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央视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九三阅兵后，此次来华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美国飞虎队及援华美军老兵和家属，再次回到曾战斗过的云南，重游曾经的战场。今天上午，他们从昆明长水机场离开回国。向这些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英雄致敬！
来源时间：2015/9/11 发布时间：201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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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版望海楼：期待习主席访美带来“惊喜”
作者：阮宗泽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应奥巴马总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双方面向未来规划两国关系的一次关键访问，意义非凡，格外引人注目。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近日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访美行程将“一路亮点”，相信会有令人“惊喜”的成果。这不禁让世界对习主席访美之行有了多重期待。
期待之一，是否穿插延续加州“庄园会晤”及北京“瀛台夜话”的对话模式。这种独特的中美元首互动交流形式，已经成为共商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标识，对于加深相互理解与友谊至关重要。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对话，对两国拓展合作、增进信任和有效管控分歧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将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性的成果。
期待之二，是承前启后、开创未来。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已是责任共同体，肩负着多项重任。规划未来，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朝着正确的方向航行，到达成功的彼岸，攸关中美关系的未来和两国人民切身利益，也将对国际和地区形势产生广泛深远影响。
期待之三，是如何做好中美关系的加法和减法。加法就是要把两国合作的蛋糕做大，让中美合作的好处更多惠及两国和世界；减法就是要缩小并化解分歧，不能让其喧宾夺主。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这是两国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南海问题、网络安全、人权等热点、难点问题，不过是两国关系中的插曲，应有适当的管道、机制来应对；否则，这些问题会带来噪音，让外界产生错觉，进而干扰和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判断。
中美两国均高度重视习主席的访问。近日，美国接连派出高官到北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专程访华，与中方密集磋商。中方也将派出高官到华盛顿与美方对表。双方正精心准备，以确保习主席访美取得圆满成功，成为两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同时也要看到，习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大选季，美国舆论界又正在对中美关系进行大辩论，舆论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元。加之两国内政的外溢影响，这些因素叠加，意味着此次访问不会轻松。
从历史经验看，越是这种暗流涌动的关键时刻，越要坚定加强中美关系的信心、诚心和决心，克难前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邓小平访美，都是在关键的历史阶段排除干扰、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给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带来了重重“惊喜”。相信习主席即将开启的美国之行，同样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9/11 发布时间：201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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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阅兵擂响习访美战鼓 中国梦碰撞美国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网
民族主义可能正在成为经济困局中的北京寻找到的一个突破口，而中国民族主义热潮的涌起对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时代周刊》9月11日刊发长篇评论文章关注习近平访美和访问前的中国大阅兵。文章以“中国秀军力是为习近平访美擂响战鼓”（A Show of China’s Military Force Serves as Drumroll for U.S. Visit）为题提出，从中国近期的动向来看，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可能只是中美新一轮碰撞的一次高潮。
文章称，习近平试图通过大阅兵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清晰无误的：曾经经历过百余年外国侵略、一度哀鸿遍野的中国，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转变成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习近平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构想包括一家由中国主导的地区性银行、触角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国企，还有以中国为核心辐射出去的涵盖60余个国家的“丝绸之路”贸易网。
理所应当，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放弃灾难性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全中国范围内推行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养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更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耕地极为有限的国家。62岁的习近平本月底将进行他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毫无疑问，他是数十年来最为强势的中国领导人。他提出的政治口号是“中国梦”，承诺在个人繁荣的同时实现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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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阅兵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民族主义热潮的高峰
而尽管按照惯例，在中美首脑峰会前夕，两国通常会作出一系列示好举动，但是，直至目前，双方仍然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除了承诺共同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外，华盛顿和北京没能就任何问题达成共识，这从所谓的中国网络战的严重程度，到美国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究竟是为了遏制中国抑或维护地区和平。美国选战当中的消极情绪也在增加，美国总统候选人们正在争相试图显示他们的对华政策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加强硬。
这与近期中国炽热的民族主义直接相关。尽管民族主义绝非中国特有，但随着习近平发出对爱国主义的呼吁、中共寻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大阅兵的举行，民族主义成了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米特尔（Rana Mitter）提出，“这是第一次，中国在其强盛的年代将民族主义用于一种促进统一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中国民族主义只有在蒙受国耻的时期才会激烈爆发。”
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潮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势必与其他国家的愿望发生碰撞。这解释了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填海造陆的举动。美国历史学家德瑞（John Delury）表示：“振兴国家财富和权力自19世纪中叶起就是中国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一种驱动力，习近平只是这种宏大传统的一个继承人。或许当其他意识形态剥离以后，我们会更清楚地看见民族主义的内核，这一过程正在共产主义之上发生。”
德瑞认为，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曾被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遵守过的无言共识。“习近平似乎心怀一个宏伟计划，一种在他的领导任期内对中国国家的历史使命感，某种程度上，过去[他的前任]是没有的。”
作为中国无可争议的执政党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习近平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权力也有两面性，如果事情出了问题，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替代习近平承担这一责任。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为他赢得了国内支持，但今年同样传来了一系列令人不那么愉快的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股市的动荡甚至辐射到了亚洲和西方、天津的爆炸揭开了如此之多的与政府相关的违规操作。尽管北京在软实力上资金雄厚，但中国的文化辐射力与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辉煌过去并不匹配，6月发布的一份皮尤调查发现，参与调查的40个国家当中只有27%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
比起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所有权，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更为关键。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都在威胁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富人们已经开始将他们的家人送到国外。德瑞指出，“中国人的中国梦并不包括征服其他国家领土、推翻其他国家政权，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达到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他们希望恢复经济增长。”
在经济困境尚无出路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经与公民建立的社会契约正在发生动摇，而民族主义可能已经成为中共困境下的第一选择。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发起对西方价值观的激烈批判，同时还发动了多年来对中国自由思想的最全面的讨伐，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恐怕不应对习近平的访问抱有过高期望。
来源时间：2015/9/11 发布时间：201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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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蛟：当代美国保守主义
作者：焦蛟 来源：澎湃网
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近年来“茶党”的异军突起，让美国保守主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在同性婚姻、持枪权、反堕胎、美国海外战争等问题上，右翼政客不时抛出的极端言论更为美国政坛的驴象对决添上了一丝娱乐色彩。2016年总统大选将近，政治观察家们正津津乐道于预测两党初选方针。与此同时，从历史语境变动中，追溯当今美国政治中“红营”的构成和起源，则是历史学家的份内工作。
5月28日，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David Farber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及其政治文化》为题发表演讲。作为研究当代美国思想文化史的专家，Farber教授认为，罗斯福新政至今，美国保守主义话语经历了三次历史转型，经济、宗教和社会层面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塑造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信条，影响了保守派政党的行为方式。在Farber教授看来，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机制，而非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保守主义的外延随着一波波政治运动而不断生成、再造。
美国政治“分裂”了吗?
