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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真正挑战(对《如何威慑中国》的回应)—-中美印象周报第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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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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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美印象》第55期简报中,我们编译了安德鲁·小克雷皮内维奇的文章《如何威慑中国》,他从美国军方的角度来看待和解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及美国所应采取的对策。近期,《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迈克尔·斯温)对安德鲁·小克雷皮内维奇的“群岛防御”观点的回应。强调美国不应回避中国崛起的这个事实,中美两国都应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改变。美国长期在该地区的霸主优势不宜继续维持下去,他呼吁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应为该地区的大权均衡做出努力。


太平洋的真正挑战(对《如何威慑中国》的回应)


安德鲁·小克雷皮内维奇前些年曾提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军事行动的“空海一体战”概念。这种概念严重依赖在冲突初期采取先发制人式的深度打击,会使冲突明显升级。或许是含蓄地承认这种方式的代价与风险,克雷皮内维奇又提出一种替代的概念,他称为“群岛防御”(《如何威慑中国》)。这种方式主要通过部署美国及其盟友的地面部队和包括防空、反导、反潜能力等军事资源“使中国失去控制第一岛链周边空域和海域的能力”。

采用某种阻遏战略可以防止最糟糕的意外事故,克雷皮内维奇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说清这种战略与美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安全情形应该是什么关系。他也没有讨论华盛顿正面临最要害的战略问题:即美国在亚洲沿海的军事和经济优势都处于几乎不可阻挡的相对衰退。

对于像克雷皮内维奇这样的分析家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强国寻求硬实力地位,美国这样的守成霸主面临的核心挑战则应是阻止前者。此类零和思维(在太平洋两岸日益普遍)把该地区两极化,破坏了持久和平与繁荣这一所有人都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果采取另一种方式,双方都会受益,这种方式依赖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克制与包容,依赖采取新的政策动议平息朝鲜半岛等地区的动荡,从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转向西太平洋真正的、长期的力量平衡。

彼此冲突的臆断    

几乎所有美国官员和很多亚洲领导人都认为,美国在那片海域的军事优势支撑了亚太大部分地区70 年来的相对和平与繁荣,预先阻止了武器竞赛和军事化的争端,使该地区得以持久聚焦于和平的经济发展。

但是,很多中国人认为,在一个日益多极且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和繁荣要依靠大致平等的力量对比,在全球和区域大国之间都是如此;而区域大国应当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尽可能利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

美国人通常认为,和平与稳定在美国的霸权下才能实现,这种霸权能够也应当维持下去;中国人则通常认为,美国霸权是令人遗憾的历史异常,应当让位于更平衡的力量分配,而这种情况已经在发生。

这两种观点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和平共存,主要因为北京当时无力推行自身的观点,并且中国可以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下稳步崛起。然而,时代改变了,中国已经超越其附属地位。

随着中国在海外实力和影响力的加强、外交利益的扩大,北京自然不会那么愿意接受明显偏向西方强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关系和结构。北京也会越来越担心华盛顿可能诉诸压力或武力试图破坏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举措,以阻止美国相对衰落的势头。

很多中国观察者现在认为,昔日的软弱以及与美国和西方合作的必要性使北京在处理对关键国家利益构成的可见挑战时过于慷慨或被动。

与此同时,观察到这些情况后,美国和其他一些外国观察者都认为这是中国为把美国从亚洲赶出去并且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乃至全球超级大国而采取的行动。中国对于海上领土争端以及美日情报侦察活动的态度被解读为在考验美国及其盟友的决心,是为确立对中国控制西太平洋至关重要的禁区的前奏。

按照这种观点,华盛顿的正确做法是加强美国的优势地位,强化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弱点,在直到中国12 海里领海的范围内明确表明谁是老大,坚决打消北京的错误理想。

这种观点(暗含在小克雷皮内维奇提出的群岛防御概念里)的问题在于错误地诊断了中国的动机,从而加强而非缓解了潜在问题。北京限制或结束美国在其海上外围优势地位的尝试是出于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机会主义,而非寻求中国优势地位的宏大战略愿景。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不是试图创建一个排外的影响圈,从硬实力角度尤其如此。他们试图弥补自身的弱点,提高在自家后院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影响。对于一个伟大的大陆强国来说,这个目标远远没有那么野心勃勃,从很多方面也是容易理解的。这个目标未必威胁美国或其盟友的关键利益,可以也应该得到理解而不是防御性的敌对。   

不可持续的趋势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持续优势地位不能以需要抵挡中国强势的行动作为理由,这对确保区域(乃至)全球和平也并非必要。难以想象北京会接受美国的永久优势,会准许美国在太平洋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承认美国有能力在潜在冲突中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因此,试图维持这种优势反而是走向动荡的最快路径,相当于确保发生军备竞赛,加强区域极化,减少华盛顿与北京在面对共同挑战时的合作。

与此同时,试图在本地区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也将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昂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围绕亚洲长远安全环境开展的一项研究称,未来多年,美国仍将是全球范围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华盛顿几乎必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防预算限制。

保持海上优势地位所面临的障碍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要在亚洲建立优势地位的努力都会失败,一是因为中国要超越美国非常困难;二是因为这种前景会让旁观者恐惧。

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因此,如果感觉可以通过不那么对抗的方式实现所需的安全,他们大概不会寻求优势地位。只有华盛顿的语言和行动让他们确信,就连最低限度的安全也需要优势地位做保证时,他们或许才会寻求某种形势的优势地位。

加强稳定的需要 

因此,无论中美任何一方,未来的主要战略挑战都是要探寻一条道路,使西太平洋的美国霸权转换成更稳定更合理的力量均势。尽管两国都没有确实能在西太平洋取得战争胜利的力量,但却一致相信自己的核心利益可以得到保全。

实际上,这不仅难以达到,还蕴含着潜在的危险。这不仅要求超越亚洲现有的安全架构,建立多重的危机处理和信任机制,还使高层次的战略限制和再保险成为必须。许多重要的观察家提出了各种构想,希望减少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猜疑,增强双方合作。但他们并没能解决真正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不愿意接受在本国海域等而下之的军事地位。

为了减少争端加强合作,华盛顿和北京需要对朝鲜问题、台海问题、中国周边海域领土争端以及第一岛链内他国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性质进行长远考虑,方能达成可靠的谅解。这种谅解定当包括某种对争端区域进行中立化的可靠形式,在中国海域边缘地带建立事实上的缓冲区。只有这种举措,才能为维系稳定的安全局势提供长期的相互战略保障。

就朝鲜问题而言,这一战略会促成一个统一而不结盟(或松散联盟)的朝鲜半岛的出现,从而使其免于外国军队的干预。这一结果有赖于中美两国有力的战略保证,统一的朝鲜将不受强权政治的胁迫,可以和两国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一进程同样要求日本提供安全保证,不让统一的朝鲜感到威胁。

在台湾问题上,首先要求美国限制对台军售,而且中国包括弹道导弹和攻击机在内的相关军事武器或部署也应受限,并允许国际核查。只要不是台湾法理上公然宣布独立或者美国直接在岛上部署军队,不论任何突发情况,北京都要保证不使用武力进攻台湾。

要降低冲突的风险并加大合作的机会,华盛顿和北京都需要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可靠的共识,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东海和南海如何解决海上领土纠纷、中国以外的国家在第一岛链之内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范围与作用。这样的共识几乎一定要涉及以某种可靠的形式拆除这些地区的“引信”,在中国的海上外围设立一个事实上的缓冲区。只有这些行动才能提供维持长期稳定安全所需的共同战略保障。

稳定的障碍

为求亚太稳定的均势平衡,中美要在众多领域做出本质改变,但双方都面临着巨大障碍。对于美国来说,首要障碍是大多数人对这一改变的拒斥。如果不是所有人,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和官员在仔细考虑在这一重要地区可以替代 美国军事优势的。此外,短期效益、自然惰性和官僚风险回避的作风,都将使决策者难以做出巨大改变。就像克雷皮内维奇文章里所展现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仍存有这种观念:美国(尤其是美国海军)在全球海域里不能容忍任何阻碍。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极其不愿意对朝鲜半岛或是对台湾的目前状况做出任何重要的调整。他们普遍认为,美国对南韩或是台湾的安全承诺是不能随意做出调整或是降低承诺标准,否则将可能导致两者受到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不仅如此,日本也将质疑华盛顿对日本的安全承诺,这将削弱美日联盟,甚至日本会出现核武器问题。

