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伟  来源：凤凰评论独家出品

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美国的智库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中方来说，深入了解美国智库及其观点，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尤为重要。近来，美国多家智库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以及发表的相关报告变得异常繁多，有的“反思”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否出现了错误，有的已经开始设计新的对华战略。

美国智库的山头很多，究竟哪座山的锦囊妙计会被采用或者可能影响某一项白宫的决策，我们作为局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他们的观点最容易被媒体捕捉和传播，也会通过各自的管道进入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与国安和情治有关的机构。

媒体紧密跟踪资金来源

美国有很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民间机构使命不一，财源不同，但都坚信自己的理念。或者说，因为这些机构的经费都来自英雄所见略同的人或企业的捐赠，他们就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华府有个新成立不久的智库，名字叫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据说这家智库是根据曾经出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提议成立的，而坎贝尔又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英美合办的《金融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时评称，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要赞助单位都是跟美国军方和国防关系密切的企业。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去美国安全中心的网站看了，一点都不假。我刚才也看了，的确如此。连台湾驻华府的经济文化办事处也是“慷慨解囊”的大户。那么回顾一下美国高官所说的“重返亚洲”的军事部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企业或外国政府部门会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捐款。

不过，中国有句古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很多时候，钱也能使这些“不食嗟来之食”的智库突然对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变得“犹豫不决”起来。很多年前，有“好事者”发现历来对中国政府持敌对态度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突然开始为中国说好话了，于是去翻基金会的账本，发现有不少钱来自香港。一个副总裁还因此“丑闻”辞职了。去年，素来以好管闲事著称的《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揭露华盛顿那些所谓的独立智库纷纷接受外国政府和机构的捐款，而且还常常为这些政府和机构做院外游说，使得这些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遭受重创。

学者与官员角色互换

美国的智库（或者咨询公司）大都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平时所说的智库的“旋转门”就是指这个。这种密切关系很重要。对于智库来讲，要找钱，必须要向可能的捐赠人证明，他们有影响舆论特别是政府决策的能力和渠道。因此，华盛顿的智库里有很多一会儿是政府官员、一会儿又是智库学者的人。举几个例子。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中心的几位研究人员如李侃如、卜睿哲和贝德都曾在政府供职。李侃如虽是职业学者，但在克林顿做总统时在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卜睿哲是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总统期间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顾问。美国现任驻缅甸大使米德伟曾先后在民主党国际问题研究所（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防部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工作过。

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工作时，米德伟写了关于美国应该调整对缅甸政策的报告，之后成为缅甸特使和美国在1988年后第一位驻缅大使。

刚刚离开国安会的中国事务负责人麦艾文曾经在兰德公司供职，现在去了总部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据说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干部培训班”，之前在那里做高级研究员的郝琪建，前不久被派驻东盟做大使。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院，创始院长居然是前澳大利亚首相陆克文。

如果说美国进步中心是希拉里的“干部培训班”，它的中国项目目前还没有跟“老板”的竞选中的反华言论接轨。美国进步中心的创始人是前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蒂斯塔。他与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哈特刚刚带领一个小组，去中国参加了由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次全球智库峰会。波蒂斯塔还在峰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曾与该中心的一个研究员共同发表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文章，而作为气候问题专家，哈特一直在促进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中美在去年的APEC会上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出人意料的协议应该与美国进步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刚刚易人，新任总裁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和前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卡内基是美国智库里在海外设立办公室最多的，包括北京、莫斯科、布鲁塞尔和贝鲁特。因为卡内基有全球的视角，福特基金会最近特拨款让它研究中国的崛起及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为中美关系鸣锣开道难道错了？

