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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关于TPP与中国的四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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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季冰  来源: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

  将近4个月前,我在本报发表《TPP面临生死存亡一刻》(见2015年6月22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时,这份贸易协定正在美国国会激起白热化的政治斗争,白宫为了与外国政府达成TPP而必须从国会获得的“贸易促进授权”(TradePromotionAuthority,简称TPA)几近夭折。

  今天,TPP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时髦新词。两周以来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它的焦虑恐慌、恼怒激愤甚而幸灾乐祸,让我们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了当今中国社会民意的分裂,另一方面也再次展示了我们这里经常发生的一种荒诞现象:中国有太多人对TPP的了解程度远远小于他们对TPP的评论热情。这些评论承载了评论者自身的太多想像、担忧或憧憬。其实这可以加诸任何一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事件上,已经与美国主导的这份贸易协议本身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关 于 TPP (“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的缩写,汉语一般翻译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源起、过程和大致内涵,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最终达成的TPP文本至今尚未正式公布,所以它的具体内容外界也拿不到更多的信息,我在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但根据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在协议达成以后对外公开的说法,TPP将对近18000种类别的商品降低或减免关税。

  这一协议尚待美国国会和其他TPP成员国批准,鉴于美国很快就将进入大选季,而加拿大本月16日就将举行大选,所以它的前景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最乐观的结果是,美国国会在明年春夏批准TPP,最早可望在2017年开始生效。

  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现在的首要问题是:TPP与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又应当细分为一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TPP是遏制中国崛起的“经济北约”?

  十一长假还没过完,TPP,这个普通中国人原来极其陌生的英文缩写突然成为举国热议的焦点话题。作为一份多年来一直都在不透明的状态下进行谈判、且正式文本至今尚未公布的专业性极强的贸易协议,它之所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热点,完全是基于一种模糊不清的政治视角。

  TPP协议于10月5日在亚特兰大达成的消息传来,绝大多数国内媒体和评论人士都将它解读为一个美国及其盟友遏制中国崛起的“经济北约”,意图使中国在自身所处的亚太地区处于孤立和边缘化位置。

  中国国内理性的改革派人士也许不应该将这种一边倒的舆论简单化地斥为阴谋论或民粹主义情绪,事实上,在英美主流媒体上,这种看法似乎也已经成为共识,《纽约时报》第一时间发表的一篇评论的标题就是《TPP:美国制衡中国的经济航母》。之前还有人戏称 TPP为“ABC”——Anyone But China (除中国外的任何人),换言之,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

  在向美国国会议员们推销这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时,无论是奥巴马总统还是他的阁僚,都使用了大量赤裸裸的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学话语。这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支柱,或者说是对军事上“重返亚洲”战略的经济补充,目的在于将美国的亚洲盟友更加紧密地聚合在一起,共同牵制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奥巴马总统近来在谈及TPP时经常脱口而出的话是:“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如果我们不制定规则,中国将制定规则……我们就会被排斥在外……我们不希望中国利用其规模来强迫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不久前发表的一份广受热议的报告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将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从效果上看适得其反,如今中国的崛起正在威胁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报告称,美国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反击,包括“通过有意识地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手段……在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之间建立新的特惠贸易安排”。这可能有助于华盛顿方面阻止中国搭国际贸易体系的便车,反制他们所称的北京的“地缘经济实力”。这显然就是在描述TPP,而它应当被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中的一部分。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曾坦率地对媒体说:“虽然我认为人们从未听到总统公开称这是一项遏制中国的政策,但关起门来说,显然就是这么回事。其目标是(帮助亚太国家)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强化对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市场的依赖,以及提高限制,进一步让中国成为局外人。”

  因此有人评论,如果说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盟友之前纷纷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亚投行亚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 ,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简称AIIB),令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遭遇了挫折的话,那么,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排除在外的这份最新的亚太贸易协定,则帮助美国在亚洲地区与中国的角力中赢回了一阵。

  我在《TPP面临生死存亡一刻》一文中已经剖析过目前美国两党在TPP、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上的激烈分歧,以及奥巴马总统为此而陷入的一场罕见的战斗。因此,我的看法是,也许他的确是这么想的,但作为一个本应当谨言慎行的大国领袖,奥巴马以如此露骨的话语将一项经济议题诉诸地缘政治动因,更多地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他在国内政治博弈中面临的困境。奥巴马表面上咄咄逼人地打出的“中国牌”,主要是为了让在美国社会备受争议的TPP(以及达成它所必须的 FPA)得以在国会中通过。现在看起来,这张应付美国国内政治角力的地缘政治牌是起到了效果的。但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希望和相信能够凭藉它来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重要。

  日本右翼保守派首相安倍晋三可能比美国人更加看重TPP的地缘政治意义。在日本这样一个从来就不乐于开放市场的保护主义国家,加入TPP遇到了很强的政治阻力,但安倍晋三依然力排众议,接受了美国开出的许多条件。他将TPP视为加强美日同盟及巩固日本在亚洲地位的关键。在国际上,他提到了TPP成员国享有共同的“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价值观”;对国内,他宣称TPP将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仿佛TPP是一个军事协议似的)。这些说法无疑都是针对中国而来的。

  当然,我们这里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中国民众因来自美国的夸张政治话语而触发的情绪让他们自己也捞到了一张政治上的好牌。

  不过,我们显然也不能认为美国政府关于TPP的强硬的地缘政治话语全部都是其国内政治博弈中的“忽悠”。虽然不能说TPP的目的就是遏制中国,但它的确富含针对中国的明确指向性。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美国一直宣扬,TPP的目标是“创设一个高标准的、21世纪的协议”,它将超越现有自贸协定的范畴,成为一套更广泛协议的“样本”或“种子”,因而是“下一代贸易协定”……这让人们判断,中国会因为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等许多方面存在的缺陷而无法达到它的要求。但令人费解的是,从达成TPP的初始12国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将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水平有天壤之别的国家拉在一起的大杂烩。很难想像,在经济制度、法治状况、政府行为和市场开放度诸方面,越南会比中国更加配得上TPP的“高标准”。因此,决定接纳越南(以及另外几个成员国,例如文莱这个伊斯兰苏丹国)而非中国,首要的毫无疑问是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因素。

  5年多来,从总统到贸易代表,到美国各级相关官员,都矢口否认TPP是从经济上遏制中国或者试图把中国挡在门外的策略。奥巴马总统以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欢迎中国加入TPP,尽管他们总是不忘记提醒中国应为此做出改变。

