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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警惕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复制俄乌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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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一凡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

2023年2月23日,正值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的“俄乌冲突一周年:评估与预测”研讨暨报告发布会在京成功举办。会上发布了《掺水的援助: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幕与剖析》研究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丁一凡在会上做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总结俄乌冲突爆发一年来的影响:一是这次乌克兰危机体现出来的舆论战,舆论上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这个乌克兰危机跟针对中国的舆论战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讲讲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舆论战是怎么发展的。二是,乌克兰战争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对世界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们稍后来讲一点它的前因后果。

乌克兰危机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有可能长期化,不会短期终止,一旦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后期的影响,对世界和西方社会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事情都会对中国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

首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舆论战。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比如美国和欧洲的这些西方媒体很快就把这个危机打造成了普京个人的战争,说是普京想恢复苏联或者是想搞重建俄罗斯帝国的一场战争,这个危机就变得很个人主义。我们都知道,舆论战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把很大的事件推责给个人。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有官方的媒体、主流的多媒体,也有社交的媒体,各种声音都有。一会儿说,俄罗斯今天发生政变了,一会儿又说明天莫斯科兵变了,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虚假消息,包括说俄罗斯的总参谋长已经抱着控制核武器的盒子叛逃了。这是非常明显、典型的舆论战。而且舆论战也把中国牵扯进去了。比如,我们的外交官不断地受到西方媒体的质问,指责中国为什么不指责俄罗斯的侵略,在联合国也会面临这样的指责。其实,这种指责也是舆论战的一方面,想把中国和俄罗斯放在同样的篮子里,都打上“威权主义”的标签。我们说,事出有因,乌克兰危机并不简单是俄罗斯主动地发动了一场侵略。中国到现在为止也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官方到现在也认为,乌克兰事件事出有因。我们不能把俄罗斯发起的行动当做起点,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次,这个问题世界上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同意见都被这场舆论战给遮盖了。战争爆发后,我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有交流。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精英其实都同情俄罗斯,而且非常佩服俄罗斯,认为俄罗斯敢于站起来,抵抗由美国人规定的不合理的秩序。非洲的、拉美的、许多国家的政治精英都表示出这样的态度。但他们是沉默的多数。在舆论战中,西方媒体打造了一种“多数的暴政”,谁不跟他们站队,谁就是坏人。在这种背景下,同情俄罗斯的基本上没有勇气站出来表达不同的意见。

其实,事情的真相已经慢慢地露出来了,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他们说,从2014年之后也就是从当年明斯克协议签署之后,西方就在帮助乌克兰做战争的准备。也就是说,乌克兰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说俄罗斯准备今天出发了,明天进攻了,后天进攻了,而是从2014年就开始准备了。2014年的明斯克协议是一个缓兵之计,是用这个协议来拖住俄罗斯,武装乌克兰、训练乌克兰军队。这是默克尔承认的,奥朗德承认的。所以我们说的事出有因,确确实实是有道理的,而不是简单地说这个事就是俄罗斯蓄谋的一场侵略战争。最近,泽连斯基因为拿不到北约许诺提供的重武器,就威胁说他会把2021年北约怂恿乌军在乌东地区发动军事攻势的事情揭露出来。看得出,乌克兰危机背后是有很多的策划的,但舆论战把这些细节都遮盖住了,一般民众根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还有一些东西慢慢被透露出来了,比如说除了他们在武装这个事情之前,还有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在2021年10月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白宫跟美国政府的国安团队策划如何制裁俄罗斯了。那时候,大家还看不出俄罗斯有任何发动军事战争的迹象。也就是说,在俄罗斯有军事动作准备之前,他们就开始要制裁俄罗斯了。这个事情说明,是他们先开始准备这些事情的。而且制裁一直准备到军事战争发生。现在政治新闻(Politico)的欧洲网站已经把这个事情公布了,谁在负责什么,哪个人去负责金融制裁的方案,谁在准备经济制裁,怎么准备的,都被公布了出来。如果只是俄罗斯主动发动战争,他们为何很早之前就准备各种经济制裁的细节了呢?这是很可笑的。但无论事实如何,西方发动的舆论战是要掩盖俄军事行动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小心的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准备复制乌克兰的舆论战。现在,我们看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在说什么?他们说,中国大陆要先发制人地用武力夺取台湾,而不用“收回”台湾一词。用的词不一样。为什么说夺取?那就是,若中国大陆用武力收回台湾,就如同俄罗斯侵略进攻乌克兰一样。因此,西方媒体已经开始使用这样的词语,用差不多的叙事给西方民众洗脑,做舆论准备。然后,美国议员、美国议长不断去台湾访问。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在这下面更多的是美军开始介入台湾,训练台军,训练他们的防卫,卖给他们更多的武器。美国的军舰也开始在台湾周围游弋,说是要帮助台湾,防止中国大陆侵略。这与当年怂恿乌克兰政府军攻打乌东地区是一样的。他们帮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做各种各样的策划,无非是要给台湾的分裂主义者更多的信心,更多的鼓励。但是,在舆论战上,他们开始制造一个中国要使用武力去抢夺一个不属于它的地方的叙事。很明显,这种宣传跟乌克兰的舆论战有很多相似之处,目的就是为了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觉得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要去“侵略”台湾。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自由世界的领袖,目的是保护弱小国家。美国去保护乌克兰是保护弱小国家,保护台湾也是保护弱小国家。美国要用舆论战给自己戴上一层光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尽其所能把中国和俄罗斯当做对手,打造“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对抗”的叙事,其手法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要借助乌克兰战争前后发生的事件来揭露美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去组织舆论战的,还要给国际舆论打一些预防针,告诉他们台湾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这些事情现在就开始做,我们要现在就开始警告西方国家,台湾问题是你们跟我建交的时候就承认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际条约里面都有的。靠国际舆论战绝不可以抹煞国际条约。如果西方不承认与中国达成的建交文件,就是不承认国际条约,是在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经常指责中国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什么叫规则?国际条约就是规则。西方跟中国建交时签署的文件都是约束双方的国际条约,若要破坏这些文件,就在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现在,美国人正在干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就要公开地指出这些问题,防止未来他们再给我们栽赃。

乌克兰战争对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准备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经济制裁的方案,一步一步地落实。方案是2021年10月份就开始制定的,后来不断地完善。可是有几个问题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比如,制裁大国的后果并不那么明显。他们制定制裁俄罗斯方案时,认为制裁可以对俄罗斯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逼迫俄罗斯让步。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制裁一年以来,俄罗斯受到的影响有限,特别是坚持战争的手段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俄的外汇储备下降,卢布的汇率大跌。但是,自从俄罗斯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决定强迫购买俄能源的国家用卢布结算贸易后,形势马上反转,卢布汇率收复了失地。所以,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特别大的损害。这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也就是说,在国际经济领域里,所谓的硬通货并没有那么可怕,真正的硬通货还是你掌握的实力、资源和制造能力。同样的问题如果发生在中国,对中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世界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自己要明白这些道理,在国际战争中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动摇,这很重要。

第二,从2022年开始的通货膨胀,美国、欧洲都是很明显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其实,这些通货膨胀与乌克兰战争或多或少都有关系。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整个世界粮食市场上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因为战争,给整个世界的粮食市场造成了供给的中断,所以后来造成了粮价和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整个的产业链中,粮食和能源是基础材料,对于所有价格都有影响。因此,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是跟能源和粮食危机直接相关的。另外是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和经济制裁打乱了过去全球经济中的产业链布局,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已经跟过去的经济不一样了,很多国际贸易都是中间品的贸易,而因为制裁使得中间品的贸易无法进行,使得整个世界经济产业链出现了断裂。过去,美国、欧洲这些国家的央行超发货币,这些“硬通货”可以随便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过多的流动性造成了国际商品价格上涨,但不会造成这些国家内部的通货膨胀。而这一次,经济制裁打断了流通的渠道,很多超发出来的货币无法流到国际市场上去,回到了自己的市场。当年美国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当过多的货币流不出去,过多的货币回到本国市场去追求有限的商品时,产品的价格一定会暴涨。从2020年疫情暴发以后,美联储使用的无限宽松政策发出来的货币堪比前三轮量化宽松放出来的货币,这么大的货币量在战争的背景下没有地方释放,留在美国当然会大大地推高通货膨胀。这是引爆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

