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昊天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2023年1月20日，共和党内备受关注的新星——来自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宣布反对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发布的高中AP(大学先修)课程中有关非裔研究科目的内容，因此遭到了白宫及民主党和部分少数族裔人士的抨击。作为回应，德桑蒂斯澄清他所反对的具体是指非裔研究课程中开设的非异性恋内容，基于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可能含有政治诱导性的课程。在美国黑人历史月开始的第一天，大学理事会也基于以德桑蒂斯为代表的批判重新修改了非裔美国人研究所囊括的课程，淡化了“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奴隶制赔偿、非异性恋等内容。

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通过社会运动和影响公共政策以传达政治话语来反抗强势群体的过程中已经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政治正确”的话语标准，而这种标准也逐渐变得不容挑战——正如曾创作出《哈利·波特》系列的著名作家罗琳女士在发表涉及跨性别言论后遭遇网络暴力，甚至被所谓粉丝群体开除了“作者籍”这一事件所体现的那样。这次德桑蒂斯对非裔研究课程的带头发难，似乎成为了继特朗普后的又一个主动触碰“政治正确”这条红线的政客。这种政治动作无疑是极具风险的，而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融合着政治作秀、党派竞争和美国社群在“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间对抗的背景，使得中期选举后这第一个美国黑人历史月成为了值得注目的时间段。

一、反政治正确思潮及其形成的原因

“政治正确”的概念正式进入并逐步开始左右美国政治应该是借助“肯定性行动”的开展。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期间，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人士等群体积极主张权利的平等与社会的尊重对待，美国的高校、企业也开始响应这种诉求，从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上对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倾斜照顾，这些旨在肯定并维护少数群体的尊严与权利的一系列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措施被总称为“肯定性行动”。包括这一社会运动以及1966年美国全国妇女协会(American Women’s Association)的应运而生等现象无不象征着平权的理念开始在美国社会延申。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在美国只有采取了契合“肯定性行动”政策(如在就业招聘上予以弱势群体一定程度的倾斜照顾等)的竞标者才有机会承包国家政府工程项目(10925号行政命令)，这也标志着从那一时期开始“政治正确”逐渐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权威性，它开始与教育、学术乃至政商界从业与竞争者的利益直接挂钩，也开始由平权理想演变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经由当时美国劳工部的政策进一步加剧，发展为了广受质疑的种族定额制度，将学校招生、企业招工中需要照顾多少弱势群体人员进行了比例配额。无疑，当利益开始介入的时候，争执也可能纷至沓来;而一种理念及其所涵盖的概念变得具有不可质疑的属性时，它的科学性也可能随着其被利用甚至滥用而递减。

如果想要探究共和党新星此次行为的动机与逻辑，应当不可避免需要涉及美国“反政治”正确思潮及其背后的支持群体产生的原因。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的问题上，张岳在《美国政治中的“反政治正确”研究——以特朗普执政时期为例》一文中给出了“政治正确”开始左右美国社会生活以来该国人口结构、社会机会分配结构以及话语权归属共三个方面的变革，从而试图为“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间的矛盾归因。根据美国Claritas市场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传统非西班牙裔白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支配性地位逐渐变得不稳固，6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中(Gen X)这一族群尚能占据约60.4%的绝对地位，而Z世代美国人中传统白人已经达不到50%;与之相比，非洲裔美国人的出生率稳步上升。与之相对的，受“政治正确”理念保护的少数族裔受惠于公共政策，可能在不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社会资源分配中分到更多蛋糕的情况正在出现。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显示出新世纪初的十年中白人在高等教育入学率上以近10个百分点的水平逐渐减少：以刚过去的2022年秋季入学季为例，纽约大学非传统白人新生已占66%左右。在入学机会的减少以外，美国传统白人群体同样正在事关教育机会公平性的司法问题上渐渐失去信心：从2003年的“格鲁特尔诉博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到2016年(奥巴马执政时期)“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美最高法院从70年代的模棱两可发展到如今似乎已经渐渐默认了将种族因素纳入决定录取的多重重要因素之中。此外，根据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的统计，美国墨西哥裔、亚裔的就业率已经超过了平均水平，而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就业率相近并在平均水平附近徘徊，而该统计并没有区分传统的盎格鲁-新教背景的白人与西班牙裔乃至高加索群体。

来源：Statista

社会机会的减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现存的中产人群寻找晋升通道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他们失去的机会正在被另一部分人所占有。虽然通过数据难以区分少数族裔中有多少受益于政策而规避了教育与就业中的竞争，但中下层白人的社会机会无疑受到了挤压，而在失去利益的群体中蔓延的焦虑与愤懑势必需要一个排遣的出口，“政治正确”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受到厌恶的对象。而在特朗普时代，这位前总统为支持他的广大中下层白人群体寻找的另一个矛盾转移对象是“抢走了美国人民工作岗位”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广为人所熟知的“美国优先”等口号的思想根源也部分源自于此。

“反政治正确”的第三个来源在于长久发展以来“政治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语权的霸占。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于“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间矛盾的披露向来游离在边缘地带，关于党派角逐国会乃至中美纷争的讯息则处于显眼的位置。此次德桑蒂斯挑战“政治正确”的新闻在民主共和两党的代表新闻网站都需要姓名、事件关键词检索才能梳理成为系列;在CNN与福克斯新闻的“评论”文章中对此次事件的表述意外地没有夹杂左右翼立场，反而符合了新闻陈述事实的基本理念。主流媒体不敢触碰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以外给白人群体的心理上带来了一定的压抑，并在匿名的社交平台喷薄而出，进而逐渐蔓延到全球(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逐渐了解并开始广泛讨论“政治正确”有关议题大约起始自特朗普将要卸任的2019年，由社交媒体平台上与政治相关度较低的舆论话题延展开来)。西方世界整体对“政治正确”的异化逐渐把批判的对象定位为全体男性和所有非性少数群体,形成了一种反向歧视，对此的讨论进一步发酵并作用域美国国内，使得“反政治正确”话语在受到压抑后反弹到足以引人注目的程度。

随着“反政治正确”的话语与背后的人群浮出水面，形成了一股与主流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小浪潮，以选举政治为重点之一的美国政治界一定会有人捕捉到持有此类观点的选民(及其背后的选票)。

二、德桑蒂斯挑战政治正确行为的动机推测

前文的梳理总体而言显示出了美国“政治正确”思潮在与社会运动结合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话语上的压制与特权，而脱离了伸张少数群体权利的务实初衷。作为在结束不久的中期选举中一展风采的(且是共和党中为数不多的)2024总统大选热门种子选手，德桑蒂斯一向以有别于特朗普的温和派共和党人形象示人，并由此获得了摇摆选民的好感。德桑蒂斯此次挑起的对政治正确话语的进攻是针对在非洲裔历史研究课程中强行植入非异性恋有关课题的部分。作为被赞誉为务实的温和派右翼政客的德桑蒂斯，在热点议题上率先发言，制造出新闻与关注度的同时尝试触及“政治正确”存在的问题，可能帮助他获取一部分民众的好感。

