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中伟  来源：《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

内容提要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美国学界和官方加大了对中非关系的关注力度，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愈益凸显。从总体上看，一方面，“中国因素”促使美国政府加深了对非事务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加强了对中非关系的战略打压和舆论“抹黑”，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非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对非政策举措。另一方面，“中国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美在非洲必然是“零和”博弈关系，加强对非事务方面的合作符合双方及非洲的利益。中、美两国应加强高层在非洲问题上的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通过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互动与合作，促进中非关系和美非关系良性发展。

关键词美非关系中非关系“中国因素”

作者简介刘中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7）。

非洲不仅是21世纪大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也是大国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国际舞台。考察某一特定大国的对非政策，必然离不开细致研究其他大国的对非关系。虽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许多方面来看，美国堪称当今世界对非洲总体影响最大的国家，但其对非政策依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特别是其他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强烈影响。因此，“大国因素”是研究美非关系不能也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从实践层面来看，中非关系已经成为新世纪对美非关系“刺激”最强的“大国因素”之一。

那么，什么是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它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近年来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日渐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宏明研究员曾指出，所谓大国对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系指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及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累积效应而日益增大的对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并且，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与中非关系中的“国际因素”或“西方因素”之间存在着关联性。[①]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本文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即指：其一是中非关系对美非关系的影响；其二是中非关系对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互动态势的塑造。

基于此，本文拟对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更全面认识美非关系以及其与中非关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美非关系凸显“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非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冷战结束后十年从非洲“抽身”的做法，实际上形成了“反恐至上、经济先行”的对非洲政策。[②]从总体上看，“九·一一”事件以来的两任总统小布什与奥巴马前后相继，多次完善与调整美国对非洲政策布局，使各方面对非洲政策的协同性得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因素”的发酵，一些具有地区甚或全球影响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纷纷提升其对非战略的层级，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力度，随之，中非合作涉及的利益攸关方不断增多，触及的利益关系日益广泛而复杂。[③]在美国不断加强对非洲介入力度的同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以及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对非洲合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美非关系中的非西方成分，特别是“中国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大国对非关系以及大国在非洲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而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之所以日益突出，主要是基于两大原因：其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由此对美非关系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要应对中非关系的这种影响或挑战，美国必然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有所评估与应对；其二，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的警觉，而非洲作为近年来中国海外影响力快速扩展的地区逐渐被美国视为挑战其全球性权力与国际秩序主导权的重要区域之一，由此中美在非洲的互动关系必然反映至中美两个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中来。很明显，“中国因素”在影响美非关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非关系的塑造，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研究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系统考察该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美国对非政策，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中非关系以及处理好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关系。美非关系中“中国因素”的日益突出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印证。

（一）美国学者将中非关系研究视为显性议题

中非关系的调整和发展走向正引发美国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非关系研究在美国正在从“冷门”走向前台。在笔者2012年对美国大学和智库进行的一系列学术访谈中，这种感受十分明显。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和平、民主与发展中心执行主任达伦·克鲁（Darren Krew）指出，美国学界大规模关注中非关系开始于2006年，此前除了《龙的礼物》一书的作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utigam），极少有人系统地研究中非关系。[④]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在中非关系方面的知名专家大卫·辛（DavidShinn）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他关注中非关系也不过是2007年以后的事，而关注的起因则“源自指导一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⑤]而布罗蒂加姆教授本人也对笔者说，在之前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非关系的研究在美国远不是一门“显学”，像她这样长期关注中非关系的学者是少之又少。[⑥]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非关系的学者数量有所增加、学术成果与智库报告明显增多的同时，近年来美国重量级的学术会议对该议题的设置也显著增加。以笔者在华盛顿参加的第54届美国非洲学年会全球大会为例，经统计，该年会至少有5个论题涉及中非关系，分别是“非洲独立50年后的中非关系：非洲的视角”、“发展竞赛：中国与非洲”、“中国与非洲：浮现中的公私部门合作的微观基础”、“非洲与地区性大国中国”、“经济实用主义：关于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的争论”。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蒂姆·朗曼（Timothy Longman）对笔者表示，非洲学年会的分议题设置充分显示了美国学术界对中非关系的空前关注，与此前几年相比变化很大。[⑦]