第三,全球经济都受到了附带的损害。第一是在能源和粮食危机爆发之后,很多的国家比如说中东地区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中东地区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粮食供给的依赖过去在80%以上。当西方国家逼着中东国家也跟着制裁俄罗斯时,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如果他们不从俄罗斯进口粮食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会要挨饿。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满足这么多的粮食需求。制裁造成了全球的粮食供应紧张和粮食危机,因为各国都怕危机外溢,都要采取措施限制粮食出口,反而加剧了危机。第二,制裁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而美联储对付通货膨胀只好迅速提高利息。提高利率导致一个溢出效应,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外逃,跑到美国追求利润差,这就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外汇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外汇危机。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因为我们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里面有很多国家都被这次美联储升息的外溢效应影响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还有很多的国家,包括非洲国家,都因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他们国家的债务危机爆发,又影响到我们跟他们的经济合作。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场武装冲突有可能长期化,因为北约不愿意让这个事情就此完结,因为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在战争中取得优势,所以愿意继续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让这个冲突长期拖下去。而乌克兰战争如果长期拖下去的话,会使得从2022年开始的这场通货膨胀长期化,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会进入一种长期的经济滞胀。到现在为止,欧洲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基本上肯定是进入了一场滞胀的,也就是他们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而通货膨胀率现在高到8%到10%,所以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而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这种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会使得他们的滞胀也长期化。因为它会使得经济结构不容易转变了,各种各样的制裁不可能马上就解除,就会使得世界经济的滞胀长期化。经济滞胀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的动荡,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了,我们看到最近在法国发生,在英国发生,在美国某一些城市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是上世纪70年代经常发生的。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些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的时代。那个滞胀的时代也是反对越战的抗议运动高涨的时代,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所谓的不配合的运动。在欧洲、在美国,未来在经济滞胀的情况下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最后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要防止乌克兰战争造成的附带损害,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反过来也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最起码要注意三方面:

一是要注意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合作国家里的金融危机。适当的时候,中国不仅要帮助他们发展,也要防止金融危机的扩大化。金融危机的扩大化不仅伤及到我们跟他们的合作,反过来也会伤及我们的经济。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这些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发展情况,我们应该适当地帮助他们。

二是在帮助它们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定要跟他们加强合作,解决国际投资多数都用所谓的国际硬通货来定价的问题。其实,用国际硬通货在这些国家投资,反过来也会成为舆论战里美国指责中国的把柄。美国指责中国给他们预设了一些债务陷阱,因此现在当他们还不起美元债务时,美国就会告诉他们说,是因为中国借给了他们太多的美元。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办法,使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脱离这些现有的硬通货。俄罗斯提出了7个R的合作,就是俄罗斯的货币卢布是R开头,印度的货币卢比是R开头,中国的货币人民币是R开头,南非的货币兰特也是R开头,还有许多货币都是以R开头。这些货币的合作会使得未来的国际经济合作更稳定,摆脱美元、欧元等硬通货不稳定造成的外部冲击。

三是中国在用双循环的发展战略保证自己的发展不会受到外部的影响,但是在双循环的发展中外循环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过去很注意外循环的是发达国家,因为美国和欧洲曾经是我们第一大、第二大的出口市场。但随着经济滞胀的到来,这些国家现在又搞地缘政治,想跟中国脱钩,它们不可能永远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所以中国要把眼睛放得更远些,看到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加强和他们的合作,培育新的市场。只有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才能解决未来中国更多的制成品输出的问题。

今天就简单给大家分享这几个观点,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3/3/2   发布时间:2023/3/2

旧文章ID:29438

拜登政府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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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语 王建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 第4期

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正式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当前进入大国竞争的时代,并将中国定位为唯一同时拥有意图和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作为这一战略认知的体现,美国近年在政治、外交、经济、安全、科技、文化、舆论等方面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竞争及施压。其中,名为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实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政策取向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日益占据突出位置。2021年9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发布报告《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2021财年预算和拨款》,明确表示打击其他国家“恶性影响”是美国政府国际事务的优先事项。

美国将“恶性影响”叙事指向中国

在美国,“恶性影响”(malign influence)一词首先由特朗普政府正式使用。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BM)发布的2018年《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的预算说明》中共有九处明确使用“恶性影响”“恶性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等表述,这一时期“恶性影响”主要指向俄罗斯、伊朗等国家。

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恶性影响”开始主要指向中国。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2018年发布报告《中国的影响和美国的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警觉》,将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国家利益挂钩。2020年10月30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大卫·史迪威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表示“影响”和“干预”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方式,打击中国“恶性影响”需加强与盟伴国家的协同。2021年6月,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在《印太事务杂志》发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恶性影响”》一文,污蔑称“中国通过债务陷阱外交、领土争端、无视国际秩序、疫苗外交等四种路径在全球实施恶性影响”。

拜登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的主要方式

拜登政府上台后,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拜登政府主要通过提高专门基金额度、加强外交政策宣介、利用对外援助手段,以及发挥媒体和国际组织作用等方式争夺影响力,打击其认为的以中国为主的潜在竞争对手。

通过提高专门基金额度保障资源力度。特朗普执政时期公布的《2021财年美国政府预算》规定,投入3亿美元设立“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Countering Chinese Influence Fund),标志着美国打击中国所谓“恶性影响”走上机制化轨道。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大资源保障力度。拜登政府在《2023财年美国政府预算》中,将“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提高至4亿美元,用于所谓的人权、民主、价值观、打击腐败等领域,冲销中国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加强外交政策宣传以获取国际理解支持。拜登政府将提升海外公众对美国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作为提升美国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将这一目标写入由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联合牵头制定的《联合战略规划(2022—2026)》等顶层规划文件,作为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共同战略目标。

充分利用对外援助手段提升影响力。对外援助是美国打击他国影响力、提升本国领导力的重要手段。美国在2018年《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的预算说明》中将提升媒体素养和获取独立公正信息的能力作为对外援助项目的重点目标之一。2023年《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的预算说明》指出,对外援助是战略竞争的关键工具,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将利用“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支持各项对外行动以应对中国构成的“全球威胁”。

高度重视媒体与国际舆论作用。拜登政府采用跨机构模式开展对外宣介和舆论引导工作,包括司法部、国防部、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等相关机构均参与其中。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和全球参与中心(GEC)两个机构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全球媒体署是联邦政府机构,主要负责对外宣传,每年预算约为8亿美元,2023财年预算为8.4亿美元,其中8.3亿美元用于国际广播业务。“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有1/3以上的资金用于支持全球媒体署的活动,包括为其他国家的当地媒体和独立媒体提供培训支持。全球参与中心由国务院于2016年建立,前身是国务院反恐战略沟通中心,主要职能是所谓识别、揭露和打击针对美国及其盟伴的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虚假宣传和不实信息。全球参与中心代理主任利亚·布雷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任,并在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等担任中国政策顾问,拥有丰富的中国经验。2016~2020财年,全球参与中心基本预算从2020万美元增加到6430万美元,2021财年更是增至1.38亿美元,同时还从国防部等其他部门获得资金支持。除开展宣传工作外,全球参与中心也向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2020财年约有1600万美元用于研究项目。

强调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作为代表美国外交传统的“建制派”,拜登高度重视国际组织对美国影响力的加持作用。拜登在就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美国将恢复在国际组织的作用,确保多边机构的完整性。2023财年,美国对国际组织会费预算为16.6亿美元,比2021财年的实际拨款高出1.52亿美元。从人员任命来看,拜登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恢复为内阁职位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固定成员,重新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需密切关注美国动向并作出应对

美国在针对新形势建立新机制方面历来反应灵活,对于此次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打击中国的所谓“恶性影响”、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竞争,我们需密切关注其动向和做法并作出应对之策。

面对美国的政策调整,我们一方面需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援助、科技等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尽快构建与当前形势和方位相适应的中国国际角色和国际责任的叙事话语,进一步提升我国外交政策的国际传播力。在政策取向上,需将影响力放在我国对外工作的突出位置,从顶层设计上给予充分重视和资源保障,在持续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同时,不断丰富中国的国际角色,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增强中国的道义力量和国际信誉。在具体路径上,可进一步发挥在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中做“人”的工作的独特作用,稳步增加中国对外援助规模,切实履行中国对外援助“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国际道义责任。

(作者分别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建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传媒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3/3/2   发布时间:202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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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者析美对台政策五大变化 美中可能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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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华裔学者朱志群分析近年来美国对台政策五大变化,指华盛顿-北京-台北三角关系已进入恶性循环。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下去,中美可能就台湾问题进行摊牌。

有两岸和全球华人学者参与的“环球两岸关系研究会”美东时间25日晚间举行主题为“美国对台政策变化”的线上研讨。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朱志群作为主讲人之一,就近年来美国对台政策手法的变化提出他的看法。

朱志群表示,美国对台政策的延续性指的是美国官方宣称继续奉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除此之外,其实很多变化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他总结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五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美国现在更深入、更直接地介入台湾的内外事务,特别是美国会大打“台湾牌”对付中国。比如,迫于美国压力,民进党政府2021年开放“莱猪”进口,2022年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去建厂。

