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在上一期的中美印象周报中，我们分享了四位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应如何应对习近平访问的观点，他们分别是林蔚(Arthur Waldron)、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夏伟(Orville Schell) 和柯白博士(Robert Kapp)；本期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议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反对林蔚(Arthur Waldron)“取消习近平访美一行”的建议，他认为完全不沟通将导致最糟的后果。林蔚则继续争辩道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目标其实并非经济发展。——编者按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彼得·达顿 (Peter Dutton)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创始主任夏伟曾说自天安门事件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因缺乏共识而起伏不定。

　　但此话当真吗？还是说，更准确而言，天安门事件虽根除了到那时为止正逐步发展的中美间的政治互信，但共同的经济利益仍奠定了过去25年间中美合作的基础？中国想跻身富国之列，美国也想通过帮助中国实现此目标而获益。而如今中国建立在出口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基础上的经济奇迹已穷途末路，正在破裂的经济纽带还能起到粘合中美，并搭建起两国间稳定框架的作用吗？

　　前四位评论家都涉及了另一挑战——中国日益明显的挑衅行为正侵蚀着两国间虽幅度不大，但确实曾经存在过的战略互信。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困境是目前中美关系的真实处境，并为即将到来的习奥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为此能做些什么呢？林蔚建议美国取消习访美一行，以此警告中国不当行为的后果，并引起中国对于可能被制裁的恐慌，同时还要确保“习无论如何不能被羞辱。”但这两个目标之间自相矛盾，无法两全。在我看来，完全不沟通将导致最糟的后果，比和中国讨论他们的行为给我们造成了多少困扰还要糟。私下的谈话是不够的，两国间的首脑会议有时势在必行。此外，正是出于害怕美国可能的制裁，而不是两者长期的共同利益，中俄才会走得很近。

　　因此，夏伟所言极是——和不沟通甚或割席正好相反——中美间的合作对于当今世界正常运作而言是更好的选择。而要找到这条合作之路，我们亟需重绘双方共同利益的蓝图，且如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所说，要把抽象的利益落实为真实的利益。也许这样做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回归中美间合作的经济基础。

　　一个美国决策者们一直忽视的领域在确凿实现中美共同经济利益方面潜力巨大，那就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政策。最近，有些很资深的评论员们已表达了美国对此倡议无动于衷的顾虑。麦金德的名言：“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支配了全球”言犹在耳；虽然地理位置的束缚，科技发展的局限，大国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竞争，军事纷争及海上贸易的长久利益都使麦金德预言的这种后果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其说“一带一路”会将中国，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欧洲相融合；不如说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真正利益点在于：这个战略将释放内陆欧亚之前一直绝缘于全球经济的潜能，并为全球经济注入更充沛的活力。因此，一个新的“整合时代”正在来临，不是如过去麦金德所忧虑的欧亚整合，而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真正整合的全球经济。一个利用改良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全球海上贸易来照亮“腹地”黑洞经济的体系。

　　美国创立了目前的全球系统及相应的海事法规。如果我们承认中美间经济合作的新机遇正在呈现，我们就能找到其中的经济利益点并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九月的习奥会需要磋商大量政治议题，如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独断专行，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人命币贬值，债务，以及股市的暴涨暴跌等等。我个人希望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奥巴马总统能抓住要害。美国要壮大未来的国家实力，就需要和中国以某种形式进行合作。找到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合作之路可能就是两国领导人正在寻找的坚实落脚点。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林蔚 (Arthur Waldron)
我们不可忘记这一事实——目前的中国仍运作着共产主义经济。过去所有的经验都已证实: 共产主义经济以阶级为纲进行资源分配的体系行不通，而那些仅从程度上对此体系进行改革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91年前苏联解体让一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有机会贯彻最新的自由企业制度，并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如俄国和其他国家所示，共产主义并不是必然地像上述这些国家那样，会被策划周密、如实履行的改革所取代。

　　诸多事实证明，如果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目标是经济发展，他们要尽可能地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分配集体持有的财产，允许市场决定价格和利率，并自由流通货币和贸易。有些人认为中国正在逐渐朝此目标迈进，也因此在最根本的的制度改革连尝试都还没开始时，我们已频繁地看到“改革”这个词。很多中国人显然都明白彻底放弃共产主义，并实施宪法治国基础上的自由企业制度是唯一可行的方向，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不过是一纸空谈。关于这个议题，阿尔弗莱德·埃文斯于1993年写了一本很有教益的比较性阅读书籍——《前苏联马克思列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势微之途》。

　　无论如何，我们当铭记 —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提出的经济改革开放，其初衷仍是维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认为经济水平的提高在89年六四后能维持政局稳定。确实，邓的改革释放了不少市场潜力，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能绝非仅此而已。

　　编辑在文章发布前对部分内容做了删节，原文链接：http://www.chinafile.com 翻译：遇安佳音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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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伟：习近平访美，中美各自想要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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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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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莹来源：凤凰热追踪第380期

　　杜大伟接受凤凰网专访

　　9月底，习近平将开展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美会希望此行带来什么样的“成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近日接受凤凰网专访，逐一分析目前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也谈到了对目前中国经济的看法。

　　杜大伟是中国经济以及中美经济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09-2013年曾任职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在任期间他推动了中美之间有关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对话，包括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美国财政部和中国经济决策者间各个层面的频繁交流。

　　2009年之前，杜大伟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0年。2004-2009年，他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习近平访美，中、美各自想要啥“成果”?

　　凤凰资讯：习近平即将访美，中美双方显然都希望届时能拿出中美交流的“成果”。你觉得会是哪些方面的成果呢?

　　杜大伟：中美关系相当复杂，涵盖很多不同的话题，我估计“成果”将体现在好几个领域。目前比较重要的议题主要是安全，比如南中国海问题和网络黑客问题。在这两个方面我并不是专家，但在南中国海方面，我希望双方能达成协议。美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但我们信奉航行、飞行自由的原则。因此我相信这些问题在习近平访美时会有讨论。

　　网络黑客问题，我相信主要是双方建立一个工作小组，试图达成某些共识和网络行为的规则。不过正如我说的，这些方面我都不是专家。

　　经济方面，中美有很深的关系，在很多领域双方都会继续有深入交流。中美正在商讨双边投资协议，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估计也未必能完成，但双方会在11月初交换负面清单。这次访美期间，两位领导大概会宣布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展。中国有些领域还没对外资开放，比如人寿保险等;对这些领域，美国很多公司还是很感兴趣的。我想双方会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凤凰资讯：你刚刚所谈的这些，比如关于南海的协议，网络黑客问题的沟通小组，开放中国的某些经济领域……这些听上去都比较像美方想要的“成绩”。你觉得中方想要的“成绩”会是什么?

　　杜大伟：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本身就是成绩。中方更在意的是访问能顺利进行，中方能受到足够规格、受尊重的待遇，说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如果说要在中美关系的实质问题上要有什么重大进展，我想这次可能比较难。也许两位领导人能给我们一些惊喜。

　　凤凰资讯：关于达成南海协议，这显然是美方想要的。你觉得中方会愿意吗?

