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中英  来源：共识网

       “一带一路”的倡议，尤其是“亚投行”建设，凸显了中国外交的转型问题。从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中国外交正在进行着历史的“大转型”。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外交的转型？
　　“不”外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我们熟知的中国的“不”外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不干涉”、“不挑战“、“不称霸”、“不带头”、“不结盟”、“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输出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它们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国的外交理论。去年中国隆重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60周年，尤其是强调了其中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直到现在，一些国家仍在干涉中国内政。当中国之外的世界仍有人在误读、误会中国的意图和意向，甚至故意夸大其词、歪曲事实时，中国还不得不继续“不”外交。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的不是“不”，而是“有”，中国外交必须从“不”外交发展到“有”外交。国内和国际上都需要我们更加有所作为。
　　中国的“不”外交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可能有人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在外交中强调“不”，如强调“不干涉内政”。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在外交政策原则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一致的方面，但今日，发展中世界持续分化。非盟和东盟分别在其地区宪章中明确地并存着一些看似冲突的、不兼容的外交原则，如“不干涉内政”和“介入”一国国内冲突并存。东盟将宣布建成“地区共同体”，包括“东盟安全共同体”，它们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同时，更强调必要的、正当的、有条件的相互“介入”，以及在对东盟之外的事务尤其是对中国事务上的集体行动。
　　“不干涉”和“介入”并存，这就是发展中世界变化了的现实，对中国既往的“不干涉”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安全共同体”，东盟在与我国有争议的南海问题上，势必形成集体的表达与行动。
　　有人认为，“不”外交就是“韬光养晦”。但笔者认为，“韬光养晦”并不能概括中国特定时期的“不”外交。从积极的方面看，“不”外交不是“无”外交，而是谨慎外交、务实外交、低调外交。当然，这样的外交是不完全外交。进一步地，必须历史地看待中国的“不”外交。
　　一般认为，中国“不”外交的起点似乎是20世纪90年代初，即苏东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中国遭遇空前恶劣的国际政治环境时。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不”外交就开始了。这里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重要点是，中国提出和实践解决国家在统一上的“一国两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一国两制”这样的思想（针对台湾问题）在1979年就明确了。“一国两制”是在与一些相关的西方国家谈判解决诸如香港问题时中国提出的。这对长期以来的中国外交的意涵和影响就是前述成系统的、越来越多的“不”原则及实践。如果考虑到中国核武器政策的基本原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不”外交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而如果继续上溯，新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包括“不侵犯”“不干涉”等原则。
　　“有”外交代表着中国外交的下一个历史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有”外交不是“有所作为”所能概括的。“无”和“有”是中国哲学的深刻概念。不了解这些概念，就无法深入理解为什么在一段历史时期要“不”外交，而今后的中国外交为什么需要“有”外交。
　　“有”外交是与中国的巨变和世界的巨变相适应的外交，是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开展的外交，是对过去的“不”外交的改变和革新，是日益全面的外交，是竭力克服局限性的外交，是根据世界的变化而进行的外交创新。
　　目前，中国的“有”外交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在发展。与“不”外交相比，“有”外交反而要更加谨慎、更加务实、更加低调。当然，更加谨慎、务实、低调不是“韬光养晦”的继续。
　　“有”外交是“大国外交”。大国外交的中心是大国的国际领导作用。比如，在大国协调中，尤其是多边协调中，中国必须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中国需要国际领导权。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是关于主导的，是关于治理（有时也叫做管理）的。但问题是，谁主导谁？谁治理（管理）谁？原来中国说“不称霸”以及其具体化“不带头”。但这个世界的国际体系中的任何成员，即使是小国，也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些议题和领域就不得不“带头”，即充当国际领导。中国主持六方会谈、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起成立“亚投行”、2016年还将轮值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这一切其实就是在担当国际领导。今后，中国会在许多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
　　必须明确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
　　笔者用三个字来说明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一是“拆”，即“革命”或者“推翻”旧的秩序。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最终放弃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国际秩序的批评甚至挑战，转而理解、接近和参与这一秩序。
