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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TPP很难让美国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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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微博](WTO[微博])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微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1

旧文章ID:6455

郭剑峰 谢婷婷:TPP升级成亚太自贸区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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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剑峰,谢婷婷  来源:中国网

  2015年10月5日,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的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议题领域内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TPP协议虽然初步达成,但由于还需得到美国国会的通过,而其他参与国政府也需获得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现阶段更像是起点而非终点。TPP协定作为奥巴马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绝非最终目的,打造所谓的21实际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被看作是为实现主导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美国有意将TPP谈判打造成为亚太自贸区协定范本,从而主导亚太自贸区谈判进程,实现地域范围和经济总量的扩张,完成其“重返亚太”的野心。

  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构想

  早在2003年,新西兰学者罗伯特·斯珂利(Robert Scolly)便提出应当整合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为今后的亚太自贸区协定奠定基础。2004年4月,加拿大代表在亚太工商咨询理事会上提出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构想,并委托斯珂利撰写了有关筹建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虽然这一设想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但却并未在APEC领导人会议上获得进一步讨论或筹建的实质性承诺。由于在APEC釜山会议之上关于构建亚太自贸区的设想未得到正面的回应,工商咨询理事会决定委托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作为组织、协调和实施者,邀请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印尼的9名专家分别撰写关于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与2006年10月完成。报告分别从APEC贸易投资自由进程、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与APEC合作的策略选择、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以及美国、中国、日本、东盟等经济体的推动和加入亚太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此份联合报告在APEC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得到了关注,在会议达成的《河内宣言》中,领导人们指出,“我们认识到亚太地区飞速的经济发展将各成员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注意到工商界关注本地区不断出现地各种不同类型地FTAs/RTAs给其带来的影响,重申对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承诺并将不断加强努力”。会后,各国领导人也要求国内进一步研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和方式,包括将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愿景加以研究。

  现阶段,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目标是逐步将APEC整体推进到亚太自贸区之中,形成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亚太自贸区实际上是将一个开放的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成封闭的自由贸易区。而对于如何构建亚太自贸区这一问题,各国也是提出了多种设想。其中得到普遍接受的方案是通过确立自贸区最佳范例及示范条款方式,鼓励亚太地区现有自贸区协定逐渐统一相关条款,从而促进各成员国自发地实现不同自贸区的归并和统一,进而在亚太地区建立涵盖所有APEC成员国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茂物及后茂物时代的横滨愿景》中提及,未来的亚太自贸区协定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10+3”、“10+6”、TPP等均是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APEC可发挥孵化器的作用,通过提供政策指导和智力支持,明确、塑造和解决亚太自贸区面临的“下一代”贸易与投资问题。同时,可以通过继续推进投资、服务、电子商务、原产地规则、规则一致化、贸易便利化、环境产品服务等专业领域倡议,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

  升级成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

  随着2013年7月日本的加入,12个TPP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达到26万亿至2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近40%,且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约三分之一,超越欧洲经济规模,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此,TPP谈判也实现了从“亚太地区一体化边缘”到“亚太地区一体化中心”的巨大转变。以TPP谈判为范本,主导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美国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

  从经济层面考量,当前TPP谈判的12个成员国的GDP占APEC总额的70%以上,未来升级成为亚太自贸区后,经贸利益潜力更为巨大。根据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初期的研究表明,亚太自贸区如果得以实现,将令APEC所有成员国从中获利,而东亚国家从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将远超东亚自贸区中获得的收益。斯克利(Scollay)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后指出,亚太自贸区与东亚自贸区以及APEC最惠国待遇更有利。吉尔伯特(Gilbert)等的研究也表明APEC21个成员国的亚太自贸区将比东盟“10+3”或是东亚自贸区带来更达的福利改善。美国的一项关于推动TPP和亚太自贸区的研究也表明,当TPP扩容成为亚太自贸区后,TPP成员/潜在成员的经济福利水平将整体得到显著提升(详见下表)。也正是在这一利益的驱动之下,美国与其他TPP成员国积极推进TPP升级打造成为亚太自贸区。