　　杜大伟：保持南海和平是符合中方利益的。南海领域有那么多船只和飞机，各方又有不同的声张，如果发生一些意外碰撞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凤凰资讯：气候变化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容易有共识的领域。我们都记得去年11月APEC期间，中美的联合减排声明获得了世界上一片赞誉。但这次我与一些资深专家交谈，他们说他们也很想在这次访美期间弄出一些“成绩”来，但因为大的形势不太好，所以推进也有困难。

　　杜大伟：气候变化确实是双方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但正因为最容易，去年我们已经达成一个重要协议了。如今我们需要继续推进、深化，但坦诚地说，这次想再拿出像去年那么重要的协议，不太容易了。

　　当一个国家经济遇到困难，并不是对它施加“压力”的“好时候”

　　凤凰资讯：中国经济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作为经济方面的专家，我看到你之前接受采访多次表示，对中国经济仍然乐观。

　　杜大伟：上半年中国保持了7%的增长，这本身很不错。我们看到的是工业方面增速放缓，有产能过剩、投资过热的情况。但服务业方面却有不俗表现，家庭收入、家庭消费都有增长，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很重要的转折：对工业依赖减少，消费和服务业增加。

　　我想有些人担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消费和服务业的健康增长不能持续。上半年数据向好，但我们无法知道全面、具体的情况，中国公布的月度数据大多数与工业增长相关，而消费和服务业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没有很确切的证据。

　　另外，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就业率仍然实现了增长，工资也在增长。所以尽管一段时间内工业增长会放缓，但由消费驱动的新经济形态还是很不错，至少上半年数据来看是这样。

　　凤凰资讯：你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动荡?有人说这次动荡“消灭了大量中产阶级”。如果真是这样，消费很难继续增长。

　　杜大伟：股市显然是有泡沫，股价远高于公司盈利，因此需要“纠正”。这显然很痛苦，政府也在努力限制“纠正”带来的伤害，不过目前来看效果不佳。上海股市较最高峰时下跌了40%。不过，中国家庭很少把大量财富放在股市上，中国家庭的财富大概只有10%在股市里。而且股市相比一年前，还不算太低。所以我不认为这次股市动荡会明显影响中国人的消费。

　　凤凰资讯：有些美国专家观察到了中国经济的动荡，然后他们对华盛顿的建议是，这可能是给北京压力的“好时候”：也许美国应该在南海问题上更强硬些。你怎么看?

　　杜大伟：当一个国家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是给他们压力的“好时候”。这不是一个好的策略。遇到经济困难时，一个国家往往会转向民族主义。领袖会希望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国际上去。这不是向一个国家施加国际压力的好时候。

　　希望中国向外资开放更多领域

　　凤凰资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称，鉴于目前的经济困难，现在不是大力推动国企改革的时候。因为这样会导致更多失业和经济问题。你怎么看?

　　杜大伟：目前我们无法判断到底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有多么严重。我认为正应该加速一些改革的步伐。比如，中国还有很多不对外资开放的领域，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开放一些了，因为那样会促进新的投资和新的经济形态。

　　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确实使推进国企改革更为困难。如果一些国企大厂被关闭，工人被裁员，现在会更难办。

　　凤凰资讯：关于向外资开放更多领域，也许中国政府担心的正是不希望受太多“外国势力”的影响。

　　杜大伟：这些都是私营公司，开放国际竞争能提升效率，对中国经济有好处。中国已经开放了制造业，并且享受到开放的好处。这是中国公司能从开放中获得好处的绝佳例子。但很多服务业领域仍然不开放，所以我相信开放服务业领域，也会带来与开放制造业同样的好处。

　　凤凰资讯：你觉得这个理由足够说服中国政府吗?目前已经在华的公司甚至抱怨受到骚扰。

　　杜大伟：外资公司目前确实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一些抱怨。他们感觉被针对，比如对反垄断法的执法案例中，有十分之一是针对外资企业的。但从整个经济环境来说，外资只占全部股本的1%。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确实说过要向外企和民企开放更多领域，尤其提到服务业。问题是政府是否能切实执行。

　　中美经济关系如能更深入，政治上起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凤凰资讯：中美关系的未来进展，你认为有哪些关键因素?

　　杜大伟：民间交流越多越好。现在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十年签证，这非常重要。我希望看到更多中国学生、旅客、商人访问美国，也希望更多美国人访问中国。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从三十年前一无所有，到如今如此深入。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而且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美国对贸易和投资已经非常开放，目前中美贸易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中国对美国出口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人在美国投资，也比美国人在中国投资更多。美国人感到有点沮丧。因此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开放更多领域。我们都明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近年来进展并不太大。

　　当中美之间有更为深入的经济关系，政治上起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凤凰资讯：如何能让美国领导人对中国普通人和他们的领袖有更多了解呢?

　　杜大伟：当美国领导人访华时，他们通常都很希望能与中国普通人有更多互动。但通常他们不能获得许可。美国领导人会比较喜欢“市政厅式”的互动讨论，与大量普通人会面，人们可以随时站起来提问题、发表评论。美国领导人会很愿意在中国也进行这样的互动。比如去访问一个大型工厂如富士康，与上千普通工人进行互动。可能做一个简短演讲，然后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与学生互动也很好，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学生都能讲英语了。美国领导人会很愿意这样做。

　　奥巴马首次访华时，他就很遗憾没能得到机会与普通中国人互动。

　　现在科技如此发达，如果美国总统能与中国网民进行网聊，这样甚至可以与上百万人互动。让普通中国人提问，然后总统可以给出诚实的答案。这样的话很多误解可以被澄清。

　　实际上，如果习近平能这样做也很好啊。比如习近平访美时与美国人民“网聊”。中美对很多话题可能有分歧，但如果能顺畅沟通，一切都会好得多。

　　凤凰资讯：奥巴马访华时提出过要跟中国人网聊吗?

　　杜大伟：那是六年前，我记不太清了。有可能是希望网聊，或者是其他形式。奥巴马肯定是非常希望能与普通中国人互动的。只是他没有得到允许。

　　中方的基本策略是希望有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

　　凤凰资讯：你觉得习近平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与前几任领袖有何不同?

　　杜大伟：我不认为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有太大的变化。我关注中美关系很多年了，见证过好几任中国领导人，我认为中方的基本策略是希望有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但并不打算为改善中美关系而作很多让步。

　　比如在经济方面，美方近十年以来一直在说相同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方作了太多让步。证据表明中国在实施自己的经济改革，有时这些改革措施是美方欢迎的，有时是美方不欢迎的。但我不认为中国会为了改善对美关系而在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

　　凤凰资讯：中美之间长久以来缺乏互信，如何能改善呢?

　　杜大伟：建立互信需要时间。未来最好的希望之一，是目前有2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美国欢迎他们。也有一部分美国人在中国学习，而且数量在增长。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人到美国旅游，可以与美国人当面交流。他们会发现中美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共同利益。我们对这样的民间交流寄予最高希望。这为未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经济也很重要。目前经济关系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石。双方之间有很多贸易和投资，目前也到了需要谈判新协议的时刻。目前在谈的双边投资协议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希望双方能谈成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或者中国可以选择加入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凤凰资讯：中国有可能加入TPP吗?

　　杜大伟：当然有可能。这完全可以由中国的领导人决定：中国是否愿意加入更加深入的亚太经济圈。

　　因此，我觉得中美互信首先始于民间交流，通过更多经济协议来巩固。

　　赖斯访华应是为习近平访美“打前站”

　　凤凰资讯：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访华，媒体几乎没有报道。你认为她这次访华会与习近平访美有关吗?

　　杜大伟：她现在是国际安全顾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要为总统提供建议。因此我相信她这次来是为习近平访美商讨细节事宜，也包括中美之间这次能拿出什么“成果”。

　　中美之间关系已经很深。比如刚才谈到的气候变化，还有清洁能源、联合执法、反恐，在非洲抗击埃博拉、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中美都有良好合作。人们很少关注这些成功的方面。

　　凤凰资讯：你的意思是，这次习近平访美，中美即将拿出的交流成果，很可能是一个综合的方案，而不是某个领域有重大突破?

　　杜大伟：是的。中美关系如此复杂，现实中有很多领域都有进展，也许这些进展单独说来分量都不太足，我不知道哪个方面可能会有非常重大的进展。

　　凤凰资讯：去年11月的中美联合减排声明确实赢得声誉，我们能从上一次成功中学到什么吗?