从2008年总统大选开始，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倾向格外令人瞩目。到2012年大选时，即使一个对美国政治无甚了解的外国人，也不难发现，美国的政治版图被红色的保守派-共和党阵营与蓝色的自由派-民主党阵营清晰地划分为二。在联邦层面，民主党掌握了总统和行政大权，国会则由共和党把持。Farber教授认为，目前既是美国政党政治两极化的时期，也是美国民众面临深刻政治分歧的时期。然而，这种分歧还没有威胁到美国人所共享的意识形态。从高居庙堂的政客到普通百姓，不论属于哪一政治阵营，对于“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仍然抱有共识：美国是，而且必须是以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民主国家。虽然民主与资本主义这两条“美国共识”之间时时存在着张力，但对于“美国体制”的共同信心仍然粘合着这一庞大国家。尽管近年来因为红营政客的种种“出格”表演而倍受关注和非难，美国保守主义仍然属于“美国共识”中的一翼。
“保守主义”本身并不等同于红营。不过，在近十年的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在构成上有着越来越大的重叠，从而也将共和党本身塑造成了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是作为“保守主义”代名词的政党。
然而，保守主义与共和党毕竟是两回事。Farber教授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视为一股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壮大的政治势力(political force)。那些今天被视作保守主义特征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也不是源于某种政治哲学的设计，而是在美国人的政治实践中多次缓慢生成的。民主政体扮演了政治运动的压力转换器，当代保守主义是历史上的压力集团通过多次运动累积成的混合体，这很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的不同主张之间相左的情况。而民主政治的实践艺术则在于，如何在这些各异的利益与主张之间达成有效的政治联盟(coalition)。在政客眼中，最有效的联盟莫过于选票的联盟。对今日的红营政客而言，保守主义像是一把雨伞，关键如何在伞下找对自己的那一方政治空间。铸造“致胜联盟”(winning collation)——这才是今日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的实质。
当代“保守主义”源于罗斯福新政
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相比，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联盟的兴起是相当晚近的历史现象，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对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反弹催生了保守主义阵营。
大萧条给美国社会政治带来了全面危机，并催生了一系列政治力量的重组，保守主义联盟也在这一时期获得其雏形。如前所述，“美国共识”的民主与资本主义两个侧面之间总是存在着微妙的紧张，30年代，美国国会内部爆发了关于国家-政府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激烈辩论：失业率攀升到25%，银行业几近崩溃，制造业的利润率直趋于0，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看上去对处理这些问题莫衷一是。美国怎么办?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开始有一批政客自称“自由派(liberals)”，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在规制资本主义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在一部分美国人眼中，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已经不再是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天然守护神了，国家必须担任更积极的角色。作为这一派观点最有力的代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对于美国人民而言，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失败了，国家和政府必须介入经济生活，来打破那些控制美国经济的财阀，管制它们，向它们征税，从而为那些普通的美国工人和消费者们重新带来安全感。”以罗斯福为首的新政派(New Dealers)是第一批自称为“自由派”的政客，他们重新界定了这一名词的内涵。政府为了维护普通人的经济安全，有权运用国家的强大权力与垄断财阀对抗，将大多数个体的自由从少数资本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引发了企业界的反弹，其政治代表之一即为罗伯特·塔夫脱(Rober A. Taft)，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之子。在塔夫脱看来，新政派所主张的政府规制逾越了国家的合法权责，如果美国人仍然想要保卫个人自由，就应该警惕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扩张。有趣的是，尽管塔夫脱的政治主张与罗斯福完全南辕北辙，塔夫脱也视自己为“自由派”，他的“自由派”观念源自于19世纪英国自由派的小政府信念。因此，为了与新政“自由派”将强大政府作为自由的守护者的观点区分开来，塔夫脱及其支持者不得不发明了一个新词来命名自身的政治立场――“保守派”(conservative)。在美国政治中，“保守派”这个名词第一次与具体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塔夫脱以“保守主义”作为政治派别聚集和竞选动员的纲领，先后三次参选总统，均告失败。也许对于身处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来说，这种将经济自由主义与个体经济自由和国家繁荣联系起来的观念，恰恰是太超前而非“太保守”了。它实在不足以唤起普通人对反新政政策的同情。
塔夫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34年，通用汽车、杜邦公司等商界大鳄为首建立了“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这一组织试图向美国人说明：如果给予政府过多的权力，强大的政府最终会剥夺每个美国人的经济自由，去达成官僚机构本身的经济目标。当政府声称自己只是在限制大企业时，它威胁的其实是每个个体的经济自由。“自由联盟”给“自由”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经济自由本身是不可分割的，任何政府或组织都不可能只剥夺共同体中一部分人的经济自由，而不伤及共同体本身的自由。不过，在1930-4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经济自由论调的支持者寥寥。这一时期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经济保守主义”(economic conservatism)，它是企业界对新政的反弹，要求把经济自由与民主的政治诉求联系起来。
二战后宗教保守主义的加入
保守主义运动的转折点出现在二战之后，经历战争摧折之后，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向往幸福生活。这也是罢工潮的时代，大量退伍军人涌回劳动市场，战争工厂恢复了民用生产，人们不再能忍受战争时期的廉价劳动和无私付出。作为时任俄亥俄州参议员的罗伯特·塔夫脱不失时机地抛出了新的理论，要求限制“已经过分膨胀”的劳工力量，维护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塔夫脱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成就是推动通过了1947年的《劳资关系法案》(塔夫脱-哈特利法)(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 or Taft-Hartley Labor Act)，限制新政时期《全国劳动关系法》(瓦格纳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or Wagner Act)给予劳工组织的权利，而允许各州自行规定本州工会活动的权限。塔夫脱-哈特利法所代表的经济保守主义的确对战后美国经济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工业相对贫弱的西南各州，就利用塔夫脱法所给予的权限，压低劳动力成本，并吸引了大量投资。经济保守主义造就了南加利福尼亚、亚里桑那、佛罗里达等一批阳光州(sunbelt states)，也在这些州培养了不少经济保守主义的拥趸，亚里桑那州的商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即为其中之一，此人后来成为参议院保守派的中坚力量。
冷战是这一时期美国面对的另一主要威胁，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将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1949年共产中国的诞生更加剧了美国人的恐慌。在经济层面上，美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基督徒，共产主义国家的无神论倾向令美国人恐惧，在一个七成人口每周去教堂的国家，苏联这样庞大、敌对的无神论国家，几乎是道德堕落和精神邪恶的一体化身。基督教反共十字军(The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CACC)、约翰·柏奇会(John Birch Society)等组织的兴起都是这一思潮的反映。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国家评论》创刊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首先提出，保守主义者应该把反共的宗教力量吸纳为自身影响力的一部分。在巴克利看来，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和大政府的恐惧源于内省的道德追问——“难道专家、官僚与政党领袖比《圣经》更知道应该如何统治么?”巴克利将经济保守主义中反对大政府的倾向，与新兴的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结合起来，赋予了“保守主义”新的文化隐喻——反对二战后美国政治中的世俗主义和专家治国倾向。
宗教保守主义的加入壮大了保守主义的力量，保守主义日渐成为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联盟，成为不同政治观念、社会派别可以围绕动员的中心。保守主义的力量还不足以赢得总统大选，也不能控制共和党的核心意识形态，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共和党主流仍然是新政的支持者。然而，这两位总统也认同保守主义的部分观念，例如有限的政府规制、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实际上，离美国出现一位真正的保守主义总统只有一步之遥了。
里根与保守主义政治
60年代是保守主义运动的第三波，当新政的大政府观念与种族平权运动联系起来时，执政的自由派逐渐被视为少数族裔和民权运动的保护者。那些部分认同新政理念的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在大政府与平权运动之间做出选择：“何为自由?谁来决定自由的实现方式?谁是自由的保护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引发了保守主义内部的一次大分裂。戈德华特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就同时提出了三条纲领：反共、经济保守主义和政府“不介入”平权行动，这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一些南方白人反对政府介入族裔问题的立场。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保守派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明智，但在60年代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氛围中，却促成了一部分白人选民倒向保守主义。继经济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之后，种族主义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从保守主义中分一杯羹。
经济管制上的小政府、宗教保守主义中维护基督教的倾向、种族主义与白人至上论，保守主义的三个分支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只有最精于政治算术的政客，才明白应该如何找到“恰好”足以获得最多选票的平衡点。Farber认为，政客们的参选纲领总是集中于如何以最实用的，而非最完美的方式，从这三类人群中吸引足够的选票，以营造“致胜联盟”。
在1970年代的女性平权问题中，政客们几乎完全重演了60年代种族平权的政治戏法。女性对于平权运动的态度更为复杂，许多女性怀疑甚至恐惧平权运动对女性的意义，菲莉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正是在这一时期迈入政坛。施拉夫利的“政治顾客”是那些对公共生活了无兴趣，对大政府心怀畏惧，更愿意生活在传统性别关系中的女性。施拉夫利把这批女性变成了保守主义联盟的新成员。这些曾经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的女性，如今却成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去按响邻家的门铃，发出自己的声音——目的却是为了说服他们为平权运动投一枚否决票。
这正是保守主义，也是任何政治派别在美国政治中获得生命力的诀窍――具有持续动员新的政治同伴的能力。保守主义不必具有统一的政治品格。正如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样，尽管保守主义的每一支流都各具特征，它们最终都是共和党“大象”的一部分。
