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国  来源：《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

　　今天的中国人喜欢说一句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带着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为人父母的一听，就仿佛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一定要让孩子在人生的竞技场上跑得越早越好，越快越好。当然，以为美国的孩子就过得很轻松未必是事实。美国孩子除了作业相对少点，大致也是好的小学可以帮助进入好的中学，好的中学可以帮助进入好的大学。为了进入好的大学，还要积累才艺，培养领导能力，做义工，提前上大学课程，总之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即使光以学业成绩来看，美国看重全部成绩，而非一次考试，这样无形中把压力分散，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学生大多数的时间里成绩不算出色，到后来想浪子回头，咸鱼翻身，临时抱佛脚，难度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也并不是说，一个美国人假如年轻时学习不好，或者不爱学习，后来就真的会在人生中过得不如意。首先，前面说的这种情形是假定父母一开始就为孩子拟定好要进入顶尖大学的计划，如果是这样，大概是不能有半点差池的。另外，如果一个人理想远大，天资聪颖，当然需要尽可能地进入最好的学校，获得最扎实的学术训练和最好的研究环境。在美国，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和正规心理学学术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在电视上自称“心理学专家”，分析别人的性格的。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形是，一帆风顺地从一流高中到常春藤大学，然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并非每个美国年轻人的第一选项。美国人对名校的热衷程度不仅赶不上在美国的亚裔，也赶不上在各自国家里准备投考美国名校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对于美国人来说，读什么大学，过什么人生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并不存在一窝蜂读名校的心态。对于那些并不是特别拔尖，也不太雄心勃勃的学生来说，在自己所在的州读州立(政府公立)大学也是不错的选择。前一段时间，美国甚至流传一个统计，大公司的CEO中绝大部分其实是州立大学，而不是顶尖的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

　　对于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连大学都没有读过的学生来说，在他们思想更成熟，个性更稳定之后，“浪子回头”的机会其实是不少的。首先，美国的大学并不存在按特定学科设立的统一高考，这就使得离开校园几年的人也可以通过报考考察基本技能的SAT 考试相对容易地进入大学本科，又由于美国的大学都是单独招生，学生可以无限制地报考不同的学校，录取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美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通常也不考专业，只考词汇，基础数学，逻辑等科目，对于离开校园多年的人并不算很难，另外，入学考试也不限定年龄。这些措施，都为回头浪子或寻求人生转轨的人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我初到美国的时候，住在一个比我大约大七八岁左右的美国朋友理查德的房子里。他的女朋友艾琳并没有念过大学，因为喜欢佛教，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佛，去尼泊尔旅行，回到美国后只是做义工，打零工。等到她想要回到校园读书的时候，就到所在地的州立大学里，要一些录取材料，准备一下，然后就考上了。在一所普通的州立大学里，像她这样年龄比一般应届本科生大的“非典型”大学生司空见惯 。还曾认识另一个美国女孩，是德国后裔和菲律宾人的混血，因为父母离异，自己一度过得乱七八糟，不但退学，甚至还曾经堕胎。几年以后，她迷途知返，进入了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份普通的公司前台接待工作，结了婚，人生慢慢走上了正轨。公立的社区学院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很不入流，但对她自己来说，却是一件很值得骄傲和兴奋的事情。在笔者读研究生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一位非典型的同学。他自称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本科毕业后和朋友组建了一个乐队到处巡回演出，浪迹天涯，后来大概乐队散伙了，年龄也大了，就在后来的落脚地，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亚特兰大，报考了历史系研究生。我读博士的时候担任过一个学期的本科中国近代史教学，学生中也有一个当时年龄已经在四十多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虽然她年龄偏大，但阅历丰富，曾在中国和日本都生活过，会说中文和日语。她当时的理想，就是考下在高中教中文的执照。教授有时候其实暗中还更偏爱这部分成人学生，因为他们有社会经验，更成熟懂事，懂得尊敬和体谅教师，当然也更珍惜学习机会。

