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景源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微信公号

“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公众号成立已经一个多月，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专家齐聚一堂，为使“一带一路”规划尽早落地而贡献力量，大家各抒己见，观点交融，产生了很多灿烂的思维火花，政府与企业犹如“一带一路”鸟之双翼、车之两轴，本期我们以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为主线，结合人文、人心等若干方面来介绍各位专家的精彩观点。

一带一路上的政府与政治

于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智库总编）：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要与国家战略决策同步，甚至要走在国家决策前面，要借鉴国际上政府治理的先进理念，因国情、党情、民情、区情、社情制宜。否则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篑，尤其是“一带一路”。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说在她国务卿任内有两大功绩，一是成功拉拢缅甸，二是推动美国重返亚洲。东南亚国家普遍政治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两边得益。这些东南亚国家，发现和中国走太近，并不能使利益最大化。反而与中国若即若离，才能得到更多好处。这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必须考虑的政治背景。

何谓王道？对手不乖，便从他身上碾过。何谓霸道？乖的，也碾过。何谓孔孟之道？碾之前先跟他说一声。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一带一路”要得到沿线各国的更大程度认同，突破口或可放在金融领域。当前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一体化，各国金融系统愈趋深层次联结，金融渐渐成为一种国际共同“语言”，各国民众对股市、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重金属价格等共同的体验，已产生了广泛“通感”，面对金融市场的表现，无论语言、风俗、民族、国籍都不是障碍。因此，适量增加通用的金融“语言”，与沿线国家沟通、合作，应可增加“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民众和机构的吸引力。印度总理莫迪在其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领导官员洽谈了经济走廊项目，莫迪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不可能因为印度反对，就放弃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事实上，他们反对了六十多年了。

李杰（山东省电建三公司总经理助理，海外市场部总经理）：

印度确实是一个很矛盾的国家，还是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印度国内的问题，一心一意搞建设更实际一些。印度目前确实不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需三思而后行。欧美日韩企业先后在印度投资建厂生产电力设备，但是国内企业没有一家有类似动作。最近风电和光伏企业试水印度可再生能源，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莫迪经济学如进行不下去，会开始死磕巴基斯坦、中国。印度莫迪政府最近是麻烦不断：前印度总理辛格、国大党总理候选人拉胡尔·甘地，不断批评莫迪推行的土地改革；近十万农民四月中在新德里示威，批评莫迪重商轻农忽略贫民。莫迪担心民怨扩大，就宣布把土地改革暂搁一旁。土地改革涉及交通、电力和工业发展、基建配套等项目，土改暂停，这些项目也随之暂停。另外，莫迪在印度国内的威信、权力开始走下坡路。例如他在竞选总理时承诺停收回溯税，但在今年初，印度税务部门仍然向外来基金公司，追讨过去3年资本增值税，莫迪很难下台。如果继续发酵下去，莫迪经济学就会慢慢演变成安倍经济学，国内经济搞不好，就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未来要么和巴基斯坦，要么和中国死磕。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一带一路”，不战而得欧亚。一个世纪前，围绕欧亚大陆（陆权）和海洋（海权）优先展开争论。英国人麦金德（H.Mackinder）说：“什么人统治东欧，就控制心脏地带；什么人统治心脏地带，就控制世界岛；什么人统治世界岛，就控制世界。”心脏地带从东欧向东，南下包括伊朗再向北至新疆、西伯利亚。世界岛即欧亚大陆。

麦金德当时重欧轻亚，现已过时，但陆权原则仍可适用。其名言可改写为：“什么人统治中国，就掌控新的心脏地带（中国经俄罗斯到东欧）；什么人掌控新心脏地带，就能号令世界岛；什么人号令世界岛，就能主导世界。”而当时强调海权的美国海军将领马汉（A. Mahan）说：“什么人控制印度洋，就主导亚洲。印度洋是七海之钥。21世纪世界的命运将决定于此水域。”“一带一路”，通吃上述两条。

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中美关系远比中俄关系重要，也是“一带一路”必须高度重视的基本前提。“一带一路”不是挑战美国，我们不希望美国这么看，可是我们内部多少人就这么看。这么搞还不如继续韬光养晦。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日本安倍政府很有“渔民基因”，渔民出海捕鱼，追求的是“富贵险中求”，不但喜欢冒险，也惯常越界，被发现了、谴责了乃至被打击了，就退回界内，要不就继续直前。所以安倍政府的这套，不是“佼佼者”行为，而是“搞搞者”行为。