　　二是“修”。早在毛泽东生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恢复了在联合国，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在全面参与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后，就逐步开始了对这一秩序的结构及其治理方式的影响、改造和塑造。中国既不是激进地对待这一秩序，也非仅满足于这些小修小补，而是务实而合作地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也就是说，中国变成“改革”现存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的力量。当然，中国对不同事务的态度并不千篇一律，有的更强烈一些，有的更保守一些。这也不奇怪。
　　三是“建”。中国认为，旧房子需要修，小修大修都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再住人，但不建议拆除旧房子。然而旧房子毕竟不够住且缺少新功能，即使装修过也是不如意，不适应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于是中国主张还是要新建各种全球（国际）机构。当然，中国也认为，这不要被视为“另起炉灶”，新与旧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最终都要纳入统一的全球框架之下。
　　进入“修”和“建”时期，中国显然已不能只是“不”外交，而必须进行“有”外交。无论是“修”还是“建”，我们的不变的立场是不接受只占世界人口少数的西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或控制地位，并致力于世界秩序或全球治理的民主化。
　　全球化的世界对中国外交的挑战
　　如今的中国是全球化了的中国。全球化了的中国意味着这个国家有更多的“外资”、更多的非法和合法的国际移民。与世界在资本、资源、甚至劳动力方面更加一体化的中国会变成一个“联合国”。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尽管处在全球化时期，却还不完全适应全球化的世界与中国。“有”外交的开始就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挑战而做出的必要而深远的变革。未来的中国外交，将是作为真正的“全球国家”开展的全球外交。
　　能够对世界秩序施加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国家才是大国。与以往“英美治下的和平”不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并不是“中华治下的和平”，而是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组织等形成一种共同的全球秩序。如果未来的世界局势如此演化，中国目前的“不”外交几乎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需要设计“有”外交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
　　中国外交转型任重道远
　　中国外交转型不仅是对1989年以来的外交的转型，而且是对1949年以来的外交、甚至是对20世纪的中国外交的转型。
　　第一，要集中面对和解决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打铁先要自身硬”。解决问题也要先解决自身的问题。目前中国外交面对着来自周边、日本、美国等外部挑战，但是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原则，即“不”外交和“有”外交之间的关系。甚至国外一些研究中国外交的学者也都看出了这一点。下面这些情况，从一方面看，如同一些外国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中国外交面对的困境，中国外交转型的首要任务应是解决自身的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冲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也正是来自这些看似冲突的原则的并存。笔者预期，这种并存将是未来的中国外交原则的长期情况：
　　1， “不干涉别国内政”和有条件、正当的、合法的、必要的介入的关系。
　　2，“不结盟”政策和需要紧密的、靠得住的盟友、朋友、伙伴、追随者、支持者的关系。中国要不要给别国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安全？中国要不要以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和治理经验影响别国？
　　3，“大国外交”和“不称霸”等的关系。如何形成中国的不同于美国的“非霸权的（超级）大国外交”？在这方面，欧盟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值得借鉴。
　　4，“不带头”和在一系列国际（地区、全球）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关系。“命运共同体”如果不仅仅是“利益共同体”（共同发展），确实是一个指导思想的突破，但是，中国推动的“命运共同体”如何以诸如欧盟或者非盟那样的地区一体化为目标？如何回应所谓“朝贡体系”或者“门罗主义”的批评？如何在许多非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共同安全、共同价值以及外交上的制度安排上取得地区一体化的突破？谁来与中国“共命运”？
　　5，维持既有秩序、不试图另起炉灶，但要求全球治理的改革与重建的关系。要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清楚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是建设性的“修正主义国家”。发起“金砖合作”、“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是中国要增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吗？那么，诸如联合国会费、维和等，中国是否也要增大贡献？
　　6，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独特（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与在提供国际发展援助时附加必要的政治条件的关系。一系列的“走出去”，包括成为世界的“海洋大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改革和外交创新？
　　第二，要塑造新型的、长期的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在21世纪的大转型就是为了形成新型的百年世界和平、世界秩序。这一新型的百年和平不应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或者美欧（“西方”）的联合统治的继续，也非所谓取代西方统治的“中国主导下的和平”，而是一种真正的、包容与开放的、民主的、妥协性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球共同的和平与秩序。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所以，长期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价值。
　　如果G20在未来几年得到进一步巩固，不仅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中心或者主要平台（“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而且是在政治和安全上大国协调的主要场所，那么，G20将成为上述全球和平与全球秩序的化身。
     