美国智库的山头自然很多，究竟哪座山的锦囊妙计会被采用或者可能影响某一项白宫的决策，我们作为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招兵买马”之后就是要“拉山头”了。美国最主流的智库自然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外交学会等。他们的观点最容易被媒体捕捉和传播，也会通过各自的管道进入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与国安和情治有关的机构。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这几家的观点基本上长期以来是趋于维持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现状，并千方百计寻找中美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和全球挑战上双赢或共赢的渠道。2012年以来，这些智库因为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缺少认识，也因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的日趋强硬让它们措手不及，最近都纷纷开始思考它们为中美关系鸣锣开道的做法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布鲁金斯的贝德最近发表的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的文章，在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守望人中影响巨大。他说，“东亚的和平得益于在亚太地区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中美两个大国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局面，由尼克松与基辛格促成，并被此后中美两国历任领导人所维护巩固”，并指出，“在此背景之下，把目前世界上最为稳定、有序、经济上富有活力的区域，变为另一个充满是非冲突之地，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贝德差不多四年前离开奥巴马总统的国安会，他的观点应该说是代表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大西洋理事会没有中国项目，但是他的理事长是曾经出任过驻华大使的洪博培，他的副总裁之一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他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地缘政治娴熟的实践者，大西洋理事会的几位领导人目前最担心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哈德利曾经在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上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说，我们老是在猜想，习近平和普京在一起的时候都讨论什么问题，中俄会不会联手给美国找麻烦，美国2017年的总统肯定会大幅度修订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

对中国人来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知名的人士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实施人布热津斯基博士。它的副总裁格林曾经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安会亚洲顾问，两位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是曾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台海问题的约翰逊，以及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设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太平洋论坛，主要职能是从事区域国防和安全的研究，并为美军太平洋指挥部的官员提供培训。因为与美国军方和情治单位的密切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关心的中国的南海问题、钓鱼岛和台海关系。可以想象，随着台湾大选的临近和蔡英文可能出任台湾地区下一届领导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力会会逐渐升高。

凤凰大参考文章为凤凰国际智库独家出品，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及作者姓名，违者必究。

刘亚伟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美国卡特中心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心共同主任中，中美关系更成为最大焦点。

来源时间：2015/7/25   发布时间：2015/7/22

旧文章ID：4932

作者：商灏  来源：《华夏时报》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新诞生的全球性、普遍性机构，都是维护世界秩序的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庞中英最近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个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国际研讨会时，从学术角度所阐述的观点。

　　庞中英新近还特别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当前国际政治中充满的不确定性信号如何加以冷静判断和应对等问题，做了很深入分析。

　　中国正为世界提供秩序

　　《华夏时报》：从国际政治学者的角度观察，当前国际政治中存在哪些重要的不确定信号?

　　庞中英：当前世界形势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前几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国际研讨会时，各国代表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许多事情，说是定了，实际还没有定。比如“一带一路”，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但其未知的或不确定一面，实际上很大。对于“一带一路”有真知灼见的科学研究，实际并不多。“一带一路”的提出，尚未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中国现在很需要“路”，“一带一路”如果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路”，那的确非常好，但情况现在看来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有学者甚至提出，“一带一路”就是为了“平天下”，为了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而不单纯是一项对外经贸计划。这触及到了很深层次的问题。

　　冷战结束25年来，世界处在了新与旧的转换时期，国际上对此都很关注，并有很多讨论，世界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

　　但我们都看到，中国的复兴，亚洲的崛起，带来了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或所谓权力的转移。这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最重要信号。

　　中国早已纳入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但全球化当前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地步——是进一步的全球化，还是从全球化后退?从WTO协议又有最新突破的迹象看，全球化还将继续向前。但现在谁是全球化的驱动力量?是美国和西方，还是所谓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

　　国际政治中一个最重要的不确定信号是，中国复兴的长期趋势是否会继续?中国在过去30多年总体上是一个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国家，与各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合作的关系。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

　　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中国复兴的问题，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复兴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一带一路”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一带一路”是个很好的构想，但真正了解、欢迎“一带一路”的国家，现在还不是很多。倒是欧洲人很大方地欢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则是疑虑深重甚至加以批评。

