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文浩  来源：凤凰军事

　　深入解剖成功者，学习经验，避免陷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资料图)

　　美军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因此也是其他国家军队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美军也是世界上最富革新色彩的军队，现在方兴未艾的新军事变革，正是由美军所发起并引领的。以至于今天讨论军事革命，言必称美军，它已经成为绕不过的一座“大山”。

　　聊聊美军，总归会对我们考察中国军队有所裨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美国的军情、国情和中国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军的军事变革对于中国军队的到底有多大的参考价值，要辩证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美军更多的是研究军事变革给美军作战带来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地缘政治的冲击，而并不意味着从美军的变化中能够寻完美得出中国军事变革的答案。

　　最防备美军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美国军队并不是从一诞生就威震世界的。建国初期，由于美国民众对常备军固有的偏见和仇视，美国军队在正规化、职业化、规模化上发展都十分有限。从美国建国开始的大陆军开始，美国军队就陷入战时扩编、战后裁建的怪圈。即便是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在首都一度被侵占、白宫都被烧毁的情况下，甚至在美英尚未来得及交换《根特合约》的批准书时，当时的美国国会就将美国正规军裁减到一万人，后来甚至一度想要压缩到6000名。

　　美国当时的陆军部长卡尔洪被逼无奈琢磨出一个“可扩大军队”的思路，即在战时来迅速扩充军队，但后来的美国内战清楚地证明，近现代化战争和美国国土的辽阔程度，到战时才开始扩充正规军难以满足需求。首都都被占了，你能说美国国会的精英们都是记吃不记打的脑残吗?并不是这样。

　　美国国会里都是粘上毛比猴还精的精英，他们知道，美国远隔两洋的独特地理位置，对近代任何一个企图占领美国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和兵力投送的天堑。而建立强大的正规军，尤其是强大的陆军，固然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但对于美国的宪政制度和价值观威胁更大。相对应的是，美国在海军建设上，就非常宽松。因为海军在大洋上作战，并不会对本土的美国政权统治造成威胁，反而是海军对本土基地非常依赖。这也构成美国早期的陆海军军种之争。

　　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这位前些日子刚从美国国防部退休的美国战略评估大师安德鲁·马歇尔的得意大弟子，曾经总结了军事革命包含四个层次：军事技术的变革、军事平台的发展、战役法的创新和组织调整。这四个层级较好地厘清了军事革命的脉络和发展。这一描述不但适用于今天的新军事革命，同样也适用于历次发生的军事革命对各国军队的影响。

　　打赢二战并非名将辈出，而是美国工业远超对手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和美国都获益匪浅，德国在这次工业革命获得欧洲霸主的地位，而美国更是跃升到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位置。德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都得以接触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式武器和投送工具，进而引发战役战斗的变化，最终带来军队组织的重大调整。然而和当时德军(主要是普鲁士军队)敏锐地应对新技术的军事变革，美国军队显得异常的笨拙。在普鲁士(德国)，毛奇就任总参谋长之后，根据战争的需要，对总参谋部进行了重大改组，不断扩大总参谋部的职能，使其适应战争对专业知识的发展要求。毛奇敏锐觉察到：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战争已经变为一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科学。他的著名格言为：“先计算，后冒险”。不仅如此，毛奇对技术人员运用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同期其他的欧洲各国军队统帅，经过其改革后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总参谋部朝着科学化系统化方向发展。

　　在毛奇就任总参谋长之前，总参谋长并没有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在总参谋部之上还有一个战争部。战争部是统管全部军队事务的最高机构，战争部直接向普鲁士国王负责，总参谋部内提出的任何有关建议以及拟定的战时计划，均需要得到战争部长的首肯才可以付诸实施。在普鲁士两次统一战争以及普法战争中，以毛奇为代表的总参谋部军官再次证明了其卓越的才能，总参谋部的地位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提高。从战争部中分离出来的总参谋部，经过四五十年时间的发展，终于取代了战争部成为了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后来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立法终于确立了总参谋部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指挥上的权威性。

