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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孙冰岩:习近平主席的访美之旅与中美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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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栋、孙冰岩  来源:《理论视野》

  【提 要】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访美。习主席的美国之行使中美在战略层面、双边议题、地区议题、全球治理和人文交流层面达成一系列重大共识和合作协议。两国同意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深入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重建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地位,推进两军新型关系建设,在部分争议议题上化解分歧、增进合作,在全球治理和人文交流方面探索新的合作亮点。习主席的访美之旅既收获了丰富的成果,又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夯实基础,有利于我们从新的战略高度把握和建设更加成熟的中美关系。

  【关键词】习近平 中美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5)10-0056-06

  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通过参观波音公司、访问林肯中学、出席白宫国宴等多样化的外交方式与美国各界人士及民众进行全方位对话。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习近平主席的访美之旅都属盛况空前,通过一次出访即实现“全满贯”式成果。在中美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大背景下,研究和评估习近平主席此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美之旅对于分析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访美之行拨云见日,成功实现预期目标

  评估本次访美成功与否首先应把成果清单与习主席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期望结合起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总体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近年来安全困境逐渐浮现。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对中美关系作出新的论断:譬如,在中美战略层面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中美应当“互敬、互信、合作”;[1]在中美地缘政治层面重申“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对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共赢充满信心;在全球治理方面认为“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3]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决定了他对本次访问的期望。2015年9月18日,习近平在访美前夕会见了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多克。在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潜力”。习近平也谈到自己对本次访美的三个期待,即“期待通过此访同奥巴马总统继续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保持两国高层战略沟通,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提出指导意见;展示中美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推动双方在各个领域达成尽可能多的实质性成果;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厚植中美关系民意基础。”[4]总结起来,这三个期望分别涉及中美关系大局,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以及人文交流。

  习近平出访前,美国国内弥漫着“中美关系悲观论”。部分共和党人在习近平访美前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大肆抨击,他们把中国在南海的合理行动称为“侵略”,他们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主张在南海、网络和货币政策上对华采取强硬动作。[5]在美国政策界,主张改变美国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的声音有所增强。今年3月,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伯特·布莱克维尔(Robert D. Blackwill)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里斯(Ashley J. Tellis)合作的题为《调整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作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对美国的亚洲地位产生严重威胁,美国应尽快调整对华“接触”的战略。[6]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Lampton)也认为,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由热转冷的“临界点”。许多美国学者断言本次“习奥会”不会产生实质性成果。譬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甚至把本次访问解读为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政治秀。[7]美国主流媒体也对中美关系充满怀疑。无论是国家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华尔街日报》对中国在南海领土建设进行刻意歪曲指责,还是国家广播公司(NBC)和《华盛顿邮报》就网络窃密行为对中国进行子虚乌有的猜疑,都反映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和不满情绪。中美在网络、南海等问题上的紧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美之间正在浮现的安全困境。而国会议员、媒体氛围与学者言论都给奥巴马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其不得不在中美议题上有所强硬。因此,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坚持正确原则,全方位地欢迎习近平到访,但美国国内负面舆论无疑为习近平的访美之行增加了困难。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正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精神。习近平主席的本次访美之旅顺利结束,访美成果也远远超出分析家的预期。在外交部开出的49项成果清单中,推动建立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事关中美关系大局的根本性原则得到两国元首的共同确认。在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中,双方就网络安全、双边贸易投资、金融与货币政策、全球金融改革、气候问题达成突破性共识。在人文交流方面,中美达成惠及两国人民的新的交流机制。可以说,此次访问在高层战略沟通,双边、地区和全球性议题合作,以及促进两国人文交流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可谓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一扫一段时间以来笼罩在两国关系之上的阴霾,拨正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航向,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二、习近平主席访美成果评估

  习近平主席访美的中方成果清单主要包括三方面: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定位,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以及人文交流。其中,战略定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原则,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人文交流则是中美关系的根基。从中方公布的成果清单看,以上三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

  1. 从中美关系发展定位来看,两国“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8] 自习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美国对此态度比较模糊,在很多场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而不谈,或者只谈“新型关系”。美国智库也普遍排斥对这个概念的使用。美国不少分析家认为,中国强调“相互尊重”,就是想通过“新型大国关系”使美国接受中国不断扩展的“核心利益”。[9]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分歧的确存在,但只要通过坦诚交流,两国可以把己方的原则讲清楚,然后寻求两国的利益聚合点。正如习主席指出的,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中美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要“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10]在此次国事访问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再一次向对方澄清了各自战略意图,从而有助于增进战略互信,减少错误认知和战略误解误判。中美两国领导人均认为中美应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习主席在西雅图的欢迎晚宴中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1]奥巴马也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大国尤其是中美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12] 美方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稳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支持中国的稳定和改革”。而中方则表示:“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13]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习近平在和奥巴马的会晤中明确表示中国无意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中国要做的是“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而不是“另起炉灶”。[14]正是双方战略意图在最高层面的这种有效沟通和再保证起到了增信释疑的作用,从而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夯实基础。访美期间,习近平多次强调:中美努力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1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可以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重要表态标志着中国外交完成了自十八大以来的布局调整,在周边外交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基础上,重新确认中美关系在中国整体外交格局中的优先和基础地位,从而使得中国整体外交布局更趋稳健、均衡。

  2. 在涉及中美双边议题的中方成果清单中,习近平主席继承和拓展了中美之间原有的合作议题领域,解决和消弭了中美之间现有的部分分歧,澄清和解释了可能引发中美误判的议题。

  重建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地位。经贸关系长期以来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由于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反垄断法等摩擦问题,近年来经贸关系的角色和作用受到了一些削弱。如何重建和巩固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此次习主席访美前夕,94名美国大公司的总裁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尽快达成“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16] 在此次有关中美经济贸易的成果清单中,中美同意扩展原有合作项目:两国将尽快缩小“双边投资协定”的负面清单并“强力推进”谈判进程、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讨论、促进商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相互承诺开放公平的投资市场等。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重建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地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美确认要“强力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表明双方不仅对于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对中美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互惠效应有着高度共识,而且均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感,希望能够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完成谈判,“生米煮成熟饭”,避免因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而导致谈判生变。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中美经贸层次、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转变中美贸易结构,使中美经贸关系在更高的平台和更公平的条件下运行。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不仅要维持经济贸易关系的稳定和正常,而且要共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经济复苏增长做贡献。

  推进建设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双边议题中取得重要进展的还有中美军事交流机制的建设。双方同意继续加深中美军事交流,加强两军各级别交流和政策对话、举行更多联演联训,进一步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发展。奥巴马去年11月来华时,中美签署了关于“两个互信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在此基础上,此次双方完成了关于空中相遇安全和危机沟通的新增附件,并同意继续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其他附件进行磋商。同时,双方将深化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国际维和等领域的合作。中国海军将受邀参加2016年的美军“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美军事合作的新进展表明,中美两军正在以更高的开放度和透明度构建信任环境,这无疑有利于减少战略误判,深化中美两国新型军事关系。

