后一点,我们正在采取更多措施以扩展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在今后几个月发起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助推我们两国之间的旅游。正如中国各地的儿童都在学习英语,我们发起了一项名称为“100万强”(1 Million Strong)的新计划,鼓励100万名美国学生在今后5年学习中文普通话。

  拜登(Biden)副总统提到,他的两名子女——是他的两名孙儿孙女——已经步入这条轨道。归根结底,如果我们两国要在全世界共同从事更多的工作,那么能讲对方的语言,真正地彼此了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因此,总而言之,我们举行了一次极有成效的会谈。我们的团队所完成的具体工作显示出我们共同努力所能取得的卓著进展。习主席和我本人就存在分歧的领域所展开的坦诚的对话有助于我们加深相互理解,避免误解或误判,并为在有关领域有可能进一步取得进展铺平了道路。

  习主席,我想再次感谢你增强了对我们两国间的合作的承诺。我相信,这再次提醒我们,随着我们努力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能够继续增进我们的共同利益,不仅惠及我们两国人民,而且惠及整个世界。

  非常感谢各位。

  * * * *

  问:谢谢总统先生。欧巴马总统和习主席,我想与你们谈网络问题。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企业,我遭到中国剽窃黑客的袭击,窃取我的知识产权产品,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有力保证,说明这种情况会改善以及什么时候会改善?

  欧巴马总统,你对中国将要为避免就此实施新制裁而采取的措施充分满意吗?或者你还需要看到哪些措施?……

  欧巴马总统:我将按顺序来回答。关于网络问题,自从习主席和我在森尼兰(Sunnylands)首次会晤以来,这一直是我们认真讨论的一个问题。从我这方面看,好消息是,在我们今天会谈前的准备阶段和在会谈中得到确定的是,我认为,我们对于我们的执法机构和调查人员将如何一道工作,我们将如何交换信息,我们将如何追踪网络犯罪或发动网络攻击的人或实体等方面的共识,有了很大进展。我们共同肯定了这个原则,即政府不参与旨在获得商业利益的针对公司企业的网上间谍活动。这都是我认为的进步。

  我已经对习主席说过以及我要对美国人民说的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言词是不是化为行动。我们将仔细观察判断在这方面是否出现进步。

  就我们所拥有的追踪那些攻击我们公司或试图获取贸易机密或信息的人的各种手段而言,我们既有传统的执法工具,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通过行政行动,我也建立了对我们有证据显示是在觊觎美国公司和美国人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的能力。

  我们没有在我们这个层次具体讨论具体案例。但是我的确向习主席表示,我们将运用上述以及任何我们拥有的手段,追踪网络犯罪分子,无论是对过去还是对未来。那些手段一般不针对政府;它们针对我们能够确认的实体或个人。这不是特别针对中国。这些是我们将对全世界网络犯罪分子使用的手段。

  习主席在这些讨论中向我表示,他无法为中国土地上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的行为作保证——对此我完全理解。我无法为每一个美国人的行为作保证。但我能够保证的是,而且我希望习主席能够向我显示的是,我们没有支持那些活动,而且当我们得知非政府实体或个人在从事这类活动时,我们给予认真对待并且通过合作执行法律。

  我对网络问题要最后说明的一点是——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因为不同于其他国际合作领域,这个领域没有成熟的规则,我认为,非常需要美国和中国,连同其他国家和联合国以及其他私营行业,开始建立一个管理网络空间行为的架构,使之具有可实施性,并且清楚明了。

  这不意味着我们将能杜绝一切网络犯罪,但这的确可以开始作为一个规范模式,让各国了解规则,让各国必须承担责任,让我们能够联手追究这个领域中的非国家行为者。

  * * * *

  问:谢谢您,习主席。我想问欧巴马总统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昨天晚上,在同习主席会谈时,以及在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上,还有在刚刚发表的讲话中,您都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的兴起,并支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您能详细谈谈吗?在您的任期内,您做了哪些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我们更关心您剩余的任期,您还会进一步做出哪些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谢谢您。

