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兴杰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任期所剩无几，奥巴马开始了“省亲之行”，访问了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在多场演讲中向非洲国家提出了倡议，这可能构成了“奥巴马主义”关于非洲部分的主要内容。奥巴马的两届总统任内对非洲的关注并不多，远没有克林顿、小布什投入的精力多。奥巴马要做“太平洋总统”，致力于美国的战略再平衡，非洲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了。这次“省亲之行”也算是对过去工作疏忽的弥补。然而，非洲的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持之以恒地关注。

不可否认，奥巴马的衣锦还乡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只是因为安保或者其它原因，他未能到自己祖父的村子转一转，家乡的人们对奥巴马非常期待，希望能够建设一所大学。也许奥巴马卸任之后可以尝试捐建一所学校，以了家乡人的愿望。奥巴马虽然骨子里流着肯尼亚人的血，但毕竟是美国的总统，他的观念和思维与肯尼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给肯尼亚提出的发展建议也没有逃脱现代化的思维框架。奥巴马不仅是来看看家乡的父老，也是要指导他们怎么过上好日子。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非洲大陆走上了独立建国之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就成为美国所“操心”的事情，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现代化的道路和理论。时过境迁，理论终归无法战胜历史的惯性。对于非洲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否则，经济社会发展就是空谈。肯尼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是非洲发展的典范，但2007年大选引起的骚乱，使肯尼亚形势一度恶化。奥巴马赞扬了肯尼亚政府逐渐消除政治震荡的努力，政治的不稳定一直困扰着非洲的发展。奥巴马在访问期间批评了布隆迪总统到站不下车，并且以自己为例来阐述选举的意义。奥巴马的一番言论遭到布隆迪的反驳，指责奥巴马干涉内政。《华盛顿邮报》对奥巴马的非洲之行有句评论倒是比较恰切：最终，奥巴马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非洲之行，他对人类古老的化石要比非洲普通民众亲近得多。在埃塞俄比亚，奥巴马有机会摸了一下320万年前人类共同祖先“露西”的化石。政变和腐败成为非洲进步的拦路虎，奥巴马承诺要向肯尼亚的公务员提供培训，尤其是政治伦理方面的培训。

在奥巴马访问期间，肯尼亚的邻国索马里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反恐战争接近尾声，但是恐怖主义却溢出中东，非洲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强力打击是反恐的一种手段，但是治标不治本，恐怖主义在国家权力“缺位”的地方蔓延开来。反恐，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而真正的敌人来自于腐败、贫困以及国家失败。仅仅依靠奥巴马所强调的选举恐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有些非洲国家还没有现代政府的框架，肯尼亚的另一个邻国——— 苏丹还在战争状态，南北苏丹和平“离婚”，但是纠纷不断，当初美国支持南苏丹独立，而眼下，战争让数以千计的儿童被杀。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如何创造足够的职位让这些人就业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能将这些年轻人吸纳到财富创造的场所，就无法阻挡他们参加破坏性的活动。奥巴马在2014年的时候发起了“非洲青年领袖倡议”，这个项目已经吸引了14万年轻人，他们通过数字手段联系在一起。的确，年轻一代承载着非洲未来的发展方向，非洲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技术，还有希望和雄心。奥巴马不仅与政府高官见面，还与学生和社区领袖见面，而他在肯尼亚所掀起的“奥巴马之风”，也折射出公共外交越来越重要。非洲“在路上”，经济在发展，中产阶层慢慢兴起，社会的发育也在塑造着非洲的未来。

非洲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奥巴马走的水泥路也有些是中国援建的，中美两国对非洲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两国互补的空间很大，中国在援助基础设施的同时，也需要参与到非洲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来。笔者一位非洲的朋友就坦言，中国的公司和工人需要融入到非洲社区生活之中，这样，中非关系就有了更牢固的情感纽带。在这一点，超级演说家奥巴马的做法倒是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来源时间：2015/8/1   发布时间：2015/7/31

旧文章ID：5078

作者：罗思义，保罗·杜阿特等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人民日报5版刊发整版专题《美国民主遭遇困境(之三)》，其第一期专题文章刊于5月24日，篇幅也为整版，受邀学者来自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四位专家从不同方面阐述了美国民主目前存在的问题。

