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有中东变局，有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在我们这个地区则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既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不过，近年来，随着东海钓鱼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升温，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和美国，有美国学者甚至称，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当然是有所指的，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即将来临。

　　中美两国处于浩瀚太平洋的两岸，本来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诚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呢?这里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给两国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从实际政策层面看，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本区域，更没有要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秩序。不过，美国方面并非如此认知;相反，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成为对美国的挑战。同样，美国方面的很多针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行为举动，无论是军事上的(例如美日、美菲同盟)还是政治上的(例如人权)和经济上的(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简称TPP)等，都往往被中国解读成为围堵中国的举措。地缘政治的变迁使得双方都有强烈的对对方的恐惧感。在互相存在对对方的恐惧的情况下，学界和政策圈内一直所呼吁的、两者之间的政治和战略信任关系不仅很难建立，而且往往荡然无存。

　　区域内部政经变化的挑战

　　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变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现在的东亚区域秩序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在冷战期间确立起来的。简单地说，东亚秩序格局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在本区域的延伸。尽管冷战结束之后，在经济和政治等层面，本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没有导致战略格局的变化。基本上，在战略层面，主轴仍然是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从来就没有隐晦过。这个局面说明了两点。第一，美国一直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有机部分。第二，冷战期间所形成的战略格局，已经受到本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变化的挑战，现存秩序已经满足不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美国要“重返亚洲”，只不过是对第二种情况的心理反应，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本区域。

　　近代以来，在美国和西方在东亚扩张其地缘秩序影响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在本区域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丧失。传统上，中国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主要表现为朝贡形式的贸易体系。近代以来，朝贡体系迅速解体，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取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不过，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崛起，并且迅速扩张，具有了巨大的外部性。这种外在的影响力，和中国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迁，是否会导致中国所追求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终结?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大国总是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总要尽其所能来遏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保持其霸权地位，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冲突的常态，实现和维持和平共存状态。对中国来说，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要分析目前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因。如上所说，两国之间的互信是关键。现在两国互为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建设一种和平共存关系?

　　所以，关键在于要回答，中美两国到底在互相恐惧什么?最近有学者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恐惧概括得很好，认为中国恐惧于美国要围堵中国，尤其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秩序，而美国则恐惧于中国要推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不过，具体分析来看，这种互为恐惧并没有多大的道理，更多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层面。

　　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的合作要远远大于冲突。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整体国际关系的两个主柱，缺一不可。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就难以解决。同样，如果两国发生分裂甚至冲突，就不会再存在世界秩序。在实际层面，两国也合作得很好，尽管也有分歧。在气候问题上，两国达成了诸多重大的合作协议，对推进整个国际的合作起着巨大作用。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最近有了巨大的进展，这次和伊朗达成了协议，中国在其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在朝鲜问题上，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但近年来已经改变了被朝鲜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而挟持大国的局面。可以相信，如果两国能够更紧密地合作，朝鲜问题并不难解决。实际上，在包括反恐在内的其他很多国际问题上，两国都有巨大的合作潜能。

　　就双边关系来说更是如此。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互相依赖的程度非常高，以至于有人把此称为“中美国”。2008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失衡，两国保持沟通合作，共同努力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要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有人经常把中国和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比较，这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当年，德国和日本都有称霸世界或者区域的国家计划。中国历史数千年，从来就没有称霸的努力，而仅是在最低限度上维持自然形成的区域秩序(例如朝贡体系)。这种文化至今并没有任何变化。如当年邓小平所说，称霸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选项。

　　既然这样，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是对中国存有巨大的恐惧感呢?美国人的恐惧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一些方面，美国的恐惧往往是和中国互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来说，应当思考的问题就是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美国人的恐惧而改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恐惧

　　第一，双方的有效沟通仍然不足。尽管中国多年来多次向美国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但类似的解释必须是日常的。这是因为两国关系深刻地受彼此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美国有其国内的巨大动力，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中美关系，一些力量可以从中美关系的友好中获益，而另外一些则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国都没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例如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内部可能不这样看，因为人们总是觉得问题一大堆，产生不了外在的影响力，因此往往是只看国内，忘记了国外。亚投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当然，美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人因此把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撇开现存国际秩序，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而另起炉灶的企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和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一路一带”、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第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缺少软力量。在很多方面，尽管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这仅仅是因为西方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本身毫无这个意识。或者说，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中国本身的原因。就举近来南中国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国开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早已经在填海了。中国的行为因此是反应性的，就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行为的反应。只不过中国的填海比其他国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罢了。在他国填海的时候，不知道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声?如果早发声，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样在话语权上处于被动。