　　杜大伟：上一次我真的是被惊喜到了。也许这一次，中美领导人还会再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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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选择跟中国对抗是惰性思维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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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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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洋来源：环球时报

　　杰弗里·贝德2009年至2011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离开决策圈后，贝德进入华盛顿智库，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是外界眼中华盛顿知华派的典型代表。今年6月，贝德发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对近期不少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要求改变“自尼克松以来连续8任总统推行的对华政策”的呼声表示担忧。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亚洲基金会协助下赴美，并专访贝德，在美国近来日益升级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他的声音显得更加理性。

　　焦虑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

　　环球时报：您最近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中呼吁，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中国，美国领导人应继续维护美中关系，构建亚洲的新和平时代。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写这篇文章，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吗?

　　贝德：是的。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当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第二是不同国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就是现实及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什么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是崛起中大国，跟十年前相比，不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变得更强。这种变化不仅在中国周边引起焦虑，也在美国引起焦虑。这些焦虑中有些是自然的，有些则反应过激。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容忍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吗?答案必须是“能”，但担忧的区域国家和美国都不清楚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强的力量。这也是南海问题被特别关注的原因。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过去从未招致如此紧张的局面。可如今中国强大了，紧张局面就出现了。考虑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和威胁。他们把矛头指向南海，指向过去15年中国激增的军费，以及网络安全和贸易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中之间是对手，对中国有利的事就会伤害美国。

　　我之所以要写《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而我认为，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其次这样的反应反而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敌对。我希望阐明，美中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不同利益，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与周恩来当初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因为他们觉得美中利益和价值观完全契合，而是他们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在能够合作的领域有所作为。我想这是过去40年两国看待彼此关系的基调，也是正确的基调。我明白当两国间实力不断接近，再用这样的视角处理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一件事变得更难不代表不应该去做。

　　环球时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今年5月在演讲中提出“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要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您是否认同兰普顿博士对美中关系的担忧?

　　贝德：我认为兰普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美中对对方的情绪确实在恶化。这种恶化或许不能说是建立在误判上，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判断上，即完全不考虑对方对世界的看法，不去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我认为美中两国对于对方政策的弹性都有过度期待，而当人们发现期待过度时就会说，“别抱希望了，面对现实吧，我们就是对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方式。两国要寻求合作往往需要艰苦努力，而认定对方是对手则简单得多，但也会有更多错误。

　　我想兰普顿是在发出警告，告诫两国彼此对对方的看法正变得愈加负面。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海的做法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在复杂的网络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实际上都有所行动，但当彼此缺乏信任时，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就会说，“看，他又在行动了”，而完全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美中贸易问题上，美国人一直都非常沮丧，尤其是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有一种共识，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正竞争，经营越来越困难，并且认为困难来自于中国越来越严苛且越来越有利于本土企业的政策;此外，中国军力在过去20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提升。这些都引发美国对中国的忧虑，其中一些议题无法解决，只能被管控。对于兰普顿建议美中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我对此并不太积极，因为你不知道谈判开始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环球时报：针对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您有何评价?

　　贝德：这些是学者的观点，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我的观点是，不论中国是否处在长期稳定的轨道上，未来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美国对华政策都应是一贯的。不论中国内部是否稳定，中国都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玩家。尼克松和基辛格接触中国时，中国正处在内乱中，但他们觉得接触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不论中国是否内乱这种接触都是必要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中国处在走向崩溃的轨道上。

　　美国对华政策必须走中间道路

　　环球时报：习近平主席9月将访美。在华盛顿，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上次访美时，两国元首在阳光庄园会晤中关注解决了很多具体议题，但还可以更清晰地表明彼此的真实意图。对于习主席此次访美，您有何建议?

　　贝德：我认为两国领导人有许多事需要谈，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两国间目前对彼此的情绪不佳。美国即将拉开两党初选序幕，目前影响选举最大的外交议题是伊朗核协议、“伊斯兰国”(IS)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议题目前不在显著位置。但如果美中关系持续恶化，或者在亚太地区发生一些重大事态，情况就会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不会决定美国大选结果，但会转移焦点。总统参选人将被迫就此发表些声明，这些声明进而会影响美国公众对华情绪，令两国关系更具对抗性。这样的局面是需要避免的。

　　在这样的时间点，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是巩固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他的行程想必非常紧凑，但我希望他能发表演讲，向美国公众阐述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国际法以及国际秩序稳定性持何种看法。这样的话，将给美中关系带来一种“信心再保证”，让美国公众感受到中国崛起对现存国际秩序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稳定的因素，而不是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在具体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代表团在伊朗核问题上有良好合作，我希望习主席这次访美可以与奥巴马在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东海问题上发表声明，借此给紧张局势降温。这些具体问题当然重要，但我想提出一份展示美中存在共同利益、寻求相互合作而非对抗的声明更加重要。

　　环球时报：接下来想和您谈谈中美“信任鸿沟”的问题。华盛顿智库中存在一种怀疑，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是“都给我让路”，意在将美国从该地区排除，而美国的政策是“让我们留在路中间”，两国间存在根本性冲突。而在中国国内，虽然美国总统多次保证“欢迎中国崛起”，但美国国会与部分媒体对中国大加抨击，令总统保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您如何理解这一局面?

　　贝德：我认为你对两国间互动的描述很准确。不过分析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中国力量在增强，希望能起更大作用，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也拥有过去从未有过的军事力量，自然也拥有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期待。而美国历史上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国家，包括美国盟友及一些并非美国盟友但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如越南，这些国家都将目光投向美国，希望美国在亚太保持军事存在，成为它们“看得见”、可以用来平衡中国崛起的力量。

　　这些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但问题是美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北约的安全架构制衡中国吗?我们需要更直接介入南海争端吗?我们需要鼓励日本去起更积极、更具侵略性的军事作用吗?对我来说，答案都是“不”。但美国国内也存在另一个极端，认为美国应“后撤”，远离亚太。极端解决办法往往是错误解决办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双方都应明白，中国崛起为美国及地区国家制造了问题，美国如果只想让国际秩序维持现状而不做出任何改变也会给中国制造问题。美中应首先承认现实，然后共同寻求如何容纳彼此。

　　中国在南海的举动很强硬，中国未来会不会将扩建的岛用做军事用途，这些都给外界带来了真正的担忧。至于中国在东海与日本的岛屿争端，我想现在中日双方都在试图给事态降温。在我看来，两国为了几块无人居住的石头争成这样是非常荒谬的，这只能说明主权问题和民族主义是很容易被煽动的。

　　环球时报：中国人觉得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显得很小气。您的看法呢?

　　贝德：没错，我同意。这是美国政府犯的大错。我这么说无意冒犯美国政府，我想美国财政部一些官员觉得亚投行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包括环保、管理架构不能允许一国独大、合同分配要确保公平等等。这些没有问题，人们可以向中国提出问题，但提问的目的应是促进中国更好地创办这家银行，而非以这些标准为借口阻止中国创立亚投行。但我认为美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彻底迷失了。美国官员辩解说他们没有想阻止亚投行创立，但他们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他们宣称这是希望韩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些标准上三思，但外界觉得他们是在阻止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如果美国政府对亚投行没有恶意，就该清晰表明这一点。

　　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外交动作很合理，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些都很可能带来积极效果。亚投行的建立是一项非常有益的举动，而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反应是错误的，它给中国释放了错误的信号。

　　日本靖国神社体现的历史观糟糕透顶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行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他希望日本做正常国家，但无法界定怎样才算正常。

　　贝德：我认同你说的，安倍的主要目标是令日本正常化。二战后，日本被看成一个特殊国家，日本的宪法实际上限制了日本承担更大的国际角色，也限制了日本的军力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一直被要求就其过去的行为道歉，即使日本在1945年以后一直是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日本过去的道歉一直不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总是说日本必须承认过去的罪行。我去过靖国神社，那里面的博物馆(游就馆)糟透了，那种历史观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与人们对历史各种合理的解读相矛盾。如果那种观念代表日本想要的“正常”，那绝不是我们希望日本拥有的“正常”。但我想那不是日本主流社会希望的“正常”，也应该不是安倍想要的“正常”，安倍只是想让日本拥有其他国家所有的权利，尤其在国防方面。一些日本人认为成为正常国家意味着日本不再依附于美国，日本也可以与中国为敌，但我想安倍应该不属于这一类人，他的想法应比这些人更贴近主流些。安倍确实给美国制造了麻烦，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他因历史问题与韩中两国没完没了地争吵。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日本必须在历史问题上展现出更真诚的态度。

　　环球时报：美国现在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不担心养虎为患吗?