  TPP/FTAAP给予TPP成员/潜在成员带来的经济福利

  TPP成员/潜在成员:TPP/FTAAP

  美国0.6/1.4

  日本1.0/1.6

  马来西亚14.3/39.4

  新加坡7.2/11.0

  越南32.1/50.1

  文莱13.3/31.7

  澳大利亚1.7/2.3

  新西兰4.8/6.5

  加拿大2.0/1.8

  墨西哥7.0/9.5

  智利6.5/7.3

  秘鲁6.0/5.8

  韩国5.2/6.6

  菲律宾-0.7/12

  泰国-1.5/19.3

  台湾-0.8/11.1

  从政治层面考量,美国利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加紧“重返亚太”的步伐,强化东亚防御军事同盟关系,增加澳大利亚永久驻军和宣布海空一体化战略,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美国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就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传统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外寻求制定新规则的平台,从而实现有效的制衡。美国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认为,在与国家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已从国际体系外转入国际体系内并成为这一体系的积极构建者和受益者。原有的WTO或APEC平台都不足以与美国的利益相契合,因此,美国建立了一个超越WTO和传统的APEC模式为全球贸易体系制定新的规则,以提高中国加入的门槛。TPP作为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范本,将中国排除在外,从而阻止中国试图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而如果TPP协定一旦成为亚太自贸区谈判的范本,美国将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在中美博弈中处于主动地位。

  目前的TPP也确实具有升级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范本的可能性与潜力。首先,TPP12个成员国地跨亚洲、美洲和大洋洲,与亚太自贸区的设想范围基本吻合;其次,TPP拟涵盖的贸易自由化领域也与亚太自贸区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此外,TPP的开放条款为其最终扩大到所有的APEC成员提供了制度保证。美国负责APEC事务的官员麦克拉克(Michalak)在2011年4月接受访问时表示:“TPP是目前为止可以让各经济体坐在以期讨论有关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唯一途径……TPP为构建亚太自贸区提供了一种可能”。TPP其他成员国也对升级成为亚太自贸区颇感兴趣,指出亚太自贸区应该以“两阶段途径”(two-tier approach)推进,TPP是其中的第一阶段,以后逐渐吸引更多APEC成员加入。

  中国如何应对新形势

  谈判多年的TPP协定在短时间内迅速签订,表现了美国力求突破取得成果的决心。而此举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短时间内或许还无法显现,毕竟面对各国内立法机构与利益团体的阻碍,TPP谈判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也更有意愿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有所作为。在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而言,不仅能对冲美国主导地试图绕开鼓励中国而推进TPP、TTIP,还能有机会在“一带一路”经贸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权。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权力格局的变化,使亚太地区秩序面临新的挑战,美国携TPP高调“重返亚太”,企图通过主导亚太自贸区的进程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地区影响力,而中国则可以利用“一带一路”主动加速主导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建设亚太自贸区过程中发挥实质性影响,提升自身的亚太区域经济影响能力。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1

旧文章ID:6454

对话李永忠:“一案双查”倒逼党内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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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墨宁  来源:《南风窗》2015年20期

  河南省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被免职成为一起追究“主体责任”的典型案例,首先是因为他的级别高,其次是因为即使已经临近退休,也不能免责。正如年初王岐山在参加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所说“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哪怕离开原岗位了也要问你的责!”

  但李庆贵案例的意义也不止于此,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此进行了解读。

  追责有利于反腐高压向下传导《南风窗》:你为什么认为河南省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的案子会成为追究“主体责任”的转折点?

  李永忠: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尽管提出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但在实际中是比较难操作的。这次河南省既追了新乡原市委书记的责,也追了原纪委书记的责,市委书记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纪委书记被免职、诫勉谈话,而且高调“宣传”,说明中纪委想以此加强对全党的“两个责任”的案例教育。我认为,两年多的强高压查案纠风反腐,已经倒逼了党内的体制改革,包括纪检监督体制改革和形成科学权力结构的改革,而“两个责任”的提出并落实,会加大倒逼力度,是以暴露问题倒逼促改革的一个序曲。

  《南风窗》:各地通报的案例中,负有领导责任的有些是党委或者党组一把手,有的是分管某单位的领导,谁来负主体责任究竟是怎么划定的?