安倍是在“情愿做一天鲨鱼，还是做一世咸鱼”左右摇摆，看起来非常“鱼乐无穷”。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美国人大多不看好“一带一路”，主要理由与国内部分学者看法接近，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太大。对亚投行，则普遍认为自己搞砸了，但也怀疑中国是否能搞好，比如环保、劳工问题，还有中国能否公平处理越南、菲律宾这些与中国有领海争议国家的融资申请。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从商业角度来探讨的话，在商言商，外边看好亚投行的不多。例如有人提出zero-base budgeting的概念，说美国搞世行，能做到“强大品牌、简单生意、持续赚钱”。中国的亚投行，可能是持续烧钱。亚投行未必可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例如日本搞的亚行，没见怎么提升日元地位。日本当年采用的贸易结算与离岸市场的模式，推动日元国际化并不太成功，现在亚投行有些资本输出与跨国公司结合的味道，但无论是美国还是德法英，他们资本输出与跨国公司的成功，不是因IMF、世界银行，而是他们的跨国公司强，商品好，钱出去了还能方便回来。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情况不同。当初，日本忽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支撑，又缺乏基本的国际政治基础，因此没有国际货币所需的国际信用，没建立起支付清算、信用评级等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而且区域性汇率协调和金融监管机制也没有，日元汇率上窜下跳，币值不稳，日元的国际化当然搞不起来。10多年前，我与如今的日本银行行长就为此达成过共识。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亚投行还不仅这个问题。前段时间香港有个南南会议，会上那几个小国的代表，把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事完全当作是要援助他们。孟加拉驻联合国大使就在会上发言当众说，他们的工程世界银行都不肯借钱，只有中国会帮他们，一副天上掉钱欣喜若狂的样子。我是一边听一边流汗，这位仁兄太直接了和太赤裸裸了。这同时也说明，我们的一些海外宣传和传播不到位，让这个仁兄误会了。但如果宣传得当，亚投行就未必如此受欢迎了。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10多年前，制定人民币国际战略时，已全面吸取过日元的教训。知易行难，中国何时建起来，需要根据自身金融改革与发展来决定，但至少不会重复日本的教训。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世界银行、亚行的宗旨是扶贫，消除贫穷。亚投行宗旨是搞基建。搞扶贫的，可能借出去的钱，最后都没打算能收回来，所以世行、亚行很多坏账。搞基建的，一般都是想收回成本加上一点利润。那些穷国就会考虑，原来向中国搞的亚投行贷款是要还钱的？以前中国不是都援建的吗？而且我们过去几十年向欧美、日本借钱，都没想过要还，顶多就是以后跟他们指挥棒走。既然最后是要还钱的，那少条高铁、少条公路，还是能活，就不建了吧？亚非国家的民众，之所以对世行、IMF反感，原因是你贷款给国家搞基建，肥的是该国的官员，还债的是该国的民众，破坏的是他们家园、环境。从亚投行目前的态势来看，和世行、亚行没区别，只是把美、日，换成中国而已。沿线国家只是多了一个债主，别的暂时看不到还有什么不同。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以前，我们给全球160多国搞规划，很多非洲国家就以为规划项目就是中国援助资金，搞得一些驻外工作人员也这样认为。到现在，还有很多国人认为，我们规划的几千亿美元项目就是我们要投资的金额。我经常说，不能因为你自己缺乏常识，就赶紧把钱给你呀。当然，对外宣传、人文交流的确急需跟上。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不知道亚投行届时的年利率会是多少。中国目前年利率是7%左右，但欧美普遍是3%-4%，利率问题未来应该也是道门槛。如果未来亚投行的利率是3%，那作为中国企业，我还辛苦去投资干吗？玩套利游戏更方便，找家沿线国家的关联企业合作，借了3%利率的钱，再把这些钱拿回中国国内，7%的利率，当中套利4个百分点了，这笔投资更易操作。这个bug一定要想办法堵上。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这取决于亚投行在哪发行债券，获得资金。相信会逐步增加在境外资本市场的债券发行和同业拆借。