　　最新一期约请的是4位外国专家对美国民主的分析。

　　“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 罗思义;刘仰知翻译)

　　近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诸多举动。美国政府先是频频插手中国南海问题，同时又发布了多份主张对中国采取对抗战略的文件，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等。中方需要及时进行分析，探寻是哪些力量正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并掌握类似活动增加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便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美国政客为例便可以看出，所谓“美式民主”并非完美。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参与立法者中的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部分议员也都身价不菲，即便抛开房产价值不计，这些议员大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动也往往与大笔金钱有直接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

　　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

　　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与其宣称的民主有着巨大差异。而到了对外政策领域，这种双重标准则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都属于内政。而美国则声称，所有国家都必须符合“普世价值”。然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宣言大相径庭。

　　美国直接介入他国、颠覆民选政府的行动，更能说明美国的真面目。美国官方曾经承认在伊朗参与了推翻民选政府的运动，而美国参与颠覆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的事实更是尽人皆知。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方面的现实，都证明了其目标并非“民主”。那么，美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他们的目的。近期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说道：“美国应当把维持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作为21世纪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其提出的概念并非各国平等，而是“使美国处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点”。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绝不会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美国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而这迫使美国不得不平等对待中国。对于一些国家，美国可以进行侵略战争，而对中国则无法故技重施。目前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23%，这意味着一旦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3%，中国经济总量便会与美国相等。而全面小康的要求显然不止于此。

　　这些事实明确显示，美国的“对抗主义者”反对中国并非因为中国没有遵从所谓“西方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自己也不遵守的“西式虚伪”而已。他们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中国的繁荣昌盛。

　　“寡头政治”损害民主价值

　　(作者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研究员 保罗·杜阿特，展腾翻译)

　　在美国，以具有可实践性的理念为基础且受到市场这一无形的手自动调节的民主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给低收入家庭和中产家庭带来不稳定生活、失业乃至让他们苦苦求生的各种投机活动、金融泡沫、次贷和债券。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不能任由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来影响的经济领域中，并对这些经济领域进行干涉。当然，这种干涉仅仅是互补的和有益的。因此，从这点出发，我希望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如果将美国民众完全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生活中脱离开来，那将会对民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来维护民主制度。

　　但是，美国式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吗?有学者已经坚定地认为美国已经不是民主国家;相反，美国政治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由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过去这几年，当全世界，包括美国，因为俄罗斯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精英阶层而习惯于将俄罗斯称为“寡头政治”时，很多人还并不太愿意接受对美国民主的这种说法。

　　所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这一结果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式民主一直被誉为是西方民主的范本。确实，普林斯顿大学这份包括1779份政策资料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很欣赏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普选、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广泛的公民权利，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却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有支配力的机构或者富裕阶层控制，那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一些游说活动证实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结论并非无根无据，甚至有些人希望报告里的情况成为现实。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和外交政策充满了各种游说团体的活动，这是由其政治制度的特质决定的。在外交政策方面，这种寡头制和游说团体也很令人担忧，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比如海湾战争，就是贪得无厌的游说团体为了能源以及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带来的结果。

　　长期以来，威廉·富布赖特的《权力的傲慢》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们注意到，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会倾向于将他们的力量理解为是“上帝的恩惠”，因此他们会认为他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他们有着国际任务，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会认为他们有责任将其他国家带离“黑暗”。因此，他们会在善恶之间建立一个二分法并用此来支配他们的外交政策。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没有寡头政治，没有财阀统治。作为一个西方人，我理解丘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然而，因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试验场，并且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憎恨或支持，我很坚定地认为，如今美国的寡头政治恰恰是全球范围内战争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原因。

　　不平等持续扩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俄罗斯科学院欧洲所高级研究员 鲍里斯·古斯列多夫;周小林翻译)

　　美国的民主模式常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典范。但是，它在存在的200多年里，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带来的福利，明显暴露出重大缺陷。

　　国际学术界对于“民主”的定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一般都会认为民主政体须遵循四条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多数统治、政治平等和政治参与。今天，美国民主模式在这些领域正面临困境。