　　贝德：我不认为日本会是“老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担心日本未来会做些什么。日本不会变成有核国家，他们有这种能力，但不会这样做。日本不会发展重大军事能力，比如远程导弹。日本对于在宪法允许范围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非常克制。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1931年和1937年的中国了。中日目前处在典型的安全困境中，两国只考虑自己的焦虑，而不考虑对方的焦虑。换句话说，当中国人面对日本，他们看到的是过去的噩梦;而当日本人面对中国，他们看到的是未来的噩梦。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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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放弃自尼克松以来的对华战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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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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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ffrey A. Bader 来源：新华社瞭望智库

　　70年代以来东亚的和平，归因于该地区多数国家的成熟和理智、归因于它们重经济增长而非争斗，归因于美国同盟的安全感。这些都阻止了军事行动。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亚太地区大国的和解。美中友好关系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发起，此后一直由两国领导人维护着。

　　不过，从美国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近来的公开评论看，这种和解存在着瓦解的危险。他们认为，从尼克松开始，美国历届总统奉行的对华政策已经过时。但也应看到，美国正面对着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世界：中东大片地区不受控制且无法控制、俄罗斯在乌克兰事件上的强硬对抗。当此之时，将世界上最稳定、最有序、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变成又一个冲突区，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美中关系向来不易管控，将来也绝不会如此。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崛起中国家。其经济对我们的地位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美中两国，无论是单独还是一起，都是全球经济的基础和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是除加拿大外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现在坚定支持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与我们共同试图阻止伊朗和朝鲜的核武。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美中对共同应对这两大挑战具有浓厚的兴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协议，至2030年设置未来排放量上限并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中国现在已完全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财富500强企业视中国为影响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市场。在这方面，中国与前苏联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中国目前正通过建立亚投行以扩大多边经济。尽管美国极力误导以限制其建立，该银行还是聚集了57个成员。

　　因此，从实际来看，很难设想在一个不能离开中国的世界里，基于全面对抗的中美关系如何能成功?或者在一个我们需要在关键问题上合作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服务美国的利益?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和行动备受世界关注。而美国的回应不仅是外交的，也是军事的。但美国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在处理这一重要问题时，我们应坚定立场：中方行动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传统媒体老是说，世界60%的商贸经过南海，如今正受到中国的威胁。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至少像其他国家一样依赖商品的自由流动，且并未采取阻碍行动。将当前在南海问题上的自信转化为对其他地方的自信，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没有军事联盟，也没有海外基地。并且中国根本不愿介入外国争端之中。中方坚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尊重国家主权。

　　对中方在南海地区的积极行为我们应当谨慎，但不要贸然做出中国“侵略”的判断。对中方而言，南海涉及主权要求。中方称主权为“核心利益”，意指他们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捍卫它。台湾海峡、钓鱼岛以及中印边界也在关注中方的主权要求。

　　面对一个日益崛起且自信的中国，我们在亚洲的盟友当然欢迎我们的存在。但他们更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进步并以此促进持续的经济活力且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这将要求我们不能对中国未来的行为做出可疑的悲观假设。我们不应放弃自尼克松以来历届总统所采取的政策，不要接受假定敌对不可避免、搞全面对抗战略的做法。

　　原文链接: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5/06/22-changing-china-policy-bader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旧文章ID：5647

论“特殊关系”对美国的必要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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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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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维·罗斯考夫来源：FT中文网

　　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正濒临崩溃。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其无可匹敌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对这一重要防御机制已存在的损害进行修复，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首要任务。

　　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一再恶化的原因很多。许多最重要的同盟关系都形成于二战后期，这些同盟原为应对冷战的挑战和20世纪其他威胁而成立，到如今已逐渐过时或失去目标。美国最重要的同盟——通过北约与欧洲建立的同盟便是其中一例。过去20年，北约在冷战后的行动屡告失败，优柔寡断和前后矛盾导致其在阿富汗、利比亚和乌克兰行动中均无功而返。如果俄罗斯通过富尔达走廊入侵欧洲(组建同盟就是为这一冷战场景而准备的)，那么北约就将付诸行动。但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下，北约陷入是否有存在价值的迷雾中，其表现为不彻底的措施、各种口角以及愚蠢的做法(比如向打算入侵乌克兰的普京传递的信号是那么软弱，以至于正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技术和冲突的性质已经超出北约掌控，北约盟国内部的政治体制也无法正常运行。欧洲尚未确定统一的对外政策，德、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其他欧洲国家也被卷入自身无力解决的经济问题之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面临着双重打击：一边是濒临崩溃的立法体系，另一边是一个既不愿因循过去美国历届领导人领导同盟的模式、又惧怕引发国际冲突的总统。

　　软弱、缺乏决断力、混乱和观念过时，绝不是经济低迷的和平时期所需要的领袖特质。美国的盟友每天都要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挑衅和威胁。俄罗斯谨慎而准确地感知到了北约的底线，在乌克兰事件中首先策动了混合型战争。令人惊讶的是，普京精准地将行动计划目标量化(甚至包括击落商用飞机)，身着无徽章军服的士兵是他推脱责任的最佳托辞。

　　乌克兰并不属于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北约的捍卫者很快意识到这种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入侵和吞并乌克兰的土地(效仿2008年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对北约利益不构成真正威胁。然而，暴行肆虐之后，我们仍在讨论乌克兰是否有权保留轻型武器，以便应对此类破坏欧洲稳定局势的危险局面。西方国家对外宣告的对俄经济制裁看起来坚定一致，但对俄罗斯政府在该地区的决策毫无影响。事实上，普京近来似乎尤为胆大，甚至表示不会容忍瑞典加入北约的行为。俄军在波罗的海周围的挑衅表明，普京与其他北约成员国首脑是截然不同的，他作风大胆，完全不把任何国际法或历史条约放在眼里。

　　普京很可能会在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内，在波罗的海诸国(如爱沙尼亚)策划类似乌克兰事件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运动，进一步挑战北约的忍耐力。他们(“俄罗斯少数民族”)或将在俄罗斯帮助下策划分离行动，但这一次情况将有所不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均为北约成员国，它们享受北约第五条款的保护：北约有义务干预其防御事务。北约会这样做吗?如果有国家以少数民族团体要求自决权为借口“入侵”，北约是否会强加干涉?笔者认为，在北约目前的管理体系下，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这与北约冠冕堂皇的说辞恰好相悖。问题在于，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不会像奥巴马这样容忍普京。

　　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普京与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国民阵线及欧洲其他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党日益紧密的关系。随着中东和北非势力的衰落及大批移民流入南欧，这些党派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普京的这些政治盟友将如虎添翼，在整个欧盟内部再次煽动可恨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正如欧洲往日的闹剧重现)，欧洲政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对这位希望重铸俄国辉煌的俄罗斯领袖的掠夺行径，他们将采取包容甚至鼓励的态度。

