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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司法服务保障典型案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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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普法  来源:新浪微博

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8个典型案例。包括新加坡中华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大拇指环保科技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等。这8个典型案例详情请看: http://t.cn/RLLyZff

来源时间:2015/7/9   发布时间:2015/7/8

旧文章ID:4622

【中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近万亿 拟扩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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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CMP_南華早報  来源:新浪微博

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约1万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则提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扩大国际司法协助的范围,对一些尚未和中国缔结司法协定的国家,由中方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

来源时间:2015/7/9   发布时间:2015/7/8

旧文章ID:4621

【贺荣:以“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成立为契机 促进涉外审判理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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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新浪微博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贺荣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贺荣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司法研究中心成立为契机,促进涉外审判理论创新发展。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8

旧文章ID:4620

王建伟: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困境——兼论中美关系“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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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伟  来源:澎湃新闻网

  进入2015年以来,随着中美在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龃龉再次升级,两国关系似乎又迎来一个紧张动荡期。

  有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不少人甚至开始谈论中美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以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为代表,美国国内主张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也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貌似占了上风。

  在“临界点”背后

  美国这场新的对华战略大辩论有着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背景。从国内来看,美国即将步入大选年,两党有意角逐总统大位的候选人都开始浮出台面、进入角色,例如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杰布?布什,都已经宣布参选。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美国无论是保守还是自由的或是标榜无党派的影响力比较大的智库以及相关学者都会开始就各种内政外交问题发表言论和看法,试图影响未来候选人和政府的政策走向,也不排除一些有政治抱负的学者想提出一些不同凡响的政见以引起两党主要候选人的注意,以作为晋升之阶。

  从国际的大环境来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总体而言乏善可陈,在其国内不断遭到诟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活跃,并屡有斩获,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压力。

  应当承认,习近平执政之后的中国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在亚洲,中国外交可谓“三箭齐发,”势头强劲。政治上,习近平去年在亚信会议上提出“亚洲安全观”,强调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来维护。这被美国不少人解读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经济上,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今年以来势如破竹,西方国家(除了日本之外)冲破美国的阻挠,纷至沓来,跌破所有分析家的眼镜。到头来,美国反而成了孤家寡人。安全上,中国在南海诸岛上加快了填海造陆的力度和速度,有效地改善了在该地区的力量均衡。所有这些,使美国朝野某些人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产生了要求华盛顿改弦更张,以扭转不利局面的强烈冲动。

  陈旧的新战略

  于是,美国一些战略家和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对华战略,以改善美国的对华态势,并纷纷为此建言献策。在已经出炉的政策报告中比较系统论述美国对华新战略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当推外交关系委员会今年3月发表的那份特别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标题立场鲜明地提出要修正美国的对华大战略,作者认为,中国最近的行为证明美国过去几届政府以对华接触、融合和合作为主的对华战略失败了。中国没有成为美国所希望的“利益攸关者”,而变成了美国的 “战略竞争者”。因此,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点要从合作转向竞争,美国不能再继续帮助中国崛起,而是要更多的“平衡” (balance)中国的崛起。

  然而仔细分析下来,“报告”提出的新战略却恰恰表明了美国在对华战略思维上的贫困。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就没有停止过,无非是在中国是敌是友、对华是“接触”还是“遏制”之间兜圈子。这一次也只是这种同义反复的继续。

  “报告”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也不是什么新论断,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就提出过。“报告”为平衡中国在东亚影响力增长而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听上去也像是重拾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牙慧,既无建设性,也少有可行性。例如,提出要在亚洲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贸易体系。這无非是指美国正在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在中国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且和它们签订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的背景下,这对中国能造成多大损害尚不清楚。再如,要求建立一个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机制,以滞阻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这也让人感到时光倒流,“太少太迟”(too little, too late)。即使是在冷战时间,美国和西方的封锁禁运政策也未能阻止中国发展“两弹一星,”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提出要振兴美国经济,涉及的虽然主要是美国内政,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财政领域对美国的“输血,”这一目标恐怕也很难达成。

  总之,虽然美国的战略家们希望提出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对华战略,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却很难摆脱过去的窠臼。从美国主观上说,这是由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文化所决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的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从美国立国开始,它的大战略就是要谋求和保持对其他大国的力量优势,先是在北美大陆,然后是在西半球,最后是在全球范围内。而在冷战结束不久,小布什政府就明确提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第一”的大战略,也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处于同一数量级的战略竞争者。换言之,建立乃至维持美国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霸权是美国恒久不变的战略目标。

  更有甚者,美国还喜欢以己度人,认为中国也和美国一样,要谋求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这种战略思维的逻辑就决定了美国不会愿意看到和接受中国的全面崛起。将这种战略思维变成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确实不可避免。所以,美国某些人士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意公开使用“遏制”这两个字,但是他们提出的所谓新战略无非就是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一套做法的改头换面而已。