德桑蒂斯此次针对的重点是非裔历史研究大学先修课程中植入黑人非异性恋研究的问题。他在接受媒体采访及新闻发布会上所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这不是教育，而是意识形态的教唆”(It’s not education, it’s indoctrination)。

他在一月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案中也表示过对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一刀切一类现象的反对。他的举动使得部分左翼网络宣传对此冠以了“为什么德桑蒂斯要消除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的标题，这确实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争论。从结果上看，“反政治正确”一方的压力似乎在这一次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因为美国大学理事会确实在其后修改了先修课程中有关内容的设置。这个结果从侧面显示出这一政治举动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性别少数群体在该事件中持有何种态度尚且缺乏相关讯息支撑，但从发布会的情况来看少数族裔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对州长的贬低与厌恶。其实佛州在少数族裔历史教育方面从德桑蒂斯还处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普及，而他任内获得的高支持度也支持了这次大胆尝试，使得这种表态的负面效果不至于难以收拾。这次发声除了再次证明了德桑蒂斯获取新闻流量的能力，也继其在堕胎政策上采取温和举措后再次使得他在选民心中脱离了“极化政治”与“身份证治”的俗套。他作为温和保守派人士对权威性意识形态的尝试性挑战能否在这个重要月份的后续引起更多关注与思考，可以成为美国政治领域未来的一个关注点——这一社会矛盾的背后关系着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选举议题，国际国内的(特别是非官方的)舆论也大量被相关话题所占据，它似乎已经具备了在未来充分发展为足以左右选举结果的重要事项的潜质。

三、结语

从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关注度与讨论的烈度来看，“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背后所存在的少数社群与主流之间关于应得权利的矛盾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带来了以批判性种族理论为代表的对现有社会制度结构提出质疑的观念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政治运作还将由该问题引起的有关社会公平的思考引入人们的视野。从“政治正确”诞生之初所服务的初衷来思考，其本质应该是一种谋求各人群享受权利与必要履行的义务相平衡的理想。以我国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男性的社会劳动率可以达到9成，而女性则仅有6成左右;与之相对的则是两性群体对社会GDP所做出的贡献比例约为59%对41%。以这样的数据带给人最初的直觉来说，倡导两性平权的依据实际应该在于：如果给予女性同等的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女性能够对社会生产力做出的贡献当绝不劣于男性，这是一种无悖于义务与权利相平衡的社会发展方向。同样的，美国麦肯锡国际研究机构(MGI)在特朗普执政当年的分析也指出两性平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作用。总之，最初的“政治正确”应该被解读为一种对“机会平等”的向往，而今日的“政治正确”已经被利用为部分人试图跨越“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这一步而直接实现“有机会参与并必然在竞争中获益”这一结果的工具，全然逾越了获利与付出(亦即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底线。然而，当“政治正确”思潮渐渐被利用为部分个体攫取利益的工具时，譬如以生理男性的背景介入女子奥运竞技项目(且“不幸”落败)或是肆意出入卫生间实施犯罪时，因此受到不利影响的很可能是另一部分真正弱势的群体——仅以美国为例，两种思潮彼此之间的大面积攻伐中针对群体的口水战居多，“反政治正确”者将部分“化身”弱势群体以侵犯他人利益的个体行为直接应用到对整个弱势社群的攻击中去的行为无疑切实存在。

德桑蒂斯从借助特朗普的流量初入政界到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招牌经过了长时间的转变，而在美国党派政治舞台上角逐的他因政治生涯发展的必要性考量在目前还不能脱离政客的范畴，上升到一个政治家的高度。但他所捕捉到并加以利用的社会问题却亟需一批领袖人物来解决，而抱有这种期待也并不仅限于美国人民。

参考文献

1.严庆& 刘赫.(2022).放逐“政治正确”抑或族裔政治焦虑——美国近期“批判种族理论”之争解析. 学术界(02),185-195.

2.张业亮.(2022).美国种族斗争战火延烧至教育领域.世界知识(15),39+42-43.

3.王悠然.批判性种族理论在美国引发波澜[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3-21(003). DOI: 10.28131/n.cnki.ncshk.2022.000972.

4.张岳.美国政治中的“反政治正确”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DOI:10.26962/d.cnki.gbjwu.2021.000494.

5.张乾友、黄雨阳:《解析反“政治正确”运动的规范含义》，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19页

6.李庆四,翟迈云:《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3页

7.Martell, C. C., & Stevens, K. M. (2018). Perceptions of Teaching Race and Gender: Results of a Survey of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The High School Journal, 101(4), 274–299.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785824

8.Minda, G. (1995). Critical Race Theory. In 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 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 (pp. 167–186). NYU Press.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9qg2gf.14

9.Crenshaw, K., Gotanda, A., Peller, G. and Thomas, K. editor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Key Writings That Formed the Movemen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pp. xi-xii

10.Patricia L.Price，“At the crossroads: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rac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34,No.2,2010,pp.147-174.

11.CNN (2023) DeSantis proposes bann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itiatives at Florida universities

https://edition.cnn.com/2023/01/31/politics/desantis-diversity-inclusion-florida-universities/index.html

12.CNN (2023) College Board unveils official framework for new AP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course

https://edition.cnn.com/2023/02/01/us/college-board-ap-african-american-studies/index.html

13.CNN (2023) Florida gives its reasons for rejecting proposed AP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course

https://edition.cnn.com/2023/01/20/politics/desantis-ap-african-american-studies-florida/index.html

14.Fox News (2023) DeSantis’ rejection of AP course ‘carries the stench of white slaveowners,’ claims Boston Globe opinion piece

https://www.foxnews.com/media/desantis-rejection-ap-course-carries-stench-white-slaveowners-claims-boston-globe-opinion-piece

15.Fox News (2023) College Board to revise AP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framework after Florida rejects course

https://www.foxnews.com/media/college-board-revise-ap-african-american-studies-framework-florida-rejects-course

16.MGI (2016) available from,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gender parity https://www.mckinsey.com/mgi/overview/in-the-news/the-economic-benefits-of-gender-parity

17.Statista (2022) Employment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1, by ethnicity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37939/us-employment-rates-by-ethnicity/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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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冬眠不觉晓

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13日的太平洋论坛讲座“冷战与1980年代的中国外交”。主讲嘉宾牛军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著名的冷战史学者。

80年代外交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为中美关系构筑了比较稳定的基础。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演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当时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产生了长期影响，使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在冷战后90年代，出现了“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判断，这是中国外交的话语，也是对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基本看法和判断，是当时中国领导层和外交界的基本共识。

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可以分几个问题点。

第一是1978年中美建交，我认为必须要理解，1978年中美实现正常化是一种“历史性的巧合”。称这一事件是“历史性的巧合”是因为有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极为深刻的。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与双方同时付出的巨大努力有关;从中国方面看就是中国外交的巨大努力，其中包含了很多重大的战略判断;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有历史机遇，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反映了处理中美关系的水平、战略判断的水平。