  TPP的其他参与国家,从遥远的智利到临近的马来西亚,也都一再表示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欢迎中国加入的意愿。甚至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TPP协议达成后都出人意料地发表声明,称中国应该成为它的成员,“如果中国未来加入TPP,……将有助于我国的安全及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政府以前曾表示没有受到过邀请,对此,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荣·柯克(Ron Kirk)曾经向中国的财新《新世纪》周刊表示,中国无需邀请,只需自主决定是否参与TPP进程。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主席里克·拉森(Rick Larsen)还曾讶异地反问:“我不理解中国为何要等待邀请才加入 TPP谈判?其他国家认为自己应该成为谈判的一部分时就会主动提出加入。”

  但事实是,除了美国加入前的少数几个TPP草创国外,后来加入谈判其他大多数国家是美国邀请的。就拿一开始对TPP犹豫不决的日本来说,奥巴马为了说服它加入,不仅专门给日本首相打电话,还曾当面劝说。而当最近一两年里中国表现出对TPP越来越大兴趣时,美国基本上没有作出任何正面回应。

  很明显,即使美国真的不想排斥中国,它也绝不可能接纳中国成为TPP创始成员国。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它就是要利用TPP以及正在同时谈判中的 TTIP(“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的缩写,汉语一般翻译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来另起炉灶,对现有多边贸易版图进行大幅度改写。为此美国当然希望由自己单独主导,来确定TPP的基本框架。如果在创始阶段就引入中国这样一个势均力敌的巨无霸谈判对手,那么美国很可能不能如愿以偿,协议甚至可能最终无果而终。

  亚太地区目前有多个相互交叉重叠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达成或正在谈判,其中包括“东盟10+1”、“东盟10+3”、“东盟10+6”以及“中日韩自贸区”。鉴于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和中国的经济体量,中国毫无疑问将在亚洲现有的上述经贸合作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后文中进一步讨论),而TPP则名正言顺地将美国引入上述不包含美国的亚洲地区贸易结构的中心位置,而且其具有很强的重复性和替代性。

  我的看法是,TPP未必能像美国高声宣扬的那样改变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但它的达成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美国在亚洲仍然拥有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力。尽管这或许并不能改变美中两国此消彼长的未来趋势,但如果TPP失败了,美国的信誉肯定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击。

  对美国来说,TPP就像是一份未雨绸缪的期货合约。对参与TPP的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如果TPP能够使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更加多元,而不是在中国一棵树上吊死,那是一个“何乐而不为”的选择,更何况它们中的大多数原来就更加青睐美国。

  必须客观地看到,虽为“新型大国关系”,但中美两国之间的确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在有些方面还相当尖锐。如果说当年的美苏竞争更多是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那么当前中美竞争则更多体现在经济贸易和市场投资领域。不过,前者是零和游戏,后者是可以双赢和多赢的。因此,TPP不是“经济北约”。而且,昔日的北约和华约变成了今日的TPP和亚投行,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问题二】TPP能不能遏制中国在亚太的崛起?

  在很多事情上,实际造成的结果往往比行为方的意愿更有意义。所以,相比于美国是否试图利用TPP来遏制中国这个问题而言,TPP究竟能不能遏制中国的崛起,可能更令许多国人牵肠挂肚。

  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

  不管美国希望还是不希望,TPP或者其他任何手段,都不足以遏制经济体量已经如此庞大、与世界各国有着如此广泛和深入联系的中国。换言之,即使美国真的想要这么做,现在要阻止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核心也为时已晚。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GDP占世界份额的13.3%;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地位,并早已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发动机,也是大多数全球供应链的枢纽;中国是TPP谈判方中一大半以上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其中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东盟诸国,也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亚洲另外两个重要经济体——韩国和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它们尚未加入 TPP,但是它的潜在签约国。

  因此,美国的亚太盟国并不想参与到与中国的直接对抗中。正像前新加坡外交部(Foreign Ministry)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 (Bilahari Kausikan)在TPP达成以后对媒体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巨大的经济因素,没有人认为TPP会替代中国。“美国很重要,中国也很重要,我们能够同时处理好。”

  事实正相反,没有中国参与的TPP协议不但是非常不合理的,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太平洋自贸区,这会令它在日后难以发挥它承诺将要发挥的那种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官方很有自信地说,长期来看,不包含中国的亚太贸易协定注定将是不完整的。

  不仅如此,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度这么高的情况下,遏制中国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根据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IIE)的测算,一个包括现有参与谈判的各国以及中国的TPP,将在未来10年内将提高中国国民收入4.7%,提高美国国民收入1.6%,提高日本国民收入 4.4%。它还没有将TPP对中国生产力提高的影响考虑进去,这显然将是一个“三赢”局面。而如果一个没有中国参与,日本从现有的TPP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将减半至GDP的2.4%;美国的收益将被削减三分之二,至GDP的0.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珀森(Adam Posen)为此高声呼吁为推动中国加入TPP一起努力,他还在自己在《新世纪》周刊上的专栏中写道:“在两国间没有出现直接冲突的前提下,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能够成为防止原本可控的紧张局面升级、恶化的一股平衡力量。更重要的是,一个在经济上开放、厉行改革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改革和美国的利益都有助益。”

  确实,白宫使用大量地缘政治话语来向日益两极化的国内政坛兜售一份贸易协议,也许起到了一些作用,但长期来看将会给亚太地缘政治造成真实的危害。一旦国会在明年某个时候投票批准TPP(目前看,如果它遭否决,并非多么不可思议的小概率事件),美国政府有必要以公开的方式来阐明一点:达成TPP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裂亚洲。

  在这一点上,一直把TPP设想成一个地缘政治价值大于经济贸易价值的联盟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反而显得相当冷静。从他的表态来看,他似乎仍然希望通过将中国拉入TPP而改变中国,进而改善眼下东亚糟糕的政治经济局势。

  当然,一旦TPP正式生效,对中国经济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有学者认为,TPP可能不会对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产生太大影响,但因为被排除在TPP之外,中国公司在TPP成员国的市场上可能会面临歧视性待遇。例如,TPP使用原产地累积规则以鼓励成员国家的公司在TPP成员范围内获取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而不是从非TPP成员获取。而中国恰是世界上最大的零部件生产国,这使得中国将在与越南等国的制造业竞争中处于下风,因为越南作为TPP成员国将对美国和其他成员国拥有更大的零关税准入权。