  李永忠:主体责任首先是党委的责任,同时也是党委书记的责任,还是党委常委、委员的责任、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所以,主体责任不仅仅限于党委,在分管的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履行“党要管党”、“党要管党风廉政建设”,这就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划分范围主要是按照职责权限,比如一个副县长,又是县委常委,在他分管的政府工作里,既要抓经济建设,又要抓党风廉政建设。他如果只抓了GDP,只注重自身廉洁,但是他管辖内的财政局长、税务局长贪污贿赂横行,风气败坏,他就得负这个责任。这里面的责任既有领导责任,又有政治责任。

  《南风窗》:各地近一年多来都在落实“两个责任”,追究的范围也比较广,公车私用、办公室超标、乱发津补贴、工作日午餐喝酒都可能追究上级的责任,现在是不是有扩大化的趋势?

  李永忠:现在主要是因为要保持两年多的反腐败高压态势,收敛收手已经很明显了,但是相对来说,层级越往下压力越小。今年4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忻州座谈会上说,以2014年为例,省、市、县、乡各级工作并不平衡。2014年,省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235.5%,市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84.1%,县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34.2%,乡镇纪委立案数同比下降0.1%。因此,王儒林总结了一句话: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

  反腐败两年多纠风查案,上面严了,但是下面并没有都严起来,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纠风查案的单线传导压力,还必须通过“两个责任”这条线,形成层层传导压力的复线,压力通过复线传导,不仅能加快传导速度,而且有利于巩固两年多取得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传导压力而言,追责比查案还要有效和科学一点。查案纠风、“打虎拍蝇”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追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追责不是说你本身有罪案在身,而是说你对职责内的严重违纪违法熟视无睹,对权限内大面积的弊端无动于衷,因此既要查办违纪违法的当事人,又要追你的领导责任、政治责任。王岐山所说把纪律挺在前面,其实就是把责任挺在前面,这个关口就前移了。当追责形成制度,履职就会成为习惯,就会推动改革。因为在追责的过程中,纪委会发现,不改革纪检体制,纪委就难以履行监督责任;党委书记也会发现,不改革党委领导制度,他也难以担当起主体责任。通过试点先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党内权力合理分解,就会如习总书记所说—“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纪委就会由同体监督变为异体监督,这些都会在追责过程中会促进改革的发生。

  暴露问题促进改革

  《南风窗》:从公开报道看,有的市委书记也感到委屈,他们会觉得县委书记和班子成员都是省管干部,是省委选拔考察任命的干部,怎么监督他们?在追责的过程中,会与现有的干部体制发生不适应吗?

  李永忠:在追责的过程中,首先感受压力的是纪委书记,他会说我根本监督不了这些人呀,我也是党委成员之一,他是我的平级,资历比我老,我怎么追他的责。而且,我归你上级纪委领导,但同时也归同级党委领导,上级纪委让追责,同级党委让保护,我听谁的?敢认真追责吗?上级纪委仅仅把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收走了,我将来的出路也不是上级纪委就能安排的,把同级党委的人全部得罪光了,将来谁来安排我?同级党委书记也会不服气,他会讲,上级党委管干部,又不是我任命的,我对他的人事权都管不了,怎么能管住他不犯错误,应该追上级党委组织部的责任,不应该追我的责。当然,这个话他们不敢讲出来,但心里有可能是这么想的。党委书记会觉得,我既管决策,又管执行,为什么出了事所有的板子都打在我身上。而且常委会的班子是上级党委选配的,而不是我组阁的,我看谁不行,也不能把他免了或者换了,追究这个主体责任也是很难的。

  所以,追责的时候,这些体制机制制度弊端和不适应之处就会表现出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试点,通过试点看怎么追责合情合理,把试点的成功经验推广,以案例为导向。今年6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我以为,敢于先行试点突破,就是地方在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及时发现试点,并肯定、鼓励、支持、规范、推广试点,更是中央在改革中最重要的方法。

  《南风窗》:“一案双查”、追究“两个责任”会不会给纪委办案增加难度,除了遇到体制上的弊端,具体操作的时候会还会碰到哪些问题?