  欧巴马总统:首先,我认为美国在二战(World War II)结束后的时代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亚洲地区能够实现稳定,而且让中国能够如此快速增长的条件得到保持。 我们对于二战之后我们所做的努力感到非常自豪,为帮助重建亚洲和欧洲;为帮助建立国际准则和规则,以便利日益增长的全球贸易、联系、旅行和相互往来;以及为帮助维护和平。

  自我就任总统以来,我的目标始终是以建设性方式一贯地同中国接触,管理我们之间的分歧,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合作的机会。我反复说过,我相信看到中国发展,让人民摆脱贫困,扩大其市场,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一个成功、稳定、和平的中国能够成为我们应对一系列国际挑战的一个有效力的伙伴。

  昨晚,在会谈期间,我对习主席谈到,美国虽然强大,但我们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的性质——例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病或难民——这些问题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我们认识到,鉴于我们的实力、我们的经济规模以及我国军队的精良,我们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并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我们不能独自解决问题。而中国,尽管面积广大,但仍面临着自身的发展挑战,因此也不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必须进行合作。

  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继续认识到友好竞争——例如我们同英国或德国等最亲密的友邦和盟国之间的竞争——与竞争场地不公平地偏向这个或那个方向的竞争之间的区别。这往往是我们两国间出现紧张关系的根源,我们希望维护国际准则和规则——尽管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更新其中一些国际机制以反映出中国的增长、实力和力量。

  因此,习主席谈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和配额制的改革。这是一个我们全力支持的领域,并希望让中国在该机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反映出中国的实力。当我们到联合国讨论维和行动计划时,也同样如此。中国能以一种对于减少冲突极有帮助的方式来展现其能力。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以及在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我们认为只要我们的关系具有互惠性、透明度和公平性,就存在合作的机会。

  而且我过去曾对习主席说过,鉴于中国的面积之大,我们认识到还有很多发展工作有待完成,中国国内还有大量贫困现象,但我们不能将中国作为一个仍然非常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对待,就像它可能在50年前的那种情况。它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这意味着它肩负着责任和期望,应当维护过去可能并不存在的国际规则。

  而且中国应当对此表示欢迎。在国际舞台上就是这样,一个大国就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我头上的白发就是见证。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82

习近平主席访美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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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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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81

习奥会成果解读:把亚投行这事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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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万维读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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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展开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与习近平举行元首会晤,中美双方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此次习奥会受到外媒的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7日解读称,白宫宣布中美在亚投行(AIIB)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将确保对现有国际机构增资,同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更大的作用。中方则承诺亚投行将实施高标准治理规则。此前,美国一直不愿意加入中国倡议并主导创建亚投行,但其欧洲主要盟友陆续加入标志着美国最初的抵制策略失败。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确保中国将对世行以及其他地区性金融机进行“有意义”的增资,同时中方承诺将在其主导的亚投行以及其他新兴机构(比如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观察者网注)在中实施高标准的治理规则。  中国倡议并主导创建的亚投行后,被视为对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构成最大挑战。

  美国一直不愿意加入亚投行,但是其欧洲主要盟友陆续加入标志着美国最初的抵制策略失败。

  在本周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奥巴马政府重申一旦中国符合IMF标准,美国将支持人民币加入IMF一篮子货币体系。  美方高层官员称,中方已承诺向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地区开发银行增资。作为第一步,中国将向世行下属的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以及其他地区性开发银行增资。

  中方同时承诺亚投行,亚投行相关机构,以及中国未来主导的新国际金融机构,将遵守最高的国际环境标准和治理准则,以消除美国和其他团体此前对亚投行的最大忧虑。

  一名美方高层官员称:“我们觉得这非常积极。这是一个突破。”

  习近平主席为期5天的对美国国事访问后,中方公布了中美达成49项重要共识和成果,上述共识部分反映在了双方的声明之中。

  观察者网从中方公布的成果清单中发现,上述内容出现在“中美双边务实合作”中的第一部分,声明称,“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参与能力不断增加,美方欢迎中方在国际金融框架和拓展的双边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主要做法则包括:

  (1)中美双方承诺强化多边开发融资体系并使其现代化。双方决心通过提高其资金能力、改革其治理和提升其有效性和效率,继续强化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与发展阶段相适应,中方不仅将作为股东国和借款国,还有意愿有意义地在所有上述机构中提升作为捐款国的作用。双方认识到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这些机构将像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一样,与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及现有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相一致,进行恰当的设计和运营,同时认识到上述标准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  (2)中美双方再次确认,通过对多边开发银行下设的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开发基金和非洲发展基金的强有力的捐款以满足最贫困国家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中方将按照其自身能力有意义地增加其对多边开发银行软贷款窗口的捐资。双方承诺多边开发银行应继续探索增强其贷款能力的选择,包括通过使用现有资源,并定期审议其资本金以评估是否需要增资。双方承诺继续在优化多边开发银行资产负债表方面做出努力。双方承诺就世界银行的股权分配改革路线图进行合作,包括股权分配公式的设计和在2017年审议世界银行的资本需求。同时,双方认识到中等收入国家在减贫方面依旧面临挑战,并且多边开发银行在应对上述特定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中美双方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再次确认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好地反映IMF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双方认可IMF执董会为寻求过渡方案所做的努力,过渡方案旨在使份额比例尽可能地趋近于第14次份额总审查确定的水平。但是,过渡方案不能构成或被视为代替2010年改革方案。双方支持IMF执董会在推动第15次份额总审查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以第14次份额总检查为基础制定一个新的份额公式。

  (4)中美双方承诺在尊重受援国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在第三国开展发展融资合作。

  (5)美方欢迎中方承诺年底之前根据IMF特殊数据发布标准(SDDS)披露经济数据,也欢迎中方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中方认识到,满足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透明度标准对成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美方支持中方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的承诺,相应地,美国重申在人民币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审查中纳入SDR篮子。双方承诺尊重IMF在SDR审查中的程序和流程,并将在人民币加入SDR事宜上加强沟通。

  此外,习近平主席在周五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立者、贡献者、发展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我们致力于同所有其他国家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即现行的国际体系。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80

联大辩论 习近平拿到上上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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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6日上午十时半,走上联合国大会厅的讲坛,发表他在联合国的首次公开演讲。而在当地时间28日上午,联合国大会的70周年系列峰会将进行一般性辩论。联大议程表显示,习近平将作为第四个出场发言的国家元首。有分析称,这个排位是所有发言者中的“黄金档位”。

  综合媒体9月28日报道,由于历史原因,联大一般性辩论的第一个发言元首为巴西元首,这是无法更改的;第二位则是东道主国元首即美国元首,但往往由于美方观点争议颇多,导致发言时台下不是嘈杂议论就是发生抗议,甚至有元首愤而离场;第三个发言国元首则受美方发言氛围的波及,听众注意力未必集中;轮到第四位元首出场时,听众的注意力已经开始集中,也不疲劳,因此这个排位被称为“黄金档位”。而习近平当天就要在这个“黄金档位”阐述中方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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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将作为第四个出场发言的国家元首进行联大一般性辩论

  报道称,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苏联总理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等三大“辩论家”,最早提出设立“一个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而“一般性”(general)的意思是但凡触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都可发表见解。2015年有144位国家领导人和46位部长参加一般性辩论,已经确定的大小会议有485场。此外,去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的双边会见就达1,300多场。因此,联大虽然没有为一般性辩论发言时间做强制性限制,但建议发言者将各自时间控制在15分钟内,演讲台上还会安装一个灯光提醒装置。

  报道称,1974年,邓小平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成为首位登上联合国讲坛的中国领导人。他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三个世界”理论,并庄严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搞霸权主义。40年后,习近平将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联合国,参加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全面阐释中国立场。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各国领导人和其他与会者都希望目睹他的风采。”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79

