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洋  来源：环球时报

　　杰弗里·贝德2009年至2011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的亚洲事务高级顾问。离开决策圈后，贝德进入华盛顿智库，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怀特黑德国际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是外界眼中华盛顿知华派的典型代表。今年6月，贝德发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对近期不少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要求改变“自尼克松以来连续8任总统推行的对华政策”的呼声表示担忧。近日，《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亚洲基金会协助下赴美，并专访贝德，在美国近来日益升级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中，他的声音显得更加理性。

　　焦虑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

　　环球时报：您最近在《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中呼吁，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中国，美国领导人应继续维护美中关系，构建亚洲的新和平时代。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写这篇文章，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吗?

　　贝德：是的。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当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第二是不同国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就是现实及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什么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是崛起中大国，跟十年前相比，不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变得更强。这种变化不仅在中国周边引起焦虑，也在美国引起焦虑。这些焦虑中有些是自然的，有些则反应过激。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容忍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吗?答案必须是“能”，但担忧的区域国家和美国都不清楚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增强的力量。这也是南海问题被特别关注的原因。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但过去从未招致如此紧张的局面。可如今中国强大了，紧张局面就出现了。考虑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和威胁。他们把矛头指向南海，指向过去15年中国激增的军费，以及网络安全和贸易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中之间是对手，对中国有利的事就会伤害美国。

　　我之所以要写《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一文，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而我认为，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其次这样的反应反而会导致两国陷入长期敌对。我希望阐明，美中之间原本就存在许多不同利益，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与周恩来当初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因为他们觉得美中利益和价值观完全契合，而是他们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在能够合作的领域有所作为。我想这是过去40年两国看待彼此关系的基调，也是正确的基调。我明白当两国间实力不断接近，再用这样的视角处理双边关系会变得更加困难，但一件事变得更难不代表不应该去做。

　　环球时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今年5月在演讲中提出“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需要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您是否认同兰普顿博士对美中关系的担忧?

　　贝德：我认为兰普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美中对对方的情绪确实在恶化。这种恶化或许不能说是建立在误判上，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判断上，即完全不考虑对方对世界的看法，不去理解对方的利益所在。我认为美中两国对于对方政策的弹性都有过度期待，而当人们发现期待过度时就会说，“别抱希望了，面对现实吧，我们就是对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方式。两国要寻求合作往往需要艰苦努力，而认定对方是对手则简单得多，但也会有更多错误。

　　我想兰普顿是在发出警告，告诫两国彼此对对方的看法正变得愈加负面。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海的做法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在复杂的网络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实际上都有所行动，但当彼此缺乏信任时，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就会说，“看，他又在行动了”，而完全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美中贸易问题上，美国人一直都非常沮丧，尤其是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有一种共识，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正竞争，经营越来越困难，并且认为困难来自于中国越来越严苛且越来越有利于本土企业的政策;此外，中国军力在过去20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提升。这些都引发美国对中国的忧虑，其中一些议题无法解决，只能被管控。对于兰普顿建议美中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我对此并不太积极，因为你不知道谈判开始之后会发生些什么。

　　环球时报：针对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发表的“中国崩溃论”，您有何评价?

　　贝德：这些是学者的观点，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我的观点是，不论中国是否处在长期稳定的轨道上，未来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美国对华政策都应是一贯的。不论中国内部是否稳定，中国都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玩家。尼克松和基辛格接触中国时，中国正处在内乱中，但他们觉得接触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不论中国是否内乱这种接触都是必要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中国处在走向崩溃的轨道上。

　　美国对华政策必须走中间道路

　　环球时报：习近平主席9月将访美。在华盛顿，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上次访美时，两国元首在阳光庄园会晤中关注解决了很多具体议题，但还可以更清晰地表明彼此的真实意图。对于习主席此次访美，您有何建议?