在中国方面,最大的障碍可能来自于中国政府自身的不安全感。中国政府不仅从经济的腾飞、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获得合法性和支持,而且还要通过民族主义建构模式来赢得人民对政府能力的称赞。这种获取合法性的渠道可能使得中国领导人难以从民族主义运作模式中抽出,难以收缩或试图掩盖自己的军事实力。

循序渐进

所以很明显,华盛顿和北京并不能很快找到一种双赢方案,创造新的地区安全环境。只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和方针的改变才可能发生。但是,即便在奠基之初,也需要华盛顿、北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政府睁大眼睛,看到当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的危险性,也要看到,建立能够适应现实权力变化的新制度将多么有益。这样的反思必须在几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国内层面,然后是联盟层面,最后是通过中美双边战略对话,让双方都有足够的机会衡量对方承诺的可信度和忠实度。一旦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这个大局——战略调整的普遍需求——他们便可以提出具体的安排和妥协。

有一种理解认为,渐进、和平地向着一个更平等的地区权力均势的转变,将使北京更易劝服平壤放弃或限制核武器项目、实施改革促使朝鲜半岛统一。最终中美两国领导人也都有可能说服台北,让其相信一个更稳定的新安全框架对其有益(不会使美国放弃台湾)。在建立类缓冲区和维持第一岛链稳定均势的前提下,对日本而言,调整并强化其军事力量是必需的。

这样的结构重组不会平白出现。它需要各国领导人彰显勇气和远见,需要冒险而高效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人们有足够理由质疑,既然有这么多令人却步的阻碍,这些改变到底值不值得?答案就是,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使其在有可能加剧的危机中泥足深陷,将更加糟糕。历史上,权力转移过程中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例子屡见不鲜。

最终,摆在中美两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决策者面前的选择如下:是直率而敏锐地处理地区权力分配问题,还是不停地回避中国崛起所导致的艰难抉择,直到局势更加严峻和危险才后悔莫及。事实上,推迟只能使改变更加困难。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作者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迈克尔·斯温)

点击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5-04-20/real-challenge-pacific

本译文在《瞭望智库》选译的基础上,将余下部分补译出来,以飨读者




来源时间:2015/7/11   发布时间:2015/7/11

旧文章ID:4660

来美四个月,再做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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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强  来源:共识网

  最近在一遍一遍听郭德纲的相声,感觉这门曲艺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形式,美国等其他国家无法生长出这种形式来,这里面问题的暴露,模仿的客观性与表达的幽默性,绝大多数听众是“五十步笑百步”式的笑,或者跟着“包袱儿”从一个笑料接力到下一个笑料,最后感叹,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人生呀!接着,人生中的很多意义,又一次被刷新,“人活着就是图一乐”!或许以美国的脑力,翻译成英语也很难快速理解,更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听郭德纲对各种人物的特点心理和行为拿捏得非常到位,听这样的相声本身需要比较丰富的阅历,很多桥段点到为止,教育意义深刻。

  郭德纲的相声很锻炼脑筋。但有个不好的习俗或者说传统是,喜欢拿对方或者对方的家庭开涮,尤其是对于父子、夫妻等关系一般都是调侃而不够尊重,也有调戏宗教的内容,但多数中国听众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调戏“上帝”没有什么不可。

  在美国生活,人会变得很简单,当然网络信息是复杂的,因为各种有可能的诉求,基本没有被限制表达,所以声音也很多样,但现实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因此,美国人的智商在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无法得到什么提升,且这个国家也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不好以什么为中心,看不出有什么中心,或许“宗教生活”“家庭生活”是中心?但是看不出任何“欣欣向荣”的景象,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规模已经基本固定住了,不是那种嗖嗖往前跑的感觉。

  社会矛盾也看不太出来,除了有些个别发生的种族的事件,和有时候让人心存芥蒂的黑人,其他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不好的,一些由人的劣根性导致的。如果非要说一点,就是这个国家耗费能大,他们做很多事情似乎不考虑能源问题,但他们又对环境保护地非常好,这里面究竟隐含着什么智慧?

  对比中国,在中国生活没有智商是很难过和危险的事情,处处要动脑子,而且人们非常勤劳,甚至不会享受生活。美国人中大概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在享受生活的状态,他们做事情直来直去,也很礼貌谦逊,这是指普通民众来说的,至于政府部门,接触了一下所在市的市长,一点架子都没有,混入人群中认不出,无保安无随从。政府在很多事情上无权,听说也不能购买烟花来庆祝独立日,纳税人的钱的使用要经过严格质询。

  中美的差异非常之大,很多东西不适合相互学习,也最好不要相互批评。别的不说,人种及人的来源构成就不一样;第二层面就是人数不一样,人一多,简单的问题就会加大难度系数,人都是有嘴的;第三层面就是社会建立的基础不一样,法制精神和契约精神,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差异太大。

  我感觉美国人平时并不太用脑子,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很寂寞很单调,但也很天然,他们很会享受生活,也很有情趣,比如家家乎乎的房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颜色和造型的,绝不会跟邻居重样儿,院子这么布置,也完全是随自己,而且绝大多数宅第并无围墙,直接从马路都可以走到门厅,出门一道锁就走了,他们很多事情并不担心,因此长久以来他们生活起来并不复杂,也不容易练到脑子。

  很多人吃成大胖子也不减肥,或许“破罐破摔”了,或许心宽体胖认为不是事儿,健康与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但的确心眼儿不多,绝大多数都挺实在的,你说什么他们肯定信,谁也不会轻易骗人,不管故意不故意。我感觉,美国这个社会,根本上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因此和中国正相反。美国是,如无相反证明,任何人都是可信的;中国是,如无相反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轻信。对于号称四大文明古国的祖国,我对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充满了尴尬、忧虑和惶恐!

  美国人,一个祖产几百万美元的,也可能去做一个月薪只有三千美元的简单工作,也很快乐,一辈子都做那个,也不会跳槽。如有些记者,一个月只有三千美金的工资,也不转行,那点钱刚够养家糊口,就是因为喜欢,并不像很多国人,哪个工资高就跳到哪个,屁股还没坐热就想下家。对于他们来说,首要看重的是工作喜不喜欢,其次才是工资怎么样。

  城乡的房子基本无差别,农户的房子有的比城里的房子要好很多,而且都是大草坪大院子,非常宁静,在那里生活要学会跟时光相处,而且很多农村也就像几十年以前,谁家的地还是谁家的地,世世代代的农民都在自己的园地经营着祖产,丝毫也不留恋城市生活。想想国内遍地开花大张旗鼓地城镇化,也许只适合在中国。从人和地的比例来讲,中国也决不能学也学不来美国,但是发展城镇化依然要注意,传统的东西失去得太快,城乡差距越来愈大。

  工作在这里,我没看出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工作中,大家都非常敬业,工作之外,大家都是互不干扰,也很少聚会,聚会的话一般也是不互相请客,周末一般都在陪家人。

  我们在思考“中国化”这个问题时,考虑的要点是什么?是民众还是政府?是经济还是文化?是传统还是创新?在美生活四个月多的经历,让我深深觉得,第一,中国要保持稳定,千万不要乱,一乱就前功尽弃、损失巨大;第二,中国如不学会尊重宗教,即使经济第一了,仍然缺乏世界级对话的基础,交些利益朋友是不会心安的;第三,中国要想彻底全面改善,必须要发展出独立于西方世界体系之外的优秀教育,并必须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到中国,这是最终的强盛根基。

  美国的很多地方,如乡村,跟一百年前差不多,很多老物件都保持着,过一段时间就因为某种缘由而拿出来晒一晒,用一用。虽然这个国家一共才200多年历史,但是几乎都保存着。我们有几千年的,但存下来的比例太少了,建得快拆得也快,说别人不尊重我们,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够尊重自己!更恶劣的是,为了不剩下啥,善于用火烧!

