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新华网

美是中国唯一致命威胁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霸权衰落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等等。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中美关系影响世界权力结构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

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新型大国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来源时间：2015/7/14   发布时间：201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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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静  来源：俄罗斯学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苏联的南海政策

王静

【内容提要】20世纪60—7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苏联为追逐地缘利益在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苏联利用美国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时机加紧进行全球性扩张，而东南亚是其扩张的重点，越南南部地区的海港如金兰湾、岘港等成为苏联觊觎的目标。这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既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点，又是中国的南部邻邦。苏联在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否认以前承认归属中国的立场。

【关键词】苏联　南海诸岛　政策　地缘形势

【作者简介】王静，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时期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海疆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1BGJ028）阶段性成果。

不同历史时期苏联在南海地区的利益有所不同，但都着眼于地缘政治利益，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利益。20世纪60—7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苏联为追逐地缘利益在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苏联利用美国陷入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时机加紧发展自身力量，进行全球性扩张，东南亚成为其扩张的重点。为此，苏联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进一步拓展本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并削弱西方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及影响，苏联的南海政策亦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即否认以前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立场。

一、苏越关系的发展及南海地缘形势的恶化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趋向结束以及黎笋、黎德寿等亲苏派的当权，越南同苏联的关系由疏到亲。1976年7月，苏联报刊吹捧越南是“东南亚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重要前哨”。同年10月，苏联派遣以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越劳四大”。会上，苏斯洛夫称黎笋的报告是“以准确的马列主义分析，结论的明确性和提出伟大计划的独创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也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文章，声称越党是“英雄的党”。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分析苏联东南亚政策变化时指出，莫斯科当然会乐于看到北越能够对抗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因为莫斯科认为，河内相当害怕中国，害怕中苏政策在这一地区的辐合，因而河内正在更加靠拢苏联。

苏联进入南海地区的标志性事件是在经济上大规模援越。据西方估计，1965年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为5亿美元，到1968年达到10亿美元。美国退出越南后，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渗透，此时对越援助比越战时更多。香港《工商日报》1975年9月7日发表一篇社论指出，苏联“趁美国的撤退，又企图在东南亚接替美国的空缺，加紧扩张的活动，如水银泻地般向四处渗透，而且收有相当的成果”。1976年年初，苏越签订了《经济和技术新协定》，规定1976—1980年两国将“合作”建设大型动力设施、化学、机器制造、煤炭工业等企业，共40多个项目。苏联为此将向越南提供2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苏越两国的贸易总额不断增加，1976年达3亿卢布，几乎比1975年增长了1/3。比苏联与东盟几国的贸易总额多了25%。这方便苏联从经济上进而在政治上控制越南。

苏联在经济上控制越南的同时，还于1975年4月越南统一后强力挤压越南，要求进入金兰湾海军基地，力图在军事上控制越南。“这是美国耗费一亿三千多万美元在南越建造起来的一个大军港。”此时，“越南人竭力抵制来自苏联的压力，结果导致了从1964年开始的苏联援越计划在1975—1976年陷入低谷”。面对挫折，苏联人对金兰湾的兴趣依然丝毫不减。1976年苏越达成协议，苏联开始使用金兰湾作为本国海军舰只的供油基地。随着中越关系的恶化，河内逐渐倒向莫斯科。苏联也从1978年开始加强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同年11月苏越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虽然这一条约的签署为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铺平了道路，但其对中国的威慑作用是有限的。然而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苏越很快就苏联无偿使用金兰湾一事达成秘密双边协议。根据该协议，莫斯科可以阻止第三方使用该基地。

苏越秘密双边协议签订后，金兰湾对于苏联的战略重要性突显出来。苏联把其在西太平洋的立足点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向南延伸两千多海里，而且在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上设立了一个中转站，使其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苏联拥有了一种海上大国的“钳形力量”，可以控制中国、日本和西方之间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哈特指出，苏联建立这样一个基地，“就会在安全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会改变西太平洋的整个部署情况”。他说，如果俄国人能把他们舰队的很大一部分基地设立在中国南海地区，就会“增加机动性和灵活性，并且他们靠近通过马六甲海峡的非常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程度将大大增加”。