　　贝德：我认为两国领导人有许多事需要谈，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两国间目前对彼此的情绪不佳。美国即将拉开两党初选序幕，目前影响选举最大的外交议题是伊朗核协议、“伊斯兰国”(IS)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中国议题目前不在显著位置。但如果美中关系持续恶化，或者在亚太地区发生一些重大事态，情况就会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不会决定美国大选结果，但会转移焦点。总统参选人将被迫就此发表些声明，这些声明进而会影响美国公众对华情绪，令两国关系更具对抗性。这样的局面是需要避免的。

　　在这样的时间点，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是巩固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他的行程想必非常紧凑，但我希望他能发表演讲，向美国公众阐述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国际法以及国际秩序稳定性持何种看法。这样的话，将给美中关系带来一种“信心再保证”，让美国公众感受到中国崛起对现存国际秩序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稳定的因素，而不是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在具体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代表团在伊朗核问题上有良好合作，我希望习主席这次访美可以与奥巴马在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东海问题上发表声明，借此给紧张局势降温。这些具体问题当然重要，但我想提出一份展示美中存在共同利益、寻求相互合作而非对抗的声明更加重要。

　　环球时报：接下来想和您谈谈中美“信任鸿沟”的问题。华盛顿智库中存在一种怀疑，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是“都给我让路”，意在将美国从该地区排除，而美国的政策是“让我们留在路中间”，两国间存在根本性冲突。而在中国国内，虽然美国总统多次保证“欢迎中国崛起”，但美国国会与部分媒体对中国大加抨击，令总统保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您如何理解这一局面?

　　贝德：我认为你对两国间互动的描述很准确。不过分析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中国力量在增强，希望能起更大作用，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也拥有过去从未有过的军事力量，自然也拥有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期待。而美国历史上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国家，包括美国盟友及一些并非美国盟友但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如越南，这些国家都将目光投向美国，希望美国在亚太保持军事存在，成为它们“看得见”、可以用来平衡中国崛起的力量。

　　这些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但问题是美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北约的安全架构制衡中国吗?我们需要更直接介入南海争端吗?我们需要鼓励日本去起更积极、更具侵略性的军事作用吗?对我来说，答案都是“不”。但美国国内也存在另一个极端，认为美国应“后撤”，远离亚太。极端解决办法往往是错误解决办法。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双方都应明白，中国崛起为美国及地区国家制造了问题，美国如果只想让国际秩序维持现状而不做出任何改变也会给中国制造问题。美中应首先承认现实，然后共同寻求如何容纳彼此。

　　中国在南海的举动很强硬，中国未来会不会将扩建的岛用做军事用途，这些都给外界带来了真正的担忧。至于中国在东海与日本的岛屿争端，我想现在中日双方都在试图给事态降温。在我看来，两国为了几块无人居住的石头争成这样是非常荒谬的，这只能说明主权问题和民族主义是很容易被煽动的。

　　环球时报：中国人觉得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应显得很小气。您的看法呢?

　　贝德：没错，我同意。这是美国政府犯的大错。我这么说无意冒犯美国政府，我想美国财政部一些官员觉得亚投行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包括环保、管理架构不能允许一国独大、合同分配要确保公平等等。这些没有问题，人们可以向中国提出问题，但提问的目的应是促进中国更好地创办这家银行，而非以这些标准为借口阻止中国创立亚投行。但我认为美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彻底迷失了。美国官员辩解说他们没有想阻止亚投行创立，但他们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此，他们宣称这是希望韩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些标准上三思，但外界觉得他们是在阻止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如果美国政府对亚投行没有恶意，就该清晰表明这一点。

　　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外交动作很合理，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些都很可能带来积极效果。亚投行的建立是一项非常有益的举动，而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反应是错误的，它给中国释放了错误的信号。

　　日本靖国神社体现的历史观糟糕透顶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行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他希望日本做正常国家，但无法界定怎样才算正常。

　　贝德：我认同你说的，安倍的主要目标是令日本正常化。二战后，日本被看成一个特殊国家，日本的宪法实际上限制了日本承担更大的国际角色，也限制了日本的军力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一直被要求就其过去的行为道歉，即使日本在1945年以后一直是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日本过去的道歉一直不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总是说日本必须承认过去的罪行。我去过靖国神社，那里面的博物馆(游就馆)糟透了，那种历史观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与人们对历史各种合理的解读相矛盾。如果那种观念代表日本想要的“正常”，那绝不是我们希望日本拥有的“正常”。但我想那不是日本主流社会希望的“正常”，也应该不是安倍想要的“正常”，安倍只是想让日本拥有其他国家所有的权利，尤其在国防方面。一些日本人认为成为正常国家意味着日本不再依附于美国，日本也可以与中国为敌，但我想安倍应该不属于这一类人，他的想法应比这些人更贴近主流些。安倍确实给美国制造了麻烦，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他因历史问题与韩中两国没完没了地争吵。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日本必须在历史问题上展现出更真诚的态度。

　　环球时报：美国现在鼓励日本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不担心养虎为患吗?

