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美国各主要城市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9•11”事件后，为应对严峻的本土反恐安全形势，全美各城市都大力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以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2013年4月15日，两名“独狼”恐怖分子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处发动恐怖袭击，造成3名无辜平民死亡，100余人受伤。在应对此次袭击的过程中，波士顿的危机管理机制就充分发挥了作用，有效防止了恐怖袭击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在2014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赛恐怖袭击一周年之际，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危机领导力项目(Program on Crisis Leadership)发布研究报告，分析了波士顿应对此次恐怖袭击的成败得失。报告中，研究人员对处置恐怖袭击的指挥官和基层执法人员进行了深入调研走访，并总结出波士顿成功应对恐怖袭击的四点经验。

　　首先，各项应急准备全面而充分，政府机构的危机响应速度很快。作为美国东部的重要城市，波士顿每年都要举办很多体育赛事、文化演出、政治集会等大型活动，这些活动一般参与者众多，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波士顿政府针对每类活动的不同特点，制定了详尽、细致的应急方案，明确了政府各个部门职责，让他们知道在危机时刻应该干什么。恐怖袭击发生后，尽管有短暂混乱，但现场指挥机构和政府各个部门迅速恢复运转，避免了人员踩踏、冲撞等次生事故的发生，为妥善转移、安置现场伤员赢得了时间。

　　其次，应急指挥体系完善，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通力合作，沟通顺畅。报告认为，公共危机事件处置是否得力，主要因素在于指挥和协调架构是否合理、顺畅。因为突发事件的发展往往瞬息万变，行政当局需要调集各方面资源全力应对，也经常需要根据事态发展建立新的指挥关系。在此情况下，来自不同层面的政府部门、私人机构能否服从统一指挥，并实现相互协调配合就尤为重要。2002年，美国国会曾授权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建立“国家应急事件管理体系”(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确立了紧急情况下跨部门协调指挥的基本原则和组织框架。报告指出，近十年来，该体系在不断的实践演练中逐渐成熟，促进了各个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的了解和合作，也为他们在危机情况下迅速开展协调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建立高效灵活的信息通报机制，保持与民众的密切沟通。恐怖袭击发生后，现场往往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袭击事件后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亲人是否受伤、身在何处?随后关心的就是事件处置的进展如何，到底是谁以及为什么制造袭击。如果政府部门不向民众及时通报情况，在当前网络及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各种消息甚至谣言就会满天飞，最终伤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和普通民众的信心。报告中提到，在应对马拉松赛恐怖袭击和抓捕恐怖分子的过程中，波士顿市政府一度未能持续发布事件进展消息，就在网上引发了不少猜测和骚动。此外，报告建议政府部门要对媒体的报道和质疑给出主动正面回应，这也是保证公共信息准确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积极发挥普通民众和社区作用。波士顿民众在遭遇恐怖袭击时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爆炸现场，他们自发救助伤员，照顾受到袭击惊吓的马拉松运动员，在案件侦破阶段提供大量现场视频、照片及其他资料，为执法部门迅速定位抓捕恐怖分子提供了便利。他们也因此赢得了“坚强波士顿”(Boston Strong)的美誉。报告指出，波士顿人在恐怖袭击中的表现，证明了普通人在危机时刻并不是只能被动等待救援，而是蕴含着极大潜能。大力宣扬这种精神，也有助于增强社区的韧性(resilience)，培养社区民众自信和自强的品格。

　　中国各类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也越来越多。总体而言，较之前几年，中国当前在危机管理管控方面有很大进步。在这次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中央联合地方有关部门很快在天津设立指挥部，并由公安部部长坐镇指挥，军队、武警和地方在救援协调配合总体上比较顺畅。许多天津市民自发排队献血，志愿者连夜参与救援，积极传递“正能量”。

　　但同时，此次爆炸事件的处置应对仍然有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天津本地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的反应，以有关部门对媒体讨论的应对。这也是中国各级政府在应对此类事件中的“老毛病”，根子还是出在思想观念上。若想有所改变，恐怕还要下大力气从“灵魂深处”加以改善。

　　参考文献

　　Leonard, H.B., Cole, C.M., Howitt, A.M., & Heymann, P.B. (2014). Why Boston strong? Lessons from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hks.harvard.edu/content/download/67366/1242274/version/1/file/WhyWasBostonStrong.pdf