  至于具体的量化计算,各家根据不同的模型得到的结论则有显著差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到2025年,TPP每年可能给全球带来 2950亿美元的益处。而当2025年TPP得以完全实施时,中国出口可能因此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因此,中国所面临的贸易分流只会是其加入TPP的潜在收益的十分之一,即未来10年国民收入降低0.5%。它的结论是,不能加入TPP对于中国来说算不上一个重大的实际损失,更多的是错失了一个改革发展的良机。

  而根据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教授、亚太经合组织(APEC)研究中心前主席佩特睿(Peter Petri)的测算,12国版本的TPP将为美国带来每年77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相当于其GDP的0.4%;日本的绝对收益更高,达1050亿美元;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收益占比GDP最高,分别为10%和6 %。从绝对值来看,中国的收入损失最大,但是由于经济体量较大,只相当于GDP的0.2%。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肖明智日前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的关于TPP影响的量化分析的文章称,如果中国不加入“大TPP”

  (即加上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家,未来TPP成员国将达到16个),中国会因此损失2.2%的GDP。文章认为,在产业层面,“大TPP”将使中国的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行业实际产出明显上升,幅度达4%-8%,而采矿、石化、运输设备(主要为汽车制造)、机械设备行业将面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因此产出略有下降。

  马骏和肖明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研究中对不加入TPP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失估计最严重的一个。但即便果真如此,也只有当每一个TPP成员国同中国发生直接经贸关系时,TPP的效果才能表现出来。中国与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现有关税水平并不高,加上TPP正式生效后也还有三四年的缓冲期,中国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观察、研究和筹划下一步的应对。

  放到更宏观和长远的视野中去看,不论TPP制定了多么高的标准,只要它未能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纳入其中,它所自诩的“具有前瞻性的下一代贸易协定”就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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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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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  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

  2015年8月29日应《南方都市报》之约,在“南都公众论坛”(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就“周边国家如何看一带一路”做了一场讲座。200多听众,1.5小时的讲座,加上0.5小时的问答,现场气氛比较热,事后还有一些听众继续提问。主持人认为,这可能是几个月来观众反应最为热烈的一次。但这也有不好的地方,原因不说了。依据讲座的录音稿,笔者对全文进行了一些调整与修改,使之条理更为清晰、问题更为集中。但修改幅度明显小于8月9日的录音稿。本文9月13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第A14版的“讲坛”栏目。本文为作者授权共识网发布。

  周边国家如何看“一带一路”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上台后提出的一个对外关系大战略。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战略呢?这与中国梦有关,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像汉唐时代那样。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目标,需要从周边开始。因此,这是一个主要针对亚欧大陆中东部国家的拓展战略,旨在从经济上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进而成为亚欧大陆公认的带头大哥。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底气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在全球坐二望一。但是,比较优势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产业,特别是水泥、钢铁等行业。此外,外汇储备最多的时候将近4万亿美元,现在还有3.65万亿。也就是说,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在有钱、有技术、有能力、有人。但是从全球看,中国的服务业并没有比较优势,还属于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来倒逼改革的领域。

  作为崛起的国家,经济上不可能长期维持“单兵独进、一枝独秀”的状态,有必要、有责任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而且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在第二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再加上只能用在境外的大量外汇储备。因此,中国想到了走出去“开放别人”,以亚欧大陆为主,涉及60多个国家。

  那么周边国家愿意不愿意接受中国来“开放”自己呢?他们到底是怎么看中国的?过去十多年里,我走了周边一些国家,发现他们很多观点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合作不能剃头刀子一头热,特别是,这不是一个马歇尔计划那样只有四年时间的短期计划,而是至少管8-10年的中长期规划,为此,中国不应该成为沿线64个国家的发改委和财政部,如果大包大揽的话一个会招致埋怨,二是人家会说你活该,而且你还没有收益。我的看法是:务必戒急戒躁。应该是沿线国家主动提出项目申请,中国审核后觉得可行的,再与对方商议具体合作方式,成熟一个做一个,不成熟的项目不做,不积极的国家不做。一定要避免大呼隆。目前已经有一点这个苗头。

  3月底中国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宣布了落实“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其中强调要共商、共建、共享,要和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实行对接,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把这些原则落到实处。

  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其中12个已经解决了领土争端,还剩下印度与不丹2个国家。我先从俄罗斯讲起谈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按照顺时针方向走。

  俄罗斯的视野 从国界线长度看,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邻国,也是中国唯一的全球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原来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一直不公开表态支持,主要是担心冲击到俄罗斯自己主导的战略——欧亚经济联盟。苏联虽然解体变成15个国家,但在许多方面,俄罗斯依然居于中心地位,如铁路网、油气管道网与工业生产分工。比如,中亚一带的油气管道大都是往北走的,现在才出现一些向东、向南走的油气管道。又比如,乌克兰东部是苏联时代的重工业基地,今天,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区的重工业品还是以俄罗斯为出口对象。俄罗斯知道不可能恢复到苏联时代,但还是希望与独联体国家在经济上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推行一带一路,搞五通等持有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经过双方的不断沟通,加上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均面临严重困难,中国则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因此,在乌法峰会上中俄双方达成共识:寻找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的共同点,互相支持。

  韩国视野 习近平主席很少专门出国去访问一个国家,但是去年专门访问了韩国,可见对韩国的重视。中韩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韩国目前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双边贸易额2014年达到3000亿美元,韩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万美元,明显多于中国台湾的2.5万美元。而后者曾经明显多于前者。发生这种逆转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在经济上全面靠拢中国,台湾则瞻前顾后。当然,韩国在安全上主要还是依靠美国,这主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朴槿惠是知华派总统,她提出欧亚经济倡议后,很快就表示应该与一带一路对接。当然,中韩之间也存在一些历史认识问题,但这目前对双边关系影响不大。

  日本视野 相对于韩国,日本对“一带一路”基本上采取“不参与、怀疑、抵触”的立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提出建立总资本额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后,日本先是提出一些理由不参加,然后再宣布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资助计划,对垒的味道很浓。这种对垒还表现在国民情感、政治外交、区域整合等方面。中日两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摆动于“经温政凉”与“经温政冷”之间,很难达到“政温经热”,更不用提“政热经热”了。为什么呢?

