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矛宁  来源：共识网

　　引言：伊核协议乃民主党政府的草率外交决策?

　　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参议院足够多的议员支持而得以动用总统否决权对共和党反对派进行阻击，美国民主党政府在伊核问题上取得了最后决定性的胜利，伊核协定的落实基本板上钉钉。

　　然而，围绕着伊核问题的争论远未结束。而这一议题更是成为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绝对焦点。以共和党方面为例，到目前为止，已有诸多鹰派候选人，包括泰德.克鲁兹、马克.鲁比奥、卡莉.菲奥里娜等，在竞选活动中明确表示，若当选总统，则“上台第一天即撕毁协议”;而鸽派候选人兰德.保罗、约翰.卡希克在一方面明确表达反对伊核协定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表示，“上台后立即撕毁协定是政治上的不成熟……而美国也应该保持与伊朗对话渠道的畅通”。

　　那么，这一协议的达成究竟是否是奥巴马政府在急于确立外交遗产的情况下的草率决策，或者说正像共和党所指责的那样，是美国对伊朗这一“邪恶轴心”不可原谅的退让?应当说，要想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并对伊核协定的长期战略影响作出评估，我们必须能够回答以下问题：与伊朗的政治博弈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背后的相关利益主体是如何影响这场博弈的?对于伊朗的国内政治乃至国家特性，我们应该具有哪些基本的判断?我们该如何从中东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伊核问题?可以又有哪些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借鉴呢?

　　对于上述问题，本文的基本观察和判断是：接触、对话、协商，而非单纯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封锁甚至打击，是与伊朗进行战略博弈的最佳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力量通过现代传媒的方式发声，着力向西方世界的民众塑造一个亲民主、亲进步的伊朗形象、释放和平信号，并历史性地组建美籍伊朗人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外交决策，成功地与美国以色列人利益集团相抗衡;虽然短期看，反美、反以作为伊朗官方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不会有根本变化，但从长期看，伊朗国内的政教合一体制已有明显松动迹象，再加之中东地缘局势进一步碎片化，因此与伊朗改善关系、发挥伊朗在中东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美国中东政策中的现实选项;同时伊朗的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的长期演进，也为伊朗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而从历史经验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的美国冷战战略与中国国内改革相结合所导致的战略互动 ，尤其有助于理解当今伊核问题背后美伊博弈的本质逻辑。

　　下面，本文将围绕上述观点展开详细论述。

　　一 制裁?孤立?封锁?打击?

　　究竟应该如何与伊朗进行战略博弈?事实证明，美国长期以来的中东政策，无疑是幼稚、草率而失败的，现在糟糕的中东局势也愈发使美国自身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而长期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孤立、封锁、打击，便是这一失败中东政策的组成部分。

　　追溯对伊政策的历史， 2003年，伊朗被小布什共和党政府在“文明战争”的名义下正式定性为“邪恶轴心”，从此美国与伊朗对话的大门彻底封死。而值得讽刺的是，当时伊朗国内恰逢温和改革派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上台，而哈塔米是非常愿意同西方改善关系的。我们看到，哈塔米政府与美国、西方世界接触的机会被一次次堵死，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愈加严重，造成伊朗改革派的议程根本无法实施，伊朗也陷入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困境。因此，伊朗亲改革派民众对改革派政府大为失望，反美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改革派与西方接触的失败以及在改善社会经济方面的无作为也为伊朗保守派提供了“反面教材”，使得保守派势力反弹。最终的结果便是极端反美、反以的伊斯兰保守派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致使伊朗国内的改革运动遭遇极大打击：“绿色运动”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遭软禁，民主运动遭空前打压。

　　在外交方面，内贾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反美、反以政策，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加大对地区的军事介入，大力扶持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中东各什叶派少数势力等“代理人”，以此方式叫板、对抗美国的海湾逊尼派盟友，成为地区的麻烦制造者。也正是在内贾德时期，伊核谈判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西方对伊朗的制裁接连升级，却并不奏效，反而使内贾德政府愈发走向极端。