来源时间：2015/8/18 发布时间：2015/8/14

旧文章ID：5393

中国谴责美国阻挠其追捕贪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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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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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N LEVI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据官方媒体，中国周一表示，不理睬奥巴马政府对在美国秘密行动的中国政府特工发出的警告，并指责华盛顿破坏北京的反腐败行动。

　　华盛顿发出的外交警告声称，中国公安人员在美国秘密活动，向涉嫌经济犯罪的中国人施压，让他们回国。这种活动构成了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美国法律要求外国警方在美工作须首先得到美国司法部长的许可。

　　美国官员说，这些在美国秘密活动的中国公安人员是猎狐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为了将逃犯遣返回国、追回据称是他们非法得到的财产，在全球开展了猎狐行动。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周一发表英文文章，对《纽约时报》周日刊登的一篇报道做出回应，文章称命令中国公安人员离美是“令人遗憾的做法”，并指责奥巴马政府破坏了双方的执法合作协议。文章并未提及中国公安人员在美国的非法秘密活动，也未提及他们针对追捕对象所使用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骚扰。美国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中国公安人员使用了这类手法。

　　新华社文章称，“奥巴马政府应该在同中国的反腐败合作上拿出诚意，不再只考虑本土算计。”文章还声称，“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美国不愿遣返这些贪官当然是为了留住他们的钱。”

　　中国公开表示不会停止其工作人员在美国本土的秘密活动，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美两国已经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争议，包括最近的上百万份政府人事档案的网上失盗事件，美国官员怀疑那是中国指使人干的，还有中国货币贬值的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在习近平达到仅仅几周前，美国发出了这一警告。

　　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引渡协议，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司法体系在执政的共产党控制之下，缺少独立性和正当程序的担心，也由于对中国当局刑讯逼供的担心。但在今年4月，美国国土安全部与负责猎狐行动的中国公安部达成一致意见，将依照美国法律协助北京遣返经济逃犯的努力。但美国官员表示，中国至今仍未提供有关的证据。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公安部已经派了70多个追贪行动组到海外“劝说”逃犯自愿回国，或者通过与外国执法机构合作将逃犯捕抓回国。但是，猎狐行动负责人刘冬去年在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段视频中说，“不管有没有协议，只要有了犯罪嫌疑人的信息，我们就会追过去，我们就会把工作推向那里。”

　　一位美国官员说，中国安全人员一直在试图追捕令完成，他是去年逃到美国的一名政治人脉深厚的商人，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叛逃者。

　　中国公安部和外交部都没有回答时报用传真发去的有关华盛顿警告的问题。而是由新华社做出了唯一的官方回应，新华社在一篇中文文章中用了显然毫无外交辞令的语言，该文的标题是“美给中国海外猎狐发警告，搞什么飞机?”文章指出，尽管中美双方此前的各种双边执法合作协定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但(美国目前的警告)“不禁让中国民众产生这样的疑问：美国的屁股到底是坐在贪官那边还是在正义这边?”

　　翻译：Cindy Hao

　　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5/8/18 发布时间：2015/8/18

旧文章ID：5392

日媒披美制造南海紧张目的爆中美对峙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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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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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多维军事

　　日本《世界》月刊8月号刊登《美在南海制造紧张旨在推动日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文，作者为共同社客座论说委员、日本拓殖大学前客座教授冈田充。文章称，美国和中国正围绕南沙群岛展开激烈博弈，尤其是围绕中国填海造岛和修建飞机跑道。今年5月20日，美军侦察机在距离填海造岛地点12海里以内进行俯冲，遭到中国8次警告。

　　日本和欧美媒体称美中冲突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渲染危机感。还有声音称“美中走向新冷战的十字路口”。但此次事件无法不让人产生美国利用媒体煽动“中国威胁论”，以先发制人的印象。

　　在世界经济中拥有共同利益的美中两国都不希望爆发军事冲突，那么美国为何要发起这样一种“进攻”?如果引出与集体自卫权相关的安保法案审议这样一个坐标轴，美国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安倍不顾舆论反对、强行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理由是“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大变化”。这应该主要指的就是“中国的威胁”。