  在网络、海洋等战略层面议题上有效化解分歧,增进合作。在网络安全、南海等存在分歧的敏感议题上,习近平主席并没有刻意回避,而是选择坦诚交流的方式,“说清楚”“讲明白”我国在这些议题领域的战略底线和意图,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化解分歧,“聚同化异”。网络安全议题是中美关系中频繁出现摩擦的敏感议题。由于中美两国对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认识和解释不同,网络安全议题多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2013年曝光的“棱镜”计划,揭露了美国秘密针对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今年,美国政府又指责中国对其人事网站的雇员信息进行窃密。就在习主席出访前,美国媒体透露美国政府可能通过立法以网络安全为由对中国进行制裁。网络安全议题再次成为中美两国矛盾的焦点。此次访美,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达成突破性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信息。”此外,双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专家小组共同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的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并建立热线。[17]美国对此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奥巴马在与习近平主席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专门强调:反对网络窃密共识的达成具有突破性进展。[18]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同奥巴马的共同记者会中指出的:“中美作为两个网络大国,应该加强对话和合作,对抗摩擦不是正确选项”。[19]此次中美就网络问题达成的协议有利于减少中美网络冲突,促进两国进行网络安全对话,是两国在重要分歧议题中通过对话合作、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从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典范。

  南海问题上提出“一个共同、五个坚持”。南海问题本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但美国却对中国近期的南海岛礁建设反应激烈,南海问题也随之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习近平访美前,美国国会、主流媒体不断发声,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侵略”行动,美军还扬言要进入中国新建人工岛礁的12海里内。美国的过度反应至少部分源于对中国南海战略的误判。在本次首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专门就南海问题与奥巴马进行坦诚交流。在谈到南海问题时,习近平主席宣示了中国的底线与意图:“南海岛礁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中国有权捍卫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中国在南沙岛礁的相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也不寻求在建岛礁的军事化。”[20]这有利于消除美国在南海地区对中国行为的误判,促使美国在中美南海博弈中采取可靠而审慎的回应对策。习近平主席更明确指出:“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支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支持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支持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支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支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21]这可以归纳为“一个共同、五个坚持”。这一表态有理、有利、有节,在充分表明维护我领土主权决心的基础上,又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分歧,聚同化异,并塑造美国的偏好和行为。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美合作的新亮点。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正在快速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解决进程中,同时也承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问题上,中美共同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并承诺强化多边开发融资体系。美国欢迎中方在国际金融框架和双边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承担更多的责任。[22]在共同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时,两国于2014年通过历史性的双边声明,宣布设定减排时间表。在本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再次确认这个双边协定的有效性。在巴黎气候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中美双方率先承担减排责任,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将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举行打下良好基础。

  3.中美人文交流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之行最大的亮点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中美首脑会晤的人文交流成果走进寻常百姓家。在旅游方面,2016年中美共同举办“中美旅游年”将使中美两国人民的旅游活动更加便利。在教育交流领域,中美有关教育合作的条款将使两国学生拥有更多的留学机会。中国将在未来3年资助中美两国共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美国将争取在2020年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目标。在文化领域,中美签署《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中国观众可以欣赏到更多的“美国大片”,而美国文化产业公司则拥有更大的中国市场。

  第二,习近平主席运用打动人心和富有特色的交流方式与美国商业团体、州长、中学生、国会议员进行交流。在“习式外交”中,这种颇具亲和力的讲述方式与充满特色的行程安排相结合,使美国政府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在华盛顿州举办的联合欢迎宴会上,习近平提到一大串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潘恩、华盛顿、梭罗、林肯、海明威等。在“中美省长州长论坛”发表讲话时,习近平用“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走越亲”来解释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在参观林肯中学时,习近平旁听中美政治比较课,向美国学生赠送《红楼梦》。习近平的行程也受到美国新媒体的报道和关注,他的脸书账号开户后很快得到100多万人“点赞”。脸书网创始人扎克伯格更是在脸书上创建专页,全程报道习近平的访美过程,使更多美国网民关注和了解到了中国国家主席的人格魅力。[23]习近平主席通过“润物无声”的交流方式厚植了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树立了中美人文交流的典范。

  三、习近平主席访美后的中美关系评估

  中美皆属大国,有着广泛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可避免有矛盾,有分歧摩擦。但有分歧不一定必然导致冲突对抗为主的两国关系。两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在发生分歧时避免冲突、保持合作底线的重要性。中美如何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就要求中美不应选择对抗为特征的零和博弈,恰恰相反,应选择合作为特征的正和博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的演讲中指出的:“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4]同样地,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批评共和党人的对华政策时说:“我知道有些人在质疑我们全力欢迎习近平访问的做法,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和短视的。”赖斯认为,中美断绝接触与交流的结果更可怕。[25]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在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合作与进步是中美关系的必然出路,中美关系大趋势是必然向前的。

  在中美关系发展大局不变的前提下,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识能否对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就有这样的质疑:奥巴马的任期即将结束,下任总统很可能与奥巴马的中国政策保持距离,习近平主席选择在此时访美是否明智?回答这个疑问,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设问:如果习近平主席不去美国,中美关系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两国不保持沟通,随着中美摩擦的增加,一些次要矛盾很有可能发展为引爆中美冲突的火药筒。因此,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两国永恒的外交重点,它不应也不会因为国内政治的变化而改变。正如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多次指出的,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虽然奥巴马的任期将尽,但中美关系的“任期”远远没有结束,中国需要在某些议题上继续保持与美国的沟通,继续夯实和提升原有的合作领域,保持中美关系向前进而不是向后退。这正是习近平主席选择此时出访美国的意义。

  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是比较稳定和成熟的大国关系,中美既合作又竞争的现状是两国关系“新常态”。在两国关系基础基本夯实的前提下,习近平主席的本次访问成果将为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的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特性,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当选,下届总统肯定会对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做出调整。美国国内在网络安全、南海问题等方面对中国的批评言辞正在不断增加,他们同样激烈地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中国政策过于软弱。因此,下任美国总统很可能在对华政策方面略转强硬。然而,“强硬”可能是形式上的,也可能是实质上的,这取决于中美在一些敏感议题上的协调程度。如果中美在网络、南海等议题上未能管控分歧,下任美国总统的“强硬”很可能从“言辞”转为“实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正是为了消除可能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肿瘤”议题。中美共同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商业窃密,并重建对话机制,这为减少两国在网络领域的摩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做出了战略再保证,强调中美在南海的共同利益,这有助于减少美国的误解和误判,从而有效管控分歧,避免中美在南海问题迎头相撞。此次中美在网络、南海等战略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管控分歧,扩大合作,以及两军关系的进展,都有助于提前消磨掉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诱因,缓解中美之间正在浮现的安全困境,给中美元首处理两国关系留下足够的缓冲空间,为下个“任期”的中美关系营造良好氛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南海等战略领域问题上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美国对我战略意图误判和错误认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不排除美方会试图利用这些问题继续对我施压。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就这些问题与美进行坚定而耐心的沟通和对话,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坚定维护我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同时做好危机预防和管控工作,避免突发事故导致危机升级从而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其次,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中美在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方面积累的巨大民意基础,中美在联手解决国际问题和全球治理方面积累的相互依存局面,下届美国总统既没有政治动力也没有政治能力去改变两国关系发展的现状。毕竟,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都不可能逆历史而行把中美两国拉进冲突的漩涡,不可能逆国家利益而行打破中美合作基础,也不可能逆民意而行中断中美人文交流。相反地,他们只能“顺时而动,顺势而为”,把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继续下去,通过中美两国在战略、经贸、人文和国际层面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意义。

