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春岭  来源：共识网-《中国国防报》2015年6月30日

    6月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在华盛顿落下帷幕，此次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中美两国紧急围绕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加强亚太区域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挑战、建设性管控分歧等问题展开讨论，对话内容涵盖了军事、反恐、海洋、太空、网络、地区安全合作等多个“敏感”领域，深度和广度较以往有所增强。两国全方位推动安全、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对话成果数目之多创历年之最。从2009年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经济对话并轨至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中美双边交流与合作的“核心机制”，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一次次开诚布公的对话和多领域务实审慎的合作——增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夯实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引领着中美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窠臼，朝着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不断迈进。

　　双边对话机制的“主平台”

　　中美建交至今，两国已形成了9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这些机制都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引领了中美关系的发展。1983-1984年，中美两国防长实现互访，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奠定了中美军事交流的基本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先后成立，被誉为拉动中美经济合作的“三驾马车”。克林顿时期，中美重启了军事交流，建立了部长级和副部长级防务磋商。在首脑外交的带动下，两国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开启了首脑热线和外交部副部长级政治磋商。2000年后，中美在法律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拓展，两国成立了中美执法合作联合工作小组、中美元首法制计划、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谈判等三项合作机制，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9.11事件之后，两国建立了中美跨机构反恐磋商机制，两国在反恐情报领域的非正式合作也顺利展开。2005年，中美进行了防扩散与反恐的联合磋商，中美合作有了新的引擎，在能源、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机制不断细化，两国之间的战略对话也日益频繁，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

　　2009年，中美元首在多边场合会晤，一致同意将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轨，并轨后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级别由部长级升格为副国级，覆盖领域更广，成为中美间多个对话机制整合的重要举措，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战略与经济对话，历次对话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缓和中美关系氛围、增进两国相互理解的重要平台。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设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美两国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低政治领域合作与对话的不足。十八大以来，中美关系对于国际政治的外溢效应愈发明显。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先后设立了中美在亚太、中东、非洲事务上的磋商机制，使第三方因素成为中美合作的“正能量”。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引领下，中美军事交流蓬勃开展，在打击海盗、海上联合搜救等领域紧密协作，各类危机管控机制陆续出台，中美军事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一大亮点。2013年，两国设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元首特别热线，讨论海洋法和极地事务。两国在新能源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对话更是为其他国家做出了大国的表率和示范。2014年，人文交流机制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并轨运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内涵进一步丰富，成为中美年度“一揽子”对话合作机制，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统合之下，90多个双边机制运行更加顺畅高效。一方面，中美各个领域的双边对话与合作成果借助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平台“集体亮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中美年度“盛会”的成果清单，产生了“集合效应”，影响力更强、对中美关系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另一方面，这个清单也被视作过去一年中美合作的“成绩单”，是对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对比过去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清单，我们不难发现，中美关系自2009年以来，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增多，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稳步提升，中美全方位对话与交流的基本框架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推动中美关系更加均衡、稳定发展。