中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标志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或者说是1969年中美开始和解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个阶段。但在几乎整个70年代，中美战略关系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简单的看就是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贯穿一条基本线索，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方面的战略合作始终支配着当时中美关系的发展，是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80年代中美关系能够迅速发展，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中美从和解到建交，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难?这与两国内部的情况有重大的关系，如果两国决策内部无法做出关键性的选择，都有足够的内在动力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常化还是会拖下去的。

邓小平在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结束以后讲过一段话，他说这次如果谈不成，以后不知道要拖多久。不能认为中美建交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在1978年这更像是巧合。

在美国方面，尼克松1972年访华期间，承诺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在1974年8月水门事件以后，尼克松被弹劾了，美国行政部门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就消失了。接任的福特总统没有能力解决美国内部的阻碍，对华政策处于停滞，按美方学者的说法就是陷于停顿。

中国方面同样有内部问题，1973年11月周恩来受到批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说是在对美政策、在接待基辛格访华时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74年开始了批林批孔，就是在美国发生水门事件的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判周恩来，认为他右倾，包括外交领域的右倾;运动一直持续到1975年，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国内政治出现波动，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美政策问题，在当时的批判中，处理对美关系、对外关系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内容。

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状况持续了几年，在直到1978年出现了转机。在美国方面，卡特政府在缓和政策出现明显的失败，然后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的过程结束以后，卡特政府在感受到苏联扩张压力的情况下，终于下决心迈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卡特总统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布热津斯基下达指令，即美国的决心已定，要消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各种障碍，这是1978年美国方面发生的情况，之前是没有发生的。

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当时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邓小平设家宴款待他，他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卡特政府下决心要同中国建交，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和废除美台防御条约。他另外也提出希望美方做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遭到中方明显的公开反驳。当时邓小平本人同布热津斯基建立了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互信以及良好的关系。他们同意在北京开始秘密谈判。秘密谈判是7月5日开始，但谈判取得进展的速度比较慢。谈判持续到9月时，涉及到美国接受中方三条以后，卡在了在美方向台湾销售武提的问题和关于美国主张坚持只能和平解决等问题。最后，卡特政府在10月作出了决定。

这个决定有两层内容。第一是当时越南也在积极寻求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甚至提出了不要战争赔款，这本来是美越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障碍问题。卡特在权衡后，10月25日与布热津斯基谈话，决定同中国建交要先于同越南建交。中国在1978年的8月开始酝酿对越战争，所以对美越建交非常关注并有过交涉。如果美国这时同越南建交先于同中国建交的话，又给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第二个决定涉及台湾问题，卡特政府内部在建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共识。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接见了中国当时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告诉后者12月中旬到1979年1月是一个窗口期，这时国会休会。如果国会复会，卡特总统的日程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国会提出很多问题让卡特去解决，而且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问题也会变得非常突出。到那时，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事情会很难办。所以说12月中旬到1月是个窗口期，也就是一个历史机遇期，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柴泽民向国内做了汇报。

11月2日，美方根据他们的日程向中方提交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中共中央不久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9月19日和10月30日美方同柴泽民的两次会谈。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本人下决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卡特政府有意实现正常化，这是一个需要郑重对待的机遇。美方想加快正常化，他的原话是“中方也要快”。在这次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从经济的角度讲也要加快，抓住这个时机。这是我看到公开的文献里面看到的第一次将尖叫决策同经济挂钩。在11月27日，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会议，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重要的是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当然12月1日又做了专门的讨论，说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事情”。

现在还不能完整的看到所有记录，这里把能看到的排列出来，把其中一些我认为重要的内容提出来给各位介绍，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是加快。原因是首先是抓住时机的问题，这个时机不要错过。第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这是邓小平处理中美建交的两个关键想法。12月4日，中方提交了自己的方案，包括中美联合公报、建交的时间表包括12月16日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建交后邓小平访美、还有一点是12月13日由邓小平本人亲自谈。

这里介绍这些事实是要说明，中美建交不是一个谈谈谈到什么终于出来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重要的决策、战略性的决定。在中国领导人或者说当时中国的核心领导人的观念中，它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个战略机遇问题。所以才有随后列出了明确的方案、时间表、参加谈判的人以及建交之后怎么办等一套方案。不是说谈同意了就建交，而是知道还会存在问题，还会有分歧，但是要抓住时机，解决事关全局的事情。邓小平决定12月13日亲自谈判，是因为中央全国工作会议11月10日召开后，有些重大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并达成最广泛的共识的情况下，又延长到12月13日基本结束。12月13日下午4点是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结束的时间，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重要的讲话，这个重要的讲话就是非常著名的，就是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会议结束以后，邓小平立刻开始跟美方谈判中美建交，而且要在16日宣布建交。为什么16日宣布建交?因为18日中共中央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需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一个基本的对外关系格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外关系格局，怎么能够就是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及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现代化这个战略，达成共识?

所谓“一个窗口时期”，这是美方提出的。对他们来说，机会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可能因为国内的议程被改变。研究国内政治重要性是很实际的问题。对中方来说做出这样的决断，除了确切地了解了卡特政府是认真的、中方需要认真对待的判断，也是由中国的国内议程决定的。首先是对越作战的计划。在中方的认知结构里面，苏联正明显的加紧在亚洲的军事扩张，特别是中越关系不断恶化。在11月，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中方人在8月已经开始酝酿是否在中越边境地区采取带有惩罚性的军事行动，12月8日下达的作战命令。做历史研究经常要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一定要把时间点连结起来看。中方12月4日提交谈判方案，中央军委12月8日下达作战命令，后来因为准备工作还需要加强，作战时间又往后推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也需要与发达国家建立比较积极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中国的现代化有巨大的需求，需要获得必要的基金、技术和海外市场。在当时走出国门、重新睁眼看世界，现实就是如此，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就要根本解决同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在11月10日到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就是邓小平所总结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一个基础。13日中央全国工作会议结束，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此期间，邓小平三次直接谈判中美建交，最后在争执不下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建交以后继续谈判。具体的过程很复杂，也非常戏剧性。

邓小平后来讲，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不知道要拖多久。所以美对台军售问题遗留下来，一直遗留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当时，建交是一个与国家战略转变相配合的战略性对外行动，其中出现一些具体问题怎么认识，这是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问题，我把基本背景介绍清楚。12月13日，邓小平做了《实事求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做完这个报告后就同伍德科克谈判谈判，经三次谈判终于在15日最后敲定16日公布建交公报。

在12月16日北京时间凌晨2点，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收到了华盛顿的最后的决定，在当天10点同中方同时公布建交公报，当时美国办事处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消息。接到通知以后，他通报了美国办事处的所有主要官员，官员们当时一阵欢呼，他们太吃惊了，可见中美双方的保密工作到什么程度。美国驻华联络处里面除了谈判的人，别人都不知道，一直保密到16号凌晨2点，得到华盛顿的最后指令，早上10点公布。我描述这个细节，是想帮助各位理解谈判的难度之大、障碍之多，包括美国方面，卡特政府是如何推动建交谈判的。