  李永忠:“一案双查”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案方法。好的办案应该分为两半,前一半是把案子查清楚,惩处违法违纪的人,后一半则更多要弄清楚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腐败官员,他们是怎么把钱捞走的,体制、权力结构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后一半的工作更困难。

  80年代初,原四川省渡口市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会计青素琼贪污案轰动全国,在职期间,她贪污国家基本建设拨款26万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得了的数目。当时,省纪委有个领导说了句很有水平的话:“关键不在于她捞了多少,而在于她是如何捞走的。”但是,30多年来,我们都只关心捞了多少,很少有人关心他们是如何捞走的。所以,反腐就成了割韭菜。十八大之后查了100多个高官,但是这些高官是怎么腐败的,权力结构的问题、选人用人体制的问题在哪里?现在的“一案双查”也仅仅做到了不但查你,还要查你在谁领导下,他为什么没有起到监督作用,没有起到领导责任。接下来,随着“一案双查”工作的深入,必然会触及权力结构、用人体制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同时,加强纪委监督的独立性,为什么巡视组敢监督,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中“一半以上的线索是由巡视组提供的”,就是因为它相对独立于被监督的对象,才会有这个功效。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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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这么玩好像有人被侮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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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市场播报  来源:新浪微博

据研究,语法能力上,共和党参选人支持者明显落后,特朗普的支持者最差,平均每100个词出12.6个错。皮尤研究所10月1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川普的支持者当中30%都是高中或者以下文化程度,而希拉里的支持者当中有48%都至少是学士。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8

旧文章ID:6452

【川普再曝惊人言论:如果中国不听我的,两分钟内就会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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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里是美国  来源:新浪微博

川普接受美国CBS“60分钟”专访时称:要以经济施压中国,迫使中国听命于他,牵制朝鲜;会对伊斯兰国使用武力,但先让俄罗斯去干;如果中国不听他的,两分钟内就会垮掉。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3

旧文章ID:6451

【希拉里之女:望母亲当总统 成长在更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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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爱女切尔西·克林顿近日透露,生下女儿、当上母亲彻底改变了她对自己的母亲竞选总统的态度,她希望母亲当上总统,以便让女儿夏洛特成长在一个更好的国家里。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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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双查”倒逼党内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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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风窗  来源:新浪微博

李永忠:这些高官是怎么腐败的,权力结构、选人用人体制的问题在哪?“一案双查”做到不但查你,还要查你在谁领导下,他为什么没起到监督作用,没起到领导责任。随着“一案双查”工作的深入,必会触及权力结构、用人体制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全文: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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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来遏制“家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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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ista看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权力如果不被监督,官员总能以各种方式结党营私,至于勾结对象是不是亲人,并不重要。因此,根本问题在于,权力的来源不能完全由上而下,不能完全指望从上而下的监督。如果官员只需要对上面负责,民众就无可奈何;而从上面监督只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必定穷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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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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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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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供应链专家莱马赫、帕迪利亚-泰勒:精心设计“一带一路”将如何运作,对于确保沿着整条价值链(而不仅仅在中国和欧洲这两端)创造附加价值——新企业、新产业、新就业——是至关重要的。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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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江:坚持改革开放,TPP对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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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振江  来源:侨报网

  历时5年多的TPP谈判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是一个跨太平洋东西两岸国家的协议,而中国不在其内;这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安排,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在专门的TPP新闻发布中都直接点到了中国。或许由于以上原因,大陆媒体对TPP的报道迅速而激烈,其中不乏“比股市崩盘还可怕”、“中国被动闭关锁国、“被踢屁屁”等标题。

  中国大陆媒体对TPP真的有些“过度”反应和“过度”解读。一方面,就TTP本身而言,目前这些国家达成的只是一个基本协议,因为从一开始就立意甚高,所以谈判并不容易,历时5年半几十个回合的努力、折中,至今才勉强达成基本协议,艰辛的谈判过程也预示着未来的实施绝非易事。此外,协议达成后还需要各个成员国完成所需的国内法律批准程序。仅就美国而言,由于明年大选,可以预见国会的审批绝非易事,其他成员国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狼刚出生,还没有到!