　　文章称，“东南亚的主权争议除部分例外，几乎都与岛屿相关。要改变岛屿主权必须进行大规模作战”，“中国军事控制钓鱼岛的可能性极小”，“放眼东亚，没有任何地方可能真正发生纷争”。这是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丹尼斯·布莱尔在安倍访美之前的4月14日的讲话。此后仅仅过了一个月，“中国威胁论”就已甚嚣尘上。冷静解读他的发言，即会怀疑南海的紧张会否是美国刻意煽动的“疑似紧张”。

　　美军P-8A反潜巡逻机是南海急先锋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双面政策”，在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分享利益的同时，让日本分担美国的部分遏制力。文章称，与在朝鲜战争和越战期间一样，美国总是让亚洲国家互相对立，从而让自己可以谋求地区军事霸权。

　　在今年4月举行的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谈中，双方敲定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写明应“共同应对离岛防卫”。离岛防卫的对象是尖阁和斯普拉特利群岛，这一目了然。对美国而言，如果自卫队在上述两个地区都承担“防卫任务”，那是绝好的“代劳”。这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将自卫队和美军的合作扩大到全球规模是一体的。

　　文章称，在今年国会通过安保相关法案之前，美国将代替安倍政府继续宣扬“中国威胁论”。美四处散播“中国威胁论”，可能会帮助在各种民调中都遭到过半数反对的安保法制的支持率上升一点。

　　很容易看出，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为了防范崛起的中国，维持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军事霸权。如果笔者料想正确，在安保法案通过国会审议后，美中的激烈对立很可能会平息。

　　(桑梓地编辑)

来源时间：2015/8/18 发布时间：201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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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华派为何在中国股市震荡时使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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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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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思义来源：观察者网

　　【罗思义又跟大家见面了，这次老罗讲起了政治。不久前在上海的一次会面中，谈起中国经济老罗忧心忡忡。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持续下行，是受意识形态干扰造成的。这一次，他赐稿观察者网，继续上一次的股市话题，并详细论述了美国反华派对中国的行动逻辑。兼听则明，供读者朋友们思考。】

　　西方媒体受美国新保守派的影响，围绕中国近来的股市事件，竞相对中国展开密集的攻击。这些攻击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股市暴跌证明中国经济正深陷危机，这将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其次，中国政府出手干预股市是错误的，应任股市自由发展。

　　显然，这些说法自相矛盾。按照他们的说法，既然“中国股市暴跌证明中国经济正深陷危机，这将威胁世界经济稳定”，那么中国政府出手稳定股市而非袖手旁观应是对的，因为这对稳定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但这些西方媒体缺乏逻辑的说法之下，隐藏着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不过是他们根据新的地缘政治形势，配合新保守派，发动对中国的新一轮攻击而已。

　　我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另一篇文章《彭博社、华尔街日报，黑中国经济也该讲点技术含量》，曾对中国因为其股市事件正深陷经济危机属错误说法作过分析，这里将不再赘述，因此，本文将仅会分析新保守派变换新招攻击中国的原因。

　　美国保守派开出会令中国股市问题恶化的药方

　　首先分析西方媒体所宣称的“中国政府干预中国股市是错误做法”，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最著名的“中国崩溃论”作者之一帕特里克·霍瓦内茨(Patrick Chovanec)，他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撰文指出：“上周，中国摧毁了其股市……中国政府制造了股市泡沫，又在股价大跌时，无情而鲁莽地进行了干预。”

　　同样，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金融时报》撰文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干预行动，并呼吁：

　　• 中国政府应放弃限制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权利。就公开发行股票而言，中国应该放弃依赖中央政府审批的审核制。

　　• 中国应允许外国企业不受限制地进入其资本市场，中国还需要允许最著名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士(无论国别)为中国投资者服务……合资企业不适合全球金融机构。

　　• 中国维持对资本帐户的管制是错误的，北京应该允许中国公众将更多资产用于投资外国证券产品。

　　保尔森所提的最后一条建议令人吃惊。如果中国放弃限制IPO、取消对资本帐户的管制以及允许外国企业在其金融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的股市问题必定变得更糟糕。

　　中国股市事件并非新保守派媒体近来密集攻击中国的唯一例子。此外，他们还步调一致地吹捧印度，宣称“未来的亚洲老大是印度而非中国”。

　　因此，有必要分析为何这种攻击中国的经济话题现在频频出现。鉴于这些抹黑中国的行动步调一致，任何对美国情报机构控制媒体、并在冷战中娴熟运用媒体武器有所研究的人，很容易发现这些协调活动的脉络，即，新保守派智库在这些协同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保守派寻找中国戈尔巴乔夫的企图失败