　　反观美军，铁路、电报等新技术同样可以获得。但美国陆军直到1899年美西战争中暴露出指挥系统混乱的严重问题，才促使美国陆军成立类似于德国总参谋部的类似机构。后来美军出于对外干涉的需要，还成立了协调陆海军的陆海军联席会议机构。但是，和德国权力巨大的总参谋部相比，美军的类似机构权力非常有限，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咨询机构。是美国军人不知道总参谋部的高效率吗?不是。毛奇留给德国军队的深远影响是，战争(或者说现代化陆战)是一种高度复杂和技术化的事务，它应该留给最优秀的军事家们去解决。但美国宪法制度下，这种理念就是绝对的“反动”。保持文官对美国军队尤其是本土陆军的控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甚至从军种之争来看，美国海军也不希望看到一支强大陆军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海军的巨大威胁。

　　美国与德国的国情不同，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的艰难境地。如果德国总参谋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普鲁士不要说一统德国，连是否存在都成问题。但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美国的政治家有条件“让子弹飞一会”，有充分的时间和回旋余地，从法律上设定各种条条框框，来驯服军队这只力量不断增长的怪兽。

　　美国在二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除了中途岛之外，美国在地面战场上的指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亮点。相对于朱可夫、曼施坦因、古德里安、罗科索夫斯基等耀眼的世界名将，美国的将军们实际逊色很多。大家肯定更想不到的是，美军从1941年一路打来，其陆海军联席会议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其低效很难与处理国家军事事务的要求相吻合，更诡异的是美国空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却连空军这个军种都没有。无论如何，美军依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这并不是依靠所谓的名将，而是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将敌人淹没在美式装备的汪洋大海之中(事实上美国非常警惕富有作战指挥经验及丰富军事背景的指挥官指挥各种战争，发号施令以至于超出了文职领导者控制范围)。

　　为什么新军事革命会在美国发芽?

　　二战结束后，核大战的阴云开始笼罩世界。美国原有的优越地理位置理论上已经荡然无存。核战的危机，促使美国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国防部改组法》，明确了国防部长的地位，全面打破美国建国150年以来的国防体制。直到现在，这次变革也堪称美军历史上最大刀阔斧的组织变革。相比这次变革，大家所熟知的新军事革命、信息化战争不过是“小打小闹”。这是因为核武器时代让美国再也没有了懈怠的本钱，必须拿出十二分的力气来应对核时代战争的军事挑战。

　　除了核战争以外，美国还有更繁重的对外军事干涉行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军凭借优势装备非但没有打赢，反倒折戟沉沙。是美军真的实力不够?不然。美国政治家要打政治仗，而他们通过国防部的文官体系就只能束缚住美军的手脚。如果放开了打，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世界毁灭。如何在局部战争中打得更巧?如何减少地面作战的伤亡乃至实现非接触作战?这是美国在越南战争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当时信息电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让美国看到了一条新路。

　　为什么新军事革命会在美国生根发芽?一方面因为当时美国拥有强大的国力和无与伦比的高技术发展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家需要美军具备更灵活干涉海外的军事实力。而空地一体战、海空一体战等被军事技术催生的新的联合作战战役战法的出现，也是迎合了这种需要。美军向高技术战争的转变，军队的需求实际是一个次要方面，美国政府才是主力，而且通过不断强化文职国防部长的功能，主导美军的转型方向。

　　联合作战对军队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理论上说，联合作战这种高度复杂的作战样式，已经超出了文官指挥的能力。美军各军种也有联合的愿望，但希望是自己主导下的联合。技术进步给美军各军种带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了强化文官掌控的既有路线，美国利用伊朗人质事件失败而制订了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组法》，对国防部再次动了大手术。

　　其主要手段是提升参谋长联席会议权力，并提升了空军地位。从层次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总统、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主要协调军种之间的竞争，对军队的影响力大为增加，但在军令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又不具备直接指挥军队的使命，而是通过总统——国防部长——战区司令这一文官主导的轴线来实现。原有各军种参谋长的影响力大为下降，等于说美国政府通过放权又分权的手法，整体性加强了“文官主导”的美军联合作战形态。