在Farber看来，种族、性别、宗教，对于大政府的疑惧，这些政治议题在保守主义上的合流造就了罗纳德·里根。70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了最后的助力，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中东石油进口的危机，时势把里根送上了政治舞台，第一位保守主义的美国总统出现了，自新政以来统治美国近四十年的自由主义联盟(liberal coalition)被保守主义联盟所取代。里根从政治主张上否定新政，视小政府和自由市场为美国70年代经济危机的救主，以削减政府规模、限制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为己任。减少管制有利于经济繁荣，让个体自行决定他们的命运，让自由市场来为美国创造繁荣——这一保守主义的议程主宰了随后25年间的美国政治。
保守主义政治的未来
保守主义政治为美国社会带来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国家隐而不显的社会中，家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对大多数个体而言，资本主义是个喜怒无常的体系，它总是创造一些赢家和更多的输家，危机与波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个体在经济生活中受挫时，谁来代替政府保护他们?对此，保守主义提供两种答案：家庭和宗教。正是这二者提供艰难时刻的救助，心灵无助时的庇护，以及训诫劝导的力量。Farber认为，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同性婚姻会成为近年来保守主义的核心议题。传统家庭结构是支撑保守主义经济和政治主张的基石，同性婚姻问题也许将成为观察美国保守主义未来的一块试金石。
Farber还提到了影响保守主义的第四种力量，即“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它影响了美国右翼的对外政策。事实上，不少保守主义政客是美国例外论的坚定信徒，在这种观念中，美国是上帝选取的国度，美国的使命在于贯彻神在地上的意愿。作为建立在完美理念基础上的国家，美国有权力独断地向世界推行自身的体制，将自身视为世界的领导者。相较之下，自由派更具有合作和国际主义精神，愿意通过跨国交流和国家间合作来达成外交目标。当然在政治实践中二者的区分没有这么绝对，毕竟政客从来不是哲人王，政客不以自身的教条和信仰行事，“行得通”才是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则。保守主义“大词”最常见的出处是在总统竞选的论纲中，我们很快就会在2016年大选中看到它们：小政府，自由市场，个体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对个人的经济保护。
Farber认为，现在要预测2016年自由派与保守派谁将入主白宫，恐怕还言之过早。在2008年之前，许多政治观察家都预言美国保守主义联盟将继续长期执政。然而，小布什政府后期的经济和外交危机(伊拉克战争)给保守主义联盟以沉重一击，并造就了自由派主导的奥巴马政府。也许现阶段最有趣的政治观察之一，就是看共和党准备将保守主义这只“大象”的哪一部分作为它主要呈现的形象?是经济保守主义(Jeb Bush)?宗教保守主义?(Rand Paul)还是对于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和美国例外论的反思?(Marco Rubio)
在Farber教授看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具有其独特性质，是在美国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晚近兴起的政治联盟。然而，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法国右翼的复兴等等政治迹象似乎也在暗示我们，保守主义复兴已成“全球现象”。在这一点上，Farber教授具有“美国特色”的分析思路别有启发。与其急于寻找“复兴”的普世时代精神，不若先细加区分作为思潮、哲学思想和政治动员方式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也许正在成为各国搜索榜的热词，但至少从美国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种笼统的“保守主义复兴”概念并不能洞穿当前西方政治变动的实质。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旧文章ID：5778
中俄关係只是地区级关係
作者：匿名 来源：读者荐文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係，必须是务实的，所谓务实，就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利益，为最终目的作为出发点，处理中国跟俄罗斯的关係。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幌子，事实上掩盖不了其帝国野心。苏联在二战后期，就远东对日作战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帝国心态，应该是很明显的，国民党政府深感苦痛，为什麽我们党却不以为然呢?我们的媒体，应该多播放、登载些二战纪实资料，让我们的人民更多地瞭解二战中的美国和苏联。苏联打纳粹德国并非其主动行为，如果不是希特勒首先对苏联发起大规模闪电战，苏联无论在什麽情况下，也不会打德国。俄罗斯民族像是没有进化好的人种，在高度文明的同时，却又保留了许多野蛮遗迹。
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了原居第二的日本。我们好像很在乎经济实力超过日本的意义。但我却觉得，超过俄罗斯、且让俄罗斯在很长一个时期远落后于我们，意义要更大。20世纪，有两件大事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件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兴起，一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苏联"十月革命"起，到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个可观的阵营，一时影响巨大。但是，从60年代开始，这个阵营就慢慢显露出鬆动迹象，大小齿轮咬不紧，一直到中苏公开决裂，甚至在边境屡屡发生战事。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苏联终于撑不下去了，解体了。整个东欧也转型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兴起和衰败，触目惊心，对我们的影响甚大，但对世界的影响却是有限的。真正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是二战以及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二战后至今的六、七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一个朝鲜战争，一个越南战争，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似乎有着国家集团之间角逐的背景，但最终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而是在大国斡旋下双方妥协了，或停战，或一方撤退。有人说，数十年来世界大战没有发生，是因为大国核威慑在起作用。我觉得，核威慑有一定作用，但不会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二战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二战历史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认识了。事实上毛泽东主席在二战期间写的一些文章中，也谈到了二战是怎样从"帝国主义战争"演变为"进步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而进行的"卫国战争"，使得二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毛主席的这一结论应该没有问题，但论据似乎有一些不足，全面地来看，二战之所以不同于一战，二战的历史进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战更为显着，是因为有一股人类的进步力量，加入到战争进程中来了，这股进步力量，除了苏联，还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对战争性质演变的作用要大于苏联。
1941年8月1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大规模闪电战已经一个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英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在纽芬兰湾的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上秘密会晤，并共同发表了一则声明，史称"大西洋宪章"。此声明很简短，共列出八条内容，大家可以看看。正是这所谓的"大西洋宪章"，加上苏联的被迫参战，彻底改变了二战的性质和走向：一场新强盗反对老强盗的二战，变成了世界文明进步人类反对野蛮、落后人类的二战。自此，一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发佈《联合国宪章》，基本上就是沿着"大西洋宪章"的思路走来的。西方世界，因为美国取代英法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游戏规则变了，过去数百年来，凭藉武力，通过掠夺殖民地资源，谋求经济、政治霸主地位的旧游戏规则，被自由主义的在各国独立自主基础上，通过自由贸易增长财富的新游戏规则所取代。美国是这一新游戏规则的倡导者和捍卫者。60多年来，不仅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且还造成了20世纪后50年的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游戏规则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决定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默认这一游戏规则，根据中国国情，实行这一游戏规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游戏规则的正确。所以，二战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几个法西斯战争机器，更在于战后有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争胜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义，不看他宣扬的如何，而是看战后他是否能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进步、文明和发展。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美国是秉持正义的国家，这是没有异议的。我们的宣传部门，在製作节目回顾二战历史时，不应该迴避这一事实。
第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係是对外战略的支橕点;重新认识二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美国。我们党在二战期间对美国的认识，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战后、特别是我们党执政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未能处理好我们跟美国的关係，是我们党遇到诸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美国有一个准确的瞭解，对我们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认识美国在二战前后的变化?有相同，有不同，相同的是，美国一如既往地维护着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不同的是，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有了变化。美国认识到苏联的战略意图，允许苏联在欧洲和远东获得一定程度的"势力范围"，这等于说，美国对战前的旧秩序，在苏联身上，有妥协，"大西洋宪章"公佈时，苏联正遭受法西斯德国的疯狂进攻，所以，此时的苏联是欢迎"大西洋宪章"的。
我们为什麽要反美?是美国要侵略我们?不是。是因为美国反共，是的。美国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更是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在各国的"社会革命"实践。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在它自己国内，就是在政治上极力压制共产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清楚，反对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执政者的诉求，也是那裡的多数学者和普通民众的诉求，这种诉求在二战前和二战中，也并不怎麽强烈，但在冷战期间，尤其是苏联彻底崩溃之后，共产主义几乎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的糟糕实践，为反对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将冷战的双方，称作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主动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惜巨大牺牲地扩大这一阵营、保卫这一阵营。但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美国对抗?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战之后，紧接着就是冷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说得再直接一点，就是苏联跟美国的对抗。苏联挟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声势，在上世纪50年代，确实是咄咄逼人，四处出击，大有横扫全球的架势。但是，人们忘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反对的是什麽?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反对这一新游戏规则，实行另一套游戏规则–共产体制，这就是冷战的实质。一开始，社会主义阵营相信所谓"物理性"(借用朝鲜当局的话)的对抗更容易见效，于是就有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用"民族解放战争"的逻辑解释这辆场战争是很勉强的，北方打南方是"民族解放战争"，南方打北方不也同样可以打着"民族解放战争"旗号吗?所以，在解读二战、冷战历史时，最好把"阶级论"暂时放在一边)。现在看来，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两场战争意义不大。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之后，我们已经认可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社会游戏规则，而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回过头来在审视那两场战争，真的意义不大。有人喜欢用所谓的地缘战略解释朝鲜战争，什麽"战略屏障"、"唇亡齿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为战略前提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吗?不错，我们信奉社会主义，并且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信奉社会主义就一定要反美吗?坚持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跟美国、跟西方势不两立吗?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把社会主义当作了区别敌我的政治标准，当作瞭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当作了一种战斗武器，上世纪50至70年代就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曲解。