　　第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例如，美国人所具有的军事冒险精神，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经常低估的。理解美国的军事冒险精神并不是说中国要恐惧它，而是相反。在深刻理解其军事冒险精神之后，中国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国也要把握美国对自己长期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恐惧。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并没有必要过于恐惧美国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对改变中国政治秩序不感兴趣，那会是个错误;同样，如果认为美国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那也会是个错误。对美国的恐惧是中国本身没有自信的表现。要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政治影响是互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要影响中国，这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前提。中国很多人把美国的很多行为(甚至不是政府行为)视为是美国要推翻中国秩序的“阴谋”，例如货币政策、股市操作、人权组织的活动等等。如果在制订国内政策时，不能考量到国际因素，那是中国本身的错误，而非美国的错误。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互相影响的政治，一国要影响另一国是常态。作为大国，中国如果不能估计到美国各方面(不见得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国各方面(不见得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就很难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需要中美两国的有效合作。美国需要中国，也不能失去中国;同样，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在实际国际政治生活中，两国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两国的合作是双赢的，而在核武器时代，冲突一定不是零和游戏，即一方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是双输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困难。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7/31   发布时间：2015/7/31

旧文章ID：5067

作者：范勇鹏  来源：澎湃新闻

    ——“治乱律”与“兴衰律”

　　近日，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撰文阐述了“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的观点。两个秩序论，是说中国不希望美国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秩序”，美国则担心中国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将各自的秩序奉若圭臬，同时又怀疑对方的意图。这一论述切中中美关系的要害。笔者认为，在这两个秩序的背后，向历史纵深处探查，可发现中美、乃至东西文明大相径庭的战略关切，也即两种历史周期律——治乱律与兴衰律。

　　中国“治乱律”：事关存亡之理

　　有一个关于“知乎神问答”的网络段子：“问：中国为何没有向外扩张的传统?答：这么大的疆土难道是充话费送的”。没错，中国广阔的领土，每一寸都是先辈披荆斩棘、胼手胝足打拼下来的。无论是按中国传统叙事，强调华夏文明通过对四方边陲“文以化之”实现文明同化，还是按中央-边缘视角，强调中原文明通过权力外推形成农耕-游牧的稳定边界(如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理论)，中国人眼中的“天下”都是一种文明权力扩张的产物。

　　然而，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当相对独立空间实现大一统后，就进入了一个治乱循环的阶段。普遍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意味着人民的安全、福利和社会发展有了基本保障，这是中国历史所能见到的最好局面。而政治秩序的丧失，则带来天灾人祸、战乱频仍、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发展倒退，这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坏局面。在切身的惨痛经历中，中国人产生出了“宁为盛世犬，不作乱世人”的朴素智慧。

　　因而，相较而言，中国传统话语不关注“兴衰”这样的概念，因为在没有对等的参照系和竞争者的情况下，一个王朝的兴起与衰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之发生的普遍政治秩序的存亡。因而中国人关注更极端、更彻底的“治乱”或“兴亡”概念，中央权力兴则出现太平盛世，中央权力衰则意味着天下之亡，强者率兽食人，弱者人人自危。

　　现代中国依然面临治乱问题。1947年，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论历史周期律时，一方面表达了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治乱律的长期思索。中国历史上乱世的出现，在通俗史观看来，除强敌入侵外，无非是统治者的残暴腐败所致。但这只是现象，究其制度机理，大抵有几方面原因：皇权与相权的失衡、士族或地主阶层的坐大、官僚机器的腐败和僵化、以及王权借以与权贵和官僚斗争的力量(如外戚、宦官)的膨胀。与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王权、贵族与资产阶级相互制衡)相比，缺了重要的因素——公民社会。共产党人试图将欧美的成功经验再推进一步——通过建立真正的民主来跳出治乱律。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试图直接诉诸人民的力量，以避免精英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官僚主义的僵化，结果由于过度强调制度的消极面，未能辩证地对待法治，导致了极端化的文革。

　　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历史治乱律的严肃考验，改革、民生、反腐，无不是为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手段。能否维持普遍有效的政治秩序，事关中国的国运和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根本利益。

　　西方“兴衰律”：永恒的焦虑

　　与中国不同，欧洲历史体现了另一套逻辑，即霸权兴衰律。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没有形成任何足以提供普遍政治秩序的中央权力。带着对“罗马治下和平”(Pax Romana)的永恒怀旧，各法兰克王国或近代民族国家都希望重现古罗马的光荣，但始终未能跳出春秋会盟式的争霸阶段，跨越战国六合一统式的临界点。其结果，就是各王国沉浮起落于霸业更替之间，一家一姓只能短期内居于相对优势地位，并在此地位上汲取相对优势带来的红利，直到在下一场争霸战争中退回一隅偏安。