  霸权也无奈

  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贫困,在深层次上也反映了它在全球战略思维上的贫困。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后,曾几何时,美国是唯一超强,世界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一个单极格局。政治上出现了新的民主化浪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军事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投送能力达到史上最强,最典型地反映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的完胜上;经济上,克林顿政府也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好景不长,也就是十多年的光景,大好的局面就让美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战略失误给搞砸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引发了战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西方还未能完全走出它的阴影。

  今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影响力可以说降到二战以来最低。但是,由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美国的全球战略依然无法作出有效的调整。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有点像是重蹈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覆辙,两个拳头打人,试图同时挤压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空间。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战略是不可持续的,美国最终还得进行调整。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已经引起了中俄不同程度的反弹以及相互之间的快速接近,以应付共同的威胁。

  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迁,美国要重拾冷战时期的对华遏制战略谈何容易。且不说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中美之间的博弈和冷战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那时美苏之间的竞争是在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国际体系之间进行的,而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则是在同一个高度相关的国际体系内进行的。就如中国领导人经常说的,今天的中美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从客观上决定了美国不得不要投鼠忌器,因为它让中国太不好过的话,它自己也不会太好过。这里面的道理一目了然,无须赘述。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它还可以比较任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美国拿不出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

  平心而论,中美之间这种局面的形成确实得益于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对华政策。就像中国对美国赢得对苏冷战功不可没一样,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也是有历史性贡献的。美国从尼克松以降的历届政府帮助中国完成了从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到现存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转变。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美国一些人士抱怨说,美国成就了中国的成功,中国却不知知恩图报云云,也是正常的。

  美国历史上对中国一直有一种救世主的情结。近代历史上,中国也几次主要由于美国的帮助而“被”成为大国。但是问题是,当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如此接近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美国内心却五味杂陈,有点叶公好龙了,有点神经过敏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任何一点局部的和有限的维权行动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挑战,要把美国逐出亚洲。

  但是后悔药没法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就像孙悟空已经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想赶也赶不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战略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美国已经无法像冷战期间那样孤立围堵中国;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时不时要把中国看作是体系内的异己力量而加以限制和排斥。这就形成了美国对华政策既拉又打,欲迎还拒的双重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那份报告在提出那么多限华制华的措施之后,最后的结论竟还是要加强与中国高层的沟通对话,避免与中国发生对抗。就连为这份报告写序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也觉得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很有趣。”这样的结论虽然不符合逻辑,却反映了现实。这也说明尽管美国的战略家们竭力呼唤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战略选择却很有限,这正是美国的无奈之处。

  以上的分析表明,虽然美国智库的战略家们大可以纸上谈兵,但是实际上美国政府不大可能接受一个全面遏制和对抗中国的大战略, 非不想也,是不能也。白宫发言人明确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仍然是接触,而不是遏制。刚刚结束的中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中美双方的各级官员500多人聚首华盛顿,举行了无数次大会小会,就两国关系各个领域,涉及内政外交,几乎无所不包的问题进行了高强度的会谈,取得了300多项成果。这样大规模、高密度的双边磋商,恐怕在当代外交中也是少见的。如果美国的决策者要选择对抗,致中国于死地,大可不必如此费神费力。

  你好,“新常态”

  这次对话之前的剑拔弩张和对话之后的和风细雨形成鲜明对照,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新常态”至少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中美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合作大于竞争,而在地区层面则出现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中美在全球性的问题诸如气候变暖、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全球热点问题、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是在亚太地区,虽然也有朝鲜核问题等合作亮点,中美战略竞争的因素确实在增长,表现在TPP、亚投行、海洋领土权益争端等问题上。总的来说,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是在地区层面,而不是全球层面。美国在全球问题上对中国有巨大的战略合作需求。这种要求的实质就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常常在南海问题上重话指摘中国的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中美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来自全球的挑战要求两国合作。所以美国有学者认为中美已经进入全面竞争,有些危言耸听,也不符合事实。

  二是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如台湾问题上,虽然双方仍存在矛盾,也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再次激化的可能,但是总体还处于缓和可控状态。不过,两国在一些新兴安全问题上的竞争和矛盾则有可能加剧。例如在海洋权益、网络安全和外空利用等三大领域,中美还未能制定出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有效行为规范。这一次的对话双方同意就外空安全事务展开交流和合作,算是一个进步。但是在网络和南海问题上显然还是各说各话。。

  三是总体中美关系和具体中美关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在加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针锋相对、互不妥协,但都注意不让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而且中美之间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往往能够抑制具体问题上矛盾的激化,扶正中美关系总的发展方向。这次对话和以往一样,通过达成几百项具体成果来冲淡在少数问题上的尖锐对立。虽然这些成果一项一项看,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合在一起,一定的数量就代表一定的质量,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构筑了一道厚实的防波堤。