  总的来看,尽管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疑虑有所上升,战略上牵制、防范等动作也有所增加,但美国对华战略总体上仍属于对冲战略。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要更有战略定力,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要看到中美关系更大的图景,不为一时一事所动,要更有战略耐心,加强战略沟通与交流,避免中美博弈中的误判,提高我引导、塑造美国偏好和行为的能力。未来,我们需要以更高的战略高度和战略耐力,从全局把握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在积极、稳定的轨道上前进,平衡中美关系在我整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妥善处理分歧,积极拓展合作,增进战略互信,加强中外舆论引导,推动人文交流,厚植中美友好合作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积极推动建构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使之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和世界和平的“稳定器”。

  注释

  [1]《习近平“中美关系”战略定位:互敬、互信、合作》,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11/c1001-25271373.html.

  [2]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ells John Kerry: Pacific Ocean Big Enough for China and US". http://www.ndtv.com/world-news/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tells-john-kerry- pacific-ocean-big- enough-for-china-and-us-763842.

  [3] "Full Transcript: Interview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wsj.com/articles/full-transcript-interview-with-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1442894700.

  [4] 《习近平会见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多克》,新华网2015年9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18/c_1116610522.htm.

  [5] Scott Walker, "Obama should show ‘some backbone’ by canceling Chinese state visi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politics/wp/2015/08/24/scott-walker-obama-should- show-some-backbone-by- canceling-chinese-state-visit/.

  [6] Robert D. Blackwill,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pp5-6,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72.March 2015.

  [7] "Obama and China: Trying to play well with a close frenemy".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obama-and- china-trying-to-play-well-with-a-close-frenemy/2015/09/15/29e58c2a-4cd4-11e5-bfb9-9736d04fc8e4_story.html.

  [8][13][17][22] 外交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2015年9月26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300767.shtml.

  [9] 王缉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4年3月16日。有关中美两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参见Dong Wang, "Beijing-Washington: Structure, Perception, and Destiny," Global Brief, Spring/Summer 2015, pp. 46-50.

  [10][11][24]《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xpjdmgjxgsfw _684034/zxxx_684036/t1299508.shtml.

  [12][14] 外交部:《习近平同奥巴马会晤时强调增强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2015年9月25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xpjdmgjxgsfw_684034/zxxx_684036/t1300385.shtml.

  [15][19][21] 外交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2015年9月26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xpjdmgjxgsfw_684034/zxxx_684036/t1300786.shtml.

  [16] "US CEOs Give Nod to BIT," Xinhua net, September 19, 2015.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5-09/18/c_134642699.htm.

  [18] "Obama says US, China reach agreement on cyber-theft".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5/09/25/obama-us-will- candidly-discuss-differences-with-china/.

  [20]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5,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9/25/remarks-president-obama-and- 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joint.

  [23]《“习访美”脸书账户破解中美“时间差”》。http://news.ifeng.com/opinion/fenghuanglun/fenghuang lun059/1.shtml.

  [25] "Rice to GOP Critics: No, We Shouldn’t Cancel China’s State Visit".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9/21/rice-to-gop- critics-no-we-shouldnt-cancel-xis-state-visit/.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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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诚实和最值得信赖”民调 卡森夺得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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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最近刚刚公布的一项针对2016总统大选候选人“最诚实和最值得信赖”一项的民调显示,卡森大夫勇夺第一名!希拉里是最后一名。倒数第二是川普大叔。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12

【10岁华裔女童欲参选2040年美国大选 称对奥巴马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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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新闻客户端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一名十岁女童心中有一个美国总统梦,希望推动美国修宪,让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也能够参选美国总统。这名女孩出生在中国湖南,十个月大时被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为了自己的梦想,她说不会放弃,将全力以赴。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1/7   发布时间:2015/11/5

旧文章ID:6911

王毅与克里通电话:美军舰闯南海损害互信,应尽快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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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外交部长王毅11月6日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9月份对美国进行成功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发展面临重要机遇。中美双方应加强协调,集中精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不希望这一进程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王毅说,美方军舰在中国南海采取的行动损害双方互信,挑动地区紧张,中方对此严重关切。美方应尽快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的正确道路上来。

  双方还就伊朗核、叙利亚问题等交换意见。克里高度评价中方为解决伊朗核问题作出的积极贡献,希望美中合作,与各方协调,为落实全面协议包括推进阿拉克重水堆改造继续做出努力。

  王毅表示,落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各方密切协调,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叙利亚问题,王毅积极评价不久前维也纳部长级扩大会议达成的九点协议,强调当前形势下,加快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具有紧迫性。中方主张首先要推动反恐形成合力;第二要固化局部停火,并逐步扩大到全面停止军事行动;第三要尽快重启政治重建进程,核心是举行包容性民族和解对话;第四要积极推进人道救援和经济重建。中方愿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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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是少数人的游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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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天龙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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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杰弗逊纪念堂坐落于美国华盛顿,为纪念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而建,1938年在罗斯福主持下开工,至1943年落成。 本文图片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1800年1月,美利坚合众国首都费城。

  时任副总统的杰斐逊正伏在书桌上写信给几天前刚刚上任的维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信中谈得事情和当年的总统大选有关。

  在信中,杰斐逊向门罗指出:“如果不采用‘整体票’的选举制度,那么我们就是在做傻事,甚至比‘做傻事’更加不可救药”。而这里说的“整体票”后来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赢家通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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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第一页。

  赢家通吃制度的诞生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备受尊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其实只有薄薄数页而已,但却是当时五十多位制宪者们耗时近五个月所“淬炼”的思想精华,堪称西方启蒙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但和人类的其他杰作一样,这本书也充满了瑕疵,其中在总统大选这一关键制度的设计上更是留下了巨大的灰色地带。

  《宪法》对于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要求并不多,只有年龄,出生地和居住年限几个要求而已。但为了确保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能够“强大而有活力”,加上制宪者们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他们特意模仿罗马枢机主教团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制度在宪法中创立了一个类似的间接选举机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从而让总统能够不直接承受民意压力,享受充分的自主裁量权。

  对于选举人团,《宪法》仅仅笼统的规定了他们任命的日期,召集开会的日期,出席人数的要求,选举人投票的程序,国会如何计票等等,但对于最关键的问题——“如何产生选举人”——却语焉不详。

  和《宪法》中有关国会选举的部分不一样的是,在总统大选这部分《宪法》并没有授予联邦政府任何对州政府进行任何限制和干预的权力。按照最高法院对这一段的理解,州政府在设计总统选举人产生制度上的权力是“独享的”和“全面的”;而在2000年布什诉戈尔一案中,高院甚至进一步确认“个体公民并没有选举美国总统选举人的宪法权利,必须由州议会通过选举的方式行使权力产生选举人团成员(选举人)。”

