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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 | 失去的将无法挽回:俄乌战争一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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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

有时感觉时间过得真是很快。新冠疫情已经三年了,俄乌战争也过去了一年。这两件作为“大变局”催化剂的重大事件,或许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长周期”的某种宿命,更是历史“短周期”不可取代的标志。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对战争结果进行研判并提出中国应对之策的文章,尽管当时争议很大,但现在来看事态基本上是沿着我当初的预测发展的。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有几件事情可圈可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美国总统拜登突访乌克兰。这是自1991年老布什访问基辅后,近几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总统,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进入一个没有美军控制的战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颂此访为“乌克兰的重要时刻”、“历史时刻”。然而,由于乌克兰是一个“美国无法控制空域的活跃战区”,拜登只能冒着巨大风险“秘密出访”,白宫不仅对外打“烟雾弹”予以掩盖,而且此行也颇为艰辛:年过80的拜登19日凌晨4:15分就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飞往波兰,当晚9:37再从波兰通宵乘坐10个小时的火车于20日上午8点左右抵达基辅。如此煞费苦心舟车劳顿,可见此举不同寻常的重要性。

此前已有众多西方政要访问基辅,其中一些意义也不可谓不大,但毕竟与美国总统不在一个量级上,难怪泽连斯基现场感动得流泪。此行并非只有“象征性意义”,也不局限于美国再提供5亿美元的军援,而是拜登在基辅公开宣布普京的“征服战争”失败了。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以拜登访问乌克兰为标志,这场战争将进入收尾阶段。战后的世界格局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目前的联合国构架将被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不再,中国的外部环境将更为凶险。

其次是联合国大会就俄无条件撤军进行表决。当地时间2月23日,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新的决议,呼吁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要求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撤出。这份由乌克兰、美国、德国、日本等57个国家联合提交的决议草案最终获得141票赞成,白俄罗斯、朝鲜、俄罗斯、厄立特里亚、尼加拉瓜、马里和叙利亚7国反对,中国、印度、南非等32个国家弃权。与此前联大涉乌决议案的票决相比,结果相差无几。虽然经过俄罗斯的努力反对票比以前增加了2票(尼加拉瓜、马里),但丝毫不能改变国际社会人心向背的基本面。此前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前所未有地不见了不同观点的辩论,形成了一边倒挺乌倒俄的舆论氛围。联大会议之前,西方已经放风,这是给俄罗斯最后的机会,也是中立者最后站队的机会。但显然这些“机会”对于俄罗斯等国无异于抓心挠肺的挑战。

实际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并无效力,通常也无法兑现。但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表决?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道义的力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政治当中不仅有“利”与“力”,而且有“义”与“理”。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然而当今世界不仅许多小国、弱国可以很好地安身立命,而且也不乏铁肩担道义的朋友。反而是像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最后落得四面楚歌、土崩瓦解的境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

第三是中国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拜登总统前脚离开乌克兰,王毅主任后脚就到了俄罗斯,中美可谓泾渭分明。此前18日,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布: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中方将发表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选择在24日当天发表这份文件,高调介入,可谓苦心孤诣。除了重申中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一贯立场,这份一共12点内容的文件主张停火止战、启动和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更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其中第十点提出“停止单边制裁”,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那些赞成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显然不会接受这份文件,乌克兰当然更不会同意,问题是俄罗斯也称这个文件不代表俄方立场。

目前无论战场主动权还是道义制高点均在乌克兰手中,在此情况下呼吁和谈没有任何现实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不会对于解决俄乌战争带来实质影响,却会对中国自身如何在未来的国际社会立足产生重要后果。当然,在俄乌战争的结局已经日益明朗的情势下,中国的确是进退维谷,几乎没有多少回旋空间。这与去年我写那篇建议文章的时机已经完全不同。

最后想说的是,如果普京当初知道“特别军事行动”是这样一种结局,他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但历史没有“如果”,失去的将无法挽回。对任何人都一样,历史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唯一只能吸取教训,切勿一意孤行,切忌重蹈覆辙。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咨文称是西方发动了战争,俄正在用武力制止战争。这一言论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每个决策者都难免犯错误,智者与愚者的区别在于能否“吃一堑,长一智”,能否及时纠错,及时止损。俄罗斯民族过去走的弯路已经够多,“学费”都白交了。写到这里,浮现在我脑海的是《阿房宫赋》的最后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个民族不长记性,这才是最可悲的!

(作者:胡伟,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重磅!昨天,拜登发布:迄今为止,美国最严厉移民入境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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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旧金山湾区华人资讯

昨天,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移民政策,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最严厉的打击非法入境的政策法案!

发布机构:USCIS美国移民服务局和DHS美国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新规

发布时间:2023年2月23日

新政内容:

所有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将没有资格获得庇护身份,以及庇护绿卡等。

它将允许在前往美国途中未能请求其他国家保护,或未通过庇护计划通知边境当局的任何人,迅速驱逐出境。

新规生效时间:2023年5月1日,解除防疫措施“第42条款”(Title 42)将于当天失效,拟议的规则在生效前已经开放了 30 天的公众评论期

新规目的:拟议的规则将鼓励移民利用自己合法、安全和有序进入美国的途径,或以其他方式寻求合法庇护。从而打击对人口走私,依赖剥削移民,获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打击非法入境,维护一个安全的美国边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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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来源于《美国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

01迄今为止最严厉的打击非法入境!

根据拜登政府发布的最新移民入境措施草案,如果移民非法进入美国,并且没有在他们已经走过的国家申请庇护,那么他们将被自动推定为没有资格获得庇护。

无人陪伴的儿童除外,其他因素比如急性医疗紧急情况、成为贩运受害者以及面临对生命或安全的"极端和迫在眉睫的"威胁等也将被豁免,但仅限本人。

如果移民被第三国拒绝,他们将可以通过手机CBP One应用程序安排预约后进入入境口岸。被假释进入美国的移民,也仍然可以进入美国申请庇护。

据悉,该政策为临时性政策,且初步预计实施两年,将于2023年5月11日生效。

此前新冠疫情爆发后,前任总统川普(Trump)颁布的普遍适用于所有移民的“第42条款”(Title 42)也将于同日终止。该条款允许美国移民当局为了保护公众健康,而迅速驱逐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据悉,该移民政策草案不会立即生效,将在生效前30天内公开收集公众意见。这将改变美国此前,对自称受到本国迫害人士提供庇护的移民政策传统。

疫情爆发后,“第42条款”(Title 42)被作为1940年代形成的美国公共卫生法的一部分所引入,允许美国移民官员在不允许移民申请美国庇护的情况下,迅速将移民转移到墨西哥或他们的祖国——川普(Trup)政府称,这是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可以执行的一项法律保障。

拜登总统上任时,誓言要推翻前任总统推出了一系列严厉的移民政策,其中包括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分离等,恢复人道主义的边境危机处理方式。

当时,一些被认为是拜登盟友的民主党人,包括参议院多数党的 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Schumer),也曾敦促总统停止实施“第42条款”(Title 42),因为其他与疫情有关的美国移民政策已陆续取消。

不过,共和党议员和一些中间派民主党人则呼吁拜登政府继续实施这项规定,声称撤销这项规定将导致移民人数急剧增加,这将压倒美国南部与墨西哥边境的移民当局。如果“第42条款”(Title 42)这项政策被取消,美国恐将迎来“新一轮移民潮”,这被称为“美国边境政策的重大转变”。

02 美国边境非法移民暴增!