  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曾经告诉我,中国比日本强大,这是过去两千年历史上的常态。过去一百多年里变成日本比中国强。而现在又在回归历史的常态,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大概需要一到两代人才能重新适应“中国比日本强大”的现实。为此,未来的日本应该侧重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养老体系、公共交通系统、电器产品,等等。我个人的观察体会是,在历史问题上,因为日本的文化传统、国内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时间可能是中国历史问题的有效化解药。一个复兴后的中国,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心态与应对。

  南海沿岸国家 南海涉及的国家比较多,我稍微讲得多一些。东南亚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重振这个枢纽的意思。从许多方面说,东南亚在建设海丝中的地位,是别的地区所不能替代的。那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南海问题这个国际热点。中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都牵扯其中,加上中国台湾,俗称“五国六方”。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拥有纳土纳群岛,据此画出的专属经济区,与中国的九段线有5万平方公里的重叠,所以也可以将印尼看做南沙海洋划界方面的第六个当事国。这意味着南海争端实际上涉及“六国七方”。

  2009年之前,“六国七方”的意见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类国家包括中国、越南和菲律宾,认为解决南海争端一要靠国际法,二要靠历史性权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主张只能靠国际法,其理由是国际法可以提供一个可以衡量的平台,而历史性权利则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一个理由是这些国家独立的历史短,在南海权利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历史记载来支撑。2009年菲律宾通过了《领海基线法》,越南也通过了自己的海洋法。两国都放弃了历史性权利,主张按照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公约》来解决南海争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则依旧坚持“国际法与历史性权利都要”的观点。我访谈了几十位国际上研究南海问题与国际法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学者。这些人的基本观点是:应该以国际法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依据。即使是历史性权利,也要在国际化的框架内予以清晰化,而不能持模棱两可的立场,比如,说清楚九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说,人家就会怀疑,中国是不是想强大了以后做新的解释?东盟声索国都是中小国家,东盟十国的海军加在一起都不是中国海军的对手,他们对南海问题的前景有些担心与害怕是正常的,毕竟,连欧美日等大国也在心里犯嘀咕呢。

  中国长期的立场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具体到划界谈判,中国整体上坚持一对一的谈判立场。但是,南海包括东沙、中沙、西沙、南沙四个海域,其中南沙海域属于多国主张重叠的区域,一对一很难操作。中国坚持这种立场容易被人解读为“不想真心解决问题”。实际上未必如此,也可能是中国没有想清楚在南海到底想要什么,比如对于九段线,中国南海研究界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立场也在与时俱进,2013年9月苏州会议开始,同意谈“南海行为准则”。从2014年8月提出双轨思路开始,同意南沙问题可以在多边框架下谈,东盟作为整体可以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中国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变得积极,可能与海丝建设有关。毕竟,东南亚国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南海争端已经成了中国-东盟关系中的短板,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整体提升与命运共同体建设。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准则不解决岛屿主权归属,而是解决哪些事能够做,哪些事不能做。至于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还是要通过当事方直接谈判来解决。不争的事实是,通过国际法院判决来决定岛礁归属,从来不是国际上解决岛礁争端的主流。

  关于中国在南沙七礁八点的陆域吹填,是今年的热点问题,美国反应更是激烈。引发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吹填的速度与规模,这与中国的能力与决心有关。但是,这总体上属于补偿性的建设。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早就在南沙海域进行了类似的作业,并且修建了码头与机场,这也是事实。越南与菲律宾还进行了移民。

  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接下来可能会以吹填出来的岛屿为基础,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设立南海防控识别区、大规模部署军事装备与人员。理论上,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中国也有权利这么做。但中国实际上不大可能这么做,原因一,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月初针对中国将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消息回应道,中方并未感受到来自东盟国家的空中安全威胁,而对于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南海地区总体形势感到乐观。这表明中国不大可能设立南海防控识别区。连防空识别区都没有必要设立,有什么必要在南沙大规模驻军并部署军备呢?原因二,更重要的是,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上述做法将严重妨碍东南亚落实海丝,并把声索国赶到美国的怀抱中。

  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在南沙适当驻军。“军用为主,兼顾民用”是东盟声索国的普遍做法。台湾也是这么做的。中国大概也会参照这个模式。注意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对南海问题整体上遵循了克制原则,不希望南海问题扩大化。这意味着,中国并不追求“在南海的获益最大化”,而是“把南海问题放在中国-东盟关系的整体框架下”。

  南亚视野 南亚地区,情况简单也复杂。中国目前唯一的全天候伙伴,被我们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非常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国内不同省份为了争夺相关项目而吵成一团。而孟加拉国,在我看来是仅次于巴基斯坦的第二铁。和巴基斯坦一样,孟加拉国不管是哪一派上台都和中国非常友好,孟加拉的面积与安徽省差不多,但是人口是安徽省的两倍多,1.6亿,而且人口很年轻,发展得好,可以变为很好的人口红利。孟加拉国也非常支持“一带一路”,主要是其国内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与家族政治或曰裙带政治盛行有关,很难根治。随着经济的发展,情况或许会好转。

  南亚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印度和中国则有着比较直接的利益纠纷,到现在中印之间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边界争端,未来短时间也无法处理好。虽然中印可以推动一些经济合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争端的存在。我们未来多大程度上能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其实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避免这些争议。

  由于时间关系,剩下的国家只能割爱。我先讲到这里,下面接受大家的提问。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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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成为“一带一路”的理想融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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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央视财经  来源:新浪微博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型基建工程项目会陆续推行,对资金的需求将会大量增加。香港会把握机遇,利用多元化投融资平台的优势,争取成为“一带一路”的理想融资中心,加速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地位。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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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希望美国最低时薪提至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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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市场播报  来源:新浪微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周二在爱荷华州发表竞选演讲时表示,希望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每小时12美元。目前仅为7.25美元。希拉里一贯主张为美国工人加薪,包括提高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但一直未说出具体数字。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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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选假想对决民调 卡森平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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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最新民调显示,在假想的大选对决中,退休神经外科医师卡森会是共和党2016年总统参选人中,最能和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抗衡的人选。卡森在独立选民间的地位是让他超越其他党内对手的最大优势。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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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和党缺少“里根式”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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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FT专栏作家拉赫曼:现代共和党缺少一个真正像罗纳德•里根那样的英雄,以告诉世人“最好的日子在前头”。特朗普的危言耸听和夸夸其谈与里根实在相差甚远。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旧文章ID:6876

