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否出席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韩国官方表示，将最早在下周中后期做出决定。本来朴槿惠9月3日来华出席活动是很正常的事，日本媒体散布美国施压阻止朴槿惠来华，引导了舆论的复杂猜测。尽管韩美官方都否认美方施加了日媒所称的压力，但朴槿惠来华出席活动被赋予的引申意义从此挥之不去。
　　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委员长罗卿媛11日表示，“朴槿惠总统参加中国抗战（纪念）活动并无不可”，认为韩国“没有不参加的理由”。韩国主流报纸《中央日报》《韩国日报》均发表社论呼吁朴槿惠前往中国参加活动。尽管韩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声音，但支持朴槿惠接受中国邀请出席活动的声音被普遍认为更具代表性。　　    朴槿惠在是否来华的问题上面临一些压力，这些压力除了美国的态度，还包括对西方主要国家元首会缺席9月3日活动的预测。但这些压力同时也是泛泛的，对朴槿惠不具有事实上的强制性。由于朴槿惠来参加活动有很多正当理由，使得反对声很难以公开的形式进行表达，而只能通过曲折的“放风”施加影响。
　　朴槿惠9月3日访华的正当理由包括：第一，中韩是友好近邻，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全面合作近年进入高峰。中国举行大型活动并邀各国领导人出席，韩国的积极响应在情在理。
　　第二，中韩在二战中共过患难，中国是韩国抵抗运动的纵深地，也是韩国临时政府的庇护所。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旧址即将开放，朴槿惠可在9月3日访问北京后前往上海出席该旧址开放的相关活动。
　　第三，中国是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相关者和调停者，朝鲜被认为将有高级领导人出席9月3日的活动，韩国领导人届时也来北京在多重意义上都对首尔有益无害，包括巩固韩国在中国社会的良好形象，促成韩朝高层接触等等。
　　第四，外界压力是要首尔在中国同美日之间搞零和选择，这是对韩国外交独立的干扰甚至干涉。朴槿惠如果屈服于这些压力，将开创一个约束韩国自主性的先例。本来不是非此即彼的事情，今后也都成了韩国或者“亲中”或者“亲美”的象征。一旦形成那样的局面，韩国将很难受。
　　第五，韩国顾及韩美同盟可以理解，但是韩美同盟不应那么脆弱。中国9·3阅兵就是一个大型纪念活动，很多额外含义是外界猜测引申的。朴槿惠是否来出席是中韩之间的事情，如果美国“想得太多”，并具体指定韩国怎么做，那么华盛顿未免太敏感、小气了。这样的韩美同盟将成为制约韩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影响的枷锁，相信韩国不会同意韩美同盟是这个样子，美国也不该把它朝这个方向推动。
　　有人说朴槿惠没有参加俄罗斯今年5月9日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若9月3日来华将是“厚此薄彼”。实际上这两场活动没有可比性，首先朴槿惠参加中国活动比参加俄罗斯活动的正当性更多更充分，其次乌克兰纠纷影响了西方国家参加俄罗斯活动的积极性，而中国并未出现类似的严重事件，朴槿惠来华出席活动没有摆得上台面的障碍。　　  当然中国不会“强迫”朴槿惠9月3日来华，这是韩国自己的决定。迄今为止中国官方没有流露与此相关的任何态度。然而由于日本等将这个问题炒热，中国人的关注自在情理之中。朴槿惠最终做何决定，中国公众将有不同的感受。

来源时间：2015/8/14   发布时间：2015/8/12

旧文章ID：5315

作者：杨谧  来源：《光明日报》

日前，由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凤凰国际智库、商务印书馆、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主办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首届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来自政府、企业、智库、媒体四大主体的近200名专家畅谈对“一带一路”的期冀，从发展策略、企业“走出去”、媒体传播和智库作用等方面对“一带一路”的落实提出了中肯建议。

全面落实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构想的落地，资金是前提。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提出，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的设立为“一带一路”构想提供了资金的重要来源，“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将成为保险资金投向的重要领域，为“一带一路”创新的保险产品也将陆续面市。在金融监管方面，第十届亚洲保险监督官论坛的召开，将加强亚洲地区保险监督官之间的交流，有助于进一步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亚洲地区相关政策的互联互通。与此同时，中国保监会还加强了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联系，积极推动建立了符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保险监管所需的监管政策制定，有助于形成可借鉴的国际统一规则。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黄道新认为，供销合作社在参与“一带一路”中有其独特优势，但也要积极应对可能的挑战：“海外食品引进来以及国际资本进入农业必将对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对此，供销合作社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自我，另一方面要深耕农村市场，强化为农、务农、姓农，在农村中站稳脚跟，赢得发展。”

积极促进企业“走出去”