　　多年来，美国新保守派屡屡以政治为中心攻击中国，它们可以概括为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出现——美国曾借戈尔巴乔夫之手成功摧毁了苏联。俄罗斯恢复了资本主义，导致其遭受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灾难。苏联解体，俄罗斯人口下降，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下降6年，24年后前苏联领土再次发生战争。对美国新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俄罗斯来说，这则是一个历史性的灾难。

　　俄罗斯发生这种地缘政治灾难的政治前提是，戈尔巴乔夫逐渐削弱了苏共。他允许苏共党内多种流派发展，放任叶利钦领导的势力恢复资本主义。苏共党纪废弛，这让叶利钦在1990年7月正式脱离苏共前就敢对抗政府政策。戈尔巴乔夫还一手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完成《苏联经济研究报告》(A Study of the Soviet Economy )，即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模板。戈尔巴乔夫开启了俄罗斯“国家自杀”之路，虽然主持葬礼的是叶利钦，但戈尔巴乔夫一手导演了俄罗斯的死亡。

　　这一经验自然增强了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以使中国遭受类似灾难的信心。他们无数次期盼中共领导人发挥类似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但最后只看到他们期盼的人选被撤职。

　　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马特·斯基亚文扎(Matt Schiavenza)在谈到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时指出：“美国政治家的这种痛苦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每一次中国领导层换届。”尽管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过程屡遭挫折，但他们仍心存希望：“也许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目前还不会出现，但重大的政治变革可能会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发现的情况一样。”

　　美国专家们积极鉴别和扶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显然，“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指将中国带入混乱和解体的人。正如《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的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西方正迫切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曾明确指出：“有些势力希望‘我们也出个戈尔巴乔夫’”

　　但新保守派的这种战略在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后彻底破产了，很明显，“四个全面”将阻止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此，“四个全面”问世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新保守派的重要平台——《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分析文章，气急败坏地宣布：“习近平先生截然不同于戈尔巴乔夫先生。”

　　美国新保守派再借经济议题攻击中国

　　美国新保守派意识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条道行不通后，转而调整了攻击中国的策略。俄罗斯发生决定性的政治变化的前提是经济政策摧毁了俄罗斯。但现在政治先行对付中国的道路被挡道了。因此，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顺序要有所调整：首先破坏中国经济，然后期望社会不满情绪不断上升，进而推动决定性的政治变革，终断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统治，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

　　对新保守派来说，这样的政策比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制造政治混乱的难度更大。它依赖于说服中国在重要问题上实施错误的政策，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才能取得成功。尽管最极端的新保守派现在在中国南海推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引发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但其还是在政治领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导致新保守派转而主要在经济问题上攻击中国。

　　这种攻击形式反过来会被经济现实影响。美国经济放缓已超过半个世纪。正如图1所示，去掉短期商业周期的影响，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先从1970年的3.9%跌至1980年的3.7%，后从1990年的3.3%跌至2014年的2.4%。

　　尽管美国经济未能加速增长，但其在减缓竞争对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说服或迫使竞争对手采纳大幅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明显远快于美国，导致美国在GDP方面的领先优势渐失。但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说服德国和日本采纳前者所推销的高估汇率以及削减投资水平的政策后，导致两者经济大幅放缓，也让美国再次增加了对这些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

　　20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四小龙”，美国说服他们取消对其资本账户的控制，然后利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他们大幅削减投资水平，这导致其经济大幅放缓。

　　美国削弱俄罗斯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采用政治手段，然后才说服俄罗斯采纳《苏联经济报研究告》里的经济方案，这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鉴于这些经验，美国新保守派确信，他们同样可用经济手段攻击中国达到他们的目的。

　　新保守派的攻击范围涵盖国外和国内。就外部而言，其目的是切断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美国不是寻求达成包括中国在内的互惠互利的全球贸易协议，而是试图达成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

　　TPP谈判是新保守派直接攻击中国的一种手段，正如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承认：“你们可能不希望从国防部长嘴里听到这个，但就我们重返亚洲的角度看，通过TPP对我而言如拥有另一艘航空母舰同样重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报告，也呼吁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技术出口。美国炒作印度增长速度的关键目的，是试图驱使外国企业去印度而非中国投资。