说到这裡，我觉得有必要探究什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什麽?当我们说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事实上是在对如何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平衡作出一种选择而已。资本主义是一种选择，社会主义也是一种选择。当然这裡的前提是，承认资本存在的合法性。以前我们是不承认的，认为社会主义就必须跟资本"作最彻底的决裂"，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资本，资本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没有资本，现代意义的劳动也不存在。当然，也因为有了劳动，资本有了增值的可能。资本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劳动为资本增值提供可能，这都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裡。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以资本为出发点，通过为劳动创造机会，生产出各种社会消费品出售，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以实现资本增值，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资本。从资本到资本，大众消费市场不过是资本赚取利润的一个中间环节。但有趣的是，资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必须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消费市场中来，也就是说，必须要让民众买得起各色消费品，大到房子、汽车，小到毛巾、肥皂，还有各种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文学、绘画等等。所以聪明的资本家愿意从高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劳动的报酬给了劳动群体，时刻诱导劳动群体购买各种消费品，把给劳动群体的钱又赚了回去。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客观上–请注意，仅仅是客观上，而不是主观上–为大众消费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模式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资本与劳动的利益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那麽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把劳动群体当作出发点，有意识地鼓励资本为民众多创造就业机会，有意识地–是主观上，而不仅仅是客观上–增加劳动群体的报酬，有意识地让更多民众能够加入到消费市场中，有意识地为民众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政治、法律和社会的条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劳动群体的福祉。从劳动到劳动，中间环节，如投资、开厂、生产、销售、消费……几乎跟资本主义的逻辑一样。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所以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的不同。事实上，当资本主义发展顺利时，仅从过程来看，跟社会主义没有什麽两样。只有到了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两者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了。今天发生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桉，就是保护资本，牺牲劳动。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桉就不应该是那样的了。因为人类社会既需要劳动，也需要资本，劳动跟资本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逻辑也不是势不两立的。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逻辑中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逻辑中也含有资本主义因素。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因素。我们不会强求别国也按照社会主义逻辑行事。社会主义是对内的一种政治诉求，而不是对外的一种政治诉求。当我们将社会主义作这样的一种新诠释时，中国威胁论就可以消除得差不多了吧!(笑声)总之，社会主义是而且只是一种对内的政治诉求，不能将它作为对外的政治诉求。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是将它作为对外政治诉求的，不仅用来对付"美帝"，而且还用来对付"苏修"。
我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直接延伸为对外战略构思，延伸为军事部署，延伸为战争。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维方式，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历史教训我们应该记取。因为我们热衷于将政治诉求延伸为战略构思，延伸为军事部署，乃至延伸为战争，我们义无反顾地参与了冷战中的两场热战，一场是朝鲜战争，另一场是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的对手都是美国。对这两场战争做认真的反思，这是我想着重谈一谈的。如果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造旧世界"的目标，那麽热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社会主义阵营打着"改造旧世界"的旗号进行的，至少我们中国党是这样认为的。那时叫"尽国际主义义务"，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实现"改造旧世界"的伟大使命。但实际情况却远不是这样。二战后，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都出现了一个国家南北分割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通过二战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南北分割是有协议的。条件成熟了，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不是没有可能。但苏联却等不及了。这裡存在两个因素。一个是苏联自身的直接的战略利益需要。另一个则是苏联对刚成立的新中国，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它需要有一种战略态势，就是让中国跟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世界隔绝，最好是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以此牵制中国。紧挨着中国的朝鲜和越南，恰好可以被苏联所利用。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站在正常国家的立场，这两场战争毫无必要。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战争的结果，弊大于利。战争将中国不仅置于美国的对立面，而且还置于联合国的对立面，那时的新中国，几乎在跟整个世界对抗。对抗就必然遭到封锁、禁运，而且时间竟然长达数十年之久。对一个有着五、六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外交境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中国白白损耗了两千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就是这两场战争，让中国成为真正的一穷二白!更严重的是，这两场战争，恶化了中国周边的态势。因为跟美国对抗，跟联合国对抗，使中国失去了二战同盟国地位，失去了享有二战胜利成果的机会。今天钓鱼岛问题的形成，固然有日本浑水摸鱼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如果我们很好地继承、并珍视民国政府的二战遗产，不要彻底破坏跟美国的同盟关係，与美苏冷战保持距离，那麽今天的东亚战略态势，将一定是另一种局面。没有朝鲜战争，朝、韩的关係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糟糕;美、中、俄、韩、朝五国联手，维持对战败国日本的遏制，这显然对中华民族最为有利。中国即使不能将琉球收为己有，也可以设法恢复琉球国，如此，哪还会有什麽钓鱼岛问题?今天，除了钓鱼岛问题，朝鲜问题也是很棘手。坦白地说，朝鲜已经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任何国家，通过正常途径、正常方式跟朝鲜打交道，都行不通。我们不主张用武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作为，朝鲜的不经意崩溃，必将殃及邻国。我们要做好准备，要使用必要的武力，防止朝鲜危机外溢。今后的世界局势，显示一个迹象，是美国在代表世界的主流，而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并不代表。
所以，中美关係和中(苏)俄关係有着根本的不同，中美关係是世界级关係，而中俄关係只是地区级关係;中美关係能够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中俄关係却无法产生这样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被大多数国家所接收……而俄罗斯(前苏联)却无法推出能够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接收的国际秩序……我们党在处理国与国关係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过迷茫的，走过很大的弯路。我们不及美国，也不及俄罗斯(前苏联)，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是就将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处理国与国关係之上的。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有过将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所谓的"反美大局"、"国际主义义务"的做法。现在看来，问题就产生了，造成极大的被动，美国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它能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自由理念的统一。世界上多数国家，相信美国维护自由是真诚的，同时也相信美国维护国家利益是坚决的，苏联不一样，它是借维护共产主义理念之名，行维护国家利益之实，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却是只要维护理念，不顾国家利益、不顾民众利益。
我们党长期的一个应对美国的精神状态，就是宁愿自己日子不好过，也不让美国日子好过。这是中国传统农民、街痞的思维方式，要不得。是我们自己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遗忘了，民主自由、公民自由、交往自由，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总认为搞好跟美国的关係，是对美国的屈从，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卖国。这是站在狭隘的小集团立场上形成的思维。毛泽东时代这样的思维很普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这样的思维就行不通了。邓小平显然是主张跟美国改善关係的，而且，也正是在邓小平时代，中美正式建交。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几乎可以说就是跟美国关係改善的几十年。看看这几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吧。显而易见，改善跟美国的关係，事实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关係，就是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创造获取巨大利益的机会。何来屈从、右倾、投降、卖国?!