　　英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其影响力急剧下降，这对欧洲局势的变化也有着不小影响。英国的军事实力严重衰退，随着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英国还面临着分裂危险。此外，英国对欧洲(及美国)的影响力也在急剧下降，被德国和法国反超。笔者此前曾撰对美国同盟体系中非常关键的英美传统特殊关系的衰落，进行过阐述。问题自然源于英国自身，这与中东的状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随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降至冰点而急速恶化。

　　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广泛的同盟关系也陷入一片混乱。以色列和美国的领导人无法容忍彼此，而美国在该地区内的其他重要的传统盟友都认为自身的战略局势受到威胁，纷纷质疑自身与美国关系的性质和密切程度。埃及犹如一个烂摊子，美国对埃政策转变所体现的矛盾心理，亦令埃及对美国的信心骤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已见识了暴力极端主义与日俱增的威胁，以及来自美国和欧洲盟友无关痛痒的回应。同时，美国政府与该地区主要竞争对手伊朗的关系逐日改善，也令他们异常惊恐。对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更别提中国和东方国家了)的关系重新评估，或将决定未来合作关系的走势，但目前的过渡时期(包括在伊拉克地面战斗中令人困惑的美国与伊朗同盟，美国对此矢口否认，并取消了一项可恢复伊朗国际地位的重要交易)极其危险。

　　传统关系过时只是当前局势的冰山一角，更不用提美国在过去十年中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倾注高额投资，但两国政府依然软弱，并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亚洲，中国精心策划并着手推进可扩大其影响力的一系列计划：向邻国主动投资，对自身军事实力大肆宣传，令美国雪上加霜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计划以及“一带一路”政策，后者已经在中亚地区(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很小)、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与塔利班的谈判)和伊朗(中国有望成为伊朗石油的头号买家)初见成效。尽管美国一直试图以温和举措对抗中国的扩张(例如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地区重新部署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与缅甸恢复邦交关系，加大对印度的投资，支持日本重整军备等)，但美国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美国应如何为经济需求而维持双方友好关系，同时制衡中国崛起?答案尚不可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敢于像俄罗斯一样不断挑衅美国及其盟友并在南海挑战美国底线的原因。这对重整军备后的好战民族——日本(日本急于挑起争端的热切程度，几乎与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友——德国急于远离争端的热切程度不相上下)将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朝鲜境内可能出现的动荡局势也同样值得深思。

　　中国和亚太地区日益提升的重要性表明，美国应像对待欧洲那样，投入同等甚至更多精力到亚太，应对该地区的同盟关系进行反思和重建。(读者是否对“重返亚太”战略记忆犹新呢?虽然官方说辞不可尽信，但不可否认这一战略本身自有其优势。)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认可和发展全新的“特殊关系”，以取代或巩固那些式微的战略关系。

　　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与美国在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其地位尤其重要。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更具挑战性，但其潜在优势值双方为此付出。印度即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对中国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制衡因素，是全球海军实力排名第四的国家，与美国共享众多价值观和利益。巩固美澳同盟则要简单得多，事实上，我们正一步步接近这一目标。在过去近一个世纪，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最信任和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但在这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一直扮演着次要角色。有鉴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资源储备、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及作为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澳大利亚大有在美国外交体系中将英国取而代之的趋势。

　　事实上，未来世界上最重要地区的局势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这些昔日英国殖民地与美国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一度位列全球霸主的大英帝国如今的影响力，更蕴含着一个重要道理：即，最成功的同盟关系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为基础。(在上述所有关系中扮演着重要中介者角色的新加坡值得一提，精明的新加坡自然知道如何在不触怒美国的前提下，与中国保持似有若无的良好关系)。在每一段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短暂关系(如当前与伊朗的关系或在二战时与苏联建立的关系)之中，总会有可以留存于世的元素，要么是与民主制一致的目标，要么是法治理念，要么是构建开放的社会，要么是倡导包容性和自我表达。

　　即便如此，只有密切的关系和共享的文化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全球局势瞬息万变，新的威胁以及确认、管理和遏制这些威胁的新方法层出不穷。从新一代网络和无人机技术，到过去仅仅出现在科幻小说而今即将面世的自主行动陆军和空军机器人部队，再到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共同利益的安全挑战等新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对北极、非洲等地造成的人文、政治和经济后果，无一不对美国的同盟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同盟关系需要变革，需要创新，更需要呵护和培养。美国政府不能重蹈历史覆辙，将同盟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肆意滥用或轻易忽视。否则，同盟体系将会从保卫美国的重要工具沦落为历史遗迹，徒留对早期领导人远见和睿智的慨叹。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戴维·罗斯考夫(David Rothkopf)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也是《外交政策》集团的CEO和总编辑。

　　本文由清华—卡内基中心授权FT中文网发表。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外交政策》杂志，中文版最初发表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网站上(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清华—卡内基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创立，就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研究的知名智库。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旧文章ID：5646

美国敦促中国改进政策意图传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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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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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恩•唐南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敦促中国政府要注意其对外传达政策变动的方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起的担忧导致金融市场持续陷于动荡，中国不透明的回应方式也引发了质疑。

　　周五，当美国财长杰克•卢(Jack Lew)及其他20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齐聚土耳其安卡拉时，中国经济以及近期市场动荡引发的担忧，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头号议题。

　　许多人认为，在今年夏天中国股市暴跌、以及8月11日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管理方式后，中国政府在对外传达其意图方面表现不佳。最近几周，这一事实已经引发了华盛顿和其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全球投资者的不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在本月晚些时候访美。对于在习近平访美前批评中国政府近期采取的举措，奥巴马(Obama)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尽管华盛顿的对华强硬派向它施加着政治压力。

　　不过，周二在与记者们的一次通话中，美国财政部一名高官释放信号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对外传达政策变动的方式表示关切。

　　这名官员表示：“在长期和短期增长都在放缓之际，中国面临艰巨的挑战。中国成功的关键，是继续实施市场化改革，另外，向金融市场传达政策意图和行动时要谨慎。”

　　这名官员说：“由市场主导的经济的一大特点是，政策制定者有责任……对外传达清楚其政策意图，并尽可能让外界明白其政策轨迹。”

　　中国央行坚称，该行上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是为了让市场在设定人民币价值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这些调整是“值得欢迎的一步”。IMF将于今年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一个由多种储备货币组成的精英货币篮子。

　　美国财政部表示，它愿意相信中国改革承诺的诚意，但它也在密切关注人民币的交易情况，看是否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企图借货币贬值来帮助出口商。

　　上述美国财政部高官表示，奥巴马政府仍“坚定致力于”与北京的官员展开讨论，并仔细关注着外汇市场上发生的变化。

　　这名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不到3%，考虑到过去一年里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这一贬值引发的担忧很有限。

　　在安卡拉会议期间，美国还将重申要求其他国家采取更多措施提振增长的呼吁。

　　这名官员表示，G20成员国需要遵照此前做出的承诺，利用货币、财政及结构改革手段，催生“更强劲、波动更小的”经济增长。

　　这名官员补充说：“根本上说，我们需要提振需求。”

　　译者/简易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旧文章ID：5645

皮尤：国家好感度调查日本亚洲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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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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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日针对东亚和太平洋周边11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议题是这11个国家民众对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的好感程度。结果日本以绝对优势获得第一。

　　据《产经新闻》9月3日报道，皮尤在2015年4月起，针对亚太11个国家1万5千人开展的国家友好感调查结果出炉，日本得到71%的友好认可，为最高比例。之后依次是中国的57%、印度的51%和韩国的47%。

　　日本在东南亚多个国家民众中拥有较高的友好认可

　　按照被调查国家看，对日本感觉友好比例最高的是马来西亚，为84%。而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三国的这一比例，也都超过8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12%和韩国的25%，反映出中韩民众对于日本的感情，因为历史与领土的政治矛盾，造成民间隔阂的深刻现状。