一带一路上的企业与发展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一带一路”企业要：用心（专注与热爱自己的事业）、读心（了解市场与客户的需求）、交心（注重同客户、媒体等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暖心（赢得尊重、提升福祉）。现阶段，“一带一路”要首先面向海洋，中国企业要优先增强海洋意识，即开放意识、冒险意识、竞争意识等，要有对细节的关照、对创新的自觉、对博弈的崇拜。为此，要摈弃中国经济中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倾向、保守主义的本地化倾向。要用海洋意识来重塑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许思思（中国南车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部政策研究室）：

（关于高铁走出去）中国的贷款利息比日本高一倍。泰国两方都不想得罪，所以两边都给。主要还是钱的事。

俄罗斯、巴基斯坦、非洲、南美这些国家的单子拿下来无多少悬念。但不可能一个国家把全世界都吃完。

中国还是太穷了。老实打工，永不为首。唯有投资，才能脱贫致富。

张艳国（国家开发银行）：

日本存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香港资金成本都比不过日本，何况国内资金。

梁海明（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马来西亚总理最近去日本，邀请日本一起在伊斯兰金融领域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作为全球最大伊斯兰金融国家，马来西亚没邀请中国，而是选择日本，以后通过伊斯兰金融对高铁、基建等项目投融资，日本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胡金有（北京建设大学校长）：

（关于企业创新）创新太需要努力和付出，抄袭则不需要，抄袭相当于偷盗，在全人类的道德规范中是一致被鄙视的。美国等一直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满，因为确实存在我们低成本拿人家东西的情况。2014年去硅谷科技论坛，骆家辉演讲，重点谈的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张国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配置资源的手段包括暴力、宗教、政治和市场。在国际关系中，常常没有宗教和市场，有的是政治与暴力的携手合作。

杨善华（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招商联合办公室负责人，北京市丰台区投资促进局党组副书记）：

最近央行公布了大额可转让存单的相关事宜，这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绝对是一件重大利好。今年以来央行在推进相关金融改革方面不得不说是大手笔、大动作，存款保险制度、大额存单，接下来可能还会有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乃至最终放开存款利率管制。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6000亿美元，中在美直接投资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5年前是1.5万个。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要重视美国，美国也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许木林（百麟投资董事长）：

现在大家都在赶时髦，没有真正的学习和应用，希望能有试点的单位或企业用传统文化打造出自己的核心优势，这时候才能够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例如日本的稻盛和夫应用禅宗的思想体系打造企业文化，创造了经营上的奇迹，期待不久的将来中国也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出现带领大家应用东方的智慧参与全球化的竞争。

一带一路上的人文与人心

梁周敏（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一带一路”的推进在积极而为的同时应顺势而为。古代的丝稠之路山高路远，困难重重，没有现代交通的便利，全靠人牵马驮走出了一条贯通欧亚的道路。可以想像当时如没有不同国家和人们的需求，没有彼此互利的交换，没有交换中彼此的双蠃，这条商路或许就不会开通。今天我们要重启“一带一路”，非常有必要走进历史的深处，探究一下我们的先人为什么开辟了这条道路，他们向远方输送交换了什么东西，他们从交换中收获了什么，在交换中遇到过什么障碍又是如何克服的？

尽管今天与昨天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但历史总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走进历史的深处，向我们的前人学习，或许可以借鉴到我们期望得到的真经，也可避免前人曾经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得到我们如何顺势而为重启“一带一路”的正确答案。

哇春芳（外文局总编室副主任）：

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确有必要，至少对丰富“一带一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益的，但研究的角度和切入点要认真思考，不能泛泛而言，也不能把所有古丝的研究都套上“一带一路”的新帽子。其实，从研究的层面，我感觉，现在可以考虑将各种相关研究逐渐梳理到“一带一路”的主题框架下，集历史追溯、理论探讨、政策解读、现实分析、地区规划、国别研究、对策建议等于一体，形成完整的带路学研究体系。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要加强民心相通，推动科技和智力在两大洲的交流互动，鼓励教育、就业、旅游、人才等市场相互开放，夯实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合作的社会根基。中国文化在输出精英文化之前，要先做好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传播与铺垫。

真正崛起的中国，不能在经济上仅自大，不必在近现代历史上仅悲愤，不需在文化上仅念旧，不容在现实博弈中仅忍让……；坦坦荡荡、兢兢业业，崛起的目的，不是总量占比不断提高，而是希望中国人内心有归属与温暖，人与人之间有友善和关怀，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欣赏与认同：既喜欢中国做什么，更喜欢中国是什么。