  可以预见,在美国既不愿意完全接受中国的崛起,但也不愿意承担与中国全面对抗风险的战略思维的支配下,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交错共存的“新常态”将会长期存在。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的挑战,是如何不让局部的竞争变成全面的竞争,不让“健康”和“负责任”的竞争”变成恶性的和零和的竞争,不让竞争变成对抗。这需要双方都表现出新的战略思维,而不是在历史的胡同里徘徊,不是没完没了地去讨论对方是敌是友,讨论如何压倒对方,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顾己及人。

  事实上,从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领导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新思维火花的闪烁。例如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重申美国并不恐惧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可以成为地区和世界的资产,应当让中国参与制定国际体系的新规则。他提出,中美两国要成为“负责任的竞争者”。中国领导人也表示,中美两国要跨越历史上大国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重申中国是现存国际体制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致力于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只要两国领导人言行一致而不是口是心非地,具体地而不是空洞地去落实这些承诺,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6

旧文章ID:4618

郑永年:中国若错误估计美衰落 将致颠覆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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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中国网

  新加坡《联合早报》30日刊文《与美国冲突是不是中国的宿命》。文章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中国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文章作者为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摘编如下: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霸权衰落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等等。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1

旧文章ID:4617

中国的美国问题学者如何看美国:北京2012年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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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佳音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冯慧云和贺凯近期在《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2015, 24期,No. 91, 83-100页)撰文发表了2012年夏天在北京进行的一手调研资料,题为“America in the Eyes of America Watchers: Survey Research in Beijing in 2012”(研究美国学者们眼中的美国:北京2012年调研报告). 此次调研对象是观察和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也就是那些在中国做美国研究和分析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学者们。研究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体系内中国的权力架构,中美关系,以及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印象。调研表明近一半学者认为,未来十年美国仍将是世界的领导者。同时,大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持乐观态度,尤其在经济领域。超过一半以上的学者相信亚洲的军事议题,如中国南海争端,会是中美之间最棘手的问题。

  简要描述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之意义后,两位学者进一步强调了理解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对美国的印象及政策制定之必要性。

  作者随后指出和传统调研对象不同,此次调研旨在了解“美国学者们”对于美国的印象。“美国学者”在文中是指那些在中国高校系统或智囊团里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们。这些学者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发表文章和公众沟通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并在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群众观点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为阐述这个群体(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的特殊意义和本次调研方法的有效性,两位作者通过实例指出了传统“公众印象”的调研对象及弊病,如在“公众”群体中取样的现存问题,调研对象出版的文章或书籍因审查问题而不一定能代表发言者的真实看法,一对一访谈可能因访谈者的主观印象而有所偏差,公众观点和政策制定之间在不同国家都有不可避免的鸿沟等等。

  在锁定“美国学者”为主要对象后,这次调研选择与主办方“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合作;用不记名的问卷调查方式在2012年7月14-15日举行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年会上,对来参与的学者们征集答案,并随后用统计分析法进行分析和总结。与会者主要包括学术界学者,政策分析人士,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和学生等,大概800人左右。所有与会者均可参与这次调研。自愿填写调查问卷的“美国学者”们共352位,占全体参与者的44%,可用的调查问卷答案共计317份。

  调研主要针对三个和印象相关的问题:1)中国的美国学者们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进程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2)他们怎样看待美国的对华政策?3)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有哪些看法?

  调研问卷一共有21个问题,其中5个为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职业,海外经历,学历,国籍等), 统计表明本次调研参与者95%为中国国籍持有者,66.2%为女性,33.8%男性;最多的参与者是学生群体,占总人数的39.1%。

  调研问卷的其他16个问题和“印象“相关。调研表明虽然近半数(47.3%)的“美国学者”们认为美国在将来十年仍会保持领导地位,另一半人则认为美国将失去在国际上的领导权,虽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

  在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议题上,绝大多数(84.5%)都相信这个结论。此外,大家都倾向(80%)于认为中国不可能(59.9%),或者绝不可能(19.9)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内的最强国。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层面,就哪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威胁这个问题,54%的参与者选择了美国,24.9%选择日本,俄国以12.3%选票居于第三。

  在中美关系上,关于中美之间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哪个,答案中53.6%指向“亚洲的军事问题(如中国东海和南海纷争)。关于中美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利益,73.7%的参与者们选择了经济贸易,65.9%选择了反核武器,64.7%反恐怖袭击,还有55.8%气候变化。有四个问题具体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相关。在奥巴马2011年对亚洲的仔平衡政策上,48.9%的参与者认为这对中国是“潜在威胁”,而30%则选择了“明显威胁”之选项。

  通过调研,两位作者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的决策者们,通过在中国的美国学者,对于美国的实力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虽然对于中国崛起本身相对乐观,尤其在经济领域;但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却有着比较负面的印象。而若要减少中美关系中的“战略不信任”,美国的决策者们需要重新权衡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心,以降低这些在中国的“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负面印象。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2

