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为期7天的访美日程返回北京。在南海和网络攻击等未决问题上坚持了强硬的外交姿态，中美的紧张关系并未得到扭转。但同时探索了避免陷入严重对立的道路，中国媒体则着重强调了访美成果。

　　日本经济新闻9月30日报道，习近平在28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向各国首脑呼吁，“我们需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指的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但其中似乎也包括改变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这一含义。这是中国国家主席自2009年胡锦涛以来第2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此前中国领导人一直避免发表演说，这是因为担心如果对国际社会的课题明确提出主张，中国面临的人权问题等可能受到关注。可以说登上主席台的习近平比前任更有自信。

　　
      习近平性格在习奥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习近平在9月25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时，强调了悬而未决的南海岩礁填海造地的正当性，同时否认参与网络攻击。相比通过让步缓和紧张局面，更需要显示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领导人形象，以巩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同时希望避免与美国陷入严重对立。虽然中国在推进军队现代化，但与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差距。在最重视的国内社会稳定方面，不允许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双方就防止空中军事冲突和建立应对网络攻击的部长级磋商等达成协议，正是在不作出让步的情况下避免冲突这一姿态的产物。此外，在经济和应对地球气候变暖等易于合作的领域，也突出了一定的合作关系。

　　“中国并非敌人”，中国领导层内的对美政策相关人士表示此次访美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因面临2016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对华舆论日趋强硬，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认为需要改善形象。习近平在西雅图发表演说时提到了美国的热门电视剧和电影，突出了亲近感。而在欢迎仪式上，提到了与30年前访美之际与房东家的回忆，强调访美的目的是促进和平与合作。当然，中国的苦心在美国媒体上因罗马教皇访美的新闻而遭到部分抹杀。因此，两位首脑几乎没有目光对视的联合记者发布会受到关注，结果习近平的强硬姿态得到凸显。这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连日来报道了习近平的动向，与强调力争与美国实现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取得进展形成对照。

　　今后的中美关系因面临2016年的总统选举和2017年秋季的中国共产党大会，预计将更加严峻。在分歧没有消除的情况下，紧张状态的管理将取决于首脑间的信任关系。9月28日下午，在联合国有关促进和平的会议上结束访美期间最后演说的习近平走下主席台，奥巴马离开自己的座位，到通道处迎候。奥巴马不顾挡住接着登台的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的道路，像探头一样盯着看习近平的脸，多次摇晃握在一起的手，带着认真的表情不断交谈。犹如是在向即将回国的习近平进行最后的确认。

来源时间：2015/9/30   发布时间：2015/9/30

旧文章ID：6227

作者：禔靖  来源：多维新闻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末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达成网络安全谅解协议、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协议、气候变化更新协议以及两国在亚投行等问题上的新共识。这些协议或共识对于指导未来1年中美关系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对于有些学者最为期待的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两国并为此进行认真讨论。对于奥巴马来说，他的任内对华政绩就是保持双边合作主调，避免中美关系在他离任前偏离正常轨道，使得习奥会成果毁于一旦。

　　自毛泽东时期至今，中美共有三个联合公报，即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三个公报的核心是“台湾问题”。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复杂演变，三个联合公报已经难以满足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要求。苏联解体和中国入世后，中美的合作与配合也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上海公报》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同中国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于1978年12月16日。在1979年1月1日，即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月访美前正式生效。《上海公报》是在中国重返联合国4个月后签署的，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建交公报》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强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中美关系掀开新的一页。但是，两国建交后，中方认为美国并没有履行公报中有关台湾的承诺。尤其是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国会便迅速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TRA）提案，并在1979年4月由时任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签署成为法律。

　　为了解决对台售武等问题，中美开启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的讨论。1981年10月，中国总理赵紫阳与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就此进行了会晤。同年12月，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访华同中方进行了具体谈判。当时，美国拒绝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对台军售。1982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访华，同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总理）举行了会谈。老布什当时表示，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停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并不意味着今后会无限期对台军售。当时，邓小平则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词可以商量。最终，中美于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在公报中，除了美方首次强调将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之外，中国则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美国也对此表示理解和赞赏（understands and appreciates）。