     原载《世界知识》，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5/7/7   发布时间：2015/7/6

旧文章ID：4589

作者：王毅  来源：共识网

    ——在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与答记者问

　　时间：2015年6月27日中午

　　地点：辽宁大厦八层A

　　陈旭：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中午好!我非常荣幸主持今天的午餐会，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演讲嘉宾，外交部部长王毅先生。

　　王毅先生1982年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有长期外交工作经验，1989年到1994年在中国驻日本使馆工作，1997年公派到美国乔治敦大学外国学院学习，回国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政策研究室主任。1999年在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2004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日大使开始第二次驻日工作。2007年回国后出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2008年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2013年起任外交部部长。

　　下面有请王毅部长发表演讲。

　　王毅：尊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很高兴能够再次出席世界和平论坛，和平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也是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今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纪念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反对任何美化侵略的言行，努力让战争不在，和平永驻。在这样重要的年份各国有识之士齐聚北京，共议世界和平大计，显得及时和必要。

　　今天上午李副主席在开幕式提出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安全的命运共同体，他的倡议会给各位嘉宾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历来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同时我们也是国际和地区秩序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这次我想围绕这个主题向各位介绍中方的立场。

　　70年前，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当中国际社会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携手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掀开了国际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作为主要的战胜国之一，中国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中国是当时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

　　战后至今70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从未忘记自己承担的国际责任，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地区层面，我们都会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捍卫并完善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国对外政策完全秉承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精神。联合国宪章寄托着国际社会消弥战祸，永葆和平，促进合作的共同理想，确定各国主权平等，内政不容干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武力或使武力相威胁的重要原则，成为指导和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中方秉承宪章的宗旨坚持不懈致力于世界和平安全与合作，我们曾经同印度、缅甸一道共同倡导了体现宪章精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使其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我们始终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动辄付出武力，摒弃强权政治和零和博弈，我们积极践行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努力编织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所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意识到为和平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在安理会这一票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始终发挥着制约战争冲动，抵制强权逻辑的重要作用。

　　第二，中国广泛参与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

　　我们曾经积极推进当年的印度支那的和平进程，发起并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创建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现在又在积极推动伊朗和乌克兰、中东、南苏丹等热点问题的政治对话进程。深入参与反恐禁毒、维护网络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每天都有3000多名维和人员坚守在世界各地。我们迄今派出20批59艘次的舰船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将近6000艘中外船只守护安全。

　　第三，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累计缔结23000多项双边条约与协议，加入400多项多边条约，参加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切实履行应劲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WTO各轮谈判，推动各种双边多边安排，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体制。本月中国又与韩国、澳大利亚正式签署自贸协议。中国对外签署自贸协议达14个，正在商谈还有7个，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四，中国大力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建。

　　我们同美国、俄罗斯、印度、法国、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我们推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发展是和平之机。中国通过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据估算估计30多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贡献进一步增强，高居全球首位。中国增长这台充满活力和动能的经济发动机，正在带动更多的国家加快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和平事业营造更有利的环境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各位朋友，亚太地区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作为亚太大家庭之员中国历来以促进亚太的和平稳定为己任。多年来，我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备和立体化的周边外交政策体系。概括起来讲，就是践行“亲诚惠容”为重要的理念。以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为基本方针。以推进睦邻、安邻、富邻为核心政策，以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有力的保障。以实现亚太各国和平共处合理供应共建伙伴关系，乃至打造亚太命运共同题为长远目标。