然而,随着拜登政府努力遏制来自古巴(Cuba)、海地(Haiti)、尼加拉瓜(Nicaragua)和委内瑞拉(Venezuela)等国因经济困境而逃离的激增移民,此次发布的新策已转向更为严格的措施,而并非像曾经人们所预测的出现“新一轮移民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墨西哥人穿越边境,边境口岸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了变化,这些人更有可能提出庇护申请。

由于处理和驱逐那些最终被认为不符合获得美国保护的资格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因此申请者被允许留在美国,并获得就业许可,而这种情况刺激了更多人的到来。

在德克萨斯州,移民涉水穿过里约格兰德河的混乱场景引发了共和党州长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失去了对边境的控制。

去年,边境当局记录了超过200多万次移民到来,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边境官员拦截的许多人都是“屡次”越境者,根据“第42条款”(Title 42)规定已经被驱逐出境。

尽管拜登政府坚持终止“第42条款”(Title 42),但今年1月初,他的新计划被证实已有效地阻止了南美国家新一轮“偷渡潮”。这些国家人们可以申请假释,在有经济担保的情况下,可以从原籍国入境美国。

自该政策实施以来,非法越境总人数下降了97%,拜登政府表示这一数据证实,将人道主义计划与对非法越境者造成后果的惩罚措施相结合是有效的。

拜登政府称,新策的预测报告中表明,取消“第42条款”(Title 42)可能会导致边境过境人数从去年的每天约7,000人增加到每天13,000人。

该报告中还列举了气候变化对移民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个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从疫情中逐渐复苏以及边境相关诉讼产生的不确定性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移民试图越境进入美国,而并非仅由于“第42条款”的影响。

03 民主党人对新策“深感失望”人权倡导者“强烈谴责”

新策是由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和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s)联合宣布的,但遭到了人权倡导者的“强烈谴责”。

他们表示,该政策更甚于于川普时期的一项备受批评的限制措施,拒绝给大多数未在墨西哥或途中的其他国家先申请庇护的移民提供庇护。

许多移民选择不在墨西哥申请庇护,而是希望来到美国试试运气。而新策将对那些希望提交美国庇护移民申请的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移民权益非营利组织正义行动中心(Justice Action Center)的律师,简·本特罗特(Jane Bentrott)表示:“正如人权倡导者数周来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拜登政府的提议的规则会把寻求庇护者送回到危险的境地之中,拆散家庭,甚至会危及生命。”

“这就直接违背了拜登总统在竞选时所许下的承诺,即扭转川普时期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移民政策,并给予所有寻求安全的人公平的庇护机会,”本特罗特(Bentrott)补充道。

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新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第42条款”(Title 42)最终解除后,可以更安全、有序和以更人道的方式处理移民。

“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正在努力争取让移民合法、有序的途径进入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尔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在一份声明中说道。

“新标准”旨在阻止没有合法需要寻求美国保护的人来到边境,同时允许其他人在“美国境外或途经的国家”中可以寻求庇护。

根据新策,抵达官方入境口岸并申请庇护的人,如果符合基本标准,并使用CBP One的移动应用程序安排与美国当局的预约,以审查他们的申请,将被允许入境。但那些非法穿越入境口岸的人,如果被发现,就必须证明他们在从危地马拉(Guatemala)或墨西哥(Mexico)等地过境到美国时被拒绝安全庇护,才能获准入境。

该手机应用程序旨在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一个有序、精简的处理系统,自今年1月投入以来一直使用至今。但由于巨大的需求,该系统已经超载,并且有数万名滞留在墨西哥边境避难所的移民从开始使用它以来,一直受故障的困扰。

等待移民的人从大清早就开始预约,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预约的机会。一些移民倡导者说,绝大多数人无法在早上6点开始的虚拟队列中获得一席之地,该队列已排期到两周之后的预约。

加州为庇护者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性律师事务所林赛·托奇洛夫斯基(Lindsay Toczylowski)律师表示,在圣地亚哥对面的蒂华纳(Tijuana)的一个避难所内,最近有约150个家庭试图进行预约,但没有成功。

“时间段已满”、“系统错误”或“无法核实位置”,尽管移民位于申请人已经在边境且多次进行申请,这些信息仍旧一遍又一遍地弹出。

另一个收容所内,240人中只有2人在当天凌晨尝试预约时,成功预约。

“这就像是一次抽奖,”托奇洛夫斯基(Toczylowski)律师说道,“你必须赢得一票,才能在美国寻求庇护。”

参考文献:

https://www.nytimes.com/2023/02/21/us/biden-asylum-rules.html

https://news.yahoo.com/biden-admin-announces-policy-limit-213547929.html

https://public-inspection.federalregister.gov/2023-03718.pdf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4

旧文章ID:29418

俄乌冲突一周年:国会期待拜登政府的更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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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文章介绍

俄乌冲突已届一年,持续向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转变。外界普遍预测,春季攻势将是今年能否成为俄乌终局之年的关键。在此节点,拜登涉险突访乌克兰,再次高调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援。根据统计,过去一年美国已为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00亿美元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占61%,参见Ukraine Support Tracker)。随着押注加大,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跨大西洋盟友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致的担忧:如此巨额财政投入下,拜登如何能过保守党主导的国会和选举政治中至关重要的民意这两关?

美国老牌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文章中指出,光靠抽象的国际规范或价值观的话术和策略来争取对乌巨额援助,拜登将很难过国会这一关,他需要在这场冲突爆发一年之际对其重新进行明确而严肃的评估,阐明为何继续介入乌克兰战场有利于美国利益,包括:拜登政府如何应对战争初期的情报失败?如何对援乌资金进行评估?如何协调对乌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冲突?如何实现相对理想的战争结果?对于美国而言,理想的战争结果不仅包括确保乌克兰胜利,同时也包括实现限制中国影响力的附加地缘政治利益。

过去一年中,美国两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相对共识,随着中期选举后保守党重新执掌国会而发生微妙变化。如今认为对俄乌冲突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两党共识要弱于冲突初期。本文作者呼吁拜登和乌克兰都要加强与美国国会的保守党合作,而要说服保守党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很有可能意味着在乌克兰议题上捆绑更多美国的“附加地缘政治利益”。这种事态的发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新媒体和国政学人联合策划的原创编译栏目“俄乌冲突周年:危机与前景”系列之一,原刊于Heritage Foundation,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Victoria Coates,美国传统基金会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中心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高级研究员。

翻译:国政学人 &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来源:Heritage Foundation

在援乌问题上,拜登政府应向第118届国会明确一项合理且果断的财政计划,以代替当前数额庞大、性质笼统且缺乏全面监督的援助资金提案,否则保守派议员可能不会予以支持。为了保证美国在俄乌冲突中获益,国会中的保守人士只应支持明确用于优化抗俄武器装备的针对性援乌请求,同时呼吁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和民事援助。

考虑到美国民众正在思考为俄乌冲突届满周年举办纪念活动,美国国会显然应提高重视,针对拜登政府在冲突中拟议的战略目标进行更为严苛尖锐的质询。在民主党为两院多数党之时,拜登对乌克兰的援助请求得到了两党的一致支持。但随着第118届国会共和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以及极左翼对冲突的反对声日益强烈,如果拜登不妥善回答国会的质询,这种支持可能会发生变动。虽然美国公众支持为乌克兰的自由而战,但俄乌冲突不是一场关于国际规范的抽象较量,如果美国人要选择继续介入,需要在这场冲突爆发一年之际对其重新进行明确而严肃的评估,而非任凭事态发展在话术及策略上随意处之。

拜登可能面临的问题

以下是拜登总统在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拜登政府如何应对战争初期的情报失败?冲突爆发前,美方情报评估认为,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能够在几天内迅速取得胜利。根据这一分析,泽连斯基将成立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流亡政府,并组织武装势力对俄方军队进行反击。美国预先在乌克兰部署物资及冲突早期的对乌援助均是基于这一判断做出的决策。冲突爆发后,由于乌克兰民众及其总统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斗勇气,加之美国和许多北约盟国的大力支持,战事的发展态势显然不符合情报的预设。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何时以及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以适应新的战况,但过去数月以来拜登政府谨慎和渐进的援乌态度表明,美国仍处于一种防御性的、被动性的应对姿态,这只能保证乌克兰得以生存,但不会使其取得胜利。

拜登如何对援乌资金进行评估?他为何选择将单项援助申请捆绑在更宏观的融资工具中?拜登政府过去一年向俄乌战场投入了超千亿美元的援助,其中非军事援助和军事援助大致持平。如此巨额的援助资金要求拜登政府必须向民众做出解释,并且对未来的援助申请进行新的评估。未来的援助申请也应以独立法案的形式呈递,以便国会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辩论,也可避免这些法案被捆绑附加在某些“必须通过”的融资工具中而蒙混过关。例如,拜登近来提出的一项1.7万亿美元的综合法案中便包含了援助乌克兰的460亿美元,而这仅仅是援助总额的一小部分。如果总统无法明确地阐释一项更为可行的援助战略,也无法保证欧洲盟友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那么可以合理质疑如此高昂的一笔援助资金是有待商榷的。此前,虽然一些欧洲国家在军事援助和支持难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以及欧盟并没有完全履行其义务,这间接使得美国纳税人承担了更大的压力。

当某些议程与对乌政策产生冲突,拜登政府将如何协调其政策重点?每位国会议员都应积极要求拜登解释其政府为何在某些议题上的决策与其坚定的援乌立场是相矛盾的。例如:

维克多·布特(Viktor Bout):拜登通过释放同意用正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布特(绰号“死亡商人”)交换美国篮球明星布兰妮·格林纳(Britney Griner),保证了一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获释。但布特已经表态要重返战场以支持普京,因此拜登政府需要就布特对美国介入俄乌冲突的潜在负面影响做出解释,以证明这一换囚决策的正当性。