　　美国人一生中的专业，职业选择和居住地点是可以多次转换轨道的。在笔者目前任教的大学里，同事中有一个英语系的文学教授，过去是个医生，就因为喜爱文学而弃医从文 ，从头学起，直到当上大学教授。这种现象是如此自然，很多人都会在中年以后仍然调整人生的跑道。他们或许因为厌倦，或许因为前景不佳放弃过去的行业，选择从头开始。因此，在一些州立 大学的校园里，甚至还有专门针对这些非典型的大龄学生的办公室。我所任教的大学，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非应届生提供的奖学金。类似的措施，会帮助很多因为照顾孩子而在家做过几年全职主妇的女性，让她们在孩子长大以后获得重新受教育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总体来看，我不认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定会“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本来就没有绝对的起点和终点，也没有绝对的输赢。每个人的起跑线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兴趣重新设定的，而个人的成就感，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感受。整个社会和相应的制度，其实是在力图帮助每个个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转换轨道，或者从头再来。重要的是，美国不仅仅提供最优质的高等教育，也对普通人提供最多元和开放的高等教育机会。

　　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父母一般是开明的。他们也为孩子的学业付出，例如选择学区，缴纳高昂的学费，培养才艺，为他们能进入名校骄傲，但同时也尊重孩子自己的爱好和多元选择。不少年轻人不念大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蓝领工作，体力劳动，或者念完大学以后从事并不稳定的，带有自由职业性质的文学创作，摄影，电影摄制，表演等，父母也会非常骄傲和欣赏。他们并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务正业”，“早点安定下来”等观念，不会功利地去劝导孩子应该做什么，给他们太大压力，更不会用孩子世俗意义上的的“成功”来补偿自己的未曾实现的梦想。

来源时间：2015/8/19   发布时间：2015/8/12

旧文章ID：541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家利益》8月15日文章，原题：美国，准备好，中国有了自己的致命B-52型轰炸机

　　目前只有三个国家拥有远程重型轰炸机。俄罗斯有约170架“熊”、“逆火”、“海盗旗”轰炸机。美国有160架可变后掠翼B-1轰炸机、具有隐形性能的B-2及B-52轰炸机。中国轰炸机部队规模较小，拥有约130架H-6轰炸机。其中大部分是仿冷战时期苏联的图-16，尚不具备俄美轰炸机的远程和重载荷能力。

　　但是，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有报道称，经过多年努力后，中国空军已装备新型、能力更强大的H-6K轰炸机。H-6K是北京的B-52，飞行距离远，节省燃料，拥有现代化的电子仪器以及精准、强大的武器系统。尽管B-52的飞行距离更远，载荷的导弹和炸弹数量更多，但在广阔的太平洋上空，H-6K将成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战机之一。

　　与H-6相比，H-6K采用更高效的D-30涡轮风扇发动机，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它载荷武器能飞行1900英里，无须返航，与老款相比是一大进步。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它在载荷12吨重武器的情况下，经两次空中加油可飞到远离基地3100英里的地方。这些武器包括6枚YJ-12超音速反舰导弹或CJ-20巡航导弹，它们分别能够打击250英里和1500英里外的目标。

　　在空中加油机支持下，搭载YJ-12等的H-6K可深入太平洋腹地，袭击美国舰队，甚至能进入到打击美国关岛轰炸机基地的有效范围内。这里距中国本土有约3000英里远。分析人士汉斯·克里斯滕森说，前提是它能穿过防空区。情报传播机构的琼·所罗门则认为，中国战机将会与轰炸机一同出动，以进行保护，“J-11战斗机将护送H-6K到数千英里外的地方。”

　　然而，安全飞行这么远的距离并不足够。远程打击，尤其是针对海上移动目标，需详细计划和精确定位。H-6K拥有全新现代化的空对地雷达，能为YJ-12导弹提供制导帮助，却没有足够力量为CJ-20导弹瞄准目标。这就需要任务计划者在起飞前预先向导弹的电脑内装载精确坐标。YJ-12拥有引导头，但轰炸机要把它放入正确的区域内，令其有机会侦测并击中舰艇目标。美国五角大楼在2013年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中表示：目前还不知道，中国是否有能力搜集准确的定位信息，并将其及时传导给发射平台，以在第一岛链以外地区成功实施海洋打击。