　　对中国的影响有限

　　但美国新保守派的外部经济攻击手段，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比如，在对美国经济没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引入过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新保守派也无法直接控制中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将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是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决定性措施，但将中国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在中国行不通了，因为2013年11月发布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新保守派还有其他手段。美国已通过美国智库活动在中国亲资本主义、亲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念的人身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试图影响中国的大学，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中国经济深陷危机”的错误说法。

　　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所到之处都带来了灾难：拉美上世纪80年代滑入“失去的十年”，非洲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经济灾难，前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不过，俄罗斯“寡头”的例子说明，某些阶层可在国家陷入经济混乱和衰落时变得富有——这样的具有危害性的经济观念为反爱国力量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社会基础。

　　鉴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原因，美国新保守派不太相信他们能让中国充分采纳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但他们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首先，他们试图说服中国采纳部分亲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成功的话，这将削弱中国经济并会衍生一些经济问题，然后新保守派阵营会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而非亲资本主义的政策。

　　其次，虽然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发展过程中，也遗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客观问题。然后，美国新保守派会就这些问题提出错误的解决方案，让情况变得更糟，正如保尔森所提的应对中国股市的解决方案。

　　对新保守派来说，用经济手段攻击中国的优势与困难并存，因为经济规律是客观的——相较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也并不具备更多违背经济规律的能力。如果任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观念被采纳，那么新保守派将会成功地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但这也是新保守派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因为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将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困难和危机。因此，这会逼迫中国政府纠正和抛弃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此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经济结构，也能应对这种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新保守派在政治领域又遭受一记重棍，因为中国围绕“四个全面”所制定的政策，堵死了新保守派试图找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实施政治攻击的幻想。因此，美国新保守派不得不将他们的攻击手段转移至经济领域。这就是诸如保尔森们为何会提出让中国股市形势变得更糟的建议、中国政府干预股市被反对、新保守派控制的媒体步调一致地反对中国加入TPP等协议的原因。

　　这说明了为何受新保守派影响的媒体虽无经济逻辑，但实质暗藏损害中国的政治目标的原因。鉴于新的地缘政治形势，经济领域将会是新保守派下个阶段攻击中国的主攻方向。

来源时间：2015/8/18 发布时间：2015/8/17

旧文章ID：5390

“猎狐”成特工，美国搅和中国反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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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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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纽约时报》16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奥巴马政府就中国在美国从事秘密特工活动向北京发出警告”。读了该文，才发现讲的是中国公安部在海外追捕贪官的“猎狐”行动。《纽约时报》把中国公安部的公开警员都当成了“特工”，不知是该报把中国的公安系统和国安系统“搞混了”，还是成心“装糊涂”。

　　这还只是个“小搅和”。这篇文章真正的“大搅和”在于，美国配合中国反腐不力，失了道义。美媒现在倒打一耙，把中国公安部在美反腐追逃说成是大兴“秘密特工活动”，一下子改变了双方这一纠葛的性质，又把给中国贪官提供庇护地的美国自己抬上道德高地。

　　《纽约时报》文章专门援引了一名从姓氏上看像是华裔的英国学者的话说：“中共认为如果你有中国祖先，那么你就是一名中国人。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那么你就是一名叛国者。”搬出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指责，实在没意思。它能说明什么?

6月21日，6名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猎狐”行动针对的是中国逃往世界各地的贪官，不是专门针对北美那一片。迄今除美之外尚无其他任何国家表达抱怨，更没有谁像华盛顿这样，拿出反对中国“特工”在美从事秘密活动当挡箭牌。甚至连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全球第二大国家组织也采用国际标准，以红色通缉令的方式，支持中国“猎狐”，这才是中国应该得到的尊重。

　　美国被一些人看成世界民主及法治的堡垒，对贪腐“零容忍”，但美国收容了那么多中国贪官，已然成了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似乎成了那些人的“天堂”。像有重大经济犯罪嫌疑的令完成在美隐姓埋名，过上住着700平米豪宅的奢华日子，美国难道不该在调查、遣返他的问题上积极配合中国吗?