　　另外，针对美国国内民众开展的谁是美国敌国的调查中，朝鲜以69%高居首位，其后分别是伊朗的56%、俄罗斯33%。如果说以上排列符合预想的话，第四位中国的19%，超过了古巴的15%的结果，多少令人意外。

　　皮尤是美国一间独立性民调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该中心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

　　(岳一忱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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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2

旧文章ID：5644

奥巴马怠慢中国阅兵崔天凯报复两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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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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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缺席了中国9月3日举行天安门阅兵，这相当于不重视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此外，奥巴马9月2日在纪念二战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的声明中，也只字不提中国。中国驻美大使非常不满。

　　崔天凯9月2日在《今日美国》刊文喊话美国不要无视中国在二战中的功劳，这份光荣也属于中国。

　　他在题为《中美携手维护和平》(We stand with U.S. for peace)的文章中称，在那场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中，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了法西斯势力，也蒙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当仇恨随着时间远去，我们应牢牢记住，和平与正义从来不是无代价的。

　　本周四，北京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纪念的不仅是牺牲的先烈，还有正义战胜邪恶的光荣。这份光荣属于中国，也属于美国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美两国并肩奋战的历史，也同样感谢美国为支援中国抗战作出的贡献。美国朋友，包括飞虎队的老兵，应邀参加了纪念活动。

　　此外，崔天凯也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新的变革中，变革经常会带来焦虑。有一些人怀疑中国正试图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美国的领导地位，他们认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事实并非如此。中国通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改革，扩大开放，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挑战国际秩序并不符合自身利益。中方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是为了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地区发展机制形成补充，而非挑战，中方欢迎美国的参与。

　　崔天凯还说，中美有很多不同和差异，但这不影响双方共同的国际责任，也不妨碍双方各领域的合作。中美应超越分歧，致力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和基本框架，坚决反对否定和挑战二战成果的行为。同时，两国应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加强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的新途径，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埃博拉疫情等方面的合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有机会就国际秩序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崔天凯说，二战胜利的光荣也属于中国

　　对于，美国无视中国在二战功劳的行为，崔天凯还采取了拒绝出席美国纪念二战活动的方式，进行报复。

　　就在中国大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之际，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处和华府二战纪念碑之友会联手于9月3日在华府市中心的二战纪念碑举办了太平洋战场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 两岸驻美外交官都应邀出席。但是因为台湾敬献的花圈上有中华民国国徽，引起中国大陆外交官的不满，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拒绝出席以示抗议, 其他中国外交官愤愤离席。

　　据了解，已在参加活动途中的崔天开临时改变行程决定缺席，以示抗议。贵宾席中崔天凯的位子一直空着，中国外交官在场外与主办单位紧张交涉，最后交涉无果，中国外交官中途全部退场。

　　崔天凯的缺席直接原因当然是国徽问题，但是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根本原因应该还是美国对中国的怠慢。

　　奥巴马无视中国二战功劳

　　为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中国将于9月3日举行大阅兵，并史无前例地邀请外国首脑参加阅兵式。但是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大赢家，奥巴马选择了缺席。代替奥巴马出席的是美国驻华大使，级别着实低的拿不出手，若是派个副总统，也姑且能够让人接受。如果忽略第一夫人对总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名义上讲，美国副总统就是在行政事务上仅次于总统的“二把手”，职位高于国务卿和国安顾问，称得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9月2日发表书面声明，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声明着重提及美日和解，强调“美日新关系时代开启”。声明中没有提及中国。

　　奥巴马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纪念二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70周年，这场不幸的战争在亚洲和大洋洲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在欧洲战场战事结束后还延续了数月。我们向响应太平洋战区召唤的美国最伟大一代的男女军人致敬，也向与之并肩作战的盟军致敬。我们铭记那些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的战俘，并缅怀十万多名在太平洋战场为保卫国家和推进自由事业而捐躯的美国军人所做出的至高无上的牺牲。对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军人和那些在二战中效力的1600万美国人——他们有的已经离去，有的今天仍与我们自豪同在——我们将永远无以报答他们的恩义。因为他们的勇敢作战，我们才有现在的自由生活。”

　　奥巴马还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美国与日本关系新时代的开始。就如安倍首相在今年4月访问时和我提到的那样，过去70年间的美日关系是和解力量的典范：昔日的敌人成为坚定的盟友，为了推进在亚洲和全球的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协同合作。70年前，这样的伙伴关系是难以想象的。今天，它充分反映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能力和价值观。我相信，这样的伙伴关系将在未来的几十年继续深化。”

　　奥巴马不仅无视中国在二战中的功劳，而且还专戳中国的痛处，夸了日本一番。自己把事情做的这么绝，也难怪崔天凯选择这样过激的报复方式。

　　(兰德编译)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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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决定引爆西方媒体：中国军队将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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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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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3日北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上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人，这一重磅消息随即引爆了西方媒体。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报道习近平的裁军决定时写道，习近平在其阅兵开幕演讲中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三十万，但“并没有给出时间期限”。BBC同时指出，中国同时与多个邻国在东海、南海海域有领土争议，由于地区局势趋紧，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受到全球各国密切关注，就在阅兵式开始之前，美国刚刚透露有五艘中国军舰出现在白令海上。

　　美国CNN的报道则称，“数十年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出乎意料地”宣布从其强大的230万军队当中裁员30万人。

　　路透社在其报道中称，中国在其军力上的自信和越来越具进攻性的军事战略已经“扰乱了地区局势”并且“引发华盛顿的批评”。路透社提出，习近平没有公布裁军时间表，但这很有可能是一次长期酝酿的大规模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现代化其军队，为此，中国此前已经三次裁减军队人数。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总结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三次大规模裁减军队员额。 1985年，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1997年，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2003年，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同时，这将是解放军建国以后的第十一次裁军。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裁军决定是为了“显示解放军是一支维护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力量”，文章称，中国军队现在有超过二百万人，而习近平正在加速军队现代化进程，这意味着中国会将过去投入在传统陆军上的经费更多地转向更加先进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同时也需要更少但更加训练有素的高素质的士兵。

　　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公开讨论过重组中国军队并改革其智慧结构，从而实现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更好保护。习近平上台后，也曾呼吁军队改善其作战效率。习近平在军队中的大规模反腐行动被认为是在为这次改革做准备。

　　此前美国彭博社曾发布文章称，习近平将在阅兵结束后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大手笔改革，加速推进军队现代化进程，将各个军种统合到一个统一的协同指挥部之下，以增强解放军协同能力和战斗力。

　　(苏希编译)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旧文章ID：5642

基辛格:美应将中国带入国际体系否则就孤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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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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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8月31日文章，原题：美国的确有过对华战略吗?近来接受《国家利益》采访时，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美国有责任将中国带入国际体系。若不接触，美国就将(以巨大代价)孤立中国。那么，除了对华接触政策，美国就没别的办法避免陷入大国敌对吗?