  正因为制度弹性极大,以至于各州政府在筹备1789年第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各行其是。当时12个州(罗德岛州尚未批准宪法)有6个州允许民众投票产生总统选举人,剩下的州则根本没有“投票选举”的概念,都是州议会或者州长任命产生总统选举人。而即使是在选民投票产生总统选举人的州,情况也分好几种。比如维吉尼亚是单独为总统选举人划分选区,每个选区产生一个选举人;有的州则将总统选举人选区和国会议员选区合并让选民们一张票选两个职位,但也是一个选区一个选举人;有的州则是同一个选区产生多个选举人;有的州则是全州范围普选选举人……但这里面,采用了如今“赢家通吃”规则的州只有三个:宾夕法尼亚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里兰州。

  因为头两次大选华盛顿都有参加,且次次都是全票当选,所以选举人产生制度的混乱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可等到华盛顿辞职之后的第一次大选,也就是1796年大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异常尖锐的暴露出来。这时候美国第一代政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和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在内政外交上各有一套主张,且双方资历和功绩都难分伯仲,结果最有亚当斯以选举人票71:68区区三票的优势领先杰斐逊当选。

  这些许的差距让民主共和党在大选后审视“选票去哪了”,最后发现亚当斯在民主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宾夕法尼亚州,维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分别“挖”走一票。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杰斐逊一派认为必须从改革选举制度入手。

  而维吉尼亚等南方州虽然是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出身地,但南方并非民主共和党的基本盘,支持联邦政府的南方政客大有人在。在1798年中期选举中,以未来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为首联邦党人在维吉尼亚拿下了19个国会议席中的6个,南卡6个中的5个,宾州12个中的5个,北卡10个中的4个,而佐治亚州甚至出现全面翻盘的现象。照这么发展下去,民主共和党不要说在1800年大选卷土重来,老窝被联邦党人抄了都不意外。如果说1796年还仅仅是暴露问题的话,1798年的中期选举则是给民主共和党敲响了警钟。

  焦虑的民主共和党人最终兵行险招,下定决心改革选举制度,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而接到杰斐逊指示的门罗很快投入选举制度改革的斗争,在维州联邦党人的咒骂声中率领本党州议员在1月底强行将维州的分区选举制改为赢家通吃制度,从而开启了该制度覆盖全美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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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15年9月15日,美国圣佩德罗,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登上依阿华级战列舰举行竞选集会。

  赢家通吃制度下的“赢家”

  “赢家通吃”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其实是美国两党制诞生和成熟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制度创造,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将某个政党在一个州权力的永久化。

  政党的出现并非美国立宪者们的本意,在制宪会议上几乎各方代表都极力谴责派系对共和政治的危害。在各州通过新宪法的过程中,麦迪逊还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继续批判政治派系,提出为了克制派系利益对各州政治的控制,必须成立大共和国,用“野心制约野心”,用“利益对抗利益”的方案。但讽刺的是,当新共和国成立之后,崛起的两个政党的领导者恰恰是对政党制度弊端看得最透彻的两位《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而他们对选举制度造成的伤害也是最深。

  按照《联邦党人文集》中立宪者们的构想,“肩负选举总统重任的选举人团应当由启蒙程度最高且最受尊敬的公民组成,他们的选票将会投给最德才兼备的候选人”;“(这些人)最善于辨别适宜于(总统)这一职位需要的品质,可以在有利于慎重审议的条件下行动,并使一切理由和主张都能适当地结合在一起,以便作出选择。由人民群众普遍从本地同胞中选出的少数个人,最有可能具有进行如此复杂的审查工作所必需的见闻和眼力。”

  正如选举人团制度的原型红衣主教团一样,立宪者创立选举人团制度的目的是让他们讨论和审议,然后在投票表决总统人选的。但因为政党这一超宪法机构的出现,讨论和审议的职能也随之从选举人团转移到了政党内部,结果导致选举人团投票形同虚设,完成成为各州多数党的党派意志的体现。美国立国以来22991张选举人票,只有1796年迈尔斯违背本党意志的投出的那一张选票可以说是按照立宪者原意进行独立思考而做出的选择。选举人们这种近乎无脑的投票甚至在一百年多后被最高法院的罗伯特·杰克逊无大法官无情嘲讽,认为他们是“甘愿沦为党的奴仆”,投票是“智力匮乏”的表现,还改编一首诗歌挖苦他们:“他们永远按照党的意思投票,而且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

  但两党对这种嘲讽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追求权力,而在选举人团制度下最符合政党利益的制度就是赢家通吃。赢家通吃制度不仅可以避免本州的选举人票外流到本州少数党手上,还可以进一步挤压少数党的势力实现多数党执政地位的永久化。

  首先,和欧洲大多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不同,美国的赢家通吃制度决定了少数党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内一无所有。比如一个政党在一个州占了四成支持,那么在比例代表制的欧洲他们可以拿到四成左右的议席;而如果在美国,一个州切成十个选区,他们可能每个选区都是少数,最极端的情况下很可能一个席位都拿不到。

  其次,因为多数党占据了议会中超出自身比例的席位,按照美国选区划分的规则,他们可以在下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划出更有利于自己情况的选区形状,从而最大可能的压缩少数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挤压少数党翻盘的可能。

  最后,因为少数党生存处境艰难且翻盘无望,见风使舵的选民们必然为了自身利益选择“赢家”党,结果被抛弃的少数党进一步沦为极少数,而民主党共和党以外的第三党则经常会出现连政党资格认证都成问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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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府萨克拉门托,连任州长的施瓦辛格(左)出席他第二个任期的宣誓就职仪式。

  赢家通吃制度下的输家

  赢家通吃制度虽然对政党有利,但对大多数民众并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赢家通吃制度的存在,大多数州被某一政党完全控制,结果美国各州内部两党之间严重缺少竞争性,结果反映在大选上的结果就是美国政治版图过于僵化。在过去五次大选中,41个州有四次支持同一政党;而其中有32个州五次大选全部支持同一政党。而这进一步导致两党总统候选人通常会放弃去这些州竞选造势,因为本党的基本盘再怎么无视最后也会支持自己,而对方的基本盘再怎么砸钱最后还是会支持对方。结果绝大多数州被排除在大选之外,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那几个摇摆州。

  以竞选资金在各州分配为例。2004年进入总统大选阶段后,两党候选人99%的资金投向17个州,而资金总数的87%是投向了区区9个州,而其中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维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艾奥瓦州又占据了所有资金的72%。其余33个州则“瓜分”剩余资金的1%,这里面23个州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而如果用两党候选人出席活动次数来衡量各州的重要性,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这里面存在巨大的不公平。2004年最后一个月两党候选人出席的307次活动全部集中在24个州,除掉仅去过一次的6个州、两位候选人工作的华盛顿特区、和两位候选人的家乡州,那么92%的活动集中在16个州,其中五大摇摆州占据了所有活动的三分之二。剩下的35个州只分到8%的竞选活动,其中26个州完全没有活动,他们和外国人一样成为大选的旁观者。

  如果按照选举人票来计算,这16个让候选人们倾尽全力的州不过占了182票,差不多是总票数的三分之一。换言之,因为赢家通吃制度的存在,两党候选人在2004年直接放弃争夺美国三分之二的选举人票,让这些州的选民沦为看客。而当时小布什的幕僚在回答这个制度对大多数选民是否公平这一问题的时候的态度非常直接:“如果他们想多看几眼候选人,搬去摇摆州就好了。”