从2023年9月开始,根据“台湾奖学金”计划,美国政府官员和军官可能会被安置到台湾政府和立法机构去实习工作。日前刚透露美国将向台湾增派一、二百士兵,帮助训练台军,同时在美国训练500多名台湾士兵。

朱志群指出,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似乎在帮助台湾制定内外政策,白宫和国会有时候在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游戏。华盛顿经常对北京说:美国“三权分立”,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是分别独立的。但是,如果华盛顿背离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拿“三权分立”和国内政治来为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辩护,并非有用,不令人信服。

第二个变化,美国政府现在更加重视对台湾的承诺,在提升美台关系同时没有向北京提供可靠可信的“再保证”。华盛顿长期以来对北京和台北有不同的承诺,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以前至少还基本上平衡一下。现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公开把以前里根政府对台湾私下的“六项保证”也作为美国“一中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

朱志群指出,美方的承诺现在明显向台北倾斜,不再严格遵履行对北京的一个中国承诺。拜登多次“口误”表态美国将保卫台湾。当美国官员和国会领导人以官员身份访问台湾,并且公开谈论如何加强美台关系时,很明显美国并没有信守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第三个变化,美国官方对台湾民进党政府改变现状的做法视而不见。长期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但是现在华盛顿对于民进党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说北京在改变现状。

当年陈水扁试图推动公投时,小布什政府批评这可能改变台海现状,但现在蔡政府不承认作为两岸对话基础的“九二共识”,蔡英文一再宣称“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如马英九所指出的,蔡英文这种说法实际上已经违背“中华民国宪法”,是在试图改变现状,但是华盛顿选择保持沉默。

第四个变化,华盛顿现在试图重新定义台湾问题上的斗争,把它简化为“民主与专制之争”。今天美国和西方主流说法宣称“威权的中国欺负民主的台湾,可能入侵台湾”,这种说法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更加流行。

朱志群表示,这种叙事方式对于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不瞭解历史问题复杂性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很有误导性。它无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的历史背景,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成单一的政治选项。这种说法逐渐成为美国官方的一种叙事方式。

第五个变化,美国不再推动两岸对话与和平,而是试图将中国大陆与台湾永久分裂。过去美国经常呼吁两岸对话,现在华盛顿几乎没人提倡两岸对话,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时候两岸开打。

朱志群认为,过去美国政府对台湾的长期目标虽然含糊其辞,但一般认为美国并不关心两岸关系的最后结果,只要过程是和平的就可以。但现在,令人遗憾的是,美方的做法和表态似乎显示,两岸即便和平统一,美国也不会支持,甚至还会阻止两岸和平统一。随着美中竞争加剧,美国越来越将台湾视为不能丢失的战略资产。

朱志群发问:华盛顿是不是正在将两岸和平统一的大门关上了?如果北京觉得和平统一之门关上了,将被迫打开另一扇门,是否符合各方利益?

最后朱志群指出,华盛顿-北京-台北的三角关系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在相互指责,形势非常令人悲观。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中美之间极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摊牌。

来源时间:2023/2/28   发布时间:202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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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林坤达:我对中美台三边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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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翻译:ring-feng-william-peng

2023-02-27

编者按:诚然,台湾问题从中国建国起就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应关于美国政府与台北日渐密切的接触(如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2022台湾政策法)中申明“中国将坚定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动权。”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纷争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我对佐治亚理工学院助理教授,东亚问题专家林坤达进行了访谈。

林坤达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他主要关注东亚地区大国与地区小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他自2008年起担任《台湾安全问题》执行主编,并在亚特兰大的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他的近期作品发表于《中国季刊》,《生存》,《外交官》,《台北视角》等。在到佐治亚理工任教前,他是“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的博士后。他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首先,您能描述大陆,台湾与美国之间的三边动态关系吗?

与直觉相反,这三股势力 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态关系体现在“保持现状”。

我们先解释“在台湾问题上保持现状”是什么意思。诚然,对于不同的受众,“保持现状”意味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任雪丽(Shelley Rigger)的定义抓住了最基本的要素:“台湾继续由民主政权管理,并完全独立于政府在北京的国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简单的把这一概念总结为台湾在没有正式宣布独立的情况下维持自治。

我从这一概念发展出三点来解释中美台三边的动态关系。首先,大陆与台湾当局都不愿意永远保持现状。由此可得出第二点:大陆与台湾都正在采取渐进措施使现状变得对自己更有利。第三,美国现在似乎更愿意更明确地维持现状。

我来解释一下这三点是什么意思。首先,大陆从来不认为台湾的现状是可接受的,并且北京当局直到现在都在极力试图扭转现状。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一致认为一个稳定的现状可以将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合法化,所以维持现状并不利于大陆志在统一中国的的根本利益。然而,台湾也不喜欢永远维持现状。台湾在现状下没有国际人格,无法有效维护台湾的利益,因为现代国际体系只向有主权的国家提供权利与保护。例如,澳大利亚总理阿尔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去年十一月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不太可能支持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因为台湾并非主权国家。因此在现状下,台湾将长期面对在全球化时代中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失去维持现状的资本:经济活力。

人们很少质疑大陆与台湾维持现状的意愿,因为双方都不喜欢局势升级与进入战争的泥潭。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需要强调的是,不喜欢战争并不意味着喜欢保持现状。

由于大陆与台湾都不想维持现状,两方都在采取渐进措施使现状对自己有利,又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武装冲突。大陆方面试图逐步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并不断强调对台湾的主权。这样的例子很多。最近的如说服其他国家降级或关闭与台湾的贸易办事处,并将“一中原则”的监管范围扩大至非国家行为者如万豪连锁酒店与美国三大航空公司。更加值得注意与危险的是大陆在灰色地带中使用武力行动来慢慢破坏现状,并在台湾本土上逐渐建立大陆的事实主权存在。

台湾同时也没有坐以待毙,当局正在努力一步步提升国际地位。例子如九十年代的“度假外交”,2008年前的“支票外交”,1993年至今的加入联合国运动等。近年来,台湾改变外交策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其积极参与联合国下属机构。最新的例子为推动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CGTF),这个机构是2015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的,旨在加强亚印太地区的政府要员的联系,从而提升台湾的国际影响力。

尽管双方都试图通过渐进的步骤来改变现状,但当现状过于向其中一方有利的方向倾斜时,另一方将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反击措施,迫使对手妥协并遏制其势头。但如此之结果往往是台海危机。如1994年李登辉访问美国试图打破国际孤立,但它立刻导致大陆使用大规模导弹试验与军事演习作为回应。该事件导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从1995年持续至1996年并涉及美国的武力展示。危机最终平息于各方在台湾问题上之决心的重新建立与大陆与台湾于国际社会中势头的重新设置。把时间快进到 2022 年 8 月,围绕佩洛西议长访台的剧情让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所以,可以说台海现状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在过去,美国实际上也以维持稳定为目标,而不一定是维持现状。这种心态其实对台湾不利,因为大陆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一心态来施行其的切香肠战术(渐进战术)去逐渐削弱台湾的国际地位。在当时,美国与其盟友皆认为台湾事务是要避免的麻烦,并不是要决心捍卫的利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切照旧,只有在危机迫在眉睫时才进行干预,而且往往采取权宜之计。大陆与台湾力量本就不对称,而美国的心态更是雪上加霜,挤压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空间。随着每一次紧张或危机的了结,双方的势头都被重新设定,但并无法恢复原状,这使台湾不得不继续捍卫不断恶化的现状。

回到你的问题,我们观察到的中美台动态关系实质上是在三方不停进退所达到的“动态现状”。然而,美国政府当下的对台政策似乎有了大转变,华盛顿更愿意明确地维持现状。美国是否能由此冻结台海的动态现状,美国的新立场是否能缓解台湾的国际挫败感还有待观察。然而,大陆肯定会将美国维持台海现状的措施视为助长台湾独立的动力,并最终将损害中国的利益。如果历史是一个循环,大陆最终将会使用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作为回应,并引发一场新的台海危机。

什么是“一中政策”?对于“一中政策“是否有着一个普遍共识?美国与大陆当局对于“一中政策”对解读是否存在差异?