刘建冬（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编辑、投资管理部主任）：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给中国装备长脸》文章，文章内容很好，但文章标题在国际文化传播过程中，会产生误解，不被国际文化接受。难道，我们做事就是为了让总理放心？就是为了长脸？价值观有点立不住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美国媒体报道某企业做了什么事，请奥巴马放心？为谁长脸？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中，类似表述，一定要避免。

张荣刚（中共深圳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高级新闻顾问）：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一带一路”的落地同样是一种对外价值观的传播行为，不但要考虑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更要考虑价值认同！

蒋正翔（光明日报社网评中心理论编辑室副主编）：

大环境的话语体系和导向，短时间内不会变化。但大家必须要一点一点努力改进，不管是企业还是媒体。

陈平（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顾问委员会咨询专家）：

“一带一路”是国家发展的举国之措，而不是为谁而做。应该是为国家繁荣和民族强盛而负责。

孙杨（博雅公共关系公司）：

我们需要用对方听得懂，易于接受的语言表达自己、宣传自己。通过有效沟通建立互信、征服人心。从而为务实合作奠定基础。

刘建冬（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编辑、投资管理部主任）：

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困扰高层多年。“一带一路”同样面临如何走出去并走进去的问题。其实两者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你是否有他国真正愿意接受的东西？有符合他们需要的好东西？或者价值观契合（至少不排斥）、情感契合的东西……。目前，我们对外传播之所以如此困难，不是语言表达的问题，不是翻译问题，而是语言本身承载的内容出了问题，因此要在价值认同上做文章。无论孔子学院、纽约大屏幕播放的纪录片，还是国家各种文化基金的巨额投放，都不能沉醉在自我陶醉和自说自话中。

陈平（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顾问委员会咨询专家）：

文化输出要真正做到被国际社会所认同、接受，首先要了解世界的游戏规则，既不能自说自唱、自以为是，生硬推销，也不能仅仅投其所好。文化需要自尊，也需要受众，如果用平等自信、不卑不亢，目的性不要那么强烈的态度，走大众底线，不要过度展现政治倾向、国家意志。

过去，我们总是习惯国家派团出去展览、参加演出比赛，而其他国家都是社团甚至个人行为，我们声势浩大、财大气粗，不是民间行为，而真正的国际舞台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的自发行為，出发点与效果自然不尽相同。“一带一路”文化输出，要切忌淡化政府行为，放手让民间社团、个人、协会去参与，国家给予方向性把握与指导即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事半功倍。我們要总结经验，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是大投入、大规模地搞文化活动，但影响力和声望都依然有限？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深入民众，像是完成政治任务，所以世界对我们也充满提防和警觉。如果变成了民众的自发交流，效果就不同了。就好比培训，同样是参加培训班，官方出钱派人去参加与个人掏腰包去参加，目的和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完成任務，而后者是自发的需求，主动性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民间外交就是最好的器。

梁周敏（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中国传统文化给了“一带一路”什么样的力量支持呢？儒家学说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等，都是解决国人生存交往、传承发展之道。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总是正统和正道，它满足了为政者和民众进取的理想和奋斗的文化支持。但人有自由的天性，有不愿受生存发展束缚的内在向往，道家如庄子学说提供了人们心灵自由和实践修为的自由观。老子的道家学说述说了无为而治、柔弱如水的为政和个体修为的道理，满足了人们自由想像和心灵无拘的文化满足。人还有不满足已知世界的追问，以及我如何、怎么办的问题，追问无穷的欲望和有限的时空的关系，这些追问亦是人的本性。佛教学说则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满足了人们精神上的幻想和灵魂永生的需求，慰籍了人们在现实世界遭受痛苦的心灵。正因为儒道佛在文化上滿足了国人精神的种种需求，所以千年来不论焚也好、坑也罢，都不能弱减它的力量。国人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惯常从中汲取和寻找。

民主和科学是时代的潮流，国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崇尚之信仰之，并真正将民主和科学的力量升华成自觉的价值追求，推动并上升到信仰的层面。由此认为，国人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大变迁大转型中既有混乱、值得批判整肃重构的一面，更有坚定正确呈现正能量的一面，如不是，就不能解释三十多年中国巨大的历史进歩，也不能很好说明“一带一路”所追求的融合、沟通、合作、共蠃的愿景和行动的目的。