我有一点感到很是担忧：为了实现主义，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常常需要一些正面的宣传，这不免造成对历史的歪曲，"抗美援朝"就是这麽一个因正面宣传需要而造成的歪曲历史的典型……我们在大肆宣扬抗美援朝的时候，并同时对其他渠道的信息进行严密封锁，这使得我们的人民根本无法知道朝鲜战争的全貌，只是相信我们的说法，以至于数亿人被蒙蔽了数十年之久，这让我们的纠正工作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以至于一旦真相被揭示，民众不免要受到巨大伤害。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体制和使命。
现代国家，无疑应该是民主国家，是实行民权体制的的国家，也就是民权时代的国家……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体制和使命，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先说说体制。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其不同的体制，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说法和要求，应该有很长一个时期了。我们党对此的基本做法，就是不予理睬。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它。鉴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迫使我们党不得不建立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中国政治的特殊情况是什麽?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诠释它的，这也是我们党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内在需要。因此，在国内战争期间，搞所谓"联合政府"，搞所谓"军队国家化"，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心裡完全清楚。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心裡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内战不可避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准备打一场内战了。实事求是地说，内战不是一家能够发动的了的。国民党即使一时不打我们，我们也会设法打它的。抗战以后的东北地区争夺，就是我们党先发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了东北根据地，即使其他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国革命一样能够成功。"所以，内战期间，军队国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泽东时代这个问题难以解决……邓小平时代，不是没有考虑，但事实上也还是时机不成熟……到了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期，提出来和谐主题词，是有很深的含义的……，表明我们党今后不再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国家事务，而是用和谐思想取代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党不会公开表明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实践中，会更多地用和谐思想取代它。和谐，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别，没有阶级差别，只有利益诉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别，只是代表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而社会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享有自由表达自己合法或合理利益诉求的权利。不同的利益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诉求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只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是靠阶级斗争，而是靠製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产生?靠全体国民共同参与讨论。国民参与讨论也有法可依。这样，国家除了那些严重触犯法律的罪犯外，没有阶级敌人，没有所谓"反革命集团"。国家机器对内，只是维护国家依法对一些罪犯执行制裁，而不再是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镇压的机器"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和谐思想，要比动辄掀起"三大"、"五大"政治斗争的做法得人心，没有人会因为各种政治斗争，而感到压抑，当然也就有利于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联合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只是由一个政党领导。当和谐思想成为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共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付诸实施时，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我们党自信在一个社会和谐的中国，即使军队国家化实现后，其执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我们党执政，不再靠"阶级优势"，而是靠"能力优势"。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治派别的能力能够超过我们党。我们党的这一优势，至少还可以保持50年。领导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能力最强的政党当然不行。一个最有能力的政党，领导一个为全体国民服务的政府，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要的中国。我们党不是没有问题，一些干部的严重腐败就是问题之一。腐败就是触犯法律，反腐败就是依法制裁犯罪分子。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党今后绝不再搞什麽"打倒某某反革命集团"之类的所谓"路线斗争"。党内干部，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谁违反法律就制裁谁。国家军队的使命，执行的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意志。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民军队。那麽，今天中国全体国民的意志是什麽呢?一是全面发展，二是社会公平。全面发展，就是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发展、文化要发展，社会各方面都要发展。社会公平就是国家的总体利益分配，在劳动、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今天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迟缓，是国家全面发展迟缓的病根。因此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位。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搞好跟世界的关係，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係。这是当初全体国民的意志。应该说，我们的军队很好地服从了这一意志。那麽今天改革到了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全体国民意志是不是改变了?没有。今天，我们不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係，而且要融入整个文明世界，让我们中国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係，给我们国家和全体国民带来巨大的利益，融入文明世界。必将使我们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成为文明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一员。
我们国家的军队理所当然地要服从这样的国民意志。融入文明世界，我们就必须走向海洋。中国的长期与世隔绝和落后，是历朝统治者拒绝海洋的结果。这种局面，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彻底打破。纪实政论片《河殇》，表达的正是这一思想。这应该肯定。今天我们国家的海运量，已经佔到世界海运总量的近20%。到21世纪末，中国的海运量，将会达到佔世界的40%。超过美国。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连结的。各国海军，就是文明世界最强大的的保护神。无论当年的英国、日本，还是今天的美国，都无不依靠强大的海军，维繫着与世界的联繫。长期以来，中国海军的发展极度迟缓。一般国家军队实力的顺序是海陆空，美国是海空陆，而中国则是陆空海。现在，是应该将这一顺序倒过来的时候了。我们发展海军，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样去与英国、美国争夺海洋霸权。我们的宗旨只是：在遵守国际海洋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维护自己国家、其次是参与维护世界各国的海运安全。文明世界各国的海军力量联合起来，只是将挑战国际社会的海洋航运秩序的海洋力量–包括个别国家的海军以及海盗及其他恐怖分子–当做敌人。我们要成为海洋大国，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以前为什麽无法实现，一是我们的力量弱，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跟美国对立多年，美国是今天世界最为强大的海洋大国，又是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发展前沿国家……上一节已经说了，反美战略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把国家的发展前途，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战略前提上，是极端不明智的。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海洋大国，就必须搞好跟美国的关係。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旧文章ID：5777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方向是对的——专访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作者：傅高义 来源：参考消息
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记者来到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作者傅高义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中，就中美关系、中国改革与反腐、东亚局势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在之前的沟通中，傅高义在回复给记者的邮件中说：“我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我不介意敏感问题。我想我应该向中国人有效地传递一些信息：美国人怎么想，他们为什么会对中国前进的方向怀有疑虑。”
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现年85岁的傅高义对中国和东亚问题进行研究已有数十载，著作等身。采访中，他坚持用汉语回答问题，他说这是他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惯例。
![""]("http://i.guancha.cn/news/2015/09/10/20150910101930313.jpg")
《邓小平时代》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领导人直接接触很重要
《参考消息》：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您如何看待这次访问?