　　贝德：我不认为日本会是“老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担心日本未来会做些什么。日本不会变成有核国家，他们有这种能力，但不会这样做。日本不会发展重大军事能力，比如远程导弹。日本对于在宪法允许范围内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非常克制。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1931年和1937年的中国了。中日目前处在典型的安全困境中，两国只考虑自己的焦虑，而不考虑对方的焦虑。换句话说，当中国人面对日本，他们看到的是过去的噩梦;而当日本人面对中国，他们看到的是未来的噩梦。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2

旧文章ID：5648

作者：戴维·罗斯考夫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正濒临崩溃。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其无可匹敌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对这一重要防御机制已存在的损害进行修复，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首要任务。

　　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一再恶化的原因很多。许多最重要的同盟关系都形成于二战后期，这些同盟原为应对冷战的挑战和20世纪其他威胁而成立，到如今已逐渐过时或失去目标。美国最重要的同盟——通过北约与欧洲建立的同盟便是其中一例。过去20年，北约在冷战后的行动屡告失败，优柔寡断和前后矛盾导致其在阿富汗、利比亚和乌克兰行动中均无功而返。如果俄罗斯通过富尔达走廊入侵欧洲(组建同盟就是为这一冷战场景而准备的)，那么北约就将付诸行动。但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下，北约陷入是否有存在价值的迷雾中，其表现为不彻底的措施、各种口角以及愚蠢的做法(比如向打算入侵乌克兰的普京传递的信号是那么软弱，以至于正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技术和冲突的性质已经超出北约掌控，北约盟国内部的政治体制也无法正常运行。欧洲尚未确定统一的对外政策，德、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截然不同，其他欧洲国家也被卷入自身无力解决的经济问题之中。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面临着双重打击：一边是濒临崩溃的立法体系，另一边是一个既不愿因循过去美国历届领导人领导同盟的模式、又惧怕引发国际冲突的总统。

　　软弱、缺乏决断力、混乱和观念过时，绝不是经济低迷的和平时期所需要的领袖特质。美国的盟友每天都要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挑衅和威胁。俄罗斯谨慎而准确地感知到了北约的底线，在乌克兰事件中首先策动了混合型战争。令人惊讶的是，普京精准地将行动计划目标量化(甚至包括击落商用飞机)，身着无徽章军服的士兵是他推脱责任的最佳托辞。

　　乌克兰并不属于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北约的捍卫者很快意识到这种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入侵和吞并乌克兰的土地(效仿2008年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对北约利益不构成真正威胁。然而，暴行肆虐之后，我们仍在讨论乌克兰是否有权保留轻型武器，以便应对此类破坏欧洲稳定局势的危险局面。西方国家对外宣告的对俄经济制裁看起来坚定一致，但对俄罗斯政府在该地区的决策毫无影响。事实上，普京近来似乎尤为胆大，甚至表示不会容忍瑞典加入北约的行为。俄军在波罗的海周围的挑衅表明，普京与其他北约成员国首脑是截然不同的，他作风大胆，完全不把任何国际法或历史条约放在眼里。

　　普京很可能会在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内，在波罗的海诸国(如爱沙尼亚)策划类似乌克兰事件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运动，进一步挑战北约的忍耐力。他们(“俄罗斯少数民族”)或将在俄罗斯帮助下策划分离行动，但这一次情况将有所不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均为北约成员国，它们享受北约第五条款的保护：北约有义务干预其防御事务。北约会这样做吗?如果有国家以少数民族团体要求自决权为借口“入侵”，北约是否会强加干涉?笔者认为，在北约目前的管理体系下，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这与北约冠冕堂皇的说辞恰好相悖。问题在于，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不会像奥巴马这样容忍普京。

　　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普京与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国民阵线及欧洲其他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党日益紧密的关系。随着中东和北非势力的衰落及大批移民流入南欧，这些党派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普京的这些政治盟友将如虎添翼，在整个欧盟内部再次煽动可恨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正如欧洲往日的闹剧重现)，欧洲政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对这位希望重铸俄国辉煌的俄罗斯领袖的掠夺行径，他们将采取包容甚至鼓励的态度。

　　英国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其影响力急剧下降，这对欧洲局势的变化也有着不小影响。英国的军事实力严重衰退，随着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英国还面临着分裂危险。此外，英国对欧洲(及美国)的影响力也在急剧下降，被德国和法国反超。笔者此前曾撰对美国同盟体系中非常关键的英美传统特殊关系的衰落，进行过阐述。问题自然源于英国自身，这与中东的状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随着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降至冰点而急速恶化。