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问题，是明确改善中美关系是战略。邓小平明确强调这是一个事关全局是战略，是在1980年初。起因是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与《与台湾关系法》，卡特政府签署以后，当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双方通过很多沟通，才使得这场风波得以平息。当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华，表示向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推动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包括向中国的技术转让。邓小平说这次访问达成的合作子协议非常重要，他在晚宴上给与很高的评价。现在看几项科学文化交流和技术转让文件本身似乎一般，但是关键是当美国这些技术转让通过以后，就打开了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技术转让的大门，或者大幅降低了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门槛。研究冷战史都知道当时有巴黎统筹委员会，其中有详细的规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中美谈判有重要意义就是包括了美方承诺在转让先进技术问题上，将中国与苏联区别对待，美国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放在优先的地位上。

另一方面，这期间召开了一些中国会议，如理论务虚会、7月份的外交使节会议，会上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讨论。1979年11月中旬，当时清华大学一位副校长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共青团工作会议上讲国际问题，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所谓策略性的考虑中的“策略”是政治中是一个术语，来自列宁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理论，来自列宁的策略思想。简单的说就是临时性的、作为权宜之计的行动或政策。这段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特别是国外媒体的关注，当然也就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1980年的4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的讲，有人说发展中美关系是策略，这不对，中国改善中美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在6天以后，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再次说，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他这个讲话就引起了重视，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当时有关单位向上递交了关于清华大学讲话报告，邓小平在批示中说，这个报告通篇还是不错的，就是对美政策一点引起反应较大，故予澄清，并批示“书记处传阅”，“中宣部酌处”。

关于对美“策略”这个问题是有历史缘由的。第一个是关于列宁的策略论的影响，以及当年的中国领导人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他们对这次对美政策转折的合法性的论述，是以列宁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面阐述的策略思想为指导的。当时列宁以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证明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这就是策略。中国当时打开中美关系、接待尼克松，是为了反苏联而同魔鬼暂时的结盟，这就对一种策略的解释。第二个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那为什么要跟资本主义建立战略性的关系?从理论上有一套论述，有历史的论述，所以邓小平要专门说明，所要“予以澄清”。他不是长篇大论，是澄清这个决断、是战略判断。

关于中美关系的第三点是奠定全面合作。1982年5月，中美开始谈判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8月17日签订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这一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这反映在他们认识到，同美国发展关系时，对双方反对苏联的共同战略的利益的实际作用，不应估计过高。也就是说，以往认为因为有共同反对苏联的战略需求，过高估计了美国会做出让步的程度估。后来提出的“不从中美苏大三角这个结构思考中国对外政策”、“要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等，都是开始于《八一七公报》谈判过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了要推动与苏联关系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的设想，尽管后来并未很快实现。

7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向邓小平转交了里根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美国处理对台武器问题的政策，即美国最终会做到什么程度，即销售武器不超过以往的水平、并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详细内容可以去看有关的著作。所以才有了7月15日在邓小平加种开会，在这次决定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关键会议上，提出了要使中苏关系有一个较大的改善。简单的说，就是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对中美关系中的安全战略合作的实际作用以往估计有些高了，今后要做调整，包括改善中苏关系。

但是，以上我讲的是事前的判断和谈判中的情况。但《八一七公报》签署以后，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表明同美国拉开距离只是一个想法、一个主张，其内容显然是有限制的——它主要指的是在战略上中国避免被美国利用、成为美国的棋子。但是中国领导人仍然非常重视中美关系，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在《八一七公报》签订以后，中美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后来的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通过双边关系的努力、包括中方的努力，把中美关系从单纯的、由共同应付外部威胁的(我称之为“外力驱动型”)，转变为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的由内力推动的“双向驱动”的关系。概括说就是建交之前中美关系是靠反对共同敌人苏联的外力推动的;从1978年开始，特别是1982年以后，发展成了一种主要动力来自内部的双重力量推动的双向型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是来自于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内在的需求。这给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18

旧文章ID：29425

作者：谭吉坷德  来源：谭吉坷德

当美国无法度过危机的时候，当帝国的黄昏降临的那一刻起，战争就离我们不再遥远。

“潘多拉”魔盒已经被美国完全打开，一场精心策划，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全面战争已经浮出水面，中国这个“风暴漩涡”也越来越清晰。

战争是一种残酷的逻辑，美国正在逼迫我们用拳头再一次告诉这个世界，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只有放弃幻想才能看懂美国，只有战争思维才能真正读懂美国。只有读懂美国，才能知道为什么战争是我们躲不开的。

一，中美爆发战争能够避免吗?

这个答案需要美国来提供。美国面临的经济和金融灾难，集中爆发的国内矛盾都达到了30多年来最极端的水平。不向外转嫁危机，这样下去美国撑不过五年。战争尽管危险和邪恶，但是已经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美国解决中国问题，就是解决自身问题，就是解决世界问题。只有彻底解决中国，让中国老老实实地坐在奴隶和佣人的位置上，美国才能摆脱危机，才能为自己续命，才能寻找到重新崛起的可能。

全世界都知道中美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也都知道今天最大的麻烦不是俄乌冲突，而是中美之间的终极较量。这场战争其实早已开始，演变成热战甚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同中国都不会允许失败发生在自己身上，美国不会主动放弃霸权，中国也不会放弃发展，这种结构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美国对中国的所有极限施压看不到获胜的希望，现在剩下的只有战争这个唯一的手段。

美国要想继续当老大，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除了开战之外别无选择。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战争，而是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战争的后果是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宁可鱼死网破也要击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举国意志。美国的国家机器在除了热战之外的所有领域，已经进入了同中国的全面对抗和对待敌人的舆论攻势，正在展开热战之前的一切准备和必要铺垫。

“亚洲的乌克兰”和亚太版的北约正在加速成型。“核不扩散条约”在美国那里已经成为一张废纸。也许很快就会看到核武进入日本韩国，甚至为台湾提供核保护伞。

刀子已经抵在了中国的喉咙上，这个时候说中美的“斗而不破”还可以玩下去，不是战略欺骗，就只能是骨头里的钙质不足。

美国对中国没有战略误判，只有战略敌视。这是今天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够接受的政治正确。这也是美国朝野上下，特别是左右两党唯一能够形成的共识。

美国不费一兵一卒，把俄罗斯成功地牵制在乌克兰。他们正在欢呼着这场胜利，连上帝都无法阻止他们在中国身上复制乌克兰的经验。他们正在兴奋地磨刀霍霍，枕戈待旦。今天发生在欧洲的事情，也许很快会被他们在东亚放大无数倍。

同时把中俄视为战略对手，曾经被视为美国政府的战略失误。今天的美国已经走出了这一战略判断，在科技创新停滞，美元衰落，债务即将崩盘的状态下，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仅存的优势放手一搏。

挑起俄乌冲突已经被美国政客视为一场胜利，有一种心理在美国的社会中已经完成了发酵，那就是俄罗斯会接受一场失败的常规战争，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对中俄伊同时下手并能够最终获胜。

俄罗斯和乌克兰有获得和平的可能，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丝毫没有和解的希望。战争一旦发生，中国和美国最终一定会有一个倒下，不是中国死，就是美国亡。

毫无疑问，美国已经赌上了自己的国运，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不要用美国不会亲自下场来麻痹自己。战端一开，双方就都没有了退路，最终都一定会使用最极端的手段，人类的灭顶之灾也许就在眼前。

二，2025，美国会向中国“摊牌”吗?