从总体上看，美国学术界对于中、美两国在非洲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中国在非洲的行为对美国在非利益的影响大致形成了3种主要观点：其一是将中非关系的发展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威胁”；其二是将中国视为一个良性的参与者；其三是将中国视为美国非洲利益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其中，第三种观点最具代表性。[⑧]围绕着上述3种观点，美国学术界近年来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虽很难说哪种观点完全占上风，但是“中国因素”业已成为美非关系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主要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二）美国媒体热议中非关系

通观21世纪以来的中非关系，每每中国有重大的对非外交举动，总能招致美国媒体的围观评论；反过来，一旦美国政府提出某项对非政策倡议或总统访非释放某种言论，人们也总是倾向于将其与中非关系放在一起评头论足。[⑨]例如，在中非关系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美国媒体不仅对会议的议题与规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报道，而且对中国的非洲政策目标和中非关系迅猛发展给非洲带来的所谓不利影响进行了大肆渲染。又如，在2013年奥巴马总统启程前往非洲访问的当天，美国有线电视网国家安全评论员、“新美国基金会”主任皮特·伯根（Peter Bergen）就发表了题为《美国在非洲的目标：遏制中国》的评论，称此次奥巴马总统的非洲之行只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中国”。[⑩]而美国其他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奥巴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洲之行后紧跟着访非是为了在非洲国家纷纷看向中国的时候“追赶中国在非洲的步伐”。[11]

（三）美国政界关切中非合作成效与影响

除了美国学术界的热议和媒体的关注力度的增加，美非关系中“中国因素”日益突出的另外一个表现（甚或可称之为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官方对中非关系的密切关注、评估和批评，因为正是在官方的层面上，美国构成着对中非关系更多的影响与压力。通观近年来的著作、文章和相关评论，下述观点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识：新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频频释放出关于中非关系的负面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不利于中非关系的国际舆论环境、挤压了中非关系发展的战略空间。而从目前政策实践的层面上来看，美非关系中“中国因素”日益突出的现实也已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对非政策和处理对非关系中的重要关切。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将“中国因素”作为其制定对非政策的主要考量之一，对中非关系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例如，美国学界认为，“九·一一”事件后，白宫对于对非关系中的“非西方性挑战”的反应出现了滞后，特别是在应对中国对非影响方面更是如此。在战略评估方面，在克林顿执政后期和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个4年任期内，美国甚至根本没有把中非关系当作挑战来看待。在小布什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才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巨大影响力。不过，尽管有此认识，但小布什政府并没有将美非关系作为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优先事项，非洲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排序垫底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12]虽然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同样没有出台被视为能实质性提升美非关系的重量级举措，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在非影响力继续扩大的现实事实上已经有了更为严重的关切，正是这些关切导致他在第二任期的初期就回应质疑访问非洲，并在2014年召开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美非峰会。对此，一些中国学者做出了类似的但更为细致的判断，并将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中非关系的认知大致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2000年初至2005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美国从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2006年初至2008年上半年为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面对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美国陷入严重心理失衡状态，一再鼓吹在非洲的“中国威胁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为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美国一方面承认中非关系对非洲有部分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对中非关系批评的理论化、系统化和官方化趋势。[13]