【川普称若其当选美国总统 美俄关系将“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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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相信,如果他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美国和俄罗斯将有“非常好的关系”。根据NBC和《华尔街日报》周一公布的调查显示,川普为美国共和党排名第二的候选人,共有23%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他。

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旧文章ID:6875

【社评:美在南海的色厉内荏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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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新浪微博

美方到南海高调“巡航”是冲着中国扩建岛礁来的,但美国军方不再重点指责中国“造岛”,卡特和哈里斯都没有公开质疑中国扩建岛礁的合法性,这证实了人们的猜测:美方已接受无法阻止中国扩建岛礁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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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1/5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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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我不同意中美将爆发冲突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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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利·哈里斯  来源: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北京大学演讲全文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利·哈里斯11月3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了亚太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外界普遍关注的美中关系问题。他在提及南中国海的问题时重申了美国立场,即美军将在国际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随时随地执行任务,南中国海也不例外。但是他也谈到,美中两国在朝核问题等许多领域有共同立场,两国间的分歧不应当影响两国在达成共识的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他还提到,美中两国军事交流密切,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有中国海军舰船到访美国;此外,两国在未来两个星期将开展33个不同的军事交流项目。

  以下是他演讲的全文翻译:

  海军上将哈利·哈里斯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

  2015年11月3日

  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今天来此演讲,并就印度亚太地区(Indo-Asia-Pacific)以及美中军事关系谈一下我的看法。

  我非常高兴与博卡斯大使的母校进行交流。与博卡斯、约翰·埃尔维(John El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一样,你们都来自世界顶尖学府。

  我如果开始的时候不感谢我的夫人布鲁尼,那就是我的不是了。我夫人此次随我出访,她提供了有关中国人民友谊和精神方面的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布鲁尼比我聪明多了,也比我有远见,她在1980年代就决定作为一名考克斯学者(Cox Scholar)到上海学习。

  她那时就知道,就像如今在中国的所有美国学生——以及27.5万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知道,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将使两国的未来更加繁荣。因此,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与你们分享我的观点。

  在我们进行讨论之前,我希望先大致谈谈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所面临的一些机遇与挑战,然后花几分钟的时间讲一下太平洋司令部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倡议中发挥的作用。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了解太平洋司令部,也就是我们所称的“PACOM”。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地缘军事作战司令部,负责从好莱坞到宝莱坞、北至北极熊、南达南极企鹅的范围内的美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和行动。

  当你负责的地区覆盖地球52%的地区的时候,简短概述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谈几个方面,希望能够激发一些讨论。

  太平洋司令部统辖将近40万名军事和非军事人员,其中包括大约60%的海军官兵。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在这个地区执行任务。我通过国防部长卡特直接向奥巴马总统汇报情况。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领导美国最好的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海岸警卫队以及国防部文职人员。

  他们都非常努力地维持印度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个地区拥有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和五个最小的经济体。从军事角度来看,世界上10个最大的常规军,有7个在这个地区;5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美国的7个防务条约盟国,这个地区就占了5个——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日本和韩国。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比生活在该地区以外的人要多。大多数预测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地球上70%的人都生活在印度亚太地区。由此涉及的世界粮食、能源、基础设施问题就让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维持和平与稳定显得尤为重要。这些预测不仅指出了合作方面的机会,也凸显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告诉你们,印度亚太地区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美国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太平洋领导者和太平洋大国。在我们应对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在内的全球其他挑战之际,我们仍在继续推进再平衡战略,以促进我们在这个地区的长远利益。

  奥巴马总统在四年前提出的再平衡战略重点关注四方面内容——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在政治方面,奥巴马总统在过去几个月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韩国总统朴槿惠和印尼总统维多多。这个月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将前往菲律宾参加APEC会议。与亚洲领导人如此频繁的接触一直是、并且将继续是美国的国家重点。

  再平衡战略的另一部分涉及军事,这个部分由我负责。七十年来,美国各军种在印度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保障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为稳定、经济繁荣与和平创造了条件,因此继续让所有的国家受益,也包括中国。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来强化我们的军事存在:加强条约联盟、构建新的伙伴关系、推进多边合作、增加协同作战能力、提高应对危机的战备状态。我们还在将众多的双边关系扩展为三边和多边关系。我国军方也积极参与东盟区域论坛。

  军事活动是再平衡战略中最显眼的部分,但这个战略最重要的方面是经济。我们的领导人努力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TPP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涵盖全球经济的40%。该协议将改善所有成员国的经济,而且是成员国之间潜在冲突的缓冲。

  虽然太平洋司令部努力维持和平与繁荣,作为军事指挥官,我必须确保我们的部队随时准备好保卫我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这个地区的和平正在受到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朝鲜。朝鲜领导人喜怒无常,他追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可以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发射核武器的导弹系统。

  来自朝鲜的持续威胁是我们与日本和韩国的盟友关系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数十年来,美日和美韩同盟是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也是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的基石。事实上,我刚刚访问了韩国,在与韩国举行的磋商时给国防部长卡特提供支持。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很关注中美关系,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一些学者预测,中美两国之间将爆发冲突。我不持这种悲观的观点。

  虽然我们两国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存有分歧——最为公开的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和我方在那里的活动,但是我们在众多领域有共同的立场。比如,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刚刚重申了两国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实现完全、可核实的朝鲜半岛去核化;中国去年参加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演习——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明年还会再次参加。就在我今天向你们发表演讲的时候,中国的海军军舰正在访问佛罗里达州的梅波特港,那里是美国海军第四舰队的司令部,而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则正到访圣迭戈,即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基地。本月晚些时候,不仅是美国海军斯特西姆号驱逐舰将访问上海,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也将到访。事实上,未来两周将有33项不同的军事交流活动,参与者有四星上将到军校学生各级人员。

  正如苏珊·赖斯最近所说的,我方战略的一部分是要在各个层面加深与中国的接触,这样我们两方在对抗和管理分歧的时候也能够在互利领域实现合作最大化。许多中方将领强调合作大于对抗,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在2014年4月访华期间就力图推进这个目标,当时的美方代表团同意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缩写CUES),这是21个国家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通过的一项重要的有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21个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国家。