　　军队必须掌握以文官体系掌控

　　从美国这次改组之后，美国军队的联合作战取得了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就和信息化联合作战无缝对接，对其理解无比深刻。只能说美国政府利用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通过改革使文官体系更有效地利用军队这把刀。使用专业军事人员，指挥军队作战是最快捷的手段，但美国的政治现实是坚决杜绝此类现象产生。即便是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组法》诞生后，很多美国政界人士还担心出现强势参联会主席，甚至说要警惕出现类似德军总参谋部的类似机构。

　　平心而论，美军1986年的改革无外乎就是进一步提高了专业人士的话语权而已，虽然向德国总参谋部的在靠拢，但还距离甚远。但即便如此，美军在海湾战争之后仍然出现了一位强势参联会主席科林·鲍威尔。1992 年年底, 在克林顿就任总统之前，鲍威尔发文直言不讳地指出：“作为参联会议主席，我对美国安全负有责任，我对美国总统与三军总司令、国防部长以及美军中的优秀儿女负有责任。”美国文官认为鲍威尔文章中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阐述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军人不干涉政治的传统。克林顿上台以后，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军方关系更为紧张，加之鲍威尔等很多军方高层领导都是在里根和布什政府内长期任职，在政治价值取向上与民主党相去甚远，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以这位战功卓著的将领辞职而告终。一个总统和国防部长眼中听话的参联会主席，必然在军事领域很难有出色的建树。历数21世纪这15年以来的美军参联会主席，他们的水平又如何呢?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美国对陆军天生的敏感和“厌恶”，导致美国在历次军事变革和组织机构改革上有意无意的压制陆军实力。由于美国缺乏对建设强大陆军的需求，以至于美军“谈陆色变”。反恐战争表明美军一打地面战就陷入泥潭的怪圈至今仍然存在。虽然现代海空军成为战争前期决定性的力量，但地面作战所蕴含的巨大战略思想价值，是人类战争史中最宝贵的财富。

　　美军新困惑的原因在于，总统和那些国防部文官们，压根就不懂战争的本质内涵，更缺乏对战争复杂性残酷性的认知。他们刚玩转的信息化联合作战在反恐战场根本就水土不服。他们以为战争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简单，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队列中的美军官兵(资料图)

　　美国军事变革的内在逻辑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让美国军队得以接触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而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军队作战的能力和毁伤力越来越大，这对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本身构成巨大的威胁;建立所谓强大军队只是表象，真实出发点是通过改革使文官(国内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能有力地掌控军队来为自身的政治目的服务。同时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得美国文官主导的军事变革拥有了“试错”和“从容”的资本。

　　但其他国家有这样的资本吗?我们总是在嘲笑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成为闪电战的牺牲品。这只能说是事后诸葛亮的无知。谁又能保证法国在舍弃最稳妥的静态防御后，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面对咄咄逼人的德国，法国输不起，更没有资源冒险。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强势的拉姆斯菲尔德可着劲地折腾，其主导的美国军事改革和转型结果却很糟糕。但其人辞职之后将烂摊子退给下任，直到现在美军也在痛苦的调整。试问除了美国之外，那一个国家军队禁得起如此瞎折腾?

　　可见，军事改革是对一个国家军队的重大调整。不同的军队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论证把握最优化的路线，否则不是给军队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就是遭遇强大阻力而无疾而终。同时美军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定要正视地面部队如何适应现代战场的重要意义，决不能因为海空力量的崛起而一笔带过，一支没有强大地面作战能力的军队仍然是一个跛脚的瘸子。美国在新军事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永远领先。

来源时间：2015/9/9   发布时间：2015/9/9

旧文章ID：5744

作者：PAUL MOZUR, 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Johannes Eisel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互联网主管鲁炜(左)将在中国政府举办的西雅图科技论坛上发言。