　　联合国已不能回到全球治理的中心地位，G20能否承担这一重任，也是个未知数。在这方面欧洲人觉得与中国人不谋而合。

　　欧洲人现在需要全世界有共同秩序，各国都按国际规则办事，需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体系。这就需要有些国家尤其是大国，向体系中注入公共产品。美国过去曾构造过这样的东西，比如建立世行、IMF，联合国也是美国主导建立。但美国现在从维持世界秩序方面后退了。欧洲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人决定为全世界提供基础设施投资，这是21世纪的美国人想不到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自私。欧洲人在过去数十年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已经为维护世界秩序做了很多贡献。欧盟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欧盟还提供一些国际规则，解决各国贸易争端的WTO协议就是欧盟提出的，WTO其实就是世界政府，是非常了不起的有关世界治理的一种创造。欧洲曾以为可以和美国一起继续为维护世界秩序而努力，但现在却对美国感到很失望。欧洲主张多极世界和全球治理，这与美国所主张的单极世界，有价值观的冲突。中国提出成立亚投行计划、金砖银行计划，向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这让欧洲感到意外，这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世界的贡献一模一样。

　　非常具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看到了这一点。欧盟驻华大使史伟今年5月应邀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做对的事情，我们应该肯定，而且还要支持，因为这是中欧的共同利益。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将西端的欧洲和东端的中国连在了一起。中欧很多理念一致，就是要为世界提供秩序，有了秩序就有了和平。而美国却放不下架子，仍以为世界都听美国的话，仍以美国为中心。但在冷战结束25年后的今天，美国已只是个最强大的国家，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这并非是忽略美国的重要性，而是说美国现在只是多极世界的老大，但现在是老大，今后会不会仍是老大，这也是个很大的不确定信号。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亚洲的崛起，欧洲的一体化，这些都显示出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

　　《华夏时报》：这些信号的变化，哪些是清晰的、理性的、我们现在可以准确推断的?哪些是模糊的、不确定的、难以预料的?其对于未来国际关系将要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庞中英：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这可能是一个清楚的信号。二战结束70年来，美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其实一直在下行。但这并不等于美国衰落了。世界权力发生的这种转移趋势，是否就意味着亚洲世纪、中国世纪已经到来，中国将取代美国?这样的推论是很不靠谱的。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并不等于美国所组织的世界秩序会轻易地被取代。对此要有清醒的战略评估，而不要发生误判。

　　一切取决于中国决定做什么

　　《华夏时报》：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对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等，有着怎样的不确定影响?

　　庞中英：下一步，美国与中国、与其盟国的互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甚至包括日本在内，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还会进一步加强，至少还会维持，中国市场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印度、东南亚市场取代不了。中国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其中有一条，强调中美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的和平与合作的互利共赢的关系。中美关系下一步可能也只能这么走。中美关系如果能够维持现状，甚至进一步加强，如果能以传统的国际政治的观点看待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将会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对抗中国。这是一种可能性。

　　至于其他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考虑到。中国现在也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并要与美国建立新型关系。这些都是未来大国关系变化的非常不确定的信号。如果考虑到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更难说今后中美之间会成为敌对关系。美国战后之所以能与西欧成为伙伴关系，原因主要在于跨大西洋两岸人种的相通。所以美欧之间发生冲突导致战争，几乎不大可能。同样，美国的华人数量在不断增加，用小布什的话来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Complex”(结构复杂，物理学名词)的关系。因此，今后的中美关系，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管理模式，现在还不很明确。如果这个模式出现，则美国与其盟国、与亚洲、与世界的关系，可能会很不一样。

　　有人认为，21世纪真正的全面的世界冲突和战争，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但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苏两国甚至全世界都认为全球末日要来临，然而50多年过去了，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基辛格曾说，有了核武器，世界反而变得和平了。

　　《华夏时报》：当前国际政治中解决国家间合作与冲突最可信赖的信号有哪些?

　　庞中英：这取决于中国决定做什么。中国目前的决定对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中国已经复兴，并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超级经济体，这个超级经济体在外交上，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对于现有的国际组织或机构，中国主张维持和加强，而非拆除或推倒，也非要取得主导地位。中国只是将从后排位置坐到前排，取得更多投票权便于深度参与而已。第二件事情，中国将以自己雄厚的财富资源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既然为世界做贡献，就要以中国为主。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就有这样的意味。