中美开展首个网络武器控制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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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E. SANG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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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据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中国正在讨论首个网络空间军备控制协议,双方共同承诺,在和平时期不首先使用网络武器破坏另一方的关键基础设施。


   此类协议可以制约针对发电站、银行系统、手机网络及医院的攻击,但目前中国被指在美国实施的大部分攻击行为,都不在该协议的制约范围内——至少在协议最初版本中是这样——比如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盗取数百万政府雇员的个人数据。

   中美双方在最近几周进行紧急谈判,以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抵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宣布达成协议。奥巴马总统在周三暗示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他在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上表示,网络攻击数量的不断增加“可能成为峰会的最重要话题之一”,他想借此了解“我们和中国能否围绕一个谈判进程达成统一”,而这一进程最终会“将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在内”。

   但一名参与讨论的高级政府官员提醒,奥巴马和习近平最初发表的声明可能不会“具体、详细地提及”禁止对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的内容,而是对一个联合国工作组最近采用的行为准则表达一种较为“一般性的支持”。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允许“有意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或通过其他方式影响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的使用和运营”的行动,这是联合国有关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文件的关键原则之一。 美国谈判代表的目标是让中国领导人在与华盛顿达成的双边协议中接受联合国行为准则规定的原则。

   但据知情官员透露,谈判达成的协议似乎不可能直接解决最紧急的问题,即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由于谈论的是尚在进行中的谈判,这些官员要求匿名。

   大多数攻击专注于间谍活动和盗取知识产权。而正在讨论中的规定,不会让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的220万份个人安全文件免遭盗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 Jr.)最近对国会表示,这不构成“攻击”行为,因为这是在收集情报——美国也这么做。

   正在谈判中的协议似乎也不会涉及使用工具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去年控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名军官的起诉书显示,中国军方经常实施此类活动,以帮助国企发展。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规定会不会禁止去年针对索尼电影娱乐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的那种攻击行动,美国将此事归咎于朝鲜。索尼公司70%的电脑系统在该袭击中瘫痪。

   绝大多数情况下,索尼不会是这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尽管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确将“电影制片公司”与体育馆、博物馆及会议中心一起归入关键“商业设施”行列。

   但任何对和平时期网络攻击行动加以限制的协议都将是一个开始。前五角大楼、国务院官员维克拉姆·J·辛格(Vikram J.Singh)表示,“这是网络攻击首次被当作像核武器、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一样需要进行管制的军事能力。”辛格目前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副主任。

   在奥巴马政府内部,制定“一系列行为规范”来限制网络攻击的努力,是和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与苏联在1963年达成的首个重要核条约相提并论的,该条约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它没有阻止核武器的研发,甚至没有终止地下试验——这种试验此后持续进行了数十年,但那是首次为预防环境灾难做出的努力。同样,眼下的协议将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首次试图预防网络武器的使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因为对美国权力的研究而为人所知的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表示,网络攻击武器的“不首先使用”原则,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这会促使大家自制,”奈说,但他还表示,问题在于“如何证实,如果不能得到证实,那它的意义何在?”

   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有关网络空间军备控制的协议会比更为人所知的核武器协议复杂得多。

   从冷战时期一直到今天,核武器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意味着它们的数量通常会得到统计,去向会受到监视。网络武器很多时候也是国家开发的——其中以美国、俄罗斯、中国及伊朗等国技术最为成熟,但犯罪集团及青少年也会掌握网络武器,他们都不会就条约进行谈判。

   而且,大家通常都很清楚常规攻击的源头;导弹的轨迹可以通过雷达或卫星追踪。奥巴马在上周指出网络攻击很难追踪,因此也很难阻止此类攻击,或理直气壮地进行报复。

   之前也曾有过让习近平及其他中国高层官员着手解决网络攻击问题的努力,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2013年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阳光之乡举行峰会时,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大量时间。但甚至在那次会议之后,中国仍然否认中国军方参与攻击行动的说法,称他们本身是美国网络攻击行动的受害者。