　　中美战略对抗的“缓冲器”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各异、国家利益有别，中美关系有着特殊性和复杂性。虽然两国关系受政治冲击较大，在台湾等问题上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但纵观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可以用“斗而不破、螺旋上升”来形容，两国既竞争又合作，合作一直是主流。冷战时代，两国拥有共同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冷战后，两国依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相互依存做支撑，9.11时间之后，两国拥有了反恐与经贸的双引擎。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分别是这两大战略引擎的产物。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美国政府和民众信心下降，整体处于“战略焦虑”状态，其智库媒体借机炒作“美国衰落”、夸大“中国威胁”，为中美关系营造了消极的国内政治环境。而中美两国的政策调整则使双方的竞争性凸显出来。一方面，中国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打造新型自贸区，资本加速走出去，对外资的审查日益严格;而美国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计划”，希望通过设计和主导新型贸易规则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减弱、竞争心增强。另一方面，美国调整了反恐政策，高调重返亚太，强化亚太盟友体系，增强在亚太军事存在，借南海和东海问题对中国频繁施压，以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对中国的周边安全和睦邻外交带来了新挑战。而中国则借助“一路一带”和“亚投行”重新谋划和布局“大周边”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方面态度更加坚决。在国际热点、难点频发的当今世界，中美在具体问题上利益不尽相同，外交风格也存在差异，因而立场有别，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冲突也开始显现，第三方因素不断给中美关系发展制造障碍。习惯了中国“韬光养晦”的山姆大叔并不适应中国外交朝向积极有为转变，仍旧按照传统的霸权思维来看待和处理问题，认为中国要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改变现行的国际规则，中美战略互疑问题不断凸显。近期，以白邦瑞新著《百年马拉松》为代表的新版“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战略界流行，并有意利用新一轮大选周期制造对华政策大辩论，在美国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力挺日本与中国对抗的大背景下，关于中美有可能在亚太擦枪走火、引发全球性的“新冷战”的担忧也开始频繁见诸美国报端，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发生战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开始大行其道，中美陷入战略对抗的风险若隐若现，这些都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美关系“山雨欲来”的大背景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被两国政府和民众赋予了更多的期许和使命，而该机制也确实发挥了两国关系“稳定器”的作用。2009年到2010年，中美关系由奥巴马上台初期的高开高走急转直下，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奥巴马见达赖、公然插手南海问题，一系列事件使中美关系步入“寒冬”，2011年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安全对话对扭转这一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此轮对话上，中美两军高层首次参与对话，双方就军事安全、网络安全、海洋与太空安全等敏感议题广泛对话，决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有效地缓解了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国的战略互信，使中美关系重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2014年，围绕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企业的南海钻探作业、网络安全等问题，中美隔空交锋，战略对抗的态势加剧，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年继续高质量运行，战略、经济、人文三轨齐头并进，中美军事交流亮点频现，300多项合作成果令人鼓舞，西方媒体对此评论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再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它不仅是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的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成熟的国际关系机制。”今年上半年，围绕着太空、南海岛礁建设、《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中美激烈博弈，两国关系发展再次陷入波折，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战略与安全领域的120多项成果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两国的紧张氛围，为进一步拓展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铺垫，为习主席9月访美奠定了基础。

　　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如何处理好新形势下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时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用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率先给出了答案。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到中南海瀛台会晤，中美两国领导人就两国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共识，正积极付诸实践。的确，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巨型国家”、两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有核国家、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都承受不起战略对抗的巨大代价，而经历了冷战悲剧的世界各国也不愿看到中美冲突和对抗再次把世界拖入零和博弈的深渊。在这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里，两国都需要新的视角和思维来重新定位和塑造中美关系，中美需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上，知道中美良性竞合、和平共处之道，需要以“求同存异、互利共赢”为原则，坚持以合作为导向处理两国关系，用合作淡化分歧，需要以功能性议题为抓手，以功能性合作伙伴为起点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利益共同体”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将持续发挥独特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的功能性议题合作提供了持续、高效的平台，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以此次对话为例，两天的对话，中美在战略、经济和人文领域分别取得了127项、70多项、129项具体成果，这意味着在300多项具体的功能性议题上，中美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合作正如无声的细雨，滋润着中美关系的土壤，润滑着中美关系的氛围，培育着中美友好的种子。正如汪洋副总理所说：“这些具体的合作就如细小的种子，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随着它们不断地发芽、生长，终有一天它们汇聚成为共赢的草原。”

　　其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自上而下”、稳定地推动两国沟通与合作，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机制保障。与民间交往、地方交往相比，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具有权威性，直接体现了两国合作的政治意愿。它不仅“自上而下”地指导中美务实合作，还是中美两国高层进行“相互对表”的绝佳机遇。由于体制机制不同、决策程序不同，中美两国在理解对方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时，误解和误判风险相对较大。定期的、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虽然免不了分歧和争议，但能使双方都更清晰地感知彼此的诉求和兴趣点，明晰对方的“红线”，增大了合作的机会，降低了相互触碰底线的概率。