美国之所以在“九·一一”事件后对美非关系中的“非西方性挑战”，特别是“中国因素”的反应出现了迟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的初期，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对非政策的主要考量也是为了配合其全球反恐议程，中国等非西方行为体的对非政策举动难以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格外关注。另一方面，非洲处于美国外交战略的末端，小布什当局在“九·一一”事件后的一段时期内对非洲大陆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之现实的意义认识不足，而奥巴马政府前期出台对非重大外交举措调整尚需时间和克服政策阻力，[14]这就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对非关系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反过来讲，正是美国政府这种对“中国因素”反应的迟滞，才使得其决策层在“猛然”发现中国对非影响力已经“坐大”后流露出一种焦虑甚至是恐慌的情绪，进而其采取的非洲政策对中非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反制”色彩。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因素”不仅不会从美非关系中消失，而且还会随着美国对中非关系认知的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官方化，在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进一步凸显。

“中国因素”何以影响美非关系

从总体上看，最能进入美国决策者视野并影响美非关系的“中国因素”主要包括三大层面，即：对非洲政治“民主化”和“良治”改造中的“中国因素”、对非洲经贸合作中的“中国因素”以及对非地缘政治与全球战略考量中的“中国因素”。可以说，这三大层面“中国因素”的存在，促使美国政府：其一，加深了在对非政策方面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其二，加强了对中非关系的战略打压和舆论“抹黑”；其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非洲在美国外交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使之陆续出台一系列对非政策举措。

（一）政治层面：对非“民主化”和“良治”改造

价值理念外交被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块基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相信某种价值理念是普世性的，美国的任务就是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理念”。[15]毫无疑问，这里所指的理念就是美国一再标榜的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奥巴马总统亲自解释说：“我们十分珍视和推行我们的价值理念，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国家更繁荣、更安全。”[16]换句话说，价值观不仅仅事关理念层面的喜好，它还从根本上关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关乎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向来十分注重对非洲意识形态工作，推销其价值理念几乎是每位总统访非的重头戏。[17]而对于中国发展与非洲关系的战略思路与介入方式，美国政府向来多有微词。例如，在2011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赞比亚的行程中，当她被问道是否相信中国是一种“治理模式”时，希拉里回应道：“不管是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我们不认为中国代表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18]而向来对中非关系言辞相对温和的奥巴马，2014年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独家专访时，也警告说：“对于中国，有一点我要说，要强硬地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做事的习惯是强力推进，直到遇到阻力为止。因此，我们必须有一套机制，当认为他们在违反国际准则时，要严厉对待，同时也要告诉中国，遵守规则会获得长久利益”。[19]毋庸讳言，希拉里和奥巴马口中的“治理模式”与“国际准则”，就是希望非洲在政治发展道路方面选择西方的民主价值理念与制度，经济上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在对外关系上遵守由美国所构建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机制的游戏规则。[20]

美国政府之所以对中非关系持忧虑和批评态度，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处理对非关系方面带有与美方不同的原则与特点。美方担心，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扩展会破坏其对非洲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设定”和主导。换言之，对于美国来讲，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的模式被视为西方对非游戏规则的“干扰者”和“破坏者”。大卫·辛教授就认为，近年来美非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之所以凸显，原因就在于中、美两国在处理对非关系方面所持的不同立场，这构成中非关系和美非关系的一个重大差异。而这在实践中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在处理对非关系中坚持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视经济利益，对非洲的政治事务较少地表现出兴趣。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中非关系中特别是对非援助方面，主张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一些非洲国家非常欢迎中国的立场，特别是美国认定的一些所谓“独裁国家”，比如苏丹和津巴布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非常重视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一直把推进非洲的民主和良治作为自己的使命，无论是在政治交往还是对非援助方面，美国经常刻意地向非洲国家施加影响。[2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等国家强调非洲国家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援助之前，必须实现如民主化、结构转型、数据收集等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22]而来自美国国会的非洲问题专家雷蒙德（Raymond）的直白露骨的批评，更能说明美国对“中国因素”对美非关系之“干扰”的不满。他评论说，有了中国这个朋友，从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到苏丹的巴希尔，这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就会置西方国家提出的改善治理和人权状况的要求于不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安哥拉说明其石油收入的使用情况，然而有了中国提供的20亿美元的贷款，安哥拉就无须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要求了。在采用的手段方面，除了通过舆论造势来大肆批评中非关系不遵守其“民主”、“人权”标准，美国还屡借特定非洲问题通过各种场合向中国施压，逼迫中国在对非关系中采用其所谓的“民主标准”。以曾经在西方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为例，在该次危机中，中国政府主张维护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但是，中国的这一立场遭到美国的非议，白宫多次试图压制中国对苏丹实行经济制裁。不仅如此，美方还以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不遵守“人权”标准为借口，试图干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二）经济层面：对非经贸合作呈现竞争性