来源时间：2015/6/13   发布时间：20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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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劲秀  来源：共识网

    美国是一个崇尚宪法的国家。总统宣誓就职的誓词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我谨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履行合众国总统职务，并竭尽所能以坚持、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在尊崇宪法方面，总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国做出来榜样。被美国人尊称为“国父”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开国之初就开了个好头。1789年4月30日，作为1787年在费城出席并主持制宪会议的华盛顿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六次提到宪法。他说：“根据宪法中设立行政部门的条款，总统有责任‘将他认为必要而妥当的措施提请国会审议’。我此刻与各位相聚时所处的情境，不允许我过多地谈论这一问题，我只想谈谈这部伟大的宪政章程本身。各位现在的集会，即是根据宪法举行的而且宪法通过确定你们所拥有的各项权力，也就规划了你们所要关心的各项目标。我不拟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打算颂扬那些被推选出来制定和采纳宪法的人物，他们所显示的才干、正直和爱国精神，当然无愧于这一赞颂。”

　　1793年3月4日，一心想解职归田的华盛顿不得不在费城第二次就任总统，他在不到200字的演说中表示：“我除了承当宪法所规定的惩处之外，还甘愿受今天所有亲临这一庄严仪式的人们的谴责。”

　　1797年3月4日，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费城举行的就职演说中19次提到宪法。他说：“我满怀喜悦地读过这部宪法，既没有被围绕宪法措辞的争吵而弄得愤怒难当，也未为公开辩论而热血沸腾，更没有因为党派仇恨而情绪激昂。我认为，宪法出自心怀善良愿望的有志之士之手，较之人们提出或建议实行的其他任何实验，均更加切合美国及美国人民的智慧、特性、环境和各种关系。这部宪法就一般原则和大纲而言，与我曾经服膺的政体相一致，有一些州，尤其是我出生的州，曾为这种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对于这部宪法，不仅我的同胞们及其子孙必须服从，我和我的后代也必须服从，因而我同样有权表示是否接受，在公开或私下各种场合，我都毫不含糊地表示拥护这部宪法。我当时对宪法就毫无异议，自此以后也是一样。”他又说：“我一直不断把拥护宪法作为自己至为庄严的职责，宪法得以很好地实施，满足了其拥护者的乐观愿望。我时常关注宪法，对它的执行情况感到满意，为它在国家的和平、秩序和繁荣、幸福方面所显示的成效感到高兴，并由此对它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依恋和崇敬之情。”

　　亚当斯在这次演讲将要结束时说：“在我面前已经有了一位伟大的表率，而当初立誓要拥护美国宪法的美国人民，仍然抱有同样的思想和精神、同样的信念和荣誉、同样的责任和兴趣，因而我毫不怀疑宪法将永葆全部活力，而我则已做好思想准备，打算毫不犹豫地承担至为神圣的义务，竭尽全力拥护宪法。”

　　1801年3月4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把宪法作为智慧、美德和力量的源泉。他在就职演讲中说：“我可以从宪法所设立的其它几个最高政府部门找到智慧、美德和热情的源泉帮助我度过一切难关。”

　　1809年3月4日，作为参加过“大陆会议”、又是联邦宪法主要起草人因而得享“宪法之父”美誉的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在第一次就职演讲中说：“要拥护作为联邦凝聚剂的宪法，不仅维护它的权威，而且遵从它的限制;要尊重保留给各州和保留给人民的各项权利和权力，这对整个制度的成功同样休戚相关和不可或缺”。

　　作为美国总统，麦迪逊在就职演讲中首次把宪法比喻为联邦的“凝聚剂”，首次提出“不仅维护它(宪法)的权威，而且遵从它(宪法)的限制”，首次提出要尊重地方和广大民众的“各项权利和权力”，并将其提高到这是“对整个制度的成功同样休戚相关和不可或缺”的高度。麦迪逊的真知灼见凸显出这位联邦宪法主要起草人非同一般的远见卓识，他无愧于“宪法之父”的美誉。

