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10月5日，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2个太平洋地区国家，在美国南部城市亚特兰大宣布达成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的解读：其一是TPP是针对中国而来，其二是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国际经济规范。如果是经济问题就好解决了，中国改革开发后，还没有在经济上掉过链子。因为，这不是经济方面的协定，而是对价值观的限定。中国加入WTO让西方没有得到的东西，通过这份协议就要争取得到，这就是中国必须要接受普世价值观。

　　中国加入WTO并接受市场经济规则，人们都以为中国会接受普世价值观。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必须遵守普世价值观的规则，接受市场经济，普世价值观就理应成为人们公认的社会价值观。没曾想，中国使用了内服与外用的三套价值观体系，力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所向披靡。这三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一是，用于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二是，用于经济交往的普世价值观体系;三是，用于对外交往的儒家价值观体系。

　　以上三个价值观体系的作用，效果异常明显。其一，中国模式的成功关键一点，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效仿的，是能将普世价值观只应用于市场经济，而没有延伸到社会政治等其他领域，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价值观分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最为头疼的是工会的强大、NGO的监督、罢工的自由、福利的增长等，这都是价值观带来的产品，且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的共识。对于中国模式来说则属于社会活动，需要稳定、敬业、和谐和爱国，不能干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属于市场竞争的范畴，本应是公民的权利变成了政府的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市场自由在此时最为强大且所向披靡。其二，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时，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看重的是中国的经济，但经济交往大家是采用的是普世价值观，中国并没有例外，中国的社会制度差异被放置次要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中国不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在经济往来中使用普世价值观，就没有理由对中国另眼相待。其三，当中国强大到需要输出价值观时，推出的却是儒家价值观体系。即没有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没有附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而是采用了儒家文化圈熟悉的儒家价值观，其天下观、朝贡体系，可以安抚一下强大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鹰派爱国者的情绪，也可以在外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差中，缓解一下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其德治主义和贤能治理，又给社会主义者以信心，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以安心，对外交往给外部以放心。

　　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这三个价值观体系相互隔离的状态能够坚持多久，政府没有为任何一种价值观体系提供法律支撑，客观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价值观体系能够占上风，成为唯一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三个价值观跨过领域，冲击到另一领域的价值观体系是非常严重的。社会主义价值冲到市场经济领域，社会福利、平等的要求将降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普世价值观体系冲到社会政治领域，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将摧毁道德观，贤能治理的正统被彻底颠覆，英雄、道德、模范等会被自由观检视，人的良知成为试金石。儒家价值观的回归，会让儒家学者和海外贤能体制的鼓吹者欣喜若狂，成为帝师的机会来临，却视“大一统”“华夷天下观”的危害不见。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使人的欲望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到，也不能分给每一个人，其结果是强者得之，且这个欲望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内乱丛生。

　　TPP的签订，中国担心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三个价值观体系的相互隔离将被终结,中国模式也就此结束。这个协议囊括了经济与社会领域，WTO是让渡了一部分经济主权，TPP则是要让渡一部分社会的主权。中国的发展阶段说被堵住，TPP的高要求，诸如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等，这些准则中国目前又还远远达不到。现在的专家学者都在忙不迭的为TPP寻找经济的对冲方式，抨击TPP的用意，述说TPP的阴谋，这都于事无补。当你没有价值观可用时，就不可能成为大国，更不可能制定规则。能够制定规则的是有被共识的价值观基础，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可以推出的价值观体系。TPP的威力就在于此，没有共识的价值观，将永远被排除在外，WTO可以牺牲国民的利益，TPP则要断绝政府无视国民的做法。

来源时间：2015/10/18 发布时间：2015/10/9

旧文章ID：6572

胥志义：TPP对国家主权与国家观念的冲击

其他

存档帖子

-

18/10/2015

0

作者：胥志义来源：共识网

　　TPP与以前世界性的或局域性的经济贸易协定不同之处，是它延伸到各国内部的体制和经济监管体系，或者说各国内部的规则和法律。体制和监管体系监管标准的统一，实际上是规则与法律的统一。而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规则的不同。所谓的国家主权，从根本上说，是指国家对一个地域的管理权，即制订和执行规则的权力。当全球化使国家公民变成世界公民时，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所有国家的保护，他们的利益需要通过全球的市场和交易来取得和平衡，因而要求地球上每个角落的市场都是公正，平等和自由的，从而迫使各个国家的体制、法律、规则趋向一致。这种趋同和统一，一定是建立在人权、自由、法治、平等、民主基础之上，即普世价值基础之上。因为只有普世价值，才能使世界脱离丛林规则，形成合理和公平的经济活动秩序。而依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来确立规则，将削弱国家建立什么体制、制订什么规则的主权。

