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共识网

　　为期两天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结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中美双方达成了100多项协议，在促进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双边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对话开幕当天的演讲中提到，中美两国应携手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再加上南海问题上中美的互相理解，使最近的紧张氛围大大缓和，中美关系似乎再次回到了良性运作的轨道上。我们也有理由乐观期待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的国事访问能取得更大成绩。

　　尽管两国关系已发射出诸多的积极信号，但仍然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问题，即在战略安全层面上，中美两国在亚洲到底能不能和谐共处?如果能，需要什么条件?如果不能，又是什么横亘其中，该如何移除这些阻碍?

　　澳大利亚著名学者休·怀特称，中美之间要达成和谐共处，关键在于美国要在亚洲做出实质性让步，给予中国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言权。怀特教授认为，美国需要让步，因为其综合实力相对于中国综合实力正在下降。这种下降让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有心无力，无法达成美国阻止中国在亚洲战略影响力上升的战略目的。

　　作为著名的战略学者，怀特教授的意见应该得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但是综合美国目前的主流声音，怀特教授的建议也许是良方，但未免过于苦口，能否被采纳仍然存疑。在美国，主流战略思想和主流舆论即便没有把中国视为战略敌人，也仍然倾向把中国看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对手。这种观点和美国内部两个错误认知有关。

　　第一个错误认知是夸大了美国的战略力量而轻视了中国的力量。

　　客观地说，美国的综合实力现在仍远高于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20-30年里或许仍有可能保持一定优势。但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不可忽视，可能会在10年后赶上美国;然而中国在军事、科技以及软实力方面，赶超美国仍须努力。在这一点上，两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应该是有共识的。

　　但是美国国内的这种认识又有局限性。综合实力的对比并不一定与两国在亚洲的实力成正比。鉴于美国是一个全球强国，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必须分布在全球，包括热点地区中东。但如果我们只对比中国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经济影响力等指标，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就小很多。

　　随着中国实力的继续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军事投入和经济影响力超过美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问题是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比各自的影响力，那么无疑是美国占上风的;但如果竞争回到亚洲地区，那么结果很有可能是中国占上风。

　　第二个错误认知是低估了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决心。

　　美国有不少战略学家认为，只要美国给中国施加足够的战略压力，中国就会在亚洲收缩，放弃与美国的竞争。这样的认识尤其错误。

　　首先，美国这种所谓的战略遏制，其成功的前提是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及影响力并非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很明显这个前提是个伪命题。其次，与中国相反，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影响力恰恰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因此毋庸置疑，中国会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对保护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则会疑虑重重。如果说亚洲对于中国好比是心脏，那对于美国就是手臂;人可以舍去手臂，但是不能失去心脏，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说，中美两国在亚洲和谐共处不是不可能。

　　遗憾的是，目前美国战略学家们和政界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决心，从而形成了一些错误认知。如果这些认知不能够被及时纠正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决策，增加中美两国在亚洲的紧张气氛，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

　　因此，如何向美国准确地传达我们的战略信号是中国政界和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的学者应该多花功夫去了解美国人的战略思维定势，通过交流纠正他们的盲点和偏见;同时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制定、实施上也要灵活机动，既表达我们的决心，也表达我们的实力，以避免美方误判。

来源时间：2015/7/6   发布时间：2015/7/6

旧文章ID：4619

作者：Charles King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Charles King在刚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2015年7/8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国际问题研究的衰落》(《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文章，其副标题是“为什么盲目飞行是危险的”(Why Flying Blind Is Dangerous)。文章批评美国联邦政府削减研究项目资金、轻视区域国别研究、轻视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研究、过分重视与安全紧密相关的问题，这些都将瓦解美国过去在国际事务中的经验。

　　中国正兴起一股区域国别研究的热潮。这篇文章谈到的学术与政策的关系、区域研究的真正价值等观点，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思考。澎湃新闻特摘编其主要观点如下：

　　201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叫停了俄罗斯和前苏联高级语言与文化训练资助项目。这一由国会拨款、创立于1983年的“第八条”(Title VIII)项目曾经资助了几代学术专家、智囊和美国政府本身，却因为财政告急而不得不遭到“被砍”命运。就在一个月之后，乌克兰亲欧盟革命爆发，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美俄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

　　俄罗斯研究联邦项目被砍，为纳税人仅仅节约了330万美元，相当于两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广泛趋势：美国对国际事务教育和研究的长期投入开始缩减。

　　在美国大学和学者的一片反对声中，“第八条”今年早期“复活”，但是经费不到之前的一半，未来命运也不得而知。考虑到美国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显然不是削减政府对地区教育支持的最好时机。

