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时间7月20日(北京时间7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上台以来第五次通话，通话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就伊核协议感谢中国的配合，以及习近平9月访美。但是习奥对两国合作意义的看法似乎并非一致。

　　据中国外交部透露，7月21日，习近平当日同奥巴马通电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两国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在重大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取得重要成果。应总统先生邀请，我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愿同你一道努力，通过访问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双方各领域合作。

　　奥巴马表示，美国人民和我本人正期待着欢迎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正为这一重要访问认真准备。今后一段时间，美方将同中方积极协商，确保访问取得丰富成果。

　　奥巴马表示，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协议，中方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美方感谢中方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所作贡献。美方希望同中方继续协调合作、共同努力，确保全面协议得到实施。美中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表明，只要双方合作努力，我们就能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中国外交部最后还指出，习近平强调，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有力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的有益经验，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安理会刚刚通过伊核全面协议，这标志着协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在伊朗核问题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开展了密切沟通和协调，这是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又一重要体现。中方将继续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建设性合作，确保全面协议和安理会决议得到实施。

　　很显然，习近平认为中美在伊核协议上的合作是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体现，而奥巴马似乎刻意在回避中国的这一倡议，并没有提及习近平热切倡议的新型大国关系。

　　反观白宫方面的公报，也依然难觅新型大国关系的字眼。白宫方面21日发表声明称，总统奥巴马20日同习近平通电话，就伊核协议的达成感谢了中国的作用。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美合作确保协议落实的重要性。奥巴马重申，他期待习近平9月对白宫的访问。

　　很显然，美国方面至今依然是不愿意接受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美国《国家利益》今年7月也刊文称，中美关系恶化，与2014年不同，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清单完全没有提到“美中新型军事关系”这样的字眼，而这是中方所提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方面。

　　尽管最近在签署两国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文件这种切实合作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已经将“新型军事关系”这个词从美国国防部关于美中军事接触的言论中彻底清除。中国在海洋领土纠纷上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和所实施的网络活动惹恼了美国，五角大楼内部以及整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看法显然都在变得强硬。

　　“新型大国关系”是由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2012年的一次访问中提出的，此后该框架逐渐主导了中国的对美外交。2013年，美国在认可这一理念上有了大动作，当时奥巴马在“阳光之乡”庄园举行的美中首脑非正式会晤中承诺建立新型合作。尽管美国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所呼吁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可能意味着顺应中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不过这一提法迅速在其他引人注目的美中双边交流中广泛传播开来。

　　美国政府之所以愿意在2013年和2014年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表示敬意，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美国政府想让中国政府尝到一点甜头。其次，美国希望重新界定这一概念，使之符合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看法，并影响中国的政策选择。

　　不过，随着像中国单方面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2014年与越南因钻井平台发生对峙以及中国在南海展开规模庞大的填海造岛活动之类的带有“挑衅性”的事件不断增多，美国政府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而不是对中国采取纵容态度。在上个月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在战略对话和安全对话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特别是在黑客活动和南海问题上。

　　对美国而言，关键的问题一直在于如何运作这一新模式，最近美国政府似乎已断定，不值得玩这个游戏。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绝口不提“新型军事关系”的做法，只是这种大趋势的一个体现。

　　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它的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由中国首先提出，用于解决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发展中的矛盾。但是美国对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买账，“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极少出自美国高层之口，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领导人至今没有公开承诺致力于和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是以其他外交语言代替。奥巴马2014年11月出席北京APEC峰会期间，更是绝口不提“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人很清楚，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潜台词是美国要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平起平坐”。美国一旦接受中方的提法，或许将在有意无意中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降级”，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奥巴马一再强调美国绝不做世界第二，再未来100年里，美国必须领导世界。

　　此外，美国当惯了世界警察，对中国的内政也是多有指摘，如果承认所谓“相互尊重”，以后就得在中国的许多问题上禁声，这也是其做不到的。

　　(兰德 编译)

来源时间：2015/7/22   发布时间：2015/7/22

旧文章ID：4863

作者：皇金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美东时间7月21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特意“感谢”中方在促成伊朗核全面协议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中方通稿中称习近平“应约”同奥巴马进行了通话，故极有可能是奥巴马致电习近平。白宫记者事后透露，这次是奥巴马主动致电习近平。这应该是奥巴马今年第二次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第一次是春节时奥巴马向习近平“致贺”。