　　我没有看到TPP的原始文件，只看到网络上的一些报道。据这些报道，TPP的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和服务自由(禁止各种门槛);2，货币自由兑换(禁止操纵);3，税制公平(禁止补贴);4，国企私有化;5，保护劳工权益;6，保护知识产权(反对山寨);7，保护环境资源;8，信息自由等。仅就这些内容，我且来分析一下其对国家主权和国家观念的影响。

　　一、经济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大大削减国家主权

　　TPP协定的目的是实行经济的完全自由。经济的完全自由既包括商品服务完全自由流动，也包括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力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在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之内，早已实现，并有成熟和稳定的规则来保证这种自由。但因国家主权对市场的分割，这种自由受到国界的限制。国家之间签订协议，认可经济跨国界的完全自由，其本质是取消国家对经济要素流动的各种管制和阻碍(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而这种管制(或叫门槛)正是国家主权的表现之一。否则，满清时代，帝国主义用枪炮要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如何叫侵略、叫国耻哩?显然，自由(不单经济，还包括文化等)突破国界的发展过程，正是国家主权弱化的过程。

　　二、货币的自由兑换可以约束国家货币主权

　　货币发行和政策一向是国家的主权，欧盟各国统一使用欧元，欧盟各国便失去货币发行主权，当然也就失去制订货币政策的权力。当不同货币可以完全自由兑换，国家本身不决定或操控汇率，并打击民间对汇率的操控时，货币对市场的分割便难以存在。由兑换管制和非自由汇率可能带来的各种利益将大大缩小。因为货币的自由兑换能使不同货币比率(汇率)体现其代表的真实物质财富。如果某一国突然大大增加货币投放量(印钞)，由商品交换带来的价格信息将会迅速传递至汇率上，使扩大货币投放量国家的货币贬值，并可能丢失信用。国家使用货币政策对抗他国的行为便逐渐失去意义。由此可以约束国家货币主权。货币的自由兑换离货币统一只有一步之遥，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家之间的“货币大战”也将逐渐消失。

　　三、税制公平与国企私有化实质是禁止国家权力介入市场

　　这二条好象专门针对中国。“出口退税”与“做大做强国企”都是中国特色，它不但使中国的出口企业和国企与外国企业竞争不公平，也使其与中国的其它民营企业竞争不公平。因为退税是国家补贴，国企是国家的企业，明显有国家权力的支持。禁止国家对企业的补贴和国企私有化，表面上看，只是解决市场竞争的公平，但其深远意义，是使国家脱离利益主体的身份，国家将不能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通过武力或权力去支持某一市场主体，不管这一市场主体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国家权力与利益彻底相分离。国家只是一个制订规则执行规则的机构。武力或权力只服从于规则。当规则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下趋向一致时，国家通过规则来谋求“国家利益”将不可能。超越国界的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建立。或者说，超越国界的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将迫使国家机构中立化，并不参与市场中的利益冲突。

　　四、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自然资源，是现代文明理念的推广

　　此三条TPP的规矩，出发点可能仍是市场竞争的公平。一个“血汗工厂”，与一个有着完善劳工权利保护并拥有强大工会组织的工厂之间竞争不公平;一个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与一个剽窃他人技术、山寨他人产品的企业竞争不公平;一个投入巨额资金使生产不污染环境的企业，与一个只讲生产，不怕环境污染的企业竞争不公平。但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自然环境，是现代社会高文明程度的体现，世界发展不可能容许高文明向低文明的退化。比如美国民众决不会允许美国取消工会组织，来使美国的企业与没有工会组织的中国企业实行竞争公平。所以美国必然要求中国去除社会组织的管制，确立并保护工人罢工权利，此即文明理念的推广。如果中国仍坚守“主权”(中国内政不容他人干预)和特色，认为这是“阴谋”，美国将不跟你玩，中国则自绝于文明世界。

　　五、信息自由将对文化主权产生冲击

　　信息自由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信息封锁，二是信息产业可以突破国界自由发展。从经济角度看，经济信息的公开、透明、流动，有利于市场主体决策和技术进步。所以提供准确透明全面的信息是国家的服务职能，国家不能有什么“经济机密”(企业倒是在某一方面可以有机密)，国家控制信息的权力将削弱。而信息产业的自由发展有利于打破信息封锁，促进多样化信息的传播。从政治角度看，信息自由可以使国家走向世俗化，摆脱宗教或主义影响，不使国家权力成为维护某一种宗教、一种意识或一种文化的工具。国家保护多样性文化(比如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允许文化跨国界的发展和交流，即意味着国家文化主权的消失。与之相伴生的文化侵略、文化颠复论也将成为历史上的喧嚣。