中美战争爆发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这一点毋庸置疑。所有的信号都表明，美国对中国“摊牌”的意志无法改变，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集结力量，毫不掩饰地进行着战争准备。

美国战争手段的升级和战争准备的节奏越来越快，从这种准备的时间上来判断“2025与中国开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扎实推进的战争规划。他们现在没有动手，是因为还没有最终完成准备。

2025有着很关键的节点意义，标志着“中国制造2025”主要目标的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并同发达国家直接展开竞争，在美国看来就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掀桌子行为，当封锁失败后，他们为此不惜一战。

中国的产业升级还在进行中，时间对中国是友好的，也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美国选择这个时机，会让还没有完成科技进步和战略转变的中国很难受。

《台湾政策法案》事实上已经通过并进入实施，美国正在加紧利用核危机在日韩部署核武器。2025年之前，美国会升级完成在中国周边的战争包围圈。

2025年美国会完成对中国的军事围剿架构，在经济上也会切断中国的供应链，一场残酷的货币战争也不可避免。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对此，不能有丝毫的心存侥幸，留给中国准备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2024年美国大选是否会引发内战很难说，但是一定会使美国的矛盾和内部撕裂更加无法控制。最大的内部矛盾需要最大的外部敌人，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战争，向外转移矛盾和危机是西方政客的常规套路和惯用手法。

美国一旦出手就会不择手段，中国很有可能面临不止一场战争，很有可能是在南海、台海、朝鲜半岛同时发生战争。

台海问题一直都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地缘危机选项，美国正在给台湾非北约盟友地位，甚至要将台湾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未来几年中美在台海爆发冲突，不单是大概率的事件，而且也一定是撬动中美全面冲突的导火索。

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展开，美国都会以台湾为核心。日韩的军队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会很容易很坚决地贯彻美军的作战意图。从日韩最近的动作来看，美国围绕台海的战略意图已经进入到了执行阶段。

国际社会对中美爆发冲突的时间判断，已经由原来的十年左右极速快进到了三年到五年，说明美国立足于早打和大打，他们要赶在中国做好准备之前动手，争取战争的主动性。

美国及其盟友对台湾提供军事保护，特别是在中国周边部署核武器，事实上就是对中国的“摊牌”。抗美援朝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和美国讲道理就是浪费口水，美国只有在失败时才会把对手当回事。

基辛格曾劝说美国接受现实，同中国共同管理世界。同时，他也呼吁中国要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因为他知道中美对决无法避免，或许美国在评估利益和风险不成正比的时候，才不会铤而走险。

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以战止战之外的任何选择。只有让对手意识到代价他们无法承受的时候，才能阻止和结束战争，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和尊严。

三，中国将面临着“群狼绞杀”的局面

俄乌冲突是中美终极博弈的组成部分，让人们看到了一场模拟版的世界大战。这场冲突同大概率发生的中美之战相比，只能算作是一场前哨战。

中美冲突时，美国的“狼群战术”将会比面对俄罗斯更加放大。他们不仅仅是送枪送炮，而且是由价值观联盟直接演变成军事集团，直接参与战争。中国面临的不是八国联军，而是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他们的仆从国。

美国领导西方，西方领导世界，这是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秩序和等级制度。任何革新和撼动这一秩序的力量都会被他们集体视为威胁，也都会被他们贴上邪恶的标签，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

美国和西方都不允许一个超越他们的独立主权大国出现，不允许中国人同他们一样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之间在分享世界利益的蛋糕时有分歧，有矛盾，但是面对中国的挑战，却是万众一心的铁杆兄弟。

他们正在快速扩张军事集团，集结在“民主对抗威权”的旗帜下，加强针对中国的战争武装和战争准备，正在向战争模式迅速奔跑。除了准备一场世界决战，无法回答他们这样做的其他目的。

在他们的理念中，中华民族的存在就是原罪，一个当代版的法西斯集团围绕着美国迅速形成。这个世界上的“高种姓”不会静悄悄地放弃自己掠夺和压榨的权力，他们一定会在大变局之前做一次最后的垂死挣扎。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资源争夺和债务负担使美西方露出了尖利的獠牙。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底线，曾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比如核扩散，正在他们那里变成了一件遏制对手的常规武器。

中美爆发冲突时，面对的一定是群狼撕咬的局面，整个西方世界都会加入进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致中国于死地，赖掉中国的债务，掠夺中国的工业化资源。只要可能，他们不会给中国留下任何机会。

当中美爆发战争的那一刻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正式开始了。战争一旦发生，敌对双方的道义基础荡然无存，彻底摧毁对方的战争意志和战争潜力成为唯一目的，为此可以动用任何手段。当失败同死亡的意义相同时，也就没有了任何底线。

这也是美西方阵营同中国身后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一次终极对决。前者拥有科技，军事，金融方面的优势，后者的优势则在于粮食、能源、工业能力和劳动力资源。谁能在这场战争中笑到最后，结论还在路上，但是哪个阵营具有更加坚韧，更能持久的战争潜力。只要不是被美国吓破了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我们就曾经和这个狼群相遇，并且让他们学会了用汉语说出“投降”两个字。这次他们再来，下场应该不会比上次更好。

四，幻想和天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通过战争思维读懂美国，就会看到战争的开关握在美国手里，躲是躲不掉的。中国要么投降，要么斗争，已经没有了选择余地和绥靖空间。

美国其实是最好的反面教员。正是美国，才让我们从几十年来一直以为有了钱，就会买来体面和尊严，买来国际地位，买来一切的天真和幻想中醒了过来。

事实上从奥巴马时期开始，中国就已经牢牢地被套在了美国的准星之中。美国给我们上过最重要的一堂课就是，美国人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很多年来我们对美国和西方有太多的好感和期待。我们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像普世价值讲的那样，帮助我们共同富裕，能够带来公平正义，能够让世界走入和平富庶。当幻想破灭时，留给我们的却只有悔恨的泪水。

正是我们对美国的天真和幻想让他们认定中国就是纸老虎，觉得他们有把握可以随意拿捏中国。正像奥巴马回忆录中讲的那样，韬光养晦的中国，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冲突，都不会让事态变得不可收拾。