旧文章ID:4616

美国在亚太搅局,反映的正是“话语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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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蓝欣  来源:澎湃新闻网

  笔者读了张锋和徐进关于外交话语权的辩论(系列辩论详见文后“继续阅读”), 也忍不住想凑个热闹。

  张锋的文章提醒我们,在外交上不要拿别人不好把握的抽象的、有虚无实的大概念去糊弄人家。对这一点,兹举双手赞同。以前说外交无小事, 强调的是在国际场合别丢人现眼。但无小事何来大事? 倘若外交官的一举一动都是大事,只能谨小慎微,搞毫无个性的外交。对外解释中国也是一样,上面定一个调子, 下面就鹦鹉学舌,都当翻译官,还要外交官做什么?

  但笔者对张锋文章的解释却不敢苟同。比如他说,中国强调共同利益,外界则更在乎个体利益或者相对利益,这是他们认为“合作共赢”等说法太模糊的主要原因。讲个体利益,他们听得懂;讲共同利益,他们觉得太虚,认为是中国为获取一己私利而释放的烟雾弹。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 即中国强调共赢本身就落脚在个体利益, 只是强调达到个体利益的手段不同, 靠对抗则两败俱伤。 这里没有逻辑矛盾, 所以中西“共同/个体”对立是伪命题。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张锋文章就更加离谱了。比如,“一是中美不冲突、不对抗,这一点美国人听得懂,即便他们怀疑是否能做到。二是中美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这一点美国人更听得懂,但他们无法接受。三是中美合作共赢,这一点美国人就不大听得懂,合作共赢没有指出中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或利益是什么,所以美国人就觉得有点虚,不易给出实质性的应对,就只好‘打哈哈’敷衍了事。”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提出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其中第二条是“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张文不知为何略去),接着才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三个条件之中,这一条是纲。有根本性质的相互尊重,纲举目张,其他问题当迎刃而解,而美国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不愿让步。正因为这一点,中国梦和美国梦不可能相通。说到底,美国的这个态度以及近期在亚太地区的搅局动作,反映的正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游戏。

  徐进引用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话语就是权力“的观点,一针见血,张锋当然“颇为吃惊”。他回应徐文说,福柯是“后现代主义”大师,徐进博士后文提出的“实力强的一方掌握话语权”却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甚至接近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相容的。福柯所谓的“权力”和现实主义理解的“权力”完全是两码事。

  行文至此,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熏陶的张锋竟然要谈话语权这个后现代话题。因为他可能没有读懂(甚或读过?)福柯。

  至少,说美国看不懂中国人的思路是对福柯的误读。福柯的权力和现实主义理解的权力完全是两码事么?当今国际关系体系的特点是,西方的机构和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西方大国认为这是正当的权力分配,因为西方拥有人类社会如何管理的真理,所以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的形式必须维护。

  福柯从不将权力分配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通过某种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福柯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所以依靠任何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

  历史上看,美国总是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绝对毋庸置疑。 所以对中国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拒斥,靠的正是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一套西方政治理念, 特别是孟德斯鸠的学说。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基于浅薄的机械论, 所以关注重点仅仅是权力的消长。福柯的思想要深刻的多,最终的落脚点也是权力的消长,但必须挑战现有的机制和秩序,以达到权力的再分配。这两者在理论上非但相容,而且“殊途同归”,只不过在实际运用中,作为现行国际体系中守成的老大,美国必须要否定福柯的权力观,以掩盖其不择手段维护现有体制和自身地位的实际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进文章的观点更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话语权之争,包括对某种外交语言懂与不懂,都是随着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徐进尖锐地指出,看完张锋博士的这篇文章,他似乎通篇在说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外交话语难懂,因此中国外交重在说服西方,因为说服西方就解决了说服世界的实际外交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应当改为“为什么西方人总抱怨中国的外交话语难懂”?

  当然,笔者也不能完全同意徐进文章所说的,外交话语是一种外交信号,其作用不在于说服,而在于表明政策立场并暗示行动原则与方向。

  外交话语应当有说服力,尤其应当建立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上。在重大外交政策的解释中,首先要把基本概念理清。比如“大国”如何界定和翻译至今仍是问题。再比如现在讲传统,就一哄而上,子曰诗云,引经据典, 把儒学概念搞得很混乱,快餐儒学,“心灵鸡汤”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国人尚且不堪忽悠,何论外邦?