　　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这个国家真正拥有无可匹敌的霸权地位之处，在于其对其他国家内部情况的了如指掌，包括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历史和政治体系、经济和人口状况。通过如“第八条”这样的项目，美国政府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共同体——处处是擅长外语、对历史敏感以及能深入了解外国社会，充满了认知渴望的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政策制定者学会了倾听他们，有时，他们甚至自身成为了政策制定者。

　　具有许多伟大创新之处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环境曾是让这些知识欣欣向荣的原因：不受限制的调查、严格的同行审议、研究发现的价值并不仅仅存在于其立时可显的作用，以及原创研究和创新教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但是一切都在改变。国家的考虑重点发生了变化，对全球化效应出现了误读，学术界也不再热衷于了解真实地区的真实故事，这些都削弱了美国知识资本的关键因素。

　　教育机构不再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在全球自如活动的人。政府机构也因此缩减了全面性支持，把重点仅置于同美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领域，甚至是在此领域内局限性更强的研究。更糟糕的是，学术界也陷入了同样的“文化战争”。这些都将蚕食优秀国际关系教育所应当致力于完成的任务：对自身之外的人、行为和想法的理解。

　　美国并不总是拥有国际化的传统，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化才成为国家的优先考虑。依据1958年《国家防务教育法案》(该法案)和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第六条(Title VI)，联邦政府为区域研究和高级语言训练提供了特殊资金(正是苏联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刺激了该法案的出台)。国会在美国主要大学中创建了国家资源中心(NRC)以培训下一代专家。被称为“第六条”的资助项目成为未来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实际区域问题专家的摇篮。这些投资绝不是没有回报，美国大学培养出了一批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全球意识的人才，区域研究学院在美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不错，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可以在网上同开罗的年轻人一起玩电子游戏、同圣彼得堡的朋友在线聊天，下载北京朋克乐队的音乐，但是消费世界不等同于理解世界。

　　2009年至2013年间，在美国大学中选修外语课程的人数减少了6.7%，绝大多数语言项目都有两位数以上的损失，甚至连美国学生最青睐的西班牙语也遭受了自1958年以来的第一次下滑。与此同时，威廉玛丽学院发布的一项年度调查表明，30%的国际关系学者说他们的工作语言仅限于英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很少或是从未引用非英语资料(但是40%把汉语列为学生除英语之外应掌握的最有价值语言)。

　　这一问题的部分在于教授。学术界有一项铁律：所有的学科都会厌倦自己。英文系教授抛弃了小说转向文学理论，经济学家嫉妒数学家，而政治学家则放弃了权力和治理的两难——那些曾困扰着亚里士多德、马克思·韦伯、汉斯·摩根索等一众思想家的问题——投入自然科学的怀抱，大多数学者都在对一系列细微问题做出种种谨慎假想。研究课题几乎完全来自于过去某些学术讨论未曾提及的部分，研究生则早早被教导必须“在文献中填上一个坑”，至于为什么这个坑值得填上，这是将来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没有人教会年轻博士在同行面前使用必要的术语之后，如何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向更广大听众做出解释。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金钱和党派政治。在这个充斥着英语的网络链接世界中，投资者已经不再愿意支持那些被政治学家Richard Fenno称为“浸润和探寻”式的工作，包括学习困难的语言，在不熟悉的社区中生活，努力搞懂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基金会受到时髦语言和社会创业的影响，只想要可付诸实践、可衡量影响的项目。但是从短期而言，投资那些较难获得的技巧不可能实现上述两者。

　　与此同时，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全球事务研究的资助也受到了攻击。管理NSF的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希望所有NSF资助的项目都通过所谓的“相关性测试”，以确保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同国家利益有关”。最近，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委员会主席Lamar Smith发表了一篇社论，攻击NSF资助的一系列项目，包括新西兰环境历史、土耳其女性和伊斯兰教和印度本地政治。“不如研究下美国?”他写道，“联邦研究机构有义务向美国纳税人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钱被用在大学教授的免费国外旅游上。”

　　但是，广泛意义上支持国家利益的研究和直接提高国家安全的研究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比如，开发阿拉伯语和汉语教学新技能或是研究欧盟监管政策是前者，但并不一定是后者。当学者需要研究资金而政府却希望获得可行性分析时，“国家安全”这个术语可能超越了任何合理的定义。

　　但是一切依然可以改变。对外语学习、文化浸润、高层次的探索进行经济资助可以是联邦的重点。研究和教学可以不是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国会议员也可以将他们的时间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而不是在NSF的档案中挖掘艰深研究课题变成公众笑柄。