三边动态关系的核心就是“一中问题”。因此,对于关心台海和平稳定的人来说,非常有必要了解什么是“一中问题”。另外,也非常有必要了解过去半个世纪国际社会如何使用模糊的“一个中国”框架来和平处理台海问题,以及现在“一个中国”框架所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2022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也是当前“一个中国”框架出现的50周年。《中国季刊》在其 2022 年 12 月由Adam P. Liff 和我客座编辑了一期“‘一个中国’框架与国际政治”的特刊, 有兴趣的读者敬请参考。

大陆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体现在其“一中原则”中——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接受必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他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对台湾拥有主权这一方面存在分歧。例如,许多第三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避免就中国的主权主张表明立场。对于大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美国只是“注意到”这一立场而并不是“认可”这一立场。所以,我们必须将大陆的“一中原则”与其他国家的“一中政策”区分开来。世界各政府回应大陆“一中原则”要求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些对大陆回应的方式就是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如美国的“一中政策”。你也应该明白在国际社会中存在很多“一中政策”。

我不会将大陆“一中原则”与其他国家的“一中政策”间的差异称之为认知间的不对应。相反,这种差异所伴随的框架灵活性是在70年代“一个中国”框架建立时有意植入的。在当时,大陆为了应对苏联威胁从而需要与美国及其盟友外交关系正常化。通过有意允许在“一个中国”框架中植入灵活性与模糊性,大陆可以与当时最发达的经济体合作,从而能够使其在80年代快速崛起。同时,台湾由此也可继续保持自治并最终实现民主化。更为关键的是在过去五十年中,正是这一灵活性与模糊性维持着台海的稳定与和平。Adam P. Liff和我在《中国季刊》中的文章“五十年一中政策:共识的迷思与其不断改变的政策意义“ (“The ‘One China’ Framework at 50 (1972–2022): The Myth of ‘Consensus’ and Its Evolving Policy Significance.”)也提到了各方术语间的实质性差异,“一个中国”框架的模糊性,以及它们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台湾问题是否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构成关键障碍?或者说,即使没有台湾问题,中美关系是否仍将保持紧张?

拜登总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次线上会晤中预示了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自那以后,两国的竞争从南太平洋到非洲各地升温,从维护供应链韧性到坚守军民科技优势问题上都是如此。因此,许多专家称这种紧张关系为“结构性”问题,即新兴大国利益的实现必然会导致守成大国付出代价。然而,没有任何地方比台湾海峡更能显示出加剧的紧张和潜在的危险。

为了防止中美竞争失控,拜登政府谈到了设立“护栏”。台湾海峡隐含的“护栏”是维持现状。然而,根据我们先前的讨论,维持现状被北京视为有害中国利益,因此不能作为中美在台湾海峡的“护栏”。

真正有效的“护栏”是五十年前建立既灵活又模糊的“一个中国”的框架,因为这种灵活性和模糊性意味着向所有方面提供保证。对于中国来说,保证意味着和平统一仍有可能。对于台湾来说。保证意味着任何未来解决方案都不会违反其公民的自由意志。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保证意味着实质性的(尽管非正式的)与台湾的联系和合作可以维持和加深,而不会引发与中国的对抗。通过重申这些保证,历史已经证明,华盛顿和北京可以管理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而中美关系也可以继续向前发展。

在您看来,目前台湾问题的升级应该由谁来负责?

我前面所描述的三角形动态关系表明,对台海现状的挑战来自各方。挑战可以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使北京能更有力地主张对台湾的主权,并消弱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挑战可以来自台湾对自身国际地位的焦虑,以及为抵御北京压力、维护岛内民主与自治而进行的演习。挑战也可以来自于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压力面前支持台湾的紧迫感。所有各方都是成为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责任利益相关者”。

你如何看待佩洛西访问台北?你认为如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在2023年访问台湾会发生什么?

我从我描述的三角动态关系看待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以及中国随后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北京认为佩洛西的访问为台湾的(台独)事业带来了太多动力,因此不得不采取强烈的反制行动压制这一势头,并提醒国际社会对北京(统一祖国)的决心坚定。。如果麦卡锡议长未来的访问遇到强烈的反制行为,我不会感到惊讶。危险在于,在这种行动和反应的循环中,行动者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强硬的反应来更新人们对他们阻止未来类似挑衅的决心。换句话说,北京可能会采取更加剧烈的反制措施,因为他们感觉之前对佩罗西访台的反应并未能阻遏麦卡锡的访问。为了应对中国剧烈的反制行动,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采取更强硬的反制行动,其结果可能是比佩洛西访问后更动荡的局面。

台湾人民支持独立吗?

我在《中国季刊》的文章“一个中国和台海承诺问题”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简单的答案是,大多数台湾公民希望维护和加强台湾的自治和国际人格,但只要他们可以继续享受事实上的自治,他们可以妥协于实际独立。

台湾问题是否会引发战争?

回到三角动态关系,战争将是互相故意升级的结果,双方感到需要超越他们以往的反应来刷新对方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直到一方发现剩下的唯一选择是跨越致命武力的门槛。因此,我恐怕不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不认为战争将是意外的结果。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当中国发现可以以可承受的代价实现既成事实时,战争就会爆发。中国继续增强其军事应对台湾事态的能力,以降低使用武力的成本。中国还在削弱台湾的国际个性,使台湾事态看起来像是中国的国内事务,抑制国际社会对其使用武力的抗议,并因此减轻潜在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利用宣传和假信息放大这些努力的影响,让台湾公众认为台岛在军事上不堪一击,外交上孤立无援。再加上有效的灰色地带行动,建立不断接近岛屿的军事存在,北京可能会计算出既成事实已成为可行的,因此会尝试这样做。

华盛顿应该如何处理台湾问题?

在华盛顿,如何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辩论围绕着两种对立的政策:模糊战略和明确战略。然而,无论是模糊战略还是明确战略都无法维持台海现状。这场辩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现状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这些争论只关注如何避免中国入侵,从而推翻基于静态现状的前提。然而,不幸的是,如上所述,入侵台湾并不是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不在战争状态下,中国也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改变地面现状,而不是直接入侵。因此,战略模糊和明确之间的辩论并没有得出结论。模糊战略政策并没有提高台湾的防御,因为台岛的现状在中国的逐步行动下被侵蚀。明确战略也不能提高台湾的信心,尤其是在灰色地带行动领域,虽然它会增加北京的不安。

我认为,华盛顿的政策应该是战略一致性和战术明晰性。战略一致性来自于美国和其盟友的能力和政治立场。对于前者,一致性来自于美国和其盟友在北京破坏现状的威慑能力。美国和其盟友需要具备应对各种升级水平的能力——从灰色地带行动到直接入侵——并具有一致的有效性。在应对不同领域对现状的破坏时,也需要一致的能力——从挑战台湾在国际法律条款上的地位、经济孤立和对台湾的强迫,到岛上周围的军事存在。为了展示战略一致性,华盛顿和其盟友必须采取明确的战术行动,例如军事预算分配、态度、部署、训练和演习,以表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华盛顿和其盟友还必须维持贸易、金融和外交等战术联盟,以展示他们在这些领域应对跨领域胁迫的一致有效能力。

成功的战略一致性政策需要将两岸局势拉回到北京不能得寸进尺之前的状态,同时避免引发紧张局势和战争。后者需要美国及其盟友的一贯政治立场与模糊性和灵活性相一致,这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台海争议上所采用的工作方式,即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建立的“一个中国”框架下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提供了我在早些时候提到的“保证”。

台湾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否预示着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国民党能否在2024年重新获得总统职位吗?

台湾政治学基础课程的内容是,地方选举(您所称的“中期”选举)对于全国选举意义不大,因为在前者中,两岸关系从来不是主要因素,但对后者由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例如,民进党在2016年和2020年全国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而国民党2018年在地方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这足以证实我的观点吗?

美国的暴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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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导 读

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奉行以工薪阶层利益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所以相关外交政策决定很容易受到国内舆情的影响。从本月初的国情咨文,到上周在波兰就俄乌战争一周年发表的演说,拜登的口吻越来越注重迎合国内民粹主义。2月24日,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题为《暴民外交》(Mob Diplomacy)的文章,批评美国国安和外交政策制定总是一味地迎合公众舆论,这只会导致事态继续升级。

他认为,要想理解今天的地缘政治动荡,就必须超越大国政府和那些高级战略家。“正如最近中国气球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公众舆论正越来越多地占据主导地位,引导国际关系远离公开和坦诚的对话。”以下为马克·伦纳德文章全文:

现在还有可能看到明智稳妥且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政策吗?我上周与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政治家、外交官、情报人员和学者们交流时,对此持怀疑态度。

以美中关系为例。就在一个月前,中国副总理刘鹤发表了一次讲话(编者注:刘鹤副总理在202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讲话),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和解性的讲话是中国针对西方开展“魅力攻势”的一部分。自那以后,基于去年中美巴厘岛元首会晤和今年1月份刘鹤与美国财长耶伦的会面,很多人期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计划本月初对中国的访问能够进一步缓解两国紧张局势。