　　应该看到，这样的结果虽不能说是美国单方面的责任，但这与小布什政府错失并浪费与伊朗改革派对话、协商和哪怕是仅仅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机会，无疑具有直接的关系。共和党的鹰派保守势力，其对宗教、文明等意识形态话语的诉诸，简单的贴标签、二分法式的判断，对国内政治逻辑的复杂性的忽视，对军事力量的一味倚重，是导致其外交决策战略失误的根本原因。而后续的事态发展告诉我们，单纯的围堵、封锁，并没有使处于孤立的伊朗屈服，反而使得伊斯兰势力大规模反扑，反西方的宗教意识形态得到巩固——伊朗更加嚣张。

　　而最为关键的是，伊朗在被逼入死角后，核武器便成为了其用以要挟西方的战略筹码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而再严厉的制裁也只会使伊朗更加孤注一掷，不断强化这一战略选择以及背后的民意基础。在谈判无法进行、国际社会无法介入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机制能够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朝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除非发动一场破坏性极大战争彻底颠覆伊朗政权。然而，谁都知道外科手术式的干预会造成什么后果：伊拉克已经为世人进行了演示。伊核问题实质上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两败俱伤、恶性循环的泥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和伊朗鲁哈尼亲改革的温和派政府的相继上台，为打破伊核问题的僵局提供了契机。而两国政府也都没有浪费这次机会，都重新走回了谈判桌上，本来早该打开的对话大门这才迟迟打开。

　　现在即使是美国共和党内部，也已有人开始反思鹰派对伊政策的失误。正如鸽派总统候选人兰德.保罗指出：“对话、协商是外交政策的优先选择，战争是最后的无奈选择。冷战期间，里根与苏联人和中国人都进行了对话，最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而现在，我们总不能在连伊朗人有没有遵守协定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贸然撕毁协定、把对话渠道封死。这无疑是重复长期以来错误的中东政策。”

　　二 博弈背后的美籍伊朗人利益集团

　　正如上文所述，事实证明鹰派的强硬手段非但不能使对手屈服，反而使矛盾升级，对立加剧。那么，通过谈判解决矛盾是和平主义者的空话呢?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外交决策者应该意识到，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国家特性、国家利益绝非简单的标签所能定义。尽管在外交决策中，国家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理性主体，然而事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即使是像朝鲜这样政治集权程度极高，社会同质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其内部的政治派别也绝不是单一的，何况是像伊朗这样一个社会成分复杂多元、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平的国家——虽然其社会被紧紧地嵌套、包裹在独特政教合一体制的外壳之中。

　　而谈判的价值就在于，其过程具有相对的开放性，比起单方面制裁、封锁而言，这一平台有利于吸纳国家背后的多元利益群体的参与，增进其互动，降低信息不对称并化解猜疑、提高互信，为双方的博弈向着良性轨道发展提供更多的契机，从而使更多可行的选项从中涌现。而国家利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谈判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社会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使其被不断地塑造、再塑造，并向着有利于促进和平的方向发展。

　　在此次谈判过程中，上述逻辑得到了清晰的印证。而首先，我们便不得不在此次谈判中涌现并发挥了重要影响的美国伊朗人利益集团说起。

　　提到对美国中东政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利益集团，人们往往会想到美国以色列人利益集团。然而，在此次谈判期间，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美国伊朗人利益集团。当然，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高、影响力巨大的以色列人利益集团相比，伊朗人利益集团显得极为松散，完全不可比拟。可以说，这一集团仅仅是为谈判而出现的。然而，这一团体借助发达的现代传媒手段，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该团体由美籍伊朗人牵头，在互联网上发起声势浩大的伊核谈判声援运动，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让伊朗国内各类亲改革派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向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伊朗人的和平讯息，力图消解西方民众特别是美国人对于伊朗的妖魔化形象，让世界知道，真正的伊朗社会内部是存在一个强大的亲民主、亲西方、反教权、世俗化的力量，而非仅有激进的宗教原教旨分子。伊朗人利益集团，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依托，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出色的形象宣传和公关，成为了向国际社会传递伊朗改革派信息的有力使者。

　　在此基础上，该团体反复游说美国民主党，显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特别是考虑到，在以色列利益集团和美国共和党的共同努力下，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国会亲自阻击伊核谈判都没有成功。