  来美国这么久,我没看到一起拆房子的,看见过几起盖房子的,也是盖得很慢,但是质量是真好,每个周末经过时,只比上周多盖了一点点,这里的很多工程都是不紧不慢的,我不敢说质量一定非常好,但是真材实料是没问题的。给我们装修townhouse的,就那么几个工人,都干了一个多月了,还是周一至周五坚持在干,周末休息,我看过了他们干过的活儿,的确很低调,他们不赶工期,即使也就是刷墙和换个门锁,做过的活儿经得起检验,为了把活儿做好,用料都很讲究,绝不会凑合和将就。

  再举个例子,我说买个煮鸡蛋的锅,我以为就是国内的那种薄薄的铝锅,结果找不到那种(在中国超市能找到),煮锅是不锈钢的非常厚非常重,以至于我觉得有点过了,用这么厚的材料干嘛,多沉呀,但是使用起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没个坏,每次在使用时,我都觉得真材实料就是好,万年牢呀!使用体验的叠加,让人也产生了厚重感!

  仅举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聪明什么都会做,但能够做好的的确不多,做什么东西不用心做,偷工减料和想省就省,致使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寿命,价钱便宜只是一个超俗的表征,人们内心最尊重的还是质量。美国的70年前的拖拉机呀老爷车还在开,而且也有牌照。我们中国生产的东西,一样东西分N个等级,有真的高仿的仿真的和假的,一分钱一分货,样子是很像,用起来可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费脑子不?废材料不?安全不?果真能挣到钱?

  当然现在有了高铁,质量很好,可以卖给外国,那真的是用造飞机的材料来造火车。但是民用的东西,质量太差了,这两天听说沈阳一所楼房,居民在包饺子剁肉馅时,阳台掉下去了。如果民众生活在这样的粗制滥造中,大量的不得不付出的“无用功”就会用来弥补这些耗损,这就是“自作自受”,人民群众就如同生活在“危险”之中。

  很多东西,看似简单,形式上花哨一点像样一点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仿古式的建筑,体会崇古敬祖的心情,但用今天的工程速度和建筑材料,迅速堆砌出一个中国式的建筑来,三五年后掉皮脱落,这松那动,修补都难!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看看一些风景名胜区的入口处新修的牌楼,看看他们新雕刻的石狮子,走走那些新铺的石板路,看看用不用心?真不真材料?是面子工程不?但就这一点,我在美国也算走了大大小小十来个城市了,还真没发现有面子工程!一些城市虽然名气大,但是城市本身十分低调,没有什么高大建筑,更谈不上器宇轩昂! 城市名片也基本都不是高楼大厦。

  很多前代用心修的古建,别管是什么样式的,只要是用心修的,都会非常有感觉。因为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钱就能解决的。归根到底,还是人心吧,人心什么时候变掉的,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心病还须心药医。

  人因为有信仰,如果能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体现出与非信仰者不同的操守和投入,那便是真真正正的信仰,会受世人欢迎的。比如我们做饮食就是真材实料做得好,比如我们建传统建筑都结结实实,比如我们教书育人,都是字字句句真知灼见。我们的质上去了,量也不会是问题,不出意外还会增加。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对于优质的东西,没有人会不欣赏不接近。

  这个国家需要思考的,要比美国思考的更多。美国也不一定能想清楚的事情,中国一定能想清楚。中国不会在智商上输给任何国家,我坚信这一点。什么会让我们输,我想此文已经在外围回答了。

  金强

  2015年7月7日

  于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旧文章ID:4659

董春岭:莫让新一轮“大选周期”干扰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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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春岭  来源:中国网

  虽2015年刚刚过半,但在美国民众看来,随着两党“重量级”候选人逐一宣布参选,“大选周期”已提前到来。共和党方面,参选的人数持续攀升,由于主要候选人民调支持率比较接近,预计其党内初选的激烈程度将创历年之最。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一枝独秀”,在总体民调上亦保持领先,预计她通过初选的压力较小,目前,她的竞选团队正开足马力运作,提前布局,为2016年的最后冲刺做准备。

  就以往的经验看,进入“大选周期”之后,现任总统往往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本党的“辅选”工作上,不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做出“大动作”。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也将经历一段“漂流期”,按照两国预设的轨道“自运行”。两党候选人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政策、美以关系等对选票和筹款有直接影响的议题上,不会主动干扰中美关系,为自己“添麻烦”。两党候选人虽然在竞选期间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中国议题”,但该议题往往不会成为激起民众争论和借以评判候选人的焦点。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通常是低调行进、波澜不惊。

  然而,就目前的态势看,新一轮“大选周期”或对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有两大反常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一个较为反常的现象是,两党候选人刚一参选便争相对华示强。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6月16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称“虽然美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但中国是威胁,美国一方面需要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一方面需要抗衡中国,美国不能退后,也不能指望中国停滞不前”。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则频繁地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窃取商业机密”、“抢走了美国民众的就业机会”,“与伊斯兰国等问题相比,美国更应重视中国威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则在7月4日和7月8日两度借“中国黑客”问题大做文章,炒作中国网络威胁论,夸张地声称“中国正试图黑进美国国内一切不能动的东西”。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美国战略界和媒体正煽动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并有意将其置于候选人对外政策辩论的“核心”。今年以来,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或推出新书、或发布报告,渲染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认为美国应认清现实,不再被“战略欺骗”,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从“接触+遏制”转向单纯的“遏制”,这些声音不断被放大,成为战略界热议的焦点。而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长保尔森等人主张加强中美合作、适应彼此行为方式等积极声音却被噪音所淹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日前刊发评论指出,此次大选两党候选人所面临的最重要考题是“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因为无论是谁在2017年接过总统职务,中国都将成为其外交政策上的头号难题”,这些媒体希望将中国问题设置为大选主议题的居心已路人皆知。

  产生这两大反常现象的原因何在?一方面,是美国的不自信。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一场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思想危机。这场危机不仅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还给世人呈现出了两种不同应对危机的方式和状态。美国政治制度出问题了吗?华盛顿共识失灵了吗?世界秩序被打破了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见诸于弗朗西斯·福山、托马斯·皮克迪、基辛格等人的著述中。这场危机极大地挫伤了美国的自信心,使美国民众整体处于“集体焦虑”状态,即使目前经济上美国已逐渐“复原”,但心理上的危机感并未及时消除。另一方面,是美国的不适应。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经济转型,推动资本走出去,中国外交也逐渐进入了“奋发有为”的新常态。中国不仅完善了全方位的大外交布局,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在维护海洋权益上更加坚决,还提出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一系列新倡议,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各方关注的焦点。习惯了中国低调、隐忍的美国对中国的新角色和新形象并不适应,仍旧按照旧的思维、行为方式处理问题,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要改变双方的博弈规则,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大选周期”已然来临,当前的两大反常现象破坏了中美关系氛围,也在有意无意地塑造着美国未来总统的对华观念,其风险和危害显而易见。两国政治家们需采取积极行动,两国的交流合作机制需发挥积极作用,两国的知识界和媒体需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和好声音,各方需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再送一程”。虽美国总统花落谁家尚未可知,但不论谁当选,中美关系的基本特性不会变。作为两个巨型国家、两个文明型国家、两个有核国家、两大全球发展引擎、两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彼此都无法承受战略对抗的风险,合作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两国关系本身。两国深度相互依赖,合则两利、斗则两伤,需超越零和思维,寻找良性竞合的新模式——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美国两党候选人需要少一些哗众取宠的言论,多一些认真理性的思考。过去的一年是一战百年、柏林墙倒塌25周年,今年是二战胜利70周年,战争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历历在目,相信任何有国际视野、大国胸怀的领导人都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使中美坠入大国对抗的陷阱。我们也相信美国民众有智慧选择出这样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领导者,与中国一起续写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篇章。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旧文章ID:4658

中国龙、俄国熊、美国鹰为什么不能“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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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青竹  来源:环球论坛