  探讨有关互利的议题和加强军队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能让我们更加有效地共同应对危机。搜寻失联的马航370航班就是最好的证明。去年的多国应对搜救队伍由我们的盟国澳大利亚牵头,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也参与其中。这架航班上有239人,包括152名中国人,我想向所有那些在中国、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其他各国的、失去了所爱之人的人表达我个人的哀悼之情。我们无法知道下一场灾难何时会降临到这个地区,但是太平洋司令部力图架起桥梁,让我们能以合作的方式进行有效应对。


  然而,正如最近的新闻头条所表明的,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领域仍然存在。我认为,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军方之间的对话。人民间的持续交流是避免误解和误判的最好方式。就在上个星期,中国海军司令员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就美方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活动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坦率交谈。我也会继续与中方军事领导人进行个人的和真诚的对话,这也是我本周访华的原因。

  自由和开放地进入所有的共享领域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原则。就像卡特部长几天前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来自俄罗斯的挑战,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模棱两可的海洋主权声索,其中包括包含几乎所有南中国海的所谓的“九段线”。


  为了防止国际秩序与规范的瓦解,美国秉持一贯的支持航行自由的立场。航行自由是保护贸易在公海上畅通无阻的支柱之一,也正是贸易让各国得以发展,并促进全球经济,让亿万人脱贫,包括中国。

  国际公海和空域属于每一个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例行的航行自由行动与我方所言和外交上所做的相一致,我们以此来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我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南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个例外。

  我们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因此没有人应当对此感到吃惊。我们在执行这些行动时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包括未来或许会试图以非专业的方式采取行动的海岸警卫队和非军事船只。这以后仍然是我们的目标。

  我由衷地认为,这些例行的行动永远不应当被认为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些行动的作用是保护国际法赋予所有国家在海上和空中合法使用海洋和空域的自由与权利。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不设立场,鼓励声索方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胁迫手段。

  即便如此,我们绝不可以让中美之间的分歧影响两国在达成共识的领域取得进展。两国现有许多机制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从《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到《海上安全磋商协议》(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到双方最近签署的有助于构筑海上和空中信任的措施。所有这些机制有助于加强两国关系,让两国更好地管理存有分歧的领域。

  女士们和先生们,我讲得够久了,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来结束我的正式发言。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到喜马拉雅山度假的男子。他到了那里以后,得到了一个拜访一个庙宇的难得的机会。那个庙宇在一座山的山顶,山非常陡峭,上山的唯一途径就是坐在一个篮子里,让人沿着300米高的悬崖拉上去。

  他看了看绳子,发现绳子有点磨损,就问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和尚:“你们多久换一次绳子?”

  和尚答道:“每次它断的时候。”

  那种做法是我们大多数人不该用的。事关重大,我们不能让绳子断了。我们应当在这个地区保持积极的姿态,随时准备应对当今和未来的挑战。这些挑战虽然严峻,但并非不可克服。

  在习主席最近访问白宫的时候,奥巴马总统谈到美中两国会产生分歧。那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他还谈到,两国如何能够从长久把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纽带中汲取勇气,扩大两国间的合作。他谈到了过去,谈到了中国村民在二战期间如何为美国空军人员提供食宿。他谈到了今天所建起来的宝贵关系。他还特别提到了你们——你们这些跨越太平洋彼此学习借鉴的学生和学术人员。作为一名军方指挥官,我的工作要求我通过黑暗、悲观的视角看问题,半杯水看到的是空的那一半;但是我希望你们持乐观的态度,半杯水看到的是满的那一半,并且继续你们的工作——在北大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顶尖学术中心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将扩大美中两国间的合作。我再次感谢你们邀请我来演讲,现在可以提问,让我们分享看法。

来源时间:2015/11/4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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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 1949 年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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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振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3期

  摘要:1944年到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与关国进行半官方交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关国对华政策的认知和应对,大致可分为“放手合作’、“中立’、“准备斗一争”三个阶段。关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至党的七大,毛泽东提出“放手与关军合作”的方针,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关军进行合作;党的七大到内战爆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采取“中立关国”的策略,利用关国的调停政策,寻求建立联合政府,并希望关国不插手中国内战;内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对关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一争”,中共中央停}卜与关国的外交联络。中国共产党与关国半官方交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有益借鉴。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时期。从1944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随着美国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之间有

  了接触的契机。1944年7月,美国首批官方代表一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半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军事合作的开始。同年8月巧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修改审定题为妞欠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1949年8月5日,美国发布“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在中国的失败作辩解。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又在《人民日报》撰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这标志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4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半官方交往的最终结束,从此正式关上了一度向美国敞开的大门。在一定程度上,从“欢迎”到“别了”,文本的态度表达正好折射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认知和应对的历史轨迹。具体而言,大致可划分为放手合作、中立、准备斗争三个阶段。

  一、美军观察组来访至党的七大:诚恳欢迎放手合作

  1941年底,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首先打败德国的全面战略中实现日本的无条件投降”①。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和地理上的战略地位,美国采取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给国民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并派军事人员来华帮助提升中国军队战斗力。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标志着双方半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军事合作的开始。对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第一次握手,毛泽东是高度重视、积极欢迎的。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向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最亲密的战友”致以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美军观察组的来访看作是“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的开始①,希望藉此建立与美军的军事和情报合作,并争取在这种最初形式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全面合作的关系,以达到美国承认并援助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进而使我们党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

  与观察组成员的友好相处,让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信心,他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并强调“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②。同一时期的中央文件也提出要把争取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任务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

  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等为美军积极收集日本海军的相关情报,沿海根据地军民也在为迎接美军登陆做准备。同时,毛泽东在给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的指示中强调,应主张按照抗战成绩为标准,力争盟国援华物资公平合理分配③。有关政府改组的政治诉求,中共中央要求驻重庆的中共代表积极与美英大使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接触和磋商,寻求支持。

  在与美国观察组成员直接接触的层面,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应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进行了实质性接触和初步的军事情报合作后,美军观察组成员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并积极向美国政府建言,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把对华援助分配给中共军队。即使没能获取援助,以抗战大局为重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向美方表达着保持与美国积极合作的态度。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谈话中表示,不管能否得到美国的一枪一弹,对美政策“现在是,将来仍旧是寻求美国友好地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合作抗日”④。