　　再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涵不断扩展，奠定了中美全方位合作的基本框架，这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基本路径。纵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最初的反恐、经贸双引擎到今天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能源、地区合作、全球治理等领域“多点开花”、全面推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涵和范围不断扩充，不断有新的机制被纳入该框架内或由该框架衍生出来，该机制正逐渐发展成为中美各领域全面交流与合作的“一揽子”框架，并架起了半官方、民间交流机制与首脑外交机制的桥梁，未来有望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行动中枢”。

　　最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稳步推进，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信心”。2010年左右，中美关系便开始了由“超-强”关系向“守成国-崛起国”关系过渡的艰难转型。中美两国都在适应新角色的历史进程当中。美国刚从危机中恢复，正着力发展经济、意图重振实力地位。中国设定了“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两者的发展目标既无本质冲突，也非“零和关系”。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事实上为中美经济合作“升级”提供了机遇，而当前国际秩序的“失序”也为中美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2009年至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断缓解着两国关系转型所带来的风险和镇痛，不仅使外界看到中美有意愿、也有能力管控双边关系的风险，也使外界看到了一种超越传统的大国对抗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范式正在出现。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历年成果就像一块块“铺路石”，稳定而又坚实地随着时光推移而向前延伸，回望过去的6年的7次对话，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已经在我们脚下!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7/4   发布时间：2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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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喆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平权史上的历史性时刻到来——同性婚姻合法了。

　　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做出裁决：美国各州不能禁止同性婚姻，这就意味着同性婚姻将在全美50个州合法化。　　

    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在判决书中写道：“没有什么结合能比婚姻更加意义深远。人们之所以要求结婚的权利，表明他们不是为了诋毁婚姻，而是想通过婚姻的纽带，过好他们的生活，珍重配偶间的回忆。”

　　在美高院做出上述裁决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时间在推特上表示：同性婚姻裁定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　　

    美高院此项裁决与当前美国民意相符，就在此前的一项民调中显示，60%的美国人认同同性婚姻，然而这项民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就在10年前，相同问卷的民调结果，当时全美民众赞同同性婚姻的人口比例只有37%。

　　是什么让美国高院及民意发生如此逆转?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或许正在急速“左转”。

　　时间回到10年前，当时美国SHOWTIME频道播出的《同志亦凡人》(Queer as folk)播到了最终的第五季，这部21世纪划时代意义的美剧，以其对美国“同志”问题深入讨论著称，然而在其完结集中，却流露出一种无奈与悲哀，尤其是剧中那对拉拉Lindsay和Melanie移民加拿大那段来得极为点题，因为她俩感觉，保守主义思想盛行的美国，无法赋予同性恋者相同与异性恋者一样的保障，她们只能“北上”，寻求一个作为人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

　　那一年，执政者是小布什总统，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人应该尊重同性恋者，但我不同意同性恋者结婚，因为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事。”

　　何谓婚姻，何谓现代婚姻，在保守派共和党人的裹挟下，美国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始终慢着欧洲好几拍。

　　美国同志平权从一开始便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

　　美国是以“政教分离”作为立国原则的，然而吊诡的是，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美国法庭多年来援引的是《圣经》而非美国《宪法》。在介绍下述案例之前，需要特别指出，美国公民的婚姻事务交由各州政府自行管理。