　　华盛顿嘴上支持中国法治建设，但在配合中国反腐问题上态度极其消极。这么多年，美国帮着遣返的中国贪官屈指可数，而且都是“芝麻级”的。美同中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重要会议上签了几份相关协议，白纸黑字地支持中国反腐，奥巴马也向中国领导人做出一些承诺，但美方的实际行动跟进慢吞吞，更像是玩文字游戏，能拖就拖。

　　很多中国人逐渐趋于相信，华盛顿没有帮着中国反腐的诚意。一些美国精英或许乐见中国反腐遭遇贪官外逃这个麻烦，贪官们逃美既带去了赃款，让美国社会“白捞一笔”，他们还可能成为华盛顿手里特殊的牌。美媒近来不断透风，称令完成手里或掌握着“高级情报”，暗示美国可以将其“好好利用”。

　　美方倚仗其话语优势搅乱了这当中的是非曲直，美化了自己对中国反腐的拆台。《纽约时报》似在帮着美官方打掩护，它的这种文章大概能蒙不少人。但最了解那些外逃贪官都是些什么人的中国社会还是会有主心骨。说一千道一万，那些贪官至今大多数携赃款和人身自由生活在美国，这一事实是铁铮铮的。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特工”的问题，中国公安人员既没“潜入”美国，也未在美领土上执法，他们都是以合法途径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法律框架内接触外逃贪官，并寻求美国司法当局的合作。这一切做得光明正大。倒是美国特工总在世界四处活动，甚至在他国领土上“执法”，美媒像是想象着FBI探员的霸道做法描述中国公安干警。

　　还是请《纽约时报》别打岔了，中美特工的问题可找个地方另说，但不该用它扰乱人们对美消极回应中国“猎狐”的关注。由于中美没有引渡协定，美国似乎有了不在反腐上配合中国的“法理”。然而只要美国有协助中国反腐的诚意，引渡问题的障碍总能经双方努力克服。

来源时间：2015/8/18 发布时间：20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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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民与美元争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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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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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经济学人来源：商业见地网

人民币什么时候能够和美元平起平坐?很多中国人认为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陈雨露表示还要15年。另一名主要智库的副理事长魏建国则认为要20年。官员们更慎重一些，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要很长时间。

　　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这一步伐取决于市场。在中国之外，这个问题有更多分歧。有些人认为人民币在亚洲已经濒临取代美国的边缘，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民币永远不能取代美元。

　　如果中国的货币真的与美国在争夺全球主导权中开始针锋相对，将是怎样的情景?

　　有学者力图从美元取代英镑的历史中寻求答案，但那是上世纪中旬的事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当时美元与英镑都是金本位货币，做出如此大转变的风险远远小很多。

　　现在的货币储备不以黄金的价值为依据，而体现供需的变化，因此它们的价值浮动更大。

　　更重要的是，全球货币从英镑到美元的转变，代表了一个很早就开始的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同时也是在两个拥有相同价值观与经济观的同盟国之间进行。

　　中国领导人常用温和的方式提及人民币的国际化，认为多样化的货币系统将让全球金融体系更加稳定。

　　然而中国的崛起被认为给美国带来了比美国给中国带去的“多得多的威胁”。除去所有的所谓互利共赢的赞美声，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一些中国学者也因此对人民币和美元如何竞争持有悲观的观点。以阴谋论包装的系列丛书《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认为美国会步步设防打击人民币。

　　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最近5年中国已经建立起人民币结算的全球网络，美国没有任何的阻止。然而，美国去年很失败地尝试说服其盟友不要加入中国倡立的亚投行，可以窥见潜在的冲突。美国正尝试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从伦敦到新加坡，在中国尝试建立的所有人民币结算中心中，纽约是一个十分晃眼的缺口。

　　美国当然有理由担心人民币。作为一个可靠的替代者，人民币的崛起将渐渐破坏美国霸权的基石。因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所以对伊朗和朝鲜的经济制裁才有效果。

　　45%的跨国结算都以美元进行，因此任何拥有国际业务的银行都要与美国银行系统对接来进行清算与资金管理。

　　为了获得美国的许可，这些银行也不得不注意到美国做出的制裁决定。中国知道这有多厉害，2013年当美国制裁朝鲜主要的外汇银行时，中国银行开始不再为朝鲜客户提供服务。2012年在美国对伊朗施压最严厉时，中国不情愿地减少了对伊朗的原油进口。

　　当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后，美元具有的政治杠杆作用将被消解。中国已经几乎完成了一套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系统。