  其实这个问题完全不必成为问题,也可以认为当今的美国认可不认可中国崛起的问题,认不认可当今世界不再是“一超独霸”的世界,也就是多级世界的到来。事实上美国能够做到消灭任何一个不听话的小国、弱国比如伊拉克、比如利比亚、比如阿富汗、比如叙利亚、比如南联盟等等,但是当他碰到块头大的俄罗斯和中国时,美国就要三思而后行了,事实上当今世界也有许多禁区美国是碰不得的,比如美国领导的“北约东扩问题”,就是碰触了俄罗斯的国家根本利益,普京自然毫不相让,比如美国介入中国南海就是碰触了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中国自然也当仁不让,如果美国还如此张狂下去那么只能逼迫中俄联手抗美了,那时恐怕美国将面临着两难选择,开战面对两个强大对手,保不准能赢,最后只能衰落破败,何况都是联合国五常和有核国家,所以美国现在宣扬的战争临界点是极其危险的,那时遭殃的可不单单是这三个大国而是全世界面临着战争的摧残和重组,当然也面临着核战争的极度危险,所以这样的结果恐怕不是美国想要的。

  其实这也就是当今世界的“大三角稳定问题”,我想无论欧洲战争和亚洲战争,美国在面临着当前两个对手时我想他的战力是不足的,也不可能在幻想他“一呼百应”后他的小伙伴们来共同参战,所以现在美国需要冷静下来了,不要不断叫嚣与中国开战与俄罗斯开战,我想这样的后果美国是承受不起的,虽然可能爆发“局部冲突”的可能,但是恐怕单一的小国都不是中俄的对手,最后送命的只能是那些不知好歹的战争疯子,比如阿基诺和安倍之流,幻想美国大兵上前线卖命恐怕他们太过于异想天开了。说得再直白些,现在的美国实施的就是“挖坑战术”,美国这只老鹰是绝对不会为那些马仔卖命的,或者自己往坑里跳的。

  所以从世界的大格局看,无论美国撺掇的“纵队”多么疯狂,恐怕美国这位大哥也是看不上眼的,美国幻想构筑的亚洲版“小北约”是提不起气的,或者说毫无实力对抗不断崛起的中国,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与中国开战。不是美国这只老鹰不行而是当今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就是新兴国家不断崛起,所以美国应该识相欢迎多级世界的到来,也就是说美国鹰、中国龙、俄国熊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共生、共存的,如果从“丛林法则”讲,其实他们已有各自的领域是能够共生的,形象上说,美国鹰天空是他的领地,俄国熊陆地是他的领地,中国龙海洋是他的领地,完全可以共生,互不干扰的,只是当今的美国不甘心自己霸权的没落,硬性对抗中俄只能加剧自我的衰落,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现实版的“门罗主义”大棒政策已经严重不适应当今国际形势了。

  其实当今的美国并非不可维护自己的世界警察角色,只是既不能当警察又当法官,拿自己嘴大就作为至高的法律准则,动不动就横行霸道,打击谁,颠覆谁根本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包括联合国的授权,如此的霸道行径又焉能服众,不是中国俄罗斯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只是这个旧秩序有太多的不合理的地方,中国做的是“修正策略”,而美国身子走进了新的世纪,可是头脑还停留在旧秩序的格局框框中,显然旧思维已经严重不适应新时代了,所以说美国应该欢迎这个新时代新秩序的到来,应该重新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因为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这是历史的必然,美国应该与时俱进,否则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老大格局,恐怕是算盘打错了,与其遏制不了中俄的崛起,那就要学会适应,否则必然被这个时代抛弃,落伍不说,恐怕叫嚣的战争论是最后把自己埋葬了。

  事实上也是没有谁会去侵略美国领土,美国的陆权是稳固的,至于宣扬的海权看看你的触角是否伸的过头了,如果有一天中国军机去墨西哥湾巡视你怎么想?当然中国不会这么做,所以美国不要自己自找麻烦,何况 中国根本没有侵略谁的基因,我们一直倡导的是“和平崛起”,互利双赢的战略,中国虽是巨龙,但是不会无故喷火的,美国既然认可这点就应该学会适应中国崛起,否则就是自寻烦恼了,本来“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伪命题,是美国自己用来吓唬别人的东西,我想谁信谁就会上了美国当,这是必然的,除非某些不知事的好战者不想活命了。

  至于俄国熊,我想除非真的把普京逼急了,否则普京是不会与美国开战的,因为国内问题一大堆,其实中国龙也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符号,“十二生肖”里的龙也是推断虚构出来的,现实中是没有真龙存在的,中国更应该当做一只大熊猫,美国可以叫做“功夫熊猫”都么有问题,只是吃竹子的熊猫会与老鹰争食吗?美国臆测中国什么?如今印度象也崛起了,美国为什么只看中国不顺眼?所有的矛头多对准中俄不是自找麻烦吗?何况中国崛起有利于美国呢?难道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有错吗?况且我们还是美国最大的债主,难道真的想赖债不成,如此的美国,唯恐天下不乱的美国只能更加失信于全世界。还是那句话中国龙、俄国熊、美国鹰是能够共生、生存的,只要美国真心适应这个时代,适应多级世界的到来我想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当今世界所有的地区矛盾问题哪一个美国脱离干系呢,你不折腾,全世界都安静,就是丛林法则虽然是“弱肉强食”但是相对看海洋生物是干涉不到陆地生物的生活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这句中国古诗美国能够读懂吗?何况非洲雄狮恐怕也不适应亚洲陆地的生活,美国就是把自己的唯一看成全世界的唯一标准了,包括你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等等,这就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新的世纪美国应该找到自己新的角色,否则你就是不单祸害了全世界,也包括你自己。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9

旧文章ID:4657

美媒:美中都希望能共同帮助化解阿富汗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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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彭博社网站7月9日文章,原题:美国在亚洲唯一拥抱中国崛起的地方

  就在美中在东亚争议海域越发剑拔弩张之际,双方却正在4800公里外携手合作以便为阿富汗带来和平。本周,在伊斯兰堡,美中两国官员参加了阿政府与塔利班举行的和谈。

  尽管经常针锋相对地在该地区互不示弱,但美中都希望其共同影响力和资源能有助于化解阿富汗冲突。双方均希望确保该地区不会成为国际恐怖分子的滋生地,为此两国相互需要对方。美国正提供防止阿政府和军队陷入崩溃的资金。中国则是巴基斯坦的盟友和主要捐助方,而后者与塔利班领导人关系密切且对持久和平不可或缺。

  “两国或许不会在所有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阿富汗,双方在防止安全局势恶化方面具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国际危机研究组织驻阿高级分析师格雷姆·史密斯说。“喀布尔和伊斯兰堡都在各自最亲密盟友的陪伴下来到谈判桌前。”

  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将使奥巴马总统更容易兑现承诺:在卸任时结束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美国正逐步脱离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而中国正在该地区冉冉升起。”阿富汗问题专家托马斯·鲁蒂希说。

  在阿富汗和谈达成协议前仍存在许多障碍。塔利班分散在阿巴两国境内,而其位于卡塔尔的政治办事处并未参与和谈。即便如此,世界大国正从阿富汗的和平而非战争中看到更多好处,这是几十年来的头一次。“与其说这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有意合作,还不如说是利益汇合使然。”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负责人潘睿凡表示。(作者娜塔莉·奥比科·皮尔森、埃尔塔夫·纳加菲扎达,王会聪译)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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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与中国不能恶化与美国还需靠近 越南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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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富山笃  来源:环球网

  《日本经济新闻》7月9日文章,原题:越南向美国秀恩爱是利益驱使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于7月7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谈。这是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首次访美,曾经在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的两国向未来迈出了一大步。由于政治体制不同和人权问题等,美越两国仍然存在距离,但中国的崛起让两国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越走越近。

  美越两国的历史性会谈在恢复邦交20周年这一关键节点上得以实现。与美国相比,越南显得更加热情。其原因之一在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将为越南带来巨大的利益。

  越南境内除了韩国三星电子和美国微软等电子零部件企业之外,还聚集了大量的缝制企业。但是,2015年上半年的贸易收支逆差达37亿美元,时隔4年的全年贸易逆差也已经不可避免。越南强烈希望加入TPP,扩大出口,消除逆差。