　　1825年3月4日，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就职演讲中11次提到宪法，他强调：“我将向你们阐述我所要履行的各项职责及应遵循的各项原则。首先是宪法，我在此立誓要尽我所能来坚守、维护和捍卫宪法。这部令人崇敬的文献详细规定了总统的权力，规定了他的职责;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便阐明了总统以及由他产生的政府的行动目标，即须持久而虔诚地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加强国内安定，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并确保这个联邦的人民世世代代永享自由的恩泽。自这份社会公约颁布以来，一代人业已逝去。它的采用是我们先辈们的伟大业绩。宪法由一些参与制宪的杰出人士实施，度过了世界历史上最为激荡的时期，历经了人类社会无可避免的战争与和平的变幻，最终它没有辜负这一时代和国家的卓越之士的美好愿望与热切期望。它增进了我们所珍爱的国家的恒久幸福。该宪法以远远超出一般人本主义的范围的程度，保障了我们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现在，我们要把它视为一份珍贵的遗产，感激不已地从卓越的制宪人手中继承下来。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分享了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因此我们要加倍重视这部宪法并有义务将这份遗产完整无损地传给子孙后代。”

　　这位小亚当斯还指出：“自这部伟大的宪法施行以来，已有36年了。在此期间，我们都尽力根据宪法条款发挥其权威，根据它的条文规定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使之能有效地应用于实际操作中。联邦政府各直属部门已将其特有的行政功能如外交事务、税收和支出、联邦海军和陆军等不同事项进行了划分，以便各尽其责。另外，对等平行的司法部门也对宪法及各项法律做出了解释，这是站在与立法和谐一致的立场上，去解决由于人类语言的先天限制，以致在结构上产生许多重要而又不可避免的争论的问题。合众国刚刚度过了它的第一个五十周年纪念日，又即将迎来独立宣言发表的五十周年。正是因为宪法，我们的联邦和独立才日臻完善。”

　　1837年3月4日，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在就职演讲中说：“我本人十分乐于宣布，我在承担祖国赋予的重托时的指导原则，乃是严格恪守制宪者当初确立的宪法条文和精神。我深知，宪法是一份经过细致而艰巨的努力才得以形成的神圣文献”，“有鉴于此，我将在一切行动中热切地从宪法条文中寻求指导，尽力对它加以维持、保护和捍卫。对于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内部事务以及涉及对外交往的事务，我将满腔热情地努力加以处理，此外绝不越雷池一步。”

　　1841年3月4日，美国第九任总统哈里森在他所作的长篇就职演讲中27次提到宪法，他说：“我们的宪法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乃是人民，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制定了宪法，当然他们当中的部分人也可能对它加以破坏、变动和修改，并非所有主要类型的政府都能拥有这样的宪法，这种宪法只有民主政府所专有。如果说这是宪法的理论基础，那些受命执行宪法的人则必须认识到，他们制定政策的任务在于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这乃是宪法的主导原则。”

　　哈里森在谈到“惩罚”问题时强调：“倘若要实施惩罚，就必须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查，确实证明某个人有罪。这些权利弥足珍贵;那些通过著述或发言来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权利，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也就不受任何限制，因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1845年3月4日，美国第十一任总统波尔克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宪法“将是我行动的指南”。“以宪法精神为准则管理政府，绝不僭取宪法条文未明确授予或清楚暗示的权力，将是我的第一要务。”

　　波尔克还强调指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政府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但多数人的统治权并非独断和不受限制的。这种权力的行使要服从于宪法，与宪法相一致。宪法的一个伟大目标，就是限制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迫害及对其正当权利的侵犯。少数人有权诉诸宪法，免受迫害。”

　　1857年3月4日，美国第十五任总统布坎南在就职演讲中把反腐败提到仅次于维护宪法和联邦的高度。他说：“另一个仅次于维护宪法和联邦的重要任务，是政府免于腐败的侵蚀，甚至沾染腐败的嫌疑。公共美德是共和国的灵魂。历史证明，一旦这种美德丧失，由拜金主义取而代之，即使自由政府的形式能暂时得以保存，其内容也已永远变质了。”

　　1861年3月4日，著名的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24次提到宪法，他强调了依照宪法实施法律的问题。他说：“我将按照宪法对我的明确授权，竭尽全力保证联盟的法律在所有各州都得到忠实执行。我觉得这样做仅是尽我分内的一份简单的职责，只要切实可行，我就决不罢手，除非我的合法主人，也就是美国人民拒绝给予我必要的手段，或是以权威的方式指示我反其道而行之。我确信这不会被看成是一种威胁，而不过是联盟早已申明的目标：它必定要按照宪法来捍卫和维护自身。这样做并不需要流血和暴力，除非有人将此强加于联邦政府，否则决不会有这类事情发生。”