　　精确的目标定位或许是H-6K目前的现实短板。而在战争期间，远程轰炸机必须要有袭击目标的情报才能发挥功效。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威廉姆·穆雷认为，“若中国已就什么是必要的进行了评估，且积极投资满足这些必要需求。这种假设是合理的。”(作者大卫·埃克斯，王欣译)

来源时间：2015/8/19   发布时间：2015/8/17

旧文章ID：5406

作者：罗思义  来源：观察者网

西方媒体受美国新保守派的影响，围绕中国近来的股市事件，竞相对中国展开密集的攻击。这些攻击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股市暴跌证明中国经济正深陷危机，这将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其次，中国政府出手干预股市是错误的，应任股市自由发展。

显然，这些说法自相矛盾。按照他们的说法，既然“中国股市暴跌证明中国经济正深陷危机，这将威胁世界经济稳定”，那么中国政府出手稳定股市而非袖手旁观应是对的，因为这对稳定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但这些西方媒体缺乏逻辑的说法之下，隐藏着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不过是他们根据新的地缘政治形势，配合新保守派，发动对中国的新一轮攻击而已。

我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另一篇文章《彭博社、华尔街日报，黑中国经济也该讲点技术含量》，曾对中国因为其股市事件正深陷经济危机属错误说法作过分析，这里将不再赘述，因此，本文将仅会分析新保守派变换新招攻击中国的原因。

美国保守派开出会令中国股市问题恶化的药方

首先分析西方媒体所宣称的“中国政府干预中国股市是错误做法”，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最著名的“中国崩溃论”作者之一帕特里克•霍瓦内茨（Patrick  Chovanec），他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撰文指出：“上周，中国摧毁了其股市……中国政府制造了股市泡沫，又在股价大跌时，无情而鲁莽地进行了干预。”

同样，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金融时报》撰文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干预行动，并呼吁：

• 中国政府应放弃限制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权利。就公开发行股票而言，中国应该放弃依赖中央政府审批的审核制。

• 中国应允许外国企业不受限制地进入其资本市场，中国还需要允许最著名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士（无论国别）为中国投资者服务……合资企业不适合全球金融机构。

• 中国维持对资本帐户的管制是错误的，北京应该允许中国公众将更多资产用于投资外国证券产品。

保尔森所提的最后一条建议令人吃惊。如果中国放弃限制IPO、取消对资本帐户的管制以及允许外国企业在其金融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的股市问题必定变得更糟糕。

中国股市事件并非新保守派媒体近来密集攻击中国的唯一例子。此外，他们还步调一致地吹捧印度，宣称“未来的亚洲老大是印度而非中国”。

因此，有必要分析为何这种攻击中国的经济话题现在频频出现。鉴于这些抹黑中国的行动步调一致，任何对美国情报机构控制媒体、并在冷战中娴熟运用媒体武器有所研究的人，很容易发现这些协调活动的脉络，即，新保守派智库在这些协同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保守派寻找中国戈尔巴乔夫的企图失败

多年来，美国新保守派屡屡以政治为中心攻击中国，它们可以概括为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出现——美国曾借戈尔巴乔夫之手成功摧毁了苏联。俄罗斯恢复了资本主义，导致其遭受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灾难。苏联解体，俄罗斯人口下降，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下降6年，24年后前苏联领土再次发生战争。对美国新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俄罗斯来说，这则是一个历史性的灾难。

俄罗斯发生这种地缘政治灾难的政治前提是，戈尔巴乔夫逐渐削弱了苏共。他允许苏共党内多种流派发展，放任叶利钦领导的势力恢复资本主义。苏共党纪废弛，这让叶利钦在1990年7月正式脱离苏共前就敢对抗政府政策。戈尔巴乔夫还一手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完成《苏联经济研究报告》（A Study of the Soviet Economy ），即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模板。戈尔巴乔夫开启了俄罗斯“国家自杀”之路，虽然主持葬礼的是叶利钦，但戈尔巴乔夫一手导演了俄罗斯的死亡。