  对TPP反应过度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对TPP排斥中国的简单化诠释。一方面,尽管存在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但由于目前这12个成员国经济水平的差异化、多样化以及每个成员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很难判定TPP未来会变成一个针对中国的经济集团。此外,TPP是个开放、自愿申请加入的谈判,而中国之前并没有正式提出参加,所以并不存在TPP“禁止中国入内”的现象,尽管不乏存在这样的逻辑猜测。

  实际上,关于TPP的性质、效用以及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可能影响,海内外专家也莫衷一是,如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撰文指出,TPP不但与“自由”贸易无关,而且会“严重阻碍自由贸易”,因为它只代表了每个国家最强大的商业游说集团。

  无独有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的郑永年教授则指出,TPP代表的是西方资本经历了民族统一市场和世界统一市场之后第三阶段的“资本帝国”。如是,TPP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复杂与划时代的,而绝非孤立中国那么简单。

  但无论如何,TPP几近完成,中国该怎么办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TPP已是箭在弦上,中国甚至也没有了“等等看”的时间。就目前而言,中国只能“走着看”了。在且行且看TPP的过程中,保持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首先,常态心伴危机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最重要构成部分的国际贸易基本上是依照GATT/WTO规则运行的。但1994年WTO成立以来发起的多哈回合历时多年至今依然无果,表明世界经济有了新的复杂性。实际上,世界各国早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了跨国贸易合作的新探索:各种各样的双边和多边FTA相继出现,“新区域主义”和全球化并行。特别是后起的亚太地区,有学者将区内的各种贸易协定用线条叠加在一起,看起来绝对是“一碗FTA烂面条”。就此而言,TPP也是其中的一个尝试。比它大的有先是美国后来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比它小的更有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等。

  所以,对于TTP,中国需要有平和的心态,不能无端夸大它对中国的伤害和孤立,要多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正面和积极角度去看待。当然,与此同时,也要看到TPP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贸易协定,尽管标准较高,但目前的成员国既含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理论上讲,相比同类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它的自我维持与自我保护的可能性与持久性都会高出很多。而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如何处理未来与TPP的关系,其挑战性显而易见。再加之美国和日本对中国隐藏不住的“提点”与“关照”,针对TPP的危机感,中国应常怀心中。

  其次,经贸牌加战略棋。无论就初衷而言,还是从目前达成的协议内容来看,TPP首先是个关于经贸问题的安排。如前所述,处在大变局的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格局和规则都遭遇了国内国外各种变化的挑战,从而引发各个国家跳出原有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框架而去谋求新的发展路径。但基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各自的经济。

  所以对TPP的理解,首当其中的应是从经济视角的解读与分析,因为无限上纲上线的地缘政治想象会干扰对它进行应有的经济层面的客观和理性判断,从而造成一定的误读和误解,产生俄狄浦斯效应,把TPP推向中国的对立面。

  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当面对奥巴马反复强调美国而点名排除中国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当美国国务院TPP网站上明示这是书写规则的“领导权”之争的时候,TPP就绝不完全是个经济问题了。做个没有直接证据的猜测:如果没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没有金砖国家领导人的频繁会晤、没有亚洲投资银行的竞争性压力,TPP大概也不会这么快达成。

  此外,就TPP协议中诸如劳动权益、环境保护、市场化、私有化、信息自由、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等具体内容来看,未来的TPP不仅仅是对中国,也会对TPP成员国乃至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就此而言,TPP所涉的不仅只是一个中美的战略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大战略!