　　目前，美国法学界公认，第一宗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例是“Baker v. Nelson案”：1971年，明尼苏达州的一对男同性恋者贝克尔(Richard John Baker)和麦克康纳尔(James Michael McConnell)因要求被告纳尔逊(Nelson)颁发结婚证遭到拒绝，起诉至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原告认为，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同性结婚，所以关于婚姻成立的立法目的中应当包括同性婚姻;如果该州的婚姻法只被解释为适用异性婚姻，将会违背联邦宪法。法院的回答是：“自从有了书面记载之时，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历来就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且包含着在家庭中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内容。”法院依靠《圣经》否认了原告的这一请求。此外，法院驳回了原告有关法律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主张，“我们从未发现美国最高法院的任何判决曾经支持过此类主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了一场风卷云涌的民权运动——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性自由等纷纷融入期间，而随着1969年“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的爆发，美国同性恋者反歧视、争取平权的种种努力，也汇聚到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洪流中，“Baker v. Nelson案”只是一个发端，但它表明了美国同性恋者追求平权的一条主要路径，即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作为运动方向，从1970年代至1990年代初，先后还发生了“Jones v. Hallahan案”、“Adams v. Howerton案”、“Dean v. District of Columbia案”等，但美国各级法院均对同性婚姻给予了否定裁决，其做出的理由十分简单，一般都以《圣经》以及“历史上尚无此类判例”就做出判决。法院通常认为婚姻仅限于异性之间，同性之间不可能产生婚姻关系。

　　自1987年起，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就着手致力于消除禁止同性恋者结婚的法律障碍。1989年，旧金山律师协会签署了支持同性婚姻的声明。此时美国各地的法院，不再单纯地以传统婚姻的定义来否决同性婚姻，而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例如，在1989年纽约州的“Braschi v.Stahl Associates案”中，法院认为纽约州的法律允许相互做出承诺的同性伴侣享有继承权，该州的法律赋予与死者生前共同居住并有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以继承权;同性伴侣的结合可以被理解为“家庭”，如果同性伴侣一方死亡，另一方享有继承权。

　　历史意义的“Baehr v. Lewin/Miike/Anderson案”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在夏威夷的系列案件，拉开了美国法律史上关于同性婚问题集中讨论的序幕。这其中最著名的即“Baehr v. Lewin案”，后来变为“Baehr v.Miike案”和“Baehr v.Anderson案”。

　　1990年12月17日，夏威夷州檀香山市的居民，女同性伴侣巴赫尔(Ninia Baehr)和丹赛尔(Genora Dancel)，男同性伴侣罗德里格斯(Tammy Rodrigues)和普列吉尔(Antoinette Pregil)，梅里罗(Joseph Melillo)和拉贡(Pat Lagon)，分别向夏威夷州的卫生部提出结婚申请，均遭拒绝。他们于1991年5月，以卫生部为被告向该州巡回法院提起共同诉讼，开始了“Baehr v.Lewin案”的漫长诉讼。当时的州卫生部长雷文(John Lewin)参加了诉讼，他的后任分别为米克(Miike)和安德森(Anderson)，案件也相应地变为“Baehr v.Miike案”和“Baehr v.Anderson案”。

　　原告声称，根据夏威夷州的一项司法宣言，这种因婚姻申请人为同性而适用夏威夷修正法(HRS)第572-1条来拒绝其申请结婚证的做法是违宪的，因为这违反了夏威夷州平等权修正案(ERA)中禁止以性别为由的歧视的规定，并且限制、剥夺了他们根据州婚姻法所应享有的178种法律利益。1991年9月3日法院举行了听证会，并于10月1日作出了不利于原告的判决。

　　原告于当年10月17日向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指出，HRS572—1就表面适用来看，是以申请人的性别为基础来规定他们是否可以结婚并享有相应的权益;根据州宪法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就平等保护的目的而言，性别的确是种“可疑的分类”。所以，HRS 572—1应该通过“严格审查”标准来检验其合宪性。被上诉人必须证明，除非HRS572—1是为了保障“必须的州利益”，并且该法的制定没有不当地缩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否则它就是违宪的。1993年5月5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巡回法院的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该案于1996年8月1日和9月10日审理。在此期间，米克于1996年4月23日担任夏威夷卫生部长。“Baehr v.Lewin案”相应地变为“Baehr v.Miike案”。