　　早在15年前，中美就出现过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的声音。克林顿政府末期和小布什政府伊始，华府内部有过此类讨论，其中最为知名的声音来自卡特时期参与过中美建交谈判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他曾在《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之际、小布什上任后首次访华前呼吁发表第四个中美联合公报。但受美国国内外因素及执政者性格、执政风格的影响，以及当时北京对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反对台湾独立”的要求，美方拒绝答应和妥协而最终作罢。

　　
      奥巴马离任前高规格接待了习近平

　　2002年2月小布什访问日韩及中国前，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同中国的决定性时刻》（A defining moment with China）的文章，呼吁中美借9•11后反恐合作，讨论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霍尔布鲁克曾在卡特政府以东亚事务助力国务卿身份参加过中美建交谈判。他当时提出这一建议正值《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

　　霍尔布鲁克认为，冷战的结束、台湾民主经济体崛起、香港回归、中国入WTO、西藏紧张局势等都没有包含于前三个联合公报。第四个联合公报应该解决新问题，以新的现实主义更新两国关系，建立新的互信。他当时认为，八一七公报已经20年之久，有些承诺不再执行。美国必须尝试，尽可能达成新的公报。即便采取前三个联合公报达成方式，双方可以各自表述看法（agree to disagree）。霍尔布鲁克提出这一建议的第二天，小布什政府便做出回应，认为没有这一必要。

　　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对美国事访问前夕，缔造中美前两个联合公报的功臣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再次呼吁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但由于当时中美高层正处于权力更迭时期，双方缺乏对此开展谈判的动力、外交资源和意愿。习近平执政和奥巴马连任以来，中美关系发展进入快轨道。两位领导人互动方式内容和形式超前，且在内政外交领域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有为”的精气神。这是中美开启第四个联合公报谈判的首要条件。

　　从天时、地利、人和角度来看，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都不存在同中方讨论第四个联合公报的条件。相比小布什和克林顿，奥巴马则幸运多了。而中国则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动，积累了足够的“势”。

　　首先，奥巴马则全面掌控外交大权，主导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其次，美国国力或全球领导力日渐下滑。中国全面崛起和国际格局重构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再次，9•11后，在美国的反恐合作对象中，北京的地位甚至不及和塔利班、阿富汗及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巴基斯坦。但是，现如今，面对ISIS的威胁，奥巴马政府甚至要求北京“入盟”打击ISIS，并在中东重建和其他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角色。最重要的是，和小布什时期不同，现如今，中国国内反恐形势愈发严峻，在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方面，中美存在合作潜力。

　　从上半年接受的采访可以看出，奥巴马称赞习近平权威、反对中国分裂、希望中国遵守规则或秩序以及“请求”中国入盟打击ISIL，都反映出他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认识相比第一任期更加成熟。而且，奥巴马虽没有习近平“强势”，但在任期最后两年，奥巴马也学着强势了起来。除了承诺两党合作、摒弃党争外，奥巴马丝毫不忌惮动用行政权力推进移民和网络等改革，力保医改政绩；在外交上，奥巴马顶住共和党压力，推进伊朗核协议谈判、结束对古巴禁令，并开始同塔利班谈判和释放关塔那摩囚犯。

　　克林顿离任时避开了第四个联合公报的讨论，毕竟他在中美关系和发展美国经济方面并不缺“建树”。奥巴马同样作为一名民主党总统，在中美关系领域却没有令彼此称赞任何历史功绩。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全面掌控外交，年他访华已经历史性地同中方达成了“气候协议”，为习奥私谊、中美合作增加了互信和合作典范。如果奥巴马能够从民主党持续执政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角度考虑，同中方达成第四个联合公报，指导未来10年、20年、30年中美关系发展，他将像尼克松那样载入中美关系史册，迎来属于自己的“奥巴马时刻”。

　　但是，从华府当前的舆情和中美关系发展水平来看，奥巴马即便有这个意愿，他也在克服国内阻力方面面临一定的压力。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国会。

　　前三个联合公报，中美都是幕后协调谈判，巧妙地避开了国会和公众的注意。中美商讨《上海公报》时，美国国会和公众忙于辩论越战利弊；《中美建交公报》时，美国国会忙于审议和通过《巴拿马运河条约》；中美谈判《八一七公报》时，欧洲“铁幕”显现裂纹让国会议员异常兴奋。所以，公报的讨论复杂、漫长，除了需要领导人掌控外交大权外，还要避开国会的施压，即便国会对中美关系影响是慢性的。国会也正是中美关系未来亟需取得突破的领域。