　　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广泛的同盟关系也陷入一片混乱。以色列和美国的领导人无法容忍彼此，而美国在该地区内的其他重要的传统盟友都认为自身的战略局势受到威胁，纷纷质疑自身与美国关系的性质和密切程度。埃及犹如一个烂摊子，美国对埃政策转变所体现的矛盾心理，亦令埃及对美国的信心骤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已见识了暴力极端主义与日俱增的威胁，以及来自美国和欧洲盟友无关痛痒的回应。同时，美国政府与该地区主要竞争对手伊朗的关系逐日改善，也令他们异常惊恐。对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更别提中国和东方国家了)的关系重新评估，或将决定未来合作关系的走势，但目前的过渡时期(包括在伊拉克地面战斗中令人困惑的美国与伊朗同盟，美国对此矢口否认，并取消了一项可恢复伊朗国际地位的重要交易)极其危险。

　　传统关系过时只是当前局势的冰山一角，更不用提美国在过去十年中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倾注高额投资，但两国政府依然软弱，并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亚洲，中国精心策划并着手推进可扩大其影响力的一系列计划：向邻国主动投资，对自身军事实力大肆宣传，令美国雪上加霜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计划以及“一带一路”政策，后者已经在中亚地区(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很小)、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与塔利班的谈判)和伊朗(中国有望成为伊朗石油的头号买家)初见成效。尽管美国一直试图以温和举措对抗中国的扩张(例如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地区重新部署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与缅甸恢复邦交关系，加大对印度的投资，支持日本重整军备等)，但美国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美国应如何为经济需求而维持双方友好关系，同时制衡中国崛起?答案尚不可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敢于像俄罗斯一样不断挑衅美国及其盟友并在南海挑战美国底线的原因。这对重整军备后的好战民族——日本(日本急于挑起争端的热切程度，几乎与美国的主要欧洲盟友——德国急于远离争端的热切程度不相上下)将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朝鲜境内可能出现的动荡局势也同样值得深思。

　　中国和亚太地区日益提升的重要性表明，美国应像对待欧洲那样，投入同等甚至更多精力到亚太，应对该地区的同盟关系进行反思和重建。(读者是否对“重返亚太”战略记忆犹新呢?虽然官方说辞不可尽信，但不可否认这一战略本身自有其优势。)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认可和发展全新的“特殊关系”，以取代或巩固那些式微的战略关系。

　　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与美国在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其地位尤其重要。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更具挑战性，但其潜在优势值双方为此付出。印度即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对中国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制衡因素，是全球海军实力排名第四的国家，与美国共享众多价值观和利益。巩固美澳同盟则要简单得多，事实上，我们正一步步接近这一目标。在过去近一个世纪，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最信任和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但在这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一直扮演着次要角色。有鉴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资源储备、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及作为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澳大利亚大有在美国外交体系中将英国取而代之的趋势。

　　事实上，未来世界上最重要地区的局势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这些昔日英国殖民地与美国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一度位列全球霸主的大英帝国如今的影响力，更蕴含着一个重要道理：即，最成功的同盟关系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为基础。(在上述所有关系中扮演着重要中介者角色的新加坡值得一提，精明的新加坡自然知道如何在不触怒美国的前提下，与中国保持似有若无的良好关系)。在每一段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短暂关系(如当前与伊朗的关系或在二战时与苏联建立的关系)之中，总会有可以留存于世的元素，要么是与民主制一致的目标，要么是法治理念，要么是构建开放的社会，要么是倡导包容性和自我表达。

　　即便如此，只有密切的关系和共享的文化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全球局势瞬息万变，新的威胁以及确认、管理和遏制这些威胁的新方法层出不穷。从新一代网络和无人机技术，到过去仅仅出现在科幻小说而今即将面世的自主行动陆军和空军机器人部队，再到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共同利益的安全挑战等新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对北极、非洲等地造成的人文、政治和经济后果，无一不对美国的同盟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同盟关系需要变革，需要创新，更需要呵护和培养。美国政府不能重蹈历史覆辙，将同盟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肆意滥用或轻易忽视。否则，同盟体系将会从保卫美国的重要工具沦落为历史遗迹，徒留对早期领导人远见和睿智的慨叹。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戴维·罗斯考夫(David Rothkopf)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也是《外交政策》集团的CEO和总编辑。

　　本文由清华—卡内基中心授权FT中文网发表。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外交政策》杂志，中文版最初发表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网站上(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清华—卡内基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创立，就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研究的知名智库。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旧文章ID：5646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8月31日文章，原题：美国的确有过对华战略吗?近来接受《国家利益》采访时，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美国有责任将中国带入国际体系。若不接触，美国就将(以巨大代价)孤立中国。那么，除了对华接触政策，美国就没别的办法避免陷入大国敌对吗?