  但更糟的是,这一情况还在恶化:2008年奥巴马在赢得民主党提名之后仅仅在14个州举行竞选活动,麦凯恩略好也不过走访了19个州,两党候选人加一起不过办了300场活动,31个州被彻底无视,而斗争最激烈的三个摇摆州却抢占了一半以上的活动。而用电视广告投放量来计算,32个州一共分得所有广告费支出的0.25%。

  到了2012年,情况急转直下。首先是竞选活动的锐减。2004年提名大会后两党有307场活动,2008年还有300场,而2012年却仅有253场了。而候选人活动范围也大大缩小,之前两次候选人怎么也要跑十几个州,可2012年提名后奥巴马仅仅在8个州“走透透”就赢了连任,而罗姆尼也不过比他多跑了两个州而已。

  对比之下,2012年大选两党竞选资金筹集数额再创历史新高,奥巴马和罗姆尼分别筹得近8亿资金,可以说资金并不是他们“偷懒”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随着两党意识形态两极化加强,更多的州在赢家通吃制度的促进作用之下早早的确定了自己的阵营归属,导致摇摆州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等于是赢家通吃制度把更多的州从大选中剥离,结果出现五分之四的选民只能选择“强势围观”这一窘境。

  而赢家通吃制度不仅在大选阶段排挤了一半以上的州和八成以上的选民,还进一步挤压了党内初选的空间。自从有了初选制度以后,这就成了本党民众接触和了解本党参选人们的一个重要机会。因此有些州,比如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虽然在大选阶段候选人不会去,但是因为这两个州初选早,所以候选人们在初选阶段肯定是要往这两个地方频繁走动的。而因为初选在各州是分别进行的,初选安排的越晚的州自然就越不受候选人的重视,因为很可能等那些州进行初选的时候某些候选人已经被淘汰,或者某些候选人已经成功出线拿到了足够获得提名的票数。

  但在过去因为大选阶段的摇摆州数量很多,其中就有一些是较晚举行初选的州,所以候选人即使赢下足够票数确保提名,他们也一样会造访“与民同乐”。可随着摇摆州数量锐减,候选人在确保提名之后通常会果断放弃前往之后举行初选的州,而是直接杀奔对大选至关重要的摇摆州,提早开始为大选布局。结果因为候选人不来,这些州的初选也就无人问津,很多候选人连走过场都懒得走,等初选结束之后发一封感谢信都算是厚道的。而因为候选人不来,民众少了和他们接触的机会,这些州“凑热闹”的独立选民也就对政治更加冷漠,最后导致这些州的党内事务也就更多的被热衷政治的极端派把持。这一方面加剧了两党的极端化趋势,导致两党在各个政治层面的剧斗;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各州内部政治极端化的趋势,导致这些州更容易变成两党各自稳定的基本盘,最后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整个大选的生态。

  赢家通吃制的恶果

  这种对摇摆州的偏好不仅普遍存在于四年一次的大选之中,也严重影响了历任总统的施政,导致大量的联邦资源向摇摆州倾斜,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不公,还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道德危机。

  这种不公平有时候甚至会造成“同命不同价”的可怕结果,而这就涉及到总统的另一个权力,那就是救灾事务上的决定权。2011年的一份研究指出,根据1981到2004年的数据显示,总统大选竞争激烈的州在获取联邦救灾物资上得到的分配远比不激烈的州要高,而总统仅每在摇摆州多宣布一次救灾令,他就可以预期在该州提高1%的支持率,而这里面无疑获益最高的是每年遭受飓风侵袭的摇摆州佛罗里达。而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联邦教育拨款上,以至于联邦政府推出的“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被讥讽为“不落下一个摇摆州法案”(No Swing State Left Behind Act)。

  简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总统把国库当成自己的竞选提款机,通过巨大的行政权力和庞大的联邦预算肆意的为连任或者为继承人接班铺路布局。考虑到美国巨额财政债务,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全国人民身负巨额债务来满足小众人群的“欢心”。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贪渎,但因为这是两党默认不宣的惯用手法,以至于无人为这种行径负责。

  赢家通吃制度蕴含着潜在的“违背民意”的这一天生问题。美国历史上已经经历56次总统大选,但已经出现了四次获得普选票多数的候选人没有赢得大选的尴尬事例,分别是1824年被幕后交易做掉的安德鲁·杰克逊,1876年被南方州出卖的萨缪尔·悌尔登,1888年的克里夫兰,以及2000年因输给高院的戈尔。这个机制出错的几率高达7%,按照概率来说已经不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二战以来每一次大选的数据,会发现决定结果的并不是摇摆州的几千万人口,而仅仅是这里面的一小撮。1948年杜鲁门横扫共和党候选人杜威,1960年肯尼迪打败尼克松,此外还有1968年的尼克松,1876年的卡特,都是以一小撮致胜的案例。最不可思议的还是要数2000年,决定胜负的仅仅是佛罗里达的269人,即使戈尔在全国范围内领先53万票。按照1960年的情况,戈尔这优势够赢好几轮了,但关键州的差之毫厘,导致他和白宫谬之千里。2004年类似的情况几乎重演,不过这次“潜在”的受害者是小布什自己。虽然他全国范围领先三百多万张普选票,可是如果在俄亥俄多丢六万票,克里就能反败为胜。

  如果把这六次“侥幸没出事”的选举也加入我们的计算,那么美国历史上近五分之一的大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看历次大选数据,虽然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两党候选人普选票差距在10%以上,胜者可以宣布自己“压倒性获胜”,但从1988年起,每次大选的两党候选人普选票差距都在10%之内,可以说未来 “稍有不慎”就会重演2000年的情况。

  而正是因为这种“非线性函数”式的选举制度,导致出现各种限制民众投票的“配套制度”出台。因为一个党不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拿下某个州,但却可以趁自己在位的时候尽量立法阻挠对方选民投票的能力和意愿。于是在内战后南方州出现了“文化考试”,“投票税”,“白人初选”等五花八门的技俩;而等《民权法案》废除了这些花样之后,新的法案如“选民证件”,“缩减投票站”,“延长排队时间”,“缩短投票时间”,“废除提前投票”,“禁止邮寄选票”,“禁止使用临时选票”等等方案纷纷出炉。而像选区重划这种老技术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两党从过去的“党派利益选区重划”进化到了“两党合作选举重划”,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以至于大量选区出现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没有两党竞争的怪象,这种情况下民众呼声根本无法有效上传。选民投票热情也因此受到打压,总统选举投票率勉强过半已成常态,地方选举则大多数时候连两成都没有。

  这种一层套一层的“扭曲制度综合体”一方面把民众拒之门外,一方面却给大公司大财团等利益集团大开便利之门,因为这种“只要控制少数人就可以控制大局”的情况正投他们所好,可以让他们的政治捐款实现效用最大化,也能更好的控制两党候选人。这也是为何摇摆州数量减少,但历次选举政治筹款屡创新高的原因所在。