正是这些幻想和天真让美国对自己产生了迷之自信，认为他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中国都无力对抗，对美国的实质性伤害等于零。他们像长官和教师一样面对中国讲话，像约束部属一样随意对中国提出要求。他们的这种心理优势来自哪里，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今天他们已经统一了意志，集结了力量，哪怕利用一场战争，哪怕用最极端的手段，也要让中国这个任劳任怨的厚道汉子，重新回到他们指定的位置。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化解内部矛盾，才能把债务推倒重来，才能保证他们的内部福利。

今天的美国，一边是对中国的“三个无意”，一边是通过国家战略文件将中国定义为不死不休的敌人。一边是温水煮青蛙，一边是迅速地添柴升温。这种“双轮驱动”的背后，不光有美国天生的黑帮政治本质，还凸显出了美国复杂性的战争思维方式。

尽管如此，多年来“韬光养晦”的流殇和美国代理人的洗脑，“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天真，对美幻想在某些人那里一直成为一种凝固了的意识。这使他们对身边温度的升高一无所知，已经很难从幻想和自作多情中跳出来。他们对中美之间的政治争端和战争风险视而不见，一直还在贸易摩擦的认知圈子里寻找出路。

这个时候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杀行为。这不但会让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动摇立场，对美国突破底线的行为缺乏有力的反击;更可怕的是自我麻痹走入被动和危险，输掉眼前这场决战，中断我们的国运，断送中华民族的前途。

美国敢不敢对中国动手，关键取决于中国的腰杆子有多硬。鬼就是靠着人们的恐惧为生的，越怕什么，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只有从战争的思维和逻辑出发，才能放弃一切幻想，才能看清今日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关系。除了斗争，我们无路可走;除了胜利。我们没有任何出路。

五，胜利从打乱对手的节奏开始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对打乱对手节奏，掌握主动权最通俗，最经典的描述。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仍然掌握着中美冲突的主动权，中美战争的爆发，必然取决于美国的决心。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和挑衅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一直处于防守防御的态势，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和主动正在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掌握主动权和对抗的节奏，是一切胜利的前提。孙子兵法有云;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掌握主动和节奏，对于任何对抗和冲突，往往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美军作战条令中讲到;控制节奏可以让指挥官掌握作战主动，并迫使敌人陷入无法维持的境地。要战胜美国这个对手，就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必须要打乱他们的节奏。把节奏控制在自己手里，才能塑造与我有利的局面。

美国早就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政权，彻底遏制中国崛起，最终肢解中国。他们早就和中国撕破了脸，我们当然也没有丝毫必要维护他们的脸面。

我们应当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只要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只要完全按照美国的规则游戏，只要完全被美国的节奏左右，就没有可能取得胜利，更没有机会战胜美国。

掌握主动权从打乱对手的节奏开始，从对美国所有的攻击性行为进行有力的反击开始，从敢于针锋相对，敢于脱钩，敢于摊牌，敢于亮剑开始。

很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中美议题的创设者，而我们常常是被动地自证清白。我们应该学会和习惯作为议题的制造者，努力地把美国推到被告席上面，敢于在所有的议题上面，在全世界大庭广众面前同美国一争高下。

“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安克雷奇的那声咆哮就是最好的范例。这才是最好的中国外宣，几十年在外面打的广告都没有这一句话更值钱。

要打乱对手的节奏，要掌握主动权，首先要解决的是敢不敢斗争，怕不怕斗争的问题。只有敢于斗争，不怕美国的任何极限施压和讹诈，找准机会让美国结结实实地痛一把，才能不会被美国的节奏打乱我们自己的脚步，才能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美国的国家机器一直以对待敌人的舆论攻势对待中国，中美全面对抗责任在美国而不在中国。我们也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寸步不让，寸理必争;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要敢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来我打，敌进我进。

美国一直在恶心中国，中国也有恶心美国的本钱。真正解决了敢于斗争的问题，敢于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工具箱中恶心美国的武器，应该比美国更多。前30年中国对美国斗争的优势和成果，证明我们没有理由失掉这个自信。

只有滔天战意才能让强盗清醒，才能让豺狼退却。美国为达目标不择手段，敢于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立场。只有彻底震慑对手，和平才会降临。我们要收起微笑，为了摧毁对方的战争意志和战争潜力可以动用任何手段。

六，牢牢地掌握意识形态的“制空权”

掌握和控制意识形态的“制空权”，当务之急是让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中美关系的真相，尽快将和平思维转向战争思维，培养强悍的压倒一切敌人的国民精神。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世界秩序过渡期的一场综合性全面危机，利用意识形态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意志，是美国统治世界的重要武器。他们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通过文化渗透和舆论战操控对手的人民和历史，影响对方的社会文化心理，在潜移默化中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让对手被动挨打。

美国的意识形态手段是出色的，他们无限放大了美国的实力，同时又能在全世界孤立对手。几十年来，他们的舆论机器同中国的代理人一起完美地实现了美国的国家意志，那就是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看起来像一个坏人”，并让中国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最大牺牲者。

美国公开宣称，“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是击败中国的希望。前国务卿赖斯解读得更为详细，那就是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辅之以战略威慑，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国内没有“亲中派”，民众普遍对中国抱有敌意，媒体中的中国就是“自由世界的邪恶敌人”;而他们的代理人却能够把中国变成一个“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国占领的国家”。美国的代理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要用望远镜去观察美国，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区别。

中美贸易战中的投降主义浪潮，前段时间鼓噪的降美弃俄，近日重新走回韬光养晦的喧嚣，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都能清晰地看到美国这种意识形态的人格化面孔，这就是美国的软实力。这些“带路党”够明目张胆地站在美国立场上，公开维护美国利益，说明了形势的严峻。“内鬼”不除，侈谈胜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活在美国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当中，就无法讲清楚我们自己的道理。摆脱意识形态中的美西方导向，掌握这一领域中的“制空权”，重建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夺取和控制舆论话语高地，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已经刻不容缓。

事实上，今天的美国已经拿不出像样的意识形态武器。从特朗普时期开始，他们那块200多年的牌坊正在摇摇欲坠。美国“只做婊子，不立牌坊”已经在内部和外部都完全失去了道德立场，他们鬼扯的那些东西连自己人都产生了高度怀疑。

这是我们对美国及西方开展意识形态批判，揭开他们的真相，团结大多数的最好时机，也是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改变在舆论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从道义上让美西方众叛亲离的最佳战机。

我们要重建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社会主义这个人类进步的总趋势指导这场终极博弈，彻底摆脱西方导向。我们要敢于“主动挑事”，敢于变被动为主动，敢于把战火引入敌占区，敢于拥有“和平演变”美国的雄心壮志。

七，旗帜鲜明地扛起反美大旗

世界正面临着人类社会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两大阵营的大决战，也是守旧势力与变革力量的一场终极决战。现在已经没有了第三世界，只有“上等人”的西方和争取公平正义的非西方两个越来越清晰的阵营。

天下苦美西方久矣。中国作为非西方阵营中最重要的力量，不可能也无法回避人类面临的这场重大变革。不但必然要参与这场变革，而且也必须成为这场变革的主导力量。

大变局已经无法拒绝，世界各种力量的分化正在加速，中国扛起反美反霸的大旗，站在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位置上，已经是无法回避，必须担当的战略选择。