　　美国垄断了对民主、人权及其遵循标准的解释权，指责其他国家违反民主和人权，以所谓不民主为借口质疑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试图告诉其他国家如何构建民主和保障人权，这种行为违反了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同时，美国还明显违反了普遍的民主原则，导致其自身面临严重问题：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种族、民族和宗教歧视，限制公平选举，监视持不同政见者，跨国应用美国法律，不当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未经指控无限期囚禁被关押者，酷刑以及在监狱施行超出法律允许的行为等。

　　而且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9个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的6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美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对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权的保护是发达国家中最弱的。过去十年里，美国没有批准任何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一些重要问题如改善人民福利、健康保险、退休金、教育、非法移民等受到忽视。美国还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按民族和种族划分时尤其明显，并且差距在持续扩大。

　　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不平等继续扩大”，这特别体现在美国大选中。根据美国选举制度，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在美国，投票人在正式投票日期之前提前投票通常是被认可的，这就为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由于这种选举制度，美国一再出现当选总统得票少于竞选对手的情形。

　　资本在美国选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竞选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活动，所以竞选资金的来源至关重要。政治学家一直认为，竞选资金应来自社会组织而不是由个人或商业组织提供，以避免他们对政治的不恰当影响。资金实力在美国绝对是竞选成功的“王牌”。美国历届总统竞选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3亿美元。因此，一般选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更有权势的阶层则越来越接近政府，这种情形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了民主。富裕阶层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政治领域扩展其权力，这使得美国成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家。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美国大选后，一再建议美国解决对各阶层公民投票权的过分限制，尤其是许多选民因未能注册及诸多繁琐程序而不能参加投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然而，美国政府却认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是民主的标准。因此，如何遵守民主规范的问题在当今美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这方面，它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是虚伪的。

　　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一直指责中国不遵守民主原则，但事实与此相反。近年来，中国展示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加人民权利的决心。这首先表现在改善绝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减少社会不平等和让更多百姓摆脱贫困。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从乡村到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有序更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与施政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并不寻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相反，他们着重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并警示其他国家不要直接复制自己的模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解决了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模式远未臻完美，中国的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一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并不隐瞒这些困难，而是公开声明采取解决措施。这将有力保证中国沿着既定道路前进，解决途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并顺利实现预定目标。

　　照搬照抄行不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 尤科赛尔·戈迈兹;臧舒迈翻译)

　　丘吉尔曾说，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这一论调反映了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民主形式，从欧元区到拉丁美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到新西兰，或是从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到非洲和亚洲，都实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民主”一词还没有合适且准确的定义。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给全球带来了福利提升。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例子是最好的体现。但我们仍需特别注意，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也得益于自由贸易原则。

　　然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适用于其他各国的最佳制度，其他国家简单地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首先，万事“切不可以偏概全”。为了避免“照搬照抄”，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种适合自身的民主方式。其次，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社会收入不公平、社会安全隐患、教育不公平等问题也面临着多方挑战。必须承认，美国企业的大量研究和创新在历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显示出美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被过分夸大了。美国中央银行即美联储不断调整名义利率，以适应经济的稳定运行。而制定合适的名义利率，控制货币发行量，也被视为美国经济决策中的难点。冷战结束以来，过去7年中美国的危机处理能力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自由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为前提，国家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一体制下，国家通过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将社会基本资源合理配置到铁路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国的繁荣之路与美国大相径庭。中国的繁荣也不是建立在所谓“帕累托原则”之上，依赖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反，满足个人需求，促进社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是否比纯粹的自由经济制度更优越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表现并不如我们一直以来所信赖的那样完美无缺。这场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混乱让我们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自由经济也需要政府制定对市场的长远规划和指导。无论是中央计划，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还是二十国集团合作，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导”制定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都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呢?如果中国持续推进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当前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中国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将会变得清晰明朗。中国倡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这被视为中国帮助实现全球福祉提升的关键信号。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有效资源分配中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外汇储备丰厚，同时以其大量的人力资本支持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种能力得到最佳运用，那么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国都将从中国发展中获益。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否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基于全球视角去等待结果和正确评价。我们身处于一个竞争世界，一国表现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总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提供借鉴。