中非关系在新世纪的大发展在经贸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突出，因而从表面上看可谓近年来对美非关系刺激最明显的“中国因素”。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的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尼·卡森（JohnnieCarson）在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西方石油公司发表演讲，当被问到他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非洲的相对影响时，卡森说：“虽然美国并不把中国看作在非洲的军事、安全与情报威胁，但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和有害的经济上的竞争者，它没有道德。中国在非洲并不是因为什么利他的原因，中国在非洲主要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23]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呼吁非洲国家抵制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根据希拉里的定义，所谓“新殖民主义”就是外国政府和投资者只关心自己利益而一味攫取非洲资源的行为。[24]2011年6月，希拉里在访问赞比亚时对媒体公开表示，非洲国家应当仔细审视中国在非洲的巨大商业与投资利益，并且应确保外来项目使全体人民受惠。有鉴于此，白宫已经要求美国驻非洲各国的外交官提交关于其各自所在国中国项目的评估报告。在结束卢萨卡的访问飞往坦桑尼亚之前，希拉里说，“我们在过去已经见识过新殖民主义，通过贿赂非洲领导人，外来投资者很容易进来并轻松地拿走非洲的矿产资源。但直至他们离开，非洲当地都很少能从当中得到实惠。美国不愿意看到新殖民主义者削弱非洲的良政，不愿意看到新殖民主义者只同非洲的精英打交道，不愿意看到新殖民主义者为了获取合同与投资机会而大肆贿赂非洲官员——总之，我们不想在非洲看到这种新的殖民主义”。[25]除了希拉里对中非关系含沙射影式的指责，在2014年召开的美非峰会的背景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中国因素”的影子。例如，美非峰会前夜，奥巴马告诉《经济学人》杂志记者，非洲领导人应该“学会应对中国投资”，以确保中国援建的公路“不仅仅只是把煤运送到通往中国上海的港口”。[26]

美国政府高官频频从经济领域批评中非关系的背后，一方面是非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快速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往来的空前发展。2000～2010年，中非贸易年平均增长28.9%；2009年，自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始，至今中国已经连续5年稳守这一重要地位；2013年，中非贸易额更是突破2 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 102.39亿美元。[27]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继续呈现出的跳跃式发展局面，恐慌情绪和焦虑心理在美国商界迅速蔓延。美方认为，美国企业已经被中国公司远远甩在身后，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美国将在非洲丧失更多的追赶中国企业的机会。中国的加入，带来了非洲能源和经济等领域的竞争，提醒美国“非洲是重要的”（Africa Matters）。[28]而奥巴马则称，美国能够而且应该继续在非洲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中心角色”。[29]换句话说，美国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对非经济领域的“头把交椅”为中国所坐牢，正是“中国因素”加深了美国政府加强对非工作的紧迫感。