　　显然，TPP的这些规则和条件，将使加入TPP经济圈的国家走上“欧盟化”。而欧盟中的“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或只是一种行政管理上的地域划分，相似于一国内部的省或洲。当然，TPP离变成“欧盟”还有距离，比如军队的统一、货币的统一，却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市场化全球化必然要求国家体制规则趋同，甚至一律，否则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秩序井然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它将彻底颠复传统国家观念，并指明走向世界大同的道路。

来源时间：2015/10/18 发布时间：2015/10/12

旧文章ID：6571

庞中英：“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

分析

存档帖子

-

18/10/2015

0

作者：庞中英来源：联合早报

　　“一带一路”也许是最牵动地缘政治变动的因素之一。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得到落实都要克服对外政策引起的国际政治问题，包括地缘政治挑战。“一带一路”的产生和进展已经产生、引起了不少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没有“一带一路”，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是一回事，而有了“一带一路”，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则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由于“一带一路”，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更加复杂了。

　　从积极的角度看，作为对外投资和共同发展计划，“一带一路”在理论上能够缓解、甚至解决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如改善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但是，姑且这一假定是否最终成立，人们可能恰恰忘了，“一带一路”在带来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带来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例如，“一带一路”可能对东盟(亚细安)在东南亚范围内的一体化(地区整合)带来至少某种解构作用，即不是带来东盟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而是东盟经济的分化。

　　当然，东盟尚未是欧盟那样的单一国际行动者，即使没有中国的“一带一路”，“东盟经济共同体”可以在形式上成立，却在实际上还不是。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一样起到了解构东盟经济共同体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一些东盟国家中的东南亚地区主义力量对“一带一路”和TPP都是警觉、担心，甚至是抵制的。

　　所以，从消极的角度看，在实践上，“一带一路”加强地缘政治困境，而不是解除地缘政治困境。

　　一些中国的地方(省)，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方行动者，只推动本地和其在地公司企业“走出去”的经贸战略，却忽视、漠视来自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地方行为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

　　当前，全球外交和外交研究界相当地认为“地缘政治(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回归”是最近五年的世界政治形势特点之一。如果这一局势在未来数年继续，在贯彻“一带一路”时，中国就必须更加估计地缘政治风险，要对地缘政治风险进行经常的、深刻的专业评估。当然，不能因为地缘政治风险而止步不前，因地缘政治风险在国际体系中不会不存在。

　　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必要以“去地缘政治化”为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给因为“地缘政治回归”而忧心忡忡的人们，尤其是公司企业、个人以希望。

　　“一带一路”到底如何降低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一个根本的挑战。中国外交今后为配合“一带一路”的落实，要以降低和消除地缘政治风险为新的外交政策目标。

　　不幸的是，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中国是这个“地缘政治回归”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部分，即地缘政治的回归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国的复兴(重新崛起)。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必然具有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但同时，中国在“地缘政治回归”中也非被动，而是占据某种主动性。如果中国的外交政策主动化解和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在与一系列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关系中，主动不搞地缘政治，国际合作得以进行，并克服地缘政治。

　　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与以往不同，这里的地缘是上天入地的，即包括海洋、极地、网络和外太空。对中国来说，若继续和持续推动海洋立国，则海洋将是影响地缘政治局势的最重要因素。本来英美日、澳大利亚等已经控制了世界海洋秩序，如新加坡这样的中小国家也在世界海洋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但当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时，担心旧的海洋格局因此被打破，美日等海洋超级大国与中国的海洋冲突就将愈演愈烈，除非中国不再考虑成为海洋强国。

　　有人从传统地缘政治观点认为中国和欧洲没有地缘政治冲突。这是错误的。中国和欧洲一样存在地缘政治差异。不是只有领土或者领海的邻居才有地缘政治问题。美国不是亚洲国家，却在亚洲的“存在”(presence)很大。

　　有人认为大国关系是地缘政治的中心，但是，仅仅把握了大国关系并不等于把握了地缘政治。中美关系能否进入良性循环，重建和重塑而转型为真正的“新的大国关系”，则取决于中国与一系列中小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各国)等的关系。

　　中国一度过分重视大国，重视“大国关系”。有必要努力改变之。“一带一路”所涉国家主要以中小国家为主。如果“一带一路”也代表了中国更加重视世界体系中的小国，重视“小国关系”，则有助于改善地缘政治环境。