环境极端主义:拜登政府多次向包括《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在内的多项法案注资数十亿美元,用于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 justice)等计划,旨在进一步遏制和减少美国国内的化石燃料生产。但考虑到普京在俄乌冲突中将能源武器化,这种做法将使能源生产无法满足国内运转和海外供应需求,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也无法降低。

如何实现相对理想的战争结果?对于美国和北约而言,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战争僵局,既是对普京战前鲁莽误判的一次惩罚,对自身而言也是一种避免未来重蹈覆辙的学习机会。这是普京15年来第三次在欧洲发起军事行动。为普京提供某种出路并接受他的领土要求只会导致战事升级,这也造成了如今第二次爆发的俄乌冲突是三次军事行动中最为惨烈,西方也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盟友都需要确定自身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坚守到普京最终接受和承认失败,美欧未来向乌克兰提供的任何额外援助都应基于这一评估。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普京的失败将可以向中国展示美国及其盟国武器系统的有效性,从而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考虑到乌克兰获胜所能带给美国的这种附加影响,美国可以选择扩大对乌援助。但要想使得援助充分发挥作用,需要美国及北约共同进行威慑,这要求北约所有国家均需履行其承诺,将2%的GDP用于国防,并确保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有充足的弹药和武器储备。

对美国政府、国会和乌克兰政府的建议

为了维持对美国两党对乌克兰的一致支持,政府应:

帮助乌克兰获胜。拜登总统2023年的关键战略目标应该是以有利于美国和乌克兰的条件结束战争,这需要与欧洲伙伴加强合作,与其共同提供足以赢得战争的军事援助。对美国来说,胜利将意味着俄罗斯后续再无能力对一个北约国家发起军事行动,更可避免美国直接卷入欧洲战争。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结果,拜登可能难以证明其高额援助资金的合理性。

充分发挥美国的能源优势。拜登应该制定一项战略,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对可靠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气和核能)的生产和获取,并建造管道和出口码头保障燃料可顺利运送至国内外,使美国公众(以及盟友)免受普京能源战的影响。美国和欧盟一直不愿扩大内部生产,也不愿实施真正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制裁,因为担心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可能进一步引发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供应的限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有能力减轻这种风险,如果不制定此类计划,拜登也可能难以证明其高额援助资金的合理性。

防止核武器的使用。核升级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并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热战。拜登为阻止普京使用核武器已限制了对乌克兰的某些军事援助,但这只会让普京像战争开始以来那样,以核威胁来挟持美国的援助。

国会应:

设定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重建的条件,以限制中国的参与。如果乌克兰希望美国纳税人投资或美国政府支持参与重建的美国企业,国会应设定具体条件,避免乌克兰与中国企业签订经济合同,也不会为中国企业提供资源。如果无法得到乌克兰的保证,国会不应考虑任何支持重建的请求。

乌克兰领导层应:

与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合作。如果拜登继续将对乌克兰的支持政治化,乌克兰领导人可以通过更积极地参与化解国会保守派对俄乌冲突的担忧,帮助恢复美国两党对乌克兰援助的支持。

结论

上述建议在国会内可能会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需要相信,继续介入俄乌冲突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值得美国持续投入战略资源。国会,特别是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不能继续充当总统援助资金提案的橡皮图章,除非总统提供一个明确、合理的援助计划。

2022年1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拜登政府曾趁势利用这一契机为本不相关的综合立法(译者注:指前文提到的1.7万亿美元支出法案)造势,但这一举动加剧了两党在乌克兰议题上的紧张对峙。未来,如果拜登拒绝与国会中的保守派密切合作,那么过去一年美国两党一致援乌的共同立场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俄乌局势的未来变动埋下隐患,也有可能使美国失去利用俄乌冲突威慑中国的机会。并且,拜登可能会重蹈前任覆辙,无法向民众合理解释美国介入外部冲突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可能因此而无法兑现已向乌克兰承诺的1000亿美元援助。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4

旧文章ID:29417

如果不能获胜,他们为什么还要竞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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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当地时间2月14日,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共和党人妮基·黑利(Nikki Haley)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是共和党内第一个公开表态要和特朗普展开较量的候选人。除黑利外,特朗普面临多个其他党内挑战者,如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等。但是,民意调查显示,黑利的支持率仅停留在个位数,很大程度上不会获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正式提名。那么,明知不会获胜的候选人为什么要参与总统选举?参与竞选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近日,特朗普政府时期司法部发言人,现《通讯》(The Dispatch)网站特约撰稿人萨拉·伊斯古尔(Sarah Isgur)分析了候选人参选的原因,认为即使不会赢得大选,参与选举的动作仍可能有助于候选人提升声望。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规定,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任,即任何人当任为总统不得超过两次。这意味着已担任过一任总统的特朗普如果再次获得共和党提名,且他在2024年获胜,那么他将不能在2028年连任竞选,换言之,届时共和党将自愿放弃2028年的在任优势。

迈克·蓬佩奥就以此为契机,开启了自己的竞选布局,他在“早安新罕布什尔”广播节目(“Good Morning New Hampshire”)中表示,“共和党将提名一个正派、认真、深思熟虑的候选人”。现在所有证据都表明,特朗普不太可能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

《政客》杂志网站报道称,蒂姆·斯科特和妮基·黑利将在3月参加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总统候选人论坛,意味着这两位共和党人将成为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竞争对手。但其实,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位真正获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可能性都非常低。二人没有全国性的筹款基础,缺乏较高的知名度,没有在各州雇佣工作人员,民调也停留在个位数。既然从逻辑上讲二人不可能获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宣布参与竞选?

主要原因在于,候选人可以在政治圈里抛头露面。参与竞选可以提高他/她在全国的知名度,建立筹款业务,增加演讲费用,并在电视台获得自己的付费节目,甚至获得政府的其他职位。

参与总统竞选有利于增加候选人的声望

朱利安·卡斯特罗(Julian Castro)永远不会成为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他并不甘心就这样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于2000年毕业于法学院,第二年就参加了市议会的竞选,四年后开始竞选市长,2014年被奥巴马任命担任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对于一个前部长来说,没有什么平台比总统竞选的辩论舞台更能向捐助者和民主党人展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了。之后,卡斯特罗在2020年1月2日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与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签约,并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董事会担任职务。

在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之前,杨安泽(Andrew Yang)并没有什么知名度。2020年退出大选后,杨安泽又参与纽约市市长的竞选。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曾经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2019年宣布参与总统选举,之后成为美国交通部部长。贝托·奥洛克(Beto O’Rourke)则为他失败的参议院、总统和州长竞选共筹集(和花费)1.5亿美元。

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从未担任过公职,全国知名度也很低。如果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输给了希拉里,菲奥莉娜很可能成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主席,她会成为2020年所有候选人都追捧的共和党代言人。

即使总统竞选失败,如果候选人能展现良好的政治直觉与天赋,他/她可能“一夜成名”。但这并不代表只要参与总统竞选就能提升自己的声誉,斯科特·沃克尔(Scott Walker)和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参与竞选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名声。

获得党内提名的方法

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党内提名,分别是爆发式(bursting)和建设式(building)。里根、克林顿、奥巴马、特朗普都是爆发式候选人,而鲍勃·杜尔(Bob Dole)、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则是在之前竞选总统的基础上赢得提名的,是建设式候选人。小布什(George W. Bush)可能是一个混合体,他既有建设式候选人的政治运作,又有爆发式候选人的新鲜感。

蒂姆·斯科特和妮基·黑利显然不是爆发式候选人,如果他们想成为总统,只能通过建设和发展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需要在这个竞选周期中将选民的注意力从特朗普和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身上夺过来。

文章摘译自The Dispatch网站文章Why Run if You’re Not Going to Win?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4

旧文章ID:29415

郑永年:俄乌战争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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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大湾区评论

导读

俄乌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世界尤其是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从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投下第一颗导弹那一天算起,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一年,目前还没看到结束的端倪。这一年,我们通过媒体的报道,看到了俄军从上半年的“多线进攻”到“占领顿巴斯”再到下半年的“守城斡旋”,战争已经不再依循俄方的计划而行,而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普京作为这场战争最初的主导者,他做错了什么?又做对了什么?