　　林肯说：“大家都表示，只要所有宪法权利都确实得到维护，就乐意留在联邦里。那么请问，又有哪一项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遭到了践踏?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所具有的正常理智，使任何一方都没有达到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地步。如果你能，请试举一例，看看宪法的哪一条明文条款曾经遭到过践踏?如果某一多数派仅凭人数上的优势剥夺某一少数派由明文规定的宪法权利，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就有理由发动一场革命;如果遭到剥夺的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那革命就更是理所当然。但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所有少数派和个人的一切重要权利，在宪法中以肯定和否定、保证和禁止的形式获得十分明确的保障，以致从未发生过有关争议。”

　　林肯还说：“这个国家连同其各项制度，均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只要他们对现行政府感到厌倦，他们无论何时都可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改组;或行使革命的权利，解散或者推翻政府。”

　　1877年3月5日，美国第十九任总统海斯在就职演讲中强调政府必须遵守宪法的每一条款，必须维护公民的每项权利。他说：“借助这些原则和措施以保证完全维护公民们自由地享有全部宪法权利，从而使国家永享安宁，这乃是具有头脑和爱国精神的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所关注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必须牢记，只有承认和维护全体人民的权利不可侵犯的当地政府，才是真正的自治政府。”

　　在这里，海斯把宪法规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作了明确、深刻的定位。

　　1881年3月4日，美国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德在就职演讲中强调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他说：“宪法及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乃是、而且应该继续是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法律，对诸州和人民都具约束力。”

　　加菲尔德还认为一个地方出现违反宪法的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和耻辱。他说：“联邦政府要对领地内发生的违反宪法的行为负责。据此，在人口众多的领地内，如果宪法无法保障人身权利，国会的权威几近于无，便是联邦的耻辱。”

　　1885年3月4日，美国第二十二任总统克利夫兰在就职演讲中说：“一个承诺要平等而绝对公正地对待全体人民的政府，不应有任何借口触犯在宪法和宪法修正案保护下自由人享有的权利或安全保证。”

　　1893年3月4日，卸任总统职务沉寂了4年的克利夫兰再次当选美国第二十四任总统，他在就职演讲中立下誓言：“现在我发誓去坚持、维护和捍卫合众国的宪法，这不仅说明我承负的责任重大，也表明我必须把宪法条例作为我遵循的行为准则。我将竭尽所能，在职责范围内忠诚地维护宪法，捍卫它所包含的每一项联邦法律，抵御对其约束力的粗暴无礼的攻击，严格遵守宪法的限制和维护保留给各州和人民的各项权利。”

　　1945年1月20日，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在第四次就职演讲中对宪法的真谛作出诠释，他说：“我们1787年的宪法并不是一份完美无缺的文献，而且它至今仍未尽善尽美。但它却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各式各样的人们来建立一个牢固的民主大厦。”

　　2013年1月21日，获得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讲，在开头讲过“拜登副总统、首席大法官先生、国会议员们、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公民们”之后，正文的第一句就是“每一次我们集会庆祝总统就职都是在见证美国宪法的持久力量。”奥巴马接着说：“我们都是在肯定美国民主的承诺。我们重申，将这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我们皮肤的颜色，也不是我们信仰的教条，更不是我们族名的来源。让我们与众不同，让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是我们对于一种理念的恪守。”

　　在美国历任总统关于宪法的言论中，有不少精华值得我们借鉴，如亚当斯的对宪法产生“一种习惯性的依恋和崇敬之情”;麦迪逊的不仅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而且要遵从宪法的限制、要尊重宪法保留给各州和人民的各项权利和权力;海斯的“只有承认和维护全体人民的权利不可侵犯的当地政府，才是真正的自治政府”;小亚当斯的“要加倍重视这部宪法并有义务将这份遗产完整无损地传给子孙后代”;范布伦的遵守宪法“绝不越雷池一步”;波尔克的宪法“将是我行动的指南”和“以宪法精神为准则管理政府将是我的第一要务”等等。特别是加菲尔德，他认为“联邦政府要对领地内发生的违反宪法的行为负责。据此，在人口众多的领地内，如果宪法无法保障人身权利，国会的权威几近于无，便是联邦的耻辱。”在130多年前，加菲尔德总统就提出如有违宪就是政府之耻、就应向政府问责的观点，堪称违宪问责的始祖，令人钦佩。