  对“放手合作”方针的实质性动摇,始于赫尔利调处的失败。1944年11月,毛泽东利用赫尔利来华调解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的时机,希望通过赫尔利来推动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府。同年11月7日,作为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飞抵延安,与中共进行谈判,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对美谈判⑤。此次谈判,历时三天四轮,双方于194411月10日签订了一项以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为中心内容的“五条协议”。赫尔利认为这一协议是按照美国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既调处了国共矛盾,又保住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其结果与美国的期望相符,是一个三赢的方案。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他写道:“五条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原则都是我们的”⑥;在与戴维斯谈话时,他甚至表示,如果国共谈判失败,责任将在国民党方面⑦。毛泽东和我们党对“五条协议”的签订也比较满意,认为协议的精神和方向,符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所追求的目的。为此,毛泽东还根据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表达对其“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的感谢⑧。

  在政治世界里,事件的走向往往因为一个选择而发生变化。当这份美国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都感到满意的协议摆在蒋介石面前时,他断然加以拒绝,并提出了旨在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三点反建议”: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对此,中共是无法接受的。毛泽东曾一针见血指出“三点反建议”的实质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⑨。我们党坚持“五点协议”,而蒋介石坚持反共的立场,并在19453月1日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对抗我们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的反动行为,使毛泽东认识到,目前能逼迫蒋介石作实质性让步的条件“根本谈不到成熟”①。赫尔利一度试图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来换取中国共产党的妥协,遭到了党的果断拒绝。赫尔利调处的失败,宣告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所进行的谈判的终结,也使毛泽东感到“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对华政策依旧是暖昧不明的”②。

  对赫尔利调处的失望,使毛泽东一度倾向于认为有必要绕开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联系。事与愿违,在抗战胜利前夕,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总统上台,加上谢伟思等6名主张对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以所谓的通共间谍罪遭到逮捕和审讯等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进一步的质疑。最终“放手合作”方针停止,并在中共七大前后得到了最终确立。

  二、党的七大至内战爆发:中立美国两手准备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稳定的大国,协助其维持远东地区的秩序。尽管在战时,美国己经判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堕落腐败、失去民心,需要通过有效改革,建立一个“新尘,、‘进步”的中国政府。否则,国民党必将在与力量己经强大的中共的斗争中落败。然而,美国“既不能说服蒋为其政权的生存而进行必要的改革,也不能促使产生新的政治力量以取代蒋”③,只好维持“援助国民政府”的对华政策。而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使国民党过度迷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从而不顾美国的屡次警告,选择用武力来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力。

  在抗战胜利前夕,党的七大和国民党六大几乎同时召凡‘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④。在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具体纲领⑤。中国共产党选择“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与国民党六大“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的主张⑥,形成了显著的对比。会议期间,毛泽东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来,对美国再次以“帝国主义”相称,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出“扶蒋反共”的新概括,加以公开批评,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⑦

  党的七大前后,标志着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视为是中共对美合作态度从“放手合作”到“中立”的分水岭。

  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调整战略部署,对此前积极进行的与美军合作问题开始采取“审慎”态度,并逐步限制美军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中央军委通知各解放区,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各抗日根据地间己经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活动,不再准许美军在各解放区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讯和监视其行动⑧。

  尽管对与美国的合作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一度希望能够借助美国的调停,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1945年8月,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共政治主张的支持,实现国共谈判的目标,毛泽东在重庆除了和国民政府官员频繁会谈外,还和众多美国人士和在华团体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见,力求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力。

  在国共谈判期间,美国帮助国民党往华北和东北运兵,协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中立美国”的对美斗争新策略,做好“和”、“战”两手准备,希望通过中立美国,促其赞成联合政府的建立,而一旦将来国共内战,希望美国可以在内战中采取“不插手”政策“中立美国”的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1945年11月28日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该指示指出,“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一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在指示中,中共中央同时强调,“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国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①。

  在确立“中立美国”政策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努力配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活动,从停战协定的签订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很多问题上都曾做出让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1946年初,国共两党在停战和整军谈判中达成过初步协议,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曙光。后来,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向东北持续增兵并进攻中共部队,导致冲突,而东北问题使得和平的曙光最终幻灭。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原人民解放军奋起抵抗,英勇突围,解放战争由此开始。同年7月,内战全面爆发。1946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停失败。此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猜疑和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双方走向和谈的希望己经是非常渺茫了。即便仍有断断续续的谈判,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体战。

  政治解决的流产,停战的土崩瓦解,局部战斗发展成全国规模的内战,加上美国放弃调停国共矛盾的努力,在对华援助、运兵等方面客观上站到了国民党一边,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由“友谊”转变为“直截了当的敌意”②。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在一面“调处”、一面“援蒋”,名曰“调处”,实则“援蒋”,使中国一步步走向了内战的深渊③。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它帮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一个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底”“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特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④。

  三、内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内战爆发后,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对华政策实质上是从逐步脱身直至放弃中国,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则有些摇摆不定。美国从1947年初开始采用局部撤出方案;到1947年10月却采取有限援助的政策;;1948年4月又出台了援华法令。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内部重新审查对华政策,最终采纳了“尘埃落定”政策,希望能够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⑤,实际上,是对即将建立起来的党的政权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摇摆不定,但美国始终给予国民党政府以经济援助。

  内战爆发后,尽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络停止了,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关注和分析,以此筹划和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解放战争。

  1946年七七宣言的发表,可以视为这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战略正式开始的节点。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的宣言,开始公开抨击“美国反动派”,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并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⑥。七七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希望彻底放弃。自此,我们党对美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随之,毛泽东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应对方面,做了大量的带有预见性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根据战争进程的需要,及时将“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的认知判断,形成指示,进行宣贯,坚定全党全军的革命信念,推动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打倒‘美蒋反动派”,消除内战初期人们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心理,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全面分析战后世界形势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中间地带”及“两大阵营”的理论,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随着国共双方斗争势态在1947年下半年发生逆转,党内有人担心,美军出兵干涉的潜在威肋、会变成现实。对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进行过多次分析。在1947年底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①。到了1948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美国一旦发动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美国并没有做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而且美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己经矛盾重重,在是否援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由此,毛泽东判定美国出动军队对华发动大规模战争根本不可能。认为我们斗争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明确提出美国人并不可怕”的论断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下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党的胜利己成定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筹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准备“另起炉烂,、“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希望获得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承认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二次握手的时机,只是,时机稍纵即逝,历史性的握手并没有实现。在国民党即将失败的前夕,美国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求再次调停的请求,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图与中共重新建立起联系,以探求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当司氏请求批准其去北平与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举行会谈的时候,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尝试。随后,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中共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指出“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④。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边。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华返美。5日,美国发布“中美关系白皮书”,为在中国的失败作辩解。白皮书一经公布,立刻遭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驳斥。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评论,5篇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将1946年以来美国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历史总结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⑤。同年8月18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将司氏离华视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明确指出“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己经破产了”。