  最后,在全球化的大变局时代,各个国家都在追求创新与发展,就过去30多年的经历来看,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抬头苦干,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能够孤立和阻止中国。相反,如果没有开放、稳定和发展的中国之参与,包括TPP在内的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或亚太区域的经济安排都是不完整从而也影响其成功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针对TPP的表态是对的,其实还甚至可以提出TPP为亚太地区更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期望。

  简言之,面对TPP,中国在保持重视和警惕的同时,更要保持理性和客观。最重要的是,只要保持稳定开放和持续增长,TPP对中国的机遇是大于挑战的!(作者张振江,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5/10/11   发布时间:201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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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TPP是美国制衡中国的经济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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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北京——本周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签订受到了欢迎,它被视为美国在亚洲地区与中国角力的一场胜利,而美国的盟友也对这个12国贸易协议表示了乐观;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该地区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令这些国家感到担心。

  该协定仍须获得国会的批准,分析人士也表示其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可能会小于华盛顿的预测。但是,奥巴马总统确实兑现了当初的承诺,这就足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感到安慰。TPP被视为对中国的一种制衡,因为中国正力图在贸易和其他领域扩大其影响力,包括在有争议的南海修建海岛,以及成立一个新的区域发展银行,与西方主导的银行开展竞争。

  “TPP未必能像美国人说的那样改变游戏规则,但如果TPP失败了,美国的信誉就肯定会遭到打击,所以它的达成是好消息,”前新加坡外交部(Foreign Ministry)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斯甘(Bilahari Kausikan)说。不过他也警告说:“这不会削弱中国的行动。”

  美国的这场胜利到来之际,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已经有所动摇,人们对其经济状况感到不安,因为中国出现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慢的增速,而且逐步扩大,在该地区引发了震颤。不过,即使有所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比大多数工业国家快,而且中国与该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深层经济联系。

  一些专家表示,该贸易协定不太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但它是一个重要标志,显示了美国在亚洲拥有持久影响力。“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看上去在步步衰减,中国的影响力则在相应增长,TPP确实至少暂时可以阻止这种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前中国事务主管、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埃斯瓦尔·S·普拉萨德(Eswar S. Prasad)说。

  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对澳大利亚议会表示,美国将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长远的作用”,此后美国的盟友就一直在等待成果。有一段时间,备受吹捧的“转向亚洲”战略显得好像是以空谈为主。该战略旨在通过加强美国的军事存在,并创建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区,来与中国进行对抗。

  尽管华盛顿谈到了要再度聚焦亚洲地区,但中国与美国的亚洲朋友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却仍在不断增加。自从“转向亚洲”战略提出之后,很多亚洲国家自己已经与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并把中国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比如澳大利亚就在今年6月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虽然尚未在议会获得通过。

  人们认为中国也在其他一些方面获得了胜利。华盛顿政策机构美洲国家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在今年7月的报告中表示,虽然其在东亚的战略能力仍不是美国的对手,但随着中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贷款人,该地区的金融格局正在快速发生着变化。

  该报告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现在提供的贷款,比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 Development Bank)加在一起还多,”事实上,尽管人们认为TPP的目的主要是把美国和亚洲紧密联系到一起,但其12个成员国中却有三个来自拉丁美洲,分别是智利、墨西哥和秘鲁。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说:在亚洲与中国开展贸易竞争时,这个协定为美国公司提供的相对中国企业的优势“微乎其微”,因为每一个国家出口到TPP亚洲成员国的产品范围几乎没有重叠。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B·卡特(Ashton B. Carter)在今年4月表示,这项贸易协定“对我来说,就像增加了一艘航空母舰一样重要”,这进一步加大了奥巴马政府达成此协议的重要性。他的评论被解读为将“转向”亚洲政策弱化为以军事为主的项目,这种形象令一些国家担心与中国的军备竞赛加剧。

  在中国,政府起初反对该贸易协定,但最近态度有所缓和,商务部在周二发表声明称,TPP“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定之一”。谈判初期,北京方面批评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制定协议,现在还经常能听到中国分析人士提出这一观点。

  “中国起初对TPP的敌对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缓和,”拉迪说。但拉迪表示,如果中国要像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提议的那样,考虑加入其中,中国政府需要更加努力地开展经济改革,以达到协定标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意外地发表声明称中国应该成为TPP成员。安倍晋三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糟。“如果中国未来加入TPP,”安倍晋三说。“这将有助于我国的安全及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但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经济学荣誉教授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表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会加入TPP,因此中国会更加努力通过其他方式加强与东亚的经济联系。