苏联海军进泊金兰湾后，经常派舰只去马六甲海峡跟踪日本、美国、西欧的船只，向东到苏比克湾附近监视美国的舰艇，向北到中国沿海一带侦察。1978年11月日本合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厅对于苏联已开始利用越南金兰湾作为苏联海军基地的消息感到严重不安。因为金兰湾扼守中东和日本之间极为重要的海上石油通道。日本防卫厅认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苏联海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切断这条生命线。

苏联使用金兰湾基地从根本上提高了苏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机动力量和作战能力。金兰湾不仅是苏联图-95熊式轰炸机和水面舰只执行侦察任务的出发地，而且成为潜艇进出印度洋的中途停留点。短期内，从金兰湾基地出发并参与作战行动的苏联海军的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在不需要补充燃料和不需要通过日本海的情况下，就能攻击菲律宾的美军基地以及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军事设施。美国驻太平洋陆军司令说：“如果苏联人要从金兰湾出击的话，他们可以向任何方向（包括菲律宾和美国在这里的基地）出击。”这对美国形成巨大压力，促使美国加强其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这种事态的发展也使东盟国家考虑是否要将各国的合作扩大到安全领域。“最重要的是，这将大大促使美中两国在共同安全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而华盛顿迄今一直是竭力避免这种合作的。”

1979年3月苏联又进入了越南另一个天然良港和战略基地——岘港。3月下旬，日本防卫厅援引美国发表的消息说，苏联在岘港已建立了通信基地和航空管制塔。此外，苏联还取得了在越南海防港、胡志明市港和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磅逊港）停泊、维修和补给的权利。世界各国舆论对于苏联海军进泊金兰湾、岘港等地反应强烈。为此，有关国家做出了相应的措施，美国曾与日本、东盟成员国及其他太平洋国家进行磋商；英国声称要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国家的联系与合作；东盟国家强调，要共同做出更大的努力以应对苏联的威胁，并且这些国家于1979年9月先后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派遣军舰到各国“访问”的要求。

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包围中国、建立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基地和削弱西方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及影响。1975年5月7日美联社援引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话说，越南共产党可能会同意让苏联在金兰湾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这样一个行动将符合苏联要在他们自己的“冷战”中从侧翼包围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苏联海军在南海地区的存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越南对老挝的控制，使苏联增强了对中国的战略态势，“中国的战略后院变成了苏联的战略范围”。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如果苏联试图通过在金兰湾建立一个基地来扩大其海军和空军能力，美国就应当考虑采取行动同中国建立某种安全关系。

中国被迫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后，苏联立即发表声明，要求中国“趁着为时未晚停止对越南的侵略”，并从越南“一个不留地”撤出全部军队，声称苏联的声援和支持“在越南一边”，对中国“要给予坚决回击”。之后，苏联加紧从空中和海上向越南运送物资。1979年前6个月，越南从苏联接受的物资援助达9万吨，比越南在1978年一年从莫斯科接受的援助总量还要多。这些物资援助大部分是武器。1977年越南武装力量仅是部分依靠苏联，从苏联进口的飞机占比19%，装甲车占比4%，而1978年秋至1979年末，越南的武器进口总额共计871万美元，几乎都来自苏联。1979年末苏联在越南的军队和平民从2 700人增至5 000—8 000人。苏联在南海地区的力量持续增强，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对比与平衡，使中国周边环境恶化，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苏联在中国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出尔反尔

苏联官方20世纪50年代公开出版的地图上，曾明确地把西沙、南沙群岛列为中国领土，在其60—70年代初出版的权威著作或对外公开图集中对此仍有记载。如1961年苏联测绘总局科学编图社出版的《菲律宾地图》中有“民主礁（中国）”的标记，同年苏联测绘总局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中“亚洲”图也有“民主礁（Scarborough Shoal）（China）”的标注，1973年苏联测绘总局出版的《菲律宾地图》中再次注明：“民主礁（中国）”。苏联国防部1974年11月28日印刷的《海洋地图集》第一分册《太平洋地图》，标明南沙和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该地图册的主编是海军上校法列耶夫，责任编辑是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地图册第281页“太平洋西部”一图中用俄语拼写着“南沙”和“西沙”，并标明都属中国领土。