来源时间：2015/8/1   发布时间：2015/7/26

旧文章ID：5077

作者：张锋  来源：澎湃新闻

在上一篇“天下会”专栏文章中，我提出一些美国学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美国人表达对美中关系忧虑的一种视角，但对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有弊无利。但是，虽然我们应该少提甚至不提“修昔底德陷阱”这一21世纪美国概念，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源的探究，却对我们今天思考中美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间的“国际”政治和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非常不同，但这些不同也不排除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揭示的国际政治中的一些永恒主题对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思考这些永恒主题，并比较古希腊与今天的异同，不失为讨论当下中美关系的一种有益尝试。

我把修昔底德对思考中美关系的借鉴意义分为五大类：文明竞争、战略选择、联盟缠结、实力判断与危机管理。

文明竞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最深层次的根源，是雅典和斯巴达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模式之间的竞争。雅典文明建立在海上贸易、海军霸权与城邦内民主政治之上。斯巴达则是一种接近于“闭关自守”且高度军事化的陆地农业文明。斯巴达人的价值观建立在军事荣耀之上，他们维持希腊世界霸权的雄心就建立在这种荣耀感之上，但这种荣耀感却不一定能增进现实利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根本上是因为斯巴达人认为雅典开放的海上文明威胁到了他们保守的陆地文明，并对他们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

今天的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两种制度、文明与秩序之争。美国不仅要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政治制度，还时不时想用军事手段把这一美国式的西方文明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是美国例外论的一种体现，而美国例外论只不过是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制度与传统——即“文明”——的体现而已。中国代表的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官方表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系。

但是，今天中美之间却还没有陷入雅典与斯巴达那样激烈的文明竞争之中。实际上，在两种制度碰撞之中，中国基本处于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到现在还在不时地对中国进行政治说教。如果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到美国文明甚至西方文明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那是大大高估了中国文明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即使在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期，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仅限于东亚地区。

中国文明的复兴威胁不到美国文明，更威胁不到以美欧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即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最多也不过30%左右，远远不如美欧总额。倒是美国文明的强势让中国感到不安，美国例外论的存在，让中国怀疑美国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要影响中国的内政，把中国也变成美国一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式国家。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症结。与战略利益分歧相比，美国例外论是改善中美关系更大的障碍。中美关系要改善，美国例外论必须有所收敛。

战略选择

当然，在新兴崛起国与霸权守成国的关系中，战略利益冲突也是极其重要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也与雅典向外扩张与殖民的野心息息相关。雅典想通过与克基拉的联盟，把自己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向西扩张到意大利，但这引起了长期与克基拉为敌的科林斯的警觉，而科林斯是斯巴达最重要的盟友。正是在科林斯的极力怂恿之下，斯巴达作出了对雅典开战的决定。

今天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当时雅典的扩张战略非常不同。雅典是古希腊海上商业文明的典型，向外扩张与殖民是此类文明的常态，在与斯巴达竞争的过程中，雅典也走上了军事霸权之路。中华文明没有殖民扩张的传统，今天的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走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老路。只要中国不做超出自己正当利益范围的扩张，只要美国不侵害中国的正当利益，中美利益冲突就是可控的。

在国际政治中，领土与领海争端很难解决，因为它们经常涉及不可分割的利益诉求。幸运的是，中美之间没有这类争端，而其他类型的利益诉求都是可以分割与谈判的。

联盟缠结

在处理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时，管控各自的联盟体系是一个大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斯巴达没有控制好自己的盟友，特别是科林斯。在宿敌克基拉获得雅典支持的情况下，科林斯急需斯巴达的军事保护来维持与克基拉的竞争。它不仅唆使斯巴达参战，更在雅典其他城邦宣扬“雅典威胁论”与“斯巴达软弱论”。它甚至威胁说，如果斯巴达不对雅典动武，它就要脱离斯巴达的联盟体系。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真正的“战争贩子”。不幸的是，它“贩卖战争”的企图竟然成功了，由此也可见斯巴达联盟领导力之弱。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体系是否会成为美中冲突爆发的一个诱因？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美国的一些盟友，特别是菲律宾和日本，有着不小的挑战中国或者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欲望。美国能否从稳定美中关系的大局出发，约束盟友的躁动不安，还是会让这些盟友为所欲为甚至唆使它们故意挑战中国？如果美国战略领导力下降，它会不会让盟友牵着鼻子走？联盟体系的管理需要巨大的军事成本与高超的外交技巧。在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化的时候，美国的联盟体系是两国关系稳定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实力判断