  还是“桐城派”(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李克强说得好,现在流行的“以一个字或一句话”来阐释传统文化的做法实不可取。不消说,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道路还很长,但首先应争取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文明对话,没有必要刻意迎合西方的思维方式。

  (作者系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6/3

旧文章ID:4613

美媒:美不再给中国甜头 拒绝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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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的一次访问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曾使用过此概念来表述。就此,国际社会认为美国政府已然接受中国说法。但据悉近日美国突然翻脸。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7月7日发表题为《美中关系正在恶化的又一迹象》的文章,文章称,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个月结束。数百名高官和数十家机构又一次制造了堆积如山的文献资料。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仍在分析战略对话取得的127项成果,但一个重要的变化似乎已从裂缝中漏出。与2014年不同的是,成果清单完全没有提到“美中新型军事关系”这样的字眼,而这是中方所提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方面。

  文章称,事实上,仔细阅读五角大楼近来发表的讲话和报告,可以证实这并非无意之中的遗漏。尽管最近在签署两国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文件这种切实合作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已经将“新型军事关系”这个词从美国国防部关于美中军事接触的言论中彻底清除。中国在海洋领土纠纷上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和它所实施的网络活动惹恼了美国,五角大楼内部以及整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看法显然都在变得强硬。观察人士应该注意到两国战略上的不信任不断加剧的最新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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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文章称,“新型大国关系”是由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2012年的一次访问中提出的,此后该框架逐渐主导了中国的对美外交。2013年,美国在认可这一理念上有了大动作,当时奥巴马在“阳光之乡”庄园举行的美中首脑非正式会晤中承诺建立新型合作。尽管美国担心“新型大国关系”所呼吁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可能意味着顺应中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不过这一提法迅速在其他引人注目的美中双边交流中广泛传播开来。

  文章称,美国政府之所以愿意在2013年和2014年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表示敬意,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美国政府想让中国政府尝到一点甜头。其次,美国希望重新界定这一概念,使之符合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看法,并影响中国的政策选择。

  不过,随着像中国单方面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2014年与越南因钻井平台发生对峙以及中国在南海展开规模庞大的填海造岛活动之类的带有挑衅性的事件不断增多,美国政府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而不是对中国采取纵容态度。在上个月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在战略对话和安全对话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特别是在黑客活动和南海问题上。

  对美国而言,关键的问题一直在于如何运作这一新模式,最近美国政府似乎已断定,不值得玩这个游戏。文章称,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绝口不提“新型军事关系”的做法,只是这种大趋势的一个体现。

  尽管如此,不少美国专家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保障与方向。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有一个了解和消化的过程,终究会与中方达成一致。在李成看来,美国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很多具体内容还是认同的,比如互相尊重、共同解决问题、不冲突等。在全球化下,相互合作,共同受益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是达成共识的。

  李成也认为,在美方一些人看来,当前东海、南海局势复杂,一旦出现冲突,局势的发展有可能与新型大国关系中承诺的“不冲突”相违背。由于美中两国政府间缺乏足够互信,所以美国目前对新型大国关系可能还有一定的保留。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亚洲基金会理事长、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蓝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表示,他个人是很支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或者说理念的。他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包括两个核心:一是没有纷争。中美双方都认可这一点,因为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纷争;二是互相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在这一点上,中美双方要达成全面一致有困难,因为双方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

  (牧笛 综编)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8

旧文章ID:4612

美越暗通曲款 中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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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越南中共总书记阮富仲正式开启访美之旅,美越关系的走近引来世界媒体的密集关注。其中,日本媒体猜测认为,美越互信度超过中越,南海问题将促使越南向美国靠近。中方则表示,不在意越南向谁示好。

  日本《外交学者》7月6日刊载评论文章指出,越南在向美国靠近的原因中,南海问题是一个无法忽视因素。中越在南海上的几次“交锋”让越南意识到了中国产生的“威胁”,而美国是越南的“好伙伴”,美越的互信度要远高于中越互信度。

  文章写道,7月6日至10日,越南中共总书记阮富仲将对美国开启有史以来的首次访问之旅,7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白宫接见阮富仲。这对中美越三边关系以及越南的国内政治而言,美越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促使其向平静但深刻的转变迈进了一步。

  外交分析人士试图弄清楚越南难以捉摸的决策体系,他们认为越南政治局中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两种力量。总书记阮富仲往往被描绘为思想保守的领导人,支持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总理阮晋勇被认为是改革派,谋求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可能还有安全关系。

  而近年来,美越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缓慢但巨大的转变,阮富仲访美将会强化这一转变。来自越南方面的消息称,越南方面期望此次访问能够发表一项“共同愿景声明”,以此将美越两国长达两年的“全面伙伴关系”升级至“广泛全面伙伴关系”。阮富仲的访美之旅所传达出的精神,以及互信水平均将美越关系推至一个新平台。在这一平台上,美越非正式战略联盟不再停留于理论上的设想,而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可能。

  文章分析认为,阮富仲出访美国说明,越南已经达到同中国接触的限度,正试图向华盛顿伸出双手以谋求扩大选择范围。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Nguyen Chi Vinh)表示,美越致力于尊重彼此的战略利益。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小迎则表示,越美关系的走向需要看美国的实用主义何时能够实现,且不排除美越会出现分歧。孙小迎提示到,美越战争或为越美关系埋下伏笔。