虽说战争是以俄乌的名义进行,实际上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给予了乌克兰极大的支持,拜登又是否真的如此“英明神武”,促成了“两大团结”并且“不战而胜”?本文通过观察俄罗斯和美国的得失,对战争的走向进行推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这场战争中吸取哪些教训?本文内容就“俄乌战争一周年”为话题的讨论内容整理而成,供读者参考。

2023年2月24日,俄乌战争持续了一整年。有观点认为,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不战而胜”。如果说美国是“不战而胜”,那么其“不战而胜”的对象无疑是俄罗斯了。如果从美国迄今没有牺牲一兵一卒,国内没有爆发大规模反战运动等指标来看,美国似乎“不战而胜”。但是,这仅仅是表象。战争没有结束的迹象,持续和升级的迹象则不断展现。现在还不是定论“谁主沉浮”的时候。

事实上,俄乌战争与其说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倒不如说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没有人会怀疑俄乌战争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场美国的代理人战争。根据一个德国研究机构的统计,过去一年,美国总共援助乌克兰 700 多亿美元,比其它各国援乌的费用总和还要多。经典意义上的“代理人战争”往往涉及两个当事方,以及两个或以上的外部势力方。美国虽然并未派兵加入战场,而是通过扶植乌克兰来掌控全局,这符合代理人战争的定义,但俄罗斯则直接参战了。表面上这场战争是在俄乌之间进行,实际上是俄美之间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卷入冲突,在背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等援助,使得俄乌战争成为代理人战争。

但是,目前对战争谁胜谁负的“盖棺定论”仍然为时尚早。战争尚未结束,未来走向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有演变成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战争迄今的情况中总结出一些人所言的美国“不战而胜”的理由。说美国“不战而胜”是相对于俄罗斯而言的,通过比较,人们可以了解俄罗斯和美国双方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这里的“对”“错”都加了引号,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讨论美俄双方的战争是有立场的,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第二,战争一旦开始,便进入战争自身的逻辑,偏离战争之前所作的战争计划,而对错也只是事后的评说。

普京做错了什么?

经过一年的时间,人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场战争中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总体而言,普京的失误在于对内、外部各种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和高估。

从外部因素来看,首先,他大大低估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抵抗意志。在战争初期,俄罗斯散布消息,指出泽连斯基已经离开基辅。这让人联想到塔利班引发阿富汗变局后,时任阿富汗总统加尼仓皇出逃的情景。然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尚在基辅,稳定了乌克兰的军心、民心,从而为战争从俄罗斯的“战略进攻”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打下了基础。

其次,俄罗斯对乌战略设想过于宏大,并未将“特别军事行动”局限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如果冲突局限在顿巴斯,俄罗斯就有合理的依据称其为“特别军事行动”。但是,俄罗斯在战争初期选择了分三线出击,扩大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范围,使其演变为一场战争。

第三,普京低估了欧洲的反应。欧洲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反应强烈,不仅没有在俄罗斯“断供能源”的威胁下妥协,还向乌克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尤其是以波兰为首的“新欧洲”国家。不仅欧盟成员国通过战争实现了“团结”,就连芬兰、瑞典等国家也放弃了以往所持的中立立场。

第四,普京低估了美国领导的北约。通过本次战争,北约继续东扩,还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方面的支持,并收到了来自乌克兰的加入申请。自2014年以来,俄乌围绕顿巴斯地区的冲突就逐渐“激活”了北约,一改冷战后北约失去战略竞争对象的“失落感”。而俄乌战争更是将北约所能发挥的作用提高到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因为对北约的低估,俄罗斯才会在战前评估时失策。

就内部而言,普京高估了俄罗斯的综合实力。普京设想中的“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了一场战争,这与其对俄军能力的高估不无关系。俄乌战争爆发前舆论普遍认为,俄军虽然在冷战后受制于俄罗斯军费开支水平,无法与曾经的苏联红军相提并论,但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武装力量。可以说,俄军通过2008年俄格战争、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2015年干预叙利亚内战后,已经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但是,俄军在本次战争中的表现与人们对其普遍的期待相去甚远,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美国(西方)制裁下,已经无法支撑其打赢一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

俄罗斯的动员能力与俄罗斯人的忍耐力也被高估了。2022年9月,在俄罗斯宣布“部分动员令”后,部分俄罗斯人选择逃到俄罗斯邻国,以躲避征兵。虽然“反战”一词在俄罗斯已成为公开的禁忌,但一部分俄罗斯人依然“用脚投票”,对俄罗斯动员能力产生了一定的削减作用。另一部分俄罗斯人则无法忍受战争对生活造成的冲击,在俄罗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后,通过各种方式在欧洲国家的自助柜员机(ATM)转移自己在俄罗斯的资产。

普京做对了什么?

首先,普京正确预期到了俄罗斯可能会遭遇到的西方制裁,未雨绸缪,避免了俄罗斯经济的崩溃。战争是一次很大的经济消耗,但普京及其政府仍然扛住了这一挑战。

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就开始推动去美元化进程,减少美元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的权重,增加欧元、人民币等一揽子货币以及黄金的储备量。《经济学人》曾发文表示,普京精心构建的“俄罗斯堡垒”(Fortress Russia)正在崩溃。然而,得益于俄罗斯央行及时干预、实行两位数的高利率货币政策,以及俄罗斯足以自给自足的资源与初级产品,俄罗斯经济并未出现全线崩盘的情况。虽然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无法使用SWIFT(环球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为金融交易、结算服务,但俄罗斯的金融系统仍然展现出了韧性,甚至通过Whatsapp这样的即时通讯软件手动实现银行国际结算服务的信息传递。

其次,普京的领导根基未被动摇,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依然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实事求是地看,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仍然支持普京,这也是为什么“反战”一词在今日的俄罗斯成为禁忌。今后,俄罗斯国内会不会如西方一些人所预言的有人出来挑战普京的权威?考虑到俄罗斯的“战斗民族”属性,这一可能性很小。

第三,俄罗斯在外交上仍然与土耳其、印度、中国等地区大国以及中亚五国保持着较为友好的互动,维持了俄罗斯在战前的部分外交成果。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就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坐到谈判桌上。印度也在战争爆发后与俄罗斯维持着防务和能源采购关系。就普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而言,他正确预判到了并非所有国家都会站在美国一边,如印度等国就试图在俄美之间保持平衡。

总体来说,这场原本属于不对称冲突性质的“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了战争。而且常规战很难继续支撑下去,演变成为消耗战。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俄罗斯其实也想实现战略收缩,尽快结束战争。普京在近期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俄罗斯不会按照“大炮换黄油”的原则行事,在处理战略问题时不能破坏国家经济。但俄罗斯结束战争的意愿遭到了乌克兰的抵制,持久战、消耗战甚至战争升级可能还将是俄乌冲突在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

拜登“不战而胜”了吗?

通过俄乌战争,美国认为其实现了拜登所强调的“两个团结”。

首先,俄乌战争促成了欧洲国家的团结。在战争的影响下,德国的国防以及外交政策发生“历史性变化”,欧盟“史上首次”为正遭受攻击的国家提供武器援助。如果说“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是欧盟的追求,那么俄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盟建设外交与安全共同体的进程。与俄乌战争同步发生的是,欧洲在2022年首次以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名义召开峰会,从而将脱欧后的英国也纳入地区事务的协商议程中。2023年,第二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将于摩尔多瓦举行。至少从表面来看,俄乌战争推动了欧洲国家内部的团结。

其次,俄乌战争实现了美国与欧洲的团结,有力地支撑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提质升级。短期来看,北约在欧洲扩张了,欧洲国家更加依赖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回顾过去,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强调“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反映出特朗普执政四年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巨大冲击,欧洲不再将美国的安全保障视为理所当然。但是,经俄乌战争,如拜登所愿,美欧关系实现了重建与修复。尽管欧洲近期因《通胀削减法》(IRA)与美国龃龉不断,但美欧关系与特朗普执政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美国还通过俄乌战争实现了北约的扩张。在俄乌战争与中国崛起的双重影响下,北约与日本、韩国逐渐相向而行。韩国、日本于2022年相继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re of Excellence),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又于2023年1月访问日、韩,这些都反映出北约借俄乌战争实现“亚洲化”的可能性。

还有两个现象也值得特别关注。第一,俄乌战争期间美国并未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这在美国对外的历次战争中,是非常罕见的。从越南战争到反恐战争,美国反战运动风起云涌。但在这一次战争中,反战游行规模较小,零星且不成气候。其背后的原因是美国民主机制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盛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所占据的舆论阵地仍然不可小觑。

第二,美国在此次战争中并未付出很多代价。美国在本次战争中开支不小,但这些军费开支、援乌费用并非是美国“自掏腰包”,而是通过各种机制转嫁给全世界。并且,俄乌战争中没有牺牲一个美国大兵,相比于美钞的损失,显然生命的代价更高。拜登近期突访基辅,宣布增大对乌军援力度,就是占领道德高地的一种成本较低的手段。最重要的是,美国还利用舆论高地,在意识形态层面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遏制其它国家采取不利于美国的战略。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所言,美国在本次战争中的目标是要利用这场战争彻底拖垮俄罗斯。总体来看,迄今,美国确实是以较小的代价占据了俄乌战争中相对有利的位置。

俄乌战争向何处去?