　　中国周边外交政策体系，是中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一脉相承。不仅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属性，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地区各国的认同和欢迎。

　　多年来，中国积极增进地区国家的相互理解信任，我们迄今已经同8个周边国家签署睦邻友好条约，我们已准备好同其他有意愿的邻国签署这一条约，从而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政策意愿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同14个邻国中12个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印度已建立探讨解决边界整顿的特别代表机制，同不丹边界谈判进展顺利。不断提高军事国防透明度，发表9部国防白皮书，前不久还发表《中国军事战略专题性白皮书》，积极回应国内外对中国军力发展的各种关切。

　　我们主动与东盟国家探讨建立双边的防务热线等危机管控机制，同日本重启海空联络机制的磋商，与美国正在完善海空相遇的行为准则，相互信任的措施建设不断深入。多年来，中国积极加强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我们同包括亚太国家在内50多个国家具有了100多场次联合军事演练，与27个国家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与东盟国家具有东盟防长会晤，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多边防务交流，我们成功召开亚信峰会，倡导地区国家在维护自身安全时兼顾各方安全关切，探讨形成符合本地区需要为各方普遍接受，同时具有开放、稳定特征的安全合作架构。

　　多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地区热点和平解决，我们坚持不懈为重启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积累和创造条件，是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我们成功举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外长会，支持阿富汗的政治、安全、经济三重过度，并以各方接受的方式斡旋阿富汗国内和平进程，我们运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推动缅甸国内民族和解，促进缅甸自身以及中缅边界的和平稳定。

　　各位朋友，于70年前相比，世界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也在加快演进。一个快速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成为牵动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对外政策备受国际关注，一些对中国的猜测，甚至是误解也难以避免的随之出现。

　　在此我愿告诉各位，中国将始终是国际次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是国际秩序的贡献者而非所谓搭便车者，这一点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变化。

　　我们将继续维护当代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70年前中国直接参与设计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我们当然不会推翻自己亲手建立的成果，也无意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而是会与各国一道真正把它维护好，建设好。当今社会发生的对抗和不公恰恰是由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履行。同时为了顺应世界多局化全球化的发展大势，我们愿意与各国一道为推进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符合国家大家庭，尤其战后成为起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基本方向应该加以支持。

　　一是加强国际关系的多边化而不是单边主义。二是推动国际秩序的法治化而不是丛林法则。三是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不是强权政治。

　　我们将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亚太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先行区，我们不寻求在亚太一家独大，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事结盟，也无意把任何国家排挤出这一地区。而是致力于同各国团结合作，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共互亚太安全新路。对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我们将在遵循历史事实基础上通过国际法和谈判和平解决，一些解决不了应当妥善加以管控。我们将以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好各国根据《国际法》在海上包括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商业自由。履行好作为主要沿岸国应该承担的各项责任与义务。我们将继续拓展亚太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本地区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我们共同需求。我们不能允许难得的发展机遇被打断，不能让那些被渲染，甚至制造出来的紧张，干扰我们的发展。中方将以推进“一带一路”为契机，以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为途径，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支撑全面深化亚太各国在经贸、投资、产业、基础设施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

　　关于一带一路我想多说几句，这一倡议出发点是谋求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秉持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平等互利方式，一带一路首要合作伙伴是亚太各国，首要受益对象也是亚太各国。我们所在的欧亚大陆历史上几经腥风血雨，今天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实现时代追求的和平与合作的梦想。

　　我们将继续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区域合作是大势所趋，而全球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推动APEC、上合组织、10+1、10+3、东亚峰会等各种合作机制协调并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互利互补的亚太区域网络，就以和中国联系最紧密的东亚而言，我们将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与东盟积极推进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ICEP谈判，努力实现2020年建成东亚共同体的愿景。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强调一点，在中国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支持中国，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人类进步史上最激动人心和最壮丽辉煌的历史篇章。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在不断从周边向外延伸和拓展，这其实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必然的历史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首先带给本地区和世界的是合作的机遇，发展的红利，同时一些朋友处于惯性思维也难免担心中国会走过去大国的老路，去挤压别国的发展空间。我想，在此重申，作为国际和地区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世界正能量的增强，我们决心打破所谓国强必霸的历史定位，坚定不移走出一条与各国共同和平发展的新路。