　　由于历届美国总统对宪法的崇尚和力行，所以，美国其他政要和司法官员也都将宪法奉为圭臬，并作为自己处理公务和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最典型的一例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拜德·金斯伯格，她将宪法随身携带、须臾不离，即使出国访问也不例外。2005年7月，她在北京访问期间，在下榻的宾馆手持宪法接受法制日报记者张慎思的采访。金斯伯格大法官对记者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随身携带一本宪法。”

　　在采访过程中，金斯伯格几度打开宪法，引证条文，讲解问题，体现了一位美国大法官对自己国家宪法的无限尊崇，也体现了她对维护国家宪法尊严的坚定信念，更体现了她依据宪法规定解释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务实精神。

　　人所共知，宪法是人类社会出现民主潮流的产物，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制定、产生一切法律的“母法”，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世界各国公认的。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的宪法走过一条漫长、曲折、坎坷和艰难的历程。直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四部宪法，规定了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通过并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明确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诸如“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等基本法治观念”等重要论述，表明中国的依法治国即依宪治国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我从国家对宪法的尊崇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同时清晰地看到中国法治建设光明灿烂的前景。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在宪法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5年6月10日

来源时间：2015/6/13   发布时间：20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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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正努力让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在2014年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采纳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从形式上讲，中国已加入了全部现存国际制度，但从内容上看，从人民币尚未加入SDR，到中国还需按照IMF的标准“治理”国内经济数字，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因为大国中没加入SDR的只有中国。

去年G20峰会发表的《公报》最重要部分是“加强全球制度”。这里的全球制度，也翻译为全球机构，或在全球层次上的国际组织，即从IMF到WTO，包括新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也就是说，中国主张加强而非削弱现存的全球制度。现存全球制度是现行世界秩序的化身或代表。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现存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但中国高速增长之所以可能，与中国加入并“强化”现存世界秩序有关。这一点毫无疑问。正因如此，国内外许多人认为，中国在过去30多年从现存世界秩序中“受益”。然而，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现存世界秩序已经变成中国下一步增长或发展的阻力，那么，中国就需要寻求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说，即使现存世界秩序是中国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并不能保证现存世界秩序仍然继续保证未来中国的增长与发展。

现存世界秩序，从WTO到IMF，之所以需要加强，是因为其越来越不争气，对世界经济治理的贡献越来越弱，这些机构的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暴露，它们正进行的改革进展有限，甚至没进展，如IMF对2010年改革方案仍未落实。

而且，经历至少三代人的演变，发起并为这些全球治理结构做出主要贡献的美欧国家态度开始变化。一方面，西方仍需要通过控制这些机构显示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或领导地位，所以竭力维持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即维持现状；另一方面，正是美国而不是别国的作为对这些全球机构的失效、低效、不作为、改革僵局等负有主要责任。

不仅如此，美国正在成为这些全球机构的“掘墓人”，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也是。美国正着手放弃现存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另起炉灶。比如，除了利用WTO，美国不管WTO的死活，而是进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的会费，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干涉不胜枚举；而最近5年，正是美国国会不同意IMF改革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现实、迫切又长远的问题是：现存世界秩序向何处去？中国的态度、立场和行动是：

第一，现存的国际机构必须进行改革，因为其存在着阻碍这些机构存续的根本问题，如在西方的控制下缺少全球普遍代表性，尤其是穷弱小国以及新兴大国在其中的代表性不足。中国成为推动这些国际制度改革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加强全球制度”。

第二，仅有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国际制度供给和创新。但是控制着目前国际制度的美国，即“占着茅坑”的，却指责中国的“新建”是威胁美国的全球领导，或者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此大帽子一扣上，不仅让中国，而且让世界目瞪口呆。其实，中国主张加强全球制度，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积极调整，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利莫大焉。欧洲联盟主要国家，当闻听中国发起亚投行，研判这对欧洲是利好，做出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决定，就是一例。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美国变得越来越荒谬，荒谬得与其自己原本的原则和利益背道而驰了。

第三，新建的机构，如亚投行，绝不是颠覆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是加强现有秩序。中国为此苦口婆心，而民间学者包括笔者，不断地做公共外交，希望多一些美国人能听进去。▲（作者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来源时间：2015/6/13   发布时间：201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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