　　应当说，没有谈判和对话，就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能使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博弈——尤其被是美国长期忽视、在国内受打压的伊朗改革派势力。而通过各团体的外围参与，谈判更顺利地进行。而我们最终看到，协议实质上彻底剥夺了伊朗研制出核武器的可能。试想，假如继续维持过去的状态，那么正如上文所说，伊朗反而会在民族情绪得以强化的情况下，加紧研制核武器，并最终走向战争的深渊，使中东地区更加支离破碎。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伊朗人为何会让步，实质上放弃了核武?为何谈判而非制裁封锁才能够使之屈服?这就回到了关于国家利益乃至国家特性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如上文所述，这二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塑造、再塑造过程中。而谈判的作用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开放过程，实现国内政治社会与外交、国际政治的有机互动和相互塑造。

　　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制裁封锁强化的是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社会民意基础，压制的是改革运动和对外开放，于是拥有核武器、对外挑衅便被定义为核心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而谈判对话则通过包容多元群体的参与过程，重塑国内政治议程，并整合社会的民意基础，同时促使国家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进行再定位，从而选择更加主动地融入其中而非刻意保持孤立，并调整国家战略，对国家利益进行再定义——融入世界体系，参与自由贸易，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才是更根本的利益，而非咄咄逼人的军事挑衅。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并非没有条件，而是依赖于伊朗国内政治的根本性变化——政教合一体制的松动。

　　三 神权体制的松动

　　的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走上了一条激进的神权政治道路，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制。然而，与沙特阿拉伯的政教合一体制不同，伊朗政体虽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其核心特征却是地道的西方式议会民主和分权制衡——当然在宗教集团的“监护”之下。

　　其实往往被忽略的是，伊斯兰革命作为反对世俗独裁者巴列维国王的革命，民主也是其意识形态上的核心支柱。尽管革命后，政治迫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不同政见者惨遭杀害——从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到亲苏的左翼共产党人，然而伊朗的这一独特政体形式还是为政治民主留下了一定空间。根本原因在于，巴列维王朝为伊朗留下了宝贵的现代化、西方化遗产，伊斯兰革命也在原有基础上继承了一个较为现代、多元的社会结构，为伊斯兰式的制衡、共和、民主提供了整体上的社会基础。的确，伊斯兰革命，从性质上来说，更像是一场急风骤雨的民粹运动——但绝非是中国革命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因为它并未真正打碎原有的社会结构，更无力颠覆既取得的社会进步成果。看看如今的伊朗妇女便知，其受教育权、经济平等乃至社会地位等方面基本与国际接轨，而这些正是巴列维王朝的宝贵遗产。

　　应当说，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论断是深刻的：伊朗革命是“纯粹”、“抽象”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把所有不同的阶层的目标汇聚为一个，那就是推翻国王政权;也就是说这场革命的逻辑无法被还原为任何阶级、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斗争。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教士，他们也并不具有单一的、明确的阶级、经济、社会、政治属性——他们倒更像是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革命之后，在伊朗诞生的为何是神权外衣里的民主政体这样一个“怪胎”。实际上，教士阶层“超越”了各具体的阶层而作为社会的“总监护人”，发挥意识形态上的引领作用;但具体的政治事务、社会事务却只能留给民主选举、代议制、共和制下的党派制衡和高度多元的社会。的确，理解的根本在于正确认识伊朗革命的属性，也就是从更深层次上认识伊朗社会在革命的巨大历史断裂中所经历的事实上的历史延续性。

　　当然，这不是说神权统治、意识形态形同虚设，只是说，这样的神权政体并非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沙特瓦哈比模式意义上的宗教统治，而是必须要放到伊朗的社会历史变迁当中去解读其独特性。事实上，伊朗的教士阶层内部差异同样大，亦是伊朗社会内部各个政治谱系的反映——跨越了从霍梅尼那样的反西方极端保守派，到哈塔米这样的贯通东西的开明改革派。

　　如今的伊朗，革命激情早已褪去，而伊朗社会的中坚力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早已厌倦了激进的官方宗教意识形态，并渴望他们的国家进行改革，摆脱孤立，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的进程。