   这种说法并非完全站不住脚: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公布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用一套复杂的方法进入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系统,但美国坚称这是为了开展国家安全监控项目,而不是为了盗取知识产权。

   官员们表示,中国最近的网络安全活动可追溯至几个事件。

   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电脑系统遭入侵,而且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未被察觉,追踪发现攻击源自中国,一名官员表示,证据已经交给中国官员。今年8月,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E·赖斯(Susan E. Rice)前往北京与习近平及其他官员会面,并利用此行对中国加压,表示可能会施加新制定的经济制裁举措。奥巴马在最近的两次讲话中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称只有与习近平取得进展,他才会放弃制裁举措。

   上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中共高级特使孟建柱来到华盛顿,与赖斯、几名美国情报官员及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局长詹姆斯·B·科米(James B. Comey)会面。会议主题是提出某种协议——哪怕措辞模糊也好,以便让奥巴马和习近平能在周五宣布协议。

   限制网络武器的协议对美国也会构成问题。美国对新一代武器的投入达到了数十亿美元,至少在对伊朗位于纳坦兹的核浓缩设施开展网络攻击的这个著名实例中,美国使用了网络武器。

   任何限制和平时期在外国电脑网络中安插“信标”或“嵌入装置”的规定,都会让美国的网络战士感到担忧;这些是能够监控外国电脑系统运行的代码,它们在决定如何开展秘密攻击或战时攻击方面,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曾利用类似的技术扰乱美国网络,时常令五角大楼及情报机构感到惊恐。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K·克纳克(Robert K. Knake)表示,“出台禁止‘准备战场’的规定是令人期待的事情之一。”克纳克之前曾在奥巴马政府网络安全办公室工作。

   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期间甚少提及美国网络武器的发展,但最近几日开始谈论这个话题。周三,他在商业圆桌会议上表示,“如果我们想要进行攻击,很多国家会遭遇重大问题。”


记者:DAVID E. SANGER, 纽约时报中文网, 09/20/2015.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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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访美 罕见未发表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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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欣予  来源:多维新闻网

  万众瞩目之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于日前结束了他在华府的行程,赶赴此次访美的下一站——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只不过,就在习近平被三十国国家元首簇拥、握手之际,外界围绕此次习奥会进行的讨论,却并没有因此彻底平息。

  不仅“第四个联合公报”未能如外界所热盼的那样出炉,即便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和在多边场合双边会晤的成果往往以联合声明形式呈现,在此次习奥会上都最终落空。中国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26日公布了“习近平访美中方成果清单”,白宫方面则于25日发布的了习奥白宫会谈成果“情况简报”(Fact Sheet)。

  与此同时,两国不仅“刻意”回避了诸如南海等“敏感”问题,一系列“将签署”及“推动签署”之外,22至26日间中美真正落实到纸面上、并被写入最终成果清单的更是仅有寥寥数个。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在核安保领域合作的意向性声明》,以及“一份旨在为发展合作建立一个框架的谅解备忘录”外,真正可以算的上是政府间文件或声明的几乎为零。面对如此成果清单,舆论不禁发问:中美之间是务虚远超务实?还是各说各话,毫无成果?

  清单代声明 习奥会成果打折?

  衡量一次国事访问的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的成果以何方式和内容加以呈现。通观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高层互访、元首会晤的成果范式,主要有联合公报、联合声明、成果清单三种,而无论从历史意义、时代烙印还是法律地位、内容规范角度看,前者都重于后者,谈判与缔结的难度也是前者大于后者。

  到目前为止,中美已签署并发表过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签署的《上海公报》、1979年双方签署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里根总统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在冷战时期开启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但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其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更是具有持久意义,至今都是指导双边关系的纲领文件和政治基础。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和在多边场合双边会晤的成果形式则均为联合声明。无论是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对美国事访问,还是2009年以及2011年胡锦涛两次对美国事访问,乃至于每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必有“规定动作”——以中美联合声明作为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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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奥会两度不发表联合声明