来源时间：2015/9/30   发布时间：2015/9/30

旧文章ID：6225

作者：檀有志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2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随后又于26日至28日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这是习近平自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美国做国事访问，同时也是其首次到访联合国总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交首秀”引起了国际国内的高度关注，而习近平此番访美之旅全程也充满了诸多夺人眼球的外交看点。

　　亮点一：网络外交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蹁跹而至，最近几年里中美之间围绕网络安全问题一直龃龉不断，不时还呈现出剑拔弩张的大热态势频上头条。无论是临行前夕《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抑或是访美首站西雅图的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还是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会，网络安全始终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热门话题。

　　习近平主席几次发声阐释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并强调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应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打造合作的新亮点。而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的中国互联网“大总管”、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也在业界巨头云集的中美互联网论坛上做了题为《互利共赢，领航未来》的主旨演讲，指出中美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深度融合，互利共赢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些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重量级的外交表态，藉由网络路径传递出去，有利于廓清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甚至妖魔化，极大地消弭“中国网络威胁论”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亮点二：经济外交

　　中美是当前国际舞台上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两个“大块头”，经贸交流素来密切，相互依赖日趋加深。紧密的经济关系一向被视为中美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和“助推器”，深化中美经贸合作不仅对两国发展而且对世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访美之旅的第一站即选在有“云谷”美誉的西雅图决非“有钱就是任性”，而是因为西雅图正是微软、波音、亚马逊等诸多美国大型高新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习近平参观了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厂，中方还向波音公司订购了300架波音飞机。由于各自发展阶段的差异，中美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有待加快推进，未来双方经贸合作的空间会不断扩大。伴随着经济外交的纵深拓展，中美经贸关系必将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中发挥出更为强劲的联系纽带与沟通桥梁之用。

　　亮点三：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讲求的是一种“心灵政治”，主张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形式与对象国广大公众之间进行双向的沟通交流，展现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进而对增进国家利益收到一种事半功倍、曲径通幽的效用。不难看出，习近平整个访美行程中，公共外交都被摆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抵美第二天，习近平即携夫人彭丽媛展开了一段富有人情味的怀旧之旅——参观塔科马市林肯中学。

　　习近平与林肯中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2年之前，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于1993年访问塔科马市，并在其直接推动之下塔科马市与福州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从那时起两个城市在教育、文化和运动领域交流日益频繁。故地重游，看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习近平向林肯中学的同学们赠送了一批包括《红楼梦》、《唐诗》、《宋词》在内的中国古典书籍以及乒乓球和乒乓球桌作为礼物，同时也收到该校足球队的同学们所赠送的一件“1号”球衣。类似这般直击人心的场景还有很多，其所迸发的强大公共外交效用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亮点四：首脑外交

　　顾名思义，首脑外交本来指的是由一国实际掌握最高决策权的首脑人物，一般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出面以多种方式参与和处理对外事务。首脑外交在世界外交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是当今中国外交中最为活跃的外交形式之一。此番习近平对美国所做的第一次国事访问是两位国家元首继“安纳伯格庄园漫步”与“瀛台夜话”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会晤，而不出意外的话这或许也是奥巴马总统所剩一年多任期内最后一次接待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国事访问。

　　身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位当家人，无论是南海问题、汇率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双边投资协定问题等双边争议问题，抑或是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还是气候变化、能源资源、恐怖主义、国际难民等全球公共问题，都有待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广泛的合作。首脑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外事礼仪上的繁文缛节以及技术谈判上的细枝末节，透过习奥之间建立起来的情谊，既有利于化解当前两国之间的矛盾焦点，也有助于奠定未来两国之间的合作基调。

　　亮点五：多边外交

　　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一行乘专机离开华盛顿，转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并首次在联合国总部全面阐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系统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如果说激情四射的首脑外交是此次出访的一部“重头戏”，那么匠心独具的多边外交则是访问中的一道“风景线”。在联合国这一举世瞩目的多边外交舞台上，习近平既把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说透，打开了有关国家担心与中国在对待当今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等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心结”;也把中国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的理念讲清，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以及受益者，中国意在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并不意味着另起炉灶。