　　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我们愿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就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的目标。习主席这一重要主张，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真正的继承和弘扬，也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潮流，我们希望同各国携手并进，把这条新路走到底，走成功。

　　谢谢大家!

　　陈旭：感谢王毅部长的精采演讲，下面我们进入问答环节，请大家提问。

　　提问1：您刚才提到的人文合作，我想请问王部长，中俄如何可以发展人文的交流和合作？

　　王毅：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够得到顺利的贯彻和执行。中俄两国同样如此。所以中俄两国人民加强交流，越来越多的两国人民成为好朋友，就能为中俄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坚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俄的人文交流，作为中俄关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曾经这几年做了两国人文交流年，从明年到后年还会相继具有两国媒体交流年，媒体代表人民在说话，所以也非常的重要。

　　你让我在介绍一下中俄关系，大家知道中俄是两个最大的邻国，我们历史上的关系也有过曲折，后来充分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我们建立起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如果再加一条，就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

　　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是负面清单，我们还有很长的正面清单，那就是我们两国非常尊重对方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都很支持对方维护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国际社会上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就是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保持高水平运作，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一对对外的战略合作关系，特别是两国元首建立高度的信任，这对确保两国健康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谢谢。

　　(英文提问)

　　提问2：您好，我是来自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我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中美必然成为敌人，中美必然会发生冲突的理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两国领袖，包括您本人在内的外交官有能力使中美关系变得更积极的关系，使两国能够实现和平共处，同时能够使两国在共同反映当中获益，实现双赢。如果有可能性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或者在对华立场中改变两到三件事情，使中美关系积极，您会改变哪两到三件美对华的关系和立场？

　　王毅：我没法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能改变的是后面，伯恩斯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现在依然有重要的影响力。

　　中美关系是每个论坛场合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中美关系是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们两国关系走向不仅影响我们双方，也影响这个世界。最近对于中美关系负面的议论比较多，大家也都很关注，但是最近刚刚在华盛顿成功举办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中美人文交流的高层磋商达成300多项成果，给我们一个惊喜，再次充分表明中美两国无论是在双边、地区还是国际层面上始终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也说明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特别是这次磋商为习主席即将9月份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做了很好铺垫，做了很好的准备，我相信习主席的访美一定是成功的访问，历史性的访问，为今后中美关系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国无意去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但是我们可以制定我们对美的政策，我们提出的方案就是要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新型的大国关系，也就是以不冲突、不对抗为底线，以相互尊重为交往的准则，目标是实现互利、合作和共赢。我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将使中美关系保持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也当然对国际社会是有利，也是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期待的。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的问题，我昨天专门和陆克文先生探讨这个问题。有了真正的战略互信，相互对彼此有一个积极的预期，我想大问题也可以变成小问题。如果相反的话，没有问题也会制造出问题来。

　　美国领导人已经不止一次，包括这次在华盛顿再次强调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的，繁荣的，和在亚太地区不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中国。如果，一定要问我希望对美国提什么要求的话，我希望美方能够把重要的表态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实践当中来，谢谢。

　　提问3：(英文)。

　　我是来自南苏丹，也就是世界上最年轻国家的代表，首先我想借此机会谢谢中国政府，自从南苏丹共和国成立以来到今天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援助，我相信阁下以及在座各位非常了解在苏丹和南苏丹所发生的政治危机，同时，最近我们也看到苏丹的和平进程取得一系列积极的成果，和平进程主要是得益于非盟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也希望在未来积极的势头继续进行下去。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准备在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以及计划等方面做出哪些努力，继续支持南苏丹的和平和稳定。

