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凤凰评论部  来源：凤凰评论

　　作为习近平访美的重头戏，中美互联网论坛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与会中美互联网人士超过250名，包括有BAT之称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及联想、苹果、IBM、脸书、亚马逊、微软等中美互联网企业的创办人或执行官，阵容豪华、盛况空前，这也让这次论坛被称为顶级峰会。

　　在论坛上，中国网信办主任鲁炜发表了《互利共赢，领航未来》的主题演讲，以“二人共舟”来隐喻中美面临的互联网秩序重构的问题。这一巅峰论坛，开启了中美携手构建互联网秩序的大幕。

　　中国有6亿网民，美国的Facebook有9亿用户，中美两国在互联网空间中拥有旗鼓相当的影响力。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共识，互联网空间难免会遭遇“公地悲剧”。习近平主席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时，也阐述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坚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

　　互联网技术并不是新近产生的，但是互联网时代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新生的空间，而且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与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开辟了地缘政治的新时代，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内涵。其革命意义不亚于马镫之于草原民族，帆船之于沿海国家，铁路之于内陆国家，互联网是一片新的海洋，未知远远大于已知。中美共处这艘互联网之舟的驾驶舱，如何领航未来，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挖掘网络红利，需要彼此的信任与默契。

　　互联网虽然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却没有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的格局与逻辑。传统地缘格局面临的挑战，在互联网版图上依然存在：互联网空间是走向领土化，还是成为一个国际公共领域?互联网自由的限度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引起了中美之间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分歧和磋商。

　　美国坚持的是绝对的互联网自由，也就是美国的行动自由。斯诺登揭示了美国在全球互联网空间的霸权地位，连德国、日本这样的铁杆盟友都要被监听。美国抨击中国黑客攻击美国商业机构和政府的网站，尤其关注美国商业机密，但事实上，中美都是互联网攻击的受害者，因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秩序。

　　互联网秩序本身包括领土化与国际公域两种逻辑。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财富最重要的载体，比特币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形，如果不对互联网经济领土化，国家就无法真正去征税，税基的流失会带来国际治理的危机，如何维持既有的国家机构，如何维持既有的福利制度?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线上与线下两个世界。

　　在安全层面也是如此。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新边疆，传统的边界延伸到了虚拟空间，所以有人说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新中世纪时代”。在网络空间中，各种人群聚集，表达诉求，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也利用互联网进行招募和宣传，伊斯兰国就是个例证，非常娴熟地运用社交媒体招募成员，甚至将杀害人质的视频传到社交媒体。国家依然是进行治理的主要单位，国界和领土就不可避免地要虚拟化，而那些不能有效治理互联网空间的国家，就被互联网浪潮冲垮，中东北非的失序可以说是互联网压碎国家的例证。

　　同时互联网也具有国际公域的特性。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连通，需要规模效应，网络外部性效应非常明显，跨国的通讯成本可以几乎实现免费，这在十几年前很难想象。无论苹果还是腾讯都是“粉丝经济学”的典范，阿里巴巴更是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贸易平台。如果只是将互联网置于国家的管控之下，互联网就失去了活力和自由。

　　所以，中美需要在领土化与国际公域的关系上进行协商，达成共识，框定二者基本的边界，探索相互行为规范。

　　在互联网时代，中美两国不是共处于一艘木船或者帆船之上，而是高度复杂与精密的巨型轮船之上，船上的乘客也不仅仅是中国人或者美国人，而是几十亿互联网的“部落民”。引领这艘大船穿越各种风浪，是中美的共同责任。

来源时间：2015/9/25   发布时间：201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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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晓鹰  来源：大公网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外界有一种舆论认为，其意义堪与当年的邓小平访美相媲美。我们暂且不去评判这种比较是否合理，但把习邓二人访美的异同之处寻找出来，的确十分有趣也有益。这种异同既会让人们能看到历史发展中的“惊人相似”，又会让人们感慨于岁月变迁之巨大!