  由此看来,无论是2014年奥巴马访华,还是习近平此次访美,最终都以成果清单代替联合声明,确实显得有些“另类”。只不过,这是否就真的意味着习奥会成果大打折扣呢?或许并不尽然。

  乍看来,以规范度不甚严格的成果清单来替声明,却是会给外界留下中美诸多共识似乎都仅体现在口头上,未见白纸黑字地确定下来的印象,外界就此展开的争论也确有其道理。不过,如若回观历次中美联合声明内容,其中往往以大量篇幅重申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阐述双方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各自和共同愿景,总结归纳访问达成的具体共识。沿用了这样一种形式的声明,更多意义上像是工作文件、技术文件,且其中的很多内容在一经发布完成其历史任务后,很容易便被尘封甚至遗忘。在中国官方主张改进作风的当前,这其实也是外事部门去除冗杂、讲求实效的具体做法之一。相比纠结于以冗长的声明,间接的清单如果能够更好地将中美高层对话的内容,将其中的重点、共识,乃至于分歧一并清晰的展示给人们,又何尝不能够采用的?毕竟,相比于形式,具体内容以及今后各项共识是否能够落于实处才是关键所在。

  而观,不同于2014年11月中国外交部仅以寥寥3,600余字来述成果,此次北京方面列举的成果总字数竟超11,000字,细分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边务实合作、亚太地区事务、国际与地区问题、全球性挑战5方面,总计49条。白宫方面也采取了与2014年不尽相同的态度,在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强双边关系之外,又新增加了“加强发展合作”这一部分内容,从3大类14个方面来解读习奥会的成果。单就此来看,断言习奥会全无成果,那绝对是妄谈。

  三大成果点亮清单

  此外,面对外界有关中美各说各话、分歧凸显的质疑,其实大可不必担心。中美元首会谈其实一直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此次习奥会亦然。这其实也应了元首会谈定方向,具体谈判交由双方相关部门进一步磋商来处理的惯例。而在中美两国领导人毫不掩饰两国间分歧的讨论当中,借由双方公布的成果清单,其实也可就两国共通的利益一窥端倪。

  其一,中美阿(中国、美国、阿富汗)三边对话正式落地。

  有关“中美阿三边对话”的说法,其实并非此次习奥会首创,早在去年奥巴马对华国事访问期间,两国便曾宣布“愿适时举行中美阿三方对话”,而至今年6月,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当中亦包含“双方决定就阿事务保持沟通与合作,支持阿和平重建,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推进中美阿三方对话”。

  但相比于此前两次更多只是表达了双方都有此意愿,并未落实到具体行动。此次习奥会则直接将这一问题真正板上钉钉地落到了实处。在中国公布的清单中,第41条明确表示“中美将同阿方在9月26日联大期间联合主持关于阿富汗重建和发展的高级别会议”,相似的内容更是直接出现在白宫公布清单的第一部分。

  其二,网络安全与反腐合作。

  尽管此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公布的奥巴马与习近平在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的讲话显示,奥巴马肯定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而习近平则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并且会认真对待美国的关切。从双方各言各话当中,不难发现两国的分歧凸显。此外,习奥会之前屡屡传出中国要求美国对华引渡却受阻之言,也让外界猜想习近平此行或难从美国方面得到支持中国反腐的承诺。不过中美的此两处交锋点,其实都借由此次习奥会各自取得了突破。

  一方面,在中美各自公布的清单当均涉及到了中美如何处理网络安全的相关内容。中国在第48点的位置,美国则在第12点,各自以相当篇幅阐述了两国就这一内容达成的共识,其中包括对由于恶意网络活动而提出的信息要求和协助要求时必须及时做出反应、进一步在国际社会内确认和促进恰当的国家网络行为准则、双方皆同意为打击网络罪行和有关问题建立一个高层联合对话机制。