  从“欢迎”到“别了”,也标志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4年到1949年之间这一时期中共与美国之间半官方交往的最终结束。从此,中美两国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隔绝和对抗。

  四、结语

  回眸历史,1944年到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与美国进行半官方交往的过程中,坚持务实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不断地修正认知,适时采取了“放手合作,、“中立,、“准备斗争”的应对策略,坚定维护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度取得中美军事和政治合作的良好效果,并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由于美国在战时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更多地是为了借助中国共产党力量进行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军伤亡,而在中国战场地位下降后,美国事实上在国共之争中,选择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次次对美国的失望之后,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出于推进中国革命的需要,最终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关上了一度向美国敞开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转向“援蒋反共”,最终造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半官方交往从“欢迎”到“别了”的结局。

  中国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认知和应对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整体正确性和实效性。在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对世情时局的有效预见、应对策略的灵活运用等外交方面的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来源时间:2015/11/4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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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里根”号航母出港被中国潜艇潜随 拉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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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雄  来源:环球时报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3日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中国一艘攻击型潜艇10月在日本附近潜随美国“里根”号航母。这是自2006年以来,美国航母与解放军潜艇最接近的一次相遇。

  报道称,熟悉此事的美国防部官员说,10月24日,中国潜艇航行到距离“里根”号很近的地方。当时,“里根”号正从停靠的港口向日本海航行。几天之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拉森”号驶入南海,并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以内。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说,发现潜艇后,“里根”号拉响了警报,现在还不知道是否启用了反潜机对潜艇进行定位和跟踪。该报道称,在此次相遇事件中,中方潜艇的型号,它是在水下还是水面之上,以及距离“里根”号有多近,都没有被披露。也不知道中国潜艇在此次相遇事件中是否遵循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该规则旨在防止海上冲突。

  “中国通过军事力量发出政治信号”,“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评论说,“里根”号的此次相遇事件似乎是为了南海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访华准备的。哈里斯在美国军方一直鼓吹挑战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诉求。有美国国防部官员提到,这次相遇事件与2006年中方潜随“小鹰”号航母类似。当年10月,一艘“宋”级常规动力潜艇突然浮出水面,“小鹰”号在其鱼雷攻击范围之内。该事件在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访华时被曝光。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司令部均拒绝评论此次相遇事件,但并未否认该事件发生。

  此前有报道称,“里根”号航母10月27日上午在日本海参与美韩联合军演时,两架俄罗斯图-142远程海上巡逻机以约152米的高度逼近“里根”号航母1海里(约1852米)以内的区域。美海军随即出动4架F/A-18“大黄蜂”战斗机挂弹伴飞。在俄军机飞离“里根”号航母后,一艘美军舰船还跟随了一段距离。

来源时间:2015/11/4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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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南海色厉内荏逐渐清晰 没能力迫中国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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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军事高官3日分别在吉隆坡和北京见面,中国防长常万全与美防长卡特会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总长房峰辉会见来访的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南海无疑是双方谈话的重要议题。美国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在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美方到南海高调“巡航”是冲着中国扩建岛礁来的,但美国军方不再重点指责中国“造岛”,卡特和哈里斯都没有公开质疑中国扩建岛礁的合法性,这证实了人们的猜测:美方已接受无法阻止中国扩建岛礁这一现实。

  第二,美方死咬有权“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时间和地点对南海进行巡航,以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哈里斯对中美“可以避免军事冲突”明确表示乐观。这似乎表明,美国要求可以像过去那样在南海“巡航”,中国建岛不能损害它的这一“权利”,同时美方也不打算对中国扩建后的岛礁做特别挑衅。

  第三,美国坚称不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这已是它的新立场。美国防部官员2日匿名表示会向南海“每季度两次派舰”,但没特别强调是否进12海里。美方常就12海里问题做模糊、矛盾的处理,需要向中方施压时,就“证实”媒体说它进了的报道。想缓和对华紧张时,就回避这个问题。

  第四,美舰南海“巡航”重在外交影响和对华心理施压,军事意义非常有限。美国没有能力迫使中国在南海屈服,它对此是清楚的,并试图掩饰自己在南海并无真正优势的实际情况,维系盟国对它的忠诚。

  中国需要更自信些,坚持自己的目标,把握在南海同美周旋的主动权。

  第一,中国官方应主打和平牌,强调通过沟通协商化解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占据道义制高点。

  第二,中国要以坚定的态度按计划建设岛礁,不理会在美国官方逐渐沉默后西方舆论的继续鼓噪。建岛计划只要得以顺利完成,我们就在对美这轮博弈中赢了绝大部分。其他都是相对次要的。

  第三,美国增加“巡航”次数和扩大“巡航”阵容,中国就派更多军舰前往南沙,同时加速在已扩建岛礁上的军事部署。美舰的“巡航”越频密,那些岛礁的军事部署速度越快。事情的最后结果就是中国在南沙有足够抗衡美军挑衅的实力,加上大陆远程军事力量的威慑,形成中国在南海保持战略主动权的动态过程。

  第四,中美要商定双方避免在南海擦枪走火的机制,同时我们也要对一旦擦枪走火做好充分准备。中国必须是中美及整个南海地区对擦枪走火应变力和承受力最强的一方,那样的话美方就不会得寸进尺,其他南海国家也会对美在南海挑事逐渐厌倦。

  舆论已是中国处理南海问题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元素。总体看舆论有些冲动,但能够看懂南海局势的人越来越多,支持政府立场和策略是实际的主流。中国政府应更加相信民众在重要关头的理性和智慧,舆论较激进的部分则可用作反过来对美施压的资源。因此官方应放开手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出什么牌,不必过分担心民间会有什么看法。

完成南海岛礁建设事关中国长远战略利益,是全民族的大事。我们必须高度团结,向美展示坚实的决心,最终促其放弃任何幻想,以更求实的态度看待这片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复杂之海。

来源时间:2015/11/4   发布时间:20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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