　　与此同时，大学也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评论学者和研究生的标准不应该是他们多成功地适应学术主流，而是他们想要有多少原创精神，与世界产生怎样深厚的连接。奖学金也不应该仅仅与狭窄的国家安全有关。如果一个人并不对服务公众有任何兴趣或承诺，他为什么要选择国际事务这条职业道路?因为这本身就起源于对人类、文化和政治多元性的追求。而国际关系的教育和研究也是国内生活的一部分。民主社会依赖于独立于政府的有识之士，包括大学、智囊团、博物馆和研究机构。这些是吸引被研究者前来的磁石。

　　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可以是无比宝贵的资产，但是它们需要有足够资金支持，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需要与残酷的国家安全保持一定距离。它们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让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更万能，而是限制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事情要比想象得更加复杂，如何预见超出计划的后果，以及如何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同历史与文化所显现的现实主义理解相结合。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世界被美国对于其它国家的认识所塑造，从它们的过去到现在，从它们的迷思到世界观。在这种认识中，带有共鸣的好奇心必不可少。维持这种能力不仅仅能让一个伟大国家更安全地走进未来，更是一个开放、好学和批判社会的关键所在。

    (李鸣燕 编译)

来源时间：2015/7/6   发布时间：2015/7/5

旧文章ID：4573

作者：鲍盛刚  来源：共识网

    无论是个人行为选择，公共集体行为选择，还是国家行为选择，基础都是理性预期，都是基于成本最小化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可以说这是决定人类行为与相互关系的万有引力定律。目前，中美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加剧，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在经济结构上又存在巨大的互补性，中国既是美国的威胁，但又是美国的机遇。如今美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推进再工业化，因为唯有如此美国才能走出经济低迷，才能提升就业，增加政府财税收入。而要再工业化，关键在于由谁来投资?生产什么?向谁出口?环顾世界，显然目前唯有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做到这一点。如果讲过去30年是中国制造，美国消费，那么目前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主要是再工业化，从消费主导转向生产主导，从进口转向出口，因为唯有如此美国经济才能复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好相反从加工出口转向消费主导，而且由于收入提升中国进口需求将增加，由于资本过剩，对外投资需求将加大，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经济将依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并且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如果美国能够识时务抓住这一机会，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复兴，也有利于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局势的改善。

　　过去30年，中美关系是建立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一模式与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不久将超越美国。

　　但是，目前中美关系的这一理性预期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一，是由于美国已经没有钱继续购买中国的产品，除非中国继续借钱给美国花。二，是美国认为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所以美国要再工业化，要自己生产，还要自己出口赚外汇以便还债。三，是美国还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规则，将中国排挤出去，不想跟中国再玩了，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在军事上遏制中国，搞什么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由此中国加工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难以为继，不得不改变为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对全球进口需求日益扩大。同时随着中国国内资本投资过剩，中国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而这事实上反过来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全球资本显然已经再一次嗅到了中国机会，其中自然也包括美国资本。中国人的购买力不断攀升，这对美国的经济是大好消息。中国经济更强，就意味着其企业和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体更加壮大，也意味着美国出口的新买家更多。美国要再工业化，要扩大出口自然最关键的是要寻找买家，而中国现在摇身一变显然已经成为全球的最大买家。再有美国要再工业化自然需要投资，所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不久前表示：“国家之间最持久的经济关系是直接投资，而非贸易或债券投资。”虽然中国的对美直接投资远不及其国际投资的其他部分，但正在不断增加。2013年，中资企业花费140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或在美设立分支。单是2014年头3个月，中国人就在美国花掉了这个数目的约一半。华盛顿的决策者担心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在美国的州、城市和地方商会，领导者们正竭力吸引能创造良好就业的中国企业。

　　中国如今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世界经济正在迎来第二次中国机会。如果美国明智，让中国投资进来，那么随着中国继续发展，美国也将变得更加富有。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的粗略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可能超过20万亿美元。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约占GDP的5%，若该比例届时继续上升至合理的10%，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目前美国仅吸收约2%的中国对外投资，若该比例上升至15%，那届时美国将吸收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将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将有百万美国人被中资企业所雇用。当今世界是一个国与国不断相互依赖的世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无疑美国的问题在于其挥不去的冷战思维，在于将国与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化，这不仅损人也不利己。如果美国不能改变其思维，识时务，必然将失去中国第二次机会，失去自身经济复兴的机会，而且在经济不断全球化的大潮中陷入闭关自守，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

来源时间：2015/7/6   发布时间：20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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