中国传媒发展基金香港区主管梁海明在调研中发现，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六大问题：“一是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是中国企业商标在国外被侵权情况非常严重，中小企业走出去需要警惕商标抢注问题。二是缺乏人才，特别缺乏懂外语、懂管理、懂金融、懂国际市场的领导性的人才。三是缺乏信息，国别研究除了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以外，也要研究能够决定产业发展前景的细节问题。四是缺乏深度，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并没有扎根当地，从而导致当地政府、企业及民众对中国企业缺乏认同感。五是保障还不够全面，政府对于企业‘走出去’的保障尚有改进空间。六是缺乏自主发展模式。”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地方政府需要在推进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调整本地经济结构：“中小企业‘走出去’以后可能导致地方制造业出现空壳化现象，各地政府应该提前预见并做好应对措施。”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冯晞提出，要打造“中企新印象”：“中国企业要同步发展硬实力与软实力，适应、尊重、融入海外市场的当地生态，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建立多方共赢、价值共享的合作平台，实现‘走出去、走上去、走进去’的‘三步走’战略，担起自身的全球责任与义务。”

用好媒体传播力量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认为：“‘一带一路’一方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多元化，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应对，从不同角度解释说明并宣传，不能用同一个叙述方式讲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一是不必过于强调国际舆论作用，有不同声音是正常现象；二是要换位思考，关注沿线国家提出的观点和看法。三是要不断提升传播方式，采用更利于他人接受的模式。”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围绕政策传播提出：“‘一带一路’政策传播有四个突出问题——审美疲劳问题、政出多门问题、自我中心问题、空泛化问题。针对这四个问题，要建立四个体系，即多元化内容体系、集约性协同体系、多层次人才体系、资源传播体系。总的来说，政策传播一定要注重心的交流，将重心下移，让民间力量搭建起传播的桥梁；要善于成人之美，从心态上由衷地赞赏其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要注重精细化传播，用细节发挥传播的力量，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充分发挥智库作用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对于在“一带一路”构想中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智库要为捍卫国家利益作出贡献。二是智库产业要走出去。因此，首先，智库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外交、宗教、军事等领域进行系统性研究，评估风险，为我国政府提供决策建议。其次，智库要加强与沿线国家智库、政党的交往，拓展和巩固交往基础。最后，要加强对智库的监管，对思想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落实智库产品责任制。”

（本报记者 杨谧）

来源时间：2015/8/14   发布时间：2015/8/12

旧文章ID：5313

作者：陈永  来源：国际在线

    日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考特·斯威夫特上将揶揄中国在南海岛礁兴建的基础设施为“沙子长城”，并炫耀其麾下的太平洋舰队。这种轻率言论与其身份相当不符。上个月，他本人更是乘巡逻机闯入中国南海，并辩称“美国虽然对于领土争端不持立场，但是美国有在国际海域活动的权利。”

　　笔者认为，作为美国海军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斯威夫特上将对华表现出如此强硬姿态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近来中美在南海对峙的缩影。

　　就南海问题而言，中美两国均已意识到南海问题涉及双方核心利益。

　　2010年，时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撰文指出，“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主张南海岛屿主权自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根据美国对于核心利益的界定，南海争端因涉及“盟友与伙伴的安全”和“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而牵动美国的核心利益。可见，中美在南海争端中互不相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考虑。

　　中美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这一原则上并无异议。

　　在争端中，中国已经重申“不打第一枪”的一贯原则，并且声明“有责任与各方一道保障南海航行自由与和平安宁”。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威胁美国盟友的安全。美国也明确表示，在岛屿争端中“不持立场”，甚至“不关心主权归属”。可见，美国并不想介入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岛屿主权之争。所以，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并未主动挑战对方核心利益。

　　虽然中美就避免对抗已达成基本共识，两军关系亦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口角不断却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

　　为了避免这种极端情况发生损害两国利益，笔者认为，中美要切实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中美要在具体问题上厘清各自的核心关切。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核心利益虽有重合，但是并不冲突，两国在具体问题上清晰界定核心关切是消弭潜在危机的基础。对中国而言，岛礁主权是核心利益；就美国而论，最为关注的是解决争端的方式，而非岛礁主权争端本身。中美界定各自核心关切有利于消弭彼此的顾虑，也可以防止美国的东南亚盟友毫无节制的挥霍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

　　其次，与美方协商划定军事边界，规避直接冲突风险。

　　在缺乏战略互信和不了解彼此真正利益关切的情况下，中美两军应尽快划定双方军事活动的边界。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因使用军事力量触摸对方底线而导致冲突的风险。鉴于两国利益关切多有重叠，且尚未界定明确，在执行战备任务中，两军需要建立起军事热线、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等沟通机制，使相关行动尽量透明化，避免发生误判形势以致擦枪走火。

　　再次，进行危机管控，预防中美共同利益受损。

　　毫无疑问，保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关乎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中美在具体问题上的争执给菲律宾等国以可乘之机——期待鹬蚌相争，自己从中渔利。在斯威夫特挑衅性地“检视”中国人造岛后，菲律宾受到鼓舞：在面临欺负人的邻居时，听到美国官员承诺总是一件好事情。若相关国家因民意压力或误判形势对中国“打第一枪”，中美就有可能被拖入军事冲突，结果将是两败俱伤。因而，两国应共同做好危机管控，防止中美被“第三方不负责任的行为”所绑架，造成严重后果。

　　在某种意义上，南海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温度计。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甚至不久会“摊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南海紧张局势作出的判断。笔者认为，避免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正是有效缓解中美在南海紧张关系的关键所在。

    （陈永，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5/8/13   发布时间：2015/8/13

旧文章ID：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