  而在另外一方面,针对于外界十分关系的中国反腐问题,美国此次也对华释放出了善意,在两国引渡条款一时难以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率先达成“继续扩大在执法和反腐败方面的合作,包括通过罪行调查、遣返逃犯和财产追回等问题上加强协调和合作。美国和中国对最近在通过包机遣返中国逃犯和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期望继续这方面的合作。美国欢迎中国承诺要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参加经合组织贿赂问题工作组,并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其三,中美签署了一份旨在为发展合作建立一个框架的谅解备忘录。

  在中美各自公布的成果清单皆涉及到了,两国已签署了一份旨在为发展合作建立一个框架的谅解备忘录,以指导双方未来的协作。双方强调,这份备忘录认识到在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的发展原则下,双方通过加强协作与沟通,就消除极端贫困及推动全球发展有着共同的目标。

  不仅中方在第44点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双方就此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及全球卫生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与灾害应对、多边机构五方面达成的共识。相比于2014年11月美国公布的北京习奥会成果清单,这样一部分内容亦被白宫单独列出来作为此次清单的第二部分,足见美方的重视。如果观,在其它部分中美强调共识的同时,或多或少都各自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不容,只有这一部分,双方公布的是完全一样的。在人们更多关注于经贸数字、可量化的中美合作的当前,这样一点内容或许很容易为大家所忽视,不过这却也是此次习奥会的一个重中之重。

  长久以来,尽管高歌“G2”时代将至之声不断,但外界看中美的视角却大抵维持在悲观论调,强调“中国威胁”,并猜想两国必定难脱“修昔底德陷阱”。而这也就导致了各方往往以眼前的分歧来释中美关系,无视、抑或短视两国关系的长远未来。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下,这样一个中美旨在为发展合作建立的框架谅解备忘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显得十分突出。不同于以往中美强调发展合作往往局限于双边范畴,两国当前正努力将这样一种合作拓展至全球范围。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8

旧文章ID:6177

黄日涵:中美同意建网络安全热线,何时签网络军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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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日涵  来源:澎湃新闻

  事实上,不论技术还是政策层面,达成一份网络军控协议都存在极大难度。

  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期间,就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中美达成共识,并同意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的一部分,双方同意建立热线,以处理在响应这些请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升级。

  不过,这一成果和美国媒体此前独家披露的中美两国正在抓紧磋商国际关系史上首部“网络军控条约”存在差异,凸显出网络空间尤其是网络战武器的特殊性,以及传统军备控制协议的局限性。

  军备控制双重局限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的中美“网络军控条约”称,该条约将促使双方承诺在和平时期不首先使用网络武器“摧毁对方的核心基建”,包括发电站、银行系统、手机网络、医院等。

  美国媒体还抛出1963年8月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作比,暗示奥巴马总统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希望通过签署一份网络军备控制协议留下一笔政治遗产,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防止网络武器滥用方面做出贡献,对国际社会也起到示范性效应。

  但对于这一消息,中美官方均未予以回应。事实上,不论技术还是政策层面,达成一份网络军控协议都存在极大难度。

  早在2009年,美国律师协会和国家战略论坛召开的一个国际安全法专家小组会曾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对于拥有网络战优势的国家而言,他们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一优势,所以任何涉及多国的网络空间军备控制协定的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

  此外,另外两大因素也制约着网络空间出台一份军备控制协定。一方面,由于网络战武器具有可以瞬间复制的特殊性,因此传统军备限制对于限制网络武器作用并不大;另一方面,通过禁止攻击代码的做法也并不现实,因为这些代码也可以用于合法用途。所以,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目前如何去核实谁发动袭击很难,因此网络空间领域的军备控制协议将会比核武器控制的协议复杂得多。

  先从低政治分歧寻求突破

  由于网络战的不可控性,一旦发动后果很难预料,网络战的威慑效应成为悬在大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担忧美国网络战部队,美国的网络战部队规模自从2009年正式组建以来不断扩大,经费预算也从2010年的1.2亿美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5亿多美元;另一方面,美国担忧中国的网军实力,并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从2014年到2015年中美在网络空间已经发生多起摩擦。