以崛起国与守成国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本质，容易得出中国实力弱美国实力强的结论，并使美方产生预防性战争的冲动——即在美国实力还强于中国的时候发动对华战争。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教训是：准确地判断双方的实力对比是非常困难的，实力误判与战略误判反而是常态。斯巴达就误判了雅典的军事实力与进行持久战的战略决心。实际上，斯巴达对雅典实力的轻视——而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恐惧——才是战争的一个直接诱因。

中美两国在处理战略关系时，尤要防止实力与战略误判。美国不能低估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保护核心利益的战略决心，中国也不能低估美国的全球性军事优势与强大的外交战略积淀。盲目挑战美国、甚至要把美国赶出亚洲的想法都是情绪化民族主义的表现，而现在正是需要战略理性的时候。

危机管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教训是：这场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而是雅典与斯巴达两大联盟体系在处理危机时的一系列战略误判与政策错误造成的。实力对比的变化并不导致战争，战争是人为误判造成的，而危机管理的失控大大增加了战争的几率。雅典先是决定与克基拉联盟，这一联盟导致了与科林斯和斯巴达关系的急剧恶化；之后又拒绝了斯巴达的和平倡议，认为与斯巴达的战争最多不过是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结果这场战争不仅旷日持久，还永远终结了古希腊的辉煌时代。斯巴达最大的误判是受科林斯的唆使向雅典宣战，轻视雅典实力，自以为能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

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炸馆”、“撞机”等高强度危机，未来的中美关系也不能排除类似危机的发生。但只要两国能理性管控危机，控制情绪化民族主义，中美就不至于爆发大的冲突。

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今天的中美关系也并非注定要走向冲突。战略与政策是人为的。中美关系的前景取决于中美两国政府的决策，而这种决策的自由空间并不小。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能制约策略的选择，但却并不决定最终的战略走向。
作者：张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

来源时间：2015/8/1   发布时间：2015/7/31

旧文章ID：5076

作者：赵干城  来源：《当代世界》2015年6月

    一带一路”战略自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倡后，经过一年多的规划，于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发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拟定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下称“愿景与行动”），中国的国家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这项国家战略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该战略相关的其他机制和机构的发展，例如“亚投行”的筹办和建立，更产生了大量国际互动，成为2015年的一件国际大事，说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顺应国际潮流之举。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路径从一开始就是陆海分明的，“一带”聚焦在欧亚大陆，“一路”主要重点在东南亚及由此延伸至波斯湾和西亚北非，两者都有着强烈的历史传统和路径。另一方面也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南亚路径。南亚是中国的西南周边，与中国被内陆紧锁的边疆省份山水相连。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初期，南亚的关联性并不是很清楚，这主要是由于南亚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一带一路”发展路径之间，北上与中亚相连，南下接通广袤的印度洋，历史上南亚亦因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古丝绸之路的交集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事实上，早在2013年5月李克强出任总理后首次出访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时就已经分别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这或可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声。

　　“一带一路”战略的南亚发展路径

　　南亚次大陆虽然有上述地理上的便利，在“一带一路”战略的两个方向都具有发展的巨大潜力，但在目前的地缘现实中，因阿富汗问题的变局，以及伊朗仍然受制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制裁，使得南亚自身在陆路这一方向的发展上受到较大制约。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是“贯通”，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推进中国与邻国的互联互通，因此相关国家的稳定是决定性的。南亚在北上和西进的两方面都存在较大变数，尽管南亚自身有广袤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观察，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南亚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即在多大程