  “即便经济增长率比现有水平降低两或三个百分点,该地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没有哪项主要业务不需要将中国考虑在内,”德赖斯代尔说。“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加入TPP,中国及其东亚伙伴加强经济联系的动机会更加强大。”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热情地欢迎这一协定,称随着澳大利亚面临矿业繁荣的终结,它为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新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支持与北京建立密切关系的特恩布尔在评论中没有提到中国。

  安倍晋三也对这项协定表示欢迎,称“亚洲新世纪的大幕终于即将开启”。日本是后来者,在2013年才参与谈判,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农场游说团体要求保持对大米、牛肉、牛奶及其他农产品征收关税,这些要求结果成为谈判的几大绊脚石之一。

  安倍晋三不顾国内的大力反对,支持该协议,他领导的保守派政党的很多成员也持反对态度,该党的大量成员代表农村选区。但人们普遍认为日本议会将通过该协议。

  考斯甘表示,虽然谈判结果受到美国的亚洲盟友的广泛欢迎,美国不应该以此认为,亚洲国家想在华盛顿和北京这两者中做出抉择。

  “没人认为TPP会替代中国,”他说。“美国很重要,中国也很重要。我们能够同时处理好。中国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巨大的经济因素。

  Michael D. Shear自华盛顿、Jonathan Soble自东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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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拉里将如何监管华尔街

  最能曝露民主党行动主义者和捐款人阶层之间鸿沟的东西,莫过于对华尔街的监管政策。

  对“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施以痛击的热望激励着左翼人士,推动了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行动,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总统竞选。但是党内不少大手笔的捐助者来自金融业,他们可不喜欢这种诋毁。而对华尔街管制的放松发生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时期。

  由于这些因素,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监管金融机构上的主张对她的竞选构成了重大考验。从本周四公布的一个计划中,我们首次看到了她将采用何种方式来走这段平衡木。

  简而言之:在大方向上,克林顿倾向于对华尔街采取比现在进一步收紧的监管方式。银行高管和游说者不会喜欢她的计划。但桑德斯和沃伦那种把“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大卸八块的主张,也不是她的做法。克林顿希望沿用2010年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中体现的那种思路,在行动上向前推进几步。

  克林顿的改革提议将给大银行新增一些高昂的费用,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拆分他们认为过于庞大、风险太高的银行。但她没有打算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该法律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保持独立,但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它遭到国会更改(此举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自由派活动者所说的那么大)。

  相反,她的计划侧重在一系列变化上,目的是激励大银行收缩规模和简化业务。它试图改革的这些市场可能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不太熟悉,但其实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节点。该计划尤其聚焦在证券借贷和回购市场上,这个数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是全球金融管道中的重要一环。

  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监管机构更广泛的权力,来监督“系统重要性”机构。再加上新的国际资本规定,以及针对公司违法行为展开更积极的执法活动,大型全球性银行巨头现在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昂。面对这样的成本,像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和花旗集团(Citigroup)这样的巨头需要自己做出决定,是否要通过出售或关闭业务部门等方式来缩减规模。

  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并且按这个计划采取行动——她的一些想法可以通过监管法令来执行,另一些就需要进行立法——推动银行缩减规模的力度就会加大到这种程度。

  以下是她计划中的几个要素。

  向大型金融机构收取新的“风险费”。多德-弗兰克法案已经让大型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面临着比中小型竞争对手更多的监督。克林顿提议在这方面更进一步,要求金融巨头向美国财政部支付大笔新增费用,因为这些巨头存在潜在风险。有趣的是,费用标准不是由公司本身的规模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公司依赖多少不稳定的短期资金来运转。

  例如,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资产大约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两倍,但主要通过银行存款运转,提供相对简单的消费者和企业贷款。像高盛这样比较复杂的公司严重依赖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运转,因此更害怕缴纳风险费。

  克林顿的提议没有详细说明风险费的精确数额和构成,这需要通过立法确定。按照她的预想,数额要足以对银行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会是数以十亿美元计,而不是数百万美元。