  作为越南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海外直接投资已开始逐步下滑。2014年按金额计算,来自日本的投资同比减少65%,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大跌82%。如果加入TPP,越南强烈期待更多的美国资金能够流入本国。此外,越南从7月起允许外国人持有房产的最长期限为100年,正在采取相关措施,做好迎接投资的准备。

  越南靠近美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南海问题。越南因领土主权争端与中国的对立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将美国拉到己方的效果非常明显。

  当然也存在风险。对越南来说,中国是占贸易总额16.8%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作为基础产业的电子零部件和纺织品的原材料大部分需要从中国进口。7月8日发表的中国媒体社评指出,美越走近确有一些因素是针对中国的,显示出中国对越南的不信任。

  此外,越南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更加危险。越南军队的武器95%为俄罗斯制造。2014年10月,美国在海洋武器领域解除了持续约40年的对越南武器禁运措施。越南如果转而使用美国武器,与俄罗斯的关系将更加磕磕绊绊。

  对越南来说,接近美国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必要战略。但是,与联系密切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允许进一步恶化,越南外交将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旧文章ID:4655

中国股灾应对损害政府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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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安伟,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余西林从自行车上摔下时,满脑子都是中国大跌的股市。但伤情并没有阻止他关注股价的走势。

  余西林的踝关节和肩关节摔坏了,本周四在医院休养恢复的时候,他还在用智能手机查看自己的股票。

  “政府监管部门本应该监控股市,他们没有做好这项工作,”55岁的余西林在医院病床上通过电话表示,“这会影响我国领导人的形象,投资者感到非常不安。”他是西北部城市西安的一个省级文化交流办公室的主任。

  尽管中国股市令人目眩的暴跌告一段落共产党的领导层曾经具有的稳定操控感,可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分析师表示,即使本周四出现了喘息之机,后市仍有下跌空间。

  在整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投资者已经开始追问,为什么党和政府数月来看好股市,在近期的重挫之后,遏制暴跌时却显得力不从心。

  “这不仅关乎股市下跌,”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说。“还关乎政治信誉的下滑。”

  在这个方面,或许没有谁受到的打击比习近平更大。自从2012年底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习近平精心为自己打造了无所不能的形象。

  在腐败、网络安全和南海领土主张等几个问题上,他被认为行动果决。当中国发生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时,他和总理李克强会迅速在官方媒体上发表讲话安抚民众,甚至亲临灾区,展示他们从容不迫的控制力。

  但自从股市开始下跌以来,在三周半时间里,主要指数上证综指下挫了32%,两位领导人对这个话题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即便监管机构能逆转下跌趋势,政府混乱的应对也已经令民众对习近平的权威和判断产生了质疑。监管机构的救市行动,反过来可能也会扭曲市场力量。

  “一个深信祖国会强大的中产阶级被消灭了,”本周在中文网站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写道。“一个奋斗10年的中产阶级资产完全损失的股灾。中国梦,对我们而言,真的只是梦。”文章作者是一名损失了大部分积蓄的投资者。

  头晕目眩的投资者,包括那些借钱炒股的人,想知道自己能否收回投资。一些人在房屋租售网站上发帖,称需要急售房屋,筹集资金。

  就连不炒股的旁观者都在问,如果只是市场调整就让政府感到惊慌,如果经济严重下滑时又会怎样?

  当前的局面关涉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的稳定,还有对习近平及其同僚的信心。

  “这让正在逐渐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削弱了信心,”布朗说。“满怀期望的中国城镇中产阶级正在兴起。这一届领导层必须让这些人站在自己这一边。”

  去年,股市投机的热潮席卷全国,连退休人员甚至农村居民都沉醉其中。尽管如此,大量投资还是来自城市职业人士和白领阶层。他们寻求更有效的方式让储蓄增值,避免把钱放在利率颇低的银行账户里。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在本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估计,80%的中国城镇家庭和股市休戚相关,要么是直接炒股,要么是购买了投资于股市的股权基金。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来看,到今年年中,中国8.8%的家庭直接炒股,其中绝大部分是城镇居民。

  在习近平治下,政府鼓励家庭投资股市是为了解决经济中的几项当务之急:让国有企业募集更多资本,从而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巩固为国家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的私营企业;以及提升消费者信心,从而让他们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上的评论文章还称,股指不断上扬,印证了习近平增强国力策略是奏效的。习近平的做法是在适度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的同时,牢牢把政治权力握在手中。

  对市场的吹捧在4月达到了最高潮。当时,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网站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对读者表示,沪市达到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

  “什么是泡沫?像郁金香、比特币之类的东西才是泡沫,”文章作者王若宇写道。他对认为中国股市泡沫注定会破灭的警告嗤之以鼻,同时对在沪深两地的交易所上市的普通股,即A股的长期前景,表达了信心。

  “如果将A股看作‘中国梦’的载体,那么其蕴藏的投资机会是巨大的,”他写道。

  官方对于投资的鼓吹,“产生了很强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对证券监管机构,于是不能用过多的监管措施结束这场狂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国金融决策的政治学家史宗瀚(Victor Shih)说。“没人想严肃地打击这些疯狂的做法,因为监管机构中,谁都不想成为结束这场泡沫的那一个。”

  西安的投资者余西林说,他是去年在朋友和同事的建议下开始炒股的,因为他“听到的一直都是有关大型国企的利好消息”。

  “尽管有利好消息,股市还是跌了,这让我很惊讶,”他说。“我不是有点儿吃惊,我是震惊。”

  去年以来,余西林向股市投入了近9万美元(约56万元人民币),这大概是他三分之一的积蓄。截至周四,他的投资仅剩大约一半。

  余西林的朋友司开宝今年45岁,经营着一家建筑企业。他表示,自上月的最高点以来,他的股市资产已缩水75%。他说自己想撤回投资,等到规则和制度都更稳定的时候再进场。

  “我们的股市不规范,新股发行的政策和规定不规范,”他说。“这不是投资,这是冒险。”

  另一名投资者高亦克今年25岁,是哈尔滨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员工。他认为市场下跌是因为“国家监管不力”。

  他说投资者现在就像“陷入困境的囚徒”,而迄今为止政府的政策都没有作用。“本来这波就是政策牛市,要救也只能靠重大政策,”他说。

  国内外的人都在等着习近平的下一步动作。

  此次危机的政治影响要看“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多久、政府还会部署什么应对措施,以及如何向那些亏钱的人解释,”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说。他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

  “对于要让泡沫发展到什么程度,然后再挤出泡沫,以防出现重大崩盘,领导层内部肯定存在争论,”他说。“这个治理系统缺乏良好的监管能力,而且在很多方面,领导层得到的信息都是非常不完整,或者非常失真的。”

  靠投资股票和证券谋生的上海居民许阳(音)说,即使市场企稳,很多投资者也都心有余悸,不会很快再次投资股票。“就算只蒙受了账面亏损,那也很受伤,”他说。

  但有些人仍然觉得股市是最好的投资方向,因为银行利率很低,而在很多城市购买房产动辄需要巨额资金。

  25岁的宋泰然是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今年3月首次花费10万元投资股票,现在亏了20%。他说自己仍会炒股。

  “现在跌习惯了,还好了,不太焦虑了,”他说。“我准备接着再进去。现在整个行情是在转好的,我还是看好的。”

  黄安伟自北京、储百亮自香港报道。

  Cao Li、Vanessa Piao、Kiki Zhao、Adam Wu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陈亦亭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旧文章ID:4654

解读中国《网络安全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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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霜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是全世界对互联网限制最为严苛的国家之一。日前,中国公布了新的《网络安全法》草案,其中赋予了有关部门控制在线信息传播的广泛权力。这部草案已由China Law Translate网站译成英文。在此之前,一部《国家安全法》于近期通过,另有两部分别关于非政府组织和反恐的草案预计也将不日获得通过。