  孙小迎认为,越南对中国、美国、印度等国采取的是外交平衡策略。孙小迎说道,“中越会保持良好关系。在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不会过度在意越南向谁示好。越南很会搞外交平衡。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对外表示中美一样重要,其潜在意思就是指,不会因为访美这件事情惹怒中国”。

  文章最后写道,正如俾斯麦(Bismarck)所讲,“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一旦美越现在做好了结成非正式联盟的准备,这会反过来打造一个全新且动态的中美越三边关系,并会对越南的未来产生持续影响。

  (牧笛 综编)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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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对华态度已成美国大选关键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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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华盛顿对华政策始终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而它应当被引入以贸易、经济和外交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之中。眼下,中国的行动开始挑战既存秩序,而这也必然成为被下届美国总统所继承的挑战。

  CNN7月7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美国大选候选人必须给中国以足够重视,因为这不仅是下届美国总统必须面对的问题,甚至也是未来几十年里的美国领导人的问题: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中国。

  文章指出,无论2017年1月20日是谁接过美国总统职务,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亚洲大国都会变成他/她在外交政策上的长期头痛对象。然而目前为止,除了大亨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之外,尚没有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议程当中给予中国足够的重视。

  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前白宫国防安全顾问弗雷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提出,“并不是说‘伊斯兰国’(ISIS)、伊朗和俄罗斯不是问题,但长期来看,更大的潜在挑战来自于中国。”他表示,“这就像是以不同速度引燃的不同重要性的问题,总的来说,俄罗斯是一个被高估了的问题,它获得的影响力比它所实际具有的更大。”

  美国前驻台湾代表帕尔(Douglas Paal)则表示,“公众在注意到中国以前已经投入了太多精力在‘伊斯兰国’和俄罗斯上面,事实上他们应当更多地注意中国。”

  尽管中国并不是外交焦点,为2016年大选进行的辩论已经开始,共和党人抨击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是在削弱美国。特别是从中东撤军的决定导致了伊拉克的动乱并且给了“伊斯兰国”以崛起的机会。奥巴马被指责为对外示弱,特别是在伊核谈判中受制于伊朗,并且影响了美国与其中东盟友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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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大选候选人的关键考题

  崛起的中国

  在美国的辩论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并未原地踏步。它正在东亚拓展自己的影响力,这导致很多分析者已经开始认为,美国保证自己作为具有领导地位的太平洋大国的愿望正在落空。

  中国正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礁,2015年年初,中国国务院重新将中国海军定位为“面向开放海域”,与此同时,中美两军的海上和空中遭遇事件也在不断增多,而中国黑客被认为是导致美国政府数据库泄露的幕后黑手。

  而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如今盘根错节的现状,还有许多人担心,中国经济的放缓将会对美国经济复苏造成冲击。而在中国股市表现出崩溃信号之际,美国有关中国经济泡沫可能破裂的焦虑也日益加剧。任何连带产生的中国经济损失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远比希腊危机深远得多的影响。

  另一方面,国防安全官员早已对中国满怀警惕,前CIA代理局长摩瑞尔(Michael Morell)5月曾在与CNN的采访当中指出,美国作为守成的大国,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考虑应如何应对,“如何与中国将这支舞继续下去?这将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的重要课题。”

  目前的迹象显示,有关如何应对中国的辩论势必将会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总的趋势来说,未来华盛顿可能将会对中国摆出更为强硬的姿态。一般而言外交政策很少会决定总统大选结果,但由于中美两国的紧密关系,中国正在变成候选人需要重视的议题,无论是聚焦于从中国手中夺回工作机会的问题,还是更多着眼宏观层面。

  为对华政策定调

  CNN指出,目前为止只有特朗普提出了有关中美关系基调的问题。特朗普在宣布参选的演讲中说,“人们说,‘哦,你不喜欢中国。’不,我爱中国,但中国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得多,我们不能坐视这一点。”

  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则对中国采取了更传统的态度。他提出,与中国维持“深刻的”关系是防止不同意见最终导向失控局面的关键。杰布·布什在2015年2月曾表示,“造成误解是如此容易,如果不在所有的层面保持接触,我们很容易就会从竞争对手发展成彼此的安全挑战。这是美国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的一段对外关系。”杰布·布什的父亲,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是中美完全建交前第一位美国派驻北京的代表,在担任美国总统以后也始终坚持天安门事件没有伤害中美关系。

  杰布·布什的对手之一卢比奥(Marco Rubio)也表露出了对华强硬的迹象,6月,卢比奥在一封致奥巴马的信中称,他对中国政府最近“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进攻性行为以及对国内的越来越强的镇压姿态”“深表关切”。卢比奥写道:“我们需要看到中国改变其行为,或者是中国这些恶劣行为招致的真正的后果。”