旗帜鲜明，面目清晰，敢做敢为，勇于担当，这是大国最基本的性格和气质特征，也是大国影响力的根源。一个大国如果面目模糊，习惯到处讨好，常常左右下注的时候，就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小国，必然不会得到大国应有的尊重。

中国扛起反美的大旗，亮明自己的态度，敢于同美国正面对决，就会使自己“全面战略伙伴”的国家从战略上读懂中国，就不会因为疑虑而有所保留，就会紧紧地同中国站在一起。

只有中国扛起了这面大旗，让人们看到中国反美反霸的决心，才能让那些中间地带上的非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战略信任，不再保持同中国的距离，才能使中国身后的阵营更加壮大，“铁杆朋友”才会越来越多。

中美决战，胜负的关键不在中美，关键在于中美之外其他国家如何站队，在于中美身后各自阵营中的力量对比，在于这两大阵营谁的旗帜代表未来，代表公平正义。

扛起反美反霸的大旗，首先要解决一些人“精神软骨症”的问题;解决他们对生存危机麻木不仁，只想当一个人畜无害富家翁的无知和蒙昧;解决他们像温水中的青蛙，离不开舒适区的问题。

有人会认为我们准备得还不够充分，现在还不是机会。这种“机会观”说好听点是绥靖主义，说难听点骨子里就是投降。美国会让你有这种机会吗，如若万事俱备，你的价值又在哪里。

中国扛起反美大旗是众望所归。这不是盲目的自我壮胆，而是今日世界清晰可见的国际格局。如今俄罗斯向东看，中东集体向东看，南非向东看，这难道不是人心所向，不是“团结多数，孤立美国”的最好时机。

中国正在举起这面旗帜。独联体国防部长会议中，中国罕见地打破了惯例，承诺如果有外部势力用武力和战争来干涉这一地区的和平，中国会展现大国担当，为世界和平安宁贡献力量。

中国阵营正在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导性力量。中美对决的帷幕正在缓缓拉开，旗帜正在快速地升起。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不远了，我们正在迎接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时代。

八，为世界新秩序贡献中国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地说就是旧秩序崩溃，新秩序建立。

今天的世界正在面临着破局的“阵痛”，我们正走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历史的转折点很少有人能够提前预料到，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实打实地站在了这个转折的门槛上。

旧秩序就是美元霸权的秩序，是美国要占尽所有便宜的秩序，是西方资本控制收割世界财富的秩序，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秩序。这是一种带有明显丛林规则，毫无道德基础的秩序。

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怨声载道中走向终点，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出现。

走向新秩序，埋葬美国主导的等级制世界秩序，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也是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改变发展理念和逻辑，深刻影响文化与文明的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失去了历史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也已经走入了深入实施阶段，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价值指向，彰显了公平正义和平发展的世界格局。

“中国方案”是人类发展的进步趋势，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方案”就是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使每个国家都有和平发展和走向富裕的权力。这对美西方叙事体系中自己当人，别人当狗，强权即公理的秩序无疑是一种掘祖坟的行为。

一边是改造与革新现有秩序的强大力量，一边是竭力维护既有等级世界的霸权集团。这是一场两个阵营事关生死的较量，冲突与搏斗正在由渐变走入突变，已经到达了临界点，不能不燃烧了。

战争和国际封锁，饥饿以及能源危机将不可避免;技术传播将会中断，很多难以预料的事情会不断出现。二战至今近80年积累的矛盾正在寻找爆发点，最终一定会碰撞到一起。这是一种文明魔咒，也是人类的宿命。资本主义工商文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正是这个问题的母体。

“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和文化是永远先进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是命中注定的，没有一种新文明不是在战争中崛起的，所有新的国际秩序，规则和制度都是血与火的产物。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霸权会自动退场，越是面临失败，他们就会变得越邪恶，越危险。世界只有在霸权失败的废墟上才能走向未来。

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一定会引发世界秩序的变革，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必然会引发旧秩序的强烈反弹。当这种变革无法视而不见的时候，新旧力量就一定会猛烈地撞击到一起，战争也一定会如约而至。

中国正面临着重构国际秩序的重大机遇，也正在为这种变革提供中国力量。这种新秩序正在破茧而出，俄乌冲突就是一个重大的信号，不断涌现的地缘政治生态重组和区域内循环正是这种新秩序肥厚的土壤，让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们就是要大声的让美国知道，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不再忍受和沉默，中国就是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就是要推倒强权通吃的旧制度。就是要带领世界走出旧文明的窠臼，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

九，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的战略思维是我们在一切战争中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一切社会动员力量和组织能力的坚实基础。

面对战争风险升高，必须要有全民族敢于直面战争，敢于承受战争代价的勇气和心理;要有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举国意志和精神国力。

引导民众从和平思维走入战争思维，更加具备战争意识，建设全民族面对战争的承压能力，培育为了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积极投入战争的勇气，在积极备战中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已经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必须要让中国人民看清昂撒匪帮“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真相，看清美国对中国歇斯底里的敌意和威胁，看清我们面临的巨大危险，看到人类的灭顶之灾也许就在眼前。通过人民的觉悟和觉醒，培养对敌斗争意识和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国民精神。

必须要让中国人民了解到，今天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乱世格局。我们寄予了无限希望的中美关系，正在变成最危险的关系;我们曾经最看好的美元正在成为最危险的货币。我们要想不被黑暗吞没，不被侵略者征服，不被强权奴役，除了勇敢，我们别无选择;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走。

中国要做的就是全面备战，并且适当地走入战时体制;加快依附型经济结构的调整，全面发展经济;全面清理文化和经济买办，对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内鬼”绳之以法，摆脱西方话语的渗透和控制，确保中国内部的稳定。

美国奉为“圣经”的自由化市场经济，是让社会财富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制度。这绝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更格格不入。这种模式必须得到清理和摒弃，同时深入地纠正之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全面开展共同富裕，让广大民众真正地拥抱“红利”。只有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才能够凝聚和团结民众，才能够万众一心抵御外敌，才能在中美决胜的残酷斗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正在挑战人类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最邪恶的战争怪兽。俄乌冲突揭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在同这个邪恶的霸权斗争中，仅仅凭借民族主义是不够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力量才是胜利之本，只有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和新思想体系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俄罗斯已经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收入课本，建议恢复斯大林格勒的名称，甚至呼吁用苏联国旗取代俄罗斯国旗。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所有的辉煌，已经在内部变节者的背叛和私有化的浪潮中灰飞烟灭了。挑战西方阵营，俄罗斯只能跟在中国的后面。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再一次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东方文明同西方文明的一场巅峰对决。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底蕴的伟大民族，一个从来都无惧任何强权势力的新中国，在这场较量中一定能够像抗美援朝一样，用对手的失败激发全世界对一个古老民族的景仰和尊重。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6