　　中美元首通话大致有四种情形，一是危机时刻斡旋分歧;二是和平时刻探讨新共识和新合作;三是达成成果时表达祝贺或感谢;四是大型节日或庆典时的礼节性问候。这次通话属于第三种，即奥巴马致谢中国。由于双方各自所理解的重点和对外公关与宣传的目的存在不同，白宫和中方公布的通话简要难以完全重叠。但基本可确定的是，在通话中，奥巴马也向习近平个人表达了感谢。因为在白宫意识中，习近平是一位强势领袖，中国外长王毅的积极主动角色也归因于习近平的授意。而且，中美气候协议达成以及在此前的四次通话中，奥巴马除了在国家层面表达感谢外，也表达过对习近平的感激。

　　为何奥巴马在伊朗核协议达成一周后才致电习近平?上周伊朗核全面协议达成后当日或第二天，奥巴马已分别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领导人。奥巴马当天在白宫就伊核协议的讲话中也特意感谢了中国等核谈大国。

　　笔者分析，奥巴马是特意选择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支持伊朗核协议的决议后致电习近平。伊朗核全面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派遣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专门“游说”国会议员，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继续沟通鲁哈尼政府，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访问以色列安抚盟邦。而国安顾问赖斯(Susan Rice)和驻联合国大使鲍尔(Samantha Power)则主要负责疏通安理会，确保中俄两国支持安理会尽快通过针对伊朗核协议的决议案。由于美国对中俄在安理会的“配合”一直都耿耿于怀，所以奥巴马这次有那么一丝不必要的担心。现在决议案通过，意味着中俄在联合国再次在伊朗核这一国际问题上同美国同调。

　　为何奥巴马急着让安理会通过决议?这主要是考虑到国会可能阻挠对该协议的执行。按照规定，国会对伊朗核全面协议有60天的审核期，要想打消国会议员的阻挠念头或削弱国会对伊朗核协议的“反对联盟”，奥巴马特意率先选择在联合国层面下手。此前联合国方面曾说，会在年底通过涉伊核协议的决议。这样的话显然有些拖沓。

　　而且，国会议员在这60天内会有休假，奥巴马要赶在国会议员结束休假前促成安理会决议。现在，安理会高效率、高支持通过决议，意味着长达10年的对伊制裁将被取消，同时也是在“警告”美国立法者，不要通过任何有碍伊朗核协议执行的议案。若美国保守议员企图立法阻挠，那就是对抗安理会决议、对抗国际公义。

　　所以，这种“推迟”致电致谢习近平，并不表示有任何怠慢之处。

　　另外，对比白宫和中方公布的通话简要，白宫主要强调“感谢”中方在伊朗核协议达成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而中方则强调伊朗核协议达成所彰显的中美“合作”。中方新闻稿尤其提到，只要中美合作，就能够应对各种全球挑战。习近平在电文中也称，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有力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的有益经验，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

　　其实习近平所说的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也包括朝鲜核问题。伊朗核协议达成后，有些学者也会参考能否解决朝鲜核问题。碰巧的是，就在习近平和奥巴马通话当天，金正恩政府发表声明称：美国近来频频把伊朗核问题谈判同朝鲜“扯到一起”，这种比较“毫无逻辑”，朝鲜方面也“完全没有兴趣”进行类似的核谈判。

　　当然，这是朝鲜方面的一贯姿态，不能完全代表其领导人的真实想法。而为了避免向朝鲜释放“妥协”或“示软”的信号，和中方不一样，白宫在通稿中并未提及中美在包括朝核等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不过，此次通话后，奥巴马政府决定，派遣朝核六方会谈特使塞勒(Sydney Seiler)本周访问中日韩，就朝鲜核问题展开新一轮的沟通。

　　最后，奥巴马“重申”(reaffirmed)自己期待欢迎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鉴于近来美国国内出现“请愿奥巴马政府取消习近平访美”的杂音，奥巴马这一句话基本上有助于消除这种杂音。当然，奥巴马并不是为了消除这些杂音才这样说(毕竟此前也曾“重申”过)，最重要的是，这足以凸显出中美对于习近平访美的筹备正按计划有序进行。

　　对于所谓的“中国黑客窃取联邦数据”，美官员在奥巴马致电习近平的第二天匿名向《华盛顿邮报》透露，奥巴马政府已决定不公开指责中国入侵联邦机构。同一天，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Scott Swift)结束对菲律宾、韩国和日本的访问之际，也采取了“妥协式的口吻”，强调了中美积极的一面，即合作大于竞争。