这一经验自然增强了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以使中国遭受类似灾难的信心。他们无数次期盼中共领导人发挥类似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但最后只看到他们期盼的人选被撤职。

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马特•斯基亚文扎(Matt Schiavenza)在谈到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时指出：“美国政治家的这种痛苦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每一次中国领导层换届。”尽管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过程屡遭挫折，但他们仍心存希望：“也许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目前还不会出现，但重大的政治变革可能会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发现的情况一样。”

美国专家们积极鉴别和扶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显然，“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指将中国带入混乱和解体的人。正如《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的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西方正迫切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曾明确指出：“有些势力希望‘我们也出个戈尔巴乔夫’”

但新保守派的这种战略在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后彻底破产了，很明显，“四个全面”将阻止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此，“四个全面”问世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新保守派的重要平台——《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分析文章，气急败坏地宣布：“习近平先生截然不同于戈尔巴乔夫先生。”

美国新保守派再借经济议题攻击中国

美国新保守派意识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条道行不通后，转而调整了攻击中国的策略。俄罗斯发生决定性的政治变化的前提是经济政策摧毁了俄罗斯。但现在政治先行对付中国的道路被挡道了。因此，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顺序要有所调整：首先破坏中国经济，然后期望社会不满情绪不断上升，进而推动决定性的政治变革，终断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统治，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

对新保守派来说，这样的政策比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制造政治混乱的难度更大。它依赖于说服中国在重要问题上实施错误的政策，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才能取得成功。尽管最极端的新保守派现在在中国南海推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引发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但其还是在政治领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导致新保守派转而主要在经济问题上攻击中国。

这种攻击形式反过来会被经济现实影响。美国经济放缓已超过半个世纪。正如图1所示，去掉短期商业周期的影响，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先从1970年的3.9%跌至1980年的3.7%，后从1990年的3.3%跌至2014年的2.4%。

尽管美国经济未能加速增长，但其在减缓竞争对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说服或迫使竞争对手采纳大幅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明显远快于美国，导致美国在GDP方面的领先优势渐失。但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说服德国和日本采纳前者所推销的高估汇率以及削减投资水平的政策后，导致两者经济大幅放缓，也让美国再次增加了对这些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

20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四小龙”，美国说服他们取消对其资本账户的控制，然后利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他们大幅削减投资水平，这导致其经济大幅放缓。

美国削弱俄罗斯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采用政治手段，然后才说服俄罗斯采纳《苏联经济报研究告》里的经济方案，这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鉴于这些经验，美国新保守派确信，他们同样可用经济手段攻击中国达到他们的目的。

新保守派的攻击范围涵盖国外和国内。就外部而言，其目的是切断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美国不是寻求达成包括中国在内的互惠互利的全球贸易协议，而是试图达成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的谈判。

TPP谈判是新保守派直接攻击中国的一种手段，正如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承认：“你们可能不希望从国防部长嘴里听到这个，但就我们重返亚洲的角度看，通过TPP对我而言如拥有另一艘航空母舰同样重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报告，也呼吁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技术出口。美国炒作印度增长速度的关键目的，是试图驱使外国企业去印度而非中国投资。

对中国的影响有限

但美国新保守派的外部经济攻击手段，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比如，在对美国经济没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引入过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新保守派也无法直接控制中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将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是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决定性措施，但将中国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在中国行不通了，因为2013年11月发布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新保守派还有其他手段。美国已通过美国智库活动在中国亲资本主义、亲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念的人身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试图影响中国的大学，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中国经济深陷危机”的错误说法。

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所到之处都带来了灾难：拉美上世纪80年代滑入“失去的十年”，非洲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经济灾难，前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不过，俄罗斯“寡头”的例子说明，某些阶层可在国家陷入经济混乱和衰落时变得富有——这样的具有危害性的经济观念为反爱国力量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社会基础。