　　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早前在外交部“蓝厅论坛”发表演讲时所言，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一次增信释疑之旅、是聚焦合作之旅、是面向人民之旅、是开创未来之旅。身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藉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的多边外交，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距离正不断拉近，中国梦与各国梦、各地区梦正日益交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正能量正加速传递。

　　除了以上五大外交看点之外，还有诸如“第一夫人外交”、“熊猫外交”、“文化外交”等其他亮点，就留给看官诸君自己去用心发掘吧。

　　(檀有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5/9/30   发布时间：2015/9/29

旧文章ID：6224

作者：黄靖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2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前领导人访美相比，习近平此行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首先，目前美国朝野充满了对中国的沮丧、焦虑甚至敌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政治中的主流派鼓励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期待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这一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却未能如愿。近年来，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东海、南中国海、中俄关系、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一系列事务中不屈从美国压力的种种政策举措，使美国朝野日益疑虑中国意图改变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并且，随着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而是以同中国的利益关联为筹码，与美国讨价还价甚至唱反调。

　　最近美国盟友纷纷弃美不顾、加入亚投行，便是显例。如此环境之下，美国主张同中国交往的“融入”派日益沮丧，而以“零和游戏”看待中美关系的强硬保守派则不断得势，形成了对习近平访美极为不利的政治气候。

　　其次，美国总统奥巴马进入执政“跛脚期”。尽管竭力有所作为，但在中国问题上，各利益集团涉及范围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出了奥巴马的掌控能力。因此，对习近平的来访，美国各利益团体、甚至奥巴马团队内部并没有形成共识。美国舆论及奥巴马政府近来在网络安全、汇率、经济、对外政策、南中国海、甚至中国的反腐内政方面频频发难，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一定要为难习近平，而是反映了奥巴马难以掌控局面，因而“以进为退”的自保态势;同时也凸显了奥巴马在习近平访美一事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实。

　　再次，目前中美双方都遭遇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困难。尽管中国的反腐斗争揪出了众多大老虎，但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经济下行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疲软对中国形成的双重压力也有增无减。美国经济看似恢复势头强劲，但制造业、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债务组成，对外贸易、就业市场等都还不尽人意;美国民众对经济的信心不足，美国各经济利益集团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剧，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各执一端、难以形成共识，这不仅加剧了美国管控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弊端，更进一步暴露了“华盛顿共识”的体制缺陷。

　　最后，即将全面开展的美国总统大选必定是历届大选中最为混乱的一场。曾经似乎胜券在握的希拉莉由于电邮门、筹款以及同奥巴马“面和心不和”的内斗，气势大衰，而副总统拜登则趁虚而入，使得民主党的提名前景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共和党阵营中被视为“政治丑角”的特朗普居然遥遥领先于包括杰布·布什在内的所有候选人，可见共和党内四分五裂、一团乱麻的困境。

　　如此乱局，使得中国成了可以任意击打的稻草人，攻击中国成为竞选者们获取政治资本的廉价手段。正因如此，习近平访美已经成了各种势力的攻击对象。迄今为止，美国朝野取消或者抵制习近平访美的主张此起彼伏，造成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

　　严峻局势下蕴藏着重大机遇

　　尽管形势如此严峻，但只要客观面对、争取主动、提出问题、寻求合作，习近平访美必能获得成功。毕竟严峻局势下也蕴藏着重大机遇。

　　第一，由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奥巴马和习近平都需要一场成功的峰会。如上所述，习奥两位领袖都在自己的国家遭遇到一定的困难。目前，奥巴马在国内政治中已经开始边缘化。习近平的来访将有助于拉升奥巴马的政治地位。美国朝野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固然对习近平访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使习奥峰会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从而将奥巴马拉回政治舞台中心。对习近平而言，对美国成功的国事访问将进一步强化其领袖地位，进而为习近平接下来应对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事件创造有利态势，包括反腐决战、第13个五年计划、五中全会以至19大的准备工作等。

　　第二，由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使得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稳定再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外开放，但人民币的汇率则必须随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波动，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因如此，中国经济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另一方面也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心脏病”。最近人民币的理性贬值引发了世界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动荡，就是显例。