随着中苏关系陷入僵局，苏联权威报刊或政府官员开始在公开场合偏袒越南，支持越南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据越南海军方面的人士说，在中越西沙海战之前有三艘苏联舰只在该海域游弋。“南越水兵说，在1974年1月13日至1月16日之间，也就是南越官员正式指责中国舰艇采取挑衅行动和中国人员登上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三个岛屿的那一段时间里，他们时常看到苏联军舰。”苏联军舰出现在那里目的不明，原因是苏联舰艇常常为了搜集军事情报而在国际水域尾随别国船只。一些媒体分析指出：“莫斯科在目前中国和南越的争执中不愿支持北京，相反地却频频地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新的侵略扩张行动。”

出于东南亚地缘战略目的，苏联开始公开支持越南对中国南海诸岛领土的侵占。1975年5月7日《真理报》以《坚定的步骤》为题，刊登了该报驻河内特派记者斯克沃尔佐夫关于越南侵占中国南沙岛礁的消息，其中写道：“最近几天内，越南南方清除了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部的南沙群岛以及金瓯角以南昆仑岛上的傀儡军、警察、行政机构的残余。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已经插到列岛、竹岛等五个岛上。渔民和前来援助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的舰艇解除了业已垮台的政权在当地的驻军武装。”莫斯科电台援引从河内发回的一则消息说，越南新出版的地图把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划为越南的领土。香港《南华早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越南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苏联并未掩饰其喜悦心情，其一向指责中国怀有扩张主义野心——这种指责越南人听起来可能是很入耳的。苏联对南海的兴趣是几乎不加掩饰的。如果莫斯科决心从南北两方“包围”中国的话，就会感到全力支持越南人对中国人提出的领土要求是有利的。

对于中国发表的南海诸岛主权声明以及正当的海上行为，苏联有意进行歪曲。1979年1月1日，苏联塔斯社政治评论员瓦连金•季莫申对中国政府1978年12月29日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声明发表评论，支持越南12月30日发表的所谓主权声明，指责中国捍卫主权的行为是“大汉族扩张主义”，污蔑中美关系缓和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扩张”找到了极好借口，“北京政治家在显然得到华盛顿的默许的情况下，以‘必须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这种蛊惑性言辞为掩饰，蓄意加剧东南亚紧张局势”。苏联舆论还荒谬地指出南海诸岛某些岛屿“分别归属日本、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攻击中国西沙考古“无视许多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申明自己对这些岛屿的权利”，竟说中国“觊觎几乎所有邻国的土地以及南中国海岛屿”，“北京在中国海的扩张主义目的使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感到不安”。

除了在国内大造舆论声势外，苏联不断引述外国的评述对中国进行攻击。由于西沙群岛上发生的武装冲突在东南亚国家以外也引起了反应，苏联《消息报》1974年1月26日利用东南亚和西方个别媒体的错误材料拼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事件还是路线？》，这些材料包括马尼拉报纸、新加坡《海峡时报》、德里《印度快报》、巴黎《回声报》、伦敦《泰晤士报》以及日本共同社和《日本时报》的有关报道。苏联当时还打算用其他名称来代替“南中国海”的称谓进行宣传，以使人们对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说法产生怀疑，从而支持越南对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的立场。

对于苏联上述举动的真实目的，许多东南亚和西方的报刊也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分析。英国有关报刊指出，南中国海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基地与苏联游弋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船只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极其重要的交通线，“对莫斯科来说，这些岛屿掌握在‘朋友’手中是很重要的，因此在苏联充分支持下，越南现在提出主权要求”。美国《前卫》周刊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新时代》周刊在最近一期中成了国外一些仇视中国的报纸的传声筒，《新时代》周刊认为，中国“夺取”西沙（帕拉塞尔）群岛“再次暴露了毛主义外交政策的大国沙文主义性质”。对此，《前卫》讥讽地指出：“苏联的领导显然没有查对他们自己的地图。苏联部长会议直属测绘总局制定的世界地图（1967年莫斯科出版）明明白白地标明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4年5月底至7月初，在中国同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关系纷纷转好，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决定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苏联媒体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苏联《劳动报》诬蔑中国对印度支那等东南亚国家搞“地图侵略”，把这些国家的领水“画成中国内海”。又称，中国“采取所谓‘地图侵略’的手法，在北京出版社的地图中，把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领土以及那些自古以来就被越南人、马来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利用的南中国海和安达曼海中的许多岛屿画成是属于中国的领土，那些紧挨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各国领水的国际水域，在这些地图中被画成是中国的内海，这等于把对南中国海沿海国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南中国海也变成了中国的内‘湖’”。苏联军队机关报《红星报》说，中国是支持印度叛乱运动的主要力量，并且在设法把整个东南亚变成“一个中国湖”。