鉴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原因，美国新保守派不太相信他们能让中国充分采纳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但他们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首先，他们试图说服中国采纳部分亲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成功的话，这将削弱中国经济并会衍生一些经济问题，然后新保守派阵营会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而非亲资本主义的政策。

其次，虽然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发展过程中，也遗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客观问题。然后，美国新保守派会就这些问题提出错误的解决方案，让情况变得更糟，正如保尔森所提的应对中国股市的解决方案。

对新保守派来说，用经济手段攻击中国的优势与困难并存，因为经济规律是客观的——相较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也并不具备更多违背经济规律的能力。如果任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观念被采纳，那么新保守派将会成功地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但这也是新保守派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因为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将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困难和危机。因此，这会逼迫中国政府纠正和抛弃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此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经济结构，也能应对这种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新保守派在政治领域又遭受一记重棍，因为中国围绕“四个全面”所制定的政策，堵死了新保守派试图找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实施政治攻击的幻想。因此，美国新保守派不得不将他们的攻击手段转移至经济领域。这就是诸如保尔森们为何会提出让中国股市形势变得更糟的建议、中国政府干预股市被反对、新保守派控制的媒体步调一致地反对中国加入TPP等协议的原因。

这说明了为何受新保守派影响的媒体虽无经济逻辑，但实质暗藏损害中国的政治目标的原因。鉴于新的地缘政治形势，经济领域将会是新保守派下个阶段攻击中国的主攻方向。

来源时间：2015/8/19   发布时间：2015/8/18

旧文章ID：5403

作者：单仁平  来源：环球时报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罗宣言》定于9月3日、即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的当天公映，但该片的一组全新海报引发争议。这组海报共有4幅，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的形象分别很突出地印在上面，而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未出现。一些网友质疑这样的海报暗示毛泽东参加了开罗会议，而蒋介石没有去。尽管片方表示还有其他突出蒋介石和宋氏三姐妹的海报，但舆论的不满声仍不绝于耳。

我们相信片方不可能糊涂到公然违背历史事实，搞出“存毛去蒋”的事情。看过该片的片花和之前的一幅海报，人们自然可以去掉这个担心。

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三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那次会议确定了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蒋介石关于中国收回台湾的要求得到英美领导人尊重。一些学者认为，开罗会议对中国赢回大国地位有一定意义。

片方表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获得发言权，中国被承认被认可，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结果，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不能不说，如果电影在记述开罗会议的同时，表达这样的认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而即使这样，搞出如此突出毛泽东的电影海报也是不合适的。4张一组的海报把毛泽东同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并列，对不了解该片来龙去脉的人来说，误读很难免。今天这个时代对这种海报语言未必能够接受， 如果片方是想以此弘扬“正能量”的话，它的实际效果恐怕将是相反的。

目前该片还未上映，它的故事全貌尚不得而知。然而片花中，毛泽东的镜头几乎同蒋介石的镜头一样多，而且毛的台词比蒋的还多，让人困惑和担心。如果整个电影对毛泽东形象的突出像片花所展示的那样，那么电影的副作用将可能出现。

中共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定论。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对那段历史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记述都要对照这个结论，同它直接挂钩。无论制片者怎样阐释情节安排，公众的理解是该片历史准确性的最终依据。如果公众不接受该片对毛的突出，那么这部电影的效果就将打折扣。

现在舆论大多不接受电影海报所带来的印象，有人怀疑片方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搞该片的“商业炒作”，如果那样的话倒也罢了。但如果不是的话，希望片方在最后剩下的时间里对片子做紧急调整，避免争议的扩大。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出现大量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抹黑毛泽东等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质疑共和国历史上英雄人物事迹的真实性等等。在我们抨击这些现象的时候，个别文化单位切不可在尊重历史问题上搞出相反的争议，授人以柄。