旧文章ID：29424

作者：  来源：新华社

2月24日，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多位受访的国际问题专家表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释中方的有关基本立场主张，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指明了正确路径，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没有袖手旁观，始终为推动危机的和平解决而积极努力。在危机全面升级一周年之际，中方专门发表立场文件，旗帜鲜明地亮明立场，为解决危机提出全面、综合、可行的方案，彰显出中国作为和平维护者的客观、公正和负责任态度。

立场文件共1200多字，涵盖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维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食外运、停止单边制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战后重建等12个方面内容。

“立场文件言简意赅，但内容丰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所长丁晓星说，这份文件既涵盖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严格遵守”“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不仅解决不了问题”“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等中方一贯坚持的重大原则，也有“尽快恢复直接对话”“为平民撤离交战区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提供快速、安全、无障碍的人道主义准入”等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路和主张。

专家指出，尊重各国主权和摒弃冷战思维是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停火止战和启动和谈是当务之急，也是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必要条件;维护核电站安全、保障粮食外运、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内容，有助于降低冲突的外溢效应，避免危机进一步长期化、扩大化。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俄乌双方曾举行多轮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拱火递刀，唯恐天下不乱，俄乌双方的和谈也随之中断。

“残酷的事实表明，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只会加剧各方矛盾，对话谈判才是解决危机唯一可行的出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永全说，眼下，乌克兰危机影响波及全球，不能任由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方发布立场文件，提出政治解决方案，不仅符合冲突双方的利益，也呼应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关切。

专家注意到，中方在立场文件中多次表达对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积极意愿。

李永全认为，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外交知行合一、聚焦行动的一贯风格，是中方在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始终“为和平发声、为和平尽力”的生动写照。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始终坚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多次同有关方面领导人举行视频或面对面的会晤，围绕推动危机的解决，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三点思考”，成为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

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表示赞赏支持。就在本月21日，中方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阐释倡议的核心理念和原则，明确重点合作方向和平台机制。

李自国表示，《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先后发布，向世界表明了一个鲜明立场，那就是中国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守护全球安全。

来源时间：2023/2/25   发布时间：20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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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周五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及和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谨慎欢迎北京的参与，但表示成功与否取决于行动而非言辞。泽连斯基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中国开始谈论乌克兰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言行要一致，问题在于行动的步骤以及它将导向何方。”

泽连斯基同时表示：“我计划会晤习近平。这对世界安全非常重要。” 他并未透露会面时间和地点，但表示希望中国支持“公正的和平”和乌克兰。

“我真的希望相信中国不会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这对我而言很重要” ，这位乌克兰总统说。在中国呼吁紧急和平谈判并发布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后，几个西方大国质疑了这些提议，还对北京与莫斯科的紧密关系发出警告。

泽连斯基周五也表示，他相信只有领土受到攻击的国家才有资格发起 “任何和平倡议”。

拜登：让中国调解乌克兰战争“不合理”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在接受ABC新闻台采访时表示，让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进行调解并不合理。

“普京正为此鼓掌，所以它怎么可能会是好事呢?”拜登说：“我在计划中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如果按照中国的计划，将对除了俄罗斯外任何人有利的迹象。”

“由中国来调解这场对乌克兰完全不公正的战争，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

俄罗斯对北京为解决乌克兰冲突所做的努力表示感激，但表示任何解决危机的方案都应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四个地区的控制权。

俄罗斯外交部称：“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的中国朋友通过和平手段为解决乌克兰冲突作出贡献的愿望。” 同时也补充说，任何解决方案必须承认“新的领土现状”。

北约欧盟反应谨慎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周五表示，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后提出的方案是“重要贡献”。“我认为中国提出的计划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呼吁避免使用核武器格外重要。” 他也强调：“我们都肩负集体责任，尽我们所能达成公正的和平。”

北约和欧盟对中国的十二点声明则反应谨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爱沙尼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进行这种调解努力没有多少可信度，因为它迄今没有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而且，就在俄罗斯入侵几天前，中国还与俄罗斯签署了无上限伙伴关系的协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强调说，通过与俄罗斯签订友好条约，中国已经选边站。中国的倡议将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审视。她说，该倡议不是一个和平计划，而是一系列原则。

德国政府：缺少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的重要内容

德国政府对中国的十二点声明反应谨慎。柏林的一位政府发言人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北京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好事。此外，北京明确拒绝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为也值得欢迎。“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还缺少重要的内容，首先是俄罗斯军队应从乌克兰撤出”，该发言人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直接与乌克兰讨论这些想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考虑到乌克兰利益的平衡的解决途径。”

德国总统：中国必须明确指出谁是侵略者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怀疑中国是否是一个诚实的调停人。他在总统府举行的乌克兰战争开始周年活动上表示，“中国是否想扮演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角色，仍然是个问题。”他说，如果想扮演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角色，那么中国政府不仅应该与俄罗斯对话，还应该与乌克兰对话。而且，中国还必须在联合国明确指出谁是侵略者，即俄罗斯是侵略者。

“中国的立场不是中立的”

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罗特(Michael Roth)表示，他对中国宣布的和平倡议不抱希望。这位社民党政治家向新闻网站ntv.de表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不是中立的，而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俄罗斯”，因此，他对中国是否能可信地承担调解人的角色表示怀疑。罗特还补充说，如果北京愿意，可以说服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但他怀疑这种意愿是否存在。

德国社民党政治家施特格纳(Ralf Stegner)则对中国政府提出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的倡议表示欢迎。他向新闻门户网站“t-online”表示，“中国提出的十二点计划，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最重要的是承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方面。

施特格纳说，该文件中提到了“应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也是肖尔茨总理和拜登总统与中国会谈的一个成功。但施特格纳同时表示，这份倡议的缺点是中国没有将俄罗斯的行为称为“一场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

“没有真正的新建议”

社民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尼尔斯·施密德(Nils Schmid)认为，中国的立场声明中没有任何真正的新建议。他说，“只要俄罗斯的目标仍然是要征服乌克兰并要求其完全投降，那么关于对话和谈判的呼吁就是误导性的。”

施密德解释说，只有当俄罗斯侵略者承认通过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其目标时，与其谈判才有意义。此外，乌克兰必须有能力抵制侵略，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施密德表示，如果说中国的提议有什么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中国警告不要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空洞口号”的大汇集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米查伊洛·波多利亚克(Mychajlo Podoljak)在推特上写道，任何只要求“停火”，并因此带来新的分界线和对领土占领的“和平计划”都与和平无关。他说，相反，这是“冻结战争”，是“种族灭绝的下一个阶段”，因此是一场失败。他说，乌克兰继续坚持要求俄罗斯军队从国际公认的乌克兰1991年的边界撤出。

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领土目前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乌克兰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David Arachamija)也做出相似的表态。他说，中国人虽然说要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但没有说俄罗斯军队必须迅速从乌克兰撤走。乌克兰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瑞申科(Olexander Mereschko)说，北京的这份文件是“宣传行动”，是“空洞的口号”的大汇集。

来源时间：2023/2/25   发布时间：20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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