  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菲奥琳娜(Carly Fiorina)则对中国表现得更加不友好,菲奥琳娜在《赫芬顿邮报》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指控说,“我在中国做过几十年生意,他们没有想象力,他们不商业化,他们没有创新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偷窃我们的知识产权。”

  最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一问题上可能给出了最为复杂的答案。1995年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希拉里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激怒了中国,这也变成了她成为世界性政治人物的标志。在奥巴马任期内,希拉里否决了华盛顿“遏制中国”的想法,但她也是奥巴马“转向亚洲”战略的设计师。2010年,由于支持东南亚国家地区争端应在多边论坛予以解决的提议,她再次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外长杨洁篪。2012年,希拉里还介入了盲人异见者陈光诚的相关事件。

  她的经历让她体会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但很显然,她不会再对中美关系的形态存有多少幻想。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8

旧文章ID:4610

孔杰荣:如何评估中国崛起的战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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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杰荣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的话】本文英文原文为作者于美国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2015年6月17日关于“中国的未来”听证会前的证辞。经作者授权FT中文网刊发中文全文,以飨读者。

  尊敬的主席先生,我感谢这次有机会来跟大家探讨“中国的未来”这个重大的议题。尤其是,眼下中国的未来与我们自己的未来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这篇简要的证词中,我将先后来谈一谈中国的内部形势和对外关系。

  国内形势:中国崛起面临明显的短

  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预言五花八门。极度悲观或极度乐观的,我都不能赞同。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中国共产党政府有多大的可能会步上苏联的后尘,我也不认同那些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变得愈发强大并将统治世界的观点。

  中国近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也随之不断增加。中国政府的表现有可能已经达到极限——眼看问题不断累积,却未能发展出一套有效处理问题的政治体制,这将妨碍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优越资源的配置,这一负面效应或许很快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会体现得越发明显。

  许多中国领导人一定感到命运之轮的无情吧——一个提高了国内亿万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权,竟然要如此明显地为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如此担惊受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其自身各种成功和失败的受害者。毕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保持中国这样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下,免于社会巨变所带来的强烈阵痛。

  然而,习近平及其同僚们不仅未能陶醉在全国人民“心满意足”的感激之中,却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海内外宏大浮夸的宣传攻势也难掩其内心对于被颠覆瓦解的担忧。他们尝试限制西方价值思想、西方制度和实践在中国的影响,这种企图在目前一部旨在限制中外教育、民间事务和政治领域合作的立法草案中显露无遗。这是一次难堪而丢脸的告白,公开承认了中国政府体制的脆弱。

  中国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许多进展,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制造恐慌的继位者们尝试着要切断他们眼中威胁到了中国所谓“民主专政”的“意识形态渗透”。如果成功的话,这项新政策将妨碍中国回应国内和全球需求的能力。引用我的同事柏恩敬先生(Ira Belkin)最近的评论:“这是用糟糕的60年代政策来应对2015年的挑战”。

  由于中国政府体制的信息不透明,习近平应当比外界更清楚中国惊人的成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弱点。令人惊愕的环境污染、大规模的贪污腐败、劳工关系的紧张动荡、不公正的土地转让、不断拉大的收入不均、独断恣意的官僚系统、民族关系的紧张、引发众怒的社会歧视、对人权律师和民间社会改革者不断升级的迫害、受到共产党支配的司法系统、对群众集会、新闻媒体、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空前管制,凡此种种都正激化着民间的不满和愤恨,这把怒火随时可能被如今存在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或一次预料中的股市崩盘而引燃。如毛主席所告诫,也正如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悲剧所显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毕竟,压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可能永远奏效。在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蒋经国,虽然继承了其父蒋介石列宁式政党的独裁体制,却认识到稳定的社会进步必须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蒋经国开启了台湾的转型过程,将台湾变为一个生气蓬勃的民主体制。而如今中国所需的,正是这样开明的领导。

  然而可以理解,现今的中共精英层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时,还远算不上是团结一致。虽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尝试对党内施加“铁板”一般的控制,但在他领导共产党的前三年已经暴露出了许多党内领导层的重大裂痕。曾经令人生畏的中国前任安全部门最高官员周永康,6月初经不透明的司法程序被判终身监禁,这不过是中共党内持续的权力斗争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又一力证。

  中国民众虽然基本上都支持习近平的持续反腐运动,然而他们也在观察,习近平是否会愿意冒着引发更多中共精英领导层冲突的风险,将反腐的触角延伸到并非为其政治对手的腐败官员身上,而此前的反腐对象周永康是习的政治对手。同时,还有许多中国民众希望习近平能够缓和其镇压方针,通过改革逐渐给予中国人民更大的空间,去施展这个民族所拥有的惊人能量。