为促进美国对非贸易与投资，小布什政府不仅多次修订和延长了《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有效期，还力推每年一度的“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AGOA Forum On United States- Sub-Saharan African Trade and EconomicCooperation）。与小布什相比，奥巴马政府对非经济新举措虽然看似有些“姗姗来迟”，却更富有针对中国的意味。例如，在美国各界的一片期待声中，奥巴马不仅于2012年6月抛出《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U.S.Strateg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将促进对非贸易和投资明确界定为美国对非外交的四大支柱之一，[30]而且在2013年6月连任美国总统仅5个月后就访问非洲三国，为促进美非经济合作摇旗呐喊，并在此次非洲之行中提出全新的经济倡议“贸易非洲”（Trade Africa）。根据该倡议，奥巴马政府将采取一系列举措以促进对非贸易和投资，“贸易非洲”将使这五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加40%。[31]相比前两者，2014年8月召开的首届美非峰会更具抵制中国影响的意味。在这个美方宣布空前增加对非投资额的峰会期间，[32]奥巴马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中国，但其讲话明显具有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从非洲“掠夺”资源的浓厚意味。例如，在“美非商业论坛”（U.S.-Africa Business Forum）上，面对非洲领导人和企业家，奥巴马说：“我要确保美国成为非洲成功的伙伴，即一个好的伙伴、一个平等的伙伴和一个长期的伙伴。美国把目标投向非洲，并不仅仅是因为非洲的自然资源，相反，我们认为非洲最大的资源是其人民的勤劳智慧和潜力。美国不会从一开始就掠夺非洲的资源以实现经济增长，美国同非洲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目光是释放非洲下一个增长时代的潜力，这就是美国提供的伙伴关系。”[33]

（三）战略层面：增强对非国际影响力

相对于对中非经贸合作的刺耳批评，美国高官公然从地缘政治角度抨击中非关系的言论相对较少。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美国不愿意让世界特别是非洲人民直接看到其意图长期支配非洲事务主导权的野心与战略图谋；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对非影响力的快速扩展，国际上不仅出现了关于“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争论，而且中国的全球性崛起也引起了美国决策层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在非洲的成功之评估很难仅仅停留在单纯的“非洲”层面上，而不进行进一步解读。[34]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贝茨·基尔（Bates Gill）与非洲问题专家史蒂芬·莫里森（Stephen Morrison）等学者指出，中国在非洲的雄心和“高规格”角色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挑战，它促使美国从更为综合与战略的高度来进行对华接触。[35]美国地缘政治挑战论最新的理论支持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认为，由于大国剧烈的安全竞争和寻求权力最大化，中国崛起不可能是和平崛起，而中非合作关系的加强不过是中国崛起在众多对外关系领域中所体现的一个方面。按照其逻辑推理，中国可能在中非关系发展中寻求对非洲的支配权，从而在非洲大陆挑战美国在各个领域的支配性影响力。[36]同时，也有中国学者认为，在中非经贸往来迅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对非洲产生越来越强示范效应的现实面前，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学界和政界业已开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美国现行对华战略可谓接触与遏制并行，随着对中国战略疑虑的增大，一旦后者占据上风，围堵中国绝不会仅限于亚太而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因而，中国与西方大国特别是与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除了物质利益之争和价值观念博弈之外，又将会增添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37]

上述言论和研究说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来看待非洲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也必然不可避免地从地缘政治和全球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因素”的连带效应和战略影响。事实上，无论是通过对非援助方式还是“新殖民主义论”向中国施压，都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非关系的一种忧虑心理。通盘考量，原因无外乎中国巨大经济体量（中国在2010年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经济仍在快速增长）和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二者结合所带来的成功，使得中非交往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对非关系范畴，进而上升到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即国际体系权力格局较量的层面。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实力变化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新内涵也必将深刻影响未来的中非关系。一些学者曾理性地指出，与其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日趋频繁活动和影响日益增大存在担心，毋宁说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的战略疑虑的增生，以及由此萌生的对崛起后的中国可能会对既存国际体系构成挑战的疑虑和担忧，这种疑虑和担忧无疑也传导到了其与中国在非洲的关系之中。[38]近年来美国以反恐为名的对非政策军事化色彩日益浓厚，其加强对非军事存在很难说不隐含着遏制中国影响的战略考量。[39]而美国近年来战略东移，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同样不能将其与中国在非洲的崛起直接联系在一起，但美国对中国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崛起显然抱一种防范心理，提前布局意味明显。