正是因为两国竞争有加剧的倾向,双方似乎都急于给这种竞争设定上限,并且认识到双方团队需要更频繁接触,以防止因误解或发生意外事件而导致局势升级。但随后发生的“追逐中国气球”事件终结了任何关于缓和关系(détente)的讨论。当这艘飞艇漂流跨越美国上空时,拜登政府试图保持克制,但公众舆论很快就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

拜登的批评者通过电视、推特和其他媒体平台将他的克制解读为软弱。很快,布林肯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美国军方在气球出现一周后将其击落,然后又在美国领空击落了另外三个不明物体——所有这些物体后来都被认为可能是“良性的”(benign)。美国媒体报道称,作为回应,中国国防部官员拒绝接听美方的电话。

美国这次采取的行动并非基于迫在眉睫的威胁情报。每天美国上空都会有成千万个气球,而且美国情报界一致认为,这种令人不悦的物体不构成任何物理威胁。但拜登政府觉得有必要在美国公众面前表现出强大的姿态,结果就是现在的美中关系基础比以前更不稳固。

美国击落中国气球让人想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上世纪20年代在缅甸射杀大象的尖锐描述[1]。当时年轻的奥威尔被要求手持一把步枪,去猎杀一头曾攻击过人的流浪大象,却发现这头大象其实并无大害。尽管如此,为了在当地人面前表现出果决的形象,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射杀它。他后来回忆道,“我一辈子,每个在东方的白种人的一辈子,都是一场力争不被嘲笑的搏斗!”

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必要开诚布公地对话。但是,若总想着需要展现实力,将使得外交极其困难,进一步加剧事态的升级。在由Twitter和即时新闻推送驱动的媒体环境中,尤为如此。中国也面临“不让一寸”的国内压力。金灿荣等知名中国学者的言论听起来也越来越充满民族主义色彩。例如,他曾主张,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试图访台,就必须迫使他的专机降落。

当中国外长王毅向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外交政策要员们发表讲话时,他没有拐弯抹角。他表示,美国对气球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近乎歇斯底里”,属于“过度使用武力,明显违反……国际法”。布林肯在会议间隙匆忙同王毅的会面,结果也只是双方更多的相互指责。

要想理解今天的地缘政治动荡,我们必须超越大国政府和高级战略家的视野。相反,公众舆论现在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正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迫使他们的政府将他们的观点纳入外交政策决策。

至关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多数人看世界的方式与西方人截然不同。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最新民调显示,尽管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倾向于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希望乌克兰收复所有领土,但中国、印度、土耳其,当然还有俄罗斯的民众,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即使这意味着乌克兰会失败。

一个更大的鸿沟正在影响全球秩序。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在期待中国和西方之间出现两极分化的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将像冷战时期一样充当“摇摆国”的角色。但其他地区的人们,包括许多中国人,认为世界正走向分裂,多个大国在争夺影响力。因此,问题不在于选择哪个竞争阵营,而在于如何与各方务实地合作,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能够唱出自己的歌,而不是演奏别人写的曲子。

从王毅在慕尼黑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比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更明白这一点。她和其他美国演讲者试图团结其他国家,支持民主的理念,同时呼吁设立法庭起诉俄罗斯的战争罪。尽管这种言论在东欧受到欢迎,但它有进一步疏远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风险。这些国家不仅看到了其中的双重标准;他们还对在一场不是他们引起的冲突中被迫选边站的想法感到不满。

与之相比,王毅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甚至精明地表达了对“欧洲战略自主”的支持。当他呼吁为乌克兰制定和平计划时,与其说他是在向慕尼黑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和外交官讲话,还不如说是在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讲话。他肯定知道,对基辅来说,停火只会巩固俄罗斯所占领土,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提议。但他的目标是要显得合情合理,并指责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导致乌克兰局势升级。如今,所有国家——甚至是独裁国家——都在迎合大众,真正的外交已经被推至边缘。

注释:

[1] 出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文章《猎象记》。文章透过描述主人公在英属缅甸当警官,被要求去射杀一头曾攻击人的大象,指出在帝国主义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会被破坏。

“我停在路上,看见大象时我就确信不该射杀它…它站在那儿安静地进食,看上去如奶牛一般无害…可我又环视了跟着我来的人群。人很多,至少有两千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人群挤满了马路两边。花花绿绿衣服上面,有着一张张因这件趣事而开心和激动的黄色面孔。他们都觉得我会射杀大象,就像看魔术师变戏法一样看着我…我突然觉得自己最终还得射杀大象。他们期待我那样做,我非做不可。我能感受到两千人的意志在强迫我那样做,这让我无法抵抗。就在我手握步枪站着那儿的时候,我第一次理解到白人在东方统治的空洞与徒劳…我成了空虚无力、装腔作势的傀儡…我常常想,当时是否有人知道,我射杀那头大象仅仅是为了避免出丑。”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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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门罗主义:美国制衡欧亚大国的总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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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东尼·J·康斯坦丁尼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因某项总统原则的存在而完备,但后者经常是判断美国外交所思所想的关键指标。因为这些理论经常跨越意识形态界限,一经发布便很少为继任总统否认。所以,即使缺少正式宣布的程序,仅凭何时以及为何宣布这些总统原则就能见证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而美国已经超过20年没有统一支持过某项总统原则了。本文指出,美国为应对21世纪挑战,应重新丰富并使用门罗主义,取名为为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本文提出在门罗+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应采取的外交措施,究其外交内核,遏制他国,稳固其霸权地位。本文是发表在2023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原题为门罗+主义——对美国最持久的总统原则进行21世纪的更新(The Monroe+ Doctrine: A 21st Century Update for America’s Most Enduring Presidential Doctrine)。本文作者安东尼·J·康斯坦丁尼(Anthony J.Constantini)是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民粹主义和早期美国民主的博士。此前,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州立大学获得了军备控制和战略研究硕士学位。2016年,他担任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的作战室主任。would be king How the French president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leader in Europe and a hyperactive player on the world stage.)于2022年12月3日发表于《新政治家》,作者杰里米•克利夫(Jeremy Cliffe),他关注欧洲和全球政治问题。本文中,作者主要谈论了何为“马克龙主义”,分析了奉行“马克龙主义”对法国及欧洲产生的影响。

美国已经超过20年没有统一支持过某项总统原则了。即便这些理论极少由总统们径直宣布,但对大部分外部观察者来说,这些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思想重大转变的理论还是很容易分辨的。通常来讲,这些理论要么是某位总统的单一关键政策,如卡特主义——宣布美国将保卫波斯湾;要么一揽子囊括一切外交政策,如尼克松主义——确定美国在什么情况下会为美国盟友张开核保护伞。

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因某项总统原则的存在而完备,但后者经常是判断美国智囊团所思所想的关键指标。因为这些理论经常跨越意识形态界限,并且一经发布便很少为继任总统否认。所以,即使缺少正式宣布的程序,仅凭何时以及为何宣布这些总统原则就能见证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

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首次向欧洲宣布美洲是禁止干涉的地区,此后的100年来再无任何总统原则。然而,自20世纪美国活跃于干涉他国内政以来,各种总统主义开始司空见惯:从杜鲁门开始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发表理论,这个几近完整的链条终止于小布什时期。自布什主义将资助恐怖主义国家等同于恐怖分子、批准预防性战争与先发制人的战争、促进民主以来,再没有一位总统宣布过他们自己的外交原则。尽管他的三位继任者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都明确反对布什主义,但最终都无法将其废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人清楚如何取代它。奥巴马在执政末期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似乎一直无法清晰界定奥巴马主义的含义。特朗普政府在共和党意识形态重新调整时期执政,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等干涉主义者与国际主义怀疑论的国家保守派之间分裂,特朗普政府更是从未明确过单一的特朗普主义。目前,拜登政府似乎也不确定自己的目标,宣称中国只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之一,却对中国采取格外强硬的态度;试图与欧洲国家友好相处,却用保护主义政策针对它们。拜登曾谈到将二十一世纪视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战争,该理论最终可能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拜登主义,但这个观点千疮百孔,实则是将”恐怖主义”换成 “专制 ”的布什主义。

建立新总统学说的需要

毫无疑问,美国的外交政策自2003年就坚守过时的教条,摇摆不定,这使得美国应对21世纪的威胁。但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的正式开始,以及拜登自称为“过渡”总统,双方的总统候选人有望通过新总统理论重振美国的外交政策。

任何新理论都必须考虑以下问题:首先,必须将注意力重新放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冷战时期,当国家需要抵御不费一枪一弹就能跳出国界的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外交政策框架更为合适。但拜登所指的“意识形态”威胁,并非像苏联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种可转移的意识形态。