  杰斐逊给门罗信中叮嘱维吉尼亚不要“做蠢事”其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别的州都在这么干”。其实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每个州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得不采用“赢家通吃”制度;而后来加入联邦的州为了在联邦中不被忽略,也不得不在并入的那一刻就在两党之间做出选择;而政党为了能利益最大化,也会纷纷“弃暗投明”最后选择“赢家通吃”。而当大多数州都选择这个制度的时候,强大的“同侪压力”又导致没有哪个州敢再翻出这个体系,因为固化的政治结构和现有的利益分配体系决定了除非各州在短时间内一起废弃这个制度,否则最先“叛出”的州等于就是在政治自杀,结果导致各州陷入为图小利而失大局、为顾眼前而失长远的窘境。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09

TPP全文公布:30章数千页,体现高标准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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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冬冬  来源:澎湃新闻

  11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TPP文本全文显示:这份号称“史上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全文超过两千页,包括30个章节以及相关附录,内容不仅覆盖一般自贸协定中的关税减免、贸易便利化措施等要求,还在政府采购、国企和指定垄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方面设定了更高门槛。

  TPP全文公布后,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成员国贸易部长对此表示欢迎,并称给公众机会可以审阅和理解TPP的相关内容。此前,外界一直批评TPP谈判存在不透明的问题。

  在TPP文本全文公布后,《华尔街日报》评价称,这将引发公众围绕该协议价值,以及协议是否应该获批的论战。

  已经有部分环保学者对TPP在环保问题上的漠视表达了抗议。昆士兰科技大学知识产权和创新法教授Mattew Rimmer称,协议对于环境问题涉足不多,且执行机制也比较弱,“只是在生物多样性和海洋鱼类捕捞等方面有所涉足,通篇竟然没出现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这个词,这是目前全球最紧迫的环境问题。”

  此前的10月5日,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越南、秘鲁、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在内的12个TPP谈判成员,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有评论称,规模占全球四成的巨大经济圈由此呼之欲出。

  这份号称标准更高的自贸协定,因为未邀请中国加入谈判,而被视为美国试图主导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制衡之举。

  按照计划,TPP成员国需要走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后协议方可正式生效。TPP协议称,TPP协议在成员国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的60天内生效,一旦有成员国无法完成,则至少占到TPP经济体GDP 85%的6个成员国通过也可生效。

  高标准和妥协

  说TPP比一般的自贸协定标准更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条款中,TPP提出的标准更高,包括绝大部分工业品关税将立即取消,提出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以确保TPP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

  二是在竞争政策上,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协议禁止各成员国给予各自的国有企业或特定企业垄断权力,实施全面的竞争中立原则等。

  三是劳工政策上,TPP提出各成员国在各自法律和实践中采取或维持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宣言所承认的核心劳工权利,即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劳动等;其还要求各成员国阻止强迫劳动或童工生产的产品进口,及包含强迫劳动产品成分的产品进口,无论这些成分的来源是否为TPP缔约方。

  四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TPP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执行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边境措施,以及针对商业规模的商标假冒和侵犯版权等行为采取刑事程序和惩罚等。

  当然,TPP本身也是一份相互妥协的谈判成果。

  路透社称,协议并没有包含美国相关议员要求的对于汇率操作国家实行贸易制裁的要求。

  日本共同社指出,协议规定,生效7年后,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智利共5个国家可以应对方要求就关税问题进行再磋商。在汽车领域,日美相互禁止以搭载新技术为由妨碍向市场投放汽车,如果美国与加拿大违反汽车相关协定,允许日本采取将汽车以外品种已经下调的关税恢复原先水平的对抗措施。

  补充条款未公布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公布的TPP全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协议。

  《悉尼先驱晨报》称,不少补充条款并未公布,这些补充条款记录了特定政府间的相关协定,报道援引澳大利亚公平交易与投资联盟协调员Patricia Ranald的话称,未公布的补充条款极可能是让大型经济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Robert Robb表示,这些补充条款将在全部完成后公布。

  通过程序复杂

  彭博社称,预计大部分国家可以顺利通过TPP协议,但美国和加拿大或许会因为国内选举和争议推迟通过。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有意签署TPP后,将开始为期90天的等待期,在前30天内,国会将私下审议协议内容,并与行政机构官员进行商议;之后就是公众阶段,时间为60天,任何利益团体都可以提供反馈意见,也可以看到各行业对TPP的支持态度到底如何;接下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将出具一份TPP的完整经济报告,最长可以有105天来完成,但通常不会这么久;最后国会有最长90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通过该协议。

  由于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获得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使得国会只有权力通过或者否定贸易协定,而没有修改的权力。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旧文章ID:6908

福山: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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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原编者按】11月4日,弗朗西斯·福山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汪晖担任主持人,崔之元、潘维作为评议人出席,讲座现场盛况空前。福山因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而享有盛名,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暨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

  汪晖:有关“历史终结”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

  关于这场讲座的缘由,汪晖谈到,福山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当年曾经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从那时候至今,有关“历史终结”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论人们对这个话题持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在冷战终结以及后冷战的世界格局里,福山提出的这个命题,确实戳到了关键的要点,使得围绕该话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

  但汪晖同时也谈到,事实上,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问世之后不久,在出版于1996年的著作《信任》中,福山就已经开始对他稍前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修订。在政治介入方面,福山早年曾担任过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中的智库学者,他也通常被看作新保守主义派的一员;但后来,在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福山公开提出反对,并与过去的新保守主义阵营保持距离。

  汪晖进而介绍了福山近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这部著作标志着他最新的思想成果和发展。而引起中国读者特别兴趣的是,在福山教授对政治秩序的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国,既包括对中国传统的估计,也包括对中国现实的分析,这使得他在美国对相关议题——关于中国的前景、历史是否终结、有没有新的道路等等——所做的讨论,同时也内在于我们在中国所进行的讨论。

  就汪晖个人的看法而言,福山的讨论主要还是来自于对自由民主体制的基本要素的观察,但他把这些要素放到长时段的历史里去考察,其中,尤其是关于国家能力的部分,涉及了大量的与中国政治传统有关的内容。在整个人类历史里,中国可能是现代国家形态出现得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明,所以,从各种各样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国家能力是非常强的。

  汪晖认为,福山的论述背景是对于美国政治危机的分析;而他对中国的讨论,也包含对美国政治危机的讨论。这也激起了中国知识界很多人的兴趣。如果在美国也同样发生政治危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政治前景?而这也牵扯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可持续性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显示出很强的能力;但是,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上看,中国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

  汪晖指出,这也是一个涉及“历史终结论”的重要话题。换句话说,很多朋友都会对福山今天是否还坚持“历史终结论”感到好奇,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当前的政治危机的看法。因此,特别邀请福山来讨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的挑战,讨论未来到底是怎样的改革前景和方向。

  福山: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而美国过多的法律造成了政治制度衰退

  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在讲座中,福山首先简要地概述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建立的理论框架。

  他列举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并且提出,理想的现代政治制度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而法治和问责制则构成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

  福山指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明确地提出了“法治”问题,但中国的“法治”在概念上不甚清晰。在福山看来,“法治”(Rule of Law)与“以法施治”(Rule by law)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前者意味着法律的地位是高于政府的,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运作,而不能为所欲为。