战争远未结束。目前来看,俄乌战争的下一步存在四种可能的场景。

第一,俄罗斯仍能继续支撑战争,俄乌战争演变为持久战。美国总统拜登近期出访基辅,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整个西方都在强调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看来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俄罗斯有自己的韧性,并非全无反击之力。战争是否会继续,取决于战争的规模。如果按现在的规模来继续,这很可能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第二,乌克兰不仅拒绝谈判,在战场上开始反击。如果这样,可能会使得代理人战争扩大、升级。一旦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乌克兰不仅决心夺回顿巴斯地区,还会把目光投向克里米亚。泽连斯基强调的“寸土不让”,包括了俄控下的克里米亚。俄罗斯今天能够实现的最佳谈判结果是巩固现有的俄控领土,而不提出新的领土声索。但乌克兰显然不会同意,美国、北约也不会同意,这无疑增加了和谈的难度。乌克兰甚至可能“把战火烧到国统区”,打到俄罗斯本土去。尽管西方不会允许乌克兰用美、欧制造的武器进攻俄罗斯本土,但如果乌克兰使用本国生产的武器来进攻呢?这种情境也并非全无可能。

第三个情境是最差的一种,即战争升级为核战争。一旦俄罗斯无法继续支撑常规战争,公众普遍担心俄罗斯是否会使用核武器。虽然核武器的使用不是一个军事决定,也不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是一个道德决定,但人们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核战争爆发,战争相关方将面临双输境地,也就不会有真正“不战而胜”的一方了。

第四,在其他国家的调解下,各方找到政治解决的方法。中国和土耳其等国都在努力推动战争的政治解决,这是最好的方式。

从俄乌战争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首先,大国不应随意卷入一场不对称冲突。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面对乌克兰原本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俄罗斯低估了乌克兰投入本次战争的决心,想要用较小的代价实现宏大的战略目标。在战争前期,俄罗斯甚至并未“部分动员”。而等到俄罗斯开始动员之际,俄罗斯自身因西方制裁而受到削弱,其持续投入的资源、兵员已经无法追赶上乌克兰因西方援助而迅速提升的军事实力。

其次,美国和西方还是“有牙齿的老虎”,不应当轻视。尽管美国内部陷入了恶性党争和治理危机,但美国在战略竞争的压力之下,仍然有着比较成熟的动员机制。“大敌”当前,还是能够“一致对外”。美国与俄罗斯竞争多年,大战略观念犹在,不容轻视。

第三,美国在本次战争中对战略态势的度把握得很好。美国擅用信息战、舆论战先发制人,渲染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从而限制了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与军事策略。

第四,美国在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随着其在俄乌战争中所占的优势而膨胀。俄乌战争对美国有利的态势可能会刺激美国自我强化已有的战略竞争路径,使其更加“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

俄乌冲突爆发已经一周年,对抗与冲突的“铁幕”再度降临欧洲大陆。从最初俄罗斯发起“闪电战”;到乌克兰全面反击,硝烟四起,民众流离失所;再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极限制裁,扰动了全球供应链,能源、粮食危机不断涌现,全球数十亿人受到影响。这场二战后欧洲爆发的最大地缘政治危机,令当今的世界秩序受到极大的冲击。

目前来看,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是输家,俄罗斯是输家,欧盟也是输家。美国可以说是暂时得益最多的赢家。尽管美国占据了上风,甚至也有人认为美国在俄乌战争中“不战而胜”,但毕竟战争还未结束,最终结果取决于双方的战略选择,取决于战争是否会进一步升级。美国这次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战游行,没有因战争而牺牲兵员,但是,一旦战争升级,演变成一些人所说的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那么世界将面临毁灭性结局。到那时,各国都是输家。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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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最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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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y C. Charlton  来源:公众号“尚道战略”

2022年5月,随着“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的启动,拜登政府寻求重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足迹。该框架在试图通过重新强调自由民主价值观、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气候变化的挑战和经济发展,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存在。

尽管如此,美国在该地区重新燃起的地缘战略兴趣已使较小的国家和美国的长期盟友处于不安的境地,它们不得不重新平衡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新接触未能包括强有力的经济和贸易层面。正如新任命的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陆克文(Kevin Rudd)所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需要有更大的经济成分。

陆克文进一步指出,美国目前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不利于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因为华盛顿“乐于将一些盟友置于死地”。

美国目前的亚太战略显然是优先考虑强硬的军事力量、安全合作和生硬的扭曲贸易的经济工具,如关税和出口控制。这种对军事手段、“有管理的贸易”或设计糟糕的贸易和投资制裁的依赖,而不是展示自由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破坏了美国的目标。

如果不允许亚太国家进入市场,不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美国将无法为该地区的经济和投资活动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可行方案。它还将抑制美国软实力的发挥。

美国过去的亚太政策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复杂的历史,其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剥削、人道主义、种族主义、自由贸易和帝国主义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一直致力于防止霸权主义威胁美国领土,或对贸易和自由价值观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整个19世纪,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破坏欧洲建立排他性地区势力范围的努力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与此同时,对太平洋海岸的占领和“天定命运论”为帝国主义向萨摩亚、关岛、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扩张提供了借口。

在美国,这次向西太平洋的扩张被视为摆脱帝国主义欧洲世界的颓废和阴谋,而不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重演。的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指出,美国的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在太平洋上面对中国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在大西洋上面对欧洲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政策陷入了全球冷战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美国支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却同时支持英国在马来亚和法国在印度支那寻求重建殖民统治。美国军队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这些政策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引起了争议,并疏远了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同时也不能有效地实现美国的目标。

此外,在太平洋岛国,美国几乎没有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盟所产生的善意,几十年来没有继续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方面采取行动。战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垄断地位助长了这种忽视。

尽管美国的政策以军事为重点,但它仍将经济因素作为地缘战略考量的一部分。经济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TPP预计将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并可能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它还被设想为提供一个模板,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占主导地位的贸易关系。

尽管如此,特朗普继续他的民粹主义观点,即华盛顿精英“以美国工业为代价”青睐外国工业,他在上任第一天就将美国从该协定中移除。其余11个国家重新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议中的经济体加起来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4%。

拜登政府的策略

拜登政府于2021年10月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IPEF的重点是高劳动和环境标准、开放的数字数据流、自由公平的开放贸易和投资标准以及弹性供应链。“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政策预计不会以传统贸易协定的形式出现,重要的是,它不包括市场准入承诺。与这些贸易目标相结合的还有其他援助倡议,即“蓝色太平洋倡议的伙伴”,其目标是基础设施、卫生和气候变化,但拨出的资金比承诺的要少。

缺乏足够的资金,也未能为亚太经济体进入美国市场提供机制,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拜登政府内部对加入CPTPP或根据IPEF提供市场准入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这只会强化一种看法,即尽管言论有所改变,但美国并没有摒弃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单边主义和孤立的“美国优先”扭曲贸易的做法。

正如位于斐济苏瓦的南太平洋大学政府和国际事务系主任桑德拉·塔特在分析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时指出的那样,“有很多空谈……但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该协定包括美国的许多盟友,覆盖了全球约30%的人口。虽然不像CPTPP那样全面,但该协定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中国为首的经济集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向发展项目输送了数十亿美元——例如,中国是太平洋岛屿地区最大的投资提供者,这产生了巨大的商誉。

这些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美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中国成为更具主导地位的投资和贸易中心。

美国应该恢复经济实力

美国应该改变路线,鼓励在整个地区增加贸易和投资。在许多国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一个安全伙伴;而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美国落后于中国。拜登政府必须避免屈服于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民粹主义和民主党历史政治基础的政治诱惑。美国必须重塑其在该地区的经济活力和联系。此时亚太经济体正变得更加一体化,美国的参与却微乎其微。

尽管全球化确实对美国某些行业的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并造成了经济和社会混乱,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但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支撑着西方对自由民主和经济活力的承诺。美国的政策阻碍了华盛顿在该地区的重大经济参与,其针对中国的行动对其传统盟友和潜在安全伙伴造成了重大损害。