傅高义：中美关系自从基辛格访华以来越来越密切。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大，而美国也需要一个安定的世界。现在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很多时候在一起是为了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两个国家的问题不能顺利解决的话，全世界的问题将更严重。所以，我认为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面有着重大意义。现在中美两国国内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两个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张。所以领导人要尽可能地接触沟通、解决问题，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参考消息》：目前中美关系受到南海、网络安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干扰，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在加深，双边关系面临“螺旋向下”的风险，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傅高义：虽然一些学者和媒体这么说，但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相互信任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每个国家的国防部门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国家，中美两国也不例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海洋问题变得更复杂，很多国家加强了军备。特别是美国看到中国海军在东海、南海、钓鱼岛以及在太平洋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知道中国的实力会越来越强。基于中国现在的做法，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做，对此有一些担心。我认为中国应该讲得更清楚。当然，我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向双方都要加强相互了解，可以谈对历史的积极看法，我们都应该动脑筋解决问题。
《参考消息》：您是否认同中美两个大国正向零和博弈的临界点靠近的说法?
傅高义：我不觉得是零和博弈，但是最近中美之间的问题的确比较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尽管如此，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和接触非常多。虽然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同时还有很多人想解决问题。
《参考消息》：您认为习主席访美期间，双方会就一些激烈争执的问题达成一致或妥协吗?
傅高义：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和中国都见过面，他们个人以及他们的助手已经相互认识，也都有所了解，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这次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会面，习近平主席不仅有机会见到奥巴马总统，还能公开接触到美国其他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这对美国经济界、学者、媒体和老百姓来说都很有意思。你知道美国有选举政治，奥巴马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大选已经拉开战幕。很多美国老百姓担心中国强大对美国不利，很多想做总统的人就会在选战时骂中国，利用这个机会讨好老百姓，很多时候他们是在胡说八道。我认为习近平不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他应该向美国人解释清楚中国的目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叫做“实事求是”地谈自己的看法。
《参考消息》：美国大选临近，您怎样看待候选人对中国的批评?
傅高义：我想在中美两国都有了解情况的和不太了解情况的人。了解情况的人声音比较温和，不了解的人容易胡说八道的。了解中国的人在美国确实不多。
统领复杂的大国不容易
《参考消息》：您如何评价奥巴马的对华政策?
傅高义：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想跟中国发展好关系，对中国语气比较温和，可是很多中国人误以为那是美国软弱的表现。后来奥巴马意识到这个误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后，表述没有之前那么温和，中国人听到他的语气比以前强硬了，于是觉得过分。我想他个人的确是想跟中国接触，想解决问题。我认为他的政策基本是对的，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在应付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缺少经验。我们学者的看法是，他是学法律的而不是学政治的，他可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是怎么在政治环境中实现抱负尤其是处理与国会的关系，他的经验不如美国另外一些总统。现在美国国内的声音太多样了，国会很多人不考虑长远，只顾眼前，奥巴马在这样的环境下领导美国并不容易。
《参考消息》：中美都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去了解对方，为什么两国仍然在很多问题上并不能真正领会对方的意思?您认为双方如何才能加强有效的沟通?
傅高义：很可惜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美国国内非常复杂，政治经济学术界都有不同的人，还有人在忙着赚钱，有人在为生计发愁，也有年轻人不关心国家大事，过自己的小日子。中国也是一样，人口这么多，情况这么复杂，变化这么快，统领这样一个国家是非常难的。我认为不是领导人做错了，而是的确很难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和欧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影响到美国，希腊这样一个小国的事情也可以影响到中美，情况改变这么快，影响这么大，的确不容易。
美国会慢慢接受亚投行
《参考消息》：随着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兴起，您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舞台行的作用?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是否让美国感到不舒服?
傅高义：我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对的，但是要做好不容易。美国在二战后势力如此之大，别的国家都按照美国的说法行事。但是现在美国还没有习惯另外一个国家势力这么大。我认为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是错误的。美国应该问中国是不是按照世界秩序和法律来做的，如果是，我可以参加。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进步这么快，军队增加这么快，这问题很大。但是，我想美国人会慢慢了解这一点。美国的反应不一定会很快，但是民主制度好的一方面是人们可以说话、可以讨论。作为一个学者，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认为美国人会慢慢接受亚投行。再比如“一带一路”，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世界对此有各种疑问，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解释还不够充分，应该更详尽，更系统一些。
《参考消息》：美国人是否有一种只愿做世界头号强国的情结?
傅高义：美国很多搞竞技体育的人总想争第一，这一点不奇怪。美国尊崇规则和法律，如果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获胜，美国人当然可以接受。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很快，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影响很大，但是美国并没有对此感到害怕。丰田的汽车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可以接受。我自己也买了个丰田，很多美国老百姓都买丰田。如果中国按照法律做事，在亚太地区按照国际规则做好，为别的国家考虑的话，即使中国实力强过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美国希望自己是第一，但是也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成功。
《参考消息》：中国企业刚刚拿下波士顿地铁车厢的订单，这条线路会经过您家门口，您怎样看待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赴美投资?
傅高义：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日本公司水平超过美国，并且在美国做了很多贡献，我想这是好事情。现在中国企业资金雄厚，也可以在美国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只要按照美国法律来做，照顾到本地人的担心，基本上是可以被接受的，当然摩擦总是会有的。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美日三国在东亚的关系前景?有一种观点认为，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存在与中国构成对立，并且有发生冲突的风险，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傅高义：美国希望中日关系有所好转。我们希望亚洲安定，安定最重要。亚洲要想安定，肯定需要中国和日本搞好关系。现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去过日本的中国游客会比较了解日本。我们最近在这里开了学术会议，一些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的水平不错，中国的决策者也应该多了解日本。
通过改革应对经济减速
《参考消息》：有人认为中国落实改革的步伐不够快，您对中国目前对改革的落实情况有何评价?您认为中国在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下应如何处理改革速度与稳定的关系?
傅高义：我想中国国内情况太复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速度会降下来，日本和韩国经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也是如此。中国今后十年经济增速预计会下降到7%左右的水平，这当然会影响很多事情，所以中国需要很多改革。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改革要由聪明人来决定。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了解国情，比如一些国会议员。所以中国一定要依靠有知识的人、了解情况的人去制定政策。
《参考消息》：您怎样看中国当前的反腐行动?中美在反腐问题上是否可以加强合作?