三、苏联在南海海域的侵略活动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派遣军舰和侦察机在中国南海活动，侵犯中国海洋权益。1970年5月，一支苏联舰艇进入中国南海海域活动。1971年3月31日，在中国海南岛三亚港西南约60海里的海面上，苏联“台尔曼号”内燃机船违反国际海上船舶避碰规则，撞沉我国广东省两艘渔船，造成11人受伤、11人死亡的严重海损事件。这次事件完全是因苏方未按国际海上船舶避碰规则航行造成的。事后，苏联“台尔曼号”没有采取应有的营救措施。我国外交部于当年4月18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联方面造成的这次严重海损事件表示愤慨，并且要求苏联政府赔偿中国渔民的一切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久，大约有13艘苏联舰艇，包括潜艇和油轮集结在我国内海西沙群岛附近达40多天，佯作“援越”姿态，借机实施军事演习，以熟悉我国南海海区。

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苏联太平洋舰队经常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侦察、侵略活动，甚至企图染指我国南沙群岛。1978年6月1日，法新社报道称，在河内和海防等地苏联顾问的人数明显增多。日本海岸警卫厅已经证实，苏联4艘导弹舰艇组成的舰队经日本海驶向南中国海，“这支舰队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星期日（1978年5月28日——作者注）夜间出现于台湾以南和吕宋岛以北的巴士海峡，也就是进入了南中国海的大门口，最近三天的行踪不明，可能已进入了南海”。“苏联既经抛头露面唆使越南寻隙挑衅，则发生连续性小冲突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他们可能向中共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而防务较弱的地点下手，例如西沙群岛。”1979年1—9月间，苏联太平洋舰队又先后派出导弹巡洋舰、护卫舰、扫雷舰等十余艘军舰在我国海南岛以东和以南水域活动。在我国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中，苏联太平洋舰队以旗舰“斯维尔德洛夫”巡洋舰为首的9艘舰只出现在南海，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就在这艘旗舰坐镇指挥。

垂涎丰富的南海石油资源，则是苏联插手南海诸岛主权斗争所要达到的经济目的。在政治层面上，除了通过控制资源来压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苏联还可以通过对南海石油的掌握，达到干涉越南政局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苏联“帮助”越南在陆地上寻找石油资源并无多大成效。1976年3月20日，以地质部副部长亚尔莫卢克为首的苏联地质部代表团抵达河内，越南地质总局局长阮文叶和副局长黎文德以及越南石油、润滑油和天然气总局副局长黎文瞿出席欢迎仪式。法新社认为这“同苏阴谋染指南海石油有关”，并评论道：“这里的亚洲外交官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亚洲人的问题，应当由亚洲人和平解决，以利于亚洲人经济的改善，对于这个问题，‘外界不应当干涉’。”1977年8月塔斯社报道，两年内苏联要在越南“广泛协助油田和气田”勘探，说“这是在莫斯科签订合同的”。这件事，也可能是进一步“染指南海石油”资源阴谋的具体措施。此前，越共高层打算与一些欧洲企业合作开采石油，并与德国都米尼克（Dominex）公司和意大利阿吉普（Agip）公司进行了接触，这时越南单方面终止了与欧洲企业的合作。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为保证作战的顺利进行，我国海军和海军航空兵不断在我国领海区域内举行军事演习，监视越南海军的一举一动，以策应我山地反击作战。而苏联派出以明斯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作战编队取道南海，“访问”了越南舰港，目的是“以拦截中国战场的（陆、海）通讯系统，并将有关信息传递给越南”，妄图为越南撑腰打气，以“确保金兰湾的使用权”。1979年2月23日，日本防卫厅人士说，在日本沿海海面发现了6架巨大苏联图-95“熊式”飞机，据信这些飞机装有电子传感器，“这六架飞机分为三组，其中两组显然是来往于南中国海的”。日本《产经新闻》还报道，不久前苏联南下的图-95型电子侦察机对西沙群岛进行了详细的摄影。在此情况下，我国海军东海舰队奉命进入南海执行自卫反击作战警戒任务，编队中的635号导弹驱逐艇先后两次出海监视苏联巡洋舰编队，航程985海里，在逼近苏军扫雷舰和电子侦察船时，利用两船交会之际拍摄了多幅苏军舰船照片，为我军提供了第一手情报资料。