第二,新理论必须充分利用过去和现在的联盟,将它们重新定位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国家利益不应被扭曲,以服务于旧的联盟。即便美国应该认真对待东亚,但如果完全背弃条约并放弃过去的盟友,那么很可能无法建立任何有效的联盟。例如已经对美国激怒中国持怀疑态度的欧洲,最多转为中立,一旦美国放弃欧洲盟友,将导致没有任何东亚小国信服美国。结果很可能是是欧亚大陆沦陷,这个阴影最终将跨越大洋。美国只得用鼹鼠战术与南美政府打交道。

第三,新理论必须具有承继性,能够由一届政府延续到下一届政府。并且从政治角度对美国选民来说站得住脚。为了赢得21世纪的胜利,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每四到八年就摇摆不定,必须着眼长远。最好的方式还是保持理论与地区的相关性,而不是针对特定的敌对领导人或国家(例如,杜鲁门主义要求美国支持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民主国家,显然是为了希腊和土耳其而声讨,但如此一来容易扩展到其他国家)。

最后,即使总统选举很少因为外交政策问题而获胜,新理论也必须在选举时具有政治合理性,能够俘获人心。美国人并不倾向于沉默;旧保守派完全撤退的梦想从未占据上风(译者注:旧保守主义反对美国干预他国的战争)。但是,在经历二十年旷日持久的血腥冲突之后,走出国门消灭怪物的理论肯定不受欢迎。

门罗+主义

将美国目前盛行的两种态度:撤退和冲锋,融合到一个理论中,或许做不到锐不可当,但是,考虑到美国自脱胎换骨以来接受的一切经验,回到最初也是最持久的门罗主义,才是不二之选。

将新理论称为门罗+,不仅是21世纪品牌名流行的做法,更是蕴含了深层的隐喻:采用最初的门罗主义并对其进行补充,如同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推论一样。该名称强调了新理论的地理重点,“加号”很容易理解——能够在地图上延伸:整个美洲,然后延伸到欧亚大陆的顶端:欧洲和东亚。美国必须尽力使这些标记区域不受政府反美主义的影响。

门罗主义呼吁世界其他国家远离中美州和南美洲事务,目前这一点正在遭受威胁,因为其他国家在南美洲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因此,该理论最原始的部分将是门罗+的关键组成。同时,这一理论能够确保欧亚大陆不被反美集团的吞并。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预测可能会发生变化:美国最终面临一个团结起来反对它的欧亚大陆,这是美国战略计划者一直以来的噩梦。

门罗+主义清晰、简单、与国家利益挂钩,同时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均符合之前提到的每一项要求。

首先,门罗+主义拒绝任何全球性的针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战争,将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上,不会使美国卷入任何类型的世界性战争。试图保护美国免受地理威胁,并保持美国在关键地理区域的影响力,以备不时之需。这两点是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

其次,门罗+主义可以从一届政府承继到另一届政府。与过去的门罗主义非常相似,门罗+可以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指导美国。美国不同总统可能适时调整自己的理论,并关注门罗+的不同方面,但最终会殊途同归。这使得该理论在政治上更为合理。这一理论能帮助大众理解为什么这些地区应该远离反美主义,故而避免通过充满漏洞的政治论据来赢得公众支持。该理论的直截了当还有另一个好处,即避免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促进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如促进民主或“对专制的战争,”未来的总统将不会落入因与专制政权结成必要的盟友而被称为伪君子的陷阱。

最后,门罗+主义主张不抛弃现有盟友,而是充分利用他们。欧盟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包括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在内,目前处于附庸的地位,他们一直尝试脱离美国并获得更多的独立性。但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后,欧盟现在从美国购买的液态天然气比从俄罗斯购买得多。这给美国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一边利用欧洲对独立的渴望,一边提醒欧盟不要走得太远。因此,与过去不同的是,在新理论指导下,美国将敦促欧洲发展自己的国防基础设施。然后,北约可以转变为一个由美国和欧盟(以及英国和挪威)组成的两强集团。强强联合之下,欧盟可以盯着一头,即俄罗斯(强烈反对俄罗斯的东欧国家能够确保欧盟永不背叛),而美国得以盯着另一头,落地探讨许久的“重返亚太”军事战略。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确保了欧亚大陆的那一端不受政府反美主义的影响,使得欧洲能坚守原先的联盟(同时迫使他们挑起大梁),如此一来,美国能专心在东亚建立更强大的联盟。

叫什么主义并不重要。2025年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总统如果宣布该理论为“德桑蒂斯主义,”同样能行之有效。“门罗+”作为一个名称,远不及其内涵重要:这是美国最初对外政策哲学的回归,这一哲学理念为美国提供了100年良好的外交服务,也随时准备为21世纪的威胁而更新。如今的美国不再需要卷入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有一些威胁必须应对,门罗+能助力美国严阵以待。

文章来源

Anthony J. Constantini,The Monroe+ Doctrine: A 21st Century Update for America’s Most Enduring Presidential Doctrine,The National Interest,February 7, 2023

网络链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monroe-doctrine-21st-century-update-america%E2%80%99s-most-enduring-presidential-doctrine-206185?page=0%2C1

译者介绍

马尚玉,法律硕士,法意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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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重磅外交文件的用意及其阴阳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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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美国之音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先后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和“立场文件”)两份重磅外交文件。说它们“重磅”,是因为中国外交当局如此“郑重其事”地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国际秩序和安全问题以及涉及他国的国际热点事件发布两个文件,宣示立场和态度,还是第一次,尤其考虑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微妙,显然北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此酝酿准备了有段时日。

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提全球安全倡议,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还提了全球发展倡议。此后外交当局凡涉国际和平与发展问题,必端此两倡议,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新的“圣经”。外长秦刚日前在中国外交部蓝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

两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则和主张几乎相同,不过,鉴于乌克兰危机是当下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立场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国际反响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学者认为这个文件“真正是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对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一个理性、均衡、没有私利的方案”。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制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

兼顾平衡,不在俄乌之间拉偏架,看起来的确是北京要在“立场文件”中表达的一个意图。虽然北京之前始终强调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认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它发布这个文件,是要“以正视听”,以文件形式阐述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对俄乌双方的诉求,既有呼应,又有告诫。比如第一条尊重各国主权,实际含有安抚乌克兰,批评俄罗斯之意,第八条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也是在劝诫莫斯科不要动用核武;第七条维护核电站安全,则由于目前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处于俄罗斯军队的实际控制下,是在劝告基辅不要攻击它。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给世人制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对待西方特别是美国,可是毫不客气,全力开火。“立场文件”尽管未提美名字,却处处针对美国,整个十二条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是要显示美国乃破坏乌克兰和平的“大坏蛋”。比如第一条有暗批美国不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的含义,第二条摒弃冷战思维,更是批美抱着冷战思维和心态不放,三、四两条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意思是,美国才是乌克兰和平的最大障碍,第十条停止单边制裁,第十一条确保产业链供应稳定,也都明确指向美国。

北京所以要在阐述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点主张中夹带私货,猛批美国,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学者的话,是因为美国想把中国拉到这场危机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国的立场,试图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冲突所强化了的联盟架构,快速移植到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绞杀”。例如,美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长伯恩斯等日前不断宣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则要在这份“立场文件”中戳穿美国一连串假面具,让国际社会看清谁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拱火者”。

暗批美国,反守为攻,争夺全球安全秩序主导权

从这个角度说,北京选在俄乌战争一周年时机,发布这份文件,不但是对美欧过去指责中国的一种“正本清源”,即向国际社会准确地传递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为攻,它对美国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图:国际社会要想化解乌克兰危机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观念和行动蓝图,而中国通过“立场文件”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来出路,传递“俄乌冲突不能继续恶化下去”的信号,不像美国,准备将俄乌冲突推到一个更危险境地,中国才是国际安全的负责任者,而美国是它常常指责别人的那个破坏者。

换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机会,提出一个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为此准备加大劝和促谈的介入力度;而且它试图号召全球反美和疑美的国家,带领它们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当下的全球安全困境。这就是“概念文件”出笼的动因。该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虽然强调要发挥联合国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如上合组织、金砖合作、亚信、“中国+中亚五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都是试图削弱美国和西方的领导力,因为这些合作平台和机制是中国能够主导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主导的平台和机制在这份文件中一个都未列出。北京这样做的用心非常明显,打出维护世界和平旗号,争取反美疑美国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内部对中国立场和行动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国在全球和平与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争夺国际话语权。

北京抛出这两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发布的《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在和美国及西方的外交竞技中,它不甘处于守势,转而采取进取的外交攻势。这很可能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外交常态。而外交攻势要达效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眼下的乌克兰危机。前面提到,在“立场文件”中,北京系统重申了对俄乌冲突的中立立场,但实则偏向俄罗斯,除了有习近平个人作为独裁者的好恶,对普京专制政权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决定的。在北京看来,美国在打败俄罗斯后,接下来就要回头带着众盟友收拾中国,所以在战略上中国不得不站在俄罗斯一边。