　　1989年后，美国已不再单纯将促进中国经济和军力增长视为有用目标，而宁愿相信中国经济增长必将引发政治自由化。至少，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将“驯服”中国。无论是否能算一种战略，或只是为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企提供借口，对华接触都已为美中带来更密集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为，再加上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已表明这套对华做法存在致命缺陷?有可能。在许多人看来，中共拒不“倒台”、中国军事和经济继续迅猛增长及其所作所为，都证明北京持有修正主义观念。但笔者对此心存疑问。中国军事实力的壮大是其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中国上世纪90年代军力之所以弱，与其优先发展经济而推迟国防现代化的决策息息相关。尽管中国的邻国确有理由担心中国“突袭”东海和南海，但参照历史就会发现，北京迄今为止采取的“硬实力转向”相对温和得多。北京正强硬地“推挤和修改”规则，但仍未走出规则之外。

　　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太多分析家的出发点极不现实：美国理应保持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获得的全球军事统治力。但这种统治力无非是苏联崩溃和其他竞争者增长缓慢的“人工制品”。那些意识到美国统治力不可持续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国家，并非修正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作者罗伯特·法利，王会聪译)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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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泽华  来源：凤凰评论

奥巴马政府最近向中国发出警告，要求中国特工停止在美秘密“猎狐”行动。《纽约时报》称，这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特工恐吓战术的怒火在日益高涨”。

美国官员表示，中国特工暗中在美开展行动，向旅居该国的知名华人施压，要求他们立即回国。这一句话，足以激起中美关系中的两个政治敏感点。

一是“中国特工”渗入美国。更改（如果真有此事的话）中国在美“猎狐”执法人员的职务身份，把公安人员变成安全间谍，把针对非政治犯罪的国际司法调查活动，提升为可能针对外国政权的政治渗透和颠覆活动。用上这么“专业”的词汇，足以提升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存在感。

二是“知名华人”遭到威胁。奥巴马政府关注此事，据称是因为接到了社区的“举报”，称中国特工以旅游、商务等非公务签证进入美国，动用各种强硬手段促使犯罪嫌疑人回国。这些活动干扰了一些“知名华人”的正常生活及美国的社会秩序，而且力度在不断加大。

据称，美国社会中的所谓“知名华人”，往往都是社会中被充分认可的政治精英，至少也是“好公民”中的典范。在美国人看来，这样的人，有些却被中国政府认定有罪，涉嫌逃亡，如果要劝返，要有充分的证据，也要有美国政府的同意。否则，必定是中国在刻意藐视美国国家主权。

习奥会在即的当口，美国政府和媒体因何把“猎狐”这种平常的国际司法调查活动炒作为两国关系的劲爆话题，原由尚不明朗，或许果真有社区“举报”的因素，也可能由于国家安全部门急于“表现”，还有可能是搂草打兔子，正在辛苦翻找中国政府参与对美网络攻击的“证据”，突然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从技术层面看，对这次事件的应对，是中美司法进一步合作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儿。在中国，追赃、追逃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威慑，对嫌疑人亲朋好友的心理动员，经常有助于产生良好的司法效果。但这一惯常做法，与美国社会对同类活动的司法和文化认知标准相比，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中美未形成全面共识、签署司法引渡条约之前，美国社会对中国海外“猎狐”行动深入其中的警觉，有其合理性。对中国做法的认可和接受，需要长时间的了解、沟通和磨合。期间，某些利益关联人以此挑起的风波，也需要慢慢地被美国社会消化。但就目前形势，奥巴马政府针对中国公安人员在美行为提出警示，也是美政府提升短期民意认可度的一条捷径。

从价值层面看，此次事件则为中美政治互信的累积制造了又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奥巴马政府在事件中高高在上、吝于宽容的做派，相当于又一次在国际社会面前播放了一部“丑化”中国的情景剧。由于意识形态偏见，当前美国社会对改善中国印象的总体动力不足。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不认同西方普世价值观、不服膺现有国际秩序，是让他们相信“中国威胁论”的充分理由。尤其是年轻一代，很多人宁愿宽容悔悟而不道歉的日本，也不愿接受互利而且共赢的中国。