  赋予监管机构更多拆分金融公司的权力。近年来就拆分“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有很多讨论,但监管机构实际能够利用以达到上述目标的法律手段很有限。克林顿提议给予监管机构更为明确的权力,用以要求公司缩小规模或进行拆分。一份竞选情况通报还提到,克林顿“会指定监管机构,它们会通过行使新权力及已经拥有的大量权力来追究公司的责任。”

  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大型银行准备“生前遗嘱”,说明有关破产时如何拆分的法律细节。但这项立法提案会给予监管机构更多做出判断的权力,例如,判定一家多次陷入重大操守丑闻的银行可能过于庞大和复杂,难以控制,因此可能会危及金融稳定。

  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管理。虽然有关金融改革的公开辩论主要围绕“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展开,但从很多方面来看,2008金融危机的主要推动力是“影子银行”——该金融系统领域在一些重要方面与银行类似,但没有受到与它们类似的监管。它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及部分保险业。

  克林顿有关解决影子银行系统领域的风险的计划仍旧相对模糊,但有关证券借贷及回购制度的计划比较明确,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和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几近破产,正是通过这一关键途径危及全球金融体系。

  克林顿要求出台新的国际规定,管理公司披露、保证金和抵押要求,设法降低全球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破产危及全球经济的可能性。与立法相比,这些变化更有可能通过监管行动实现。

  民主党的第一轮辩论将于下周开始,届时金融改革将成为克林顿和桑德斯的一个主要辩论话题。

来源时间:2015/10/11   发布时间:201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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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丁立:南海问题,中美应保持建设性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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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不久前,中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有着诸多共同利益。

  他还指出,中美双方都支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支持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支持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支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支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建设性沟通。

  没错,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应该保持“建设性”。对此,双方没有异议。

  然而美国军方一些人,如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上将,却于近日在悉尼举行的一次海军会议上很不“建设性”地表示,“北京(在南海)造岛和在亚洲的海上胁迫行为不会不受惩罚”。

  这不是美国军方第一次发表很不“建设性”的话语。对于美国一些人士一再宣扬中国制造“海上威胁”,中国不得不与其理论理论。中国的行为合理、合情、合法,中国既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岛礁建设的国家,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对于早已在南海长期造岛的国家,美国此前为何未予提出?在中国停止相关建造之后,美国对仍在南海继续造岛的国家为何不释放必将严惩的信号?

  很显然,美国某些军人罔顾国际法,并滥用双重甚至多重标准,以致于他们发表的一些很不具有建设性的观点,有时会误导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对于“海上威胁”的帽子,中国无法接受。中国在南海的现有活动,并未干扰任何他国在此地的正常航行。如果美国确实担心中国海军将来可能在南海阻碍他国的航行,或者相关岛礁建设将使中国拥有这种能力,那么对于这种担忧应该更多进行沟通,以增进彼此了解,而非直接扣帽子。事实上,中国过去没有在南海阻挡他国航行,将来也不会。

  斯上将还有一个奇妙的观点,“如果不勇敢面对像中国所表现的海上欺凌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会扩大到陆地,变成一个‘摩擦点’”。乍一听,人们还以为是在说美国自己。检索历史不难发现,美国海军是于1893年从海上来到夏威夷并吞并这个岛国、是于1950年从海上来到中国台湾这片陆地并在此长期驻军,美国是于1964年从北部湾发起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是于2003年从海路联合发动推翻伊拉克政府的行动的。这一切,都是从海上到陆上,但皆非中国所为。

  拥有极强忧患意识的美国,对未来愈加未雨绸缪——这一点可以理解。而要防范他国模仿美国在盛极时期的霸权行为,美国首先得改掉霸道作风。美国海军若有什么想不开,理应按照两国元首会谈达成的共识精神,与中方认真进行建设性对话,以消除误解、增加互信,而非四处散布一些并无依据的言论。

  中国坚决维护海上正当利益,但无意学习美国称霸。中国不会制造“海上威胁”,更不会惧怕海上霸权对中国施加“海上威胁”。鉴于在防范真正的“海上威胁”方面中美均有责任,两个大国理应保持建设性沟通、进行建设性对话。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1   发布时间:2015/10/9

旧文章ID:6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