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对抗或合作

虽然美国在很多时候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因素”对美非关系的影响，[40]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不能过分夸大“中国因素”对美非关系的负面含义。例如，即使是在美非峰会召开后媒体纷纷强调其针对中国的浓厚意味的舆论高潮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阿尔梅达（AndréCorrêa d’Almeida）也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颇为冷静地提醒人们，单纯从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在非洲的存在是毫无道理和不具有建设性的——不管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对非洲来说，都是如此。一些政府高官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刻意强调中、美在非洲的竞争性，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41]

事实上，即使是在对中非关系多有疑虑和非议的美国官方，如果梳理其近年来的言论，就会发现要求不把二者单纯看作“零和”博弈的声音也一直存在。2005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冉内伯格（MichaelRanneberger）对众议院非洲事务小组表示：“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加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现实，但是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增加了在更多领域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潜在空间。”2007年2月，时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旺（James Swan）在哥伦比亚大学说：“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在非洲主要有三重利益，即获取资源、获取市场和寻求外交支持，所有这些利益在本质上不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对两个国家来说，在非洲并非‘零和’游戏，所以重要的是鼓励中国在对非事务中遵守国际准则，而不是疏远他们。”2008年2月，小布什总统在访问加纳的行程中告诉媒体：“我不认为中、美在非洲是‘零和’博弈，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触发更大竞争的氛围中寻求各自的目标。”小布什进一步说：“要问我是否认为中国是美国在非洲大陆上的一个激烈竞争对手，我的答案为：‘不是’。”在2011年9月的北京之行后，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虽然他并没有特意指出他的评论专指中非关系，但是他的言论还是与3个月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对中国在非洲的严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登说：“我仍然相信，一个成功的中国可以让美国更繁荣而不是相反。现在，贸易与投资已经把我们双方紧紧绑在了一起，我们从对方的成功中都能获益。不论是在全球安全还是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美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并负有相同的责任，所以双方有意愿一起合作。”[42]而在奥巴马总统赴北京参加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并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Kerry）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也提出，中、美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当妨碍双方之间的合作，“在许多问题上，两国应当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正如我们应当建设性的管控分歧一样”。[43]

从总体上看，与美国在非洲事务上进行合作而非抗衡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可以也应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44]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提出要从六大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虽然习主席的讲话并非专指中、美在非洲问题上的合作，但非洲无疑是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这为双方对非合作提供了启示、指明了方向。

（一）加强高层沟通，增进战略互信

从总体上看，高层对话与沟通是中美双方扩大共识和促进对非合作的最佳渠道之一。原因在于，高层磋商机制可以为中美双方对非洲战略性、长期性与前瞻性的问题，提供一个意见表达和增进理解的重要平台。而由于高层对话的权威性和全局性，它发挥着别的方式无法取代的引领作用。

如前所述，中、美在发展对非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对于这些差异和矛盾，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的办法来深化互信是双方管控分歧的重要政策工具。事实上，双方不仅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还早于该机制建立了中美非洲事务磋商机制。[45]例如，2005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双方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5轮副部长级的中美非洲事务磋商会。2014年12月12日，在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琳达·格林菲尔德（Linda Greenfield）共同主持了第六轮中美非洲事务磋商。中美双方就各自对非合作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在非洲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愿继续加强沟通协调，在非洲同意的前提下，携手努力将在非三方合作打造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亮点和增长点。[46]当然，美方有借磋商会向中方施压的意图，但是，磋商会的多次成功举行也证明双方在管控分歧方面已经利用了一种积极的建设性沟通机制。接下来，两国可更好地发挥中美非洲事务磋商机制的作用，保持经常性沟通，将双方在会上达成的合作共识更多地推向实践层面。