　　霸权争夺虽然也涉及欧洲普遍政治秩序的问题，但由于有众多竞争权力中心的存在，普遍秩序本身在争霸者眼中仅具有第二性：首先，霸权者只能作用于国际体系，而不能直接为整个地区提供普遍秩序;其次，霸权衰落也并不一定导致政治秩序的崩溃，在很多情况下，争霸战争虽然血腥，但失霸者依然可以维持政治实体的存在。

　　这种游戏在近代逐渐形成稳定的规则，特别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之下，国家主权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国际关系以不消灭对方国家为原则。现代主权体系进一步固化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兴衰律，因为在国际体系约束和英国这样的离岸平衡者的制衡下，国家一般不通过征服和兼并来消除竞争者，霸权的兴衰成为欧洲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使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的规则破坏者，也难免走回霸权兴衰的老套路。

　　欧洲近代的殖民扩张，为霸权兴衰带来了新的内涵。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西方的霸权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殖民帝国的老大。类似于古希腊城邦体制依赖于对公民群体之外的奴隶的剥削，西方霸权国家内部社会体制也依赖于从殖民地或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霸权红利。

　　美国是这一历史逻辑的集大成者。20世纪之前，美国拥有近乎无限的土地、资源和机会的供应，先天条件优越。当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达到极限后，内部矛盾迅速增加，但美国由此踏上霸权道路，借霸权红利维持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民权运动，本质上就是用超额霸权利润来赎买有组织工人和黑人等高危群体的维稳手段。换句话说，美国政治的分权原则，是靠分利来维系的，一旦无利可分，任何权力分配的游戏都很难继续玩下去。既然利的主要来源是霸权地位，美国自然会视霸权维持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霸权“兴衰律”的存在是近来美国人热衷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兴衰律使西方式霸权，不管是哪个具体国家，都处于持续的焦虑中。霸权国注定会以疑惧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上升中的国家，并假设最坏的前景，未雨绸缪。寻找假想敌是兴衰律之下的宿命思维。例如，在英美在霸权交替过程中，都视对方为假想敌。据美军陆海联合委员会1930年的报告推测，美国的经济渗透和商业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威胁到英国的生活水平，导致其经济崩溃，因而双方必有一战。直到1938年，美国还在进行假想敌为英国的红蓝军事演习。而美国在霸权尚未到手之时，就已经开始寻找有可能威胁自己的下一个敌人，早在一战前就开始制订针对日本的橙色计划和针对德国的黑色计划。美国学者迈克尔•沃霍斯研究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30年代的136次军事操演，发现其中127次是模拟与日本的战争。霸权兴衰律导致的这种焦虑，常常会歪曲霸权国对形势的理性判断，甚至可能导致自证预言的冲突。

　　“两律”注定中美冲突?

　　近年，中美领导人多次谈到核心国家利益或底线思维，上述治乱律和兴衰律就是中国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底色。从逻辑上看，这“两律”未必是冲突的，就像王缉思教授所说，中美互不挑战对方的底线即可。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美避免冲突、相互尊重，就是为了跳出“两律”的陷阱。可是现实中，以下两大因素又似乎决定了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

　　首先，美国不够尊重中国人对治乱律的关切。正常外交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对对方政权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承认。然而，美国政府和精英阶层中的不少人始终抱着一种“临时心态”与中国共事，不少人期待随着中美交往，中国有一天会变化，乃至“变天”。他们近来对中国更激烈的批评，相当程度上源于这种变化没有发生而带来的失落感。中美关系在他们心中只有工具价值，而非事业本身。他们还常诉诸一种政府、人民的二分法，试图建构一种既与中国摩擦又不“反华”的讨巧形象，分裂中国社会民意以便火中取栗。更不用说，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界的思维习惯了。打个比方，抱着改造对方的态度谈恋爱，怎么可能成功?可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心的“强迫症恋人”。从美国威胁中国的治乱律始，却以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兴衰律终，这不是历史是宿命，而是美国自己掷出的回旋镖。