　　度上南亚将与该战略发生关联性可能取决于中国与相关南亚国家的互动。

　　例如，与南亚的互联互通将主要是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对接，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这从中国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行文措辞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如文件指出，在丝路经济带计划中，依托的是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大通道，海上丝路计划则强调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虽然文件也指出了“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但从上述两大主要设想的路径来看，欧亚大陆方向并不与南亚对接。即使是海上，“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的路线其实也无需依托南亚。因此，南亚作为独立的变量，在该战略的实际推行中，将发挥辅助或助推的作用。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降低南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南亚同为中国的重要周边，而且是中国近年来经营较好的周边，形势相对稳定，部分地区的动乱局面总体上也向着较良性的方向发展，包括长期遭受战乱的阿富汗。鉴于“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周边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力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的周边地区，因此发展相对比较稳定的南亚主要国家有理由成为该战略的重要推进区域。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李克强担任中国政府总理后于2013年5月首访选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那里正式宣布中国有意推进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的建设，这实际上早于中国正式宣布“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样将该年的首访选在巴基斯坦，双方随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亦强调了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中国与南亚主要国家的这些互动显示了中国高度重视南亚的地缘经济作用，希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周边国家紧密合作，打造和谐共赢的新周边。南亚因各方面条件，或也有可能创造中国周边战略的新范式。

　　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应对

　　印度是南亚的核心大国，居于次大陆中心地位，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南亚特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即印度和所有其他南亚国家都交接相邻，而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大部分都不接壤。在所有南亚国家中，印度与中国有着最长的陆地边界。作为中国西南边疆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印度如何应对丝路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在丝路战略推行中，与印度关系密切的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即BCIM倡议）。该倡议事实上早在20世纪末就由云南的学者提出，并据此建立了与相关国家在学术层面的讨论。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该倡议因其对云南的潜在战略意义而得到高度重视。所谓潜在意义，显然是因为该倡议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含义，但也正因为这双重意义，在新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现实中，该倡议进展比较缓慢，甚至几度陷于停顿。这里所谓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含义，主要是指相关国家之间在政治上尚不具备充分信任的条件，由此导出的一系列从政治猜疑到安全担忧的问题，以及经济上，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急剧成长的经济实力，使得相关国家对由此产生的地缘经济扩展意义的认识亦不易达成一致。在这些考量中，印度都居于突出的位置。

　　印度虽然从未正式反对BCIM倡议，但该倡议始终停留在二轨讨论层面而无法成为政府间的协商行动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政府层面该倡议并没有得到一致支持。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个倡议成为政府的正式建议，是否有助于消除这种不一致呢？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访问新德里时正式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设想，印度做出了积极回应，并表示印度外交部将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以便就这个设想的进程开展协商。同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再次访问中国，双方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4日辛格总理应邀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提到中印合作的八个领域和七项原则，没有提及中国在几个月前提出的经济走廊开发设想。由此或可判断，印度仍然没有对此做出全面的积极回应，尽管印度外交部确实为此成立了工作小组。

　　2014年印度大选，执政十年的国大党黯然下台，取代的是莫迪领导的人民党政府。莫迪因其对印度民众的经济承诺而获得压倒性胜利，反映了印度公众对经济发展的期望。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德里进行正式访问，中印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了这条经济走廊建设，“双方注意到在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双方忆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同意继续努力，落实会议达成的共识”。声明提到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是2013年12月在昆明举行的，2015年1月在孟加拉的库科斯巴扎举行第二次会议，第三次则预定2015年底在加尔各答举行。从程序上看，关于该走廊建设的讨论已经走上第一轨道，但似乎仍停留在讨论层面，实际推进仍然有限。笔者今年1月访问新德里，与印外交部有关官员及智库学者讨论，明显感觉到印度的犹疑和忧虑，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安全方面的担忧。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个标志性推进是所谓“KtoK”，即从昆明到加尔各答通道，通过这两点将四国连接，需要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产业投资，造福地区工业和民众就业，等等。这个巨大的项目在印度将最终涉及其东北部地区。[1]

　　在印度看来，该地区是国家安全的敏感区域，不但和中国有边界纠纷，而且该地区其他邦亦存在较多反政府武装力量。印度前总理辛格曾经表示，这些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对印度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由于上述问题都无解决的时间表，印度对开放边境地区自然心存疑虑。