　　虽然中国低调地表示这只是一个让交易更便利的平台，但实际上的意义却极为深远。它成为一个资金高速公路，让公司与银行可以在全球范围流动，而不需要与美元挂钩。

　　美国将很难追踪到谁以什么目的在使用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威胁将某国排除美国金融系统以外将开始不再起多大作用，中国也将拥有一个扩散自己想法的新工具。

　　国际化的人民币同样会让中国得到更多尊重。中国已经表明了在危难时刻愿意被认为是地球上的好公民。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让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向他国保证中国不会利用人民币贬值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当全球人民币使用开始增加时，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支撑之一，将被放到需要承担更大责任的位置。

　　当雷曼兄弟公司在2008年破产后，美联储为全球的银行提供了紧急互换货币信贷额度。如果20年后再有危机出现，中国会扮演类似的角色。

　　目前中国正通过与从阿根廷到俄罗斯在内的多国建立货币互惠信贷，开始逐步组建这一框架。

　　人民币的崛起所带来的将有极为重大的经济结果。美国作为当今主流货币的发行者所享有的“过度特权”将逐渐衰退。

　　因为现在对于美元资产的需求依然旺盛——全球60%的央行储备金都是美元，因此美国与美国的公司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债券。

　　债券收益率与价格走势相反，亦即美国人可以很低的利率借款时，美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补充赤字，公司也更容易筹款。

　　美国的这一“过度特权”有多大价值?因为美元的统治地位，研究者们发现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比2000年仅仅减少了1%。美国能以美元发行债券。

　　因此小国中因为货币不匹配导致的债务危机基本上在美国不会发生。当政府不能还款时，美联储只需要印更多的美元就行了。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估算，这一优势至少为美国每年带来1000亿美元的利益。

　　但是这也有劣势。以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需求，要求美元持续保持强势，让美国的出口商更难与其他国家竞争。

　　麦肯锡认为这至少会让美国的GDP丧失600亿美元。即便如此，因为美元的地位，美国至少能够在GDP中多收益0.3%到0.5%。

　　当人民币开始挑战美元时，中国将开始瓜分这一蛋糕。在有人民币作为替代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可能开始出售美元资产。这可能将提高美国的利率，弱化其经济。

　　研究已经表明，美联储可能可以通过回购被抛售的外国债券来缓解这一趋势，但不能完全阻止这一趋势。结果是美国可能需要更加努力重新获得全球投资者的信心，或者会开始控制政府的负债。

　　然而实现这一改变对中国的要求更高。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EswarPrasad在解释即便美国一度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心的背景下美元依然是全球货币时表示，美元的活力来自美国的体系：美元背后成熟的金融市场、强健的法治体系以及普遍透明的政治体制。对这些因素的信心让美国以及其货币成为避风港。

　　中国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才能说服投资者人民币是可以被信赖的。人民币需要真正被交换，汇率不被干涉，同时需要透明的股票市场。

　　近期中国政府强力介入制止股灾的行为，证明中国在建立完善金融体系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也应该向美国一样需要法治。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让经济持续发展。停滞将削弱人民币的魅力。

　　如果中国达到上述所有要求，多极的全球货币体系在理论上将让全球经济更加稳定。中美两国都会通过采取稳健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彼此竞争，例如让各自的货币更具吸引力。“过度特权”将成为格外的责任。

　　但这也有新的风险——“给摩擦与意外提供更多空间”，最近出过一本关于储备货币的书的作者AlanWheatley说。

　　如果美元的地位受到质疑，下一次金融海啸来临后，该去哪里寻求避风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上述真正发生的可能性大吗?虽然美元现在拥有巨大的优势，但华盛顿的政治僵局可能正在消解这种优势，就像作为储备货币让美国过度使用制裁一样。

　　然而，更多在于中国的政策，关键在于中国的金融体系要像美国那样完善、开放与受到信任。这需要长期的计划，但中国会通过一些特定的政策加速这一变化，例如最近降低了外国投资者进入该国股票市场的门槛。

　　5年前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跨境结算在2009年还没有以人民币的方式，但这一数字去年达到22%。人民币是现在国际支付中的第五大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考虑让其加入特别提款权。

　　但现在，人民币依然远远未达到能挑战美元的地步。全球有50家央行已经开始投资人民币，但数量都很少。

　　外国人目前持有20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与债券，但美元的数字是16万亿，是人民币的80倍。目前，人民币在全球舞台上还是一个小角色，但在20世纪初，美元也是。

来源时间：2015/8/18 发布时间：20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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