　　香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本月的首次美国国事访问做准备之际，华盛顿警告称，针对通过网络攻击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美国可能会对中国企业采取制裁措施。对此，北京正在用一种另类的方式回击：举办科技论坛，以显示它对美国科技产业的影响力。

　　中国互联网事务主管官员鲁炜也将出席9月23日在西雅图举行的这次会议，他负责监管在中国发展的外国科技企业。

　　据熟悉这一会议情况的人士透露，包括百度的李彦宏、阿里巴巴的马云在内的许多中国科技公司高管，和包括苹果(Apple)、Facebook、IBM、谷歌(Google)和优步(Uber)在内的美国顶尖科技企业高管，都在受邀之列。由于未获谈论此事的授权，透露信息的人士要求不具名。

　　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包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莫西·D·库克(Timothy D. Cook)在内的一些受邀者计划出席会议。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微软公司是这次会议的协办方。

　　两名美国官员表示，这个计划中的会议让奥巴马政府心怀不满，因为它背离了双方围绕精心安排的习近平访美之行所商定的剧情。他们还担心，这次会议会削弱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因为它将中国领导人塑造成在建设性地帮助美国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的形象，而美国政府却认为，美国企业正因中国采取抑制竞争的手段而遭受损害。

　　对许多美国公司而言，面对中国科技市场的巨大机遇，这个邀请很难拒绝。谷歌和Facebook都因被中国网络过滤系统阻挡，而无法在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开展业务。尽管美国科技企业没有采取反对美国制裁的立场，但有些企业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充满矛盾，而他们出席这次会议将显示出，中国对他们可以施加多大的影响力。

　　据一名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习近平有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简短讲话，或与少数中美企业高管见面。在前往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前，习近平还计划在西雅图会见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并在盖茨的湖边别墅共进晚宴。

　　中国数字安全专家、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计划参加这一名为中美互联网行业论坛(U.S.-China Internet Industry Forum)的活动，他称之为一个“行业会议”，并表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

　　“这次会议将主要讨论两国的行业合作，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和谷歌等美国大科技公司都将参加这次活动，”左晓栋说道。

　　微软、Facebook、IBM、苹果、优步和百度拒绝对此事置评，阿里巴巴和谷歌没有回应时报的置评请求。

　　过去几年，中国和美国已经卷入一场类似科技冷战的战争。美国领导人愤怒地抗议本国遭到的一系列黑客袭击，并表示袭击是从中国发起的，他们还呼吁北京放松限制美国硬件销售和封锁美国互联网企业的规定。中国反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控行为一事显示出，美国也对中国企业进行了黑客袭击，这些袭击为中国对美国企业实施限制性法规提供了正当理由。

　　此事关系到对全球互联网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方式。美国主张互联网应该允许企业在全球运营，让用户自由表达，但中国已经表示，国家应该有权要求互联网企业遵守当地法规，包括内容审查、用户监视和在中国本地储存有关中国用户的数据。以准许遵守规则的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为诱饵，鲁炜等中国官员想要对全球互联网管理施加影响，并使中国模式得到更广泛地采用。

　　在西雅图举行会议，也可能被北京方面当做美国业界巨头承认并尊重中国影响力的一种表示。在国外，这表明公司为确保得到市场准入，必须满足北京的愿望。

　　一名了解习近平访美计划的业界官员表示，“这是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尽可能粉饰太平，美国政府称网络攻击是问题所在，而美国公司的运营环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这名官员要求匿名。

　　此次会议还将表明，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科技行业内部，以及美国政府与美国公司之间，是存在分歧的。

　　一方面，中国拥有6亿多互联网用户，其公司、政府及用户在科技方面的开支达到了数千亿美元，这是美国老牌硬件及软件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年轻公司则看到这里的巨大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两年出台很多旨在让中国摆脱外国技术的政策，而网络屏蔽举措则将Facebook、谷歌、Twitter等公司阻挡在外。

　　一些美国公司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对中国限制美国企业的政策做出回应，而其他公司则小心翼翼，生怕遭到中国进一步的市场准入制约，导致巨大损失。