　　其次，相比较印度本土地区而言，东北部地区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较弱。由于地理原因，东北部与印度本土通过一条狭窄的走廊相连接，陆路交通极其不便，这使得印度联邦政府对该地区的管辖相对较弱，发展严重滞后。20世纪末，印度政府意识到这点，制定了“边境地区发展计划”（theBorderAreasDevelopmentProgram），但收效有限，该地区仍然是印度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出于种种考虑，印度政府在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加强，但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而非民生建设。至于这最终是否同样助力经济发展，现在还不确定，但印度政府要加强对该地区控制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看不出这种加强会有利于展开地区性的国际合作。

　　再次，印度莫迪政府虽然视经济发展为施政重点，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方面并不含糊，其中也包括在竞争中保护印度的产业和就业等，因此在和竞争能力更强者展开合作时当然很警惕在印度学界，将“一带一路”战略视为中国经济扩张的看法并不少见。

　　最后，印度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自主权较大。在任何地区国际合作中，地方政府因利益不同就会不愿实施联邦政府的主张和法令，甚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合作的进行。这样的戏码在印度一再上演，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亦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尽管存在这些因素，但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总体是积极的，特别是印度早在2012年就首先提出的“金砖”发展银行倡议，现已进入实施阶段。虽然该银行总部将设在上海，但总裁将由印度人担任。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印度亦积极加入，是首批创始成员国，且有可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出资国。此外，对“丝路基金”等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金融安排，印度都持积极态度。印度充分认识到亚洲新一轮开发计划已在路上，印度自然要赶上这趟车，从而既成为这一波开发的贡献者，更要成为受益者。

　　莫迪政府的经济优先政策与中印关系继习近平主席2014年成功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亦于2015年5月对中国进行了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莫迪因去年大选而刮起的旋风自上台一年后基本已经褪尽，与很多分析一致，印度新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确实是经济发展。莫迪总理虽然有非常积极的大国外交，但从莫迪发表的言论来看，大国外交的地缘纵横似乎并非是重点，他更强调的大都是对印度投资环境的赞美，突出印度的经济增长新趋势，希望更多外国直接投资青睐印度的意图十分明显。应当说，印度式的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的方针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可以对接的，也完全可以为两国间“发展的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内容。

　　莫迪访问中国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推行的时候进行的。根据中印两国达成的协议，中国承诺未来五年对印度投资200亿美元（这和奥巴马访印承诺的40亿美元投资形成鲜明对比），并且中国也愿意积极参加印度铁路的系统升级和高铁建设，业已派出相当规模考察团进行实地调研。尽管中国对印度未来可能的投资和铁路方面的合作并不直接与丝路倡议挂钩，但印度作为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最大的亚洲国家之一，显然可以成为正在形成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亚洲地区合作的伙伴。事实上，印度也启动了自己的环印度洋合作计划，希望促进以其为中心的地区合作进程。就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开发而言，虽然印度对中方的主张存有疑虑，但印度对该地区包括其东北部地区各邦的发展，以及与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合作，是持有强烈意愿的。印度对印缅公路和印孟边境合作都有投入，说明印度对地区合作并不持对立态度。从这点出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亦是一个契机。莫迪此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这方面的合作是题中应有之义。相信只要是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的项目都会得到印方认真对待。

　　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历来是中印关系的一大问题，但双方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两国并不是在相互信任建立起来后才合作的。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中印缺乏信任的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也没有时间表，但早在近20年前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新德里时就强调，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并不妨碍两国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也不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为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所证实，迄今仍然是中国对印政策的基石。中印两国在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已经建立起各种机制，经贸更是有蓬勃发展的势头，这客观上为双方建立互信创造了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中国新一届领导推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旨在以亲、诚、惠、容的方针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进程。印度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寻求与印度的合作也是中国这项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关键可能是双方在印度洋的交集。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南亚方向是与印度洋的互联互通联系在一起的。中印间在这方面目前仍缺乏互信，但双方恐怕还是要循着利益汇合点的轨迹寻求合作的可能，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互信。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也可能遮蔽愿景。莫迪政府以发展为己任，应有充足的理由与中方携手推动中印“发展的伙伴关系”再攀新高。

来源时间：2015/8/1   发布时间：201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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