　　1989年后，美国已不再单纯将促进中国经济和军力增长视为有用目标，而宁愿相信中国经济增长必将引发政治自由化。至少，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将“驯服”中国。无论是否能算一种战略，或只是为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企提供借口，对华接触都已为美中带来更密集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为，再加上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已表明这套对华做法存在致命缺陷?有可能。在许多人看来，中共拒不“倒台”、中国军事和经济继续迅猛增长及其所作所为，都证明北京持有修正主义观念。但笔者对此心存疑问。中国军事实力的壮大是其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中国上世纪90年代军力之所以弱，与其优先发展经济而推迟国防现代化的决策息息相关。尽管中国的邻国确有理由担心中国“突袭”东海和南海，但参照历史就会发现，北京迄今为止采取的“硬实力转向”相对温和得多。北京正强硬地“推挤和修改”规则，但仍未走出规则之外。

　　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太多分析家的出发点极不现实：美国理应保持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获得的全球军事统治力。但这种统治力无非是苏联崩溃和其他竞争者增长缓慢的“人工制品”。那些意识到美国统治力不可持续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国家，并非修正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作者罗伯特·法利，王会聪译)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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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与美、苏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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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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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海，金卫星来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从史学界到普通网友，关于抗战时期各方力量的作用与地位，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除了直接作战，苏联与美国还大力援助了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的。然而，由于冷战对立的深远影响，很多人在苏美援华问题上“站队”，争论哪家援助多，哪家心更诚。

　　确实，苏美两国对华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以本国利益为重要考量，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研究邦交关系的演变，应当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重回各方决策的历史大背景中。《探索与争鸣》杂志于2015年第4期刊发了姚海教授的《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与金卫星教授的《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这两篇文章分别梳理了抗战期间中苏与中美关系的变化;现赐稿观察者网刊载，以飨读者。】

　　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

　　姚海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重大影响。中苏关系受到中苏日三角关系的牵制，也受到国际形势变化、大国之间利益格局变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变化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威胁，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于1932年底恢复了在1920年代末中断的外交关系，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仍制约着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1935年，日本加紧向华北扩张，促使国民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并希望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然而，苏联则担心签订互助条约有可能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故主张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方面，如中国愿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可以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贷款。由此，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苏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37年夏到1941年春夏之交，是苏联积极援华抗日的时期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各大国寻求支持。1937年7月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国民政府在不能从西方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情况下，排除异议，转向苏联。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当时中国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国际支撑，其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字面上互不侵犯的范围。虽然条约既未直接写明也未明确否定苏联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义务，但事实上条约签订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就迅速到位了。

　　当时国内相关报道

　　1937—1939年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三次总额达2.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实际使用了1.73亿美元)，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中方以农矿产品偿还。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的杨杰记述，苏方对于中方所需装备物资尽量满足，且开价极低，处处表现出希望中国胜利的热忱。孙科也证实，苏联给中国军事订货所定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优惠条件是由斯大林和蒋介石互通电报商妥的。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请求，派遣飞行员、地勤人员以志愿者身份入华作战，并帮助训练中国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击落、炸毁日机500余架，并在1938年初成功袭击台北松山日军机场、轰炸日本本土，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在空军志愿队援华期间，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抗战前线。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数百名苏联军事顾问参加了援华项目，帮助训练国民政府的军队、参与制订和实施重大战役作战计划。苏联支持中国抗战，是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减少日本北上侵苏的可能性;同时，苏联不愿直接参与中日战争、竭力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苏联为实现和维护其国家利益而援助中国抗战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国际援助，并曾首先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但美英为了自身利益，都无意介入中国抗战，仅仅给予中国道义支持，只是稍后才提供了一些非军事贷款。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法给予中国贷款的总额仅与苏联一国相当。而且，美国在1939年7月终止美日通商条约之前与日本的战略物资贸易，这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日本侵华战争。相较于美英不愿给予中国实际帮助，苏联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大量直接军事援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在1938年上半年德国禁止对华输出军火和严令在华军事顾问撤回之后，苏联是唯一以军事人员、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家。

　　1938年中国依靠苏联贷款组建的装甲队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本质是：面对日本的侵略和威胁，中苏双方都能够从大局出发，搁置或淡化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缓和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以最基本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了苏联援华抗日的局面。

　　第二时期：1941春夏之交到1945年欧战结束，中苏关系降温，但两国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

　　欧洲的局势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41年4月，在苏德战争迫近的情况下，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应该承认，苏联有其特殊的战略利益，即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为此需要稳住日本，与中国拉开距离。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是苏联为迫在眉睫的苏德战争所做的外交准备。苏日中立条约对苏联的重要战略意义在苏德战争期间得到了体现：日本不顾德国的计划决意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西伯利亚和远东成为苏联的战略后方，美国援苏物资的主要海上通道太平洋航线得以保持通畅。但是，苏联在与日本妥协、稳定东线的同时，也同日本进行交易，互相承认外蒙和伪满现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6月，德国发动侵苏战争。苏联自顾不暇，停止了对华军事物资援助，并在1942年春撤回军事顾问。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字

　　中苏关系趋于冷淡，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方针的调整也有一定关系。早在1938年中，在多次要求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以及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不果之后，蒋介石十分不满，把积极开展对美英外交、争取以美英之力解决中日问题放到了优先位置，而对苏联的态度只是“应与之联络”。苏联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位置次序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在与苏联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提议建立远东的美、英、苏、中抗日统一战线，并特别希望苏联对日参战。几天后斯大林致电蒋介石指出，苏联负担抗德战争的主要任务，目前不宜把力量分散于远东，希望蒋介石不要坚持苏联立即对日宣战的主张;苏联当然必须与日本作战，但需要准备时间。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使蒋介石失望。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苏关系也有一定影响。1940年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增加，苏联军事顾问处境尴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中苏关系降温的同时，美国则因美日关系恶化而逐渐增加对华援助。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战场对美国具有了直接意义，美国也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压力。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获得外来援助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美国取代苏联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国家。

　　不过，中苏关系虽然较前冷淡，但仍得以维持。一方面，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受到强烈冲击，但国民政府仍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维持中苏关系不致恶化。蒋介石对中苏关系的重要性是有认识的。1943年初，新任驻苏大使傅秉常赴任前受蒋介石接见。蒋介石指示，现在及战后均应与苏联交好及合作;至于破坏我法律、有损主权者，则不能有丝毫让步。另一方面，苏联虽然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及苏德战争期间尽量不与中国公开接触以避免刺激日本，但根据苏联近年公布的档案，1943~1945年间，苏联在幕后仍积极推动中国抗战。这一时期，维持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成为苏联对华外交的重点，为此苏联向国共双方都施加了压力。苏联的这一目标与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这一时期苏联与美国有沟通，希望共同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的扩大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中国和苏联都成为了这个联盟的核心成员。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苏联认可和接受了美国有关中国作为战时主要盟国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系列意见。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宣言签字，标志着以美、英、苏、中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同意接纳中国为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之一，这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国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认可了开罗会议确定的原则，斯大林表示完全赞成开罗宣言及其全部内容，说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期间，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以美、中、英三国名义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并且宣示了永久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决心。苏联在对日宣战后也加入了该公告。这个事实意味着，对于主要盟国合作击败日本、对战败日本的处置、战后中国收回被日本窃取的失地、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原则等重大问题，中苏是有共识的。

　　第三时期：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明显，但保持了共同对敌的局面

　　一方面，苏联以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为依据，迫使中国接受其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对日战争后期，美国为缩短战争时间、减少美军牺牲，要求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则提出了它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包括外蒙独立以及恢复俄国在1905年俄日战争后丧失的对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权益等内容。在此时的苏联外交中，追求传统帝国利益的因素增强。斯大林认为：“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我国要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实际上认可了这个逻辑，同意了苏联提出的条件。雅尔塔协定虽然规定有关中国的条款要征得蒋介石同意，但斯大林要求由美国总统出面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条款，并以中苏签订条约的方式予以确认。在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的利益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别无选择。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

　　另一方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等盟国一起，最终战胜了日本。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应在欧洲战争结束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余万苏军对日军展开全面进攻，进入中国东北。日本首相承认，苏联参战使得日本最终陷于绝境，再无可能继续作战。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8日关东军司令下令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但局部军事行动仍延续了一段时间。据苏方统计，在远东战役中，日军共有8.3万余人被击毙，59.4万人被俘;苏军伤亡3.6万余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快了日本的投降，也减轻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压力和牺牲。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抵抗日本侵略并最终击败日本是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所在，也是双方进行合作、互相支援的基础。中国的持久抗战帮助了苏联，苏联也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中苏两国的合作是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国在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支持下，收回了被日本窃取的领土，取代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并一跃而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战败的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它必须“永久剔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这是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胜利成果。战时中苏关系中也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因为两国不仅有反对日本侵略和威胁的共同利益，还有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由于苏联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方面占有优势，苏联在双边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并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有时还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在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这个共同的根本问题上，中苏双方是达成共识、进行合作的。