北京也乐见俄罗斯的国力被削弱

尽管如此,北京也并非不乐见俄罗斯在战争中被削弱。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对俄的真实态度,一方面希望俄罗斯的实力在这场战争中被削弱后变成中国的一个小老弟,以后中俄关系由中方主导,俄方只是跟别,改变过去长期俄主中从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俄乌战争,拖住美国,让美国无法分心围堵中国或者延缓、减弱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北京这个真实的立场至今未变。

不过,也要指出,北京虽然希望俄罗斯的国力在战争中被削弱,但不愿看到它被拖垮,否则中国就要独自面对美西方的压力。故北京除了因为担忧西方的制裁不会直接援俄武器外,会在经济和贸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场合全力助俄,同后者坚定地站在一起,以让俄能够支撑起一场长期作战。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带有此番使命。可以说,北京认为,这场战争打的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阴阳两面,它让国际社会看到的只是它在两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谈的立场即阳的一面,阴的一面被隐藏在动听的外交话语背后。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7

旧文章ID:29431

莫斯科对12点声明表态: 和谈条件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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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克里姆林宫周一(2约27日)表示,已注意到中国方面提出的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动议,但同时指出"目前"没有和平解决方案的前提。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需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对细节进行艰苦的分析。这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紧张的过程。"他说,"我们注意到中国朋友提出的计划,但目前我们尚未看到通向和平的任何条件。"他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下去"。

在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上周六(2月24日)正式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呼吁进行紧急和谈。莫斯科的最新表态事实上是对中国立场的否定。在12点立场声明中,第一点呼吁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外交部此前对北京为解决乌克兰冲突所做的努力表示感激,但表示,任何解决危机的方案都应承认俄罗斯对新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地区的控制权,必须承认"新的领土现状"。

包括北约以及欧盟等跨国机构在内,很多西方国家以及公共舆论在第一时间基本上都对中国公布的旨在俄乌和谈的12点声明表示质疑。

美国拒绝,德法审慎欢迎

美国总统拜登早在周五已明确表态,"普京正为此鼓掌,所以它怎么可能会是好事呢?"拜登说:"我在计划中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可以表明,如果按照中国的计划,将对除了俄罗斯外任何人有利的迹象。""由中国来调解这场对乌克兰完全不公正的战争,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

不过,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更主张听其言观其行,对中国有意介入调停表示欢迎。德国总理肖尔茨说,中国提出的这份文件"有光亮也有阴影",他认为其中提到的有些事情是非常正确的,比如再次谴责使用核武器。然而,在肖尔茨看来,文件没有明显提到关于俄罗斯必须撤军的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认为"中国参与和平努力的事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向北京喊话"不要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敦促中国"帮助我们向俄罗斯施压,确保它永远不使用化学武器或核武器"以结束乌克兰战争。他强调只有"俄罗斯停止侵略、撤军,乌克兰的领土主权以及乌克兰人民得到尊重",才有可能实现和平。据美国高层透露的情报信息,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死武器,如自杀性无人飞机。

乌克兰在研究全文,希望得出自己的结论

继泽连斯基总统对12点声明表态之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认为来自中国的立场声明是一份"有意思的文件"并赞赏了中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立场宣示"。他说,"同意文件里的若干点,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无法同意",他指的是第10点"停止单方面制裁"。库列巴说,"我们认为制裁是一项重要机制",并表示乌克兰方面会认真研究中国的12点立场声明,"我们必须从头至尾细读文件全文,并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周日,德国知名作家、和平奖荣者科马尼(Navid Kermani)在ZDF今日新闻接受采访时说,正是作为俄罗斯的盟友,中国提出乌克兰领土不容侵犯的原则才应得到特别的关注。这与俄罗斯的立场不同。他说,"每一个通向和平的机会都该利用,至少尝试利用"。

(综合报道)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7

旧文章ID:29430

勿夸大中国对乌克兰危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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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中美聚焦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如何结束这场惨烈武装冲突的“十二点计划”,包括尽快停火止战、启动和谈、应对人道危机、推动战后重建等。这份文件还鲜明地指出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生化武器。此外,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还带着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方案”访问俄罗斯,这是中方为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失控而做的重要努力。

然而,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当事方似乎都在为更大规模战役做准备,双方都在吹响新的“集结号”。乌克兰以及美国和北约的高级官员警告称,俄罗斯已经为发动“春季攻势”部署了数十万人的部队,力图全面攻占顿巴斯地区,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处境。经过白宫长达数月的秘密规划,美国总统拜登实现了基辅之行,借助这一非比寻常的访问向世界展现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拜登还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讲,称“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的战利品”,强调北约成员国比以往更加团结,并斥责俄罗斯犯下“反人类罪”。

拜登的“华沙演讲”具有强烈象征性意义。波兰被西方国家视为对抗俄罗斯的前沿,波兰坚定主张“打败”俄罗斯,该国的军费占GDP的比例高达3%,高于北约国家的2%。此外,冷战时期苏联曾在1955年建立华沙条约组织,用以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给包括波兰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带来痛苦的历史回忆。随着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也于1991年解散。如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前苏联国家把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将这些国家推进美国主导的阵营,它们试图在北约东翼形成更强大的共同军事力量。

除了在华沙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美国对乌克兰的实质性援助也在不断增强,大量武器装备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6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价值约27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未来几个月,拜登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10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美国政府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以及其他机制,在军事上给予基辅巨大支持。着眼今年的“春季攻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重型武器和新型武器,如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GLSDB),它将使俄罗斯的前沿军力部署和后勤补给线变得更加脆弱。

除了美国,欧洲国家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也在出现质变。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同意将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防空导弹系统、装甲车和主战坦克等向乌克兰输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陆地战争,可能会不幸重演。据报道,2022年夏天以来,约1万名乌克兰士兵在英国接受训练,英国政府还宣布另有2万名乌克兰士兵将在今年接受训练,其中包括步兵、坦克兵和炮兵。这只是北约盟国对乌克兰军队训练计划的一部分,据称约有6万名乌克兰士兵接受培训。由于受援的先进武器来自不同的国家,乌克兰军人需要掌握更加复杂的军事技能。

无疑,乌克兰危机早已不是俄乌两国之间的较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已经步入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边缘,这也导致出现核冲突的风险有所上升。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近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西方正把乌克兰当作打击俄罗斯的破城锤和试验场。普京还指责美国等北约国家试图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加速部署一系列军事基地和秘密生化实验室,在演习中开辟未来军事行动的战场”。显然,这场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不顺利,俄罗斯方面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高估了北约国家的内部分化。虽然普京声称西方掀起的“经济战”并未击垮俄罗斯,但俄罗斯想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也非常困难。

俄罗斯或许希望通过“春季攻势”,为最终仍会到来的政治谈判赢得更多筹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称,俄罗斯为发起大规模进攻,已集结1800辆坦克和3950辆装甲车、2700套火炮系统、810套多管火箭炮系统、400架战机和300架直升机。俄罗斯还大幅增加了投入的兵力,扩充国内军工企业的产能,并调整了军事指挥架构。如果俄罗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未能实现军事上的突破,它的处境将会变得更为艰难。俄罗斯还不得不为其本土受到更大烈度的攻击而做准备。

不难看出,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拐点还远没有到来,各方都摆出了奋力一搏甚至孤注一掷的架势,都试图在战场上获得更多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中国让各方偃旗息鼓,是不切实际的。不幸的是,美国以及北约试图将国际舆论的注意力引向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暗示中国有意为俄罗斯提供军事物资,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拜登政府将要公布的新的涉俄制裁名单中包括中国实体。美国指责称,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零部件、芯片和相关设备具有军事用途。

总之,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外交带来的负面影响趋于上升,中美俄、中美欧三边博弈的复杂程度日益增强,我们需要做好这场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向中国延烧的准备。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美国和北约不应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不应仅仅从乌克兰危机的角度审视中俄关系。无论如何,避免乌克兰危机沦为全球性对抗,防止人类社会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与核冲突,才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7

旧文章ID:29429

小多边安全与美国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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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William T. Tow,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拉尔·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联盟政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亚太地区的安全政治和澳大利亚安全政策等。

来源: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2, No.2, 2019, pp.232-244.