　　1996年9月10日，檀香山巡回法院法官凯文·张(Kevin Chang)审理此案，被告主要是从同性婚姻、同性家庭不利于儿童成长，也不利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论证禁止同性婚是符合“州的必须利益”。被告在9月6日的答辩中称：“夏威夷州在促进儿童的最佳成长方面享有必须利益……州的立场是，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但对子女来说，被其父母中的任何一方抚养，或者至少是被已婚的男女两性抚养，是最有利的……婚姻法进一步巩固了此种必须利益，使公共利益不因同性婚姻经州批准而受到合理的、可预见的影响。”双方当事人均使用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专家意见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于是，这场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的中心议题就变成：儿童在同性伴侣家庭中成长是否会受到不良影响，以此来判断禁止同性结婚的法律是否符合“州的必须利益。”

　　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和大量科学证据，最终法院认可了下述基本事实：

　　第一，就子女成长角度来看，①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培养，特别是监护的质量和“悉心的照料”，是决定子女快乐、健康地成长、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的最重要因素。② 父母的性倾向本身不能成为判断其能否担当父母资格的标准，也不会阻碍他们成为良好的、有爱心的、成功的父母，更不会影响孩子的适应性和成长过程。③同性恋父母和同性恋伴侣有潜力抚养快乐、健康和有良好适应性的子女。如果他们能够悉心照顾子女，那么可以允许其收养儿童。他们不但可以为子女的成长提供有益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家庭环境，也可以和异性恋父母一样胜任父母的角色。④家庭结构是呈现多元化的。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儿童可以被他们的生身父母、单身父母、继父母、祖父母、养父母、同性恋父母和同性恋伴侣所抚养。⑤虽然在同性恋家庭中生活的子女，由于他们非传统的家庭结构，会面临一些压力和问题，但根据法庭所掌握的科学证据、研究和临床实践等资料表明，这些子女可以按照通常的方式适应社会并顺利成长。

　　第二，就婚姻的原因来看，夏威夷州和其他地区人们申请结婚主要基于下述理由，但也不局限于以下理由：①生育抚养子女; ②实现关系的稳定和相互承诺;③个人亲密关系;④一夫一妻制;⑤建立永久关系;⑥实现个人价值;⑦得到社会承认;⑧为了取得法律和经济的保护、利益和义务。这些理由，同样适用于想要结婚的同性恋者。

　　第三，就被告的举证来看，①被告未能充分证明同性婚姻对夏威夷州公共利益的不良影响：②被告未能充分证明传统婚姻制度的法律意义，为什么需要把传统婚姻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结构加以保护，以及同性婚姻会对传统婚姻、社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③最关键的是，被告未能说明允许同性婚姻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理由，以及州最高法院对此案的二审结论，巡回法院张法官于1996年12月3日，就该案作出判决：①HRS 572—1中以性别为基础的分类，违反了夏威夷宪法中关于平等保护的规定，拒绝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是一种性别歧视;②被告米克及其代理人，不得仅仅由于婚姻申请者是同性就拒绝其结婚证的申请。最后，法官将此案移交至夏威夷州最高法院来执行。

　　这份判决是美国婚姻法领域内关于性别平等待遇的重大突破，判决明确表明，同性伴侣根据夏威夷州宪法享有缔结婚姻的正当权利，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夏威夷州的《互惠法》与联邦政府的《婚姻捍卫法》

　　在张法官对“Baehr v. Lewin/Miike/Anderson案”做出裁定的第二年春，夏威夷立法者采纳了一部“有关婚姻的宪法修正案”。该法案第一条规定：“本法的目的在于建议对夏威夷宪法第一条进行修改，以明确立法机关有权将婚姻限制在异性之间。立法机关发现，维系于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是特有的社会制度，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这对于整个州、国家和社会具有根本的、无比的重要性。立法机关进一步发现，州是否应当向同性伴侣签发结婚证属于根本政策问题，应当由民众中的代表来决定。因此，设计这种宪法方案是为了确认立法机关有权将婚姻保留在异性之间，同时给那些要求婚姻法变革的人留有余地，他们的要求将从平等保护的基础上予以考虑。”1997年4月29日，该《宪法修正案》在立法机关通过，它明确声称：“立法机关应当有权力将婚姻保留在异性之间。”