来源时间：2015/7/22   发布时间：2015/7/22

旧文章ID：4862

作者：刘亚伟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美国的智库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中方来说，深入了解美国智库及其观点，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尤为重要。近来，美国多家智库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以及发表的相关报告变得异常繁多，有的“反思”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否出现了错误，有的已经开始设计新的对华战略。
　　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的主要智库都把中国政府看成是一个违背常理出牌和决策难以预测的政府，那双边关系中肯定是缺少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和稳定的因素。今年三月份，我跟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孙哲教授在华盛顿拜访几个智库时谈到，是不是习近平主席九月来美国访问的时候专门给华府的智库工作人员们发表一次演讲，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计划。
　　媒体紧密跟踪资金来源
　　美国有很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民间机构使命不一，财源不同，但都坚信自己的理念。或者说，因为这些机构的经费都来自英雄所见略同的人或企业的捐赠，他们就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华府有个新成立不久的智库，名字叫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据说这家智库是根据曾经出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提议成立的，而坎贝尔又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英美合办的《金融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时评称，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要赞助单位都是跟美国军方和国防关系密切的企业。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去美国安全中心的网站看了，一点都不假。我刚才也看了，的确如此。连台湾驻华府的经济文化办事处也是“慷慨解囊”的大户。那么回顾一下美国高官所说的“重返亚洲”的军事部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企业或外国政府部门会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捐款。
　　不过，中国有句古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很多时候，钱也能使这些“不食嗟来之食”的智库突然对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变得“犹豫不决”起来。很多年前，有“好事者”发现历来对中国政府持敌对态度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突然开始为中国说好话了，于是去翻基金会的账本，发现有不少钱来自香港。一个副总裁还因此“丑闻”辞职了。去年，素来以好管闲事著称的《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揭露华盛顿那些所谓的独立智库纷纷接受外国政府和机构的捐款，而且还常常为这些政府和机构做院外游说，使得这些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遭受重创。

7月21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此前他乘P-8A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海侦察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

　　
      学者与官员角色互换
　　美国的智库（或者咨询公司）大都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平时所说的智库的“旋转门”就是指这个。这种密切关系很重要。对于智库来讲，要找钱，必须要向可能的捐赠人证明，他们有影响舆论特别是政府决策的能力和渠道。因此，华盛顿的智库里有很多一会儿是政府官员、一会儿又是智库学者的人。举几个例子。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中心的几位研究人员如李侃如、卜睿哲和贝德都曾在政府供职。李侃如虽是职业学者，但在克林顿做总统时在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卜睿哲是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总统期间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顾问。美国现任驻缅甸大使米德伟曾先后在民主党国际问题研究所（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防部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工作过。
　　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工作时，米德伟写了关于美国应该调整对缅甸政策的报告，之后成为缅甸特使和美国在1988年后第一位驻缅大使。
　　刚刚离开国安会的中国事务负责人麦艾文曾经在兰德公司供职，现在去了总部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据说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干部培训班”，之前在那里做高级研究员的郝琪建，前不久被派驻东盟做大使。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院，创始院长居然是前澳大利亚首相陆克文。
　　如果说美国进步中心是希拉里的“干部培训班”，它的中国项目目前还没有跟“老板”的竞选中的反华言论接轨。美国进步中心的创始人是前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蒂斯塔。他与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哈特刚刚带领一个小组，去中国参加了由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次全球智库峰会。波蒂斯塔还在峰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曾与该中心的一个研究员共同发表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文章，而作为气候问题专家，哈特一直在促进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中美在去年的APEC会上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出人意料的协议应该与美国进步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刚刚易人，新任总裁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和前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卡内基是美国智库里在海外设立办公室最多的，包括北京、莫斯科、布鲁塞尔和贝鲁特。因为卡内基有全球的视角，福特基金会最近特拨款让它研究中国的崛起及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为中美关系鸣锣开道难道错了？
　　美国智库的山头自然很多，究竟哪座山的锦囊妙计会被采用或者可能影响某一项白宫的决策，我们作为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招兵买马”之后就是要“拉山头”了。美国最主流的智库自然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外交学会等。他们的观点最容易被媒体捕捉和传播，也会通过各自的管道进入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与国安和情治有关的机构。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这几家的观点基本上长期以来是趋于维持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现状，并千方百计寻找中美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和全球挑战上双赢或共赢的渠道。2012年以来，这些智库因为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缺少认识，也因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的日趋强硬让它们措手不及，最近都纷纷开始思考它们为中美关系鸣锣开道的做法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布鲁金斯的贝德最近发表的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的文章，在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守望人中影响巨大。他说，“东亚的和平得益于在亚太地区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中美两个大国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局面，由尼克松与基辛格促成，并被此后中美两国历任领导人所维护巩固”，并指出，“在此背景之下，把目前世界上最为稳定、有序、经济上富有活力的区域，变为另一个充满是非冲突之地，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贝德差不多四年前离开奥巴马总统的国安会，他的观点应该说是代表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笔者参与了卡内基今年5月8日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一次研讨。参加讨论的是美国的中国通中的顶级学者，一天的讨论下来，大家的结论是，中国不是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也不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对中国的不信任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对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不了解和信息欠缺。中国政府允许卡内基在清华设立中心，并不限制它的活动，也使得卡内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趋于缓和和中性。