　　王毅：南苏丹确实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有勤劳的人民，充满着希望，但是非常遗憾很快陷入了内乱，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中方始终支持，能够积极斡旋南苏丹国内的和解，我们也通过不同渠道为此发挥了作用。包括去年我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时还请南苏丹的两派领导人进行商谈，发挥我们的斡旋作用。

　　今年我去苏丹访问时，还专门参加了一次小型多边会议，进一步推进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也取得了很积极的成果。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南苏丹需要尽快的实现你们的和平。

　　南苏丹两派领导人应该真正从你们国家的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握手言和，这是两派领导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方会继续发挥我们作用，同时我们会继续为南苏丹发展，包括为南苏丹人才培训贡献我们的力量，发挥我们的作用，谢谢。

　　提问4：谢谢，我是东京大学的高原明生，我觉得日中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局面，4月份在印尼安倍总理和习近平总理进行第二次首脑会谈，那时候习主席笑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上个月三千个日本人来到北京，日中友好交流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做了很友好的，非常好的讲话，让我们很觉得高兴，而且很兴奋。新的合作局面当中，我们现在都要想办法来巩固新的局面。中国外交部现在准备以什么样的新措施推动中日发展关系，这是我的问题。比如说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和对日本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王毅：中日两国是近邻，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和日本和平相处，发展互利合作，这是中国的既定政策，不会有变化。我倒是觉得从根本上来讲，问题是在于日本能不能够真正接受和欢迎最大的邻国，中国重新的发展和崛起。如果从现实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已经给日本带来非常重要的利益，但是就心态上而言，我认为日本方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中日间很多的问题，从根上来讲与这个问题有关。

　　当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记得我一个日本的老朋友，他曾经跟我这么讲，他说中国的发展很好，中国的发展只是回到了回去历史上中国应有的状态，所以我们日本人完全是应该接受的。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关系迟早会回到一个正常和稳定的发展轨道上。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想日本还有一个如何妥善和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摆在你们的面前。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有其他国家现成的，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也有日本国内不断上升主持公道和正义的声音，关键是看日本领导人做什么样的选择，是继续愿意生活在、停留在历史的阴影当中，继续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还是真正同各国实现和解，尤其是同曾经侵略和伤害过的国家实现和解，共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要处理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拭目以待。也希望日本的有识之士能够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谢谢!

　　提问5：我是清华大学的教师，我有留意到王毅外长每次演讲都有一个主题，两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你提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今天我竭力捕捉你所强调的主体，我抓住“立体化周边外交政策体系”，不知道我抓得对不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可能与今天讨论非常密切的关于南海争端问题，因为今天苏希洛总统也提到了。我的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批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特别是南海政策，作为中国外长你怎么看这种现象，或者是采取怎样的行动把南海打造成为和平之海，发展之海，谢谢。

　　王毅：最后一个问题给中方是公平的，三比一，四个问题。你提的问题实际上也代表了大家的共同的想法，都希望让我来谈一谈目前大家关心的南海的问题。

　　我觉得目前关于南海问题的议论，有一种情绪化的趋势，往往被一时一事的表象所影响甚至被干扰。一些国家的政客热衷于此，我想恐怕他有各种各样政治上的需求，但是今天在座的都是学者。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最最基本的事实，这样有助于大家能够做出一个冷静和客观的判断。

　　首先，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是一个航海大国，所以中国当然是最先发现、使用，而且管辖南沙群岛的国家，所以从传统《国际法》的角度而言，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的立场具有充分的法理和事实依据。

　　第二点，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侵占了南沙群岛，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条约协议依法公开收复了南沙群岛，当时中国和美国是盟友，中国军队是坐着美国的军舰收复南沙群岛的，这一点美国的朋友应该非常的清楚。

　　第三点，直到上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包括南沙沿岸及周边国家，都以公开出版的地图承认或者默认南沙群岛是中国国土，直到之后由于中国国内的原因，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据说南海发现的石油，所以一些国家开始蚕食和侵占中国的岛礁，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最大的受害者。