（二）挖掘合作潜力，促进非洲稳定

在非洲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安全方面,中、美在非洲更多存在利益交汇,而非利益冲突。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和美国实际上都希望非洲能实现更为持久的稳定与和平；二是除了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安全中的参与相对较少，因此中美之间难以形成有实质意义的“竞争”。[47]而从实践中来看，安全利益是美国在非洲最核心的利益，“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非洲政策的第一要务。为加强在非洲的安全，特别是反恐力度，美国投入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但是，毕竟美国可资利用的手段是有限的，因此美国期望与别的大国加强安全合作，共同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48]美国认识到，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即使是在双方存在重大分歧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方在说服苏丹最后接受联合国与非盟的维和任务团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支持索马里过渡政府，对于活跃在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分支沙巴布（al-Shabaab）实际采取了与美国一致的政策。此外，中国海军先后向海盗肆虐的亚丁湾派出多轮次军舰，执行护航任务。[49]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随着中非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员交往的迅速增长，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是顺理成章、顺势而为之事。而中国也愿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实现多赢，造福人类。[50]在谈到中国的国际作用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一贯支持国际反恐合作，中、美两国应合力打击恐怖主义。[51]

（三）加强援助领域合作，更多惠及非洲人民

虽然对非援助是美国对中非关系批评最多的领域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援助领域在很多时候却可以是中、美两国在非洲实现合作的突破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援助特别是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具有很强的利他性质。而人道主义构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中、美两国对非援助合作的基础所在。以2014年初开始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为例，中、美两国就进行了一些合作的有益探索。例如，2014年10月26日和29日，在中国3架运载援助利比里亚抗疫物资的大型包机先后抵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后，美国在机场的空军部队主动施援，出动大型叉车协助中方卸货。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见自西非返美的医护人员时，也特意提到美军事人员帮助中国飞机卸载这些抗疫物资的举动。[52]此外，共同抗击埃博拉也成为当时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的主要议题之一，在会谈后进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习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应合力抗击本轮埃博拉疫情，将应对传染病防控等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作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六大重点之一。[53]除了对非医疗卫生领域，中、美两国在帮助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对任何有关管理气候变化的讨论而言，中国都至关重要。[54]而在实践中，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美国对非援助的一个重点领域，而中国近年来对非洲该领域的援助力度也不断加大。[55]随着2014年11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达成与发布，我们可以据此认为，该协议为两国在非洲气候变化领域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加强对非经贸领域合作，促进优势互补

虽然从表面上看，中非经贸合作可谓近年来对美非关系刺激最明显的“中国因素”，但也有理性声音指出不能过分强调中美在非洲经济领域的竞争性。例如，2005年，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詹达伊·弗雷泽（Jendayi Frazer）在北京会见中国外交部官员后指出，她不相信“中国的对非接触或在非利益会同美国直接冲撞，虽然很容易把中国看作在非洲的对手，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中美在非洲享有许多相同的利益，双方都依赖于全球石油市场，都有使石油供应多元化的需求，都十分关注多变的石油价格”。詹姆斯·斯旺（James Swan）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于2008年6月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与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Christensen）一同表示：“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多的存在对非洲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潜在的正面力量，而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目标是相同的。就像小布什总统指出的那样，我们在非洲并没有看到同中国争夺影响力的‘零和’博弈存在。此外，我们也并没有找到中国对非商业和外交活动是为了削减美国在非影响的证据。”[56]担任美国参议院行政办公室主任之一的马特佩恩·方克（MattPayne-Funk）也告诉笔者，就非洲事务而言，美国不应视中国为一个威胁。中国和美国一样，双方都需要非洲有效率的市场，两国的企业都需要通过商业活动来获得利益。[57]