如果没有经济因素,美国将很难与中国竞争,提供另一种自由的、基于规则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美国应该加入CPTPP。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地区的地缘战略环境和各国的决策。它还将为被市场拒之门外的美国工人和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本文译自美国《外交学人》(The Diplomat)网站文章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s Weakest Link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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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心态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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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岩  来源:中美聚焦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任内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演讲聚焦经济、社会、两党关系以及对外关系等问题。拜登对其执政两年的政绩大加宣扬,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立法成就、创造就业岗位、缓解通货膨胀、枪支安全等广泛的民生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次演讲透露出明显的“乐观”心态,除了有意渲染自身执政功绩之外,还很突出地展示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乐观”看法。例如,拜登以“进步和韧性的美国故事”开篇,以“美国国家的强大灵魂”结尾,宣称“美国是唯一一个摆脱每次危机时都比进入危机时更强大的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乐观地看待美国的未来”。在涉华内容中,拜登更是宣称“美国处于几十年来与中国或其他国家竞争的最强地位”。面对美国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难题,面对美国民众对国家前景完全不同的认知,拜登上述言论堪称盲目乐观。在中美关系处于新转型期的背景之下,如此心态将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何种影响,无疑令人深思。

长期以来,包括政界和战略界人士在内的美国社会精英,往往同时对中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一种是认为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对美国利益或安全构成了挑战,即“中国威胁论”。拜登政府宣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方面挑战美国的国家”,就是此种论调的集中代表。另一种是认为中国面临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发展势必受阻,即“中国衰落论”或“中国崩溃论”。近两年美国不断污蔑中国经济衰退,炒作人口问题等等,都是这一论调的反映。拜登此次国情咨文演讲透露出与中国竞争的盲目乐观心态,很大程度上与近期“中国衰落论”在美国大行其道密切相关。这是部分美国人片面地以局部指标夸大自身经济状况的结果,也是反华势力有意“唱衰”中国的新一波舆论造势的结果。正如历史反复昭示的,所谓“中国衰落论”往往很快就被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所戳破。


尽管如此,上述盲目乐观的心态,依然可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微妙影响。一方面,这种心态很可能助长当下美国“基于实力”与中国打交道的“底气”。在两国相关部门的互动过程中,美国的霸道霸凌霸权的姿态可能更甚,对华多领域的遏制打压将更加肆无忌惮。围绕近期的飞艇事件,美国不顾国际规则、不顾中方交涉而滥用武力之举,恐怕正是美国这种心态的现实写照。另一方面,盲目乐观心态也或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布局。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拜登政府将秉持“长期博弈”的思路来布局对华竞争。但是,上述盲目乐观情绪可能加剧美国内反华势力意欲在更短时间内“竞赢中国”的企图。拜登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宣扬所谓对华竞争的“关键性十年”,部分战略界人士主张美国应聚焦“近几年”、以“战略冲刺”的姿态来布局对华战略,此类声音或许正是美国盲目乐观的产物。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拜登政府而言,盲目乐观情绪可能将进一步使其确认当前对华战略的“有效性”,促使其延续现行的对华竞争策略,并将盟友的对华认知同步化、协同施压。对于美国内的强硬反华势力而言,他们可能对中美发展前景做出更多误判,可能诉诸更加危险的举措以求尽快击败中国,短期内再次出现新危机事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从更宏大的视角看,“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衰落论”在美国社会同时存在、同步产生影响,这一现象看似矛盾,实则是美国对华负面情绪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汇聚和反映,总体上都无助于美国形成正确的对华认知,也无助于中美关系尽快重回正轨。

历史上,美国曾屡次因盲目乐观而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做出错误选择,致使国家走上歧路,民众付出巨大代价。当前,美国对自身状况的误判,一旦与对华竞争的敌意相互叠加,也或使其陷于新的战略误区而无法自拔,招致更大灾难。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共同繁荣方是正途。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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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 | 失去的将无法挽回:俄乌战争一周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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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伟  来源:美中故事汇

【题记】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

有时感觉时间过得真是很快。新冠疫情已经三年了,俄乌战争也过去了一年。这两件作为“大变局”催化剂的重大事件,或许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长周期”的某种宿命,更是历史“短周期”不可取代的标志。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对战争结果进行研判并提出中国应对之策的文章(请参阅:胡伟:俄乌战争的可能结果与中国的抉择),尽管当时争议很大,但现在来看事态基本上是沿着我当初的预测发展的。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有几件事情可圈可点,值得关注。

首先是美国总统拜登突访乌克兰。这是自1991年老布什访问基辅后,近几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总统,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进入一个没有美军控制的战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颂此访为“乌克兰的重要时刻”、“历史时刻”。然而,由于乌克兰是一个“美国无法控制空域的活跃战区”,拜登只能冒着巨大风险“秘密出访”,白宫不仅对外打“烟雾弹”予以掩盖,而且此行也颇为艰辛:年过80的拜登19日凌晨4:15分就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飞往波兰,当晚9:37再从波兰通宵乘坐10个小时的火车于20日上午8点左右抵达基辅。如此煞费苦心舟车劳顿,可见此举不同寻常的重要性。

此前已有众多西方政要访问基辅,其中一些意义也不可谓不大,但毕竟与美国总统不在一个量级上,难怪泽连斯基现场感动得流泪。此行并非只有“象征性意义”,也不局限于美国再提供5亿美元的军援,而是拜登在基辅公开宣布普京的“征服战争”失败了。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以拜登访问乌克兰为标志,这场战争将进入收尾阶段。战后的世界格局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目前的联合国构架将被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不再,中国的外部环境将更为凶险。

其次是联合国大会就俄无条件撤军进行表决。当地时间2月23日,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新的决议,呼吁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要求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撤出。这份由乌克兰、美国、德国、日本等57个国家联合提交的决议草案最终获得141票赞成,白俄罗斯、朝鲜、俄罗斯、厄立特里亚、尼加拉瓜、马里和叙利亚7国反对,中国、印度、南非等32个国家弃权。与此前联大涉乌决议案的票决相比,结果相差无几。虽然经过俄罗斯的努力反对票比以前增加了2票(尼加拉瓜、马里),但丝毫不能改变国际社会人心向背的基本面。此前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前所未有地不见了不同观点的辩论,形成了一边倒挺乌倒俄的舆论氛围。联大会议之前,西方已经放风,这是给俄罗斯最后的机会,也是中立者最后站队的机会。但显然这些“机会”对于俄罗斯等国无异于抓心挠肺的挑战。

实际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并无效力,通常也无法兑现。但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表决?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道义的力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政治当中不仅有“利”与“力”,而且有“义”与“理”。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然而当今世界不仅许多小国、弱国可以很好地安身立命,而且也不乏铁肩担道义的朋友。反而是像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最后落得四面楚歌、土崩瓦解的境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背道而驰。

第三是中国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拜登总统前脚离开乌克兰,王毅主任后脚就到了俄罗斯,中美可谓泾渭分明。此前18日,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布: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中方将发表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选择在24日当天发表这份文件,高调介入,可谓苦心孤诣。除了重申中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一贯立场,这份一共12点内容的文件主张停火止战、启动和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更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其中第十点提出“停止单边制裁”,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那些赞成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显然不会接受这份文件,乌克兰当然更不会同意,问题是俄罗斯也称这个文件不代表俄方立场。

目前无论战场主动权还是道义制高点均在乌克兰手中,在此情况下呼吁和谈没有任何现实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不会对于解决俄乌战争带来实质影响,却会对中国自身如何在未来的国际社会立足产生重要后果。当然,在俄乌战争的结局已经日益明朗的情势下,中国的确是进退维谷,几乎没有多少回旋空间。这与去年我写那篇建议文章的时机已经完全不同。

最后想说的是,如果普京当初知道“特别军事行动”是这样一种结局,他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但历史没有“如果”,失去的将无法挽回。对任何人都一样,历史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唯一只能吸取教训,切勿一意孤行,切忌重蹈覆辙。普京21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咨文称是西方发动了战争,俄正在用武力制止战争。这一言论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每个决策者都难免犯错误,智者与愚者的区别在于能否“吃一堑,长一智”,能否及时纠错,及时止损。俄罗斯民族过去走的弯路已经够多,“学费”都白交了。写到这里,浮现在我脑海的是《阿房宫赋》的最后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个民族不长记性,这才是最可悲的!