　　那么，习近平与邓小平二人这种相隔36年的访问美国究竟有什么异同，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两者之间有什么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呢?

　　习邓二人访美尽管相隔36年，但正如常识告诉人们的：外交，说到底是内政的延伸。而习之今日、邓之昔日在出访美国之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内政”难题就是他们所领导的中国都站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邓小平和习近平都面临一个需要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中国。笔者以为，这就是习邓访美之前最大的相近之处，或者说是最大的“同”。

　　1979年2月2日晚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两位女骑士策马来到邓小平面前，把两顶骑士帽献给了他。邓小平接受了这一礼物，立即戴在头上。

　　同样处在历史转折关口

　　邓小平访美时的1979年，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口，那就是必须彻底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腐理念，动员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把一个被“文革”十年动乱弄得百业凋零的中国，迅速转向为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为标志的经济建设上来。把一个公众生活十分拮据、国库储备十分有限的窘迫状况迅速扭转过来。当时邓公的心态十分急切。他用“有可能被开除球籍”这样的话警告和激励国人。他的访美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给中国加速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给中国争取一个得以喘息得以生息的没有战争威胁的“战略机遇期”。邓公用心之良苦，国人可曾体察?

　　习近平今天所领导的中国，虽然与36年前完全不同，但在历史转折关口这一点上，却又非常相似。的确，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公众生活水准早已今非昔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接近小康生活水准这样的现实，世人有目共睹。但是这个国家如今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出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都不可回避的危险，那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一种“繁荣的危险期”。如何尽快地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把一大批产能过剩的已经居于夕阳化的产业变为具有相当科学技术含量的朝阳产业，如何由外贸投资型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向由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已经是箭在弦上的当务之急。习近平主席此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首次到美国访问，毫无疑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全面合作，从而寻找新的资本输出与输入的通道，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经济转型。

　　除了都是站在中国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期这一点相似外，习近平与邓小平出访美国的第二大相似处，即“同”的方面，就是他们对世界尤其是对西方的认识非常接近，非常具有思想的延续性。笔者以为，从某个角度看，这种认识恐怕是他们访问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和基础性因素。1979年，当邓小平笑容满面不失风趣地戴上一顶牛仔帽时，在场的美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都是一片掌声和笑声。此时离中美正式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还不到一个月。邓在美的一系列讲话和行动都在反覆印证和阐明他的一个观点：中国的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这种开放当然主要指的是对西方的开放。

　　习近平在访美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和他主持的中国高层会议上都非常明确地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准，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他的这番话前半部与邓公很相近，后半部尤其是四个“坚定不移”恐怕比邓公更为铿锵有力。

　　中国是国际体系参与者贡献者

　　而在西方国家最为担心的中国的发展是不是会威胁世界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则分为三个层面告之于西方舆论：第一层面是中国永远不称霸。这话说得与36年前邓小平访美时的表态一样，仍属习与邓的“同”。从第二层面开始，习近平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外交在新的国际背景下的创新思维与独有风格。这是习与邓的“异”。习近平首先回答的是崛起的中国是否要“打破”现有的、主要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他明确表示，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原因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因此，即便是“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很显然，这是习近平在给美国和西方政界舆论界吃一颗“定心丸”。但也同样是在给中国国内某些不明事理妄加议论中美关系的少数民族民粹分子一个官方正式的说法。

　　习近平在阐述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时还专门谈到了另一个层面，即文明观和价值观问题。他说，中美关系可以跨越时空，而跨越时空的办法就是“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笔者认为习近平的这些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毫无疑问，只有真正承认并且悉心维护“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人类文明和共有的价值观，世界才会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中美两国才会出现习近平所宣导并一再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的上述言论告诉美国人，中美关系只是协调与协商的关系而非对抗，因为中国没有独步全球的野心。

来源时间：2015/9/25   发布时间：201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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