　　所以，当我们看到伊朗的体制竟然可以允许亲西方的改革派登上总统宝座，同时改革派可以发起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与当局对抗，并熟练运用现代传媒，以西方的价值观和话语表达方式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我们不应惊讶。

　　所以，伊朗的体制到底松动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从短期看，该体制不会有根本性变化，我们也难以指望“反美反以”意识形态的根除。但要看到，伊朗的神权体制本身就是嫁接在原有社会躯壳之上的。而这样的“类民主”政体，对于伊朗社会的自身发展，就是具有相当包容能力的。

　　而令人欣慰的是，美国民主党政府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成功地开启了对话，开启了美伊的战略博弈。

　　四 从美国中东战略看“里根智慧”

　　与伊朗接触带有明显的民主党特色，但我们可以更大胆推测，对伊政策的调整预示着未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势或许会发生更为根本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随着页岩气革命的来临，美国对海湾逊尼派石油国，尤其是沙特的战略倚重下降。而长期的事实一再证明，在安全上，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并非美国的可靠盟友，反而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最大金主。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沙特与伊朗在谋求中东霸主地位的“中东冷战”中，从来没有动机和诚意维护地区秩序，其目的不过是试图利用争端削弱对手，做大自己的实力，推广其瓦哈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默许、纵容、甚至暗中支持伊斯兰国武装便是例证。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中东地区这样的盟友。究竟是逊尼派瓦哈比主义的扩散更为可怕?还是什叶派霍梅尼主义?沙特与伊朗两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究竟哪一个更为“邪恶”?哪一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美国共和党人所定义的“国家恐怖主义”?

　　现在看来，答案并非显而易见。所以美国人不得不重新作出思考。至少，伊朗的体制保留了部分的民主特征，社会结构更为现代化，国内也存在观念更为现代、更为西化、愿意其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的、作为政体有机组成部分的、因此是可以协商沟通的改革派群体。而可以想见的是，制裁解除后，随着伊朗分享自由贸易的果实，中产阶级逐步壮大，社会观念愈加开放，神权政体只会愈加松动，甚至趋于瓦解——伊朗成为土耳其式的世俗共和国并非没有可能，虽然可能是在遥远的未来。然而，伊朗毕竟是有这个潜力的。

　　当然这绝不是说伊朗现在就可以立即代替沙特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伙伴——这是天方夜谭。不过，在沙特忙于以“代理人战争”方式策动中东各派势力自相残杀并赞助恐怖主义的情况下，美国与伊朗的战略接触至少对沙特是一个提醒;而这更是有助于美国战略手段实现多样化，有效制衡各方力量，稳定地区秩序——沙特或是伊朗，都不是地区秩序的生产者，而是破坏者，因此依赖任何一方都是无效的。就是说，美国如果仍然依赖海湾盟国主导地区秩序，便无异于放任这些国家借刀杀人，最终结果是，中东地区被撕成碎片——其实现在悲剧已经部分发生了。所以，与伊朗的接触是一个极为现实，当然也是颇为无奈的选项。

　　如果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我们便会发现，今天美国与伊朗的接触，与80年代里根时期美国与中国的接触非常之类似。两国都被视为与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意识形态上皆与美国对立，然而，美国都与其进行了战略接触——不管是为了将中国作为分化冷战阵营的力量，还是出于把伊朗作为翘动中东格局的支点的目的。

　　无疑，这就涉及到所谓的“里根智慧”：通过接触和对话，实现国际政治与对方国内变革的互动，将对方纳入到世界体系的普世主义进程之中，通过开放、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创造出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从势不两立的仇敌，变为合作互惠的伙伴。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段历史，或许有助于理解当今伊核问题背后美伊博弈的本质逻辑，并预测未来的事态。

　　还好，现在接触还不晚——但前提是美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足够的政治决心将对话进行下去。问题是，如果下届总统果真是那些声称上任第一天即撕毁协议并重启制裁的鹰派共和党人，那么伊核协定的命运何去何从呢?美国的中东战略又将如何呢?但愿他们不要忘记了他们的偶像里根的智慧，希望他们会做出审慎而非冲动的选择。这才是伊朗人民、中东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福音。

来源时间：2015/10/24   发布时间：201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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