(作者:胡伟,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4

旧文章ID:29409

傅莹独家撰文:对2023年慕安会的三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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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莹  来源:澎湃新闻

2023年2月19日,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落下帷幕。拜耶瑞彻霍夫(Bayerischer Hof)酒店门口的安检设备正被拆除,门外堆满了即将拉走的各种器械,我和团队一行人也收拾好行李赶赴机场。旅途中思考了与会期间得到的一些感受,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会议气氛发生变化

上一次亲临慕安会还是三年前,后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缺席了两届。此次再度与会,感受最深的是气氛变化。在我多年形成的印象中,慕安会是个辩论和研讨的平台。今年,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将满一周年的背景下,会议聚焦俄乌战事,除了邀请乌克兰领导人视频发言,还有美欧多国政要出席,一致挺乌批俄。会议没有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连持不同立场的德国选择党都被拒之门外。这样的安排使得会议成为一方表达情绪和态度的场所,前几年“西方的缺失”之类的迷离情绪完全被抗俄的亢奋言论所取代。但酒店外游行示威反对的声浪则是此起彼伏。

美国一如既往地有众多政要学者出席,从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到60多位两院议员和近30位政府部门和军方要员,会场内外、线上线下密集交流和发言表态,大谈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誓言支持乌克兰战斗到底。难怪美国人经常引用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美国显然在充分利用当前危机实现再度凝聚跨大西洋紧密关系的目标。

不过,就连慕安会报告也承认,美欧的激动情绪对于第三方国家,也即广大发展中国家,缺乏共情力。今年慕安会专门突出“全球南方”概念,邀请不少非洲、拉美、亚洲国家领导人出席,希望赢得他们对反俄援乌的认可和支持。但是“全球南方”更关心的是其面临的粮食和能源短缺等问题,同时也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欧美只讲打到底、不谈如何实现和平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另外,会上许多人在强调要重视和争取“全球南方”时,并没有把中国看作其中一部分。我在一个场合用玩笑的口吻评论说,中国显然也不是“全球北方”的成员,那么我们就做“全球中间”吧,大家在笑谈的同时,也觉得提出重大概念时需要准确定义。

中美关系更“凉”

40多年前,是小小的乒乓球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门,两国经过多年交往与合作构筑起广泛深入的纽带。然而现在,一个失控的高空气球被美方当作抓手,干扰和影响双方领导人商定的接触安排。在一次晚宴上听到某位美国议员声情并茂地讲述中国如何用气球“测试和挑衅美国”,我在发言时也回应了一句说,如果中国能用失控的气球来测试美国,那么平流层的风一定是中国的“好帮手”。

经过这场风波,“气球”这个词在国际场合已经成为某种笑料般的存在,其他国家的人谈到此事都难掩忍俊不禁的表情,感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怎会变得如此脆弱。也有人告诉我,今日华盛顿的对华态度已经变得十分严峻,容不得任何人讲有利于中国和对华交往的话。中美关系陷入更加难解的困境,会上来自亚非等地的代表对此普遍感到担忧,认为气候变化、应对疫情和推动经济复苏等一系列重大全球问题仍需中美两个大国承担起责任,开展必要合作。

在慕安会上可以强烈感受到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美方与会者可以说是“逢中必反”,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济政策、对俄关系等无一不成为他们指责的标靶。在涉及乌克兰的问题上更是言辞强烈,一位美国州长用手指着我说,“如果今天中国能直接告诉普京收手,明天战争就可以停止”。这位态度傲慢的老兄若不是政治幼稚就是习惯了霸道,难道不明白,在一场冲突中,当双方仍在交战时,任何停火斡旋必须双向进行,否则岂不是偏袒一方为其火中取栗?其实他就是试图将欧洲人对俄乌危机的焦虑转向中国。

在我看来,美国改变对华态度和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快速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中国产生了深深疑虑甚至恐惧,害怕中国拥有更多世界权力,从而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一位欧洲学者在与我们交流时说,无论中国怎么做,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态度都难以改变,因为让美国焦虑的不是中国在做什么,而是中国的存在本身(who you are),让欧洲焦虑的则是中国在做什么(what you do)。确实,欧洲对中国也有许多不满和意见,但是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克服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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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需要沟通

在柏林和慕安会的交流中,可以感觉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在加深,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他们因乌克兰问题陷入深深的安全危机感之时,对中国态度和政策缺乏了解。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慕安会上做了系统发言并现场答问,其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态度鲜明地强调了和平解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的讲话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各方对中国即将发布的旨在促和的立场文件抱有很高期待。

在对华政策上,欧洲人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影响比较大。德国也在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其中一个核心提法是把中国定义成“制度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ry)。这个英文词组的准确中译存在一定困难,systemic一词有“制度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多重含义。欧洲人显然指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另外,rivalry的含义比美方提出对华竞争时用的competition(竞争)这个词还要重,有非此即彼的零和含义。

我们在与德国官方和智库人士的讨论中,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中欧分歧问题,尤其一再质疑德方提出的与中国进行“制度性竞争”的意图,要求解释对竞争的终局构想。有趣的是,他们似乎从未深入考虑过这个问题,抑或是不愿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我表示,你们提出与中国进行“制度竞争”,目的是争出制度的优劣吗,如同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的“才能之争”?若非如此,难道德国设想的是“制度的替代之争”?冷战后西方试图对其他国家搞民主制度输出,结果留下的不是战乱就是社会创伤。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这绝不是任何外部力量可以撼动的,当然也非其他国家可以轻易复制。

虽然德国乃至其他欧洲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很难认同,但我们所到之处各方对沟通不仅不抵触,反而非常欢迎和期待。他们对中国的涉欧政策存在许多不解和困惑,会提出一连串问题希望我们作出解释和说明。代表团成员在德国媒体做的一些采访受到很大关注。不少人谈到,这两三年很少有机会直接听到中国人介绍和解释国家的政策与做法,导致社会上的对华认识更加被偏见所影响。他们觉得现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困难的阶段,出现问题时往往让矛盾和分歧盖过合作。有德国学者提醒,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也已到“临界点”(tipping point)了,双方应认真面对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确实,中欧关系中有些矛盾看似死结,但既然是结,就有解儿,关键在于能否诚恳相待、坦诚沟通并付诸行动。正如习近平主席讲的,中欧关系关乎全球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值得双方努力维护好、发展好。

来源时间:2023/2/24   发布时间:2023/2/23

旧文章ID:29408

奖赏型威慑和威胁型威慑:比较视角下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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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Hyun Ji Rim,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环境与资源政策中心(CIERP)博士后,华盛顿特区Edwin O. Reischauer东亚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战略竞争、印太战略、美国联盟政治、东亚安全和美国外交。

来源:Hyun Ji Rim, “Reward-based or Threat-based Deterrence: US Policy toward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cific Review, Vol. 35, No. 4, 2022, pp. 705-735.

导读

尽管日本和韩国在战略环境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对这两个盟友的威慑在实施措施方面有所不同:基于奖励的威慑和基于威胁的威慑。本文认为:(1)两个盟国的国内结构环境,即理想主义偏见的分裂或现实主义偏见的统一,导致了当地对美国政策的不同反应;(2)中介因素在促进盟友信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影响了联盟内部层面的信任度和信心;(3)这种信任塑造了美国威慑战略的方向,即对日本采取奖赏型威慑,对韩国采取威胁型威慑。

引言

传统上,威慑是指“以报复的威胁来阻止军事攻击”。从局限于军事行动和消极激励的狭隘威慑定义扩展,本文转向了斯奈德的威慑思维模式,即威慑是一种使用消极激励以及“不限于军事因素”的奖励的“劝阻力量”。美国的防扩散政策和延伸威慑具有共同的目标,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文章的重点是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来进行威慑。

基于威慑的概念,文章考察了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对其东亚盟友的威慑,美国通过延伸威慑为其提供了安全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盟友面临类似的地缘政治环境,但美国对东亚盟友的政策在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下有所不同。

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美韩都被认为是潜在的核国家;与此同时,两个国家都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从而为“延伸威慑”和“威慑变种”问题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机会。此外,两国都是美国在同一地区的盟友,拥有共同的战略环境;都是发达经济体,与美国有很强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都在战后通过政府层面的统一运筹达到了目前的经济水平。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两国的国内政治结构,因变量是美国对两国的不扩散威慑政策,控制变量是同盟关系、核能力、能源独立程度。本文研究了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是如何在过去的危机中形成和得到检验的,以及这种核不扩散政策如何通过巩固同盟关系信心来遏制其盟友的核野心。

关键节点和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的威慑

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是指事物变迁中存在着某一关键时刻,这一关键时刻对于事物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节点框架的优势在于,它强调个人的决策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如何给现有制度带来变化,同时考虑到它们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结构背景的重要性。因此,这一观点“抓住了重大转折点上谈判和互动中的个人层面的动态”。通过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考察了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政治对结构的影响放松,使得强大行动者的决策的后果更加激烈和重大的情况,以及在历史上某些时刻具有一定时间敏感性或紧迫性的威胁评估和感知。