  以下是对这部网络安全法的一些主要条款的分析,同时探讨其中揭示了中国的网络控制系统有着怎样的结构: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扮演关键角色。草案里最有意思的方面并非其中明文规定的权力,而是由谁来掌控这些权力。分析人士指出,草案给出了明确信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及其主任鲁炜负责网络政策问题,并且赋予该部门巨大权力,去指导相关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草案在接近开头的部分写道,“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学者罗吉尔·克里米尔斯(Rogier Creemers)表示,这里明显指的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并把未来的决策主导权交到了它手上。“显然是由他们负责,”克里米尔斯说。

  “他们是政治级别最高的协调和决策部门,”他说。克里米尔斯还指出,根据网络安全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拥有覆盖面甚广的议程,需要其他部门跟进制定更具体的法规,比如监管电子商务的规定,或是银行业可以使用的硬件清单。

  多数条款并不新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采取措施限制多种类型的在线内容,从色情作品到政治讨论。很多境外网站遭到封禁,而境内网站不仅采用自动审查机制,还有员工手动删除有关受限话题的帖子。

  就连草案中探讨的最激进的措施——“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在特定地区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措施——也不是没有先例。2009年,中国最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了流血骚乱事件,当局随后切断了该地区几乎全部的互联网和国际电话业务。

  不过,此类权力过去出现在较低层级的规定中,甚或网络公司的合同里。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的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认为,通过将其抬升至国家法律的高度,中国当局发出的信号是,他们高度重视对相关条款的服从,希望“互联网公司更加难以回避或推迟执行。”

  “这部法律意在宣布,党对控制互联网是认真的,”她说。

  对全球企业发出了警告。外国科技公司一直难以在中国市场上获得良好业绩。包括Facebook、谷歌(Google)、Twitter和YouTube在内的大量网站遭到部分或完全封杀。

  草案中的一些条款,比如要求推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或许会进一步限制外企的活动,不过其中的细节尚不明了。

  “外商群体将仔细研读这部法律,尽力搞清楚它会怎样施行网络安全标准和采购条款,”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中国问题和数字政策专家亚当·谢加尔(Adam Segal)撰文指出。“北京施行了一部新的国家安全法,还有其他一些让中国境内使用的技术‘安全可控’的规定。过去几个月里,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Paul Mozur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王霜舟@austinramzy和Paul Mozur@paulmozur。

  翻译:黄铮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9

旧文章ID:4653

美担忧中国网络安全法损害贸易和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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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担心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草案将伤害贸易、进一步钳制言论自由、破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的繁荣取决于贸易和创新思想的自由流动。美方对中国网络安全法草案的一些条款表示担忧,这些条款可能不符合贸易开放自由的原则,将会阻碍、而非扩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连接。美方也对法案的一些可能加强限制中国言论自由的条款感到担忧。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扩大了交流,这让让中国、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受益。这部法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

  这名发言人还说:“美方将继续与中国政府接触,并敦促中国保证其网络安全政策符合那些促进网络安全、不损害互联网的全球互用性的国际信息通讯科技标准和行业中的先进做法,保证网络完全政策与中国的人权承诺相一致。”

  中国全国人大7月6日公布网络安全法(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征集意见。法案建议,“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处置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部分地区对网络通信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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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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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本文为“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系列。本文英文版同时发表于美国亚洲协会ChinaFile网站。

  中美关系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大国关系。两国交往越来越深,而在交往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事实上,中美两国决策高层对双边关系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在我看来,“两个秩序”或“两个领导权”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维护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稳定,就一直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对内政策同对美政策是相互配合的。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中共中央就发布指示,要求“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950年代,中共强烈批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人发表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和平演变”的言论。即使在1970年代共同反对苏联战略扩张的所谓中美关系“蜜月期”,维护中共国内领导地位这一主题也一再显现。近年来,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话语中经常可见揭露谴责美国破坏中国国内秩序的内容,比如谴责美国企图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支持“台独”、“疆独”、“藏独”,破坏香港稳定等,并且号召人民共同抵制美国进行政治颠覆和思想渗透的图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关注,集中于中国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态度和影响。从中苏同盟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抗美援越”,美国视中国为敌,缘起于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构成威胁。尼克松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原因在于中苏战略对峙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维护其全球利益,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在美国看来“积极”的变化。

  无可否认的是,美国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但究其动机,还是因为美国人基于其意识形态,相信中国如果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将会更快地“融入”现存的国际经济和国际安全体系,按照美国制订和维护的国际规则办事。近年来美国越来越担心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可能抛开现存的国际秩序,另起炉灶,特别是将美国“挤出亚洲”。换言之,只要华盛顿确认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没有推翻美国霸权的长远意图,中国的国力增长和内部政治“收紧”,就仍然在美国可以“宽容”的界限之内。

  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处理好“两个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这才是中美之间“相互尊重”的题中之义。

  近来我经常就此咨询美国朋友的意见。我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承认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许多中国人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应当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你们也许对此有所保留。可是,你们能说‘尽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还是取得了巨大进步’(Despite th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China has still made great progress)吗?”美国人感到难以作答。但是我们都清楚,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性”,决定了美国领导人不可能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维护的国内秩序。

  我也常听美国人说:“中国30多年来的巨大进步,是在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条件下取得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并没有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强大对中国有利吧?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行为如此不满呢?”对于此类疑问,我也很难做出让对方满意的回答。

  其实,中美两国的高层领导对于上述疑问都已做出过澄清。奥巴马总统说,“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表示无意颠覆中国的国内秩序。中国官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转变为今天提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指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向美方表示,中国无意在国际上挑战美国的实力地位,无意将美国“挤出亚洲”。但是,两国的政治精英和公众对于对方的承诺并不放心。这就是所谓“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的最突出表现。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即中美两国应当实现“共同进化”(co-evolution),在合作与竞争中促进各自的利益。我认为,决定未来中美关系方向的主要因素是两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而非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争夺或世界“老大老二”之间的权力转移。

  近来有的美国人公开提出,由于中国的国际行为危害了美国的亚太“领导权”和全球利益,美应考虑加紧推行“反制措施”,甚至不惜破坏中国的国内政治稳定。这种想法十分值得警惕。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就破坏了中美双方高层默认的底线,逼迫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更强烈地挑战美国利益。这是关心两国各自长远发展方向的有识之士不愿意看到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环球学者”(2011-2015年)。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旧文章ID:4651

赵宁:毁誉参半的中国对非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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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宁  来源:共识网

        中国对非援助始自1956年,至今已走过近一个甲子年。[1]作为主要的对非援助国家,中国在非洲迅速崛起,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体系,尤其在提供贷款和援建工程方面甚至让世行黯然失色。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援助理念,中国在促进非洲政治独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对外贸易水平提升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成效评估

  “重承诺、速度快、质量好”成为中国援助的品牌。中国和非洲是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2]中非交流是“南南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3月访非时发表演讲表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非之间的紧密关系促进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高效的项目援助和双边援助方式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首先,中国对非援助支持了非洲的政治独立与发展。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此后援助规模伴随冷战在非洲的开展而不断攀升,进入21世纪,伴随非洲国际战略地位的回升,西方国家再度加大对非援助的力度。[3]西方国家如此大规模地援助非洲,其战略目的和外交意图昭然若见,即试图通过经济援助干涉非洲国家民主政治,而中国的对非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抑制了传统霸权主义的植入,为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与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以坦赞铁路为例,它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是东非交通动脉,也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坦赞铁路的开通有效地支持了南部非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更为独立后不久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发展经济、巩固独立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中国的对非援助促进了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截至2010年底,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成套项目900多个,培训各类人员3万多名,派遣各类技术人员35万人次,医疗队员18万人次,减免了35个非洲国家300多笔债务,[4]还提供了大量物资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涉及基础设施、住房、交通、农业、工业、医疗卫生、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为非洲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增加就业和收入、消除贫困产生了积极作用,给受援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非洲经济出现了连续十多年的稳定复苏和增长。整个大陆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和6%之间,通货膨胀率也一直控制在两位数以下。2004年至2012年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约2.4倍的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实现了大于1.9倍的增长。(见表一)虽然不能将非洲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中国援助,但不可否认,中国对非洲发展方面的支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对非援助规模逐年扩大,以2010年至2012年为例,中国对非援助超过了援助总额的一半,足见中国对非援助之重视。(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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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 07/10/c_1111546676.htm