　　大西洋理事会没有中国项目，但是他的理事长是曾经出任过驻华大使的洪博培，他的副总裁之一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他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地缘政治娴熟的实践者，大西洋理事会的几位领导人目前最担心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哈德利曾经在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上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说，我们老是在猜想，习近平和普京在一起的时候都讨论什么问题，中俄会不会联手给美国找麻烦，美国2017年的总统肯定会大幅度修订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
　　对中国人来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知名的人士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实施人布热津斯基博士。它的副总裁格林曾经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安会亚洲顾问，两位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是曾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台海问题的约翰逊，以及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设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太平洋论坛，主要职能是从事区域国防和安全的研究，并为美军太平洋指挥部的官员提供培训。因为与美国军方和情治单位的密切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关心的中国的南海问题、钓鱼岛和台海关系。可以想象，随着台湾大选的临近和蔡英文可能出任台湾地区下一届领导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力会会逐渐升高。
　　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7点一致
　　总体来说，以上说到的这些“主流”智库（因为篇幅关系，关于“非主流”智库的观点只能在另一篇文章里论述）在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看法大致趋于一致，其中主要包括：
　　1）中国的崛起源于中国已经持续了36年的改革开放；
　　2）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的鼎力相助是亚洲太平洋地区三十多年没有战事（伊拉克和阿富汗除外）和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
　　3）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2年前后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跟美国搞好关系；但自2012以来，这个延续多年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经改变；
　　4）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有过宏伟的设计和安排，但因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最近股市的巨大波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似乎也十分艰难；
　　5）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使中美成为价值共同体，而中国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是继续在国际体系中与中国合作，还是要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中国的继续做大做强；
　　6）自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以来，北京与莫斯科似乎走得太近，而中国在亚信峰会上的“亚洲的事由亚洲人自己管理”的宣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启动都显示中国似乎要另起灶炉；
　　7）美国2016年大选或许是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和设计新的对华战略的大好机会。
　　最近几位美国的中国通或学者为这些观点做了具体的说明。首先是兰普顿2015年5月6日在由上海社科院和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的主旨演讲。兰普顿说，“我们正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侵蚀。”
　　虽然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主导权”的威胁。
　　“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作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并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种观点人数正在增长。”兰普顿还说，“在过去的15年里，中美两国国内话语的论调都是从接触论转向轻微阻碍论，进一步变为严重阻碍论，最终越来越偏向威慑论的方向发展。”威慑论的语汇导致了对威胁、意图、军力、反击能力和可信度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语汇与我们在过去40年里通常使用的大相径庭。“让我最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的、且相互唱和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以往的政策并没有崩溃，但正在逐步式微。”
　　对抗真的不可避免了吗？
　　美国外交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两位学者共同发布了题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将是美国最据挑战性的竞争者。美国早就应该对中国国力的增强做出更为有序和周密的反应。因为美国将中国‘引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正在对美国在亚洲的绝对主导地位构成新的威胁，并且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重要冲击，华盛顿眼下需要一个崭新的、旨在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增强国力的对华大战略。”这两位作者指出，尽管美国和盟国还与中国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美国必须制定战略，以缩小和限制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能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夏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美可以融洽相处吗？”的时评。他在文章中说，“对于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而言，这两年中美关系的变动让他们感到慌乱不安”。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认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的自由化、教育和社会层面的交流开放会使中国变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更为负责的国际事务的‘利益攸关者’。然而，中国近几年的言行让这些美国人大失所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遏制中国，并预测中美对抗不可避免。夏伟说，他一面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十分悲观，一面又在期待可能发生的“惊喜”，因为“在研究中国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学到的就是在当中国与外界打交道时，它常会是一个违背常理、难以预测的国家。”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刘亚伟，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心共同主任）