20世纪60—70年代，苏联还力图使马六甲海峡“国际化”，并在东南亚谋求建立海军舰船停泊地、港口设施以及设备维修基地，进而控制马六甲海峡。1968年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基地起航，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向东南亚各国炫耀武力。同年苏联专门成立了太平洋分舰队，从此，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只频繁地通过马六甲海峡出入印度洋。为了达到控制马六甲海峡的目的，苏联一方面加紧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往来，一方面从印度攫取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岛上印度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在新加坡，苏联开辟由莫斯科直达新加坡的航空线和通信联络线，通过从苏联连接日本、新加坡、印度的海上定期航线，平均每天有一艘苏联轮船抵达新加坡。显然，苏联以新、马作为向东南亚扩张的重要据点。

苏联的活动引起海峡沿岸国家的不安。1969年12月4日，马来西亚的一艘海军巡逻艇对停泊在马六甲海峡柔佛州南部某不知名岛屿附近的一艘苏联潜水艇和另一艘苏联军舰进行盘问，然后护送这些军舰到马来西亚领海之外。苏联驻马来西亚大使弗拉基米尔•库兹涅佐夫还就此事到马来西亚外交部与马来西亚的官员们进行磋商。1969年马来西亚继印尼之后，宣布把领海宽度从3海里扩展到12海里。1971年11月，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共同发表声明，反对把马六甲海峡国际化，正式宣布三国共同管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事务。1973年12月3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指出：“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不能被其他国家利用来达到本身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他多次表示，不能接受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主张。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海军还在1973年12月19日至24日在马六甲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对苏联向印度洋扩张表示抗议。

苏联势力在南海地区的扩张，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面对苏联在东南亚势力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成员国抱着复杂的矛盾心理，但防范苏联的心理占据主要方面。一方面，东盟现实地承认苏联在本地区的存在。当时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就说：“我们在亚洲开始感受到苏俄进攻的冲击……苏联存在的增长是否认不了的。”同样，苏联亦承认东盟已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实体”，表示“应以善意的态度对待东盟的存在及其活动”。另一方面，东盟对苏联的扩张企图及活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差提猜曾说：“由于目前苏联的舰队在印度洋游弋，东南亚弱小国家应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他还说，“苏联舰队游弋印度洋是事实”，对于这类活动“切切不可无动于衷，应作自救的准备”。苏联对此虽然深为不满，但对东盟在地区内的影响又不得不加以重视，故尽量避免直接指责东盟。

其次，苏联的东南亚政策模式也给该地区留下了阴影。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活动，尤其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致使苏联在这一时期与除印度支那国家以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严重受损。东盟国家认识到，苏联是东南亚稳定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为了遏制苏联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势头，东盟国家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加强同美国的合作。1980年6月，新加坡时任外长拉贾拉南说：“为了对抗苏联，新加坡欢迎美国力量的到来，包括军事力量。”新加坡还明确宣布，允许美国海军炮艇到新加坡“休整和维修”。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菲律宾对美国的政策是，争取美国在军事上积极参与亚洲的活动。1979年，菲律宾同美国达成了美国继续使用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的协议。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在美国在东南亚的防务政策更加可信的情况下，东盟采取更大的主动行动来保证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变得可能了。”

关于苏联在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的立场，从总体上说，其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20世纪50年代，苏联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立场，承认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否认以前承认之态度。尽管解体前夕的苏联显露从东南亚及南海地区收缩之意，但并未就南海归属问题表态，也没有恢复到以前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立场上来。

来源时间：2015/7/13   发布时间：20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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