  最后,对非援助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非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与非洲签署易货贸易协定,用中国的商品来换取非洲的原材料。20世纪80年代末,中非之间对销贸易落地生根,即中国用发展的商品和服务来换取非洲当地的产品。如埃及的棉花、加纳的咖啡、赞比亚的铜等等。

       进入21世纪,安哥拉使用石油,刚果使用矿石,塞内加尔使用花生油,加纳使用可可来偿还它们的贷款,从而发展了一种将贸易与援助结合在一起的方式。[5]中国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援助项目同经济合作项目相结合更好地促进了非洲的发展,从而发挥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十年来,中非双边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跃居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

  进入新世纪,中国与非洲开展中非合作论坛,确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这对于非洲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大的支撑,为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

  无疑中国对非半个多世纪的援助使非洲新兴经济体获得了飞速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存在的不足与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为了提高对非援助水平,进一步完善中非双赢合作模式,在总结过去成就的同时吸取经验教训,积极迎接挑战显得十分有益和必要。

  1、国际合作层面

  中国对非援助较少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社会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向世界其他国家捐款时,中国不遵守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海地重建筹款会议,超过50个国家共捐助了53亿美元。中国仅捐助了150万美元,与冈比亚和摩纳哥差不多,6月5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揶揄说,这些钱甚至还不够买上海郊区的一栋别墅。这个例子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很少有与其他国家或机构的合作或协调,其花钱方式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越来越不相符,这不免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与批评。

  2、组织机构层面

  从援助组织的结构来看,中国参与对外援助的三个核心部门分别是商务部、外交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商务部内,涉及对非援助的又主要有三个子部门,即西亚非洲司(主要负责就西亚非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向国内企业提供对非经贸合作的资讯,鼓励对非的经贸投资工作)、国际经济合作司(负责中国企业对外经济合作的规则制定和宏观管理)、对外援助司。[6]

       其中,对外援助司处于援助组织的中心位置。对外援助司的规模非常小,它下设13处1室,只有大约100名工作人员,与英国国际发展署的1612名工作人员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2200名工作人员相比显得十分寒酸,这也导致中国在对外援助行动中常常捉襟见肘。然而,几十年来西方传统的援助者已经联合形成了一个国际体系,如经合组织国家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和由世界银行领导、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成立的捐助者协商小组。以隐形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为界,中国在具备超大的规模与超强的实力传统援助组织面前“被边缘化”。

  总之,中国与国际援助组织结构有着很大区别,加上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对非援助组织具有天然的“排他性”,[7]使得中国很难融入国际援助俱乐部,在主流组织面前略显被动。

  3、具体援助项目层面

  首先,中国人在“走进非洲”过程中引发摩擦。最近几年在赞比亚发生的黑色炸药爆炸、向示威工人开枪,在加纳非法采金,在博茨瓦纳发生行贿事件,在多国发生销售假冒商品等不法现象。问题虽然发生在国外及少数人身上,但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在非形象。

  其次,绝大多数的中国援外项目都被称为"交钥匙工程",通俗来讲就是“只管生不管养”,从而造成因缺乏有效管理援助效果不佳。因为,一旦工程完成,马上将其全部移交驻在国方面,对项目的维持和可持续运转等有效性方面缺乏跟踪监控系统和评估机制。这自然不利于提升援助项目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也不利于未来中国外援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国内需求与对非援助形成潜在矛盾。尽管中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人均GDP在长时期仍将处于低水平的事实没有改变,自身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尚有数千万贫困人口的现状没有改变。但中国对外援助数额仍然属于国家机密,中国政府仅发布了其援助数量最起码的信息,既没有任何官方数据表明援助在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分配情况,也没有按照部门和用途进行详细分类。这种保密的传统激起了国内的误解、谣言和揣测,不利于国内社会稳定。

  最后,中国对非人员培训效果不彰。自1998年起,中国就在国内举办了多种类型的短期培训班和研修班,截至2006年4月,中国共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才约1046万人次,培训内容涉及经济管理、医疗卫生、网络通信、农业技术、环境保护等领域。[8]中国虽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非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但效果却不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差异,大部分非洲人相对懒散,宁愿接受援助而不愿追求自身发展,导致相当一部分的高科技人才培训流于形式,高科技器材被闲置。另一方面,中国只管培训,缺乏相应的效果评估跟进机制,造成援助效率低下,援助资源浪费。

  二、当前中国对非援助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外援助大致可以以改革开放为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力并不雄厚,但是却常常是宁愿自己喝粥,也要让非洲受援国吃上肉。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9]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逐渐走向理性。

  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对非援助也面临着众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西方国家的抹黑排挤;非洲国家的过分预期与误解;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博弈。

  1、西方国家的排挤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对非援助模式,然而,西方国家凭借其话语权将中国的对非援助体系列为国际援助体系的“异类”,使得中国对非援助体系处于一种“不合群”的状态。

  首先,“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内政”作为中国对非援助的宝典常遭遇西方的质疑。西方国家对非援助往往附带着经济政策和治理改革等条件,顺带推行西方所谓的民主、良政等价值观。对此,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指责说,“捐助者经常在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中形成一个可能会给受援国带来严重后果的统一阵线。”无疑,非洲国家不喜欢附带条件的援助,不喜欢别国对本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这被认为严重伤害了非洲人民的自尊。

       所以,中国援助从一开始就以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不干涉内政为准则,坚持平等互利合作的援助理念。但是也存在例外,台湾问题是中国的软肋。我国始终坚持受援国应当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一旦某个国家与台湾“建交”,我国会立即切断援助,终止经济关系,如斯威士兰,至今仍对台湾当局保持“忠诚”,中国未对其提供援助,为此,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制造舆论,指责中国并非不附带任何条件,有干涉内政之嫌。中国有口难辩,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其次,中国以项目工程换资源的援助方式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在2006年2 月中旬访问尼日利亚时发表的一篇演讲中,将中国与贫困、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一道列为非洲面临的十大挑战之一,此外,斯特劳还竟然声称,“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10]

       德国《商报》于2009年9月22日发表题为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中国抽出政治支票簿”的文章,指责中国利用提供优惠贷款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并称“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张已被人称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11]的确,中国在本世纪短短数年内超越西方国家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在非影响无处不在,使西方国家心理失衡,深受刺激。

       中国在非洲援建工程,非洲国家以当地丰富的能源,矿产以及农业资源作为“报酬”,这是一种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援助模式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非洲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也以相对公平的价格实现了资源的出口,可谓“一举两得”。目前,这一援助方式尚处于初步探索中,西方国家硬是将经济援助与政治殖民主义挂钩,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中国在非洲乃至世界的形象,从而阻碍这种双赢援助模式的发展。

  此外,西方媒体习惯性地抹黑中国,大费心机宣传中国支持“独裁”政权,“不道德”,或者采取“双重标准”,宣扬中国在非洲“重商主义”、“搭便车”等,不一而足。[12]

  2、非洲国家的施压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双方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了特殊的真挚感情,这不可否认。但是中国在变,非洲也在变,随之而来的是中非关系的演变发展。随着岁月流逝和双方国情的变化,这种特殊的感情也在逐渐淡化,掺杂着些许矛盾、误解与不满。

  首先,历经半个多世纪,非洲国家领导人更新换代,非洲的精英和官员们多数接受过西方教育,在西方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西方利用其地缘便利及殖民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上的优势,对非进行“西化”,推行所谓的“和平演变”。这一辛勤耕作也已开花结果。中国在非洲国家遭遇了与在东盟国家相似的尴尬境地,即“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

  其次,非洲国家在接受援助的同时对中国的期望值不断提高,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扩大,非洲“兄弟”将中国“老大哥”视为发展战略的救命稻草,不断向中国加码。非洲国家为实现战略目标可提供的资金非常有限,绝大多数要靠国际援助,90%以上的非洲国家将积极争取中国的“两优”贷款视为解决融资难题的重点努力方向。特别是在受到西方制裁,遭到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或战后重建时,对中国援助需求变得更加巨大。虽然中国已在努力扩大援助规模、增加零关税商品种类、加大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离非洲国家的期望值仍有较大差距。[13]这成了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沉重的包袱”,也给中国对非援助模式的升级转变提出了挑战。