  福山提出,问责制在概念上要比民主更为宽泛,它不一定意味着代议制民主,而是意味着政府要对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也就是说,民主选举并不是问责制政府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政府能否变得更为问责化。

  福山声称,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能够达到上述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限权,因为,如果只有国家能力,而没有权力制衡的话,那就会演变成极少数人的专制暴政。但福山同时也表示,如果缺失了国家能力,也会演化成另一种灾难,就像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发生的那样,无法维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福山进而提出,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一个关键区分是在于世袭制(Patrimonialism)与否,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非个人化的,并不是为了君主的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而存在。但是,在不同程度上,现代社会直到今天都仍然遗存着某种“家产制”,因而有代际之间的利益传递,有引人瞩目的腐败问题。

  按照福山的观点,就现代国家的起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朝,因而,中国在国家能力的发展上要远比西欧源远流长。尽管如此,古代中国却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因而,其政治秩序是相当不平衡的,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制度性的平衡。

  基于上述观点,福山对法治制度进行了文明史的追溯。根据他的研究,法治制度既不是起源于中国,也不是起源于欧美,而是起源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文明,在这些文明中,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神之意志的表达,它作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是高于政权、高于国王和皇帝的。

  福山接着谈到了法治在基督教文明的起源。在欧洲大陆,是由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内部发展出相对独立自主的力量,教会拥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同时又区别于世俗权力。教会的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对国王都构成了限制,因而它也是一种问责政府的权力。英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出于对带有明显偏向性的地方法的不满,民众向国王要求一种更为公正的法律,由这里发展出了英国普通法的传统。

  依照福山的比较研究,在多种文明传统中,都存在法治的观念,而在这样的对比中,中国政治传统显现出了其特殊性。中国并不存在那种教会力量,并没有超验的神圣性,虽然在唐代曾经一度佛教兴盛,但从漫长的历史时段来看,那只是昙花一现,因而,中国的政治传统里并不具有对政府实行限权的资源。诚然,古代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有法律,但是,那主要是一套惩罚性的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传统主要是刑法传统,是rule by law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权与法律的分离,这使得中国的传统显得与众不同。

  福山认为,中国传统对于法治问题的突出贡献,在于长期的儒法之争。法家学者认为,基于人性本恶的观点,人本能地想要违法,因而需要对违法者进行严厉的惩罚,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儒家学者则认为,没有一种法律能够普遍地适用于判定所有情形,必须依据不同的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只有那些高尚而明智的君子,经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断。福山特别指出,儒法之争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争论,其实在任何一个法律系统中,都存在类似的法治和人治之争。

  福山认为,在西方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形成的是高度形式化的、精密复杂的法律系统;而在中国,则更多地仰赖于贤明的官员,以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

  到了近代以后,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晚清的维新变法,东亚国家都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法治。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法制建设滞后于日本,在福山教授描绘的历史图景中,这一套法治制度,特别是民法制度,是要等到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才逐渐成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将另一套与此前相异的民法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系统。在“文革”期间,法律更是一度消失了。

  一直要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才形成了某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法。福山认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更稳定的民法制度一直上升到宪法高度,以此来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限制。福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已经取得的法治化成果,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推进法治化的话,那么,在福山看来,美国的情况就正好相反,美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太多的法与过于低效的政府,造成了政治制度的衰退。

  美国的法治制度是从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而来的,在美国,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所以,最高法院可以推翻议会通过的议案。福山以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为例,说明改革的困难,美国的奴隶制在当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法律曾被用于保障农场主拥有奴隶,因而,首先要打一场伤亡惨重的南北内战,然后才能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美国的很多富有争议性的议题,从种族议题,到女性权益议题、堕胎议题、同性恋权益议题,它们的推进都因此困难重重。

  福山指出,美国的情形不但与中国不同,而且和欧洲相比也存在着不同。欧洲人对国家并没有特别的偏见,而美国人对国家有很深的不信任,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个特点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司法权高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比如,奥巴马在2010年提出的医疗改革法案,在议会获得了通过,但是,反对派的共和党却通过最高法院否决了这个法案。在这个意义上,福山认为,过多的法律阻碍了美国的政治改革。

  福山提出,中国的政治传统和19世纪下半叶的普鲁士模式比较接近,二者都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君主制,但是,这个君主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会受到官僚制的限制,而这种官僚制又是在一定的法律和规则之下运行的。在过去三十年里,法的扩张是最主要的发展,法治的改革是主要改革方向。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依赖于规则的透明化。福山期望,中国能有更多的基于规则的决策制定。

  综上所述,福山依据中美的不同国情,提出了中美政治改革的不同方向:中国需要更多的法治,美国需要更为有效的政府权力。而这两个方向都是统摄于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下,那就是国家、法治、问责制三个要素之间的平衡。

  潘维:“司法独立性”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评议嘉宾潘维对福山的发言提出了三点质询。

  其一是关于法的起源。潘维指出,从中国经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法”既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照其字面意味着办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则的话,你就做不成任何事情。也就是说,目的是为了做成某事,这是以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法律,既不神圣,也不自然。法律是由人制定、由人执行的,其结果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其二是关于法律的中立性(impartiality)和司法独立性(judicial independence)。潘维提醒道,法律是可以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是可以偏向某个特定社会阶级的。他又接着表示,二三十年前,他也曾经热情研究司法独立性问题,但是,当他经历了多次国际性的交流访问,他发现,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司法独立性的制度性安排,不仅是南亚,还包括非洲、南美,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一旦你有了司法独立性,你就可以拥有一切?”——那只是一个传说。

  其三为唯制度论(institutionalism)。潘维试图追问:“你是先有奴隶制,还是先有奴隶?”在他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是有了奴隶,然后才有了奴隶制的制度安排。他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因为你有“落后的”制度环境,所以你才有“落后的”经济;还是,相反的,我们有“落后的”经济,比如中国,人均7000美元,于是才有了某种程度的“落后的”制度环境,以与此相适应。

  福山着重回应了潘维所提出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疑问。关于法律的中立性,福山表示,这是一种理念,虽然没有法律曾经做到完全的不偏不倚,但作为一个理念,它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福山认为,民众运动的怒火的重要来源之一就在于此,他以“阿拉伯之春”的开端——突尼斯的民主运动作为例子来说明,民众正是以这个原则来对抗不公正的腐败政府。福山承认,当然,法律会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但他强调,法律的公平性作为一种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于司法独立性,福山指出,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性。法律系统并不是独立的,它们被权势者潜在地控制,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在这些国家,如果你是拥有权势的地方官,或者是拥有财富的大公司,你就很容易运用权力和财富来操纵司法,为自己牟利。福山强调,司法独立性所设想的独立,不仅意味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而且意味着司法应当独立于有钱有势者所施加的影响。而在这个意义上,拉丁美洲并没有司法独立的法院。

  关于制度,福山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福山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为成功。福山认为,普京政权并没有形成制度,尽管他和他的朋党把持着现存的政治权力,但万一普京突然离世,其实是没有人知道运转规则,而俄罗斯就将面临大乱,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政治系统并不具备延续性。相反的是,中国关于官员的选拔和政府的运转是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的。在福山看来,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法治,但确实是一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而这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这种制度化。