　　第四点，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南沙的问题。我们始终主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依据《国际法》，包括中国和东盟十国签署的DOC，通过直接当事国的谈判和磋商寻求妥善的解决，这一立场今后也不会改变。

　　第五点，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就开始在侵占中国的岛礁上大兴土木，修建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军事设施，中国只是在最近才开始进行一些必要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改善在岛礁上的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作为大国我们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通过民用设施的建设来发挥它的国际的公益的效能。中国是在自己的岛礁上现在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建设，这和一些国家在侵占中国岛礁上早就开始做建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第六点，中方在南沙群岛上的立场为历届政府所坚持，我们当然也不会改变。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主权的要求，并没有扩大，但也绝不会缩小，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先人和前辈，同时那种蚕食和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现象，也不能在继续下去了。因为，那将是我们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同时有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我们将继续以合情合法的方式来维护好我们在南沙的正当的权益。我们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通过我们的合作维护好南海的和平与稳定，维护好各国根据国际法所享有国际航行、飞越和商业的自由，谢谢各位。

　　陈旭：再次感谢王毅部长精采演讲，感谢各位参与，由于时间关系午餐会到此结束。

　　——结束——

来源时间：2015/7/7   发布时间：2015/6/28

旧文章ID：4586

作者：赵磊  来源：学习时报

    “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的回答就是：关键是要敏锐地发现商机的盈利点，找准“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以务实的经济项目做支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城市和企业依然不知道要卖什么，还在丝绸、茶叶、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或者认为“新三样”(高铁、核电、航天科技)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够、介入性不强。故此，中国城市和企业首先要在“买卖”等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卖什么，主要是因为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此外，我们要摆脱对稀缺性资源的依赖，摆脱“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顽固惯性。例如，一说到东北就卖粮食，一说到内蒙就卖羊肉，一说到新疆就卖能源和棉花，一说到宁夏就卖枸杞，一说到广西就卖水果、橡胶和黄花梨……另一方面，要摆脱各省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惰性。例如新疆举办亚欧博览会，仅新疆企业是难以满足近50个亚欧国家商业需求的;广西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企业也满足不了东盟十国的差异性需求;宁夏举办中阿博览会，22个阿拉伯国家到宁夏发现可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找到市场的盈利点。

　　不要过度抬高某些国家或某些项目。不要让人感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人”。有企业家对笔者讲，中国企业原来到中亚投资，拿一个项目可能只需要10亿美元，现在对方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做的“政治任务”，而本国又属于中国必须争取的“节点国家”，因此开始坐地要价，最后导致我们的企业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竞标一个项目，而且项目本身自然而然会延伸出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在经济上讨价还价是好事，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我们往往是只赔不赚。目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先把标志性项目做好，积极去除“一带一路”过多的政治化色彩，等沿线国家主动来找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提要求、设门槛，沿线国家必然会自愿提供相关项目的落地保障。

　　打造优质和品牌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很多企业“蜂拥”而出，不分企业业绩、能力、口碑、背景等，统统喊着“一带一路”的口号，“攻城略地”，其场面颇为壮观。但是，越火热时越需要冷静，需要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进行识别管理，建立优质企业名单(红榜)和不达标企业名单(黑榜)制度，不好的企业和项目上黑榜，优质的企业和项目上红榜，国家要支持有能力、有品质的企业做大做强海外业务，鼓励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逐步提升能力、树立品牌，并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代表中国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有一些海外项目出了质量问题，不仅影响其他企业的后续项目，连相关基建项目都受到牵连。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项目都和“一带一路”挂钩，出了问题必然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满与排斥。