　　其次，东亚是中国治乱律与美国兴衰律的“锋面”。一方面，周边秩序是中国治乱律的题中之义。中国历代政权建立的普遍政治秩序必定会外溢到周边地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特性，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或权力中心的本能需求。因而，任何性质的中国中央政权，都会对东亚地区秩序有所关切。另一方面，东亚又是美国“天定命运”的行进方向。美国自建国起，战略态势上就是“东守西攻”，从孤立主义到门罗主义就是对欧洲和大西洋旧世界的防御姿态，而从西进运动到门户开放就是面向太平洋的进取姿态，从美西战争、巴拿马运河到两洋战略就是从东守到西攻的转折点。二战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最终转向东亚。两个大国的核心利益落脚在同一个地区，冲突的前景似乎是顺理成章。

　　那么，当两种历史定律碰撞之时，冲突的结果又会如何?首先，收益成本核算决定了中国会更坚定。治乱律决定了这场家门口的冲突对中国人来讲是存亡之争;兴衰律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是超额霸权利润的得失之战。存亡大于得失，中国意志更强。其次，攻防优势比决定了美国胜算不大。最后，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复兴进程将遭受重大挫折。

　　从这个推演来看，在未来冲突中，中国无论胜负，代价和风险都极大，美国虽然失败成本较小，但胜算也极小。因而，双方的理性决策者，必须避免该剧情的上演。

　　跳出历史周期律

　　本文提出的“两律”，只是既往历史规律的总结，并非中美两国无法突破的宿命。既然前述的冲突剧情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双方就该致力于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事实上，历史本身已经超出了旧阶段，两律都已经有了新内涵：

　　其一，治乱律升级版：中国政治秩序与世界政治“云”对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封闭地缘空间被打开了，中国文明系统与世界政治的网络建立了高密度的联通。例如，中国的清末共和、抗日光复、联美抗苏和改革开放都离不开美国的影响和合作，美国在中国实现普遍秩序和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总体上发挥了正面作用。中国的治乱律不再仅仅涉及中国及周边地区的秩序，同样也与世界体系和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从另一面看，中国的治乱也不再仅仅是中国人“天下”范围内的事，中国之治会成为世界稳定和发展的动力，中国之乱会外溢为世界性的灾难。中国的治乱律有了全球政治的意义。升级版的治乱律，要求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外部，也要求世界更重视中国成败的影响。

　　其二，兴衰律新模式：美国可开启“众筹”世界秩序。在美国之前的西方霸权兴衰传统中，无论守成国还是崛起国，都是中小规模的国家。美国建立了新的霸权模式，即霸权国和挑战国本身都是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国家集群兴起，且都是国家规模巨大。主导国家体系从千万人口级的西方列强时代，经过美苏超级大国时代，今天已经发展为亿乃至十亿人口级的世界大国时代。按2014年的各国GDP、人口、面积排名，美、中、俄、印、巴西等国位列第一梯队，日、德、法、英等往日大国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一席之地。

　　这种国际力量格局，意味着欧洲和美国的传统霸权模式都不可能维持。美国在任何地区都不具绝对优势，也都没有金砖大国级别的盟友。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美国GDP占全球35%时为人们所接受的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一比例低于20%时就难以为继了。美国明智的选择是放弃过时的霸权思维，借鉴产业创新中的“众筹”模式，倚重各地区大国提供地区秩序并从中获益，这样做既符合美国利益，也有利于更好应对全球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地区要首先跳出兴衰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以承认中国地区优势为前提实现美国在东亚更有利的存在，并与中国共同提供地区秩序。

　　总之，中国和美国都应致力于超越各自的“历史律”情结。中国的发展和稳定，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因而中国人寻找突破治乱律的努力，很符合逻辑地指向对超越霸权兴衰律的关注，即中国如何能够在追求发展和崛起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这个逻辑同时表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寻求突破兴衰律，是以中国自身发展不陷入旧的治乱律为前提的。这两点对于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十分关键。

　　1972年的会谈中，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将话题“限于哲学方面”，而非台湾、越南、朝鲜、苏联等“眼前问题”。今天的中美高层也需要更“哲学”一点的战略对话，谈历史智慧，谈对世界的看法，谈清楚什么是底线、什么可以妥协。议题清单和技术细节应该留给职业官员解决，不应再任由美国式的“处长治国”和双方媒体炒作干扰高层政治对话和社会大众情绪。认清中美两国各自的历史周期律及其未来可能，或许是进入真正的战略对话的一个切入点。