来源时间：2015/7/22   发布时间：2015/7/22

旧文章ID：4859

作者：  来源：人民网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考特·斯威夫特上周六在访菲律宾期间，登上先进的P-8A海神反潜侦察机，与机组成员一起在南海上完成了一次历时7小时的海上侦察行动。军事专家尹卓在接受央视《今日关注》采访时表示，美国不讲国际法，实力决定一切。但是，我们不买这个实力的帐，中国按国际法行事，是我的权利，你用实力一分也别想夺走。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以“考察P-8A巡逻机的性能”为由，在南海上空转悠了7个小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网上还贴出斯威夫特参加活动的照片。

　　尹卓表示，美军巡航南海可能会成为常态。根据美国和菲律宾新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可以临时使用菲部分军事基地，美国军机可以使用菲机场，美军大型舰艇也可进入菲律宾，航母也可能会靠泊。

　　尹卓说，这次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巡航南海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今后太平洋舰队使用的武力的方向主要是南海，而且是针对中国。同时，这也是在给菲律宾撑腰。美国如今就像个“黑老大”，到哪儿都“伸胳膊”，以为“谁胳膊粗谁就说了算”。美国不讲国际法，自认为实力决定一切。但是我们不买这个账，中国按照国际法行事，这是我们的权利。

　　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学者王晓鹏表示，美国想要提升中国海洋维权的代价，自己却不想付出相应的代价。美国强硬的表态或行为其实是间歇性的：在某些事件上，美国通过表态、秀肌肉观察南海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态度，比如菲律宾和日本。美国现在想拉拢日本介入南海争端，使东海、南海产生联动。

　　针对中国该如何应对目前的形势的话题，王晓鹏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强化战备能力，提升捍卫海权实战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向东盟国家提出“双轨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把岛礁主权以及海洋划界等高度敏感问题先放到一边，通过当事方谈判的方式去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低敏感度的问题，如海上联合搜救、海上反恐等问题，可以率先展开合作，通过合作积累共识，化解矛盾。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得到管控之后，美国介入南海就失去了依据。(黄子娟)

来源时间：2015/7/22   发布时间：2015/7/22

旧文章ID：4857

作者：  来源：环球网

　　美国智库“战略预测”网7月20日发表文章称，在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中，解放军海军就需要同时面对来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韩国以及越南等国家的潜艇威胁，但其目前并没有反制潜艇威胁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正在投入大量资源，以强化解放军海军的反潜作战能力，弥补解放军海军这一最大军事短板。虽然这些努力的确使中国反潜作战能力迅速提升，其仅仅依靠水雷及深水炸弹防御的日子正在走向终结，但北京现有反潜作战能力与美日潜艇战力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口，这种差距足以在未来许多年里对解放军海军战略构成挑战。要实现北京政府希望达到的能力级别，其仍然需要多年的努力和巨大的投入。

　　文章称，面对那些有敌意的潜艇，中国需要自保。其目标成为“地区大国并保护中国大陆”的目标需要精心制定一个西太平洋海上战略，特别是在被中国军事规划者称之为两个岛链的海域。第一岛链环绕黄海、东海和南海;第二岛链从日本一直延伸至印度尼西亚。因此，中国需要打造强大的反潜作战能力，把敌方潜艇阻拦在第一岛链之外。一旦进入第一岛链，敌方潜艇射程就能够覆盖许多中国大陆及海上目标。

　　然而，解放军海军并没有反制其关键威胁美国潜艇、甚至是日本及韩国等其他国家潜艇的措施。因此，北京正在投入大量资源，以强化解放军海军的反潜作战能力，弥补解放军海军这一最大军事短板。解放军海军反潜作战能力势必会逐渐增强，但要实现北京政府希望达到的能力级别，其仍然需要多年的努力和巨大的投入。

　　目前，解放军海军并不具备有效反制大多数潜艇威胁所需要的装备、训练以及专业知识。例如，就在不久前，解放军海军在执行反潜任务时还只能依靠037型猎潜艇，该型猎潜艇仅配备有舰壳声纳、反潜作战火箭炮、迫击炮以及深水炸弹。该平台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下反制潜航深度较浅的潜艇，或者是在沿海水域活动的潜艇。在反制快速深潜核潜艇时，它们几乎不会发挥什么作用。在经过不懈努力及大量投资，2014年北京已经开始获得更加先进的巡逻艇,例如056型护卫舰。然而，中国的核潜艇仍然非常落后，不够安静，无法有效猎杀潜艇，当然不能对更加先进的美制核潜艇形成挑战。