　　中苏关系的状况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盟国之间关系的现实。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的共同利益把同盟国家团结起来，但各个国家的具体利益仍然存在，并很难超越。在解决利益差异引发的问题时，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家的实力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求同存异、合作抗敌直至胜利是高于一切的。回顾和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对于今天维护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金卫星

　　从1931年9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基于自身的远东战略利益，其对华政策先后经历了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1931—1938)、援华制日(1938—1941)、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1941—1945)三个演变阶段。

　　在中日之间保持谨慎中立阶段(1931—1938)

　　1931年9月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破坏了《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当时坚持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采取谨慎中立政策，这一政策持续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前。

　　史汀生(1867-1950)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一面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一面向美国通报情况，要求其援引1928年与法国发起签署的《非战公约》制止日本侵略。但美国政府却“不想急于作出明确的结论，或者说不想采取一定的立场”。9月24日，史汀生国务卿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布同文照会，要求双方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对日本公然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却未置一词。至1932年1月7日，日军占领锦州，整个辽西全部沦陷，史汀生才向中、日发布第二份同文照会，宣布不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有损美国或其在华侨民的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和协定”。表达了对美国在华条约权益的关切，而对中日双方仍保持谨慎中立。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笼统地宣称：“世界上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力或义务”，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美国国务院在对中日战争发表意见时，也声称中日双方应对战争负“共同责任”。其谨慎中立的态度客观上对日本的侵略形同偏袒。

　　9月28日，在国民政府外交努力下，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对于日本飞机在中国不设防之城市从事空中轰炸一事，予以紧急之考虑，并严正地予以谴责”。10月5日，罗斯福总统也发表演说，主张“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努力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要像“防疫隔离”一样隔离侵略者，阻止“无法无天的流行症”蔓延，保障国际社会健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中国问题明确表态。蒋介石10月7日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今美总统已发表其伟论，对于人权与和平均有阐明，足令我人确信，凡坚持正义者，必可如愿以偿。”但在国会孤立主义势力压力下，罗斯福的立场很快后退。他在l2日表示，美国要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签字国合作”。强调会议的讨论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充当领导，因而也没有一个国家处在担惊受怕或被奚落嘲弄的地位。”结果布鲁塞尔会议未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侵华保持谨慎中立，一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经济重振乏力，罗斯福的执政重点在国内，任何卷入国际政治纷争的行动都会招致国会孤立主义势力攻击;二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历来是要求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却不承担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是这个传统的典型反映。

　　援华制日阶段(1938—1941)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企图通过政治诱降迅速结束中国战事。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要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直接否定“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援华制日阶段，具体表现在对国民政府逐步加大援助，对日本则不断施加政治、经济压力。

　　在向日本施加压力方面，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同以往供给自己军需品的主要国家美国之间的通商已变为不稳”;12月，美国扩大对日本的“道义禁运”(禁止将制造飞机用的主要金属铝、镁、钼和生产航空汽油的一切方法、设备和技术资料运往或转让日本);1940年3月，美国政府在汪伪政权宣告成立的当天率先发表声明不予承认，斥责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强调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7月，宣布对日本实行重要原料、军需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制;9月，宣布禁止向日本提供废钢铁。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1941年初表示愿与美国改善关系，日美双方从当年2月至11月开始谈判。

　　“飞虎队”在中国的活动

　　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1958)

　　在逐步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方面，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美国先后向国民政府提供三笔共计7000万美元贷款;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签署《基本关系条约》，美国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1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1941年2月，罗斯福派特使居里访华了解抗战情况，居里高度评价中国在物资奇缺条件下所取得的抗战成绩，认为：“美国现今在中国享有的重大影响不仅可以用来在狭义上促进美国的利益，而且……可以用来指导中国在战后时期发展为一个大国。”4月15日，罗斯福签发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军人辞职参加陈纳德筹建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5月6日，美国宣布“租借法”适用于中国，“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的要旨在于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改进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4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4000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15000吨”;7月底，美国向中国派遣以马格鲁德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开始“形成与日本相抗衡的AECD(美英中荷)阵线”;9月底，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华有飞行员100名，地勤人员181名，负责驾驶和维修100架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P40型飞机;10月10日，美国又向国民政府支付5000万美元贷款……

　　促使美国援华制日的主要动因在于：欧洲战争、苏德战争的相继爆发和德、意、日军事同盟的形成，直接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既有秩序，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严重受损。罗斯福在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信中即写道：“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战争都是世界冲突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和远东我们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各条战线都要考虑到。”在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形势下，加强援助中国牵制日本，通过谈判推迟对日开战是美国的必然选择。而中国各界对美日谈判保持高度警惕，则迫使美国不得不放弃牺牲中国利益避免与日本战争的企图。

　　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阶段(1941—1945)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华政策随即进入与中国结盟并使中国成为大国的阶段。

　　美国与中国的结盟分为军事、政治两个层面。军事上，中美对日、德、意宣战后，立即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就盟军间的协同作战紧急磋商。与此同时，美、英也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阿卡迪亚”的最高会议，除成立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以协商、确定盟国的战略、军事行动和后勤等问题外，还决定成立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由蒋介石任统帅，并成立中、美、英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政治上，“阿卡迪亚”会议确认了美国国务院准备的《联合国家宣言》，由美、英、苏、中领衔，26国签署，于1942年元旦发表。基本精神是：签字国赞同1941年8月14日美英所订《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3月6日，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中美军事合作进入实施阶段。

　　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一面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一面从全球角度谋划战后世界格局。罗斯福总统设计的战后世界秩序是：大国体制下的集体安全，美国占优势的势力范围，非殖民化的全球开放。美国将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在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集体安全环节上，中国应与美、英、苏共同承担维持国际和平职责，成为战后世界“四个警察”之一;势力范围环节上，战后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将告终结，美国不仅能扩大在华势力，而且可利用中国抵御苏联扩张;全球开放环节上，英、法、荷战后应对不了民族独立浪潮，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将有助于美国打开英、法、荷在亚洲势力范围的门户。因此，“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这就有必要“使中国成为大国”(China be a great power)。

　　1942年1月至1943年11月，美国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了一系列安排。首先是安排中国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使中国跻身四强;其次是为增强蒋介石的地位，于3月31日与中国签订了5亿美元无任何附带条件的贷款协定;第三是与英国一起废除在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条约，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第四是说服苏联接受中国于10月29日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签署《莫斯科宣言》，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最后是在美、英、中三国元首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与之商讨了范围广泛的战后远东问题，使蒋介石心存感激，形成了国民政府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尽管美国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给了中国极大的援助，战争结束时“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却未能成功。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战场原来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被作为抵御日本的国防第一线和反攻日本的基地，开罗会议后美军开始实行跳岛战术，改从中太平洋向日本进攻，苏联又在德黑兰会议透露欧战结束后将对日出兵，致使中国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二是英国和苏联只是在美国的坚持下才勉强同意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苏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中国的领土权益作为对日作战条件，促使美国将战后在远东合作的重心转向苏联，中国的权益和大国形象严重受损。三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国共的对立是最大分裂因素。美国基于军事需要曾要求蒋介石实行民主改革，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但蒋介石坚持一党独裁统治，对美国的要求置之不理、阳奉阴违，迫使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改派驯服的魏德迈和赫尔利，最终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滑向扶蒋反共的歧途，从而注定了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命运。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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