　　夏威夷州立法者还制定了《互惠法》，该法自1997年7月1日生效。《互惠法》第二条规定：“立法机关发现夏威夷公众选择保留作为独特社会制度的婚姻，即婚姻是男女两性相互承诺的结合。立法机关还发现，基于婚姻的独特性，并且借助于经常以此为基础的法律，婚姻可以为人们提供通向多样的权利和利益的途径。……目前基于婚姻可享受的某些特定权利和利益，也应当由那些禁止结婚的伴侣所享受。”《互惠法》第五条还规定了对互惠关系当事人的要求：主体必须年满 18岁;任何一方不得已婚或已与他方缔结互惠关系;双方均是法律禁止结婚的主体(此规定防止了某些可以结婚的人选择登记互惠关系)：双方均自主地作出了缔结互惠关系的意思表示，无暴力、胁迫和欺诈;双方均需签署缔结互惠关系的声明。只要当事人符合了上述规定，都可以登记为互惠关系。《互惠法》第七条还规定了任何一方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地终止此种互惠关系。

　　可以说，对于同性婚姻夏威夷州立法机关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州宪法修正案》巩固传统婚姻，另一方面通过《互惠法》，把各种“配偶间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到“互惠关系”范围内，其中包括与健康保险、医院探病、健康照顾决策、保险、继承、死亡利益等方面的权利义务。

　　1996年9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婚姻捍卫法》(DOMA)。该法将婚姻定义为异性之间的结合，因为联邦的税收、退休金和其他利益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强迫各州基于美国宪法“诚信条款”的要求而承认同性婚。《婚姻捍卫法》第三条A项规定：“在认定国会法案、或任何判决、规定，或对于美国各行政机构政策的解释的含义时，‘婚姻’这一术语仅指男女两性作为夫妻的合法结合，‘配偶’仅指身为异性的夫妻。”该法第二条A项规定：“任何州、辖区、美国的领地或印第安部落都没有义务认可任何将同性间的结合视为婚姻的州、辖区、领地、或部落的公共法令、档案记录、或司法程序的效力，以及由此种关系而主张的任何权利或要求的效力。”显然，《婚姻捍卫法》不承认同性婚姻，其要捍卫传统上的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

　　《婚姻捍卫法》被裁违宪，同性婚姻呼之欲出

　　2013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法官意见表决后裁定，禁止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联邦婚姻保护法》违宪，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享受同等联邦福利。同时裁决加州的8号提案的辩护方无权辩护并驳回，为加州同性婚姻合法化打开大门。美国最高法院的此项裁决被认为是美国同志平权运动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2014年10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不听取有关同性婚姻禁令的上诉，为更多州允许同性婚姻扫清障碍。

　　美国最高法院的做法给在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犹他州、维吉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男女同性恋者结婚铺平道路，使得美国允许同性婚姻的州增加到30个。剩下的20个州仍禁止同性婚姻。法官没有解释为什么作出不处理这一问题的决定。

　　2014年11月13日，美国最高法允许堪萨斯州成为美国第33个同性婚姻合法州，同时1位联邦法官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同性婚禁令无效，同性婚倡议人士赢得两大胜利。11月4日，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克莱布崔判决宣布堪萨斯州的同性婚禁令违反美国宪法“平等的法律保护”原则，堪萨斯州官员要求法院推翻这项判决遭到驳回。

　　十年间，美国变了

　　本文大篇幅列举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同性婚姻的美国系列诉讼案，反映出的是美国民意在同性婚姻上转变。

　　这里需要指出，美国最高法院是唯一由宪法规定设立的法院。宪法不能等同于法律，宪法是最高法，根据宪法创建其他法律。据此，美国最高法院的重要职责是对宪法做出最终解释，裁决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为是否违宪。正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主要有三类：(一)下级上诉法院关于案件提供了与联邦法律相矛盾的解释;(二)涉及美国宪法的案件，即能对宪法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三)具有重大国家意义的案件。而最后两类案件的审理最能反映美国民意，其审理结果将影响美国的国策制订，并可能改变未来的政治生态。