傅高义：反腐是好事。中国的腐败问题严重，中国采取了很多大胆的措施，效果基本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副作用，那就是很多人怕犯错，也怕做事。一些地方的干部会想，我要是这么做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得罪人?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事情的确不是这么简单。于是很多人会选择不去处理一些问题。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应该把这个问题谈得更清楚，应该把规矩和法律搞清楚，让地方干部觉得我这样做不会有问题，如果我想做一些事情，我应该继续做。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旧文章ID：5776
王义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利在世界
作者：王义桅 来源：人民网
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随着访问日期临近，在中美两国媒体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比平时更受关注。
自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会晤起，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已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重要指针，并为其他大国之间处理关系提供参考。
尽管美国一些政客、媒体不时有挟持中美关系的言行出现，但时势比人强，长期以来尤其近两年多来，中美在日益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并取得进展，并且这种趋势正在加强而不是削弱。合作共赢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两国，对世界至少有三重利好。
一，有利于两国民众。中美两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检验中美关系的首要标准。不管什么政党上台，首先要服务好本国民众福祉，而中美关系正常、稳定发展恰好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美建交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关切，中美关系才能得到稳定发展。在杂音丛生的今天，更要坚定这一原则。
二，有利于世界。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特殊的担当。中美关系超越双边，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发展中美关系，除了心里装着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外，还要装着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可以说，不仅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容不得中美折腾，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经不起中美对抗。因此，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涵。
三，有利于未来。作为世界仅有的两个超过10万亿美元年产出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可持续发展等关乎人类走向的重大问题上，中美合作空间巨大。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国际秩序的未来，寄希望于中美合作。那些对中国动粗的言论，显然是对国际社会未来的不负责任。合作共赢，开创未来，才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走向。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示范，将引领21世纪国际政治不再陷入20世纪的大国政治悲剧。如此说来，面对一些杂音，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那些试图挟持中美关系的言论，反而证明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人为选择，而是时代使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旧文章ID：5775
社评：美政客谈中美大事要反着听侧着听
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下旬访美，这次国事访问的临近已被美国政界、商界、舆论界广泛注意到，各界的重视正逐渐汇集起来。然而美国社会高度重视这次访问的表现形式有些特别，美国舆论为访问营造气氛的做法与中国不太一样。
一些美国政客频频拉高批评中国的调门，把中美之间这两年的热门问题抖了个遍。中国学者金灿荣认为，这是美国人特有的“大局观”，他们要趁着习主席带来的关注抓紧做出他们最想被美国和世界注意到的表现，因为同样的话，他们平时说可能没人听。
世界大多数国家元首访问美国是不被广泛注意的，很多元首只有在美访问期间或者临到访问就要开始时，美国媒体才会有报道。而对习近平的这次访问，美国舆论已经谈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几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都针对这次访问说事，大部分美国主流媒体迄今已经做了深度分析。
习近平访美显然是今年美国最重要、也最抓眼球的外国领导人来访。这次访问的成功是中国政府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共同愿望。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借这个时候施加压力，可以帮他们刷存在感。一些需要抬升名气或选情的人，围绕中国和这次访问“语出惊人”试图捞分。
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说这些人，他们至少有一部分是带着“傍大款”心理掺和这次访问的。
借助中美之间的问题刷“爱国主义”，通过烘托中美的“势不两立”来表现自己的“远见”和“耿直”，如今中美都有这样的“超级鹰”。他们通常得不到两国各自领导层的赏识，真实影响力有限，但却以意见领袖的身份赢得国内民粹舆论的喝彩。
实事求是说，中美关系处在传统权力转移下的战略敏感心理期，双方的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比如美国舆论经常把今天中国的很多言行认定为“咄咄逼人”，而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以及其在中日争端中所持的暧昧立场，中国舆情的反应大多认为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这样的尖锐认识很难在中美之间释怀，它们是新摩擦不断出现的思想温床。
中美今后的确还面临一些新挑战，包括中美围绕亚太地区“领导权”认识的磨合，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中国走向海洋对美国的心理冲击，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中美经济关系结构性变化，双方在网络等新空间领域的竞争等等。
此外两国的心理变化也在产生实质影响，那就是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社会的自信在增加，而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整体心态逐渐从“领导者”向某种“受害者”心理转变。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又有了空前的增加，美国鹰派和“抓眼球派”找中国茬更容易了，也能做得更加逼真。他们制造的氛围让一些人感到中美接近了“临界点”，悲观论有所抬头。
然而中美不断扩大交流所创造的巨大利益在迫使两国社会都保持整体冷静，美国舆论在南海、网络及人民币汇率等领域叫得欢，但这些摩擦所构成的战略性却总能让人感到几分虚假。美国政府几乎不可能就对华政策做莽撞的战略调整，中美战略对撞是整个世界、包括华盛顿的噩梦。
中国全社会重外交礼仪的自觉性更高，美国的多元和功利主义则释放出种种奇谈怪论。然而那些声音掩饰不住美国人对中国作为世界性力量所拥地位的认可和尊重。当中美有外交盛事发生时，评估美国舆论的标准要与中国的有很大不同，美国政客的一些话要反着听，侧着听，或者干脆不听。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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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宗泽：没必要担心中国挑战国际秩序
作者：阮宗泽 来源：环球时报
笔者8月下旬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同行就中美关系进行坦诚交流。美国部分学者对中美关系流露出一些忧虑，其中之一就是担心中国欲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美国主导地位。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希望中国融入并接受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现在中国却不满足于此，想要另辟蹊径来与美国分庭抗礼。还有一种看法是中国并非简单另起炉灶，而是要组建与现行国际秩序平行的“没有美国的国际机制”，以便左右逢源。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与削弱，这让美国滋生了挫折感。而在美国大选来临之际，这种忧虑更是被放大了。
但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梳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与政策，都会发现中国并非颠覆者或破坏者。相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与维护者，中国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从历史看，中国参与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在此期间，中美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合作。1943年发表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都是构成战后秩序最为重要的国际文件，而中国均积极参与了上述两个历史文件的磋商。中国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由此可见，在战后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中国并非旁观者，而是亲历者和参与者。
从现实看，中国与国际秩序相互需要、相得益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的亮点之一就是积极主动地“嵌入”国际体系网络之中，参与国际秩序建设进程。中国迄今已加入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400多项国际多边条约。中国的融入增强了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国际机构中担任要职，贡献有加。中国是一个开放程度甚高的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融入国际体系，这决定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并非对抗性的。再说了，中国为何要挑战自身得益匪浅的国际秩序呢?