现实政治层面，在当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中美各自设定的议题优先顺序有很大不同，美国更愿意在高位政治和敏感话题上“讨说法”、要结果，中国则更重视低位政治和“边缘”话题的示范和助力效应。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通过“猎狐”这样一个不太敏感的话题制造新话题，有助于降低美国在中美战略对话中的谈判成本。

美国很清楚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对外交政策的需求，在中国“紧迫需要”的话题上进行战术敲打，是个不错的投机策略。至少，这会让美国感觉，自己在控制双边关系节奏方面有更大的主动权。

总体而言，当前美国社会并不存在容留外国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的民意和土壤，美国政府还不至于为了留住经济罪犯的钱而将屁股坐歪。为了美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理性的做法依然是与中国相向而行，将罪犯绳之以法。

此次美国对“猎狐”事件的炒作，短期政治效果可期，但长期而言，会破坏美国的国际声誉，暴露其把对外司法合作协议当废纸的顽劣。未来，中美司法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这次改变的，只是会让中美司法合作的路上多一点曲折。无论美国政府态度如何演变，中国抓捕外逃腐败罪犯的“猎狐”行动不会停止。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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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约评论员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既是怀想历史之疡，又是构思未来之旅。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经济总量已让中国不能不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的构建者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离今天已经70周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时仍有小范围的战争和冲突发生，但总体来说，全球仍维持了和平安宁，放到人类历史来看，这其实殊为不易。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相安无事，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合在一起，为世界建立起了一定的秩序，使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纠纷，有了相对稳定的协调力量和手段。

    回顾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的历史，“落后就要挨打”逻辑主宰了国际关系，大国之间互不相让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战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际秩序缺失或遭到破坏。一个和平而正义的世界，应当使大国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妥协，小国也不必因为弱小或落后就必然挨打。这需要在国际秩序足够有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所遭逢的现实，却是又一轮的“礼崩乐坏”。

    去年，世界各地隆重纪念、反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一百年；今年，人们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数死难者点起了蜡烛。在一片“追古”声中，IS（伊斯兰国）在中东兴起，叙利亚在发生内战，乌克兰危机导致美欧俄对立，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使争端复杂化。就在前几天，日本还在杯葛联合国秘书长和韩国领导人出席中国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仍在延续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无疑也在向政治和安全领域蔓延。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论证了人类永久和平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时至今日，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的世界显然还没有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未能一劳永逸铲除掉埋藏在国际体系中的“地雷”。它在今天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七十年前的国际秩序安排，已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第二，在原先的国际秩序中，扮演领导者角色、提供国际公共用品的少数大国，不仅供给全球经济、政治生活公共用品的能力大为下降，而且继续供给的意愿也在减弱。

    天下有治，然后有序，“有治”又是以治理者的存在为前提。在国际体系中，有能力担负起治理者角色、带领其他国家一起治理世界的，一定是经济体量较大、政治影响力较广、战略协调能力较强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中国虽然也曾一度享有“大国”光环，但那其实不过是虚假的荣华，与自身实力并不相称；那时中国也并无很大能力参与世界重建，相反，主要是在别人建起的屋檐下共享和平。

    今天，中国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国应约而来者为数众多。这正反映了一个新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举手投足，都在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关注，访客纷纷临门，不是来看北京的秋高气爽，而是把中国当成了化解世界问题的新的思路。

    中国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既是怀想历史之疡，又是构思未来之旅。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分量仍十分不足，但国民经济总量已让中国不能不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重要的构建者角色，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习近平主席语）。

    作为曾经的战胜国和战后秩序议定者，中国要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稳定，防止它遭到任何势力与任何形式的挑战、歪曲和否定；同时又要会同其他国家，丰富、发展原有国际秩序，使之兼顾历史主义的现实政治和伦理主义的正义需求。在过去若干年间，中国通过海外维和、公海护航、灾难援助等形式，已经逐渐转变为国际生活公共品的一个重要提供者。而在最近两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既是为自身长远发展谋出路，也是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和平找前景，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举世瞩目。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今天所追求的，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而是着眼于文明创新、人类福祉的“中国高度”。“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现的，正是中国以向国际理想主义的回归和重构，回应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疑虑，这也是与当年日本式的国家利己主义的显著差别。一个从过往战争悲情中走出来的中国，应该有这种胸怀和自信，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往昔战争的题中应有之义。

来源时间：2015/9/3   发布时间：2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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