　　尽快编制与完善“轻资产”名单。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资产”项目：港口、运河、高铁、核电、大坝……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我们再怎么低调，都会被人以高调看待，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战略意图”。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开始分析这些重资产项目了，他们认为这些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做的，而且这些企业几乎都具有军工背景，所以警惕性上升。例如，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尼加拉瓜运河等，总让人感到这些项目背后的动机“不一般”。因此，我们要打造一批能够理直气壮推销的轻资产项目，如现代农业、中国餐饮、民俗文化、中医药等，但前提不是仅卖历史久远、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稀缺资源，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整合与转化能够严丝合缝地对接国际需求，在“必需品”上做文章。美国的三片文化、双H战略，即美国最赚钱的是“薯片、芯片、影片”以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休闲娱乐+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优质教育”，值得我们借鉴。

　　不要忘记和冷落国内市场和需求。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脉络是：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由东部向西部推进。“一带一路”也要服务我国广大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内陆地区一方面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还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有效释放发展潜力和空间，将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常常有人问：“在新疆、西藏建高铁，是三股恐怖势力利用的多，还是我们利用的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命题，而且这种意识的杀伤力绝对不亚于恐怖分子。不能因为有一小撮恐怖分子，就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福利。在西部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激励东部沿海的优质企业和负责任的跨国公司主动到西部去，既把项目和资金带到西部，也把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赏带到西部。

　　避免“一带一路”主体资源的碎片化。要实现国内“四大主体资源”的联动效应。“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没有思路就没有丝路”;第四大主体是媒体，媒体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此外，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整合上述主体资源，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注重“一带一路”的细节问题。细节决定成败，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做得还远不够理想。例如，“一带一路”的英文译法较为混乱，特别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英文缩写。首先“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不应和“战略”挂钩(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而应强调“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那么，问题来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缩写是“BARI”，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因为它已经有特定的指代，即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巴里”。如果把Initiative去掉，缩写变为“BAR”，又容易让人联想到“酒吧”。看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虽然表述准确，但缩写困难。还有一种说法是New Silk Road Initiative，但这同美国的“新丝路战略”很类似，而且极易让人类比成中国的中亚战略或霸权计划。笔者建议，用One Belt One Road(OBOR)，政府用“倡议”，智库或学者不妨就谈OBOR，避免所有的议题都同政府对标，导致很多事物被贴上政治标签，反而对我们不利。在国际关系舞台，很多全球议题被人们熟知，往往不是其全称，而是其缩写，如WTO、FIFA等。今天，“一带一路”有了大名，也要有英文名和小名。“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要做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繁杂、要细致。

　　不要过度放大“一带一路”的风险。从2013年9月至今，同“一带一路”搭配最多的词汇可能是“风险”，但诸多的风险分析基本上是泛泛而谈，而且仅仅讲风险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具体落地的可操作性建议。其实，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把产能合作的基本内涵讲清楚。“一带一路”上的产能合作要从“三个一”入手。具体来说：“一个前提”是中国在诸多领域拥有先进的富余产能，如钢铁、水泥、铝、平板玻璃等。“一个条件”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铁路、公路、核电、电力等领域有竞争优势。上述富余产能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一个路径”是在沿线国家就地取材，并建立相关园区，一方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中国富余产能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实现合作工业化和共同现代化。当然，产能合作的升级版是基于平等与需求层面的产业合作。毕竟同产能相关的词汇往往是“过剩”“富余”，这些词汇首先不准确，是相对的，同时也容易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错觉。

　　把“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首先，中国希望自身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赢得尊重，不希望国际社会把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仅仅看作是“会走路的钱包”。其次，要强调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现代化、信息化的负效应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内心的孤独和空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暴力、自杀等极端事件依然是社会顽疾。故此，以“向善关怀”“正心修身”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许能够对此做出独特的贡献。“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文明互鉴解决相关国家的治理失败问题，解决深层次的国际冲突问题。再次，从本质上说，“一带一路”也是文化交流与人心亲近的项目，要让国际社会既“喜欢中国做什么”，也“喜欢中国是什么”。

　　总之，“一带一路”，需要我们一路行、一路思，唯有找准关键点，才能攻坚克难。

来源时间：2015/7/7   发布时间：2015/6/29

旧文章ID：4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