弘扬正能量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说好话过头就是谁都能识别出的奉承话，其实际效果将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正面宣传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底线，而且它不能掺入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或许有必要树立这样一把尺子：文化作品的政治立场需要用它的实际政治效果来检验。（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来源时间：2015/8/19   发布时间：2015/8/17

旧文章ID：5401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纽约时报》16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奥巴马政府就中国在美国从事秘密特工活动向北京发出警告”。读了该文，才发现讲的是中国公安部在海外追捕贪官的“猎狐”行动。《纽约时报》把中国公安部的公开警员都当成了“特工”，不知是该报把中国的公安系统和国安系统“搞混了”，还是成心“装糊涂”。
　　这还只是个“小搅和”。这篇文章真正的“大搅和”在于，美国配合中国反腐不力，失了道义。美媒现在倒打一耙，把中国公安部在美反腐追逃说成是大兴“秘密特工活动”，一下子改变了双方这一纠葛的性质，又把给中国贪官提供庇护地的美国自己抬上道德高地。
　　《纽约时报》文章专门援引了一名从姓氏上看像是华裔的英国学者的话说：“中共认为如果你有中国祖先，那么你就是一名中国人。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那么你就是一名叛国者。”搬出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指责，实在没意思。它能说明什么？
　　“猎狐”行动针对的是中国逃往世界各地的贪官，不是专门针对北美那一片。迄今除美之外尚无其他任何国家表达抱怨，更没有谁像华盛顿这样，拿出反对中国“特工”在美从事秘密活动当挡箭牌。甚至连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全球第二大国家组织也采用国际标准，以红色通缉令的方式，支持中国“猎狐”，这才是中国应该得到的尊重。
　　美国被一些人看成世界民主及法治的堡垒，对贪腐“零容忍”，但美国收容了那么多中国贪官，已然成了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似乎成了那些人的“天堂”。像有重大经济犯罪嫌疑的令完成在美隐姓埋名，过上住着700平米豪宅的奢华日子，美国难道不该在调查、遣返他的问题上积极配合中国吗？
　　华盛顿嘴上支持中国法治建设，但在配合中国反腐问题上态度极其消极。这么多年，美国帮着遣返的中国贪官屈指可数，而且都是“芝麻级”的。美同中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重要会议上签了几份相关协议，白纸黑字地支持中国反腐，奥巴马也向中国领导人做出一些承诺，但美方的实际行动跟进慢吞吞，更像是玩文字游戏，能拖就拖。　　很多中国人逐渐趋于相信，华盛顿没有帮着中国反腐的诚意。一些美国精英或许乐见中国反腐遭遇贪官外逃这个麻烦，贪官们逃美既带去了赃款，让美国社会“白捞一笔”，他们还可能成为华盛顿手里特殊的牌。美媒近来不断透风，称令完成手里或掌握着“高级情报”，暗示美国可以将其“好好利用”。
　　美方倚仗其话语优势搅乱了这当中的是非曲直，美化了自己对中国反腐的拆台。《纽约时报》似在帮着美官方打掩护，它的这种文章大概能蒙不少人。但最了解那些外逃贪官都是些什么人的中国社会还是会有主心骨。说一千道一万，那些贪官至今大多数携赃款和人身自由生活在美国，这一事实是铁铮铮的。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特工”的问题，中国公安人员既没“潜入”美国，也未在美领土上执法，他们都是以合法途径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法律框架内接触外逃贪官，并寻求美国司法当局的合作。这一切做得光明正大。倒是美国特工总在世界四处活动，甚至在他国领土上“执法”，美媒像是想象着FBI探员的霸道做法描述中国公安干警。
　　还是请《纽约时报》别打岔了，中美特工的问题可找个地方另说，但不该用它扰乱人们对美消极回应中国“猎狐”的关注。由于中美没有引渡协定，美国似乎有了不在反腐上配合中国的“法理”。然而只要美国有协助中国反腐的诚意，引渡问题的障碍总能经双方努力克服。

来源时间：2015/8/19   发布时间：2015/8/18

旧文章ID：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