　　所有民调都显示，民主党人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远多于共和党人。五年来，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共和党人由27%上升到35%，而民主党人从2010年的56%上升到今天的74%。一些共和党籍的候选人似乎并没有看到美国民意快速左转的变化。现任威斯康星州州长司考特·沃克最近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将会支持制订宪法修正案，允许州政府禁止同性恋婚姻。沃克无视美国民意日趋自由化当然与他一贯的保守立场有关。很多共和党人认为，沃克这类言论注定了他无法赢得本党提名，更不用说赢得全美选民的认同。

　　同性婚姻可以算的上，奥巴马在本月取得的第二场胜利，此前他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也顺利在美高院过关了。观察者认为，美国民意正经历急速左转，多数人开始转而支持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观点。目前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奥巴马医改、女权运动、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维权运动，主张给非法移民后代定居、投票等机会。这些赞同自由派主张的美国人比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

　　2013年1月21日，奥巴马在国会山宣誓就职，并发表第二任就职演讲。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就职演讲中谈到同性恋人权的总统。他说，“我们的旅程不算完成，直到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姐妹们和每个人一样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因为如果真的人人生而平等，那么我们对彼此承诺的爱也必须平等。”从施政纲领的角度来说，他在同性婚姻这一项算是功德圆满了，尽管仍然有几个州尚未能通过同性婚姻法案。

　　另有一个好消息，就在两个星期前，《同志亦凡人》的主创团队在接受“好莱坞报道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正在考虑重新复活这部经典电视剧，因为在这个时代，美国“同志”的生活变得更加彩虹。

来源时间：2015/7/4   发布时间：201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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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张  来源：国际在线

刚刚过去的六月对中美关系的揭示甚为深刻。这个月，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了127项成果，涵盖了从中美政治关系到火山地震研究等广泛领域。同时也在这个六月，英国《金融时报》曝出了美国正在寻求应对中国崛起的“B方案”。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 杰弗里·贝德也撰文讨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是否有必要改变对华政策。

在中美经贸达成众多成果的情况下，这些声音应当仍然被视为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一部分。一方面，中美可以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甚至可以在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合作的领域成为“伙伴”；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给美国造成的心理不适与日俱增。

这种“心理不适”是否到达临界点？从目前中美关系的互动来看，并没有实际发生，但持这种看法的美国学者正在增加。有学者认为，过去35年里五届政府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共识被严重瓦解，人们对美中政策的根本基础失去信心，所以开始寻找新的路径。

这种“心理不适”或者说“失去信心”正是中美关系面临新“敌人”。

贝德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南海问题推导出“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强势、未来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等结论。然而，南海并不是中国外交的全部内容，南海问题最初也并不直接与中美关系相关。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一直采取 “接触与遏制”政策。有时偏向“接触”，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导向国家层面的战略合作；有时则偏向于“遏制”，诸如对华“封锁”和“禁运”。 

然而，现在的中国并非1949年时的中国，也并非1979年时的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经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却依然停留在过去——这种认知上的僵化使美国逐步患上“中国焦虑症”。美国希望中国做出更多改变，来适应美国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需要。这当然不可能，也不现实。

笔者认为，美国有必要自我反思并做出必要的改变：一味指责中国，并不会带来美国期望的变化。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需谨言慎行，不应该以“麻烦制造者”的身份出现，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造成地区局势朝不乐观的方向发展，这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中美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因此，维护中美关系的良性运转的意义相当重大。贝德在文章中也说，期待继尼克松后第九任总统在面对不断发展与变化的中国时，继续建立和维护中美关系。如此说来，有意识地给中美关系树立“假想敌”则并非明智选择。（曹张）

来源时间：2015/7/4   发布时间：20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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