  最后,由于非媒的发展,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劣迹被无限放大,形成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尴尬局面,非洲民众以偏概全,以点概面,导致中国在非形象不佳。

  3、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竞争

  随着非洲经济前景好转,战略地位提升,非洲再次成为各大国的博弈场。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加大对非投入,也想在非洲分得一杯羹。

  近些年印度为扩大在非洲各国的影响力,在经济和外交上逐步向大国迈进,将对非战略提到更加重要位置。在2011年第二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上宣布,印度将在未来3年内向非洲提供总额为50亿美元的信贷援助。[14]同时为非洲提供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援助措施,延续了印度援非既重经贸、基建等“硬项目”,又重能力建设、技能培训等“软项目”的传统。

  为发展对外援助,增强国际影响力,巴西已经形成一套中央化的按职能划分的援助管理体制。1987年成立的巴西发展署(ABC)负责双边、多边对外技术援助,其中非洲是其首要援助对象,同时对重债穷国减免债务。2003年6月,巴西、印度和南非三个发展中大国组建跨地区战略联盟,这是新兴国家间开展南南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国际援助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新兴国家再加上传统西方援助国在非势力逐渐强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受到潜在的挑战与威胁。

  三、当前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中国在对非援助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新形势下仍面临诸多不足和挑战,亟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我国应积极参与到对外援助的国际合作中来,做一个“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随着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参加到国际合作当中来。当然参与国际合作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加入西方对非援助体系,而是将自身的援助体系更加优化,增强与国际援助体系的相容性;

  第二,完善对外援助机构建设。随着对外援助在外交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配套的机构设置也要跟得上援助步伐,同时加强不同援助部门之间的沟通,疏通横向纵向的交流渠道,避免形成各援助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一方面主要援助机构要细化透明化中国对外援助相关政策信息,这不仅有助于平息国内因误解产生的不满,也有助于消除国际误会。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非洲人员培训评估机构及跟进机制,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

  第三,规范中国在非贸易行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做到入乡随俗,文明经商,言行得体,尽量避免直接冲突破坏中国在非形象。

  第四,对西方恶意攻击有的放矢。我国虽无意在非洲挑战西方既得利益与西方恶意竞争,但相互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现实利益冲突。对西方政要的公开指责和抹黑,我国应予以适当还击,表明态度,但也要避免过分纠缠,以免被媒体轮番炒作。对西方媒体的恶意歪曲报道要进行适当交涉,但重点要放在更多、更快地提供真实信息,加强和改进我国对非援助报道。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适当增加透明度,邀请西方大国派观察员参加,减少其误解。

  最后,在新形势下做实同非洲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集团,要不断促进双方经济上联系更加密切,政治上更加互信,安全上互动更为频繁。这不仅可以有效抵御传统以及新兴国家的挑战,还有助于强化中非关系,打造中非双赢援助模式的国际典范。

  四、结语

  对非援助是中非关系友好发展的关键。面对援助过程中的重重压力,中国需要里应外合,完善自身援助体系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融入国际对外援助体系,从而更好地提供对非援助,促进中非关系健康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添砖加瓦。

     注:

  1.中国对非援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956年-1978年和1978年至今,也就是以改革开放为界。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政治先行,出于意识形态狂热援助。改革开放后经济诉求超过政治利益,逐渐趋于理性。

  2.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时关于中非关系的论述。

  [3].罗建波《西方对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经济合作》,《国际政治科学》2013 年第1 期( 总第33 期) ,第 2页。

  [4].“盘点:中国对非援助历程以及面临问题与挑战”,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8/29/content_26364147.htm。

  [5].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P35-36。

  [6].贺文萍《中国对非援助:发展特点、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2010年08月10日,改革开放论坛。

  [7].所谓“排他性”是指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对非援助组织掌握着国际对外援助体系的话语权,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不同,对其他援助组织机构,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援助机构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与排斥。

  [8].何先锋:“中国对非援助历史演进及其特点”,《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14期。

  [9].“中国对外援助60年的得与失”,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zt2010/aid60/index.htm。

  [10].“西方恶炒中国‘ 走进非洲’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6-03/13/content_4296799.htm。

  [11].“德媒:中国在欧洲推行‘新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zgysj/200909/23/t20090923_20076445.shtml。

  [12].刘鸿武主编:非洲地区发展报告2012-2013,P444。

  [13].同4。

  [14].“印度推50亿美元对非援助 意欲提升印非合作水平”, 国际在线http://gb.cri.cn/27824/2011/05/25/5311s3258032.htm。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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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将成为亚洲的“定海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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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建勋  来源:观察者网

6月29日,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签署协定,从而进入成员国立法批准程序,并计划于年底前正式成立。围绕亚投行,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世界关注度极高,亚投行在争议和阻挠中,意向创始成员国数超预期,“朋友圈”越来越大。欣喜之余,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式签署协定,只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未来亚投行的发展任重道远。

中国作为倡导国责任重大。不可否认,亚投行是中国积极倡议和推动,而且中国是最主要的出资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带有强烈的中国色彩,这也是少数国家反对成立亚投行的原因。然而,更多国家看到:向世界不断提供公共品,努力为亚洲和世界做出更大贡献,承担更多责任的时候,建立多赢和共赢的合作机制,让亚洲和世界共同繁荣是中国真正追求的目标。

亚投行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同时也意味着协调的难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订后,各方基本都是认可的,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应该不成问题。但这只是第一步,现在管理架构设计好了,但在高层管理人选安排和具体的运营规程等方面,还有很多博弈的空间。

亚投行既要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也要剔除某些遭到普遍诟病的做法,为了努力创造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最佳实践,中国作为倡导国需要继续贡献智慧,协调好各方利益,努力使亚投行成员国权力和利益都得到尊重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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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中新社发廖攀摄

促进经济发展是亚投行的重大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是有益补充,有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其二,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以及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其三,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和第三点,都已有不少论者评述。概括地说,亚投行成立将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在亚洲的缺口,一方面能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改革,另一方面也是对当前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的有效补充。就“一带一路”而言,亚投行与其目标一致,互为支撑,相互呼应,实现两者的顺利对接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发展的关键。

笔者想着重谈谈中间一层。

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的资本利用效率和金融活跃程度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金融话语权和主导权不强。国际金融领域一有风吹草动,往往会导致亚洲区内资金外流。今年美联储一直在犹豫是否加息,一旦真的加息,必定会再次将资金抽离亚洲地区。

当前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亚洲不仅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在其他方面也都希望能有稳定的金融环境和资金供应。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2010-2020年十年间,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但亚洲整体的融资需求,远远超过8万亿的规模,维护金融稳定、激发金融市场潜力所带来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亚投行的设立,不仅吸引了一批发达国家政府参加亚投行投资,也将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国际资本和金融家们投资于亚洲的“活力与增长”,这将进一步活跃亚洲金融市场,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各类商业投资中潜力巨大,增长带动力强。相应地,加快互联互通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不仅将夯实亚洲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及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由此可见,亚投行的意义不仅是在最上层改变国际规则,也不局限于最下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中间层面,将为亚洲在金融领域带来巨大的活力,并辐射到方方面面。如果亚投行发展顺利,不仅会消弭亚洲国家间的分歧,而且会孕育一个以崛起的中国为核心的、更为强大的亚洲,将对世界带来深远影响。

当然,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新生事物,亚投行的未来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方面,亚投行主要贷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投入大、周期长、盈利弱,且政治风险不小,安全环境多变,亚投行如何在众多基础设施项目中进行取舍和平衡各国需求,是一个大挑战。另一方面,亚投行需要创造国际多边银行的最佳实践,努力让参与者都能满意,协调难度大,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开放包容心态和合作共赢的理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磨合和完善,世界应该对亚投行的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给予必要的宽容和包容。

最后,可以预见的是,某些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和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对亚投行的发展制造一些矛盾、设置一些障碍,这也是未来亚投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石建勋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点首席专家。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岑少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15/7/10   发布时间:2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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