　　中国已有条件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世界发展到目前阶段的一个好消息，也是世界的正能量。美国向世界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能力相对下降，尤其政治意愿不足。欧盟仍继续向世界提供规范，例如多边主义等国际规范。日内瓦、维也纳、汉堡、海牙等依然是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欧洲人一直在加强这些公共产品的基础。这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复兴，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好消息。中国与美国一样，并不谋求占领别国的领土。中国在南海所做的，是维护自己古已有之的主权利益的事情。

　　中国希望维持世界长期和平和治理有秩序的局面。这个世界如果出现像基辛格所说的那种大的混乱和动荡，首先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所以中国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劝说和鼓励美国回到多边主义，回到国际合作的路线上，为加强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多做贡献。

　　中国超越了过去的理念

　　《华夏时报》：如何看所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对于构建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或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和平稳定的关系，正在和将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庞中英：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外交是一种不全面外交，即以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世界和平，只要别国愿与中国做生意。当中国变成了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新兴大国的时候，中国的不全面外交只有转向全面外交。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从来就是大国外交，中国的大国外交正在从特定时期不全面外交转向现在的全面的或全方位的外交。中国的外交过去相对被动，现在则更加积极主动一些。过去会说一系列“不”，比如不干涉、不称霸、不附加条件等等，有点韬光养晦、无为而治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不够的，因此现在则要说“有”，要告诉别人中国在做什么。

　　比如“一带一路”，它是为了加强世界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为世界做出这样必要的和应有的贡献。现在仅仅通过公共外交向世界解释“一带一路”，还远远不够。一定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向世界说明，“一带一路”到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一带一路”并非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要恢复中华帝国，而是体现了一个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目的是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于“一带一路”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政府应该发表一个政策声明，加以非常深刻的阐述。还有金砖银行、上合组织、亚投行等，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真的是另起炉灶，是冷战，是满足于利益互补吗?现有的解释是不够的，会继续引起别国怀疑中国动机不纯，继而消极对待。

　　所谓大国外交，最主要的就是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说清楚。中国究竟要干什么?中国要支持多边主义、WTO，支持联合国，支持IMF。中国要能够提出全球治理的新方案，但这个方案必须是属于世界的方案。中国最近为伊朗核谈做出的贡献，就是中国大国外交的经典表现。

　　《华夏时报》：中国的新发展观或新安全观是否反映了中国与主要大国建立和平稳定关系的最重要的理念上的改变?

　　庞中英：最关键是一定要“新”。现在的“新”，很可能明天就过时了，所以一定要保持“新”。比如金砖银行，它的正式名称是“新开发银行”，因为它不同于世界银行，它一定要做到“新”才行。中国的新发展观或新安全观，也要真的在世界上是“新”的。外交理念或谋略，也要真正有创新才行。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之所以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它们所提出的主张或理念与以往的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等不一样。

　　《华夏时报》：这些主张或理念，看起来应该不局限于本国利益，而应着眼于世界秩序的建立。

　　庞中英：的确如此，应该将短期的国家利益与长期的全球利益结合起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当这个国家为世界谋划利益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为这个国家自己谋划利益。无论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习主席访美是重要观察视角

　　《华夏时报》：面对当前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淡定地看待，坚持中国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全面建设小康和2050年完成民族复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程度的目标?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如何有效维护中国的最根本利益，保证中国最大战略目标的实现?

　　庞中英：在东亚、中东、拉美、欧洲，现在大家看到了很多新的动荡的因素，这是全球体系中出现的断裂带，或者叫全球化的薄弱环节。世界在21世纪已变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并已制造了自己的对立面，积累了很多问题，它们都是定时炸弹，到一定时候都会被引爆。对中国而言，要通过国内政策，通过深化改革和发展，解决自身制度问题，同时向全世界提供一种能够缓解全球化过程中所积累问题的解决方案。

　　《华夏时报》：你如何判断下半年国际政经走向?

　　庞中英：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将在理念上超越过去很多东西，当今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具有包容性的世界，包括中国对待与日本的关系，也有这样的理念上的超越。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将听到这方面的声音。变化了的复兴中的中国，是美国的一个问题。因此，习主席9月访美，将会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能否因此行而减少一些消极因素变得更加正面，这是观察下半年国际政经走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因为，当今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信号。

来源时间：2015/7/25   发布时间：2015/7/24

旧文章ID：4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