　　同时，美国经济也蕴含严重隐患。长期以来，由于能源价格高居不下，加之奥巴马上任后把能源工业作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支点，大量资本投入能源产业。仅2013年，对能源产业的投资就高达1.63万亿美元，其中半数投入页岩油气领域。2014年以来，随着美元的坚挺，财富储备转向流动性更强的美元，导致大宗货物价格、尤其是能源价格暴跌。同时，视页岩油气为其致命威胁的海湾产油国抓住这一战略机遇，逆流而上，石油产出不减反增，目的就是要用低油价击垮成本仍高于75美元/桶的页岩油气产业。

　　油价的长期低迷，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伊朗问题曙光显现，油价将进一步下跌。因此，除非美元在今后几年内大幅贬值，否则油价将长期保持40美元/桶(甚至更低)的价位。如此一来，美国经济面临超级两难：一方面，由于美国经济进入关键恢复期，美元大幅贬值将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而另一方面，由于油价持续低迷，投资于页岩油气和能源领域的债务将引发巨大的债务危机，这些债务大部分将于2018年后到期，其规模和程度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风暴。

　　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尤其是金融秩序的稳定事关美中共同的根本利益，也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必须认真磋商的重要议题。毕竟，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秩序的稳定，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最根本保障，也是对中国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世界经济的支柱。

　　第三，大规模的现代化给全人类带来的环境压力。世界上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发生于300年前的西欧，仅覆盖4000万人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发生了第二次现代化浪潮，覆盖近4亿人口;目前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开始席卷亚太地区，涉及几乎40亿人口。问题在于，前两次现代化浪潮都是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地消耗自然资源和普遍的城镇化来完成。而今天，很难想象再通过传统工业化来完成40亿人口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这必然导致不可逆转、万劫不复的环境灾难。

　　美中两国应对这一挑战责无旁贷。奥巴马在上次访华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与中国达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环境合作协议，这表明了两个大国为管控并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即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愿与决心。习近平访美必将进一步推动双方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在环保、生态、能源利用效率、可持续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推出具体政策和措施，拓展中美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空间和内容。

　　第四，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中国军队与雄踞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不期而遇”也日渐频繁。由于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价值理念与利益诉求，这样的“不期而遇”往往引发对峙甚至是潜在的对抗。显然，美中双方都认识到了两军交流的必要性与紧迫感。上次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双方签订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军事知会机制，规定各自在采取重大军事活动前必须预先知会对方，以避免军事误判和不必要的碰撞。

　　鉴于今天的局势，中美之间应该更上层楼，脚踏实地的从最棘手、也是最紧迫的两军在国际海域和空域，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地区“相遇”的规则入手，将难题变为共同努力解决的课题，认真细致地规划和制定两军交流的计划和规则，将两军交流制度化，以此化解冲突隐患，同时也为中美关系在最敏感军事安全领域开创出新的局面。

　　中美两军实质性交流的形式与规则还可以扩展到太空和网络领域。毋须违言，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迅猛发展，使美国曾经大幅领先的优势明显减弱，从而引发不断增长的焦虑以至敌意。显然，中美在太空领域制定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避免在太空领域进入无序的军事化竞争，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中国应该实事求是、透明公正地向美国阐述自己在太空领域的设想及蓝图，坚持“合则双赢、斗则两输”的立场。充分向美国表明中国在太空领域寻求合作的意愿与各种举措。

　　在网络空间，中国也应积极地寻求与美国合作，共建游戏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将合作制度化、规范化。毕竟美国是网络空间不可撼动的霸主，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促进网络空间的合作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而中国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发展网络科技的捷径是合作，绝非对抗。

　　习近平访美将是美国下一任总统就职以及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中美之间最重大的交流。随着美国新总统的产生，中共的集体领导也将在十九大上作出重大改变。因此，习近平访美不仅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和稳定，也关系到两国在新的领导下相互的政策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除了良好的期许和愿望外，习近平更要面对现实，带着具体的问题去美国，以主动出击的姿态寻求解决方案，谋取合作，这才是访美的成功之道。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最近美国盟友纷纷弃美不顾、加入亚投行，便是显例。如此环境之下，美国主张同中国交往的“融入”派日益沮丧，而以“零和游戏”看待中美关系的强硬保守派则不断得势，形成了对习近平访美极为不利的政治气候。

来源时间：2015/9/30   发布时间：2015/9/29

旧文章ID：6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