　　联合早报网

　　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8 发布时间：2015/10/16

旧文章ID：6570

美国是如何搞定“后院”的

分析

存档帖子

-

18/10/2015

0

作者：宋伟来源：澎湃新闻

　　由于北美地区的地理分布和美国与其邻国的巨大实力差距，美国是北美大陆当仁不让的领导者，但是美国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其绝对的实力优势并不能等同于绝对的权力优势——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有自己的主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只能以援助的吸引、不合作的惩罚等手段，促使这两个国家参与到某项共同的地区事业中来，而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美国事实上缺乏推动本地区一体化的具体计划。但为什么美国对于北美一体化进程的态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为积极支持了?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在于遏制苏联的扩张，尤其是在欧洲的影响。因此，美国主导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拿大很自然成为了这一军事同盟体系的成员国。美国没有提出有关北美地区一体化的具体合作计划，它关注的中心是同苏联的竞争，因此主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计划——肯尼迪总统的“进步联盟”计划——没有受到多大重视和坚持，其对象是整个美洲。在1962年到1972年间，美国向拉丁美洲提供了140亿美元经济援助。

　　但是，由于从1965年开始美国正式卷入越南战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经济援助急剧下降。1973年，美洲国家组织解散了为了实施“进步联盟”计划而建立的下设常设委员会。

　　尽管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缺乏有关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计划，以及1911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遭遇失败，但这些都没有阻止美国对北美地区经济合作给予一定的支持。加拿大是大多数这类计划的对象。

　　到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国内弥漫着保护主义情绪，加拿大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时任首相特鲁多试图把加拿大的贸易转向欧洲和其他地区，加拿大人也对美国资本的态度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继续谨慎地、一般性地采取措施来促进北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1979年，《贸易协定法》(Trade Agreements Act)得到了美国两党领袖的支持。国会要求研究“为了扩大市场机会，同西半球北方国家达成贸易安排的必要性。” 在1980年就职总统后不久，里根呼吁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但是，加拿大首相和墨西哥总统都对此反应冷淡。

　　1982年开始的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在改变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对外经济政策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这两个国家意识到，必须发展和美国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美国对于通过多边贸易机制来维护它经济利益的做法也越来越没有信心。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逐步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缓和，美苏之间的冷战开始走向终结。与此同时，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发展已经日益对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构成挑战，而且西欧对美国热心推动的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态度消极。美国把自由贸易谈判看作是处理双边贸易争端和推进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机会。

　　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里根当局发布了一个《贸易政策声明》(Trade Policy Statement)，宣布美国的利益在于尽早进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以及美国愿意同其他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当加拿大首相麦隆尼在1985年9月正式提出双边协定谈判的时候，里根总统立马给予了热情的回应。

　　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争吵和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的历史阴影，两国政府很难在短期内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里根总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到，他将致力于“完成世界两个最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历史性自由贸易安排。”

　　从老布什当局到克林顿政府上台，美国政府在推动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都采取了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1990年2月，墨西哥正式要求同华盛顿进行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布什当局随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其后加拿大政府表示它也想参与进来。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成立后，美国政府给予很高的评价。克林顿总统公开宣称，因为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竞争者“正在巩固或创立巨大的贸易集团”，所以NAFTA 在美国“与亚洲、欧洲长期竞争的能力上，居于关键的地位”。

　　美国的另一个努力是1990年6月提出的《美洲事业动议》(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s Initiative，EAI)。《美洲事业动议》的三个支柱是贸易、投资和债务削减。这一动议构想了一个宏大的自由贸易区，而不久之后正式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则是它的基石。发展到小布什时期，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协定来推动全球层面的国际经济自由化进程，已经成为了一种明确的政策，这一政策被称为“竞争性自由化”。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冷战前还是冷战后，美国对于北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都是采取支持的态度。但不同时期，美国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

　　从1945年到1985年这四十年间，美国总体上采取的谨慎的、一般性的支持态度，并不是积极地、强有力的主导推进北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原因在于，在这一时期，对于美国而言，其他国家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们在美苏斗争中是否有用、有多大用处，后者一般来说又主要依据经济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位置来确定。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军事实力都相当弱小;它们在安全领域严重依赖于美国。

　　同时，部分也是因为这一地区内部实力关系的发展态势。20世纪60年代后，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加拿大的政治精英们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追求独立地位和国际角色，从而“刻意”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墨西哥因为历史原因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保持警惕。

　　从1985年开始，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加拿大、墨西哥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三方十分积极地克服国内所存在的各种阻力，以堪称迅捷的态度建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原因在于，欧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制度不仅给美国，也给加拿大和墨西哥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以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框架谈判却一再受到挫折。

　　这一时期，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是北美地区和国际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国家，与它们的合作可以带来重要的收益;在加上双方制度关系的缓和，这就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

　　同时，由于NAFTA进程的首要动力是同外部地区和大国进行经济竞争，美国和其他两个成员国对于像欧洲那样的全面政治社会一体化不感兴趣，这也决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最终所采取的制度形式。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8 发布时间：2015/10/15

旧文章ID：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