除了官方的声音，美国学界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非但不应夸大双方商业利益的竞争性，反而应在一些具体领域多实现合作。例如，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卡罗尔·汤普森（Carol Thompson）向笔者表示，虽然美非峰会上奥巴马宣布了对非洲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对非商业利益竞争的重大开端。与中国公司不同，一些美国大型公司对于加大对非经济实体业的投资并不十分感兴趣。[58]而对于无力操纵非洲金融市场的美国小公司来说，缺少政府的支持和指导而投资于非洲的偏远地区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在非洲市场上它们无力更无心与充满活力而勤奋的中国同行竞争。[59]大卫·辛教授则指出，中、美两国都需要非洲的资源和市场，这两重利益的重合不可避免地带来竞争。但是，双方还是完全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即中国反复强调的“双赢”。[60]

前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也指出，非洲不是中、美进行经济竞争的重点。与其说美国公司在非洲是同中国竞争，不如说它是在同欧洲国家竞争。其原因在于，虽然中、美从非洲输入以能源和矿物为主的进口结构相同，但在对非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美国家的层面上。例如，中国在参与非洲一些重大工程的投标方面屡屡胜出的原因在于，中国公司愿意为非洲的这些“脏活”和“苦活”付出更多。在许多工地上，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一起住在偏远地区的工棚里，饮食医疗条件也十分艰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公司的员工往往要住在非洲大城市的宾馆或公寓里，与中国工人食宿的条件相比，他们就像在“度假”。而由于发展程度与对非经贸合作层次存在类似性，更有可能与中国在非洲进行竞争的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公司。[61]

中、美在对非经贸合作领域存在差异性与互补性意味着，双方在融资、人力、科技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如上所述，许多非洲国家的工程项目环境偏远，风险巨大，投资回报率低，美国公司单独一方承担不了如此艰苦的条件与风险。中国企业虽在人力等方面具有美国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在很多时候仍需要美国公司的科技优势。不过，从总体上看，与双方在对非经贸领域所具备的互补性相比，目前中美之间实质性的合作还偏少，远远没有在实践层面大规模铺开。这从另一层面说明了中、美两国高层与经济界需要加强相互沟通、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的重要性。

结论与启示

“美国不能坐在一边然后只是一味地抱怨中国在非洲的成功，美国在非洲必须变得更具竞争性和前瞻性，这是奥巴马政府内部日益增长的共识”。[62]这一方面较为贴切地说明了“中国因素”被视作美非关系重大挑战的重要缘由在于中非关系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因素”作为促使美国政府加大对非事务介入力度的重要考量的分量在目前来看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这提示我们，在集中精力发展中非关系的同时，应当密切跟踪、认真研判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相关政策的反应及其连带效应，因为中非关系在影响美非关系的同时，也会从多方面受到美非关系的影响，“美国因素”或者在更大层面上而言的“西方因素”构成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国际环境。

此外，我们应当从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和全球权力格局的角度来理解中非关系与美非关系的相互影响。而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双方需要认识到，加强对非事务沟通、增进对非问题上的战略互信、加大双方在非洲和安等领域的合作十分有必要。这是因为，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和对抗的元素，也有协调与配合的成分。双方都需要了解，一旦对方感觉遭到怠慢，或由于误解与偏见造成重大政策、关键利益、实际能力或基本方向被对方误读，双边关系将落入潜在陷阱并受到伤害。任何一方试图使用严厉手段，通过胁迫制服对方；或鲁莽地过度反应，在政治上都是失算的，在战略上都是愚蠢的。[63]如前所述，美国也有不少深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提醒，虽然中、美在非洲进行竞争不可避免，但是从长远看中美合作才是大势所趋，一味强调中、美在对非事务方面的竞争性将把各自的对非关系以及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引入误区。[64]

总的来讲，中、美双方在对非问题上应具备上述认识的前提下，需进一步挖掘双方的合作潜力，将合作的可能性与空间落实到更多具体的实践细节中去，以此来夯实中、美在非洲事务上的战略互信进而使非洲国家更多的受惠。因为，在此问题上非洲不是旁观者，并且，非洲人民也已深刻地认识到，“两只大象打架，遭殃的是草皮”。[65]

（因篇幅限制，注释部分省略）

来源时间：2015/6/9   发布时间：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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