　　然而，大多数公司都担心，奥巴马政府施加的制裁可能会导致中国采取回应举措，最终导致公司盈利及增长前景都遭到打击。政府官员明确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利用行政命令，就电脑入侵问题对中国施加经济制裁，奥巴马总统有权冻结涉嫌盗窃商业数据的外国公司的金融和房地产资产。这份在今年4月签署的行政命令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是适用于包括中国机构在内的实体。

　　政府官员故意留下了实施此类制裁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但对于是否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实施制裁，已经在华盛顿引发激烈讨论——此举会破坏访问计划，甚至可以想象会导致中国取消访问。美国及西方外交官表示，此类制裁举措几乎肯定会促使中国进行报复。

　　官员们表示，美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因为奥巴马在2013年加利福尼亚峰会上首次向习近平概述了中国的网络犯罪行为，并要求习近平采取行动，但情况在此后不断恶化。

　　将华盛顿州作为习近平美国之行第一站有些出乎意料，但它是以美元计对中国出口额最高的州，而西雅图有着接待中国领导人的丰富经历。1993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会见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那是自1989年中国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以来，中美两国最高级别的接触。

　　在2006年访美期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盖茨在西雅图进行了会面。在那次访问期间，胡景涛曾表示他每天都使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而盖茨提出如果遇到问题，他可以亲自提供技术支持。

　　此后9年的时间里，情况出现了改变。北京正在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禁止政府采购微软Windows 8系统。高通(Qualcomm)等公司在中国面临反垄断调查。今年，几个美国商业团体猛烈批评中国的一部法律，称该法律阻止美国技术公司向中国银行业出售硬件及软件。

　　Paul Mozur自香港、 Jane Perlez自北京报道。

　　Yufan Huang自北京、 Nick Wingfield自西雅图有报道贡献。

　　翻译：常青、许欣

来源时间：2015/9/9   发布时间：2015/9/9

旧文章ID：5742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网

　　作为中国2015年度重大活动之一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已经结束，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下一个重大动作“习近平出访美国”，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相关问题，美国知华派专家近日作出了精确分析。

　　综合媒体9月9日报道，金秋9月，北京令全球瞩目，数十国政要参加一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9月下旬，舞台切换到华盛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是中国外交的又一大手笔。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看来，最近这一两个月习近平面临过去两年半以来最大的挑战。李成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超过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但李成表示，“只有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一个领导人的魄力。”

　　李成成长于上海，于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留学深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李成自2007年以来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并从2009年开始担任该中心研究主任。他的专业领域包括中国中产阶级、精英政治、公共卫生与控烟、美中教育交流、智库的运作和中国电信行业。他同时还领衔编纂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该丛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杰出思想家的专著。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

　　李成在接受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要求“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论调时表示，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自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美国推行的战略性通融政策不再可行。美国应该接受一种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会挫伤美中关系，也不符合美国利益，更与世界大潮相违背。李成表示，对于中国，美国有两种极端的分析。一种是夸大中国的成功和强大，好像中国马上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马上就将在海外进行扩张，在南海、东海或其他领域进行一连串的挑战，而且威胁美国，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

　　
       习近平在危机中显示出其个人魄力

　　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非常衰弱，无论是经济状况、治理能力，还是环境保护、军事实力好像已经差不多不行了。因此，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想把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入歧途。在谈到美国主流的学者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时，李成表示，美国白宫、政府决策者并没有发生政策性的变化，但他们也要对美国学者、媒体、利益集团做出反应。由于种种原因，眼下美国不少学者对中国有不安、焦虑和批评。但这些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并非一成不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许多对中国的分析是充满矛盾的，同时主流学者仍然抱有希望。