导读

本文介绍了小多边主义的概念、特点及其与其他多边主义形式的异同,并分析了美国如何将小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多边主义变体以参与印太地区的安全管理。作者认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且已有的多边主义机制效力不佳,因而小多边主义可以作为该地区双多边主义的替代方案。本文有助于剖析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小多边主义手段及相关学者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应对美国印太战略及其联盟政治等提供启示。但作者实际上关注的是小多边安全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意义,其提出的小多边主义建设方案及相关的前提条件和可行性都是从美国视角出发的,意在讨论小多边主义如何补充美国现有的联盟体系,却忽视了印太地区不同国家的利益及其对小多边主义的多元立场。作者举出的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行的小多边主义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实际上并不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未必适于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需要辩证分析和谨慎对待。

引言

有效管理印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已成为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当务之急。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依然十分明显,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影响着各国政策议程。冷战后整个亚洲地区的联盟关系和不结盟行为体的变化使这一局面更加复杂。美国的“轴辐”联盟网络让位于针对特定威胁和议题的更广泛的安全联盟。同时,朝鲜在积极主动地构建自己的战略影响力;印度和东盟各成员国等不结盟行为体正在日益多变的印太地缘政治环境中探索与其他大国和小国推进经济与安全合作;俄罗斯则渴望在亚洲不断演变的战略格局中发挥更大影响。

秩序构建与联盟过渡

在区域安全合作与竞争的背景下,出现了两个相互重叠且日益关键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在未来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扮演着更为核心的角色。中国在各种议题和危机方面与该地区海洋强国的合作或竞争程度将决定该地区在何种程度上陷入多极无政府状态,或最终发展出具体的地区安全秩序。中美在朝核危机等方面的合作水平是对印太地区避免战争的关键考验。另一方面,自1951年签署《对日和平条约》以来,一直被称作“旧金山体系”的美国战后双边安全联盟网络现已演变成一个等级化程度更低、更为灵活的安全合作基点。至少有两个因素解释了这种转变,一是朝鲜对战后美国威慑战略的可信度的挑战日益加剧,该战略建立在对手为“理性人”的传统假设之上,以确保地区危机发生期间合理控制事态升级。二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条约盟友的国家安全议程变得更为多样化,且往往容易相互矛盾。作者认为,各种形式的多边主义尤其是小多边主义正在与当代形式的旧金山体系竞争,成为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工具。

多边主义的定义

多边主义和多边安全政治可以视为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通过彼此认同、制度化、遵守规则和规范来建立信任和避免冲突的正式努力,以实现对于地区或国际秩序的共同愿景。多边安全政治的有效性需要满足三个先决条件,即不可分割性、一般组织原则和扩散性互惠。小多边主义是一种更为狭窄、通常是非正式的倡议,由更少的利益共享的国家(一般是三到四个)在有限时间内解决特定威胁、意外事件或安全问题。小多边安全有三个主要特征,即参与者数量较少、通常在没有机制遗产的情况下组建和解散、主要关注传统安全问题。

双边主义、三边主义和四边主义由国家参与者的数量定义,可能成为多边或小多边安全政治的组成部分。双边主义指两个国家在特惠基础上开展合作,根据共同利益实现排他性收益。三边主义位于“双边关系和更广泛的伙伴安排之间,是多边主义的最基本形式。”四边主义涉及四个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周期性物质合作。

印太地区的多边主义环境

批评人士,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认为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东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多边机构未达成其目标。随着1990年代初东盟区域论坛和2005年东亚峰会的成立,该地区的多边安全对话更加全面,但二者都未满足上述建立一个可行的集体安全机构所要求的三个先决条件。与战后欧洲不同,印太地区缺乏建构多边主义的历史经验。许多亚洲主权国家是战后加速去殖民化的产物,其在领土、民族统一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引发了深刻的安全困境,使得印太多边安全政治的前景黯淡。在此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将小多边主义视为实现其安全目标的有效变体(variant),但其可行性取决于美国最终能否成功地将旧金山体系转变为一个更灵活、更复杂的区域安全网络。

作为多边安全变体的小多边安全

小多边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内在的灵活性、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大国附属机构(major power affiliates)规定的自愿而非强制的承诺。小多边主义是自愿而非契约性的,是分类而非全面的,通常是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且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作者认为,在美国霸权衰落且没有亚洲安全秩序进行取代的背景下,小多边主义可以被视为印太地区一种可行的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替代方案。小多边安全的支持者还认为,小多边主义通过加强现有双边安全联盟的弹性产生了“传统安全二阶效应”(second order traditional security effects)。

对小多边主义的批评包含这样一种担忧,即相对于多边组织而言,规模更小或更精简的组织并不能自动保证在管理任何特定安全问题方面取得成功。正确的参与者对小多边主义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另一个担忧则在于外部国家对小多边主义集团实际目的的看法。迄今为止,在解决具体问题方面,三边主义似乎比亚洲其他小多边主义更具适应性。作者认为,为验证这一点,美国领导的小多边主义集团将需要超越目前相对温和的职能,成功地在大国竞争和竞争性多边主义的霸权倾向之间维持平衡,并建立可信的声誉。

小多边主义在美国印太安全政治中的作用

早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及其盟友就认识到印太战略环境中快速的结构性变化将促使他们寻求调整“轴辐”体系的方法。多边主义2.0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并在奥马巴政府时期作为一种“默认战略”(default strategy)再次出现。从逻辑上看,小多边主义和非正式双边安全伙伴关系都是这一进程的衍生物,也是企图恢复旧金山体系重要性的手段。美国正在推动与印太地区某些国家在利基领域(niche area)的双边“伙伴关系”,试图使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吻合。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对如何利用小多边主义的方法解决地区安全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美国非约束性的小多边主义倡议比双边集体防御安排更为有利,因为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仍然容易受到美国全球战略从亚太地区转向中东、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优先事项的影响。这种小多边主义合作具有灵活性,且只针对特定地区的威胁和挑战,而不面临联盟诱捕或抛弃等传统的集体防御问题。因此,美国领导的小多边主义联盟最近在印太地区发展起来,以作为旧金山体系双边联盟政治的补充。

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美国在小多边安全方面的几次试验为判断其有效性提供了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于2005年构建的部长级“三边安全对话”。这一倡议是为回应美日和美澳双边防务联盟从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协议演变为通过采取秩序构建的姿态应对日益广泛的国际安全威胁的安排。另一场三边安全对话由美国的两个条约盟友澳大利亚、日本和一个新兴的美国安全伙伴印度发起,旨在协调这些国家在海上安全、反恐战略、区域互联互通和其他要求集体安全合作的挑战方面的利益。三国都将法治作为区域秩序构建的约束性规范。

交叉对比低调的多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

作者认为,尽管印太地区存在主要由东盟培育的各种多边安全框架,但缺乏任何类似于北约框架的历史权威、共同价值观和联合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实现“综合安全”方案的议程尚未达成,东亚峰会作为构建共同体的机构的实际作用仍模糊不清,并被东盟部长级会议所局限。坚持成员国平等的“东盟方式”的亚太多边主义集团无力解决该地区核心的“硬安全”问题。作者提出,小多边主义代表了一种潜在可行的政策选择,可以解决在不对称的“轴辐”联盟政治中,大小盟友间或经历的依赖关系和资源差距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也可以使机构成员国之间就安全问题进行谈判。这些国家试图通过小多边主义行动,在美国的高级盟友/伙伴与其他盟友/伙伴的收益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小多边主义有利于实现双方商定的目标。作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小多边主义可以充当冷战驱动的“轴辐”体系和尚未定义、不完善但有效的多边主义秩序构建框架之间的桥梁。

结论

作者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确认五个前提条件,作为在印太地区加强和采用小多边安全的基础。第一,不应将小多边主义视为对现有联盟和机制的完全替代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补充。第二,它应允许政策规划者聚焦于可以确定和追求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利基领域。第三,小多边主义应强调美国盟友之间扩展的和更为有效的“对话”关系。第四,小多边主义应该足够持久以应对美国及其盟友政治领导层的变化。第五,小多边安全合作应该被视为不仅仅具有“以威胁为中心”的性质,而是“桥梁建设”工具。

印太地区小多边安全的成熟仍面临至少两个主要障碍。一方面,朝鲜半岛或其他地方的安全危机将以某种方式爆发,导致政策制定者失去对结果的控制,从而影响地区秩序构建。另一方面,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临时的小多边主义倡议,都将不堪重负并被默认为传统的权力平衡。小多边主义是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的一种相对短暂的手段。它通常是一个本质上脆弱的安全合作过程,受制于参与国国内政治或地区整体环境变化的影响,其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无关紧要。

美国作为印太地区安全行为体的未来角色直接影响到该地区地缘政治中任何“小多边主义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仍愿意或有能力在印太地区维持可行的地缘政治方案而非单边主义的基础,将影响该地区小多边安全的前景。在印太地区危机管理这一问题上,进行日益直接的大国(中美)谈判和协调也愈发必要。

译者:陈思涵,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3/2/27   发布时间:20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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