有两个相关的关键节点对美国的防扩散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在1964年进行了核试验;70年代中期,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核试验。这两起事件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防扩散思维。具体来说,中国核试验成功引发了对整个第三世界扩散的担忧,美国的防扩散政策开始更加注重将其努力和资源转向加强对裂变材料的控制;印度核试验成功使美国的防扩散政策的重点从对获取核武器的限制转向对浓缩和再处理(Enrichment and Reprocessing,ENR)的限制、对核材料的控制。

本文研究了这两个关键节点之后的美国政策变化,以及这一政策应用于日韩核不扩散背景下的变化。对日本来说,更重要的关键时刻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进行了核试验,此外还有美中和解、美国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以及石油禁运等因素。对韩国来说,1974年印度核试验、70年代初的尼克松主义以及越南战争带来的影响更大。

比较: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政策

对于日韩来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扮演的角色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一方面阻止日韩盟友独立发展出核武器,另一方面提供应用于和平途径的核技术、并保护它们不受到侵略。然而,这两国的不同点在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实施方式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美国在关键时刻通过外部冲击来检验威慑政策,采用消极的诱因或惩罚和积极的诱因或奖励。日本得到了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保证,而韩国则得到了美国撤回军事援助和停止经济援助的威胁等负面诱因。

首先,本文研究了危机前不同地区的结构环境,以及美国威慑政策的形成基础。不同的地方结构性环境,无论是国内分裂还是国内团结,都有可能引发对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不同反应。其次,通过考察危机,发现这些危机对日本理想主义偏见的分裂和韩国现实主义偏见的团结起到了冲击作用。此外,它们不仅对于全球层面的政治因素施加影响,也对于国内层面利益各方的安全思维施加了影响。最后,考察美国政策的转变和制度化以及当地情况。

预先存在的结构

在核问题上,日本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1)日本行政体制中存在强势的反对党;(2)日本是强社会、弱国家;(3)日本弥漫着一股和平理想主义和反军事文化。这种支离破碎的体制使日本更难制定新政策。日本领导人有时都看到了获得核武器的价值,但在政治上公开宣传这一想法或突破政治障碍是不可能的,日本也认为失去或削弱美日联盟的代价将超过用自己的核武器威慑中国的好处。因此,美国的防扩散目标——威慑其盟友并抑制任何核追求——通过奖励日本的这种行为实现了。

韩国政府拥有更强大的行政权力,其国内政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回应反映了其国内结构性环境,这种环境可以被描述为带有现实主义偏见的统一。韩国国内的结构性环境,以及对核道路有个人信念的强势总统,以及总统单方面制定政策目标的能力,导致美国采取了更严厉的基于威胁的政策措施。此外,美国阻止韩国获得自己的核武器往往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殖民。美国的施压力度越大,韩国的抵抗力度就越大,这更激励美国采取基于威胁的措施,比如威胁韩国削减经济援助,并从朝鲜半岛撤走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等。

1.日本的关键节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

本文主要讨论的四个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石油禁运、中国核试验、美中和解以及美国向中国出售反应堆。

首先,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石油禁运严重限制了日本能源市场,迫使日本考虑进口石油的替代品,即核能。这一事件改变了日本的能源安全政策,并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目标。这导致日本积极追求核能和先进技术,引发了关于核技术转让以及选择核道路来让日本翻身的讨论。美国在核技术转让方面给予日本更有利的条件,即“事先同意”。

其次,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地区安全动态和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因素。尽管有中国的核威胁,但正如1968年和1970年的内部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在是否获得独立核能力这一问题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更加依赖美国的核扩大威慑。日本的逻辑围绕着日本的核武装可能不会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必要的影响,这是威慑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可能会因为惹恼美国而失去更多,这肯定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

再次,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和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这是日本的第一次“尼克松冲击”,影响了美国对日本的延伸威慑和不扩散政策。尽管美国一直告诉这个盟友,遏制中国并不意味着切断所有关系,但日本仍然对尼克松的访问感到震惊。在安抚震惊的盟友的同时,越战后的尼克松政府寻求从亚洲撤军,并考虑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美国考虑扩大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角色,这似乎符合日本的目标。美国作为霸权保护者(hegemon-protector),既不希望日本的国家实力过于强大以致于威胁到自己,也不希望其过于弱小以至于无法抗衡中国。

最后,美国于1984年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这有利于日本。里根政府的100亿美元交易表明了政府的防扩散政策逻辑:遏制中国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其主要供应国。由于相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与美国关系更为亲近的盟友,因此,美国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使得日本在日美核能合作条款的谈判时取得了有利优势。里根政府最终在1986年的123协议中给予了日本浓缩和再处理的独特“事先同意”。

2.韩国的关键节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

韩国的关键节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标志性事件是印度1974年的核试验、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及尼克松主义。

建国以来,韩国政府就投资开发核武器。在上世纪50年代,美韩签署了核合作协议后,韩国投入大量财力用于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原子能研究所必须的行政和立法组织。随后于70年代,韩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开发核技术了,然而对于朴正熙这样拥有秘密的核野心的政治家来说,韩国依然没有办法获取浓缩与再处理的设施。

韩国开发核电的最初计划是进口加拿大的重水铀反应堆(CANDU)。但同样从加拿大进口核反应堆的印度,让美国对核技术出口感到担忧。在印度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监视所有计划发展或进口重水反应堆的国家。由于担心从重水铀反应堆的乏燃料中提取的钚被用于军事用途,美国开始与韩国就核反应堆问题进行谈判,同时,加拿大对韩国意图把核技术用于双重用途的评估也证实了美国的担忧。

越南战争结束时西贡沦陷和美国根据尼克松主义从亚洲撤军的政策对韩国造成了冲击。韩国军队于1964年应约翰逊总统的要求加入了亲南越军队,并获得了2.36亿美元的报酬。越南战争的过程以及美国从越南撤军的过程都使得美国延伸核威慑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最终,韩国,尤其是其领导人,变得更加痴迷于自给自足的国防和获得核武器。

美国对日韩的不同威慑战略

日本自愿依附于美国,这导致美对日采取了奖励性的核不扩散政策。首先,20世纪60年代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允许美国核武器通过日本主权,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密切和相互理解的加深。其次,1972年冲绳回归是促进两国相互了解的又一事件。美国和日本都非常清楚该岛及其军事设施对地区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日本表达了收回行政控制权的愿望,在1962年赖肖尔提出建立双边协商委员会讨论冲绳问题以满足日本的愿望后,两国花了两年时间才在1964年签署了建立双边委员会和美、日、琉球技术委员会的协议,最终于1972解决争议。最后,美国在联合公报、个人讨论和声明中一再重申的延伸威慑承诺和政治决心,都拉近了美日关系。

韩国不情愿依附于美国,这导致美对韩采取了惩罚性的核不扩散政策。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发现韩国可能对核武器感兴趣或秘密发展核武器时,美国采取了胁迫手段来遏制韩国的核野心。1976年,美国威胁要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出驻韩美军,拆除核运载系统 “中士导弹”(Sergeant Missiles),此外还可能拆除所有美国许可的核设施和技术,希望韩国政府停止正在进行的秘密核计划。

结论

文章运用关键节点框架对日本和韩国进行历史比较,考察了美国核不扩散威慑政策的变化。在提供安全保障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美国还阻止盟国发展核武器,阻止它们将民用核技术转化为军事用途。

日本的案例表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日益加深,日本自愿依赖美国,而美国对日本的信心也日益增强。美国承诺的高可信度和美国对日本的强大信心结合在一起,导致美国对日政策以奖励为基础。而韩国的情况则显示出美国在很多方面对韩国缺乏信心,美韩同盟的可信度也很低。

美国联盟的可信度和美国对盟友的信心是由前几节所述的结构环境和个人网络所决定的。是国内的结构性环境决定了盟国的反应,而这种结构性环境以及个人及其网络有助于提高可信度和信心。现在,盟国对美国政策的反应反映或标志着美国承诺的可信度水平,并决定了信心水平。

文章的不足在于:聚焦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威慑政策,而忽视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的变化情况。在目前的印太安全挑战下,在两极体系下形成的联盟需要重新考虑、更新和重新配置自己的角色。从重新定义每个盟国面临的威胁因素和外部威胁,到与这些威胁相互作用的可能的国内结构演变,联盟政策需要紧急评估和更新未来愿景。根据从这项研究中吸取的历史教训,未来的研究将调查受各国国内结构性环境影响的联盟动态和政策、非中和的外部威胁以及通过不扩散实现的核武器和威慑在未来应该是什么情况,这将有助于加强联盟管理的政策工具。

译者:李航,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

来源时间:2023/2/23   发布时间:2023/2/22

旧文章ID:29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