　　在谈到面对极端批评，中国该如何做时，李成表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要更有力地澄清。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美方有很多观点会影响到中国，就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会影响美国的学者。因此，要更多地去关注，要做更多的理性的探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李成进一步指出，对于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内的很多东西，要进行客观的分析。中国经济现在体量很大，中国的股票市场影响很大，这方面如果有人有非议，是可以理解的。有误解就必须来澄清，有些恶意的攻击，必须针锋相对。同样，美国对中国的解读，不能只听一个退休的军官，或者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就将它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些推断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谈到如何看待习近平访美时，李成表示，“美国的一些政客，如威斯康辛州的州长不久前攻击奥巴马，认为他对华太软弱，包括这次的访问都应该要取消。对美国的政客而言，无论是不是为了选举，批评中国太过火都不是聪明的举措。我是2008年希拉里竞选总统的顾问，以我的观察，总统候选人批评中国太厉害美国民众会有反弹。同样，如果中国有些人士把一切都归咎于美国，也会不得人心。同时，我认为这次访美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有人将它与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超1979年邓小平访美。”

　　李成还表示，奥巴马应该会给予习近平足够的尊重。对习近平的尊重，不仅仅是对他本人，更重要的是对14亿中国人的一种尊重。中国是美国许多重要领域的合作伙伴，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重要议题包括网络安全、东海南海和人权，奥巴马会强调这三个问题。尽管种种原因造成习近平访美面临诸多挑战，但一次成功的访问，能显示出习近平作为领袖的外交技巧。中国的外交团队需要对海外有清醒的认识，要和美国民众进行对话，进行良好的沟通。

　　李成进一步指出，“要成功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一些非常真诚的表达。我几天前接受一次采访，谈了习近平访美的日程，重点是和企业界互动，但如何与美国民众互动，还不清楚。当然，现在距离访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习近平的团队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关于这次访美的亮点，李成表示，“我觉得，就是要给人惊喜，但不是演戏。真正的亮点应该是一种感人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他的话，是会喜欢他的。”

　　在谈到两国领导人该如何弥合分歧时，李成表示，“尽管有很多沟通渠道，有很多种方法，但是互不了解、互疑的情况仍然存在。我认为，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必须要了解，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是不尽如人意的，这方面需要做好准备。”李成还表示，现在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两年，有人说，奥巴马变成了“跛脚鸭”，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奥巴马来说，这是他第二任期最后一两年，他可以抛开顾虑，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因此，他决定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热衷于解决伊朗核问题，2014年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而现在，奥巴马也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希望通过习近平访美让美中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在两年前做出了准确判断，认为要和奥巴马合作，而不是把眼光全放在下一任总统身上。这是对的，不能以为他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就无能为力，他还能做出一些有建树性的东西。

　　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走向时，李成表示，从长远看，是非常乐观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年轻人。现在20岁左右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两国关系有新的阐述和见解，心态与四五十岁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处在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走向强盛、中产阶级迅速发展的年代，他们的理念、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和前几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问题在于，10年之内，怎样避免擦枪走火，避免被极端的观点左右，避免用噪音取代理性的声音。目前，两国都存在很多悖论：中国在很多领域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但在经济、政治、战略、外交方面面临不少的不确定性。美国一方面政府负债累累，但它的经济是全球领头羊，军事实力强大。中美两国都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不要走极端，不要用简单化的看法来看各自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反腐问题时，李成表示，中国的民众支持反腐，但有些利益集团的反弹非常厉害。有的人认为反腐太过，实际上，现在反腐，不管在军队高层还是中央委员会，或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间，比例都在百分之三左右，并不能说是太多。整体来讲，反腐是一个五年计划，会更多通过司法途径来反腐。依法反腐的观点必须明确阐述，同时指明中国法治前进的方向。习近平也在不断探索，并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反腐过了头，反腐也不会影响了中国经济。但是，目前要警惕利益集团受到挫折后的反弹。

　　关于习近平执政理念，李成表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他提出了“四个全面”。经济方面发展私有企业，尤其是服务性行业，发展教育、医疗保险，发展清洁能源、环境保护，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但问题在于，海外还是主要看中国的GDP增长。

来源时间：2015/9/9   发布时间：20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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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微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9日表示，亚投行希望与其他多边发展银行合作，而对于未加入的美国和日本的大门仍然是打开的。

来源时间：2015/9/9   发布时间：2015/9/9

旧文章ID：5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