  中国对外政策:日趋“自信”的扩散效应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的姿态自然是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以及美国的种种忧虑,特别是有关南中国海情势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共的对外政策,则会发现,实际情况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令人恐慌。在很多重大领域,比如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的前景是积极的。刚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展现了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在各种不可避免的贸易、经济、投资问题上继续相互妥协的能力。

  虽然还有一些是否遵守相关国际规范的问题,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参与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同样地,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也是如此。确实,中国通过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相关的机构,正在寻求一套创新、有建设性的融资机制,而美国政府的反应却是十分尴尬。

  此外,海峡两岸过去七年的合作显著提高了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也应该受到肯定。然而,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任期即将结束,而越来越多的台湾人都在担忧大陆专政体制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威胁。这也提醒着我们,两岸重新恢复到之前紧张形势的可能性。

  当然,目前中国的对外政策引发了很多挑战。在很多争议问题上,包括朝鲜、中东和乌克兰问题,我们与中国的意见不同,持续变化的中俄关系一般来说也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然而,其他问题带来了更多严峻的挑战。

  其中最为持久的,是中国政府持续违反了其在二十多个国际人权条约及相关文件下所承诺的国际义务。另外,前已提到,一部旨在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在华活动的法律草案,毫无疑问地会使中国政府的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至于目前矛头指向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电脑的事件,以及较少曝光的美国对中国电脑的黑客攻击,大概会是两国之间最艰难的谈判议题。毕竟,目前还没有任何国际法或国际机构加以规范。

  影响到两国关系最为直接的,恐怕还是如今在南中国海各种戏剧化的争端。幸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提供了一套解决此类海洋法争议的法律规则,还确立了相应的法律机构来公正地适用这些规则。2013年,菲律宾孤注一掷,尝试援用法律作为武器来对抗中国的国家强权,其出人意料地将中国告上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挑战中国政府划定的广阔而模糊的“九段线”,并要求仲裁庭确认如何区分水面下的“暗礁”、裸露的“岩礁” ,抑或是真正的“岛屿”这个关键性的法律问题。对于目前中国极具军事意涵的“填海造岛”这个棘手问题,仲裁庭所做的决定也有望厘清其正当性及法律后果。

  不幸的是,中国至今除了寻找为自己行为辩护的政治及学术宣传攻势外,始终拒绝接受独立仲裁庭的管辖权。立场独立的仲裁庭专家们将在这个冬天就仲裁的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决。中国当初自主选择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积极参与了该条约冗长的谈判和制定过程。如果仲裁庭作出对中国不利的裁决,而中国却藐视裁决结果的话,这将构成中国对其国际法条约义务的公然违反。

  新加坡杰出的法律专家许通美(Tommy Koh)曾主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终谈判,他最近强调,中国断然拒绝任何通过国际仲裁、裁判或第三方程序来和平解决海洋法争端及领土纷争的行为,显然与亚洲及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步。

  诚然,公正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通常无法替代协商谈判。但如今,外交人员无法拿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并达成一致看法。面对迫切情势的需要,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在缩小议题范围,以及敦促和指导外交人员解决问题方面的作用往往不可小觑。

  当下南中国海危机的影响远远超越眼前仲裁庭所面对的法律诉求。美国至今仍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一套中立互惠的规则和体制对于和平解决争端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中国和美国无法就此达成一致,并在实践中尊重这样的规则和体制,那么两国(甚至于全世界)的未来,都无疑将布上一层乌云。这个议题在习近平九月访美的议程中,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

  当代中国:对法治仍需更充分的认识

  几个世纪以来,观察中国的外国专家们都强调着他们各自的忧虑。根据上述观察,我认为当今中国政府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共同特点之一,在于其对社会多元化的重要性以及保护这种多元化所需要的法律机制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

  “法治”是一个具有许多层面涵义、却时常被滥用的词汇,而其中一个核心精神就在于政府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中国能够对法治的这一层涵义表现出更多的尊重,那么她在海内外都将能够收获更多。而美国,如果能做出更多努力以身作则,也将能大幅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以及我们面对中国和世界时的信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作者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亚美法研究所译。)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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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总统卡特:美影响力势必衰落 中国将成头号经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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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梅  来源:环球网

  当地时间7月7日,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Morning Joe》栏目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进行了采访。采访中,卡特表示,美国的世界影响力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而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卡特在节目中说:“我们的影响力必然相对下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错,而是正如我说的,这是必然的。”

  “我认为在经济上,你们也清楚,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不论我们喜欢抑或是不愿意接纳,都有必要意识到,在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别人能够变得和我们一样强大,并具有和我们一样的影响力。”卡特承认说。

  卡特还在节目中表示,美国正在联合国丧失影响力。卡特指出,美国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影响力正发生转移,同样,美国利用其影响力来改变局势的政治能力也在发生改变。

  节目中卡特多次表示这并非是在指责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不是因为美国总统存有的一个缺陷或错误。只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

来源时间:2015/7/8   发布时间:2015/7/8

旧文章ID:4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