国际秩序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通过二十国集团发挥积极作用，为应对这场金融海啸以及之后的全球经济治理出谋划策。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份额改革，便是二十国集团峰会重要共识之一，旨在有限扩大发展中国家份额，以增强该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时至今日，这一方案仍被束之高阁。
亚投行虽由中国倡导建立，但它始终是开放透明的，不存在任何暗箱操作或潜规则。从一开始，亚投行就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加入，事实上西方七国集团中四个国家都已加入其中。建立亚投行的同时，中国也仍坚定支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作用。与此相比，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并不包括金砖国家，因而浪费了一个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共同制订规则的宝贵机会。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消费者”朝“生产者”转变，在推动国际秩序建设性变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无论亚投行还是“新型大国关系”倡议，都是中国为此提出的方案。在此过程中，美国也需学会宽以待人，正确对待迅速成长和发展的中国，正确理解中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做法，那种既抱怨中国“搭便车”又责备中国“抢风头”的矛盾和纠结心态，是该放下的时候了。(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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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对话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话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9日公布电话采访结果显示，部分美国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尽理想。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双方正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双方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不同看法。但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对话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重要机遇，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我们愿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信任，夯实中美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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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边投资协议：“WTO 2.0”？
作者：米强 来源：FT中文网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抵达华盛顿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仅盛大的欢迎仪式就将让他不虚此行。习身边的人都特别看重21响礼炮、国宴及其他此类显示接待规格的安排。
但对那些往往更看重实质、而不是形式的美国跨国公司来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以及中国商务部的会议室才是真正重要行动的发生地。未来几个月，就在这些远离聚光灯的地方，中美贸易关系的历史性突破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打水漂)。
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有可能像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样，重塑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它还将为习近平两年前描绘的大胆改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称，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最佳的检验。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负责人詹姆斯•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称：“双边投资协定将为未来15年开创先例。”该协议的许多条款很可能会被照搬到北京方面与欧盟正在谈判的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全面投资协定”中。
中国2001年的入世协定规定了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规则，例如设定了外资所有权在中国本土汽车合资企业中占比50%的上限以及跨国银行在华扩大分支网络的速度。就当时来看，这项协定是革命性的。但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看，它的问题在于其条款自那以后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世纪之交所取得的那些重大突破在14年后的今天看来已经雄心不再。
但那些希望双边投资协定将成为“WTO 2.0”的美国跨国公司或许要么需要降低自己的预期，要么得矛盾地希望中国发生一场可以促进他们长远利益的短期危机。中国的入世协定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历史参考。该协定由时任总理朱镕基牵头谈判，彼时的中国政府渴望加入世贸组织，以确保中国崛起为全球贸易强国。
尽管朱镕基绝不是个软蛋，但加入世贸组织当时能在国内为他提供政治上的庇护，让他可以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国有银行业破产、国企大批员工下岗之际，推动痛苦但必要的改革。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朱镕基利用世贸组织来重塑国内经济面貌。他将中国国内的改革努力与入世联系了起来。我们以为(习近平的做法)会有点让人似曾相识，以为这届领导班子可能会利用同样的态势，强行推进中国市场改革。但我们其实并未看到这一幕……或许一场危机会激发中国领导人加大开放市场。”
8月份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国似乎处于这样一次危机的边缘，当时中国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每日“参考汇率”进行了一次调整，这次调整在时机、沟通和执行上都很糟糕。
尽管中国央行推出这次“一次性“贬值原本多半是打算将它作为一项技术措施，以提升人民币作为潜在储备货币的资格，然而此举却导致全球投资者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让中国政府慌神了。
考虑到在犯下这一尴尬的错误前不久，北京方面还对股市进行过一场昂贵但无效、后来放弃了的干预，习近平这个夏天过得实在不顺。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在华盛顿将会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夏天是否足够不顺，以及中国经济是否已足够脆弱，从而能够促成一份真正有抱负的双边投资协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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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道歉拯救希拉里政治生命？
作者：皇金 来源：多维新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9月9日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正式就“邮件门”丑闻道歉。虽然目前无法判断这次道歉能够给她的民调带来何种帮助，但可以确定的是，共和党人肯定就此紧追不放，誓将希拉里的政治生命扼杀于“二次初选”。那么，希拉里究竟能否降低或消除“邮件门”对她选情的影响吗?她的政治生命是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半年来，对于“邮件门”事件，希拉里的态度最多是表示遗憾和懊悔，一直拒绝道歉。上周五，她接受ABC采访时也表达了“有条件”道歉意味，即如果“邮件门”事件给选民带来任何困惑的话，自己才会这么做。就在9日道歉的前1天，希拉里还向美联社(AP)称，自己所作所为是被允许的，自己不会道歉。但是，24小时后，她突然话锋一转，在ABC的访谈节目中说：“我犯了错误(mistake)，对不起(I’m sorry)。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希拉里的性格很强悍，经常是以女强人形象示人。这次能够很谦虚、很规矩、很真诚地道歉，彰显出他柔性、亲和的一面，也能看出她对自己在关键州民调的担忧。据CNN/ORC全国民调显示，希拉里支持率已经下降至50%以下，接近8年前她首次参选时的民调。其党内对手、国会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率则在一个月内上升至30%。
希拉里加大秋季攻势
过去5天，希拉里接受了3次媒体采访，焦点都是围绕她的邮件门。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邮件门给她带来的影响。不论她如何努力向选民倡导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教育机会、强化职员培训还是企业税改革等，邮件门事件总是能够压过这些议题的关注度。
这种危机感正在希拉里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大佬之间蔓延。在秋季，希拉里竞选团队还将继续就邮件门作出澄清，其中包括频繁向支持者发邮件说明“邮件门”事件真相，以及频繁和民主党高层大佬举行电视会议。
希拉里道歉当天，笔者收到其竞选团队向支持者发布的“备忘录”。在其中一份主题为“My Mail”的邮件中，希拉里就自己使用私人邮箱处理公务罗列了几点“事实”。她说，自己使用私人邮箱账户是正大光明的，而且是符合国务院规则，每个和她沟通的政府官员都知道这一点。而且，当时自己收发的邮件没有什么被标注为“高度机密”的邮件。希拉里在邮件最后再次承诺，自己将尽可能保持透明，并宣布自己将在10月末再次赴国会就班加西事件出席听证。
这种危急时刻表现出的自信在希拉里身上并不少见。她在道歉的同时，也在强调，自己对邮件门引发的争议持乐观态度，自己能够躲过这一关(I can survive it)。
拜登酝酿参选
“道歉”在美国竞选过程中并不少见，此前参加过竞选的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John McCain)、克里(John Kerry)、戈尔(Al Gore)等人竞选总统期间都曾发表过道歉，只是道歉原因不同而已。有的是口误，有的则是为自己过往立场反省而道歉。就希拉里而言，深陷“邮件门”风波已经让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选择回避。
对于她来说，过早道歉和太迟道歉都对她不利，这就涉及到一各时机的问题。这次道歉的时机正值她在新罕布什尔州这一关键州(初选第二站)的支持率优势下降，以及民主党大佬们及一些金主开始酝酿支持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参选。按照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一次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高达22%，高于桑德斯。
如果希拉里选情因为邮件门事件继续发酵的话，拜登参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大，民主党金主也将开始向拜登阵营集结。而从目前拜登的言行及活动安排来看，他极有可能在10月份宣布参选。
从“党”的角度来讲，希拉里是民主党人，道歉符合党内大佬们意见，能够弥补民主党人对她此前处理手法的失望。她的竞选团队也需要借正式道歉说服民主党高层，自己能够度过难关，以此进一步稳定和争取党内大佬和金主的支持;否则，拜登就会成为民主党人力推的候选人。
从“势”的角度看，希拉里知道，选民的态度是易变的，只要自己展现真诚，坦率面对这一危机，必会得到选民原谅。道歉只是自己适时展现自己真诚的一面，以此阻止选情继续走向颓势。
从“人”的角度来讲，她曾是美国知名律师，是一位对自己竞选信心满满的女性政治家，对于共和党人挑起的这起“危机”，自己会奉陪到底。无论外界如何分析民调数据、竞选顾问的建议，决定希拉里今天做法的幕后主要策略人是坎德尔(David Kendall)。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总统弹劾案中幕后成功避免克林顿(Bill Clinton)遭弹劾的律师，包括伪证罪、妨碍司法公正、滥用职权都未获通过。其他克林顿夫妇卷入的多项重大案件都靠他的引导而安全过关。他的形象与很多名律师不同，是一位儒雅寡言的“人物”。或许希拉里就是通过表面的自信，幕后静静地处理好邮件门引发的选情危机。
总体而言，希拉里竞选最小的挑战是外交，最大的挑战目前来看来自共和党揪住不放的邮件门丑闻，而最直接的威胁也来自拜登等党内候选人。2008年希拉里已经在党内败北过一次，随后忍辱负重在奥巴马政府任职3年，所以这对她个人来说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
40多年来，还没有两位民主党总统连续执政。希拉里面临打破这一局面的历史机遇。但虽有第一夫人、国务卿的光环，面临眼下形势，她是否还有能力或运气，去改变这种驴象周期性更迭的规律呢?
来源时间：2015/9/10 发布时间：2015/9/10
旧文章ID：5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