　　虽然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研发反潜鱼雷，但解放军海军并没有携带这种武器装备的专用反潜战舰。而且，中国的反潜直升机主要包括直-9C轻型直升机和性能更强的卡-28型直升机，但总体数量不足。就在不久之前，直升机数量不足的问题，还迫使解放军海军不得不在不同的军舰中轮换部署直升机。目前解放军海军并没有最先进的反潜装备，依然依靠水雷等老旧装备执行反潜任务。北京甚至曾计划沿咽喉要道及敌方港口附近部署水雷，阻碍敌方水面战舰及潜艇行动，但这种战术至今仍未实施。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反潜能力开始提升。解放军海军的多任务水面舰艇装备了各种深水声纳、反潜鱼雷，其还列装了更多直升机。不过，在2005年列装052C型驱逐舰之前，解放军海军的舰艇还没有配备拖曳式声纳阵列。而且，中国依然缺少专用的反潜巡逻飞机。

　　现在，随着解放军海军在南海及东南活动的增加，其对反潜作战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北京在舰艇、巡逻机、直升机以及装备等方面的不足，意味着反潜作战能力并不能实时覆盖所有地区。即便是在覆盖范围内的地区，其反潜作战能力也不够先进或强大。虽然解放军海军的反潜能力足以应对越南或台湾等较弱的国家或地区，但其仍然缺乏在深水或公海活动的能力。解放军海军无力反制美国核潜艇，甚至是日本等国拥有的先进柴电潜艇。

　　中国军事战略包括阻止外军干预的内容。中国已经发展了防空及反水面作战能力来支持这一战略。不过，其反潜作战能力仍然无法追赶或摧毁敌方先进潜艇，例如来自美国的潜艇。美国多任务潜艇上配备的鱼雷对美国水面行动及两栖登陆部队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其巡航导弹则能够攻击中国岸上目标。为了弥补这个关键的弱点，北京正在使其解放军海军具备阻止或妨碍美国驰援其太平洋盟国的任何举动的能力。不过，尽管这一努力包括打造先进的防空中反舰防御能力，但中国至今依然无力反制美国核潜艇。

　　美国潜艇并未中国安全面临的唯一威胁。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以及越南都在发展或部署大量先进柴电潜艇，其中包括配备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的潜艇——这种潜艇能够长期在水下潜航。随着这些国家潜艇力量的提升，在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中，中国就需要同时面临多个潜艇威胁，因此提升反潜作战能力已经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

　　除了在西太平洋可能发生的潜在冲突外，对于中国维持关键核威慑能力而言，反潜作战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核攻击型潜艇能够定位并摧毁俄罗斯及中国核弹道导弹潜艇。对于确保中国“核三位一体”中的海基核力量完好无损而言，在港口、咽喉要道以及作战地区维持强有力的反潜作战能力是及其重要的。

　　北京已经意识到了增强反潜作战能力的必要性。随着经济的快速,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发展这些能力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已经在使用这些资源来弥补与其邻国及美国的差距。然而，反潜作战并不简单。在这方面，中国还需要付出多年、乃至数十年的努力。需要注意的是，反潜作战能力极易受损，美国海军人员甚至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在关注其他任务时其反潜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被削弱。

　　不过，北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北海舰队列装了中国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这些飞机配备海上搜索雷达、大型磁异常探测器以及其他反潜装备与武器。据称，该型反潜巡逻机能够媲美现今在全球众多国家服役的美制P-3C“猎户座”反潜巡逻机。

　　北京还在加大力度生产反潜护卫舰，并为其水面舰艇装备先进的探测装备，例如主动变深声纳和被动拖曳声纳阵列。他们还在发展声诱饵，并为其水面舰艇提供火箭助推自导鱼雷。中国也在对南海等海地区进行广泛调查及绘图，并正在打造一个水下传感器网络，以探测在南海及东海活动的潜艇。除此之外，解放军海军还正在试验加装反潜作战应用的水下无人潜航器。最重要的是，中国海员、机组人员和技术人员还在不断地通过训练来提高自身技能。

　　中国正在迅速提升其反潜作战能力，仅仅依靠水雷及深水炸弹防御的日子正在走向终结。不过，北京现有反潜作战能力与美日潜艇战力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口，这种差距足以在未来许多年里对解放军海军战略构成挑战。

来源时间：2015/7/22   发布时间：201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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