来源时间：2015/7/31   发布时间：2015/7/30

旧文章ID：5065

作者：郑永年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迁，是否会导致中国所追求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终结？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大国总是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总要尽其所能来遏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保持其霸权地位，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冲突的常态，实现和维持和平共存状态。对中国来说，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要分析目前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因。如上所说，两国之间的互信是关键。现在两国互为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建设一种和平共存关系？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有中东变局，有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在我们这个地区则有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既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冲突。不过，近年来，随着东海钓鱼岛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升温，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和美国，有美国学者甚至称，中美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当然是有所指的，即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即将来临。

中美两国处于浩瀚太平洋(601099,股吧)的两岸，本来并无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诚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呢？这里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大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化，给两国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从实际政策层面看，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本区域，更没有要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秩序。不过，美国方面并非如此认知；相反，中国的一举一动往往被解读成为对美国的挑战。同样，美国方面的很多针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行为举动，无论是军事上的（例如美日、美菲同盟）还是政治上的（例如人权）和经济上的（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简称TPP）等，都往往被中国解读成为围堵中国的举措。地缘政治的变迁使得双方都有强烈的对对方的恐惧感。在互相存在对对方的恐惧的情况下，学界和政策圈内一直所呼吁的、两者之间的政治和战略信任关系不仅很难建立，而且往往荡然无存。

区域内部政经变化的挑战

如何理解地缘政治变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现在的东亚区域秩序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在冷战期间确立起来的。简单地说，东亚秩序格局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在本区域的延伸。尽管冷战结束之后，在经济和政治等层面，本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并没有导致战略格局的变化。基本上，在战略层面，主轴仍然是美国及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点，美国及其盟友从来就没有隐晦过。这个局面说明了两点。第一，美国一直是东亚区域秩序的有机部分。第二，冷战期间所形成的战略格局，已经受到本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变化的挑战，现存秩序已经满足不了本区域的政治经济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美国要“重返亚洲”，只不过是对第二种情况的心理反应，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本区域。

近代以来，在美国和西方在东亚扩张其地缘秩序影响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在本区域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丧失。传统上，中国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主要表现为朝贡形式的贸易体系。近代以来，朝贡体系迅速解体，西方地缘政治秩序取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不过，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崛起，并且迅速扩张，具有了巨大的外部性。这种外在的影响力，和中国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中美两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变迁，是否会导致中国所追求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终结？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大国总是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总要尽其所能来遏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保持其霸权地位，这就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避免大国之间冲突的常态，实现和维持和平共存状态。对中国来说，要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要分析目前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因。如上所说，两国之间的互信是关键。现在两国互为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建设一种和平共存关系？

就双边关系来说更是如此。中美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互相依赖的程度非常高，以至于有人把此称为“中美国”。2008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失衡，两国保持沟通合作，共同努力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要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有人经常把中国和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比较，这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当年，德国和日本都有称霸世界或者区域的国家计划。中国历史数千年，从来就没有称霸的努力，而仅是在最低限度上维持自然形成的区域秩序（例如朝贡体系）。这种文化至今并没有任何变化。如当年邓小平所说，称霸并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选项。

既然这样，为什么西方尤其是美国还是对中国存有巨大的恐惧感呢？美国人的恐惧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在一些方面，美国的恐惧往往是和中国互动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来说，应当思考的问题就是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美国人的恐惧而改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恐惧

第一，双方的有效沟通仍然不足。尽管中国多年来多次向美国解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但类似的解释必须是日常的。这是因为两国关系深刻地受彼此国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美国有其国内的巨大动力，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中美关系，一些力量可以从中美关系的友好中获益，而另外一些则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国都没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例如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内部可能不这样看，因为人们总是觉得问题一大堆，产生不了外在的影响力，因此往往是只看国内，忘记了国外。亚投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当然，美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人因此把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撇开现存国际秩序，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而另起炉灶的企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和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一路一带”、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第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缺少软力量。在很多方面，尽管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这仅仅是因为西方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本身毫无这个意识。或者说，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中国本身的原因。就举近来南中国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国开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早已经在填海了。中国的行为因此是反应性的，就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行为的反应。只不过中国的填海比其他国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罢了。在他国填海的时候，不知道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声？如果早发声，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样在话语权上处于被动。

第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例如，美国人所具有的军事冒险精神，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经常低估的。理解美国的军事冒险精神并不是说中国要恐惧它，而是相反。在深刻理解其军事冒险精神之后，中国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国也要把握美国对自己长期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恐惧。

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需要中美两国的有效合作。美国需要中国，也不能失去中国；同样，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在实际国际政治生活中，两国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两国的合作是双赢的，而在核武器时代，冲突一定不是零和游戏，即一方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是双输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困难。

来源时间：2015/7/31   发布时间：201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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