  虽然对于世界性大国而言,谁都不会轻易放弃在信息时代的优势,然而这并不影响中美两国可以在网络空间进行合作。

  目前,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攻击问题;另一个是网络安全审查问题。习近平主席在近期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指出,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者支持企业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上有共同的关切。

  可见,中方有极强的意愿,希望在网络空间与美国达成更多的合作。

  而此次访美成果中的两国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便是对双方在网络空间的担忧作出的回应安排。对话机制纳入中国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家网信办,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及美国情报委员会等多个政府部门,也说明网络问题涉及面之广。该机制还明确要求,对任一方关注和发现的恶意网络行为所请求的反馈信息和协助的时效性和质量进行评估,并建立热线,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升级”。

  总体而言,中美可以先在网络色情治理、网络犯罪等方面展开合作,先从低政治层面开始,求同存异,不断寻找共识,逐步推进中美在网络空间的互信。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不仅在维护传统安全领域需要承担大国责任,在维护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网络空间规则方面也需要承担大国责任。中美此次就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达成共识,不仅为解决两国在网络空间的互信贡献了正能量,也给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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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中美关系需走出忧虑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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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  来源:《人民日报》

  习近平9月22日在西雅图表示,中方支持未来3年中美两国互派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中美关系的未来就蕴含在这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承诺之中。

  这一消息让我联想起了我父亲那一代人的美国观,那一代人的忧虑。我的父亲是中共老党员。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之后的第二天,他离开老家浦东去了延安,投身革命。

  10多年前,我开始写有关中美关系的评论,父亲十分关注,每一篇都要看,还常与我讨论文章的观点。

  时间久了,我总觉得父亲看中美关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警觉性。“那个国家又要找我们的麻烦了”,每当他看到美国对台军售之类的新闻,总会不无忧虑地说。

  父亲那一代人对美国的认识应当是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相关。他曾告诉我,在延安的时候,共产党人对美国是很有好感的。

  但朝鲜战争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美国成了中国的敌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就是和平演变。

  这种对美国的认识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改变。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迄今仍无法摆脱那个年代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原因所在。

  美国人其实也一样,也有一种对中国的担心深藏在那一代人的心底,并且一直在影响着华盛顿的对华决策。

  2011年,我去了马尼拉的美军公墓。太平洋战争期间献出生命的17097名美国军人永远安息在那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像大兵瑞恩那样的二三十岁的美国青年。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些美国老兵和他们的后代。闲聊之中,感觉到他们对这片曾经浸透过战友与前辈鲜血的土地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使我不觉想起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的名言,“我们回来了”。

  这是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军夺回被日军占领的菲律宾群岛时说过的话。不过,希拉里2010年在河内重复这句话,传递出的却不是自信,而是忧虑。

  美国人担心什么?无非是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在亚太建立起的秩序。而中国人担心的,是华盛顿的决策会有意损害中国的政治秩序。这两种有着历史延续性的担心构成了今天中美之间互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王缉思先生称之为干扰中美互信的“两个秩序”问题。

  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能更多地需要向前看,寄希望于青年。两国年轻一代对中美各自的发展和定位肯定会有更多的信心和更准确的把握,也会更少历史的负担。

  截止2014年,有49万名中国青年先后到美国学习,超过10万名美国青年在华学习。这才是中美关系的希望所在、未来所在。

  有些专家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冷战的经验,对对方缺乏更深刻的认识。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一问题,可能正是由于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才不会过多受历史遗留下来的担忧的影响。

  目前对中美舆论最具影响力的人群,无论是官员、媒体人士,还是专家学者,大多都是像笔者这样50岁以上的一两代人。

  我们这些人注定是要背负着历史影响前行的,但也注定会一步步地走岀历史的影子。在邓小平等老一代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路之后,我们成为这一关系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同时也肩负起了铺路建桥的承前启后重任。

  只要这一两代人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努力沟通,后来者就一定会更自信地迈进在连通太平洋宽广坚固的大桥上。

来源时间:2015/9/28   发布时间:201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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