  崔之元:福山的思想和政治转变回顾

  评议嘉宾崔之元回顾了福山的思想和政治转变,他专门谈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对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阐释;还特别提及福山早年曾经是保罗·沃尔福威茨(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新保守主义的旗手之一、伊拉克战争的核心决策者之一)的密友,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却公开地表达了反战立场,因而将伊拉克战争视作福山思想和政治的重要转折点。

  崔之元介绍了福山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他认为,中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福山教授反思和修订了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的思想框架,从而形成了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建立的新理论框架,而就在讲座的前一天(11月3日),福山还与习近平主席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会谈。

  崔之元就英国的普通法提出了问题,他指出,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并不来自于超验的理念和教会力量。而汪晖则援引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汉代的“天”的概念的讨论,提出中国古代传统中也包含特定的超验理念,这里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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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晖还特别提到,他自己曾经讨论过中国的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代表性断裂”的问题,而福山也在另外的语境里提出了存在于美国政治制度里的“代表性的危机”,他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的这些政治危机,我们是否能在既存的系统之内,找到解决方案来予以克服?

  福山表示,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政治”的论述,是理解历史动力学的一种有效路径。他认为,围绕承认的斗争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就是基于对承认的欲望。当前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就是基于这种欲望,欲求赢得对他们的尊严、他们的神、他们的宗教的承认,这里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激情。

  福山承认,普通法并不来自于超验,但他指出,英国人对普通法有着特别的信念,以及绵延数个世纪的深刻传统,因此,普通法在英国具有比行政权力更崇高的地位。法治的起源并不必然地与宗教相关,但这确实涉及到对法律的尊崇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法治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和专门的制度形式。福山教授也承认,在中国,确实有一个关于“天”的概念,作为政治权力的超验来源。但是,“天”在中国并没有教皇那样的制度性代表。因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福山总结:理想国家是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而不是乌托邦

  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

  福山认为,“危机”(crisis)或许并不是描述美国政治现状的合适用词,或许衰退(decay)是一个合适的词。也就是说,系统运转得并不如以往那般良好了,它持续得变缓,但是,系统并没有遭遇到那种必须马上予以解决、不解决就无法延续的致命问题,他相信,美国现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解决。

  福山认为,政治系统的质量,是不能只依据十到二十年的情况来判断的,而是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段,才能检验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尚未出现跨代际的长期衰退,只要修复得当,仍然可以继续运转至少五十年。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仍然需要在未来的数十年继续证明自己的可持续性,唯有如此,他才会认为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问题,福山相信,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系统:既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能力,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可以受到法治和问责制的限制,在三个要素之间达成平衡。但是,福山提出,我们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种平衡的政治秩序。福山表示,虽然他的论点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线性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将会通向乌托邦,而只是一种良好而平衡的政治系统。与其说是提供乌托邦,不如说是提供一个平台——为个体、家庭和集体组织搭建的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平台。

  福山坦陈,他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从彼时到今日,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世界也以某种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他的思考也当然有所改变。我们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开放性,否则就无法做一名严肃的学者。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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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学会如何做一个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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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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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当一艘美国军舰驶过南中国海时,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它的邻国则表示欢迎。美国政府表示,自己的行为是面对中国填海造岛工程而采取的维护航行自由的举措——这些填海造岛工程正在将有争议的礁石变成人造岛屿。中国政府则警告称,在该地区没有主权声索的局外人不要采取挑衅行为。这令我们其他人想起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可悲宿命论。

  美国军舰驶入被中国视为领海的水域,这种展示海军实力的行为,凸显出助长东亚军备竞赛的多方面碰撞。这些碰撞包括彼此冲突的历史主张、地缘以及不断改变的实力对比。一些人表示,如今西太平洋海域下潜行的潜艇,与曾经游弋在北大西洋的潜艇一样多。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对宣示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宗主权的“九段线”提出异议。此外,日本和中国还在东中国海陷入了另一场争端。

  就在导弹驱逐舰拉森号(USS Lassen)启航之前,我和众多中国人民解放军(PLA)高级军官一道,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中国年度国际安全会议。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肩膀上扛着星星的将官。

  这个名为香山论坛(Xiangshan Forum)的会议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Military Science)主办,它是时代变革的另一个表现。就在不久以前,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是一个隐秘得难以言状的组织(有人或许还会用邪恶来形容它)。香山论坛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加坡由来已久的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 La Dialogue)的竞争者,代表一个希望自己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被听到的军事力量。

  中国的崛起速度甚至超出了其领导人的想象,这部分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对西方造成了巨大打击。中国现在必须弄明白成为一个大国意味着什么。成为大国并不意味着语气上要高人一等,而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描述。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中国先是全球事件的受害者,后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全球事务的旁观者。如今,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

  这种局面并没有听上去那么轻松,尤其是,在中国的邻国中,差不多每个人都宁可让事情保持原来的样子。中国也正在认识到,与邻国一样,它也必须适应自身的崛起。在香山论坛的讨论中,我看到了一点点这种认识的迹象。解放军在成立时,是保卫中国领土免遭外来侵略的陆军力量。如今,中国的将军们正在大幅裁减陆军,同时寻求用海、空军打造远程力量投射。这正是崛起中的大国所做的事情。然而,我有一种印象是,他们对如何完成这种转型十分迷惑。

  同样,中国的文职政策制定者一方面主张他们眼中中国的正当诉求,一方面承认崛起中的大国需要打消世界的疑虑,他们通常很难把握两者的平衡。对西方听众来说,中国表现不协调的是,一方面大声宣告对有争议领土拥有不可剥夺的主权,一方面又多次在论坛上轻轻地安抚称,中国将永远不会动用武力称霸世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前任不同的是,他决意一方面在国内树立个人权威(旧日的集体领导制已经解体),另一方面在国外投射力量。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是其第二个目标的体现;在我看来,打造中国在欧亚地区影响力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体现。

  习近平决定与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举行会面——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的首次此类会晤——这也表明他是一位愿意冒险的领导人。如果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在明年1月的选举中输给更明显支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此次会晤可能被视为具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北京方面表示,情况不可能一成不变,它说到了点子上。中国最有力的观点也是最简单的观点:世界已经改变。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广度和复杂性已经倍增。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必须在全球事务上拥有发言权。有人说,旧的平衡不能被打破。这是在无视地缘政治的事实。你不能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21世纪。哦,上一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寻求控制其沿海水域是什么时候?

  然而,同样正常的是,中国的抱负与美国不一致。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一直是地区和平的保证。此外,美国是受到邀请才来到东亚的。中国的邻国一直要求增强而不是减弱美国的存在。越南感到不满,是因为华盛顿不会向其出售足够高端的武器。想一想吧。大多数地区强国对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批评是,该战略过于怯懦。

  东亚将不会保持原状,原因很简单,中国崛起已经重塑了版图。美国不可能保持业已失去的主导地位。但中国也不可能主张自己的霸权。新的秩序必须容纳中美两国。任何一方若试图证明并非如此,结果都只会告诉我们,与斯巴达和雅典一样,它们注定会发生冲突。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11/6   发布时间:20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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